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正亮在電視上批判民進黨外交政策全面倒向美國，是亞洲國家唯一倒向美國的。 我懶得反駁他，只想問： 1.難道要倒向中國嗎？ 2.你怎麼不退出民進黨加入中國國民黨？   陳彥斌 這個人早該離開民進黨，加入國民黨了。上帝的歸上帝，撒旦的歸撒旦。   Aven Chen 真的令人搖頭的政治撈仔！   江冠明 郭正亮如果退出民進黨，就無法當政治名嘴，這個跟吳子嘉很像，每次講話，就要穿插「我是民進黨」來烘托行情！ 這些名嘴越來越像小丑，主持人要他翻跟斗搞笑，他一定馬上翻！  

這樣的黑金家族，在正常民主國家早就被唾棄了！但在台灣，不僅被中國國民黨提名參選國會議員，還有八萬多的民眾力挺！ 台灣還有這麼多愚昧無知、是非不分、墮落沈淪的民眾！ 我們不要為「雙林雙贏」而太滿足，這群是非不分、愚昧墮落的民眾，今後仍是赤藍集團亂台滅台的後盾！ 能無惕乎？

    美國獨立建國的歷史，對台灣與中國有啓發作用。示意圖／擷自網路，民報合成   美國獨立前的北美十三州，原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移民多來自英國。1620年11月11日的「五月花」號載來英國的清教徒移民，及其簽署的「五月花號公約」，為一個半世紀之後的美國獨立建國埋下歷史的伏筆。這份公約成為美國日後無數自治公約中的首例，它的簽約方式及內容，暗示了許多民主的信念：「人民可以由自己的意思來決定自治管理的方式、不再由人民以上的強權來決定管理。」在此開創了一個自我管理的社會結構。一個半世紀之後的美國獨立建國，就是建立在這個「自我管理」的基礎上。 說到自我管理，我想起以下小故事： 有一位參加美國獨立戰爭的老兵，在美國獨立的數十年後，接受一位歷史學者的採訪。 「您們當年拿起武器參加革命，一定是為了反抗不能忍受的壓榨？」 老兵驟著眉頭回答：「壓榨？我並沒有這麼感覺。」 歷史學者有點詫異：「什麼？您沒有感覺到印花稅法的壓榨嗎？」 「我從未看到過那些印花啊……老實說，我並未在這上面付過一文錢。」 「那您一定是不滿當時的茶稅？」 「我從來不喝茶，茶稅於我何有哉？」 「那麼﹐我想您一定是讀過洛克(John Locke)﹑盧騷（Jean-Jacques Rousseau）等人有關自由的永恆原理了？」 「我不知道您在說誰。」 歷史學者有點不耐煩了：「究竟是為了什麼，您去打獨立戰爭？」 老兵不急不徐說：「弟台，我們去打那些穿紅制服的人﹐是為了這個：我們一向是自己管理自己，我們就是要這樣，但他們不認為我們應當是這樣。」 這套「自己管理自己」的哲學，不僅是美國獨立建國的立國精神，也成為近代以來人類建立現代國家的普遍價值。 美國獨立運動中有一本大約50頁的手冊，叫做《Commonsense（常識）》，作者叫潘恩（Thomas Paine）他在書中系統論證了北美洲十三個英國殖民地獨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美國重要的哲學家胡克（Sidney Hook）在為《常識》再版的序文中曾說：「潘恩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這場美國獨立，並不是做為一個美國人，侷限在為美國的利益；而是做為一個自由人，一個世界公民，他堅信，他為美國所做的努力，就在為英國、法國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爭自由的努力。」 潘恩曾經和另一位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有過這樣的對話： 富蘭克林說：「何處有自由，何處就是我的祖國」 潘恩回答：「我的祖國，正在一個沒有自由的地方！」 兩人的切入點不同，但都為美國的獨立建國的基礎—民主自由，提出了詮釋。 富蘭克林的父親出生在英格蘭，後來移民北美洲波士頓。富蘭克林是在波士頓出生，用當前台灣的用語就是「外省第二代」。他有關電的實驗，及發明避雷針，極為著名，曾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院士。若照台灣的一些「高級外省人」的心態，富蘭克林應該全心效忠英國，但是他卻投入美國獨立運動。富蘭克林從事美獨運動時，他的兒子質問他為何背叛英王，氣得富蘭克林將兒子趕出家門，要他想通了再回家。 以上富蘭克林的例子，也說明着「國家認同轉變」的過渡時期的現象。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在首倡獨立建國時，支持獨立的民意並不高，大約只有19％而已，當年連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剛開始也沒有獨立的意識，還自認為是英國皇家的軍官，但是時勢一到，潮流一來，一念之間，竟讓他成為美國獨立建國的領袖。獨立建國的支持度也扶搖直上，沛然莫之能禦！ 英國曾派兵鎮壓美國獨立戰爭，但是最後武力解決不成，反而放棄武力，成為第一個承認美國的國家。1776年美國簽署獨立宣言示意圖／擷自白宮flickr、維基百科，民報合成   美國宣佈獨立固然引起英國派兵鎮壓，爆發戰爭，但是最後武力解決不成，英國反而放棄武力，成為第一個承認美國的國家，而且同文同種的英、美兩國，最後成為在國際上相互支援的最友好國家。 美國獨立建國的歷史，對台灣與中國真有啓發作用。 常聽到中國及台灣內部的中國黨辱罵台獨主張者「數典忘祖」，質問「難道忘了祖先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嗎？」要回答這個愚蠢的問題，剛好可以用美國的範例回答，美國獨立之前，他的人民不也是大部分從英國來的嗎？美國的祖先從英國來，和台灣人的許多祖先來自中國（新加坡75％的華人的祖先也來自中國）不都是一樣的道理嗎？都是因為在原鄉無法存活，而另闢新天地。人類的國家發展至今，同文同種並非必然要同國。英國、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這些講英語的國家，其多數國民都有相同的血緣或相同的文化來源；日耳曼族的人，可能是德國國民，也可能是奧地利或瑞士國民；同文同種的阿拉伯世界，也有很多國家，沒有任何一國的人「數典忘祖」。 況且台灣人的祖先，也不盡然只來自中國，如果真要論祖先，許多台灣人的祖先，不僅有來自中國者，也有在地南島民族。從事台灣人血緣研究的林媽利醫師研究指出，約有80％的台灣人混合有東南亞民族（南島民族）的血緣。彭明敏教授和我都曾經由林媽利醫師的檢驗，確知都具有平埔族西拉雅人的血緣，我的血統中甚至和印度的Tribal peoples有關。（詳見本書第2章）台灣人民的血緣多源而且複雜，請問我們建立自己的國家，到底數什麼典？又忘什麼祖？ 「統」派又說，搞台獨必然引來中共武力犯台，如同美國獨立時必然引來英國的武力鎮壓一樣。這個史例，不能只看一半，如今回顧美國獨立運動史，英國的武力鎮壓真是多此一舉，最後英國放棄武力承認美國獨立，反而建立起兩個友好的兄弟之邦。中國及台灣內部「統」派何不以此最後結局為典範，趁早放棄武力，讓台灣與中國和平共存，建立起兄弟之邦的關係，經濟互惠、文化交流、共創雙贏，何樂而不為？ 致於說到獨立建國的民意度，原本只有19％支持度的美獨，不經數年就真正獨立建國。如今台灣主體意識的民意度已經過半，而且是「事實獨立」於中國之外，豈有不能獨立的道理？但與「美獨」相較，阻礙獨立的最大不同是，美獨沒有像台灣內部這樣「內神通外鬼」的中國黨政客集團、紅頂商人，和一些吃中國奶嘴的媒體。今天，如何抵擋、抗拒甚至瓦解這些「內神通外鬼」的勢力，是台灣有無前途的最大關鍵！ 最後，容我們援引上述胡克為《常識》再版所說的話，套用重申如下：「我們之所以投入台灣獨立，並不只是做為一個台灣人，侷限在為台灣的利益而已；而是做為一個自由人，一個世界公民，堅信為台灣所做的努力，就是在為中國，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爭自由的努力」！  

壽星之一：文學家、英語教育家柯旗化 「請不要燃放鞭炮 鞭炮聲會使我發狂 我的兒呀！ 我的心肝兒 那一天 你雙眼被蒙住 全身被綁著 在一陣槍聲中倒下去 鮮血染紅了故鄉的土地」 —柯旗化詩〈母親的悲願〉 這首詩是政治受難者詩人柯旗化（筆名明哲）紀念二二八事件中死難的同學余仁德及諸先烈的詩作。 柯旗化，臺灣文學家及英語教育家。1929年的今天出生於高雄左營。戰後目睹來台接收的中國國民政府的腐敗，軍隊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屠殺無辜，因而主張臺灣獨立，且被懷疑思想左傾，成為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兩度入獄，坐牢共計17年。17年的黑牢煉獄讓他寫下了嘔心泣血的回憶錄《台灣監獄島》。另有小說集《南國故鄉》及詩作《鄉土的呼喚》、《母親的悲怨》，為苦難的台灣人歷史作了良心的見證。他的《新英文法》，曾經是眾多青年學子學習英文的參考書。 壽星之二：台灣音樂家蕭泰然 「咱攏是出外人，對遠遠的台灣來，雖然我會講美國話，言語會通心未通；咱攏是出外人，在遠遠的台灣彼，有咱的朋友與親人，不時互相在思念......」—蕭泰然填詞《出外人》 「金銀我攏無，只有將我所有的給您─就是我的音樂！」這是蕭泰然在2009年獲頒行政院文化獎時的一句話。這位被國民黨政府禁足於海外十多年不能回鄉的音樂大師，一生用音樂奉獻給他所鍾愛的台灣。《一九四七序曲》是蕭泰然為紀念「二二八事件」的創作。創作途中他曾因主動脈瘤破裂一度命危，緊急手術後他繼續完成此作，曾在國際演奏，感動國際；《台灣翠青》（鄭兒玉詞）的旋律，扣人心弦，幾乎已被內定為台灣國歌。這位為台灣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的音樂大師，於1938年的今天出生於高雄鳳山。他集鋼琴家、指揮家、作曲家於一身，一生致力於將台灣本土音樂與西方音樂融合。 壽星之三：自由主義歷史學者張忠棟 「台灣處於轉變的時刻，一切急待除舊佈新，領導人物必須以救贖的心情，勇於面對歷史的錯誤，糾正歷史的錯誤，然後才可以希望一切力量再生…」—張忠棟 1991年9月，一位已經罹患肝癌的「外省」教授抱病參加廢除惡法刑法100條的行動，在靜坐示威中，他被警察強行抬走。翌年，刑法100條終於做了修訂。台灣有了更進一步的民主化。這位參與民主運動的教授就是張忠棟。 張忠棟於1933年的今天出生於中國漢口，1950年來台，就讀高中、台大歷史系，獲台大史學碩士後，留學美國獲密西根大學博士，回國任教台大歷史系、及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張教授學術著作以《胡適五論》最著名，但他不是在象牙塔內孤芳自賞的學者，從他的《大學教授的言責》、《鄉土、民族、國家》、《政治批評與知識分子》、《一年又一年》等文集，即可窺見。以自由主義的精神，他投身民主運動。 張忠棟原本無台獨念頭﹐但是隨著時過境遷，身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他，於1980年代開始省識時潮而蛻變。1991年8月加入民主進步黨，並積極參與是年8月召開的「人民制憲會議」﹐參與「台灣憲法草案」研議﹔1990年底參加「台灣教授協會」創會，建議將原擬的創會宗旨「認同台灣主權獨立」中的「認同」用改成「促進」，才夠積極。1992年4月21日的「總統直選運動」中，張忠棟帶領群眾高呼「總統直接民選」「台灣獨立建國」口號。同年8月他加入「『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後改名「『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1997年夏，民進黨與國民黨聯手修憲，他毅然退出民進黨。 他是率直的知識份子﹐不愛奉承別人，卻又平易近人﹔不偏激躁進，卻又堅持原則﹔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變，也有所不變，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壽星之四：英國小說家佛斯特（Edward Forster） 「英雄崇拜是一種危險的惡習，而民主政治的一點好處，就是不鼓吹這種惡習，不製造無法駕馭的『偉人』。」 「老齡和老化，要避免混為一談，老化是一種情緒，會在任何年齡侵襲我們。」—佛斯特（Edward Forster） 英國小說家佛斯特（Edward M.Forster）生於1879年的今天。他是一位反對種族歧視的人道作家。其代表作《印度之路》控訴英國對印度的殖民與不平待遇。

  江冠明透過文學與歷史對話——江冠明《跟著風往前走》。圖／李筱峰提供、擷自江冠明臉書，民報合成   2020年的歲末，武漢肺炎的疫情仍肆虐全球，北台灣更遭逢寒流侵襲。我在12月30日的臉書上寫了以下的感言： 「在生活中，我一向不喜歡隨眾趕流行，我是一個「大家都怎樣，我就偏偏不怎樣」的人。例如，一般人買東西，一定要選名牌，我就偏偏不買名牌。如果人人都只買名牌，那不就告訴那些新創業的人你們別想活吧？再例如，要過年了，許多人就非聚眾跨年不可，毫不在乎疫情。我偏偏就要一個人躲在家裡讀小說。而且人家讀小說，就一定要選所謂「名家」的小說來讀，但我偏偏就要選江冠明的小說來讀。怎樣？江冠明的小說，會輸給「名家」嗎？你們沒讀過怎麼知道？」 在跨年之夜，我一個人躲在家裡讀完江冠明的書稿《跟著風往前走》。 冠明兄的作品，是詩，是散文，也是小說，更是歷史。 冠明全書的大部分文章，隨便挑一段起來讀，都像是一首詩。 書中每一篇的行文，又都是優雅的散文，其中〈跟著風往前走〉還得過聯合報的散文首獎。 書中更有小說的想像，如〈遇見花岡一郎〉、〈戰地日記〉、〈奔向前方〉。 總之，全書涵蓋報導文學、散文、小說等手法，是幽美又浪漫的文學手筆。 而這些幽美又浪漫的手筆，則都圍繞在一個歷史事件的軸心，那就是霧社事件。 說到歷史，我不期然想起我當年在歷史研究所的往事。我初入史研所時，我選修張玉法教授的「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初上課不久的有一天，張老師在全班同學面前說：「筱峰，你文筆太好，不適合寫歷史！」此話一出，全班一陣笑聲。一個學期下來，有一天張玉法老師又宣布：「筱峰現在的文筆，可以寫歷史了。」張教授的話，是褒還是貶呢？其實老師的意思無所謂褒貶，他是要告訴我們，史學論文的書寫不要用華麗的辭藻，不需要澎湃的感情，要盡量以無顏色的中性文字來論述，當然這是就歷史論文而言。 張老師的話，讓我想起斯賓諾莎的一句話–「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 從「文筆太好，不適合寫歷史」到「現在文筆可以寫歷史了」的過程，我克制了許多感性與情緒，完成畢業論文。然而，寫完論文，我彷彿還是骨鯁在喉，無法表達我的內心世界。 面對歷史，並不是都要用冷酷的論文形式去處理，那會顯得無血無肉。歷史如果不能拿來和現實對話，歷史的價值會減損很多，歷史也就很難發揮固結人群的作用。 試看江冠明在書中透過一位泰雅青年的話，讓歷史與現實對話： 「你看我的祖父站在莫那魯道旁邊，他穿著傳統衣服跟日本人作戰，我的父親穿日本軍服唱日本歌跟中國人、美國人作戰，我穿的中國軍隊衣服，我們三代穿不同國家衣服唱不同歌謠有不同語言的名字，為不同族群作戰，有趣吧！」 這段古今對話，足發人深省。 再說，所有的歷史課題並非都有一手的直接史料來幫我們佐證，在遇到史料「不足徵也」的時候，就要有設身處地的想像去做歷史解釋。冠明在〈遇見花岡一郎〉的作品中，發揮了極富創造力的想像，雖號稱小說，卻給史家提供了極好的「設身處地的歷史解釋」。文中，冠明說：「彷彿陷入謎咒的夢境，我開始沈思花岡一郎與二郎生前最後幾個小時的世界，有如小說家和編劇虛構一段故事情節，虛擬劇中人物的風格和思想。我發覺，花岡一郎的死，是困惑人類歷史的謎題！也是讓意志與意識迷亂的課題。」 在〈遇見花岡一郎〉中，冠明替花崗一郎的角色與心境，做了歷史的詮釋： 「花岡一郎充滿知識青年的活力，在西式教育的啟蒙中，他渴望越過層層疊疊的故鄉山巒，奔馳向新世界的原野。這是我對花岡一郎青年生命的想像。」     「 自從考上台中師範，成為霧社地區泰雅族人的模範生後，他的榮耀已經蒙上命運的坎坷。日本人把他當做是馴化原住民的指標，他一步一步邁向宿命之路，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歸鄉路。當他從台中回到埔里，越過眉溪一步步走回家時，花岡是不是這樣想呢?他的認同如何呢?是臨終前的回憶?也許是，也許 不是。這一切也許只是我的想像、我的夢罷。」 這些文字出現在冠明的「小說」中，何嘗不是歷史家應有的想像與歷史解釋？ 誠如冠明所提出的： 「霧社事件的內部過程，有許多空白讓我無法思考推測。透過想像力，產生小說情節般的幻想，如果我是作家，想像我是莫那魯道，我的抉擇是什麼？戰！還是不戰！要戰會戰到什麼情況！全滅！無退！」 這不就歷史研究者應有的「問題意識」嗎？冠明竟然在「小說」中替歷史學者進行「大哉問」。 冠明在小說中安排了一段在戲劇課堂上的話：「關於歷史事件的真假就讓歷史學者們去研究。今天課堂主題是，我們是否能找出台灣悲劇的原型。」其實，這種Q&A，何嘗不是史家在追求史實的真假之後，也應有的企圖？ 在《跟著風往前走》全書中，江冠明要表達的一個重要主題，那就是霧社事件中的「死亡哲學」。 對於花崗一郎、二郎的自殺，冠明問： 「在事件發生過程中，他們被雙方視為敵對者，淪為仇恨殺戮或誤會的對象。在一九三〇年代的霧社事件大變動中，他們沒有多少其他可能選擇的機會呢?至今，沒有人追問花岡二郎一家二十一口集體上吊的悲劇景象，究竟給我們什麼樣的反省呢?花岡一郎全家的死，會只是「無奈」而已嗎？」 冠明回答說： 「他們毅然選擇自殺，用生命承擔時代歷史給他們的評價，這是超越悲劇的沈重抉擇。」 關於霧社事件的主角莫那魯道，我曾在數年前以〈莫那魯道VS.武士道〉為題的文章，有如下的敘說：「......莫那魯道曾經在大正初年被安排到日本本土去參觀，他見識過東京的現代化，看過日本的軍校與軍事設施，他知道日本的實力。可是他為何敢帶領族人對日本在地的官憲如此痛下一擊？他不是在搞革命，他們是在外來政權的高壓殖民統治下，受盡屈辱、受進蹂躪，忍無可忍，最後將生命豁出去，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與其沒有尊嚴的活，不如莊嚴的死。在我看來，事件中充滿著「死的哲學」，他們讓欺負他們的日本官憲血濺司令台，但在敵不過日本的高砲、機槍與毒氣之下，他們選擇死亡，不受日本凌辱。他們群起上吊在樹上，去和他們的祖靈契合；花崗一郎以切腹、花崗二郎以上吊，解答了他們兩難的角色；莫那魯道最後進入深山上吊，讓日本人耗費時日才找到他的屍體。這些死亡的哲學，顯然不是曾被後藤新平譏笑為『怕死、愛錢、愛面子』的一般平地人所能了解。日本武士道中，也有一套的死的哲學。但是武士道，碰上了莫那魯道，顯然遜色了！」 霧社事件中的死亡哲學，委實讓武士道的日本人驚訝，誠如冠明在書中的一段敘述： 「第一次霧社事件中，曾經有一個家族集體在一棵樹上吊，不論男女老弱婦孺將整棵樹壓到快要扭斷，日本軍警見狀驚訝地說不出話來。」  當然，霧社事件對日本的反抗，也許不只導因於生活的備受壓迫，也可能是由於他們的Gaya受到日本統治當局的破壞，冠明在書中也有注意及此。 〈誰的歷史〉是全書之中唯一不是詩、不是散、不是小說的一篇論述，卻是很有反省能力的史學論述。冠明點出一個重要的癥結： 「台灣史學界並未像國外歷史研究，用多元後現代角度去詮釋歷史，還停留在國族主義的思潮，因此在所謂『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一貫思想下，霧社事件被納入在中國國族神話中...」。 我想起了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於1953年在霧社建起莫那魯道紀念墓園。 牌坊上的對聯「永勵黄魂」的字句，充滿著國民黨式的國家圖騰和大漢沙文主義的色彩。莫那魯道還被改了漢姓「張」，被稱為「張公」。歷史被如此操弄！ 冠明跳出黨國史觀，跟著泰雅青年跌莫等人上山深入霧社等地，誠如他的肺腑之言： 「我感謝跌莫讓我走出書本和檔案的資料世界，跟隨他的腳步腳印，透過身體透過感覺去認識泰雅族人的生命意境，短短二三天，讓我學習泰雅族人穿越森林的腳步，深深感受『風的民族』 的生命律動。」 我也要感謝江冠明兄寫下這本亦詩、亦散文、亦小說、亦歷史的作品。斯賓諾莎那句「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我要改成「也笑，也悲，也怒，更是理解」，這是我在寒流之中，跨年之際，讀完冠明全書的心得。 莫那·魯道銅像和後方的霧社抗日紀念碑。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聰明人難道看不出赤藍集團提出四個公投案是來亂的嗎？難道看不出「反萊豬」的假議題，將嚴重影響台灣的國貿關係嗎？難道看不出「護藻礁」的藉口，要讓「三接」電廠不能運作，將重挫台灣的經濟力嗎？ 沒錯啊！人家陳庚金不是早就說了嗎？「能撈就撈，能混就混，把這個政府拖垮！」 12/18的公投，記得出來投「不同意」票。不能讓赤藍集團拖垮台灣。

【替朱元璋看診】 （摘錄自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 我轉讀歷史系之前，在政大教育系時修過許多心理學的相關課程，因此，我進入淡江歷史系之後，我開始進行小型的科際整合，我用心理學的理論來處理歷史人物的課題。 我讀到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屠殺功臣的歷史，發現這根本是精神症狀的發作，於是對朱元璋進行心理分析。 我寫了一篇約一萬四千字的〈朱元璋專制獨裁與恐怖屠殺的心理考察〉 ，刊登在當時的《淡江週刊》。我的主要論點是：朱元璋25歲以前的卑微身世，產生的朱元璋嚴重的「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這種自卑情結導致他強烈的「權力動機」而不斷地自我擴張；這種強烈的自我擴張與權力的追求，乃是對其自卑情結的「過分補償」（over compensation）；由於對權力的過分熱衷，不許他人染指，因而產生猜疑和不安全感，進而發展成一種被迫害妄想症（delusion of persecution），不時以為身旁的人是在諷刺他、批評他、反對他，時時都在對他陰謀叛亂，因此他採取的攻擊性行為，大肆屠殺。這種妄想，其實是他自己的心理「投射」（projection），朱元璋對於他的「自我」（ego），有著某程度的不滿。而這種不滿，被潛抑(repress)在潛意識(unconscious)中，最後則投射到那些倒楣的開國功臣身上。 朱元璋不只是一個不適應（maladjusted）的神經病患(neurotic)，甚至到了中年以後，已經成為明顯的精神病患(psychotic)。 一個精神病人來統治一個大王朝，何其危險！封建時代的話說：「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實應該再加一句「一人有病，兆民倒楣」。於此，使我們應該體認專制政治下「人治」的危險，以及民主政治「法治」的重要。 我的文章在刊登之前，曾將初稿請我的好友精神科醫師陳永興幫我審閱，他說，雖然無法臨床看診，不過如果史料部分無誤，則朱元璋的症狀相當明顯。 （附記：「《小瘋人生》講唱會」將於12/12週日下午2：30在桃園市府綜合會議廳舉行，歡迎光臨！）

  陳銘城新書《拼貼歷史的缺頁》。圖／擷自吳三連基金會網站、陳銘城臉書，民報合成   「我的朋友胡適之」，這是以前許多胡適的熟或不熟的朋拿來攀附享有盛名的胡適的一句話，曾經被揶揄一時。我在這裡要借用這個句型，說「我的朋友陳銘城」，陳銘城當然沒有胡適的盛名，也非大官巨賈，我要「攀附」他什麼？其必曰：我要「攀附」銘城身上對民主的堅持、對人權的熱衷、對台灣的深情摯愛，那是一般台灣人少有的志節與氣質！ 我與銘城曾經兩次同事，而且那不只是工作上的同事，更是為台灣的民主自由的共同志業： 第一次是在康寧祥主辦的《八十年代》雜誌社同事，銘城是我們雜誌的一枝好寫手。我們曾經共同在威權統治下，抗爭威權，爭取自由民主！ 另外一次是1988年，我進入《自立晚報》的政經研究室當研究員。這份「工作」的機緣，是由比我更早進入《自立晚報》的銘城向報社推薦的。當時我在政經研究室雖號稱「研究員」，其時最主要的工作是擔任「言論版」的主編。我請求報社讓陳銘城和林文義與我一起編輯言論版。我們的言論版成為閱讀率第二高的版面（僅次於政治版）。其中，銘城的許多「鬼點子」有以致之。 我後來回學界專任教職，銘城繼續在媒體奮鬥。我是歷史工作者，銘城是新聞記者。我曾說過：「新聞記者與歷史學者在性質上有著很微妙的異同關係。相同的是，他們都在記錄事情、分析事情；不同的是，新聞記者所記錄和分析的，是當下的時事，歷史學者研究的對象則是過往的事情。而今天的時事（新聞），就是明日的歷史；今天的歷史，則是昨日的時事（新聞）。西方史家曾說『歷史是現在和過去的不斷對話。』司馬遷也強調『通古今之變』。可見新聞時事與過去的歷史密不可分。」而偏偏台灣在民主化之後，過去被黨國陳年掩蓋的歷史，包括二二八事件歷史、白色恐怖的歷史，都開始被解封而成為時事，而媒體人的陳銘城，和史學工作者的李筱峰，兩人都殊途同歸，來到追求真相的路上。 銘城和我還有一共同特色，那就是都很愛哭。面對著過去那段辛酸血淚的歷史，很難麻木不仁。記得我在1990年2月出版的拙著《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書的自序〈哭過歷史的漫漫冬夜〉中說：「他們的每一條英靈，都串組成令人隱隱作痛的台灣近代史的辛酸與血淚。在受難者家屬的訪談中，在目擊者的見證下、在發黄的文獻史料堆裏，我曾幾度唏嘘淚下，掩卷長嘆。」銘城和我一樣，在從事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或其家屬的訪談中，他經常忍不住在受訪者面前流下淚來。 我們可以自信地說，這不是弱者的眼淚，這是人道者與人權追尋者的悲憫之淚。 果然，銘城這種沾著悲憫之淚寫出的作品，終於獲得人權團體的肯定。2006年的人權日，全美台灣人權協會設置的「王康陸紀念獎」，因陳銘城的人權報導和參與綠島人權園區的重建，頒給陳銘城「人權獎」。 在文化界，銘城被稱為「人權記者」，實至名歸，名至實歸。這本書是「人權記者」陳銘城從事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或其家屬的訪談後的四十多篇血淚之作。 銘城要我幫本書寫序，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我很榮幸能沾「人權記者」之光；但卻又深恐無法將銘城對台灣、對自由人權、對人道關懷的內含表達盡致。 每次重讀銘城的作品，我的心情都會像北台灣冬夜裡繽紛的雨絲....。我不忍再讀，就邀請讀者來「品嚐」這台灣歷史的苦澀與悲情。 要歷練過這種歷史的悲情，台灣才能脫胎成長。（2021.9.12） 《拼貼歷史的缺頁：陳銘城人權文集》新書巡迴發表會

  （以下摘錄自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第13章「洞見翠谷」） 我在世新大學是隸屬「通識教育中心」，雖然開的課是向全校開放的歷史課程，但是畢竟不是歷史系科班，我一直期望能到歷史專業的系所任教。 2000年4月成功大學歷史系要徵一名教「台灣史」的老師，我前去應徵。送件應徵者共有八人，我去該系接受面試時，發現應徵者當中，我的著作最多，因此我自以為應該最有希望。但是等到開始interview時，始知他們對我充滿挑釁意味。我回顧我在那場面試時的對答，頗有意思，特摘錄其中三則問答如下。 面試的提問人是由歷史系的教師組成，首先第一個問題是由那位女性系主任向我提問:「久仰你！我們知道你很關心政治，參與很多政治活動，你認為熱烈參與政治，會不會影響歷史學的研究?」 我不假思索，立刻回答: 「您的問題，讓我想起兩個人，一位是寫過《動物農莊》(Animal Farm)、《一九八四》的著名作家 George Orwell；另外一位是梁啟超。 George Orwell 有句名言:「那些認為藝術應該與政治無關的見解，其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原文：The opinion that art shoul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is itself a political attitude.)同樣的，我也認為那些以為歷史學不應該與政治有關的觀念，其本身就是一種強烈的政治態度。 至於梁啟超，他是中國清末『戊戌變法』的要角，活躍在中國近代政治運動上，民初時期還是進步黨的領袖。但是，他同時又是中國近代史上重量級的歷史學者，他的《新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都是著名的史學著作。參與政治並不影響史學研究，反而有助於史學研究的靈感。」 第二道問題更挑釁了，我不知道提問的老師是誰，他反過來問我:「請問， 台南比較偏離政治中心，你如果來台南，會不會影響你對政治的關心?」 我旋即回答:「對政治的關心不會因為地點而受影響，尤其在這個資訊發達的 E 時代，即使到鵝鑾鼻，一樣可以隨時獲得資訊，何況台南府城並非偏遠地區。」 (我心裡想，這位老師是不是在告訴我說，他遠離政治中心，所以他不能關心政治?我本來還想再告訴他一句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B.Croce)的名言:「只有對現代生活的興味，方能使人研究過去的歷史。」但後來吞下去沒說出來。) 更侮辱的是，在最後，那位系主任問我:「你現在是教授，如果我們要聘你的話，從副教授起聘，你接受嗎?」 我一樣立即回話:「我的教授資格是經過教育部審查通過的，如果你們對教育部沒有信心，我也沒有意見。」 當天的面試場所，後座還有許多旁聽的學生。我在回答問題時，旁聽席上的學生屢屢鼓掌。結束面試後，我走出會場，有幾位學生跟著跑出來，他們告訴我: 「老師，你今天是面試的第五位老師，你講得最精彩。」 我告訴他們:「你們剛才那樣鼓掌，會害慘我!你們認為我最精彩，可能會讓那些面試委員更排斥我。」 果然，這次面試的結果，我得 0 票，吃了一個大鴨蛋回來! 但是令我釋懷且寬心的是，這次錄取的人，是我的「三同好友」鄭梓，他在美麗島事件前就與我相識，曾經為我們《八十年代》及《美麗島》雜誌寫稿， 有相當的正義感和內涵，所以由鄭梓兄錄取進成大歷史系，我也就心服且樂見。 （附記：《小瘋人生》將於明天由玉山社正式出版）

（以下是描述我高中時代的思想轉變，摘錄自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第6章「第一次覺醒」） 透過《自由中國》，我讀到其中許多介紹民主原理、自由思維、人權觀點、 法治理念的文章。其中，台大哲學教授殷海光的文章，對我震撼尤大。 殷海光是《自由中國》雜誌的一支健筆，好幾篇著名社論是出自他的手筆。 至今我仍清晰記得殷海光幾篇震撼我心的文章，例如: 在〈反共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一文中，他說:「在反共過程中把民主予以 壓制或取消，那麼，反共者與共黨的實際距離，至多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 在〈是什麼，就說什麼〉的社論中，殷海光對於「政黨即政府」、「政府即國家」的觀念提出批判; 在〈反攻大陸問題〉一文中，這位邏輯實證論者認為在短期內能反攻大陸的 「公算」不大，因此不要凡事都以「等反攻大陸之後再做」為藉口。他說「我們 不願為了講虛面子而把國事放在大話連篇的沙灘上，...我們之反共，不是為了政 權的形式問題，而是由於從思想到生活方式，在實質上根本與共黨不同」; 在〈我們的教育〉一文中，殷海光揭穿黨化教育的真面目，他指出「在背後控制台灣教育的原則有兩個：一是黨化教育；二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在〈你要不要做人?〉的社論中，殷海光闡述「世界人權宣言」的意義，說明「基本人權是做為一個人的必要條件」、「我們反共就是為了保障人權」。 這些文章是以社論形式出現，沒有署名，但不久我得知執筆者是殷海光教授，對殷教授特別感興趣，從新舊書店找來了殷海光的許多著作，包括輕鬆的《旅 人小記》、嚴肅的《思想與方法》、《邏輯新引》...，以及遭國民黨查禁的《中 國文化的展望》，從此這位自由思想家開始進入我的思維。 殷海光給我很深刻的一句話:「極權暴政最可惡之處，在從根本上剝奪大家明辨是非真假之自由。而明辨是非真假的基本方法，端在求證。但是，極權統治 者根本不許你求證。求證之事，須由他代辦。總而言之，說也由他，證明也由他。 你只有聽的分。」 高中時開始接觸殷海光的著作，激發我第一次覺醒。 殷海光提倡民主自由的言論，也為 1960 年雷震結合台灣本土政治精英籌組新政黨提供理論基礎。 法西斯的國民黨統治當局，當然容不下提倡自由人權的殷海光，終於在 1966年禁止殷海光在他任教的台大上課。翌年殷教授罹患胃癌，兩年後病逝台北。此 時我正在台南二中就讀高三，未及親謁就教。然而，這位自由主義者不僅在認知 上，讓我茅塞頓開，他耿介的風骨與志節，也深深影響我的人格。 其實殷海光並非自始即是自由主義者，早年在中國時，殷海光仍有中華民族 主義色彩，對法西斯的國民黨政權也未明顯排斥，不但如此，他還曾出任國民黨 中央日報的主筆。因此，殷海光還曾名列中共開出的戰犯名單之中。有這種背景 的殷海光，來台之後如果願跟著國民黨搖旗吶喊，想必飛黃騰達。然而勇於思想的他，卻走上自由主義的道路，以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為志業，開始批判專制腐敗的國民黨法西斯政權。原本是中央日報主筆的殷海光，卻變成中央日報圍剿的對象，最後被禁止上課，並受特務的監視與騷擾。 從殷海光身上，讓我看到， 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的改變，是基於對思想與理想的忠實，明知對己不利，卻堅持到底；反之，政客(及御用學者、文人)的善變，則是以名利、權勢為其驅動程。

國台辦轟陳宗彥背祖忘宗，問他一個好笑的問題「你流誰的血？」陳宗彥神回：「我的血液來自父母親。」 我補充回答如下： 1.美國獨立時，大部分人的血源來自英國；黑人則來自非洲，誰背叛祖宗？ 2.新加坡共和國有75%的人，祖先來自中國閩粵，他們背什麼祖？忘什麼宗？ 3.台灣人有80%混有南島民族血統，怎麼辦？要換血嗎？ 4.面對維吾爾族、藏族、南蒙古（所謂「內蒙」），怎麼不講血緣了呢？ 5.海峽雙邊的問題不在血緣問題。根本之道在中國要趕快民主化！一切好辦！  

  （摘錄自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第6章「第一次覺醒」） 在民主自由的理念上，高中時代讀到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的 《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的理論，也大受啟發。 他比喻獨裁者的形 成，像「虐待狂」跟「被虐待狂」的結合。 佛洛姆說: 「想要主宰他人的行為與想要被主宰的行為雖然正好相反，但實際是有密切關聯 的。從心理學的觀點研究，兩者有一個共同的來源，你不能忍受自己的孤獨及懦 弱，這種現象為共生體，意即兩者必須共存。因此必須喪失其個別獨立的完整性， 而成為互相依賴的現象...，一為失去自己，使自己融化於外界的權力中;另一為 擴大自己，使他人變成自己的一部分。」 獨裁政治便是「虐待狂者」(統治者)與「被虐待狂者」(擁護獨裁者)的 密切合作而形成的。人民由於徬徨、無助、孤獨、不安全感等，而造成逃避的心 理機制(Mechanisms of Escape)。 佛洛姆說: 「逃避的心理機制在被虐待者方面而言，是指其個人有放棄其自己獨立自由的傾 向，而希望去與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結合起來，以便獲得他所缺少的力量。」 「被虐待狂的景象，有依賴的特性，其一般的取向，很明顯的是一種病態及無理 性的，但卻常常以合理的方式表現出來，他們總是認為其依賴特性是愛護與忠 心。」「獨裁主義的勇氣是能承受他們的主宰所帶給他們的一切命運，能忍受而 不抱怨是最高的美德...。獨裁的特性中，服從才能代表他們的英雄氣概。」 了解這種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對於歷史上人民擁護獨裁的心理背景，應該 可以更加了然。在帝王專制或極權獨裁的政治下，奴性的人民總自認為對獨裁統 治者的一言一行表示無異議的馴從，是一種忠心愛國的表現。反之，若是對統治 者表示異議，則是一種「叛國」、「叛亂」的罪行。這種心理與觀念，又促成了 特務政治，造成了相互告發的恐怖社會。 佛洛姆的分析，仿佛針對著三年前還在書桌上擺著蔣介石照片的我而發的。 我一路所受的黨國教育–效忠領袖，報效國家–的教育，不就是這種培養廣大人民「逃 避自由」的教育嗎? 也差不多在此時(高中二年級)，我讀到徐訏的《個人的覺醒與民主自由》。 他是文藝作家(以《風蕭蕭》聞名)，也在《自由中國》發表自由主義的文藝理 論的文章。徐訏這段文字也把我打醒： 「個人崇拜乃是英雄主義的產物。當一個領袖，可以肅清壓抑一切異己的勢力之 時，他就必須造成一種偶像性的個人崇拜，這時候，他必須被神化為萬能，變成 一個祭師，代表了神，成為聖經教義的最正確的詮釋者，使無人可以變動其領導 地位。」 佛洛姆和徐訏的理念，今天來看仍然很管用。今天的中國出現終身職的「習 皇帝」，竟然還有很多人覺得沒有關係，說「國家」比較重要，個人無自由沒關 係，這正是「逃避自由」的心理。台灣有部分人還在逃避自由，中國人更是比比皆在逃避自由。 （附記：《小瘋人生》將於月底出版）

  （摘錄自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第12章「新大陸的奇幻之旅」） 我在西雅圖的期間，最讓我心靈悸動的，是陳芳明帶我參觀鮭魚返鄉的那一幕。 話說西雅圖的「華盛頓湖」原本不通太平洋，由於有1906年動工開挖的運河，讓華盛頓湖與「普結灣」（Portage Bay）的水道，經過「鮭魚灣」(Salmon Bay)，最後進入北太平洋。由於湖水和海水有十公尺的落差，只好興建攔水壩，以它的高低水位設置運河水閘門，分段調節水量，以便船隻通行。 當初在構思這個水閘門及水壩的時候，考慮這些人工建築勢必會阻擋鮭魚迴游產卵的路線，為了解決鮭魚迴游的問題，特別在水壩的南端建了一個供鮭魚迴游的魚梯（Salmon Ladder），降低鮭魚迴游的坡度。水閘門興建之後，也建了觀賞室與窗口，讓遊客近距離了解鮭魚迴游的艱辛。這個觀賞室等於是在水中，透過玻璃窗，可以看到從西北邊的太平洋回來的成群鮭魚向上回游。 從透明的窗戶，我看到成群的鮭魚拼命力爭上游。為了返鄉，許多鮭魚的身體都磨破了皮，也在所不惜。 被列在「黑名單」無法回台灣的芳明兄，一手拍著我的肩膀，一手指著櫥窗裡的鮭魚，說：「你看！他們都要回家了！」芳明的聲音輕微顫抖。 我側頭看看芳明，他的眼睛已閃著淚光！我也忍不住眼前一片濛茫⋯。 芳明每次一有朋友從台灣來西雅圖，常常要帶他們來這裡觀看鮭魚返鄉。小學時代國民黨的課本描寫蔣介石小時候在溪邊看魚逆流而上，悟到人生的道理，那是獨裁政權造神的教材；無法回家的陳芳明，陪我在西雅圖看鮭魚逆游返鄉，我則悟到台灣歷史的辛酸血淚。

（摘錄自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第6章「第一次覺醒」） 受殷海光的影響，我在高中時代已成為羅素迷。 羅素（Bertrand Russell），英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有意思的是，這位數理邏輯學家、哲學家，同時以他的自傳獲諾貝爾文學獎。他能將哲學、政論的作品大眾化、普及化，能用話家常的口吻寫作，文章淺顯易懂，且幽默善諷。 試舉一段他善諷的幽默文字，這是我在高三那年讀到的，至今印象深刻： 「幾乎人人都無法避免的缺點是自我中心主義，我們常免不了把自己的好惡視為別人行動的主要目的。當你乘火車經過牛群聚集的原野時，你會發現一些逃之夭夭的牛群，倘若這些牛群是形上學家的話，他一定會辯稱道：天地萬物為我意是從，畏與無畏之間全看自己。這隻火車雖不能損我一毛，但看他氣急敗壞的氣勢一定來者不善，我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這種敘述生動而幽默（當然翻譯者蔡伸章的好譯筆也有功勞），比起教科書那些政治教條好看多了。 再舉一段羅素的善諷文字： 「當克倫威爾在頓巴戰場與蘇格茲軍隊對峙時，曾對敵軍喊陣道：『看在耶穌基督的柔腸上，請你們善自檢討自己的過錯吧。』 我認為克倫威爾這句話講得頗有見地，可惜他從不用這句話來反省自己。」 羅素提倡自由、強調平等、鼓吹和平，他的大腦標榜理性，自稱是「冷靜的經驗主義者」，但他的生活與生命卻充滿熱情與感性。我記得他有一段批判狂熱份子的話，現在找出來引用如下： 「我從來不曾相信世界上會有一種可使百病消除的萬靈藥，相反地，我慢慢地明白了，世界上煩惱的主要根源之一是某些主義與學說中的教條和盲目的信仰，那些狹義的愛國主義者，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都曾產生過他們頑固的狂熱信徒，他們為了偏狹的主義的利益幹下了無數不可告人的恐怖行動。...」 羅素有一句話讓我很感動，也深刻影響我，他說：「掌握我生命的動力有三：愛情、求知，以及對人類苦難命運一種無可忍受的關懷」，這就是一個知識份子的生命情調的抉擇。這句話一直到我到大學任教時，常常拿來自我期許。我認為一個大學教授，他必須扮演三種角色，三種功能： 第一個功能，他必須是一個很會教學的人，他的教學應該非常生動。（就像羅素擅長生動活潑地說理） 第二個功能，他應該有他的專業研究。（這如同羅素強調的求知） 第三個角色，他應該是個知識份子，關懷國家社會，為時代探病，做一個改革者。（羅素說的「對人類苦難命運一種無可忍受的關懷」） 當時有一家志文出版社推出一套「新潮文庫」，其中有《羅素傳》、《羅素回憶集》、《羅素雜文集》，高中時代我從這三本開始進入羅素的世界，此後我把羅素所有的出版品都買來閱讀，沈浸在他的智慧之中。    

有一天，我隨部隊出操，值星官提早收操，我回到我的辦公室(兼寢室)， 一進門，但見林輔導長正慌慌張張，匆匆忙忙在收拾我的桌子抽屜。很顯然，他 正在翻看我的抽屜，但是已經來不及收拾好回歸原狀了。林輔導長只好坦白對我說: 「實在很抱歉!我必須坦白告訴你，因為有一份公文是針對你發的，上級把你列為重點份子，要我多關心你。」 「重點份子是什麼意思?」我問。 「上級把你列入偏激份子專案...」輔導長講了一個專案的名稱，由於他發音不太標準，我無法聽清楚，也不便多問。這讓我想起輔導長曾經要我造冊呈報「秦孟份子專案」的名單。「秦孟份子」指的是參加青年黨、民社黨的人員，我們隊 上當然沒有所謂「秦孟份子」。至於我被列為「偏激份子」，我一點也不感意外。 當時我還未有台獨思想與言論，只談民主自由人權，這在國民黨統治者的心目中，已經是「偏激份子」了。 「實在很抱歉，請你諒解，你收到的信，我可能要先拆看。」林輔導長確實有點歹勢的神情，但他也確實很坦白。 「我了解，你是奉命行事。以後我有信來，輔導長您就先看吧!我可以先拆給您看。」我知道政戰人員有一套拆信檢查的巧妙方法。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林輔導長聽我這麼一說，更加歹勢了。 我順勢再問:「我們隊上還有其他人列偏激份子嗎?」 「就只有你一人。」林輔導長可能還在歹勢中，一時不慎卻洩漏機密(如果這也算是軍事機密的話)。

《一位國文老師的失蹤》 （以下摘錄自我的回憶錄《小瘋人生》第6章） 在我的隔壁班的一位教國文的老師，王伯涵老師，因為屢次在課堂上批評政府，開學不久就在課堂上被警備總司令部逮捕，之後被判刑十年， 在監獄裡關了6年病逝獄中。 王老師因國共內戰被廹妻離子散，單身流落來台灣，對當時的國民黨蔣政權相當不滿，故有不平言論，甚至上課的時候指罵蔣介石。我的好友李勤岸（詳後）上過王老師的課，勤岸回憶說：「我親耳聽到他指著前面的像（蔣介石像），說：『都是你！』 ，隔天他就再也沒有來學校了！」 後來成為詩人教授的李勤岸回憶說：「他（王伯涵老師）對學生很好，曾邀我去他宿舍喝他泡的茶葉，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葉茶葉，泡了之後展開來的姿態。」聽了詩人李勤岸這句如詩的敘述，卻讓我感到時代悲劇的淒涼！  

  我在24年前就曾為文指出「有損台灣地位的語言」（1997.5.17《民眾日報》「輿情」），其中包括「大陸」的稱謂。今天，這些有損台灣地位的語言依然存在。我重新整理，重貼如下： 所謂『大陸』之不當：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可是台灣有許多人硬把中國稱為「大陸」，然而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國名叫做「大陸」，台灣卻用「大陸」來代稱中國，表面上雖不承認人家、不尊重人家，實則卻貶低了自己，因為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大陸」，無異是承認台灣是大中國的一部分，意即這個大中國有「台灣」地區，有「大陸」地區。如果我們承認咱台灣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的話，相對地也必然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相對等的獨立國家，而不該稱之為「大陸」。把中國稱為「大陸」的結果，發生一個很好笑的現象：每次我們台灣有運動隊出國比賽而碰到中國隊時，台灣的媒體經常會將中國隊叫做「大陸隊」，而把台灣隊叫做「中華隊」，結果造成真正的中華隊不叫中華隊，不是中華隊卻叫中華隊，而自己的台灣隊卻不見了，全世界要找到這麼弄不清楚自己身份的國家還真不容易。更好笑的是，我們自己名不正言不順，卻還責怪國際社會不尊重我們的國格。我們不能自尊尊人，如何要求別人尊重我們？ 所謂『全省』之不當： 台灣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因此在敘述屬於這個國家的全體事物時，應該稱『全國』，而不該稱『全省』。如果稱『全省』，無異承認台灣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況且，台灣省已經在1999年凍省了。還在「全省」？ 所謂『光復』之不當： 此問題涉及台灣戰後的地位問題，戰後台灣雖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管，實則是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受聯合國盟軍之命，暫行軍事接管台灣。如果說台灣為中華民國所「光復」，則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九年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之後，被中華民國「光復」的台灣，是否可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這將置台灣的獨立地位於何處？況且，以實際情況來看，戰後的台灣，一切都呈現逆退現象，何「光復」之有？所以，以後請不要用『光復』一詞，最好用『戰後』、『二次戰後』等中性用語。 所謂『我們中國人』之不當： 常聽許多台灣人開口閉口就自稱「我們中國人」，可是他口袋裡的鈔票明明是新台幣，他也不曾向北京政府繳過稅、當過兵，也沒有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卻自稱是「中國人」，真是怪矣哉！全世界指稱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的華人（就血緣論）老是自稱是中國人（就國籍論），等於承認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這不把中國人習近平樂死才怪。新加坡的百分之七十幾的華人不會自稱「中國人」，台灣人卻老是自稱「中國人」，這正是有無獨立國格的區別所在。 所謂『國樂』『國術』……之不當： 華人的傳統音樂在台灣被稱為「國樂」，其實應叫「華樂」才合理，因為華樂不只台灣本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加坡共和國也都有，其他國家的華人社區也有，它豈只是台灣本國的「國」樂而已？同理，華人的傳統武術被稱為「國術」也一樣不合理。台灣的國家定位模糊不清，可是「國」字號的名詞卻不少，「國樂」、「國術」之外，還有「國劇」、「國語」、「國粹」……。面對這麼多的「國」字號的名詞，我們在確定台灣的國家定位之時，也應該同時檢討這些用詞的適當性。 所謂『中醫』『中藥』之不當： 與前項同理，華人傳統的醫藥，被稱為「中醫」、「中藥」，也不適當，因為它不只通用於中國、台灣、新加坡及其他華人社區也有，甚至韓國、日本也有。日本人就不稱之為「中醫」、「中藥」，而稱為『漢方藥』，在台灣也許稱之為「漢醫」、「漢藥」比較合理。以上用語，代表著使用者有無以台灣為主體的國家意識的覺醒，表面上像是枝微細節，實則關乎全台灣人民的覺醒。

以下是我初中（國中）被記一次小過的回憶（摘錄自我的回憶錄《小瘋人生》）： 我以為上了初中就會告別打罵的教育，況且這個時候的同學有很多人開始在「轉大人」了，不再是小孩，豈可體罰？哪知道，我們初一的數學課來了一位黃姓女老師，是帶著棍子來上課的。凡是習題寫錯，考試答錯，就叫出去講台前打手心，讓我大為不平。 有一次，大約有一、二十人答錯，我也是其中之一，黃老師斥喝：「答錯的出來，最慢的，打十下！」大家爭先恐後擠成一團，搶著要先被打。我心一橫，一個人獨自站到旁邊，我就偏偏要留在最後一個，看你如何打我十下？大家都被打完回坐了，只剩下我一人還站在前面。黃老師有點愣住，問：「班長，你為什麼故意留在最後？」 我回答：「我不需要人家打我，我寫錯答案應該要知道我錯在哪裡，如果我不知道我錯在哪裡，打我也沒用！」 沒想到老師立即回應：「好，那你回去！」結果我一下也沒被打，全班鴉雀無聲。當年我不知道「權利是爭來的」，我只是想反抗壓迫。 但是，我只爭取到我自己沒有被打，之後，黃老師繼續打學生。終於，我惹起更大的風暴了– 幾天之後，老師又叫一堆答錯的學生出去打，這次我答對，不是被打的對象，但是我看不下去，就在老師揮著棍子打著學生的當下，我忍不住站起來，用「台語」大聲對黃老師吼叫：「妳別再打人了！無一個老師像你這樣打人！」 黃老師愣住，停止揮打手上的棍子，問：「班長，你在說什麼？」 我膽子更大了：「我在說台語，妳聽無嗎？」 黃老師氣急敗壞，把手上的棍子往地上一摔，嚷著：「跟我到訓導處來！」 「來就來！驚啥！」我跟著去訓導處。 訓導處陳銀樹主任把正在銀行上班的父親叫來學校，說明事情原委。最後，我被記小過一次，理由是「侮辱師長」。 我的導師劉戍雲老師很疼愛我，他向學校說明這個班長不是壞學生，他不捨我被記小過，於是他力爭以「熱心公益」為由，記我一次嘉獎，以資彌補。有趣的是，那一年的寒假甫開始，學校佈告欄上的「功」與「過」的兩欄，同時貼出我被記小過一次和嘉獎一次的公告。 自從我那次「侮辱師長」的事件之後，這位黃老師從此不再打學生。我的兩位妹妹（李麗屏、李翠眉）後來也都被她教過，也證實她沒有再打過學生，不僅不打罵學生，而且對學生非常客氣，前後判若兩人。回想此事，覺得我當年的小過也有幾分意義。  

玄奘大師是令人尊敬的。不過用「民族宗師」形容玄奘大師是否適當？ 他離開中土經歷千辛萬苦行遍西域、印度、中亞去取經，他的求知慾望、他的宗教情懷、他的卓絕毅力…令人嘆為觀止。他將佛教經典傳入東方，更是貢獻卓著。他師承印度那爛陀寺的戒賢大師，為漢傳佛教史上偉大的譯經師。可是扯上「民族」，就令我不解？恐怕玄奘大師也不解吧？ 尤其站在台灣的主體立場，這樣的形容更不知其所以。

（以下摘錄自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 有一次，有 一家電視新聞節目採訪我有關二二八的話題，才一分半鐘的新聞報導，我的談話 時間大約只有 30 秒。隔天我到學校(世新)上課。正準備去教室上課之前，我接到一位觀眾打電話來。 「你就是李筱峰！我問你，二二八事件時，你出生了嗎?」是一為操外省口音的伯伯。 我答:「還沒出生。」 「二二八事件時，你還沒出生，你怎麼知道二二八的事情?」對方口氣不好。 「漢朝的時候，我也還未出生，我也知道漢朝的事情。」我笑笑回答。 對方抓狂了:「你這個王八蛋，你昨天在電視上胡說八道什麼?」 「我怎麼胡說八道?你請說說看。」 「你光說外省軍隊殺台灣人，你不知道台灣人也有殺外省人嗎?」 「我當然知道。」 「你知道，怎麼不說?」 「我有說啊!」 「你有說?昨天新聞怎麼沒看到你講?」 「那你要問電視台編輯，為何把我那一段話切掉?」 他更加咆哮了:「你這個王八蛋!兔崽子!我要把你宰了!」 「真的嗎?太好了!我正活得不耐煩，你就快來把我宰了吧!我等一下就在 101 教室上課。」 「喀喳!」他氣得掛斷電話。 接完電話，我到教室上課，把剛才接電話的內容告訴學生，並且說:「等一 下如果真有人要來殺我，同學們要閃開一點，不要掃到風颱尾。現在要釀成二二 八大屠殺是不太可能了。」同學們哈哈笑。我順便機會教育，就以剛才的電話對話內容為教材，進行歷史學的討論與分 析。並且要同學對於這樣打電話來抗議我的人要有「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他絕對不是壞人，他也許充滿著「正義感」，只是對歷史，對我，不了解，在黨國教育的體系中沒有走出來。就像義和團，只是眼光受限，愚昧無知的人不一定是壞人。我們不須與之對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化解對立和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