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拓梓（蔡英文競選辦公室幕僚） 2010年時，我參與了新北市長選舉，支援當時蔡英文總部的政策部門。本來應該是件榮譽的事，但我一直很沮喪。我發現任何政策只要一公佈，國民黨的朱立倫候選人過沒兩天，不但抄襲，還會加碼。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經過工期與財務評估後，我們提出優先興建捷運環狀線的主張後，朱陣營就喊出了要興建「三環三線」。 「三環三線」跟馬英九的「六三三」、「黃金十年」，可以說是台灣政見史上最大的騙局。當時我們的評估，認為四年內若能優先完成南環線，以及淡水輕軌綠山線，就已經是效率的極致。結果朱立倫一口氣公佈了以未來二十年為目標的「三環三線」計劃，還說自己有遠見，對一個任期只有四年，最多八年，中間隨時有可能跳船的市長來說，餅也未免畫太大。 遠舉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不過在政治圈，騙的了一時，騙不了一世。現在「三環三線」還在劃線，輕軌綠山線「只動土，不施工」，也因為颱風吹垮了圍籬，而被市民看破了手腳。 不只是「三環三線」，當初的另外一個政策「社會住宅」，也遇到一樣的山寨問題。為了模糊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話題，當時的內政部長江宜樺，配合了朱立倫的需求，決定以合宜住宅之名，重新包裝國宅政策。 經過了五年，不但政府自己否決了合宜住宅計畫，當初規劃的林口A7、八德合宜住宅發生了葉世文弊案，而浮州則因為一場地震，而有偷工減料的爭議。當年因為相信政府而拿出積蓄的人民，正因為相信政府而血本無歸。 政策可以互相研討精進，好的政策如果能被模仿，也是人民之福。但畫虎不成反類犬，或者沒有心規劃，只是應付上陣，那不是務虛，就是能力差。這一點，自稱doer的朱立倫，和馬英九相比可以說是不遑多讓。為了要選總統，朱立倫又重施故技，自己作為執政黨主席，不認真一點提出政策，卻只是抹黑對手沒牛肉、只會喊口號，是空心菜。 被這樣說的蔡陣營，心裡當然很不是滋味。從五大政治改革、五大社會安定計劃、到五大策略產業，到其他政策陸續發表，每一個政策，都是經過政策部門千錘百鍊、文稿部門精雕細琢、宣傳部門卯足全勁，再經過候選人如同碩士論文口試般百般挑替，才有的成果。有一些還沒有提出的政策，並不是沒有，而是因為蔡英文自己對政策不滿意，因此被順延上市。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裡，只要拿起手機平板，連接上網路，輸入關鍵字，所有的資訊都輕易可得。實在講，在這樣的時代裡，國民黨還想用傳統的老招，不斷重複咒語，認為這樣就可以眾口鑠金，真的是有點跟不上時代。 這是一場總統選舉，攸關國家未來四年甚至八年的發展方向。作為執政黨的主席，為了逃避執政失敗的責任，反過來指控已經提出提出一大堆政策的在野黨候選人「沒有牛肉」，恐怕只是凸顯自己信口開河，準備不足，以及資料查詢能力的不閑熟。 許多同仁對對手陣營的指控憤憤不平，覺得幾個月下來，別說是牛肉，連佛跳牆都搬出來了，對手卻還視而不見，因此極力主張要在文宣中提醒朱立倫多上網，或者至少像馬英九那樣，多看報。但我只想說，裝睡的人叫不醒。朱立倫之所以蒙上眼睛，不是因為他真的看不到，而是因為他不想提醒大家，他是執政黨主席。

幾日前，陳澄波作品失竊，記者一句失言「陳澄波本人也很緊張」，一時成為知識圈的笑柄。但笑中總是帶淚，真正令人緊張的事情，恐怕不是無可考的本人緊張與否，而是大多數的台灣人並不認識這位前輩藝術家。 台灣人很愛去上野，「阿美橫町」上應有盡有，熱鬧非凡，不過很少人知道，就在附近的東京藝術大學，它的前身東京美術學校，培養過無數偉大的藝術家，其中也有多位台灣人。目前在台灣本土藝術的高價收藏市場上叫得出名字的藝術家，陳澄波、黃土水、李梅樹、廖繼春、郭柏川，都是這所名校出身。 位於東京上野的東京藝術大學，前身是東京美術學校，培養過無數偉大的藝術家，其中也有多位台灣人，包括陳澄波、黃土水、李梅樹、廖繼春、郭柏川，都是這所名校出身。（圖：http://jp.worldmapz.com/） 我因為家學之故，運氣不錯，從小就聽過這些藝術家的大名。但坦白講，除了在家，或者偶有藝術圈好友閒聊會提到這些名字，回想起來，似乎從未在任何其他場合，聽過有人記憶起這些本土藝術家。 這些台灣本土藝術家中，陳澄波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因為政治問題，整整有三十多年，沒有人再提起這位偉大的藝術家。台灣史教授周婉窈曾經這樣描述這場悲劇，她說自己幼年時到嘉義公園寫生，從空白畫起，卻從來不知道有一位前輩畫家，曾經以嘉義公園、嘉義街外的風景描繪，成為連殖民者都讚嘆的偉大藝術家。她認為，這種不正常的遺忘，正是台灣歷史的悲哀。 陳澄波1927年作品「夏日街景」。﹝圖:維基百科﹞ 在剛開始寫這個專欄的時候，我也有這樣的困擾。我自認對歷史熟稔，但當想要下筆描繪政治地景時，卻往往苦於資料不足。對於四五百年前的外國歷史可以如數家珍，對於近百年的本國歷史卻下筆頹盾，這種知識的不足，也經常讓我擬稿時頗為困擾。 無疑，對歷史強迫性的遺忘，是統治者想要的結果。而對抗，往往只是少數人奮戰的意志。 大多數的人認為，只要吃飽穿暖，考試有本，教科書最好不要經常「政治化」的改來改去，因此對陳澄波無印象，也可以是理所當然、理直氣壯的事情。但比起遺忘，更令人無法接受的，其實是胡亂詮釋。幾年前，獲得文化部補助的陳澄波紀念音樂劇「我是油彩的化身」，就讓人看了渾身不舒服。坦白說，我認為陳澄波今日之所以被記憶，不幸非因他在藝術上的出類拔萃，而是因為他的死於非命，但戲劇的詮釋者顯然不是這樣想。 1946年，陳澄波創作了「慶祝日」這幅作品，描繪人民對台灣脫離殖民，回歸中華民國統治的歡欣氣氛。但是第二年起，悲劇即發生，陳澄波自己也將橫遭不測。今日人們對陳澄波的印象，那張留著彈孔的遺體照，想必比「慶祝日」更為令人印象深刻。 陳澄波1946年作品「慶祝日」描繪人民對台灣脫離殖民，回歸中華民國統治的歡欣氣氛。（圖：cabcy.ehosting.com.tw） 陳澄波的死當然有偶然的因素，他是仕紳、熱心公益、會講中文，因此被推派為談判代表。但當他懷著公益的想像，進到當時軍隊駐紮的水上機場時，很快被逮捕，數日之後槍決示眾於嘉義車站。 殺陳澄波的人，是他一心崇尚的中華民國軍隊，當時也不只是他，有成千上百的台灣精英遭遇到他同樣的命運。前輩政治家彭明敏在回憶錄《自由的滋味》中曾經回憶，他的父親彭清靠，當時是高雄市參議會議長，在高雄要塞司令部也遇到一模一樣的事情，只是他運氣比較好，逃過一死，但從此以後再也不參與政治。 對台灣精英而言，二二八無疑是一場組織性的殺戮，但在當今官方一貫無趣的論述裡，對陳澄波以及眾多精英的死，卻顯得粉飾太平，輕輕帶過。 版畫家黃榮燦於1947年4月製作的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圖：網路） 陳澄波被國民黨槍殺是事實，但正如同台灣荒謬的轉型正義般，有受害者，卻無加害者。至今仍信仰加害者，每年忌日定去參拜瞻仰獨裁者的政府官員，出錢贊助這齣意圖使人遺忘過去的劇碼，還在台下行禮如儀的拍手，然後忝不知恥的告訴大家要遺忘過去，面對未來，令人看了非常噁心。那一天，我渾身不舒服的走出了國家劇院。後來所有官方支持的陳澄波展覽，我都不想再踏進去會場一步。光是聽見那些粉飾太平的解釋，避重就輕的演說，我都有想吐的感覺。 失去對自己歷史的詮釋權，必然在時空中漂浮而不知所措。歷史都有脈絡可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來時的方向，又何以能知道自己未來的去向？

要談民主的概念，基本上不出Schumpeter與Dahl兩家。Schumpeter的概念很簡單，有公平競爭的選舉就可以說是民主；Dahl的概念就複雜很多，但無論是表意的自由、議程的最終決定權，或者其他項目，基本上也不脫公平選舉細節的再詮釋。           Shimitter和Karl的文章What democracy is ...and is not(2013)之中，對民主也有很多的是與不是的定義，幾個民主關鍵字像是公領域(public realm)、公民(citizen)、競爭(competition)、選舉等等概念，可以詮釋民主的背景。但兩位學者也認為，這套透過競爭與多數決來分配利益價值的體制，得面對一個根本問題：數字與強度可能是有落差的。      比如最近在討論的「十八歲公民權」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這個議題如果民調，可以看見反對意見占多數。問題是，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是二十歲以上的公民，他們基於不想改變的保守心態而不想降低公民權的門檻，但一旦公民權調降，因為並不影響他們的權益，他們的反對意願可能也不激烈。相反的，這個議題的部分支持者意見可能很強烈，形成少數而具有強度的壓力，迫使法律做出修改。那麼，請問這是民主，還是不民主？        有關於數字與強度的問題，Lijphart的著作中經常談到，尤其在多族群、多語言的國家，特別有這樣的問題。他主張透過「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或者「共識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的模式，來取代「多數民主」（Majoriatrian Democracy）。在Lijphart的著作中，處處可以感受到他對於「共識民主」的偏好。     不過對民主而言，無論是透過多數決或者共識決，都得面臨一個問題，民主所能主張的，經常是程序本身。Dahl稱這個現象為「最小程序主義」（procedural minimal），也就是說，程序的正義和公平，保障所有聲音都被討論、公平競爭，是民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程序正義」（due process）。Dahl對民主定義的討論，幾乎都圍繞著這個最小程序主義的精神。        但即便提出過一大堆民主的定義，也廣為世人所接受，定義終究有其不足之處。Shimmitter和Karl就挑戰了Dahl，他們認為，Dahl談民主時，忘了談兩件事情，第一，民選權力之上不能有另外一個非民選權，比如在伊朗，民選總統之上還有一個非民選的絕對權威宗教法庭，這就不是民主。第二，政府必須是自治的，外力不能干涉人家的內政，不然就變成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這也不是民主。     這些定義的補充讓我想到兩個例外，一個是台灣的憲政體制，最近很多人在討論應該恢復閣揆同意權以及法案的副署權，但是並非透過選舉而產生的閣揆，權力是否應該超越民選總統，成為實質的統治者，似乎是一個爭議的議題。這樣的論者，其實忽略了中華民國憲法的原文並沒有總統直選的問題。        第二個，是各種國際組織對單一國家主權的競爭關係，比如IMF對1997年發生金融風暴亟待援助的韓國，或者歐盟與希臘現在為了歐債而經常爭議的關係，都代表著民選的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的競合，這其中很多說法，在千禧年前後民族主義與全球化的課題中有過討論，但現在問題依然還沒解決。             不過在這些沒確定的事之外，民主也有一些確定的事情，這些確定的事情常常變成有人反對實施民主的理由。第一，民主不會帶來經濟的效率。第二，民主不會帶來行政的效率。第三，民主不見得比威權更有秩序、更穩定。第四，民主可能可以讓社會更開放，不過不一定會讓經濟更開放。這四個民主不會帶來的事情，不太民主的新加坡政府都做得很好，所以會喜歡新加坡的人，對民主的想法應該不會太堅定。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他討厭的鄰居馬哈迪兩人最大的共通點，就是愛說亞洲價值。這個亞洲價值論，也讓人經常在思考，根源自西方的民主制度，因為有像是公領域、公民這幾個關鍵字的環境，而有了今天的成果。但是過去沒有這些概念的亞洲，民主是否有可能性？             Howard Wiarda在Comparative Politics：Approaches and Issue（2007） 一書中，談到這種民主文化的根源，也問了一樣的問題。但他顯然覺得，與其問文化根源的問題，人們更該問的問題是，如果大家都覺得民主很好，我們要怎麼推廣民主？是要其他地方的人忘記傳統？還是要向西方好好學習？亦或者是專注於本土民主的培養？不過我覺得，光是這些論點，大概就足以激怒民族主義基本教義派，讓問題變得沒法討論，更何況Wiarda自己也沒提出答案。        如果要我回應這件事，坦白講，我覺得這個問題很無聊，就像要中國人發明電燈再用電燈一樣無聊。很多人懷念威權，只代表民主運作的不好，並不代表人民想要回到威權。對威權主義的懷舊只是一種情感的寄託，這其中有一些未經思考的當然投射，但政治文化畢竟是一種養成，已經養成像呼吸一樣自然的自由民主，一下子倒退回去，難免就要引來抗議。        因此也只能說，民主的運作有很多問題，但解決問題的方法通常會是更民主，而不是回到威權。讓不透明的地方更透明、讓不公開的地方更公開、讓不被輪替的地方有機會被輪替，很多問題就變得可以解決。當然，中間難免有一些荒謬之處，比如有時候，抱著威權價值的人不知道是推著民主，還是被民主推著跑，但總之歷史就是在往終結的方向前進，這種現象，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