二○一七年，適逢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二二八頓時獲得許多版面及人們的關注。民間的記憶活動風起雲湧，有繼承一九八七年鄭南榕平反運動精神的、延續解嚴初期黨外人士受苦及被壓迫姿態的，有以更多元的角度來檢視這段歷史，從戰後國際情勢切入的、檢討國民黨應付責任的。受害者家屬與學者們共同構築出一副深刻的二二八面孔，那是迥異於官方版本的說詞。 時至今日，我們對戰後初期常民的生活樣貌已經有了基本認知。在推敲出二二八事件爆發是因為民眾對政府的諸多不滿之後，是否可以開始對事件本身有更進一步的思考？為什麼我們印象裡的二二八始終只有受害者？為什麼在這個事件中有人受害，然而我們卻找不到任何加害者？誰陷害？誰抓人？誰刑求？誰判罪？誰處刑？這些匿名的「誰」自成一個隱藏的體系，那是軍人、警察、特務以及線民、告密者們建立起的世界，是常民始終難以其門而入的秘密現場。 從記得受害者開始，我們必須更積極地、更進一步的去發現加害者。那不是撕裂社會，而是療傷的過程，讓這個社會可以記得它所犯下的錯誤，並時時警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已在立法院通過，而其中的檔案法便是開放政府過去龐大的文件與機密檔案，這之中必然有許多不可告人的骯髒事蹟，以及執行者的身分。隨著這眾多的證據出土、官方檔案解密，相信也是對於威權時期人權侵害事件的一大發現——不僅是發現沉默的受害者，同時也是發現隱藏的加害者。 二二八作為臺灣當代歷史上最慘烈的傷痛、戰後政權轉變之際的第一個大型衝突，理解這個事件除了是抵抗威權之外，一定程度也是對於臺灣混亂的國族認同的解碼。而共生音樂節在這之中所做的，不外乎如此：抵抗遺忘。 二月二十八日將屆，竭誠歡迎各位前來凱道參加共生音樂節，認識更多關於這片土地的故事。今年，我們更歡迎各位在七十週年之後與我們一同尋找加害者，讓這一切不再「查無此人」。 （作者為政治大學學生、第六屆共生音樂節總召）

  討論蔣介石銅像去留，一開始必須先問一個問題：我們想留下怎麼樣的記憶？ 銅像本來就帶有價值判斷，刻意提醒人們要記住什麼，通常是光榮的那些故事，以塑造認同，而政治塑像更有著過多的政治意涵。再者，蔣本身是個獨裁者、屠夫，遍布台灣的這些蔣銅像，多半是在他與他兒子在位時所指使建造的，目的在形塑領袖崇拜；若是單純的將這種刻意形塑出來、帶有神聖意涵的空間與符號，一下子開玩笑似的變成世俗藝術品，這是對於歷史的無知與嘲諷。 我們需要的是有歷史感的社會。我們需要的是記憶，而不是遺忘。 一個台灣社會爭議人物，且其銅像的存在會引發社會對立，那麼這種東西本來就應該撤除，尤其是在校園。 像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近日便移除了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Thomas Jefferson的銅像，原因是他的嚴重種族歧視與蓄奴行為。甚至在激進派裡有人基於相近的理由，支持撤除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的銅像。別忘了，這些銅像都是後人所設的，種族歧視與蓄奴也是當時社會常見的現象；而他們身處的時代，人權思想正逐漸開始發展、流傳，勢必不該與廿世紀中葉的那些大屠殺同日而語。這裡當然不是要替他們辯護，因為若是他們的作為是違背今日我們所認知的價值，或者對於某些人的權益或生命財產造成了嚴重侵害，我們還是必須正視。 讓我們的社會認知到我們有怎麼樣的過去是重要的，但這絕對不是把「他」繼續留置在那，原地保留無法獲得意圖的成果，只會使他成為永不離去的「神」。反之，我們可以立下相關的紀念碑，或者裝置藝術。儘管紀念碑形式本身也有諸多問題，過於概念化、虛化、便宜了苦痛的意涵等，但至少是比目前銅像本身更為合適的做法，也是一種再記憶的過程。 撤除銅像的行為本身，絕對不是像雷蒙．阿宏批評當年法國六八學運的那種劇場式的反抗，情境式模仿的潮。我們所想達到的，是實質的正義，是讓台灣社會不再處於撕裂的可能。 （作者為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學生、第六屆共生音樂節籌備總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