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大溪舊稱大斗崁，是平埔族凱達格蘭族語。圖為位在大溪的大溪橋。（劉明堂攝） 大溪，舊稱大嵙崁，是平埔族凱達格蘭族語；桃園原稱「桃仔園」，八德舊稱「八塊厝」；龍潭舊稱「菱潭陂」… 地名的背後隱藏着歷史的縱深，蘊含著先民生活的痕跡。這一期，我們來到桃園，體會其地名的故事。 從地名看到南島民族祖先的影子 蘆竹有南崁地名，荷蘭時代稱Lamcam，為平埔族之中的凱達格蘭族「南崁社」。漢字寫法分別出現「南崁」、「南嵌」、「南坎」。南崁社後又分出「坑仔社」。 龜山在17世紀中葉荷蘭統治時代的荷蘭戶口表出現有Konroumangh、Cournangh、Kouronangh地名。到了1734～4年（雍正12～3年）的《雍正臺灣輿圖》則出現「龜崙社」地名。這些名稱發音，顯然有相同來源，為平埔族之中的凱達格蘭族社名音譯。 桃園在18世紀初曾有「虎茅庄」的名稱，據說「虎茅」亦係平埔族凱達格蘭族語。 中壢一帶在荷蘭時代的戶口表記載有Kipas/ Kibabbe/ Kypabe的地名；清領時期1685～1704年間繪製的《康熙臺灣輿圖》出現有「之巴」社；1762～1765乾隆年間繪製的《乾隆臺灣輿圖》則寫成「芝巴林」社，這些名稱都是同源的凱達格蘭語音譯，是平埔族的凱達格蘭族的社名。 八德一帶在荷蘭時代的戶口表有Sousouly/Soulaleij/Sausaulij的地名，對照第一部臺灣志書，高拱乾的《臺灣府志》中出現有「霄里社」名，以及前述的《雍正臺灣輿圖》中的「霄裡社」，都是相同來源的凱達格蘭族語音譯，這是凱達格蘭族社名。所以現市內仍存有霄裡里。 大溪，舊稱大姑陷、大姑崁、大科崁、大嵙崁，也是平埔族凱達格蘭族語。 從以上地名可以知道，桃園和台灣其他各縣市一樣，早就住着許多南島民族的先民，他們都是我們台灣人的部分祖先。 反映移民拓墾及生業 桃園原稱「桃仔園」，因18世紀中葉墾戶遍植桃樹，故稱「桃仔園」。1829年(清道光9年)清代印行的《東槎紀略．卷三．臺北道里記》出現了「桃園」一詞。為原地名「桃仔園」去「仔」字後稱之。 八德舊名八塊厝。圖為八德中正堂。（桃園市文化局提供） 八德舊稱「八塊厝」，18世紀清乾隆初期原有八戶人家的閩、客移民到此居住下來，分別有謝、蕭、邱、呂、賴、黃、吳、李等八姓，每姓各築一屋，故得「八塊厝」之名。 平鎮以前曾稱「廣興」，1744年（清乾隆9年）廣東嘉應州客屬移民宋姓與戴姓二族進入開墾，開拓荒埔有成後，因是廣東移民興業，故稱「廣興庄」。所以現在市內仍存有廣興里地名。 新屋地名，源自於漢語族移民拓墾初期，常遇到平埔族人出草，乃放棄原來住屋另謀此地建築新屋；另一說法，廣東惠州府陸豐縣移民范集景與妻雷氏生一子，名范文質。范集景早死，其妻攜孤子范文質改嫁姜同英。范文質成年後娶妻生五子，五子為感念姜同英養育其父之恩，均將其姓冠以二姓，成為「范姜」複姓。1751年（乾隆16年）范姜五兄弟前來本鄉開墾。1854（咸豐5年）范姜家族興建規模宏大之祖堂，鄉人指為「起新屋」。 龍潭舊稱「菱潭陂」，先民在拓墾之初，以其低窪之地，匯積溪流之水而成水陂，時日漸久，野菱蔓生，稱之「菱潭陂」。 看到地勢環境、地表景觀 大園舊稱「大坵園」，福佬話稱旱田為「園」，水田為「田」。大坵園即一大塊旱田的意思。 中壢舊稱「澗仔壢」或「澗仔力」。「澗」指山挾水，描述二溪之狀態（老街溪和新街溪二大溪流之間）。中壢的稱呼則大約在1871（同治10年），意指在竹塹及淡水間之壢地稱之中壢。 今復興區舊名曾稱「角板山」，台灣首任巡撫巡撫劉銘傳來到本地北部，見大嵙崁溪支流詩朗溪兩岸河階平坦如板，其北方又有突山之山峰如角，乃稱此地為角板山。戰後1947改制為新竹縣角板鄉 ; 1950改制為桃園縣角板鄉。 觀音舊稱「石觀音」，1860年有黃姓農民拾得一天然石塊，酷似觀音菩薩，稱之石觀音。舉人黃雲中等感念神恩建寺，初稱福龍山寺，後又在拾獲石觀音之處發現湧泉，乃改名為甘泉寺。此地也因該寺石觀音而名之。 大溪因為位於大科崁溪岸的重要市鎮。 楊梅舊稱「楊梅壢」，1787（乾隆52年）漢人沿著社子溪進入今楊梅盆地開墾時，見附近一帶長滿楊梅樹，因而以「楊梅」來形容此小盆地（壢）。 蘆竹舊名「蘆竹厝」，蘆竹為蘆葦的一種，高度數尺長，葉細長且尖，形狀似竹。1821～1850年（清道光年間）墾民在蘆竹繁茂之地建村（另一說，以蘆竹莖編蓋的住屋）而得名。 觀音舊稱石觀音，圖為觀音的濱海遊憩區。（桃園市觀旅局提供） 鄭氏部隊紮營之處 蘆竹有營盤村，鄭氏政權時期在今五福宮前後附近紮營招佃開屯，所以今天該地有營盤村（五福宮即創建於鄭氏政權時期）。 地名顯示族群特色 閩南語稱房屋叫「厝」，客家人稱「屋」。「厝」與「屋」是區分福佬與客家聚落的指標。所以「蘆竹厝」是福佬人（閩南移民後裔）聚落；新屋則是客家村。又如平鎮曾有「宋屋」，由於來此開墾的廣東嘉應州客家人移民多為宋姓，故習稱此地為「宋屋」，現市內仍存有宋屋里地名。 再者，「壢」為客語，指四周圍較高的丘陵，中間有溪谷流水所經過的小盆地，亦即凹下之坑谷。所以，中壢、內壢、楊梅壢等地，皆為客家人較多的地方。又如18世紀中葉以後桃園地區已逐漸發展成二大聚落，除「桃仔園」外，還有「澗仔壢」，看此地名即可知是客家人較多的地方。 地名的雅化、吉祥化 曾經叫做「菱潭陂」的地方，因「菱」與「靈」同音，故而出現「靈潭陂」的稱呼；再因「靈」與「龍」的閩南語泉音及客語發音相近，最後發展成「龍潭」。 平鎮曾稱安平鎮，清乾隆初期的移民為防禦盜匪及原住民襲擊，在交通要道處搭建守望寮，故曾稱「張路寮」（「張」為張望之意，「路」為道路，）。1760年（乾隆25年）設置「張路寮」後治安轉佳，改名「安平鎮」，取平安無事的吉祥之意。 日治時代更改的地名 我們知道1920年台灣地方改制，日本殖民當局順勢更改台灣各地的地名： 「石觀音」改為「觀音」。 「大坵園」改稱「大園」。 「八塊厝」去「厝」字後稱「八塊」。 「安平鎮」去「安」字後稱平鎮（以與臺南市安平有所區別）。 「楊梅壢」改稱「楊梅」。 「蘆竹厝」改稱「蘆竹」 龜崙社舊名，改為「龜山」庄。 位在大溪的齋明寺。（桃園市文化局提供） 戰後出現的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地名 戰後國民黨政府的性格，可以從地名的更改看出，例如： 「八塊」取同音雅字，及四維八德之意，改名「八德」。 大科崁溪改名「大漢溪」。 1954年將泰雅族的角板鄉，改稱「復興鄉」。 顯示偏好道德教條及大漢沙文主義的色彩，這種色彩在其他縣市仍可以找到相同的印證。 （本文轉載自《民報文化雜誌》第七期）

「願同弱少鬥強權」的證峰法師林秋梧 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 這是證峰法師林秋梧的詩作。林秋梧是我的舅公（先祖母的哥哥）。我小時候常聽祖母敘述舅公的事跡：舅公就讀台北師範時，即參加蔣渭水領導的抗日團體「台灣文化協會」，因涉抗日學潮，於畢業前夕遭勒令退學！他後來積極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等抗日行動，並入禪門透過宗教改革繼續帶動社會運動。可惜卅二歲病逝，留下上百篇文稿、詩作，以及兩本專書。本文開頭詩作中的「弱少」指的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強權」指的是以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為基礎的日本統治階級。舅公的「願同弱少鬥強權」的抗日事跡，在我年少時代就深深感動我、影響我，因此我在大學時代就開始蒐集舅公的史料，完成了我的第一本台灣史著作《革命的和尚》，後來改寫再版為《台灣革命僧林秋梧》。舅公的抗日事跡促使我特別注意一九二○年代台灣抗日精英們所進行的啟蒙運動、社會運動。後來我寫《台灣史100件大事》時，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台灣民報》的創刊、二林事件與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台灣民眾黨成立、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這些讓日本當局頭痛的事跡，我都分別列入《台灣史100件大事》來介紹。 此外，在武裝抗日史上，我也著墨很多，尤其一九三○年的霧社事件，我以〈莫那魯道VS.武士道〉，推崇原住民抗日領袖莫那魯道的死亡哲學。 沒想到，以書寫抗日人物起家的我，最近卻被一位國民黨政客辱罵為「皇民史觀」、「日本綠」！這位居心叵測的政客不是別人，就是前陣子被青年學生要「割闌尾」的蔡正元。蔡某在他的臉書上貼文說：「…有些從皇民史觀轉成台獨史觀的人，更要把台灣歷史塗成『日本綠』，當然會反對課綱微調，看看這些人是誰」，接著他列舉名單如下：周婉窈、薛化元、吳佳臻、顧立雄、黃國昌、徐世榮、陳翠蓮、施正鋒、許文堂、李筱峰。我很榮幸敬陪末座！ 除了我，周婉窈、薛化元、陳翠蓮、許文堂也都是歷史學者，一樣都有許多書寫抗日歷史的作品。但是這位自學生時代就效忠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沒有寫過半篇歷史文章的蔡某，對於我們的著作一本都沒讀過，卻惡意扣帽子誹謗！套句李敖說過的「這麼笨，也想當強盜」，我也想問：這麼無知，也想使壞？ 抗日台灣作家楊逵，在戰後一樣被國民黨下獄，審判他的國民黨軍法官對他說：「你們以前會抗日，現在也就會抗國民黨」，沒錯，具有「願同弱少鬥強權」的人格特質的人，對任何外來強權霸政都會反抗。反之，會對國民黨外來統治集團趨炎附勢的人，如果生在日本時代，其人格特質也才比較有可能成為日本皇民！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刊載於2002-11-12  在立法院的女委員當中，有三個人我最瞧不起，其中一個叫做洪秀柱。 我瞧不起她的理由很多，其中不僅因為她滿腦子陳腐的意識形態，以及對歷史的無知，更尤其是她無知於自己的無知，而卻又狂妄傲慢。因此，每當她在公開場合展現她的無知與傲慢時，她那不論怎麼濃妝豔抹的臉龐，總讓我有一種惡心的醜陋感。 日昨她為了她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所謂「國旗」，在立法院和總統府秘書長槓起來，拍桌叫罵，訓陳師孟一番。我看了，真是啼笑皆非，忍不住替她感到羞恥，一個人的狂妄與傲慢，竟然是建立在她的無知與愚昧之上！ 洪秀柱如果不承認她對於她所爭執的「國旗」問題是相當無知，那麼就請先來考考我為她出的這道歷史題目：請問中華民國開國時的國旗是什麼？ 我知道她一定答不出來，因為她的偉大的「中國」國民黨沒有教她。讓我公布答案吧！答：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原先建國時的國旗是五色旗（紅黃藍白黑）。孫文就職臨時大總統時背後的國旗就是這面五色旗，而不是洪秀柱現在在那邊為它抓狂失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且，那面五色旗還是經過當時中華民國的參議院正式通過的。 1911年11月上海南京路懸掛的五色旗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陳師孟告訴洪秀柱說，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國旗之間不能畫等號。此說一出，洪秀柱直跳腳。在洪秀柱的心目中，國旗等於國家，不承認國旗，或更改國旗，就是不愛國。 依照洪秀柱的邏輯，首先最不愛國的，正是他們這群泛藍政客！好好的一面中華民國國旗「五色旗」，你們竟然不承認，竟然更改國旗，真太不愛國了！ 愚昧的洪秀柱恐怕不知道他們這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所謂「國旗」是怎麼樣偷天換日更改出來的吧？且聽我為你補習兩分鐘： 今天被泛藍軍奉為神聖圖騰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以一黨之私決議的。一黨決定還不打緊，他們竟把他們的黨旗（青天白日旗）放到國旗的一角去，造成一面黨國不分的「國旗」。 更重要的是，在大陸時代國民黨製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原先所代表的範圍，並不包括台灣（因為那個時候的台灣，早被清國割讓給日本，沒有參加中華民國的建國，也不屬於中華民國領土範圍）。易言之，那面旗子是在台灣之外的地區產生的，而今，它卻只能拿到台灣地區來插掛。台灣所掛的國旗，竟是一面在台灣之外的地區產生的旗子，何其荒謬哉？走遍全球，很難找到這種荒謬的現象。 這種怪象的本質，說穿了，扛著「中華民國」名號的蔣氏國民黨政權，自1949年底逃入台灣後，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流亡政權，這個流亡政權在台灣建立起學者所說的「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由一群支配原始住民的新移入者所建立的國家」。被帶離中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黨製「國旗」，便成為這個遷佔國家的精神指標，用以訓練其統治下的人民擁護這個「遷佔政權」的認同記號。實則，它只是一個流亡政權的標幟。這個流亡政權的舊記號，並不能真正能代表台灣這個國家。  洪秀柱如果真要在你們的黨製國旗與中華民國之間畫上等號，那麼我們就只好繼續追問：泛藍軍所奉為圖騰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所代表的範圍到底有多大？如果你們的答案僅止於台澎金馬，那麼你們正在製造兩個中國，這是中共當局所不准的，你們不是也反對「一邊一國」嗎？如果你們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代表的範圍，也包括全中國大陸，則你們勢必要消滅掉拿五星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不是給中共更大的刺激嗎？你們什麼時候又恢復當年跟著蔣介石吶喊「消滅共匪」的勇氣了？你們不怕製造兩岸緊張嗎？ 洪秀柱還是好好讀讀你所不知道的歷史，少為這面虛幻不實的圖騰吶喊吧！況且，遇到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球員來台北比賽，你們的同志官員立刻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收起來，你敢吭個半聲嗎？

        簡介： 1925年陳炘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當時，台灣沒幾人有這樣優秀的學歷。 陳炘返台後正值台灣的民族運動、文化運動蓬勃展開，獲邀擔任文化協會夏季學校講師，講授經濟學科目。返台後的陳炘更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開拓。他認為要提升台灣人的地位，不僅要提升台灣人的文化，也要振興台灣的民族產業資本，才能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與日人一較長短。因此他結合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開始籌組一個「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 1925年陳炘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當時，台灣沒幾人有這樣優秀的學歷。返台後陳炘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開拓，籌組一個「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 二戰終戰之初，有一次蔣介石問來自台灣的蔡培火，台灣有無人才？蔡回答，有兩人不能不知，一是林獻堂，一是陳炘，前者是台灣的象徵領袖，後者是金融人才。 1893年(清光緒19年) 陳炘生於台中大甲。兩年後滿清政府因為甲午戰敗割讓台灣給日本。 陳炘7歲喪父，直到13歲(1906，日本明治39年)才入大甲公學校。因聰穎用功，跳級升班，三年後就從公學校畢業，旋於同年（1909）4月考入當時一般學子歆羨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改名「台北師範學校」)。 1913 (日本大正2) 年3月，陳炘自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返大甲公學校任教。但服務年限未滿，即賠錢辭職，考入慶應大學理財科。這是陳炘學商之始，奠下他往金融界發展的基礎。 在東京留學時，陳炘成為台灣留學生的領袖，於1918年被推為「東京台灣青年會」會長（此學生會原稱「高砂青年會」，首任會長即林茂生）。 陳炘在日本求學期間，正逢台灣留日學生掀起民族運動的序幕。以東京台灣青年會為主體的青年學生，在前輩蔡惠如的運作下，於1920年元月，組成「新民會」，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行刊物《台灣青年》。「新民會」成立時，陳炘也是創會會員，並參與經營和編寫《台灣青年》雜誌。在創刊號上，陳炘以古體漢文發表〈文學與職務〉，提倡台灣文學建設之重要性。 1925年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陳炘學歷優異 1922年4月，陳炘從慶應大學畢業返台，與台南女子謝綺蘭結婚。 結婚翌年（1923），陳炘赴美進修。先進入愛荷華州的Grinnell學院攻讀經濟學和商業管理。一學期後，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1925年陳炘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獲碩士學位。在當時，台灣沒有幾人有這樣優秀的學歷。 陳炘返台後正值台灣的民族運動、文化運動蓬勃展開。由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所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正在全島各地進行多項活動。陳炘頗受林獻堂的激賞，獲邀擔任文化協會夏季學校講師，講授經濟學科目。 返台後的陳炘更致力於本土金融事業的開拓。他認為要提升台灣人的地位，不僅要提升台灣人的文化，也要振興台灣的民族產業資本，才能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與日人一較長短。而且改變土地資本走向商工資本發展，才可以和日本人分庭抗禮。因此他結合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開始籌組一個「糾集台灣人的資金，以供台灣人利用」的金融機構。1926年（日本昭和元年）12月底，台灣人的第一家金融公司—「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在陳炘的奔走籌備之下，終於誕生。在日治時代以純粹的民族資本，組織金融信託業的，陳炘是創舉。 陳炘創舉  以民族資本組織金融信託業 由於大東信託會社目的在謀台灣人的經濟利益，同時期能有所裨補於民族運動，因此這個公司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總督府當局因而故意刁難，日本人的金融同業亦加歧視，百方阻擾，最後經過相當折騰才突破困難而成立。大東信託以資本額二百五十萬圓，設本店於台中市，設支店於台北和台南，董監事都是台灣中部的在地士紳，而且多為文化協會的支持者。推林獻堂為社長，陳炘為專務取締役(總經理)。大東信託成為「台灣經濟運動中的中樞機關」，是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經濟自衛行動。所以大東信託株式會社被形容為「台灣人最大的民族金融機關」「台灣運動的金庫」。 日政當局自然心存顧忌而想加以阻擾。由於當時台灣尚未有信託法，日政當局常視信託會社為不合法組織，並以此為壓制的藉口。在大東信託會社未倡設前，日政當局歷來對一般的信託會社的取締很寬，及至大東信託募股以來，日政當局的態度便大為改變。大東信託會社在現實環境壓力下慘澹經營，雖欲求一紙可供依循的信託業法而不可得，但到了1934年，大東信託已成為台灣島上僅存的五家信託公司中，成績最優者(與屏東信託、台灣興業信託，合稱為當時三大信託公司)。 228事件陳儀藉機整肅  陳炘難逃厄運 經過陳炘、林獻堂等人的力爭，到了1944年8月，日本當局才在台灣實施信託法及信託業法，並藉機以當時台灣最有力的大東信託為中心，計劃設一「台灣信託株式會社」，合併大東、屏東及台灣興業三家，並由台灣銀行、商工銀行、彰化銀行及華南銀行共同出資，「台灣信託株式會社」遂因此成立。陳炘仍被聘任專務取締役(總經理)。此時已是日本治台的最後二年。 大戰結束後，陳炘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熱烈迎接心目中的祖國，不料他卻受到從「祖國」來的陳儀政府的排擠。陳炘有感於江浙財團將壟斷台灣經濟，因此他糾集台灣本地資本，籌組了一個台灣本土企業—「大公企業公司」，陳儀視之為眼中釘，而於1946（民國35）年3月被陳儀以「漢奸」罪名逮捕！所幸經過一個多月的偵訊，終告無罪開釋。然而，幸與不幸，誰能逆料？翌年（1947）二二八事件爆發，陳儀藉機大整肅，陳炘仍難逃厄運。3月11日清晨，正患有瘧疾而臥病在家的陳炘，被警憲人員帶走，一代金融先驅從此一去不回。 （附記：關於陳炘一生，詳見李筱峰著《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 （本文轉載自《民報文化雜誌》第六期） 民報文化雜誌第六期其他文章： 台中地名的故事 盼來了祖國 又避祖國─林獻堂的心路

台中公園湖心亭（台中市觀旅局提供） 清水舊稱牛罵頭、豐原本是葫蘆墩、霧峰原叫阿罩霧……各地大小地名有很多不同來歷，都是反映先民的生活痕跡。 地名的背後，反映著先人生活的遺跡，本期要來探討台中的地名。 南島先民的地名 在外族尚未移入台灣之前，原本遍居全島的先民均屬南島民族。西部平地上居住的，則屬於南島民族中的平埔族系統。而今天台中市轄區內原本住的平埔族，更可細分成道卡斯族、巴宰 (拍宰) 族、貓霧栜族、巴布拉 (拍瀑拉) 族，以及少數的洪雅族。 道卡斯族 大甲地名即源自道卡斯族的音譯，早期還分「大甲西社」及「大甲東社」(大甲東社在今外埔)。 巴布拉 (拍瀑拉) 族 清水舊稱牛罵頭，是巴布拉(拍瀑拉)族的牛罵社名音譯，後因村庄聚落形成於牛罵社社頭入口處，故稱之「牛罵頭」； 沙鹿以前寫為「沙轆」是巴布拉族沙轆社的譯音，是「勇士」之意。1722(康熙61) 年巡台御史黃叔璥北巡至此而南返，所以也曾稱為「迴馬社」；大肚名稱也源自「大肚肚露社」社名，也屬於巴布拉族。今台中龍井以前有水裡社，亦是。 大里杙保正集會所（台中市文化局提供） 巴宰 (拍宰族) 族 豐原舊稱葫蘆墩，源自巴宰海族葫蘆墩社社名音譯，意指附近觀音山的松柏樹林 (另一說詳後)。另外今豐原的朴子里，曾經為巴宰海族的朴仔籬社所在地，後來該社遷到今新社(新社仔)，新社因此得名(清代中葉以前，樸仔離社群在今豐原、東勢、神岡、新社、石岡等區境內，即大安、大甲兩溪南北，擴及大肚溪北岸)；今天神岡，以前為巴宰族大聚落岸里社所在地。另外有麻薯社（即岸裡舊社）在后里附近(清代中葉以前，「岸裡九社」大致分布於神岡、豐原、后里等地區內)；潭子區內有巴宰族的阿里史社；大雅原為巴宰族岸裡社群之阿河巴（壩）荒埔，原意為「荒補草地」。 貓霧栜 今台中南屯境內早期有貓霧栜社；霧峰舊稱阿罩霧，是貓霧栜族阿罩霧社社名之音譯。漢人開墾至此後初作「貓羅新莊」，後改為「阿罩霧」；烏日的地名有一說亦是貓霧栜族之譯音。 洪雅族 大里舊名大里杙，大里的地名為洪雅族的譯音。地處大肚溪支流大里溪流經地，船隻利用該地沿岸邊設於岸邊的「杙樁」固定船身，故合稱大里杙。 以上今昔地名可以看到台中地區早期遍佈平埔先民遺跡。如果在細查內部小地名，更可以發現與平埔族關係密切，試舉以烏日為例，本區有不少地名採用平埔族語的譯音，例如：「頂朥月胥」在今三和里、「下朥月胥」在榮泉里、「番仔園」位於東園里、「阿密哩」為光明里、「喀哩」聚落屬於今日的南里里、北里里。都是平埔痕跡。 生業工作產生的地名 東勢在清代稱匠寮或枋寮(板寮)意思是木匠的工寮，古時樵夫木匠出入此地砍木製材，搭寮工作或休息，因此而得名。1770 (乾隆35)年以來，粵人財力雄厚者如劉啟東，帶領匠人百餘名來此從事伐木，逐漸形成匠寮庄。 地表景觀的地名 太平舊稱「鳥松頭」(鳥榕頭、鳥銃頭) 大約在19世紀初，建莊地入山口福德祠旁有一棵大鳥松樹（榕樹之一種），因此得名。 梧棲舊稱五汊，因位於牛罵頭溪口小型三角洲上，五個扇狀分流水汊處。梧棲又稱鰲西，因位於鰲峰山之西（即今清水牛罵頭山），因此得名。 葫蘆墩文化中心（台中市觀旅局提供） 豐原舊稱葫蘆墩，除前述說法，另有一說境內有屯腳、屯頭、屯身三小丘，形狀像葫蘆而得名。 烏日，曾稱為「凹入」，除了前述源自平埔族之說，另有一說，因境內為貓羅溪、烏溪、草湖溪、旱溪等溪匯入大肚溪的地方，地勢呈現凹入的情勢，故有此稱。清代時期又出現「湖日」、「烏日」，即以「凹入」之諧音字為地名。 大安在明末稱之為「海翁窟港」(海翁即鯨魚)，因港灣一帶時有鯨魚。大安曾另有一稱勞施港(螺絲港)譬喻船隻之出入航道迂迴繞轉兩沙嘴之狀，像螺殼上的迴旋紋 。「勞施」與「螺絲」音接近，1764(乾隆29)年《續修台灣府志》即載有「勞施港」。 龍井原稱龍目井源自本鄉斷層湧泉「龍目井」，龍目井位於大肚台地西麓斷層線上，因地下水源豐富而形成湧泉，是本區早期拓墾重要的灌溉水源，郁永河《裨海紀遊》中記述：「龍目井，…旁有兩石，狀若龍目，故名。」 東勢曾稱東勢角客籍人士稱為「東勢角」，因本鎮位於台中盆地東側，客家語中的勢角即表示某一方向的角落。 石岡在清領時期稱為石崗(硿)仔由於上坑溪和下坑溪在本地南方匯流，河流出谷口形似陶缸(硿)而得名。 潭子在清領時期稱為潭仔墘，因為創建聚落於柳川上游凹岸侵蝕坡的深水岸邊而得名。 后里曾稱內埔，由於在外埔鄉之「內」東側之荒「埔」地，故又稱內埔。 后里馬場還保有日治時期的史建築（台中市觀旅局提供） 反映族群關係與土地開發 後里，早期村「里」聚落創建於平埔族巴宰族麻薯社之背後，故稱「後里」。 「後」與「后」同音同意。 太平，原屬於洪雅族的居住範圍，在清乾隆年間，就有漢人來此開墾， 開墾初期，與洪雅族常發生衝突，漢人在剛建立村莊時，就冀以太平之願望，故命名為「太平」。 外埔，原為道卡斯族大甲東社所在地，後來漢人由西(近海外口)向東開墾至此，相對於內埔(今后里鄉)之外的埔地而得名。 新社，即因大甲東社受到客家人移民勢力逼近，遂於19世紀中葉逐漸向東遷移至今天新社一帶建立新聚落而得名。 神崗因為本地最初的移民大多來自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的「神崗社」，故稱此地為「神岡」。又因「新廣」與「神岡」閩南音近似，所以在清領時期曾經稱為新廣。 外來政權的優越感 1731 (清雍正9)年底﹐中部的原住民平埔族爆發了一場抗官民變﹐大甲西社與沙轆社﹑樸子籬、、水裡社、岸里社…等中部平埔族約兩千多人﹐圍攻彰化縣治﹐掀起一場清代平埔族最大規模的抗官事件。事件後﹐清朝政府改大甲西社為德化社﹐牛罵頭社為感恩社﹐沙轆社為遷善社…。 日治時代大改地名 1920(大正9) 年，日本殖民政府城地方行政改制，全島大改地名。例如台中地區的地名更改如下：大里杙減化為大里；阿罩霧改為霧峰；太平改為大平；牛罵頭改名清水；沙轆改為沙鹿；東勢角簡化為東勢 ；新廣再改為神岡；潭仔墘簡化為潭子；龍目井改稱龍井；葫蘆墩改稱豐原(取自日本天皇詔書「豐葦原之瑞穗國」字句)。 戰後出現的地名 大平再恢復為太平。 和平清代至日治時期，列為不設街庄界的外番地。直到戰後改稱為「和平鄉」，乃是以四維八德中之「和平」為鄉名；后里原稱內埔，因與屏東縣內埔鄉同名，於1955(民國44)年10月10日改回后里至今。 梧棲港（台中市觀旅局提供） 地名雅化或吉祥語 梧棲曾稱五汊，1891 (光緒17) 年，地方文人以古文「鳳為吉祥之鳥，非梧桐不棲」，將五汊近音雅化為「梧棲」。 大安，曾被稱為海翁窟港，1871(同治10)年《淡水廳誌》即稱大安港。可能為求船運平安而取平安吉祥的意涵。 大雅在清代曾稱壩雅，漢人進墾後，初以平埔族人原有「阿河巴」而命名為壩雅或埧雅。一說法是原來壩仔的「仔」字經雅化成「雅」字，即為壩雅的由來(另一說是客家語把未開墾的大塊埔地叫做大壩雅)。 台中各地大小地名還有很多不同來歷，反映先民的生活痕跡。篇幅所限，就留給台中居民就近追尋玩味。 （本文轉載自《民報文化雜誌》第六期）

  簡介： 林獻堂在日治時代以14年的時間，領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參加台灣民眾黨，後來又投身「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日治時代，林獻堂有著相當濃烈的「祖國」情懷，是十足的「民族派」人物。1945年8月中二戰結束，林獻堂興奮地參加陳炘籌組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 1946年5月台灣省參議會成立，林獻堂當選省參議員，以其聲望原可膺選議長，但終在壓力之下退讓給當局中意的「半山」黃朝琴。二二八事件使林獻堂在精神上大受打擊，他的許多好友同志如陳炘、林茂生，無故被捕遇害。1949年9月，林獻堂離台赴日，自我放逐。1956年9月8日，林獻堂病逝東京，享年76歲。 領導民族運動對抗日本長達20年的林獻堂，卻在魂縈夢牽的「祖國」來了之後，避居日本、客死異鄉，寫下「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的心境。 林獻堂在日治時代以14年的時間，領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又大力支持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化啟蒙運動，參加台灣民眾黨，後來又投身「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日治時代，林獻堂有著相當濃烈的「祖國」情懷，是十足的「民族派」人物。從他和梁啟超「筆談」時落筆的字句——「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可見其心；從他的詩句「祖國我欲乘風歸」，更見其情。而發生在他身上的所謂「祖國事件」，更說明了林獻堂的「祖國」情懷。 濃烈祖國情懷  卻被國民政府打成漢奸 儘管到了戰爭時的「皇民化時期」，林獻堂被授任總督府評議員、「皇民奉公會」台中支部大屯郡事務長、貴族院議員，但這些皆非其所願，反而感到「我心已冷」。在日政當局極力攏絡之下，他仍堅不改姓氏、不講日語。 1945年8月中二戰結束，林獻堂興奮地參加陳炘籌組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然而，夢寐以求的「祖國」來了不久，林獻堂卻被打成「漢奸」！1946年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以捕治台省漢奸為名，濫捕台灣士紳十餘人，林獻堂赫然在黑名單上。後幸賴從中國歸來的丘念台幫助，才幸免於難。 1946年5月台灣省參議會成立，林獻堂當選省參議員，以其聲望原可膺選議長，但終在壓力之下退讓給當局中意的「半山」黃朝琴。在日治時代領導議會運動達14年，被稱為「台灣議會之父」的獻堂仙，竟然當不上議長！ 林獻堂在歡喜迎接「光復」不久，面臨的是一個怎樣的局面？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瘟疫流行……民心日漸流失。1年4個月後，台灣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引來一場大屠殺。 228事件 林獻堂被列為暴動首謀名單 二二八事件使林獻堂在精神上大受打擊，他的許多好友同志如陳炘、林茂生，無故被捕遇害。林獻堂因事發當時恰巧在主持彰化銀行成立典禮，接待當時的財政處長嚴家淦，逃過一劫，但事後卻也名列陳儀當局所開列的「暴動首謀」名單之中。 林獻堂處境之危險不言可知。在風聲鶴唳，菁英紛紛遭捕殺之際，他寫了〈二二八事變感懷〉的詩，發表在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創辦的《正氣》月刊，可以看出那是向當局交心輸誠的無奈之作，全詩如下： 光復欣逢舊弟兄，國家重建倍關情。 干戈頓起誰能料？消息傳來夢亦驚！ 全島幾難分黑白，大墩（台中舊名）有幸自昏明。 從茲綏靖多良策，不使牝雞得意鳴！ 林獻堂這首表態詩，引起《正氣》月刊上多篇唱和詩，清一色都是在迎合當局。不過他的秘書葉榮鐘，卻寫了一首幾乎是在反駁林詩的唱和詩，或許這才是林獻堂內心的真實感覺？葉詩如下： 莫漫逢人說兄弟，鬩牆貽笑最傷情， 予求予取擅威福，如火如荼方震驚， 浩浩輿情歸寂寞，重重疑案未分明， 巨奸禍首傳無恙，法外優遊得意鳴。 對政局失望  離台赴日自我放逐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省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林獻堂被聘為省府委員；翌年，台灣省通誌館成立，由他擔任館長，然而他對政局卻頗感失望。1949年9月，林獻堂離台赴日，自我放逐，自署居處為「遁樓」，以明心跡。論者有人以為林氏避居日本，是對當時進行的土地改革不滿；他對土改雖略有微詞，但畢生慷慨捐輸從事民族運動的林獻堂，豈真在乎被「三七五減租」嗎？林獻堂這首題為「菜頭」（蘿蔔）的五言絕句，或許才是他離台的心情寫照： 埋頭人不見，豈是為逃名？ 祇恐渾荊棘，徒傷雪玉清。 林獻堂若不流亡海外，恐怕就難逃接踵而來的白色恐怖，而真要「徒傷雪玉清」了！然而，避開白色恐怖的林獻堂，卻仍憂慮著蔣家統治下的台灣政局。他這首七言絕句，即反映對時局的擔憂： 軍政紛紜似亂絲，黎民飢餓苦安之。 風濤萬里重洋隔，欲吐哀音只賦詩。（〈步文方君冬日雅集房韻〉） 1952年5月，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赴日訪候林獻堂，並詢問有無回台計畫。林獻堂以詩回應：      別來倏忽已三年，相見扶桑豈偶然， 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 蕭蕭細語連床話，煜煜寒燈抵足眠， 病體苦炎歸未得，束裝須待菊花天。 林獻堂思鄉何不歸故里？然而故里卻在蔣家的掌控下，雖想整裝回鄉，卻等不到清朗的菊花天。林獻堂自己刊布的《東遊吟草》，輯有他自1949年赴日至1951年間的詩篇，頗有助於我們了解他晚年的情思。在這本詩集中，有兩首與友人酬和的詩，約略透露了林氏何以執意羈身異地的訊息─— 其一、〈次鏡邨氏鐮倉晤談有感原韻〉       歸台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 底事兄弟相殺戮，可憐家國付浮沉， 解愁尚有金雞酒，欲和難追白雪吟， 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其二、〈次鏡邨氏辛卯元旦爐邊感作原韻〉 亂絲時事任迍邅，夜半鐘聲到枕邊。  底事異鄉長作客，忍遭浩劫未歸田。       萬方蠻觸爭成敗，遍地蟲沙孰憫憐？ 不飲屠蘇心已醉，太平何日渡餘年。 林獻堂以69歲之齡赴日養病，孤身寄寓扶桑，從此未再回台灣。1955年7月，他的次子林猶龍在台病逝，林獻堂雖哀慟至極，卻仍無歸意。 1956年9月8日，林獻堂病逝東京，享年76歲。在自己的土地上領導民族運動對抗日本長達20年的林獻堂，卻在魂縈夢牽的「祖國」來臨不久，避居海外，客死異鄉。林獻堂這段「廿年風雨負初心」的歷史，發人深省！ （本文轉載自《民報文化雜誌》第六期）

朱習會上，習近平又重申老掉牙的政治咒語：反對台獨、九二共識。後李登輝時代的國民黨與中共同樣唱和「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因此朱立倫在習近平面前自然也就默認反對台獨，更別期待他會對台灣的獨立主權提出辯護。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曾經是贊成台獨的，以下史證歷歷可查： 1928年在中共的建議下，謝雪紅、林木順等台籍左翼人士籌組台灣共產黨，4月15日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法國租界成立。揭櫫的政治大綱第二、三條就表明「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建立台灣共和國」。當時的中共不但沒有反對，還派代表彭榮參加台共的成立大會。 1936年7月16日，美國學者斯諾（Edgar Snow）到延安訪問毛澤東。斯諾問：「中國人民是否要從日本帝國主義者手中收復所有失地？」毛回答：「不僅要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要收復我國全部的失地。這就是說滿洲必須收復。但我們並不把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包括在內。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將熱烈支援他們爭取獨立的戰鬥。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詳見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報告，鼓勵「朝鮮、台灣等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他呼籲「中、日兩大民族的人民大眾及朝鮮、台灣等被壓迫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統一戰線」。很明顯，毛澤東認為中國人和台灣人應該以平等的國際友誼來合作。 1936年斯諾（Edgar Snow）到延安訪問毛澤東。 刊載文件支持獨立 1941年6月，周恩來在《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一文中，明白表示中國除了要追求自己的獨立自主，也要支持其他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運動。這些運動包括：朝鮮、台灣的反日運動，巴爾幹與非洲民族國家的反德、義侵略，以及印度、南洋等地的民族獨立運動。 二戰即將結束前，中共召開第7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年4月23日∼6月12日），曾刊載一份有台灣名號的文件《台灣等國留延黨員致中共七大大會祝賀詞》，簽發賀詞的「台灣等國」包括台灣、菲律賓、越南、泰國、馬來亞、荷印、緬甸；賀詞中明確提到中共長期支持東方各民族（包括台灣）的獨立運動。（詳見《解放日報》，1945．5．1） 更有意思的是，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1947年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中共的《解放日報》還在3月8日發表「支持台灣獨立」的言論。毛澤東在延安的廣播講話就說：「我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完全支援台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我們贊成台灣獨立，我們贊成台灣自己成立一個自己所要求的國家。」 習近平先生，你們的前輩領導同志們既都明白贊成過台灣獨立，你們何必那麼看不開？台灣做為一個獨立國家，可與中國經濟互惠、文化交流，共存共榮，有何不好？何必相煎太急呢？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柯文哲上任市長後，奮力揭弊，振奮人心！」 「不錯，但是他談話常反覆矛盾，例如一會說『兩國一制』，一會說『一個中國不是問題』、『兩岸一家親』，自己打臉！」 「唉呀，他是在和中國記者抬槓，何必當真？以前朱高正不是常引述那句話嗎—『政治是高明的騙術』！」 「柯Ｐ才不是朱高正，他講話率直，不像政客。」 「但是他的兩岸論述和國家認同的概念，太不率直，很模糊。」 「是啊，常聽柯Ｐ開口就說『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世界上稱的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他怎麼也自稱中國人！」 「柯Ｐ有解釋，他說的中國人是指血緣、文化的意義，不是國家的意義。」 「不過若是指血緣、文化的意義，應該稱『華人』，像新加坡有七十％的華人，但不會說自己是中國人。」 「不過柯Ｐ抬槓式的兩岸論述，把北京逗得又氣又笑！他講『兩國一制』時，北京抓狂大怒；後來說『一個中國不是問題』、『兩岸一家親』時，北京樂了，中國媒體一片讚聲。」 「但是部分獨派聽得很不爽！」 「唉呀！話不能聽表面，獨派別太緊張，北京也先別高興！柯Ｐ不是說嗎，『一個中國』不能只看口號，要看內容是啥！」 「其實柯Ｐ說『一個中國沒問題』這句話也沒問題，因為每個國家都只有一個，所以中國當然也只有一個，重點是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柯Ｐ為何不進一步講清楚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哈哈！講清楚就不能抬槓了！」 「別說抬槓，就是政治語言也不必講死，我們看北京說的『一國兩制』，是講真的嗎？兩岸早就存在著兩制，中國真正要的是『一國』，等到『一國』完成了，『兩制』就不保了！真要兩制，只有兩國才能確保！」 「所以柯Ｐ用『兩國一制』回應，最乾脆！」 「兩國一制也不合理，既然兩岸是兩國關係，則我國憑什麼權利和權力去干涉他國要實行甚麼制？」 「那也是柯Ｐ在和他們瞎掰抬槓。以前獨派的李筱峰還寫過〈教中國統一台灣的方法〉，教他們放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法治，尊重自由人權，保障集會結社新聞言論自由，用民主人權來替代飛彈大砲，才是統一台灣最有效的方法。」 「要中國實行民主政治，難如登天！」 「中國既然不願民主化，就別怪我台灣不統一，台灣獨立就很正當了。」 「話說回來，『一個中國』的論述還是可以有下台階的，記得二○○四年總統府資政彭明敏在對『一中』的要求時曾回應：獨派讓步最大底線是，一中採大英國協模式，讓台灣加入聯合國。彭教授也私下提到『中華聯盟』方式，同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台灣與中國，進一步組成中華聯盟，共創雙贏。」 「如果兩岸真能建立中華聯盟，會嚇死美國人！」 「這樣可叫『一中』聯盟嗎？」 「也叫做兩岸一家親，如何？」 （作者為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號稱民主的台灣，竟然還矗立著偌大的獨裁者紀念堂。 台灣傲世之處甚多，我們無須妄自菲薄。但是台灣也有令人扼腕羞愧之處，足堪吾人警惕。試舉台灣十項羞恥的現象，藉供國人反省。 一恥：號稱民主的台灣，竟然還矗立著偌大的獨裁者紀念堂。夏威夷大學R.J.Rummel教授統計世界上統治者殺害自己國人人數的排行榜，蔣介石殺了一千萬人，僅次史達林、毛澤東，排行第三。台灣竟然容許這位獨裁者紀念館佔地矗立，可恥！ 二恥：台灣人竟然選出一位全家都拿美國籍或綠卡的總統，還被美國政府催繳欠稅。丟盡台灣人的臉！至於傳言的職業學生，就不說了。 三恥：一個殺人無數的外來政黨；一個侵占國產近千億至今仍不歸還的黨；一個貪污腐敗（出現一大票掏空台灣，逃亡海外的貪污犯、經濟犯）的黨；一個過去欺騙台灣人要消滅共匪，現在卻聯共媚共的黨；一個政商掛鉤，圖利財團的黨…至今還可以存在，而且還可以執政。這是台灣的恥辱！ 四恥：在所有民主國家中，台灣是唯一賄選買票還買得動的國家。丟臉！ 五恥：相較於一萬多人口就能在聯合國佔一席之地的國家，台灣兩千三百萬人，人口居世界第四十幾名，竟然不能進聯合國，簡直奇恥大辱！ 六恥：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會以敵人會武力侵犯為由，來否定自己的獨立自主，台灣竟然有很多人是以中共會武力犯台為理由，否定台灣的獨立主權。 七恥：台灣的四個核電廠全被世界核電專家列為危險核電廠。而我們的原能會官員還說，台灣核電廠如菩薩坐在蓮花台上一樣穩固。許多台灣人顯然還無動於衷而不知恥！ 八恥：貧富差距擴大，階級日漸對立。政商分贓集團擁有絕大多數的財富，軍公教人員可以合法向國家放高利貸（18%），且不斷加薪；而工農群眾、新生代青年，則低薪度日。薪資倒退，追不上高漲物價，遑論失業者的處境。「窮忙族」的年輕人成了「崩世代」，無能購屋，不敢結婚生子，卻要負擔龐大的政府負債。這是全體社會之恥！ 九恥：台灣藝人為了到中國作秀，甘稱人家為「內地」；台灣紅頂商人為了賺錢，自甘充當北京傳聲筒與買辦，政商掛鉤，金權結合，向兩岸延伸，打著發展經濟的大旗，讓中國黑手伸入台灣。國家主權與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棄若敝屣！（君不見一位紅頂商人質問「民主可以當飯吃嗎？」無恥無知至極！） 以上共計九恥，還有一恥是啥？台灣羞恥之事還可以舉很多，只是許多人無感。所以若要說第十恥，那應該說：許多人對前面九項羞恥之事，不覺得羞恥，那是第十恥！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思華」不「思台」的教育部長吳思華，不尊重法院判決教育部的所謂「微調」課綱違法，表示仍要強行實施。台南市長賴清德則表示不使用這種違法又無台灣立場的課綱。賴市長的果決，吾人深感佩慰，期待全體綠營縣市長能團結效尤。 教育部長吳思華。（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 藉此時機，我呼籲為德務卒，請檢討一下綠營各縣市所屬網站內的用詞，立刻修訂其中仍繼續沿用的國民黨教育下的不當用詞。否則，在課綱上知道要具有台灣主體性，然而所屬網站的用詞與敘述卻反其道而行，則未免矛盾衝突。以下容我信手試舉數例來看： 台南市政府「認識府城—古往今府城」網頁，至今還在使用「明鄭」用語。「明鄭時期」最好改為「鄭氏時期」（使用「鄭氏政權」，絕對比「明鄭」恰當，詳見拙文〈用歪曲歷史來「撥亂反正」？〉2014/01/26自由廣場「李筱峰專欄」）。其他網站如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古蹟營運科，都出現這等用詞。其他綠營縣市亦然。 台南市文化局所屬網站，在敘述日治時代時的年號，竟然出現「光緒」、「民國前」及「民國」。日治時代的年號，不是「明治」、「大正」就是「昭和」，怎麼可能出現「光緒」、「民國紀年」，這完全違背史實，當然那是受到中國國民黨的「中國中心」史觀的影響。建議改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紀年，再以括號（）記註統治者年號。 再舉一例，許多綠營縣市的網站，竟然也使用「台灣地區」、「本省」等詞。例如高雄文化資產網，竟然出現這樣的敘述：「是目前台灣地區現存『州廳級』武德殿建築中年代最早者」；介紹陳中和時，出現「為台灣地區現存日治時期所建少數著名墓園之一」，還有如「玫瑰聖母堂為台灣地區唯一的樞機主教的主教堂座」；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五網頁出現「約佔台灣地區蝦苗年產量的八成」…。台灣就是台灣，要稱「國內」也行，台灣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或一個地區，何來「台灣地區」？至於同樣網頁中出現的「本省」用詞亦然，都是把台灣納入中國來思考的不當用詞。 以上這類有損台灣地位的用詞，還多不勝舉，在綠營執政的縣市，包括台北市、台中市、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轄下所屬的大小網站隨處可以發現。我期待綠營執政的縣市長，要真的有心建立台灣的主體意識，不是選舉時流於口說而已。要建立台灣主體意識，請徹底從網頁的不當用詞修改起。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台南曾經是漢語族第一次建立獨立政權的中心，這個獨立政權就是鄭經建立的「東寧王國」。 台南曾經是漢語族第一次建立獨立政權的中心，這個獨立政權就是鄭經建立的「東寧王國」。但是這個東寧王國為何滅亡，是一段很值得我們借鏡的歷史。台南曾是「東寧王國」政權中心1661年﹐鄭成功率領著承繼自父親的海商集團勢力﹐攻打台灣﹐經過八個多月的苦戰﹐於1662年逼使統治台灣長達38年的荷蘭人退出台灣。但是鄭成功取台灣之後五個月即去世，子鄭經在一場權力鬥爭勝利後即位。1663年，鄭經全面撤出閩南沿海，進入台灣。鄭經進入台灣後，雖然一方面引進中國（明帝國）的文教制度，如設科舉、建孔廟；但另一方面則相當「國際化」―發展國際貿易。清廷雖封鎖台灣，但台灣轉而向外發展國際貿易，國際化的東寧王國，與日本、菲律賓、暹邏、東南亞各地，甚至英國，展開廣泛的多邊國際貿易。對日本輸出稻米、蔗糖、鹿皮和絲織品（來自中國），輸入鐵、銅、軍用物品、棉布、瓷器等；再將從中國（走私）和日本運到台灣的商品，轉售到菲律賓和南洋。鄭經時代 安平扮演遠東貨物集散地角色東寧的貿易對象以到日本、菲律賓的商船最多，英國則是最積極想與台灣貿易的歐洲國家。英國船於1670年首度來台，與東寧王國協議成立非正式通商條款37條，1672年正式訂定協議條約13條，並在安平籌設商館；依協議，東寧王國向英國輸出蔗糖、鹿皮，輸入軍火、棉布等物。鄭經時代台灣的國際貿易發展，使得安平一直扮演著自荷蘭時代以來遠東貨物的集散地角色。郁永河所指出的：「我朝（清）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詳見郁永河，《裨海紀遊》，〈鄭氏逸事〉）其中，「通洋之利」指的就是發展國際貿易的好處。國際貿易的龐大利益，成為鄭經立足台灣的重要憑藉，是鄭氏東寧政權能夠站起來的重要實力。此時的東寧王國，儼然以島國之姿，雄據東亞。鄭經對人家說﹐他不是不能戰﹐而是「不欲重苦沿海吾民﹐故效張仲堅遠絕扶餘﹐不與中土爭衡。」﹔1666年﹐鄭經所倚重的佐臣陳永華﹐在和鄭經的一次談話中也說到：「清朝亦知我們株守而無西意」（江日昇《台灣外記》）；1667年鄭經曾說：「東寧遠在海外，非居[中國]版圖之中，王侯之貴，吾自所有，衣冠之盛，不輸中土…」（答覆滿清孔元彰的招撫信）；1669年鄭經又說：「….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寧﹐別立乾坤﹐自以為休兵息民﹐可相安於無事。」(給答覆滿清官員李率泰信，見川口長孺《台灣鄭氏紀事》)；西洋人稱呼他為「台灣的國王」（The King of Tyawan），1670年英人東印度公司負責人Henry Darces上書鄭經﹐稱呼他「Your Majesty」(陛下)； 到了1674年鄭經更定官制後﹐他的屬僚不再自稱「卑職」而都改稱「臣」了。鄭經儼然獨立建國於台灣，這是台灣史上首次出現漢語族人建立的獨立政權。鄭經儼然獨立建國於台灣從1664年到1674年的十年之間﹐鄭經在台灣的獨立經營﹐已經使得東寧王國逐漸發展出一個局面。但是﹐中國傳統歷史意識的「大一統」情結﹐顯然又在鄭經身上發酵﹐儘管東寧王國已在台灣奠下根基﹐鄭經原本已表示「株守而無西意」，卻不能安於小國寡民的價值﹐1674年他經不起「清初三藩」的鼓動，參與「三藩之役」的反清行動，發動一場反攻大陸的戰爭，使得十年來好不容易在台灣累積的績業﹐卻在這場歷時六年的征戰中耗損殆盡，結果因此「套牢」。在反攻大陸敗退的過程中，滿清當局在漳州設立「修來館」作為統戰機構﹐發布各項投降獎賞標準﹐利誘鄭軍部將兵士奔降﹐在這次的挫敗撤退當中﹐鄭軍又掀起一波投降潮﹐投降滿清的鄭軍官兵總數約10萬人。鄭經反攻大陸戰爭 是東寧國滅亡關鍵1680年2月﹐鄭經全面退回台灣，但是已回不到歷史的原點。因為發動這次的反攻大陸戰爭﹐經過6年的征戰﹐消耗掉的財力﹑物力﹑人力﹐以及時間﹐使得東寧王國的元氣大傷﹐加上因此造成的心理打擊﹑民心的潰散流失﹐則更不能以道理計。不僅國家元氣耗損殆盡﹐連賴以生存的經貿實力也大受影響﹐就在鄭經敗退回台的那一年─1680年﹐英國撤銷了他們在台灣的商館﹐這表示外國也不看好東寧王國了。1683年8月鄭家第三代的鄭克塽率領已經薙髮的東寧「亡」國的文武百官，向前來台南宣達投降清單的滿清代表施琅將軍（原為鄭成功部將）投降。誠然﹐鄭經發動反攻大陸的戰爭﹐是東寧國走向滅亡的最大關鍵。蔣政權的「反攻大陸」 幸好只流於口號266年之後，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也撤退來台灣，以台灣為根據地，標舉「中興復國」、「反攻大陸」的口號。好在蔣政權的「反攻大陸」只流於口號，而沒有真正付諸行動，至多僅於1950年代初期在中國大陸沿海島嶼發動幾次小規模的攻擊而已。蔣政權未能發動「反攻大陸」的實際攻擊行動，當然受制於美國的約制，美國只願協助防守台灣抵擋共產中國的攻擊，但不幫助蔣政權用軍事行動攻擊中國。蔣政權因此穩守在台灣，台灣免受戰爭之苦，成為一個實際獨立於中國北京政權之外的政治實體，致力於經貿發展。兩相比較，我們發現鄭經將「反攻大陸」付諸行動，使得東寧國在台灣的經貿發展成果冰消瓦解；蔣政權的「反攻大陸」只是口頭喊喊，真正在台灣致力於經貿發展，卻使得台灣成為世界第14大貿易國，躍居「亞洲四小龍」的行列。台灣與大陸分離 卻是經濟繁榮的時代歷史學者黃富三曾經指出：「在台灣與大陸分分合合的過程中，我們悚然發現，合併時竟是進步最小而社會混亂的時代；反之，分離或發展自我性格時，卻是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時代。」（詳見黃富三，〈「台灣問題」的歷史淵源〉）揆諸前述鄭經與蔣介石兩個政權的歷史，正好驗證了這段歷史解釋。再看看2000年起，尤其是2008年馬英九主政之後，所採取的「傾中」政策，中國勢力開始插手進入台灣各個領域，台灣的經濟呈現嚴重蕭條與不景氣。彷似又替這段史論提出具體的佐證。鄭軍在反攻大陸失敗時，發生軍人投降潮，以致東寧王國民心瓦解；今天許多原來追隨蔣介石來台要「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的軍官們，也紛紛向中共政權輸誠，還有人說出「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打擊民心士氣！。台灣今天雖然沒有像東寧政權敗退時的十萬人投降潮，但是台灣在發展成經貿大國之後，卻有許多台商將大量資金挹注中國，造成以商逼政的危機。撫今追昔，我們是否從歷史中得到反省與借鑒？

 我曾在學校開過一門課「台灣民主運動史」，有一次講到「黨外」民主運動時，我提到我替黨外人士助選演講的經驗，一位學生問我：「老師，你去助講一次多少錢？」我反問：「你說呢，陸皓東烈士參加革命，一次多少錢？」一個凡事都從個人利潤、報酬去思考的人，很難了解知識份子「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人生觀，很難體會證峰法師林秋梧所言「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的生命哲學。最近二二八紀念活動熱絡，我在「李筱峰粉絲專業」貼出數本有關二二八的拙著，有一個藍營劉姓青年上來嗆我：「我不知誰是二二八受害者，但無可致（置）疑，你是最大受益者」。這當然也是利益取向者的投射。是啊！我可真獲利不少啊！自大學時代我就經常在當時知識份子的刊物《大學》雜誌為文批判國民黨黨化教育，總計數篇文章沒領過半毛錢，卻先後獲得「大過」和「勒令退學」的「稿酬」。這三十多年來，我浸漬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研究與寫作，獲得的酬勞更大了—「心律不整」外加「黃斑部病變」…。但是如果跟作家楊逵相比，我還是瞠乎其後的，楊逵只寫了一篇六百字的〈和平宣言〉，就得到綠島十二年的免費牢飯。這種酬勞，豈是唯利是圖的藍營青年所能理解？藍營青年不能理解知識份子的人生哲學，也就罷了，然而去留過洋回來的國民黨籍蔡姓立委，也同樣如此心理投射，就令人不齒了！他辱罵要對他「割闌尾」的青年團體是「政治詐騙集團」，言下之意，這些青年團體是在騙取私人利益。他不捨獨裁者銅像被噴漆，竟然辱罵說「沒有蔣介石，你們今天還能紀念二二八嗎？」好像能紀念二二八是多大的好處？他還辱罵在二二八紀念活動中掉淚的人是「冒牌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原來我揮淚寫《二二八消失的台灣精英》我也是冒牌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蔡某還說，沒有蔣介石就絕對沒有機會讓「冒牌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在那裡假裝掉眼淚，他說「歷史的矛盾竟然是那些自認為最痛恨蔣介石的人，經常是由於蔣介石因素而獲益最大的人」。這種心態當然是一個無血無淚、唯利是圖者的心理投射。心理學有所謂「投射」（projection）理論，是指一個人以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壞想法）去推測別人的想法，也就是將自己的性格、態度、動機或慾望，投射到別人身上，斷言別人是這樣。亦即俗話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想起二○一二年總統大選時國民黨人變造假公文製造「宇昌案」，邱毅、林益世等人出來誹謗蔡英文時，柯文哲說了一句一針見血的話：「壞人永遠不知好人會做好事！」（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二次大戰結束之初，有一次蔣介石問來自台灣的蔡培火，台灣有無人才？蔡回答，有兩個人不能不知，一是林獻堂，一是陳炘，前者是台灣社會的象徵領袖，後者是金融人才。這位金融人才陳炘先生，卻不幸於二二八事件中，死於陳儀手下。成為台灣社會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陳炘出生在日本領台的前兩年，卻死在日本人走後，他所迎接的「祖國」來臨的後兩年。他的生與死，都瀕臨台灣歷史的轉折點。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歷史悲劇的縮影。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的陳炘先生，創辦了日治時代台灣人的本土金融機構大東信託，集資台灣人的本土資金，與日本殖民當局及日本財團抗衡。他並且參與林獻堂所領導的民族運動，是日本殖民政府眼中既想籠絡又不放心的人物。這位台灣金融業的先驅，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全島各地進行歡迎「祖國」的活動。詎料，一年四個月之後，他卻喪命在他所迎接的「祖國」的槍下！這樣的悲劇英雄很值得我們借鏡理解。陳炘先生的三女陳雙適女士完成了她的回憶錄《靜待黎明》，不言可喻，以陳炘先生的身分，和身為子女的角色，這本回憶錄的史料價值就毋庸贅言了。書中，陳女士對父親一生的描繪，深情感人，尤其對於陳炘被捕那一幕，她親臨其境，寫來令人唏噓動容。書中反映日治時代台灣仕紳家庭的生活，反映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教育狀況、族群關係、貧富差別、台灣人的處境，以及戰後的政經社會，二二八事件及台灣人的遭遇…，都為歷史留下見證，極富史料價值。尤其做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陳雙適女士的回憶錄記錄了令人裂心低泣的心路歷程。陳女士於事件後，嫁入醫師家庭。她的公公即是創辦台灣第一家民間開業的婦產科醫院的高敬遠醫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台大醫學院前身）畢業，後來又留學德國回來的高敬遠，在媳婦陳雙適的回憶錄中，也有扼要而生動的敘述，對了解此時期的台灣醫療史，也提供了「不無小補」的史料。總之，誠如陳女士在回憶錄中所說：「我何其有幸，能在有限生命裡，同時遇到兩位對台灣近代史有影響力的長輩。」我也何其有幸，能在陳女士的回憶錄付梓之前，先睹為快拜讀原稿。感動之餘，特為文推薦，並致最高的敬意與謝忱！歡迎參加「靜待黎明」新書發表會時間：2/28下午2：00 地點：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41號 亞都麗緻飯店B1（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日本統治台灣第四十年（一九三五年），中國社會黨領袖江亢虎來台旅遊。他搭船從廈門到基隆，上岸之後立刻感覺氣象一新。他在遊記上寫著：「基隆全市人口不足十萬，而交通、教育、衛生、慈善，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頗覺氣象不同。」（詳見《台游追紀》）十一年後（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中國記者江慕雲也站在基隆碼頭同樣讚嘆：「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詳見《為台灣說話》）這種稱道台灣進步的言論，多不勝舉，試舉兩則來看：上海《新中華》雜誌文章說：「『台灣』一般人的文化水準，也比內地的高多了。…日本人給我們的遺產並不壞，我們決（絕）不可把它浪費了。」（見味橄文，復刊五卷七期）；天津《大公報》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以社論〈請愛護台灣這片乾淨土〉誇讚說：「…說來慚愧，這片乾淨土之所以為乾淨土，還是日本五十年統治的遺產。…」中國作家蕭乾來看過台灣後說：「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詳見蕭乾〈冷眼看台灣〉，天津《大公報》1946.1.15）以上史料在在證明柯Ｐ所言「殖民地反而比較進步」之說並沒錯。以下數據更可佐證：以每人鐵路客運運輸量來看，一九四三年台灣為二五三延人公里，四十三年後中國還達不到此數（一九八六年只有二四○延人公里）；以平均每千人擁有電話數來看，一九四一年台灣每千人有五台，四十二年後（一九八三年）中國才達此標準；以學齡兒童就學率看，一九四三年台灣為七十一．三％（山地更高達八十六．四％），廿年後中國才達此標準；以平均每人用電量來看，一九四三年台灣已達一八一．五度（是中國的二三三倍），卅年後中國才達此標準。不過，凡殖民地就必然進步嗎？也未必。二戰後台灣結束日本殖民，立刻又陷入再殖民命運。中國來台設立「行政長官公署」，與日本總督府性質無異。連戰的爸爸連震東當時就警告：這種制度將使台灣同胞產生「總督制復活」的錯覺，以為行政長官又是以「統治殖民地」姿態出現。果然，台灣人旋即以「新總督府」稱之。在所謂「新總督府」的統治下，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誠如上海《僑聲報》指出：「所有表現都使一般台灣人感到這不過是另一種殖民地制度的代替。」這個新殖民統治終於引爆二二八事件！所以不同殖民者，帶來不同結果。但無論如何，有志氣的國民不需要殖民統治。我們要有自己的國家，自己管理自己！（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日本統治台灣第四十年（一九三五年），中國社會黨領袖江亢虎來台旅遊。他搭船從廈門到基隆，上岸之後立刻感覺氣象一新。他在遊記上寫著：「基隆全市人口不足十萬，而交通、教育、衛生、慈善，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頗覺氣象不同。」（詳見《台游追紀》）十一年後（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中國記者江慕雲也站在基隆碼頭同樣讚嘆：「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詳見《為台灣說話》）   這種稱道台灣進步的言論，多不勝舉，試舉兩則來看：上海《新中華》雜誌文章說：「『台灣』一般人的文化水準，也比內地的高多了。…日本人給我們的遺產並不壞，我們決（絕）不可把它浪費了。」（見味橄文，復刊五卷七期）；天津《大公報》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以社論〈請愛護台灣這片乾淨土〉誇讚說：「…說來慚愧，這片乾淨土之所以為乾淨土，還是日本五十年統治的遺產。…」中國作家蕭乾來看過台灣後說：「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詳見蕭乾〈冷眼看台灣〉，天津《大公報》1946.1.15） 以上史料在在證明柯Ｐ所言「殖民地反而比較進步」之說並沒錯。以下數據更可佐證：以每人鐵路客運運輸量來看，一九四三年台灣為二五三延人公里，四十三年後中國還達不到此數（一九八六年只有二四○延人公里）；以平均每千人擁有電話數來看，一九四一年台灣每千人有五台，四十二年後（一九八三年）中國才達此標準；以學齡兒童就學率看，一九四三年台灣為七十一．三％（山地更高達八十六．四％），廿年後中國才達此標準；以平均每人用電量來看，一九四三年台灣已達一八一．五度（是中國的二三三倍），卅年後中國才達此標準。 不過，凡殖民地就必然進步嗎？也未必。二戰後台灣結束日本殖民，立刻又陷入再殖民命運。中國來台設立「行政長官公署」，與日本總督府性質無異。連戰的爸爸連震東當時就警告：這種制度將使台灣同胞產生「總督制復活」的錯覺，以為行政長官又是以「統治殖民地」姿態出現。果然，台灣人旋即以「新總督府」稱之。在所謂「新總督府」的統治下，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誠如上海《僑聲報》指出：「所有表現都使一般台灣人感到這不過是另一種殖民地制度的代替。」這個新殖民統治終於引爆二二八事件！ 所以不同殖民者，帶來不同結果。但無論如何，有志氣的國民不需要殖民統治。我們要有自己的國家，自己管理自己！

2015-02-04 06:00今年是中日戰爭結束70週年，也就是中國國民黨最喜歡吹噓的「對日抗戰勝利」70 週年。台海兩岸政府競相擴大舉辦活動，爭奪歷史解釋權。據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舉行就任以來首次閱兵，而中國國民黨政府則砸下近1億元籌辦系列紀念活動，國防部印製「勇士國魂」紀念月曆中文版已經送到外交部，後續還會有3千份英文版，軍方希望透過外交部、駐外館處分送給僑胞與外國人士，以確立中華民國對日抗戰主導權，爭取國際認同與支持。對於中日戰爭結束70週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近也有相關談話，引發外界關注。亞東關係協會秘書長羅坤燦接受訪表示，「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歷史問題立場非常清楚，歷史不容遺忘，對歷史議題採取就事論事、恩怨分明態度，希望日本政府正視史實，秉持誠意、客觀、公正態度，反省過去曾經發生過的歷史，記取教訓，以前瞻思維、負責任態度跟周邊國家發展友好關係，共同努力促進區域和平與繁榮。」國民黨政府的動作、國防部的宣傳、羅秘書長的談話，在他們本身的立場而言，想必自認為是在替國家爭國格，用心良苦。但是我們站在以台灣為主體的本土立場來看，這些動作其實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對台灣不利的。歷史的解釋，必先確立主體立場是什麼。亦即要問「我們」是誰？我們當然是台灣。以所謂「對日抗戰」的主題而言，台灣的「對日抗戰」與中國的「對日抗戰」是不同的。二次大戰結束以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是被滿清在馬關條約「永久割讓」給日本的日本領土。中日戰爭（中國對日抗戰）的八年之間，日本怎麼可能讓做為日本領土的台灣對日抗戰？但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半世紀之間，台灣人確實也有層出不窮的抗日行動，包括1895到1902，以及1907到1915，幾乎年年都有台灣人的武裝抗日行動；1920年代更有蔣渭水等社會精英的非武裝抗日運動；1930年更有由莫那魯道領導的賽德克族的霧社抗日事件，驚動國際。所以，在形態上、時間階段上，台灣人的抗日行動與中國的抗日完全不一樣。歷史解釋必先確立「我們」是誰，才能真正認識史實，以下例子是最好的說明：有一次歷史學者李筱峰對大學新生做了「台灣史常識測驗」，測驗題目中有一個題目這樣問：「二次大戰期間台灣遭受何國飛機空襲？」竟然有20%學生答「日本」。李教授問他們為何會有此印象，學生回答說「我們不是對日抗戰八年嗎？」，當然這是中國國民黨洗腦下的觀念。原來學生心目中的「我們」不是腳踏實地的台灣，而是對岸的中國。沒有真正的「我們」的認同，得到的歷史知識竟然如此荒唐！搞不清楚「我們」是誰，就認不清真正的「我們」自己的歷史；反之，透過偏頗、錯亂、「非我們」的歷史，也必然對「我們」的身份認同產生錯亂。中國國民黨政府砸下大錢要紀念「八年抗戰」，要和中國爭抗戰歷史的解釋權，其實這是外來流亡政權的殖民意識的繼續發酵。即使爭到了解釋權，對台灣並無意義，反而有害。因為這套歷史解釋的背後的「我們」，是以中國為主體，不是以台灣為主體，有助於台灣人對中國的認同，而不利於台灣人民對台灣的自我認同。我們認為，與其吹噓「八年抗戰」，與其和中共爭抗戰解釋權（其實二戰期間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在對日抗戰都有功勞，何必爭？），倒不如正視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抗日運動，我們不只「抗戰八年」，應該有「抗戰四十年」吧！了解我們自己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抗爭，總比聽國共兩黨吹噓「八年抗戰」要有意義。更何況，如果沒有美國的兩顆原子彈，中國會「抗戰勝利」嗎？再者，對於亞東關係協會的羅秘書長要日本正視歷史，我們也有些感言。要日本正視歷史當然很好，問題是，中國國民黨自己都不正視台灣歷史，要求別人正視歷史，實在滑稽。過去台灣史是長期被中國國民黨政權打壓的。直到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才開始有了較多台灣史的教學。但是馬英九上台後，台灣史又要開始遭受閹割！去年初有關歷史課綱的所謂「微調」即可見其。我們試以課綱「微調」中強調對日抗戰的部分為例來看。李筱峰教授曾為文（〈李友邦的悲劇與歷史教育—兼論課綱「微調」〉舉例指出：課綱微調其中特別增加「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的內容。一個中學生如果只讀這種「微調」課綱所編撰的歷史課本，對李友邦的認識大概就是「台灣人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一定不可能知道這個「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最後竟被「祖國」槍斃！其實是一個悲劇人物。李教授指出，歷史的理解應該多面且宏觀，歷史教育也該如此。然而，觀察李友邦以悲劇結束的一生，再對照這次教育部的歷史課綱「微調」下的李友邦，僅擷取李友邦赴中國參加抗日行動的經歷來寫，明顯只是「選擇性」的編寫歷史。「台人參與祖國對日抗戰」顯然符合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正確」的需要，因此就特別擷取這個片段寫入課本，但是李友邦最後遭「祖國」處決，則隻字不提。其實這段「為『祖國』賣命，卻遭『祖國』奪命」的歷史，才是台灣人更該記取的歷史教育。這種選擇性的教材，無助於對歷史的多面理解，不能發揮歷史教育的作用，這是在利用歷史，而不是從歷史得到教育。黑格爾曾挖苦說：「人類從歷史得到的唯一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此言不是在強調歷史沒有意義，而是在反映人類不懂歷史。不懂歷史即罷，如果為了既有的「內定結論」來利用歷史、操弄歷史，用充滿著神話、偏見、歪曲、斷章取義的教材來「教育」學子，而致產生誤導，那就是「反教育」了。再者，歷史教材固然不該為了意識形態做選擇性的取捨，然因篇幅有限，不可能毫無選擇，巨細靡遺，因此教材的選擇必不可免。質是，教材選擇除應多元而宏觀之外，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例如事件影響的深淺、規模的大小、遠近的關係等等。萬不可捨影響深者，而取影響淺者；不可捨規模大者，而取規模小者。以李友邦參加中國抗日的「台灣義勇隊」而言，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並無結構性的影響；在台灣史上，也沒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若論規模與時間，這個運作約六年多的「台灣義勇隊」，人數只有原先的42人，後來增加到700多人而已。這樣的時間與規模，如果拿二二八之後在日本、美國、歐洲發展出來的台灣獨立運動的許多組織（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來相比，長期在海外為台灣人發聲時間長達五、六十年，參加人數成千上萬，而且成員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份子﹐幾乎全屬海外留學生知識份子」「全世界根本看不到這種幾乎每人都是碩士和博士的革命團體」。海外台獨運動與組織不僅影響國際政要，也對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發揮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如此天淵之別，如果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必須寫入課本，則台灣獨立運動的諸多組織與團體就更應該大書特書了？然而卻隻字不提。這顯然不合比例原則。中國國民黨拿歷史當政治宣傳，不敢正視歷史。怎好意思要日本正視歷史？我們希望中國國民黨當局不僅要正視歷史，更應該結束流亡意識，拋開故國情懷，落地生根立足台灣，一起和台灣人正視我們台灣的歷史！

民報社論2015/02/04   今年是中日戰爭結束70週年，也就是中國國民黨最喜歡吹噓的「對日抗戰勝利」70 週年。台海兩岸政府競相擴大舉辦活動，爭奪歷史解釋權。據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舉行就任以來首次閱兵，而中國國民黨政府則砸下近1億元籌辦系列紀念活動，國防部印製「勇士國魂」紀念月曆中文版已經送到外交部，後續還會有3千份英文版，軍方希望透過外交部、駐外館處分送給僑胞與外國人士，以確立中華民國對日抗戰主導權，爭取國際認同與支持。   對於中日戰爭結束70週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近也有相關談話，引發外界關注。亞東關係協會秘書長羅坤燦接受訪表示，「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歷史問題立場非常清楚，歷史不容遺忘，對歷史議題採取就事論事、恩怨分明態度，希望日本政府正視史實，秉持誠意、客觀、公正態度，反省過去曾經發生過的歷史，記取教訓，以前瞻思維、負責任態度跟周邊國家發展友好關係，共同努力促進區域和平與繁榮。」   國民黨政府的動作、國防部的宣傳、羅秘書長的談話，在他們本身的立場而言，想必自認為是在替國家爭國格，用心良苦。但是我們站在以台灣為主體的本土立場來看，這些動作其實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對台灣不利的。   歷史的解釋，必先確立主體立場是什麼。亦即要問「我們」是誰？我們當然是台灣。以所謂「對日抗戰」的主題而言，台灣的「對日抗戰」與中國的「對日抗戰」是不同的。二次大戰結束以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是被滿清在馬關條約「永久割讓」給日本的日本領土。中日戰爭（中國對日抗戰）的八年之間，日本怎麼可能讓做為日本領土的台灣對日抗戰？但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半世紀之間，台灣人確實也有層出不窮的抗日行動，包括1895到1902，以及1907到1915，幾乎年年都有台灣人的武裝抗日行動；1920年代更有蔣渭水等社會精英的非武裝抗日運動；1930年更有由莫那魯道領導的賽德克族的霧社抗日事件，驚動國際。所以，在形態上、時間階段上，台灣人的抗日行動與中國的抗日完全不一樣。   歷史解釋必先確立「我們」是誰，才能真正認識史實，以下例子是最好的說明：有一次歷史學者李筱峰對大學新生做了「台灣史常識測驗」，測驗題目中有一個題目這樣問：「二次大戰期間台灣遭受何國飛機空襲？」竟然有20%學生答「日本」。李教授問他們為何會有此印象，學生回答說「我們不是對日抗戰八年嗎？」，當然這是中國國民黨洗腦下的觀念。原來學生心目中的「我們」不是腳踏實地的台灣，而是對岸的中國。沒有真正的「我們」的認同，得到的歷史知識竟然如此荒唐！   搞不清楚「我們」是誰，就認不清真正的「我們」自己的歷史；反之，透過偏頗、錯亂、「非我們」的歷史，也必然對「我們」的身份認同產生錯亂。   中國國民黨政府砸下大錢要紀念「八年抗戰」，要和中國爭抗戰歷史的解釋權，其實這是外來流亡政權的殖民意識的繼續發酵。即使爭到了解釋權，對台灣並無意義，反而有害。因為這套歷史解釋的背後的「我們」，是以中國為主體，不是以台灣為主體，有助於台灣人對中國的認同，而不利於台灣人民對台灣的自我認同。   我們認為，與其吹噓「八年抗戰」，與其和中共爭抗戰解釋權（其實二戰期間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兩黨在對日抗戰都有功勞，何必爭？），倒不如正視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抗日運動，我們不只「抗戰八年」，應該有「抗戰四十年」吧！了解我們自己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抗爭，總比聽國共兩黨吹噓「八年抗戰」要有意義。更何況，如果沒有美國的兩顆原子彈，中國會「抗戰勝利」嗎？   再者，對於亞東關係協會的羅秘書長要日本正視歷史，我們也有些感言。要日本正視歷史當然很好，問題是，中國國民黨自己都不正視台灣歷史，要求別人正視歷史，實在滑稽。過去台灣史是長期被中國國民黨政權打壓的。直到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才開始有了較多台灣史的教學。但是馬英九上台後，台灣史又要開始遭受閹割！去年初有關歷史課綱的所謂「微調」即可見其。   我們試以課綱「微調」中強調對日抗戰的部分為例來看。李筱峰教授曾為文（〈李友邦的悲劇與歷史教育—兼論課綱「微調」〉舉例指出：課綱微調其中特別增加「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的內容。一個中學生如果只讀這種「微調」課綱所編撰的歷史課本，對李友邦的認識大概就是「台灣人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一定不可能知道這個「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最後竟被「祖國」槍斃！其實是一個悲劇人物。李教授指出，歷史的理解應該多面且宏觀，歷史教育也該如此。然而，觀察李友邦以悲劇結束的一生，再對照這次教育部的歷史課綱「微調」下的李友邦，僅擷取李友邦赴中國參加抗日行動的經歷來寫，明顯只是「選擇性」的編寫歷史。「台人參與祖國對日抗戰」顯然符合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正確」的需要，因此就特別擷取這個片段寫入課本，但是李友邦最後遭「祖國」處決，則隻字不提。其實這段「為『祖國』賣命，卻遭『祖國』奪命」的歷史，才是台灣人更該記取的歷史教育。   這種選擇性的教材，無助於對歷史的多面理解，不能發揮歷史教育的作用，這是在利用歷史，而不是從歷史得到教育。黑格爾曾挖苦說：「人類從歷史得到的唯一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此言不是在強調歷史沒有意義，而是在反映人類不懂歷史。不懂歷史即罷，如果為了既有的「內定結論」來利用歷史、操弄歷史，用充滿著神話、偏見、歪曲、斷章取義的教材來「教育」學子，而致產生誤導，那就是「反教育」了。   再者，歷史教材固然不該為了意識形態做選擇性的取捨，然因篇幅有限，不可能毫無選擇，巨細靡遺，因此教材的選擇必不可免。質是，教材選擇除應多元而宏觀之外，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例如事件影響的深淺、規模的大小、遠近的關係等等。萬不可捨影響深者，而取影響淺者；不可捨規模大者，而取規模小者。以李友邦參加中國抗日的「台灣義勇隊」而言，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並無結構性的影響；在台灣史上，也沒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若論規模與時間，這個運作約六年多的「台灣義勇隊」，人數只有原先的42人，後來增加到700多人而已。這樣的時間與規模，如果拿二二八之後在日本、美國、歐洲發展出來的台灣獨立運動的許多組織（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來相比，長期在海外為台灣人發聲時間長達五、六十年，參加人數成千上萬，而且成員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份子﹐幾乎全屬海外留學生知識份子」「全世界根本看不到這種幾乎每人都是碩士和博士的革命團體」。海外台獨運動與組織不僅影響國際政要，也對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發揮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如此天淵之別，如果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必須寫入課本，則台灣獨立運動的諸多組織與團體就更應該大書特書了？然而卻隻字不提。這顯然不合比例原則。   中國國民黨拿歷史當政治宣傳，不敢正視歷史。怎好意思要日本正視歷史？我們希望中國國民黨當局不僅要正視歷史，更應該結束流亡意識，拋開故國情懷，落地生根立足台灣，一起和台灣人正視我們台灣的歷史！

 中國國民黨自從敗逃來台後，「改造」、「改革」經常掛嘴邊。這次面臨敗選，黨主席即將更易之際，「改革」聲再起。在「改革」聲浪中，詬病多時（六十多年）的不當黨產，仍是熱門話題。月初有十餘位藍委接受本報訪問，紛紛呼籲將黨產資訊公開，不當黨產還財於民，若有疑慮，歸零也是必要。看了這則呼籲要黨產「歸零」新聞，比起吃「龜苓膏」更有幾分清涼意。如果不是有自由時報主動訪問（也算逼問吧？）我還不知道中國國民黨內有這麼一股小小的「清流」。 國民黨黨產有多少？10多位國民黨立委呼籲將接任國民黨主席的新北市長朱立倫將黨產資訊公開、不當黨產還財於民。圖為前監委黃煌雄去年公布的國民黨黨產案調查報告。（資料照）但請注意，「清流」兩字我是用引號框著。以我的標準，若真清流，怎麼會參加中國國民黨？「典型在夙昔」的真正黨內清流如陶百川先生，早已遠去了！今天果真有清流乎？請問，中國國民黨的「黨庫通國庫」又不是今天才發生，你們怎麼現在才知道？早在一九五○年代雷震主辦《自由中國》雜誌就已疾呼「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五○年代的《自由中國》到七○、八○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指摘「國庫通黨庫」的文章長篇累牘，你們怎麼都無動於衷？到現在才忽然覺得有不當黨產存在？太後知後覺了！台語有一句俗話「半忠奸仔」，用來形容一個人亦奸亦忠、外忠內奸、要當小人又想裝君子。現在國民黨內出現很多這種「半忠奸仔」的角色。面對鏡頭，一副義正詞嚴，勇於批判本黨，但到了投票，唯國民黨黨命是從。這種人，想贏得社會正義的形象，卻又要謀取國民黨的好處。其投機性格與整個國民黨內的一群投機政客其實也清高不到哪裡！這群「半忠奸仔」說要讓不當黨產能還財於民，當然不是說真的，否則立法院內「不當黨產條例」不會到現在還一再封殺。說到這裡，回頭再問，國民黨真能改革嗎？答：國民黨若真要徹底改革，唯一的辦法是：還產、解散、重組！中國國民黨的包袱（也是惡質），其實不只是不義黨產，其他還包括：殺人無數的歷史（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反台灣主體性的外來的政黨、反民主的法西斯專制性格、政商結合體…。尤其他是一個政治詐騙集團，例如，早在一九五四年與美國簽「共同防禦條約」時就同意此約不做攻擊之用，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時更清楚告訴美國不進行反攻大陸，但是對內卻仍要台灣人「消滅共匪，反攻大陸」；當年要我們「消滅共匪，反攻大陸」也罷，現在卻聯共制台，「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撫今追昔，這不是政治詐騙集團，是啥？這樣的政治詐騙集團，在台灣民主化之後，早該解散了！國民黨若還產、解散，重組（可以重組成多黨），才能真正拋棄包袱、革除惡習，才有真正的改革。到時就不怕社會上說你們是殺人無數的外來政黨，更不擔心社會上諷刺「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所以，不只黨產歸零，全黨歸零，來個大改革如何？否則，還是政治詐騙集團！（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中國國民黨自從敗逃來台後，「改造」、「改革」經常掛嘴邊。這次面臨敗選，黨主席即將更易之際，「改革」聲再起。在「改革」聲浪中，詬病多時（六十多年）的不當黨產，仍是熱門話題。月初有十餘位藍委接受本報訪問，紛紛呼籲將黨產資訊公開，不當黨產還財於民，若有疑慮，歸零也是必要。看了這則呼籲要黨產「歸零」新聞，比起吃「龜苓膏」更有幾分清涼意。如果不是有自由時報主動訪問（也算逼問吧？）我還不知道中國國民黨內有這麼一股小小的「清流」。 但請注意，「清流」兩字我是用引號框著。以我的標準，若真清流，怎麼會參加中國國民黨？「典型在夙昔」的真正黨內清流如陶百川先生，早已遠去了！今天果真有清流乎？請問，中國國民黨的「黨庫通國庫」又不是今天才發生，你們怎麼現在才知道？早在一九五○年代雷震主辦《自由中國》雜誌就已疾呼「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從五○年代的《自由中國》到七○、八○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指摘「國庫通黨庫」的文章長篇累牘，你們怎麼都無動於衷？到現在才忽然覺得有不當黨產存在？太後知後覺了！ 台語有一句俗話「半忠奸仔」，用來形容一個人亦奸亦忠、外忠內奸、要當小人又想裝君子。現在國民黨內出現很多這種「半忠奸仔」的角色。面對鏡頭，一副義正詞嚴，勇於批判本黨，但到了投票，唯國民黨黨命是從。這種人，想贏得社會正義的形象，卻又要謀取國民黨的好處。其投機性格與整個國民黨內的一群投機政客其實也清高不到哪裡！ 這群「半忠奸仔」說要讓不當黨產能還財於民，當然不是說真的，否則立法院內「不當黨產條例」不會到現在還一再封殺。 說到這裡，回頭再問，國民黨真能改革嗎？答：國民黨若真要徹底改革，唯一的辦法是：還產、解散、重組！ 中國國民黨的包袱（也是惡質），其實不只是不義黨產，其他還包括：殺人無數的歷史（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反台灣主體性的外來的政黨、反民主的法西斯專制性格、政商結合體…。尤其他是一個政治詐騙集團，例如，早在一九五四年與美國簽「共同防禦條約」時就同意此約不做攻擊之用，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時更清楚告訴美國不進行反攻大陸，但是對內卻仍要台灣人「消滅共匪，反攻大陸」；當年要我們「消滅共匪，反攻大陸」也罷，現在卻聯共制台，「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撫今追昔，這不是政治詐騙集團，是啥？這樣的政治詐騙集團，在台灣民主化之後，早該解散了！ 國民黨若還產、解散，重組（可以重組成多黨），才能真正拋棄包袱、革除惡習，才有真正的改革。到時就不怕社會上說你們是殺人無數的外來政黨，更不擔心社會上諷刺「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所以，不只黨產歸零，全黨歸零，來個大改革如何？否則，還是政治詐騙集團！

2015-01-04 06:45中國國民黨是世界上擁有最龐大黨產，也是民主國家中唯一可以經營黨營事業的政黨。其中，侵占自國家的國產，不知凡幾，眾說紛紜。在中國國民黨九合一選舉敗選之後，黨主席的更換總算有了契機。而令人詬病與爭議多年的黨產話題，又繼續炒熱。從過去馬英九「黨產歸零」的空頭支票，到最近準備奪取黨主席的朱立倫的有關處理黨產的宣示，及其所謂「黨產是假議題」，到代理主席吳敦義對黨產爭議的辯護反駁，以及許多中常委、黨籍民意代表紛紛表示不知黨產多少，沒享受到任何黨產好處…等等的談話，都讓我們直覺，國家要真正要回被中國國民黨侵占的財產，恐怕很難。而這些高來高去、天馬行空的有關黨產的談話，恐怕會模糊了社會大眾對中國國民黨不當黨產的認知。馬英九曾指出「黨產是歷史問題」（詳見民視新聞網報導，二○○六．十．二十九），不過這個「歷史問題」延宕至今，仍未解決，就是一個政治課題。政治課題當然要循政治與法律的途徑解結，但是解結的過程，還是不能不回到歷史，而且是一個歷史常識。正因為是歷史常識，所以不容狡賴。國民黨黨產、黨費的形成，反映著國民黨的統治本質，也是台灣當代史重要的內容。有關中國國民黨黨產來源的正當性之爭議，早在一九六○年代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就已提出討論。先來看看該誌一篇題為「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的社論所指陳的「國庫通黨庫」的現象：「這幾十年來國民黨由國庫中掠奪所得，究竟到何種地步？又究竟龐大到何種地步？非但局外人無從了解，即連國民黨當局，恐怕也由於掠奪的時間過久、範圍過廣、方式過多、數字過大，已經無從計算了。」「國民黨的黨部組織可以正式納入政府單位，黨工人員可以正式納入編制，黨部經費可以正式列入（政府）預算。」「各縣市黨部以下的區黨部，更假借『民眾服務站』名義，變成了縣市政府的一個附屬單位，一切人事費業務費由縣市政府負擔……這類所謂民眾服務處、站，在全省各地竟達三百八十個以上。」「國民黨各級大小單位，早已如同政府單位分別佔有大量的公有房屋土地。」（以上詳見《自由中國》第二十二卷十一期，一九六○．六．一）此外，該社論又指陳，許多戲院、旅館，原本是日產，都由國民黨接收為黨產。黨營事業則透過政府權力轉型成公營單位，享受一切優越待遇。「甚至可以動輒向台灣銀行貸款數百萬元之多，無異把台灣銀行當作國民黨的基金保管庫了」，更過分的「乃至於蘋果的進口、砂糖的出口、馬戲團之類的娛樂團體來台演出等等，也無一不被國民黨利用為搜括黨費的手段！」（同前註）五十五年前，雷震他們就指出國民黨掠奪多少國庫，已經難以估計。時至今日，這些糊塗帳就更難說清了。國庫長期被國民黨如此巧取掠奪，難計其數。一九七○、八○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期間，國庫通黨庫的指責，不絕於耳。直到一九八○年代，台灣解除戒嚴，政治逐步邁向民主化，黨產的不當性更加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二○○一年四月，監察院關於國民黨黨產的調查報告出爐，證實國民黨黨產的確有許多取自國家資產的不正當性。綜合一九八八年以來的各項資料，可以看到國民黨不當黨產的來源，大致分為五項如下：一、接收日產國民黨接收自日治時期政府的公產分為三部分：一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移交中國國民黨經營的十九家日產電影院，二是中國廣播公司接收日本放送協會在台灣的電台設備與土地資產，三是轉帳予國民黨的一百一十四棟國有特種房屋（日產房屋）。二、無償贈與根據二○○一年監察院的調查，一九五八至一九八八年間，各級政府機關陸續將其管有之公有財產贈與國民黨及其所屬各單位，其中土地八十六筆，面積合計為一萬七千八百九十點二平方公尺，建築物三十七筆，面積合計為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一點八平方公尺。這八十六筆土地與三十七筆建物，由地方政府贈與供國民黨一黨使用，多數作為國民黨在各地的民眾服務社。三、廉價買進政府賤賣國土房產予國民黨，而國民黨取得土地的方式，多是先無償佔有，再廉價承租，最後低價購得。茲舉例如下：位於台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的前國民黨中央黨部、位於台北市泉州街六號的交通黨部、位於台北市林森北路七號的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位於台北市木柵路一段二百九十號的革命實踐研究院（今國發院）等等，皆屬此類黨產。四、強佔取得國民黨霸佔公地使用之案例不勝枚舉，例如烏來民眾服務社、貢寮民眾服務社、深坑民眾服務社、鐵路黨部、公路黨部、中央政策委員會（位於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十六號）皆是。五、各種特權國民黨在黨政不分的黨國體制下，擁有多項特權，使其黨營特許事業坐大，黨產資本不斷累積。國民黨黨營事業七大控股公司之架構約在一九九二年成形，分別為中央投資公司、光華投資公司、啟聖實業投資公司、悅升昌投資公司、景德投資公司、建華投資公司、華夏投資公司。七大控股公司投資事業領域各有分配，經營的行業橫跨金融、石化、電機、水泥、電子、瓦斯、鋼鐵、建築、租貨、製藥、環保、橡膠、投資和紙業等。根據《拍賣國民黨——  黨產大清算》於一九九九年的統計，這七大控股公司總共主控六十六家企業（包括八家上市上櫃公司以及五十八家未上市公司），轉投資企業超過三百家，其中有資料的四十三家主控公司，總資產超過六千億元，凈值超過二千億元；如此雄厚的資產，便是國民黨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詳見梁永煌、田習如等編著，《拍賣國民黨——  黨產大清算》，頁一四九）張清溪等經濟學者在一九九一年提出「黨國資本主義」概念，解構台灣的經濟體制，認為「國庫與黨庫之間的利益輸送，都在『黨國一體』的口號之下，被不當的合理化」。（詳見張清溪等著，《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再加上透過減免稅捐、黨職併公職，以及政府委辦補助，佔盡天下便宜。當國民黨霸佔的公地國產開始遭到指謫後，他們透過政治力，讓政府不得不將被霸佔的國產國土透過贈與或給予租權，再賤賣給國民黨，所以霸佔公地公產部分幾乎已被後來政治性的贈與、租用或承購所掩蓋。這些強佔取得、贈與取得、廉價購得的黨產，到了馬英九擔任黨主席後又遭變賣，成為他們黨費的一大財源。誠如「拍賣國民黨」一書所指陳的「國民黨Ａ國庫」的五大手法，即為「讓與國土、包括廉價購買及『無償佔有』」、「國家預算補貼黨營事業」、「委託業務」、「雙方委託投資」、「黨國合資事業」等。在政治環境丕變的今日，大家開始向國民黨追討屬於台灣全體人民的財產，而黨主席馬英九口口聲聲說他上任之後一定會處理黨產，如何處理？原來答案就是「通通賣掉」，而且還是賤賣，只求能趕快脫手。馬英九在二○○五年八月十九日當選國民黨主席後，接續處分國民黨產，至今已公布包括國發院土地、原省黨部土地、台中市德化大樓等十處房地、華夏三中及原中央黨部大樓等五大黨產交易案，以及中華醫院、台中育樂新村、幸福人壽，總計八筆具指標性黨產交易案，估計交易總價格直逼兩百億元，若包括「華夏三中」多達百億元的不動產「回算利潤」，則黨產處分利益將上看三百億元。馬英九如此變賣竊取國家的黨產進入黨庫，如此一來，不管以後通過什麼法令，想要追討回台灣被國民黨侵佔的財產，越來越困難。接任的朱立倫，那就考驗你的能耐和真誠？這個擁有偌大黨產的政治集團，其「既得利益圈」的涵蓋面甚廣，可以廣納各方貪圖利益的投機政客與短視的民眾。中國國民黨的黨產及其衍生出來的利益體，就像一塊偌大的吸鐵，吸引著許多破銅爛鐵（投機政客）。一旦這塊磁鐵沒了，磁性消失了，破銅爛鐵的投機政客們自然就做鳥獸散！這塊磁鐵會消失嗎？破銅爛鐵們會消散嗎？那要看台灣人民何時能認清歷史，認清現狀？何時願意覺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