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對達賴喇嘛的侮辱》 前言： 星雲法師過世，藍綠政治人物都表示哀悼，但是我這個不習慣當鄉愿的人則po舊文〈佛陀，別聽他們胡扯！〉回應。有臉友看了不舒服，解除臉友，但我豈在乎嗎？我繼續貼出以下14年前這篇舊作，惟暫隱原題，因為原題用詞相當不客氣。為了表示對往生者的尊重，就暫隱之，而改題為「星雲對達賴喇嘛的侮辱」。 以下是我14年的舊作內文，原載2009.4.5.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 六十年前，台南開元寺住持證光法師（高執德）只因接待來自中國的法師，就被蔣介石槍決。六十年後的今天，靠台灣信眾起家的星雲和尚，遊走台海雙邊，與中國和尚送往迎來，大開法會，大放厥詞，吃台灣人豆腐，甚至替中國帝國主義幫腔，欺負被壓迫的圖博（西藏）人，侮辱達賴喇嘛。如此星雲無上妙法，逍遙自在，自由無邊，羨煞含冤地下的證光法師。 前年九月，星雲就和來台的中國和尚聯手扣台獨帽子，我以《佛陀，別聽他們胡扯！》一文回應。但他依然惡性不改，最近又與中國和尚唱和，誑言不斷，說什麼「台灣沒有台灣人，台灣哪個不是中國人」、「兩岸你來我往，一家就統一了」、「希望達賴喇嘛面對一個中國，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這樣中國也能接受他」。 看了這些狂僧語錄，我忍不住想起證光法師的同門師兄弟證峰法師（林秋梧）的鏗鏘智語： 「現在我們想宏揚佛法，必須先著眼到社會思潮，要認識社會思潮如何，便要具有超人的見識…，才能夠達到弘法利生的目的。」、「佛所說法皆為大眾著想，圖謀被壓迫者的解放，不自由者的自由，苦惱者的救濟。」、「修菩薩行的，便是社會改革的前衛份子」。 證峰法師以這首七絕，表達其入世救世的宗教精神─ 菩提一念證三千， 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 願同弱少鬥強權！ 證峰的吉光片羽，用來對照星雲的誑言，簡直天壤之別。 星雲果真不知？國際社會所說的「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中國人」當然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從此意義看，台灣有哪個是中國人？如果不以國籍論，而從血緣看，台灣住民約有百分之八十具有南島民族的血統（詳見林媽利醫師的研究），則台灣人又如何完全等同中國人？這些台灣史常識，顯然非星雲所能見識。 星雲說「兩岸你來我往，一家就統一了」，如果回到六十年前，星雲敢這樣你來我往，恐怕有九條命都不夠槍斃，如今能如此逍遙自由，全賴台灣民主化之賜。星雲不知珍惜，卻替專制中國統戰民主台灣，簡直喪心病狂！ 星雲不在乎台灣的民主自由，只在乎「中國人」的「統一」，顯然仍執迷於「中華民族主義」的迷思，無法破「我執」。但是，不知道當馬英九為了騙選票說他「燒成灰也是台灣人」時，星雲為何不立刻反駁說「台灣沒有台灣人，台灣哪個不是中國人」？ 最可惡的是，竟然把「中華民族主義」強壓在血統、語言、文化迥異的圖博（西藏）身上，要達賴喇嘛「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簡直無知又橫霸？今之所謂「西藏」，古稱吐蕃，原本不屬中國，十三世紀中葉曾遭蒙古勢力控制；後來明帝國曾象徵性冊封其三大法王；滿清入主中國後，繼續冊封其內部領袖。一七一八年之後，滿清帝國出兵入藏，強化控制；一九五九年中共軍隊大舉進駐，屠殺藏人九萬，達賴率眾流亡。星雲要一個被中國併吞的國家領袖，承認是中國人，這是十足的中國帝國主義嘴臉。況且這幾年來達賴已放棄獨立，只求自治，仍不獲中國接受，星雲卻說「希望達賴喇嘛面對一個中國，這樣中國也能接受他」，簡直無賴！ 佛陀崇尚慈悲，濟弱扶傾，同情弱小；星雲卻是扶強欺弱，專替強權霸政講話，替帝國主義代言，如此惡僧，凡我正義與慈悲的佛徒都該唾棄他！

#星雲法師圓寂了！ 但仍留下是非在人間。 我沒有「人死最大」的迷信。過去我有數篇討論星雲的文章，現在選摘其中一篇，重貼於此： 〈佛陀，別聽他們胡扯！〉 （原載2007.9.16.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 中國蘇州寒山寺上週送來一座所謂「和平鐘」給台灣佛光山。星雲法師賦詩紀念，並舉辦所謂「祈求兩岸和平人民安樂回向法會」。 星雲的詩這樣寫：「兩岸塵緣如夢幻，骨肉至親不往還；蘇州古剎寒山寺，和平鐘聲到台灣」北京宗教局局長葉小文也回詩曰：「一灣淺水月同天，兩岸鄉愁夜難眠；莫道佛光千里遠，兄弟和合鐘相連。」 乍讀這兩首平仄不符、才氣不足的詩，稍有慧根的人，馬上可以感受其「統戰」意味。 今天，跑中國的「台胞」、「台商」如過江之鯽，中國所接納的外資有一半來自台灣企業的資金，這些中國和尚竟然還不滿足，還在埋怨「骨肉至親不往還」，還在喟嘆什麼「兩岸鄉愁夜難眠」；而多少台商被侵吞、被詐騙、被殺害、被下獄，連一流大企業都遭不測，他們竟然好意思歌頌「兄弟和合鐘相連」？ 更讓人噴飯的是，星雲發表的一篇〈為海峽兩岸和平祈願文〉，試看其中一些內容：「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求佛陀庇佑我們海峽兩岸要如兄如弟，彼此一家。佛陀！請您垂聽我們傾訴的心事：分裂會引起仇恨，衝突會引起禍害…祈求海峽兩岸的兄弟姊妹，沒有衝突，只有和諧；沒有分裂，只有友好…。」 這是哪門子的「祈願文」，這根本是針對台灣獨立的「扣帽文」。 民主自由的台灣要維護獨立自主，卻被這些中國和尚扣上「分裂」的帽子（跟中共北京當局使用同一頂帽子），繼而再把「分裂」和「仇恨」劃上等號。 和尚如此惡毒，我忍不住也要向佛陀傾訴了： 慈悲偉大的佛陀！請您不要聽這些中國和尚胡扯！台灣不曾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轄下的一部分，何「分裂」之有？我們為了維護民主自由，不能讓專制的中國併吞，這種苦心，諒能獲得您的悲憫。我們希望台、中兩國能建立起平等互惠的兄弟之邦，卻被中國和尚侮辱成「引起仇恨」。佛陀！這些中國和尚竟然用您的名來造口業！慈悲的佛陀！民主自由的台灣對中國無任何侵犯之意，倒是中國已經部署一千顆的飛彈隨時在威脅台灣，這才是真正破壞和平的禍首，可是這些中國和尚卻從來不敢對破壞和平的霸權說半聲不是，反而對備受威脅的台灣扣帽子，這豈是您佛陀的真心本意？慈悲的佛陀！你可知道，現在的中國是缺乏人權法治的國家，許多法輪功成員被關被殺，酷刑濫用遍及中國。許多記者作家因言論坐牢，許多人因上網傳訊而遭判刑，最近中共又撥款一百億封殺網路；還有慘無人道的活體器官移植，舉世髮指；更有全村都得愛滋病的鄉村，令人聞之鼻酸…。而這樣的國家，○．五％的家庭擁有全國六十％以上的個人財富。也無怪乎他們內部一年內發生過七萬四千件的民眾抗議事件，其中又造成多少的傷亡與迫害。慈悲的佛陀，我每次想到中國這些事蹟，常忍不住裂心的低泣。可是那些罵我們「引起仇恨」的中國和尚，卻始終對這些不人道的現象無動於衷，不曾經看他們向那個專政無道的政權嗆過聲。 不只此也，中國表現最霸權主義的，莫過於用武力強佔西藏和東土耳其斯坦（「新疆」），還把他們獨立運動的人士同樣扣上「分裂」的帽子，抓來槍決或下獄。這種殘暴的霸權行徑，中國和尚也始終視若無睹。中國和尚心中去不掉的「我執」—中華民族主義，顯然高過慈悲的佛陀主義。 佛教的佈施有「財佈施」、「法佈施」、「無畏佈施」，其中無畏佈施即是救危救難，其精神就是捍衛公理公義。 當兩岸的中國和尚，假佛陀之名在替惡政霸權作統戰的時候，每一個真正佛陀的弟子，應該戴「忍辱鎧」、披「精進甲」、揮「般若劍」、把「方便盾」，勇敢的出面迎戰！ 誠如「台灣革命僧」證峰法師林秋梧的詩所鼓勵的： 菩提一念證三千， 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 願同弱少鬥強權！

（以下摘錄自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 進入《八十年代》雜誌上班的第一天，我永生難忘。 我正式開始上班時，《八十年代》雜誌第二期已經在印刷廠印刷，準備出刊。我第一天到雜誌社，發行經理康文雄頭一句就告訴我，可不可以一起跑裝訂廠一趟？裝訂廠的老闆剛剛通知，警備總部可能快來沒收我們的雜誌了，我們趕快過去搶先搬走。我一時又義憤填膺起來，警備總部那些軍人何德何能？竟然可以決定知識份子的文章可以不可以給民眾看？ 我和文雄趕到裝訂廠，警總的人還未來，我們趕緊將裝訂好的雜誌搬上小卡車，留一些讓警總的人帶回交差。在盛夏的暑熱中，搬挪雜誌，讓我滿頭大汗，全身淋灕，但我感到，那不只是我身體的運動，更是為爭取言論自由的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當時年輕的我雖憤懣不滿，卻感受著為民主自由奮鬥的人生意義。回憶我上班第一天的情形，想起1973年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憤怒青年》，描寫一班不滿社會現狀而急於改變現實的青年，雖然「憤怒青年」一詞略帶貶義，但用「憤怒青年」來形容當時的我並不為過。後來該詞被簡稱為「憤青」，流行於1990年代中後期。 當時在中國國民黨的軍事戒嚴統治下，警備總部有無上權力，可以查禁人民的雜誌、書刊、歌曲....。不過查禁雜誌對我們而言，是大好大壞，如果雜誌遭查禁，但是我們得知風聲搶先到印刷廠搬走，書報攤都會暗藏下來，在地下風行，那一期雜誌就會大賣特賣；但是如果遭警總的軍車先行搶走，那就血本無歸了！ 不過比警總更狠的是，掌管雜誌發行的行政院新聞局，及市政府新聞處，他們可以憑一紙公文，將雜誌停刊一年，甚至取消雜誌執照。 不論「查禁」或是「停刊」，他們的理由都極為攏統模糊，不外是「違反基本國策」、「混淆視聽」、「破壞政府威信、影響民心士氣」、「破壞政府與人民的感情」...等天馬行空的理由。 其中所謂「違反基本國策」的「基本國策」是什麼？就是「反共」的基本國策。如果以當年這個標準，今天已經放棄「反共」，轉而「媚共」、「舔共」的藍營各個政黨，全部都「違反基本國策」，不只言論要查禁，恐怕蔣介石地下有知，又要拿起紅朱筆一批：「速即槍決可也」！但是，今天不會，他們享有媚共舔共的自由，而且還可以反過來辱罵綠色執政的政府在實行「綠色恐怖」！撫今追昔，是非錯置，黑白顛倒，不勝感慨！

儘管美國獨立宣言稱「人類生而平等，享有不可侵犯的天賦人權」，也僅管1860年代黑奴已獲得解放，但是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仍持續很久。直到1950年代，公共汽車上黑人必須坐後面，白人如果沒位子，黑人必須讓位給白人，這種歧視，毋寧是對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的一大諷刺。 1955年，一位黑人女性在公車上拒絕讓座給白人乘客，公車司機命令她起來讓座給白人，她堅決大聲回應「No」！她因此遭逮捕，引發蒙哥馬利市黑人起來聯合抵制公車運動。這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史上的一次關鍵性的事件。 這位勇敢反抗種族歧視的美國黑人民權行動主義者，叫做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她後來被美國國會稱為「現代民權運動之母」。 今天是羅莎帕克斯的冥誕，她於1913年的今天（2月4日）出生於美國阿拉巴馬州塔斯基吉。 後來她的生日和被捕當日（12月1日），都成為「羅莎·帕克斯節」，在加州和俄亥俄州定期紀念。 她於2005 年 10 月 24 日過世。 下圖是紀念羅莎帕克斯的郵票。  

台南的名醫，也是研究平埔族的先驅沈乃霖醫師出生於1909年的今天（2月3日），台南新營人。日本昭和醫專畢業，行醫五十年。 戰後初期他曾進行平埔族的相關研究，與台大的金關丈夫、國分直一、余錦泉教授等人在台南縣大內鄉的頭社村、嗚頭村（今台南市大內區頭社里、環湖里）進行平埔族體質研究。1950年以學術論文〈台南縣頭社平埔族的體質人類學研究〉獲日本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1947年二二八事件期間，沈乃霖曾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台南縣分會負責人。3月21日遭到國民黨當局以監獄犯人生病要求前往看病為由誘捕，被綁上軍用卡車遊街示眾，許多人擔心他即將遭槍決示眾。所幸最後被送往台南監獄，關了一個多月後遭釋放。但事後仍受到情治單位監視，連他診所的病患踏出診所大門後也遭詢問。 專制政權下，知識份子生死由不得自己，沈乃霖即是一例。設若他在228遭處決，則後來的平埔族研究將少一人，在南部辦學、行醫、熱心公益，受人愛戴的社會精英也將少一人。 逃過228劫難的沈乃霖，活了99歲，於2008年7月21日逝世。  

有一個12歲的小孩，和一位72歲的大詩人竟然結為忘年之交。 有一次這位小孩在彈奏巴哈的賦格曲給大詩人聽時，忽然忘譜，小孩竟以即性曲的方式演奏，自行發揮，將曲子彈完。詩人大為讚賞，預言這小孩將會成為一位偉大的作曲家。 這個小孩就是後來著名的音樂家孟德爾頌，詩人就是哥德。 今天是孟德爾頌的冥誕，他於1809年2月2日在德國漢堡出生。 孟德爾頌家境很好，可惜只活了38歲（和莫札特、舒伯特一樣都很短命）。 孟德爾頌如果再晚個130年出生，世界上可能就沒有音樂家孟德爾頌了，因為他是猶太人，大概會被希特勒殺掉了！

今天是著名畫家陳澄波的冥誕（1895年2月2日出生於嘉義）。 他在1926年以一幅《嘉義の町はづれ》（現稱為《嘉義街外》）的作品，入選第七回日本「帝國美術院展覽會」，這是臺灣人首次以西畫跨進日本官展的門檻；其後又數度入選「帝展」和其他各項展覽。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陳澄波被推派為代表赴水上機場與國軍交涉，卻被國民政府軍隊逮捕，遭刑求虐待後，於3月25日與數名嘉義參議員被綁赴嘉義火車站前槍決示眾！那一天正是美術節。

在樂聖貝多芬的墳墓旁，也安葬著一位音樂大家，他是貝多芬的仰慕者，但是他的音樂的傳播力並不亞於貝多芬，他就是以抒情旋律聞名的音樂家舒伯特。 不知是否真的「天妒英才」，舒伯特比莫札特更短命，只活了31歲。但是在他短暫的31年人生中，卻創作了600多首歌曲 ，18部歌劇、歌唱劇和配劇音樂，10部交響曲，19首弦樂四重奏，22首鋼琴奏鳴曲 ，4首小提琴奏鳴曲…。他的《菩提樹》、《鱒魚》、《魔王》、《野玫瑰》、《聖母頌》等小品抒情曲，至今傳遍全世界，他的第八號交響曲是一部浪漫主義抒情交響曲，因只寫了兩個樂章，所以名叫《未完成交響曲》。 舒伯特個子很矮，身高只有157公分，但他是音樂巨人。這位音樂巨人於1797年的今天（1/31）在維也納附近出生，於1828年因斑疹傷寒病逝維也納，餘音留給世界至今。 我曾經交代家人，我死後的喪禮請幫我播放幾首我喜歡的音樂，其中包括舒伯特的兩首曲子，《菩提樹》和《小夜曲》。不過現在我另有體悟，死後一切空無，喪禮也不必了！把握當下，讓《菩提樹》、《小夜曲》的旋律，在我耳聰之際，撫慰著理想「未完成」的我。

聯合報的同仁看過來！ 這是1971年聯合報20週年時候出版的社論選集。 當時蔣介石還在，你們以「反共、民主、團結、進步」為訴求。 現在呢？怎麼不反共了？怎麼不強調民主了？怎麼處處替對岸那個專制政權考慮，而不對內團結了？你們是進步還是退步？ 我忽然有點懷念起當年的聯合報。

今天也是國際台灣語研究權威、台獨運動要角王育德的冥誕。 1924年的今天，王育德出生於台南，家境富裕。戰前進日本東京帝大研習中國哲學，因二戰而中輟。終戰之初，受廖繼春之邀，任教於台南一中。由於他對詩詞、戲劇及語言學極感興趣，以台語撰寫劇本（第一個劇本是《新生之朝》），推行台語話劇。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王育德的胞兄，極富正義感的法律界知名檢察官王育霖，遭國民黨政府殺害。事件後王育德逃亡香港，轉赴日本。並重回東京大學繼續未完成的學位，他以台語的研究取得東京大學的文學博士，並任教於明治大學。王育德原本毫無政治野心，受二二八事件的「洗禮」，目睹國民黨政權的專制腐敗，因而投入台灣獨立運動。1960年2月，王育德與東京大學留學生黃昭堂、廖建龍等人，成立台灣獨立的團體「台灣青年社」，同時創辦《台灣青年》雙月刊。1982年王育德任臺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委員。他的言論對戰後台獨思想的形成，有極大的影響。 王育德的重要著作有《台灣：苦悶的歷史》（原日文《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歴史》）、《台灣海峽》、《台灣話研究卷》、《我生命中的心靈紀事》、《台灣獨立的歷史波動》，以及《王育德自傳：出世至二二八後脫出台灣》等書。前衛出版社有十五冊的《王育德全集》印行。 1985年王育德因心肌梗塞去世，終其一生沒有再回到魂縈夢牽的台灣。

今天是陳文成博士的冥誕。 陳文成是誰？ 今天絕大部分年輕人已經不知道誰是陳文成了，更遑論發生在42年前的陳文成命案！ 1950年的今天，陳文成出生於林口。自幼成績優秀，大同初中、建國中學畢業後，大學聯考以總分500分第2名成績考上台大數學系。服役期間擔任教官時，以數學函數將物質與重量導出，獨自研究發明了「自動計價器」。赴美留學期間，即擁有九級精算師的證照。 1978年，28歲的陳文成，從密西根大學以第一名獲博士學位。他的專業論文發表於應用機率雜誌上，對統計學理論的貢獻，引起國際學界重視，獲聘任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 陳文成在美期間非常關心台灣的民主與獨立運動，經常捐獻這些活動，為國民黨海外特務所獲悉。 他於1981年返臺，被警備總部約談，7月2日一早從家中被帶走，第二天被發現陳屍於臺灣大學研究生圖書館旁草地上。「陳文成命案」驚動海內外。 熱愛民主自由的專業學者，不見容於專制政權，又增添一史例。 陳文成命案的兇手是誰？我在我的回憶錄《小瘋人生》有清楚的論述。 今天台灣的民主自由，是犧牲多少人的自由、家庭幸福與生命換來的。過去那個關人、殺人的政治集團，至今仍拒絕轉型正義，還受到一群對歷史無知的台灣人的支持。陳文成在天有知，當何等痛心疾首！

請看這個歷史鏡頭，當年美國與中國建交，出來「堅決反對美匪勾搭」的那個集團是誰？不就是現在正在與「匪」勾搭（甚至與之合為一體）的集團嗎？ （附記：我再怎麼反對中共，我還是不願意用「匪」來形容他們，這裡是借用國民黨當年的用語。） 攝影/朱立熙   朱立熙｜40年前， 松山機場外那面破車窗 2019年04月8日 | 卓越新聞電子報, 新聞背後 朱立熙（前媒體人） 今年大家都在慶祝「臺灣關係法」四十週年，但是為什麼不提「美中（台）斷交」四十年？1978年12月16日美國宣布與台灣斷交之後，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在民意壓力下，被迫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在蔣經國戒嚴獨裁體制的暴政下，台灣人承受多少苦難，有多少人被犧牲了！ 外交挫敗，讓蔣經國強化內部鎮壓 當年12月的選舉被取消，隔年1979年1月發生橋頭事件，年底發生美麗島民主抗爭事件，然後1980年228發生林宅滅門血案，接著是隔年陳文成「被自殺」命案，情治單位目無法紀、作惡多端的行徑，直到1984年的江南命案（跨國侵犯美國主權去殺人）才略告休歇。蔣經國在美國的壓力下，開始整飭情治單位。 但是，當時已經沸騰的民意開始在各領域爆發，農運、工運勃興，連老兵也以「想家」為口號上街抗爭；民進黨不顧戒嚴下的「黨禁」，在1986年9月28日正式成立，眼看高壓統治已不足以平息民憤，蔣經國在束手無策下只能默認民進黨的存在，當時他淡淡地說，「抓人解決不了問題」，於是他被迫解除了戒嚴。台美斷交後的九年間，是台灣人覺醒的試煉期，也是民主鬥士流血流汗才迫使獨裁者低頭。 回顧這段歷史，真是非常不堪。但我想從另一個不同的面相來剖析蔣經國陰狠與殘暴的心理狀態。美國卡特政府宣布與台灣斷交，可說是蔣經國掌權以來最大的挫敗，他內外交迫的憤怒與無助，反應出來的就是對人民的報復。 以羅織的罪名重判余登發父子，激怒黨外人士而引發「橋頭事件」，算是台美斷交後對蔣經國的第一個衝擊與挑戰。許信良以現職桃園縣長去橋頭參與非法活動，於是受到免職處分。對有選票基礎的民選縣長如此迫害，余登發與許信良算是台美斷交前後的替罪羔羊。 1978年，那一面破車窗 我親身見證的，則是12月27日美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來台談判。克氏在松山機場開完記者會之後，十多輛的車隊駛出機場，沿路兩邊已有群眾嚴陣以待，車隊緩慢前進之際，群眾湧向每一部車的車旁，丟雞蛋、潑紅色油漆。有些群眾甚至持標語布條的竿子，敲打行進緩慢的車輛。   1978年美台斷交，卡特政府派遣副國務卿華倫．克里斯多福來台說明。他與末任大使安克志的座車，在自 松山機場出發後，受到救國團動員的群眾包圍攻擊。圖為1997年的克里斯多福。來源：US Govt. Work(PD) via 維基共享資源。   當時我是《中國時報》的攝影組召集人，也在現場採訪攝影。由於群眾包圍了車隊的兩邊，站在任何一邊都不是好的攝影角度，而且也不安全。於是，我選擇了兩部轎車中間的空間，可以觀前顧後又不至於被群眾攻擊。 不過，我的安全處境只維持了十分鐘不到。 我後面的轎車被群眾用紅色油漆潑滿了整個擋風玻璃，司機根本看不見前方，只能盲目地開車慢慢往前推進。我所站的空間越來越窄，後車的保險桿幾乎要撞到我，並前後夾擊我的膝蓋時，群眾憤怒地敲打後車頂，怒吼道：「你要撞到人啦！」眼看情勢不妙，我迅即跳上前一部車的後車廂然後再攀上車頂。 但是車頂上已是滿滿的雞蛋漿，非常滑溜根本站不穩，我只能用蹲的姿勢並一手抓住車門邊緣，對著四週的暴動景象不停地按下快門，群眾用木棍與鋁棒對著車身猛力敲打。突然間，我蹲車頂的這輛轎車的後窗被打破了，群眾有人高喊：「不能打傷人啊！」不過群眾的情緒已經失控了。 當天的採訪過程確實很艱辛，雖然沒有受傷掛彩，但是卻一身狼狽回報社發稿。全身都是蛋漿與油漆，稍微擦拭後才回家，第二天一早還要到外交部前採訪。 意外的作家、等不到的代表與挨罵的救國團主任 上午八點半我就趕到外交部前，四週道路已被封鎖，但已經聚滿了群眾。只見民眾把一袋袋的花生撒在地上，然後用力踐踏洩憤。這是表達對出身喬治亞州種花生起家的卡特總統的不滿，行為很幼稚但也能搶到一些鏡頭。群眾前一位穿著黑色長斗篷的女士，被大家認出來，她是作家張曉風，也趁機來出風頭。 原本九點要在外交部召開的談判會，一直到十點過了仍不見美方代表的座車駛來。群眾漸漸散去，但我們仍在現場守候，並與報社聯絡中心交換最新消息。 我們得到的消息是，前晚驚魂未定的美方代表跟白宮回報之後，卡特總統下令「如果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就撤返，不必談了」。後來才得知，我跳上去的那部轎車，因為後車窗被打破，坐在車裡的末代美國大使安克志的眼鏡被打破，他的耳後也受了皮肉傷。可能是安克志受傷，讓美方沒有得到我方的安全保證之前，拒絕坐上談判桌。 不久，又傳來消息說，蔣經國總統把當時的救國團主任宋時選叫進府裡，痛罵他說：「我只要你示威，沒叫你暴動啊！」記者們才知道，原來是蔣經國示意宋時選動員各大學的學生去「和平示威」（?），不料現場混進不少流氓與暴力分子，以至於場面失控而成為暴動。 宋時選當然被罵得很冤枉，不過他也只能吞下這口怨氣。因為美方也有他們的情資，能夠動員那麼多年輕學生來示威，除了政府指使之外，誰有那種能耐？蔣經國教訓宋時選，當然是一場戲，不過他罵完宋之後，就可以回報美方「保證不會再發生類似的暴力事件」。蔣經國一定知道，假若美方談判代表團揚長而去，吃大虧的當然是台灣，牌在美國手裡，台灣根本毫無選擇。 此後，台灣在談判桌上做了多少讓步或是提出什麼交換條件，則不得而知。楊西崑次長後來去美國為斷交善後，並交涉未來美台關係，能夠換來「台灣關係法」以美國「國內法」立法通過，「花生農夫」的卡特總統，對台灣也算是夠義氣了。 其實，早從1971年被聯合國趕出來，到1979與美國斷交，蔣氏父子如果能夠接受美國「一中一台」的安排，不頑固地死守「一個中國」、「三不政策」，以及所謂的「漢賊不兩立」，也不會落到今天的「賊立而漢不立」。不過，也不能否認的是，台灣外交政策的幕後操刀黑手是宋美齡，她曾以「中華民國」自居，痛刮了「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周書楷的耳光，讓周坐在紐約街頭大哭。 四十年的滄海桑田，今天大家慶祝「台灣關係法」的成就時，更應該正視斷交之後台灣人的受難史。陰狠、殘暴、泯滅人性的蔣經國，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台灣的「歷史罪人」，完全無法給他一分的肯定。        

同情台灣處境的日本經濟學家矢内原忠雄，是一個敢檢討自己國家的真正愛國的知識份子，他曾說： 「為了要活出日本的理想，請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 今天也是矢內原忠雄的冥誕。他於1893年的今天生於日本愛媛縣，兩年後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再34年後（1929），矢内原忠雄出版了分析日本帝國主義擴張與殖民地台灣經濟發展歷程的經典名著《帝國主義下の台灣》，同時也表達對殖民地被壓迫民眾的深切同情。 這位無教會主義的基督徒，東京帝大畢業，也任教該校。為了瞭解日本對台的殖民統治，1927年他來台考察二林蔗農事件和竹林事件。回去之後寫下了《帝國主義下の台灣》，因批評日本殖民政策，此書遭總督府列為禁書。 中日戰爭爆發前夕，這位被譽為「日本的良心」的知識分子，發表文章、公開演講，反對日本出兵攻打中國，因此遭解除東大教職。 戰後日本民主化，矢内原忠雄才恢復教職，擔任東大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進而出任校長。重要著作，除前引書之外，尚有《帝國主義下の印度》、《殖民と殖民政策》、《南洋群島の研究》，以及許多教育及基督教教義的論著。

如果一個人在公車上或走路時，常常自言自語，可能會被看成「精神病」，但是有一位台灣的著名作詞家，就常常在喃喃自語中，迸發出靈感，完成他膾炙人口的作品。他就是1911年的今天在艋舺（萬華）出生的周添旺。 「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 無人看見，每日怨嗟，花謝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誰人倘看顧， 無情風雨，誤阮前途，花蕊哪落欲如何？…..」 這是台灣名歌「雨夜花」的歌詞，作詞者是周添旺。 1930年代台灣流行歌開始發展，鄧雨賢作曲的四首合稱「四月望雨」的歌最為有名，其中的《月夜愁》、《雨夜花》，就是由周添旺填詞。周添旺六歲即習漢文，日新公學校、成淵中學畢業，1933年進古倫美亞唱片公司，以《月夜愁》歌詞受公司倚重，翌年升任文藝部主任。繼有《雨夜花》、《碎心花》、《河邊春夢》等力作，享譽台灣歌謠界。戰後，他又與作曲家楊三郎合作了《孤戀花》、《異鄉夜月》、《思念故鄉》、《秋風夜雨》。 1957年他又擔任歌樂唱片公司文藝部主任。著有《創作台語歌謠史》。61歲填寫的《西北雨》，再獲掌聲。 1988年病逝，葬於八里，他的墓碑刻著他最得意的作品《雨夜花》、《月夜愁》、《河邊春夢》、《秋風夜雨》。  

春節在家整理舊物，發現這篇27年前的舊作。當年，自立晚報有一個「晚安台灣」的專欄，偶爾會邀我寫稿。這篇〈小黑道與大黑道〉是其中之一。 撫今追昔，台灣內部的黑道人物依然可以當選縣長、議員；而外面更大的黑道則不時以武力威脅台灣！還受到台灣內部赤藍政客的內應！ 重貼舊作於此，不勝唏噓！ （附記：照片中的我，還是黑髮稚顏，而今我已老醜！不知還能打拼幾年？不過，只要一息尚存，永不放棄！）

1950年代中國國民黨編印的小學課本，說 「處處要為反共抗俄著想」 「事事要為愛國救民努力」。 但是現在的國民黨怎麼 「處處要為削弱戰備著想」 「事事要為中共侵台努力」？  

把陰曆新年(Lunar New Year)說成「中國新年」並不適當，因為過陰曆新年的國家，除了今天的中國和台灣之外，還有其他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國的華裔族群(他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台灣人，而是擁有該國國籍的國民)；此外，戰前的朝鮮人、越南人，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琉球…，也都過陰曆年。所以把陰曆新年說成「中國新年」實在不恰當。尤其強調台灣人過「中國新年」，無形中又掉入中國統戰陷阱。 類同的文化，不等於同一個國家。 同樣過耶誕節的國家，非常多，沒有人會說那是哪一國的節。 同樣信仰阿拉的穆斯林國家，就有很多。 阿拉伯文化圈，就有二十幾國。 筷子文化圈，也有好幾國；漢字文化圈，也有數國。不是拿筷子、使用漢字的，就是中國人。 ----------------------------- 下文中提到Freedom House評比自由度，台灣93分，中國11分，那是2019年的資料。2022年的拉鋸更大，台灣94分，中國9分。

#今天是橋頭示威44週年 橋頭示威在台灣的民主運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引發往後的政治變遷。以下特摘錄拙著《台灣史100件大事》中的第85〈橋頭示威〉： 1978年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因美國宣布斷交而中止﹐黨外人士擬藉慶祝余登發生日而聚會﹐不意爆發余登發父子被捕案。1979年1月22日﹐黨外人士齊集橋頭鄉示威遊行抗議﹐引發一連串的後續發展。 經過1977年黨外的串聯以及省議會內問政的熱潮，更加激發了新人投入「黨外」陣容。1978年年底又逢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有多位高學歷的知識分子如呂秀蓮、姚嘉文、陳鼓應、黃煌雄﹑張德銘、陳婉貞、王拓等人投入。 1978年9月下旬起，準備投入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呂秀蓮、陳婉貞、王拓等人，便陸續舉辦選前的募款餐會。立委黃信介於王拓餐會中宣佈黨外入士決定組成「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巡迴全省各地助選。10月31日，「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向各候選人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作為黨外候選人的共同政見。內容摘要如下： 「1.徹底遵守憲法：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省市長直接民選﹔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化﹔各級法院改隸司法院﹔廢除違警罰法﹔思想學術超然化﹐禁止黨派黨工控制學校﹐言論出版自由﹐修改出版法﹐開放報紙雜誌﹔參政自由化﹐開放黨禁﹔旅行自由化﹐開放國外觀光旅行。2.解除戒嚴令。3尊重人格尊嚴﹐禁止刑求﹑非法逮捕和囚禁﹐禁止侵犯民宅和破壞隱私權。4.實施全民醫療及失業保險。5.廢除保障資本家的假保護企業政策。6.興建長期低利貸款國民住宅。7.廢止田賦﹐以保證價格無限制收購稻穀﹐實施農業保險。8.制定勞動基準法﹐勵行勞工法﹐承認勞工對資方的集體談判權。9.補助漁民改善漁村環境﹐建立合理經銷制度﹐保障漁民的安全和生活。10.制定防止環境污染法和國家賠償法。11.反對省籍和語言歧視﹐反對限制電視方言節目時間。12.大赦政治犯﹐反對對出獄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經濟和社會的歧視。」 這些政見﹐在今天看來﹐許多都已經付諸實現﹐乃稀鬆平常之事﹐但是在當年的環境裡﹐提出這些主張是要冒著相當危險的。 11月間，參選的黨外候選人張德銘、陳鼓應、楊青矗、姚嘉文、黃煌雄、康寧祥、何文振等，亦都分別以多種名義選辦餐會，發表政治演講。並借各餐會的舉行，宣佈「黨外助選團」的籌備情形。11月24日，「全省黨外助選團」總部成立。繼募款餐會後，「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於選戰活動的前三天（12月5日），在台北中山堂召開一次大規模的座談會。那是三十年來聚集在野政治人物最大規模的一次公開活動。會議由黃信介、姚嘉文、黃玉嬌主持，康寧祥、張俊宏發表專題演講。會中唱「國歌」時，由於司儀要求與會者將歌詞中的「吾黨所宗」改為「吾民所宗」，引起不請自來的所謂「反共義士」勞政武等人出面抗議，發生吵架，此即所謂的「中山堂事件」。此後的黨外集會，便不再有唱「國歌」(其實是中國國民黨黨歌)的儀式了。 此次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在助選團的鼓動下熱烈展開，黨內外激烈對峙的局勢更甚於去年。然而，12月16日，正當競選活動激烈進行的時候，美國總統卡特突然宣佈自明年元月起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當日，總統蔣經國發佈緊急處分令，將選舉延期舉行，即日起停止競選活動。 10月25日﹐黨外助選團總部召開一個「黨外人士國是會議」﹐發表一份連署聲明書﹐重申「堅決擁護民主憲政﹐反對暴力﹐熱愛和平」的基本立場﹐並提出10項呼籲﹐內容與共同政見大致雷同﹐聲明最後提出「我們的目標」說： 「在國際強權的縱橫捭闔下﹐我們的命運已面臨被出賣的危機﹐所以我們不得不率直地申說：我們反對任何強權支配其他國家人民的命運﹐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命運應由一千七百萬人民來決定。」 以上這份聲明書﹐由余登發帶頭簽署﹐總計有70人簽名。 選舉活動雖然中止，但是「黨外」的運動卻反而進入多事之秋。由於選舉活動停止﹐使得黨外政治參與管道又受阻﹐於是轉向街頭發展。1979年，黨外的運動繼續承襲斷交以前的運動型式，以室外集會的街頭群眾運動為主要運作方式。而這一連串的街頭運動，與一位居於被動地位的關鍵人物─余登發─大有關係。 原來，黨外運動自從「中壢事件」後，以「康寧祥─黃信介」連線的領導軸線開始呈現鬆弛現象，在1978年的這場未完成的選舉中，黨外的部分核心分子拉不攏「康─黃」這條軸線，遂轉而向黨外前輩黃順興請求出面領導，但亦為黃所婉謝，於是又轉而找到高雄地方黑派的首腦余登發(1904年生)。這位曾經當選制憲國大代表﹑橋頭鄉鄉長﹑高雄縣長的地方領袖﹐此時已年屆75歲。選舉暫停後，一千多名全島黨外知名人士預備在1979年的2月初，齊集鳳山為余登發舉辦生日晚會。詎料，生日晚會還來不及辦﹐1月21日，警備總部派員將余登發、余瑞言父子逮捕﹐理由是「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這不是9年前「雷震案」的翻版嗎？ 余登發父子被捕翌日(1月22日)﹐黨外人士緊急聚會﹐共同發表〈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指出： 「…國民黨當局在與美斷交後﹐中止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已是明顯地違反民主憲政的措施﹐但為顧及全民團結的意願﹐我們均已容忍。現在國民黨當局卻在全民一致要求改革聲中﹐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素為民眾所敬重的余登發先生父子﹐這種軍事統治與特務統治傾向的加強﹐以及政治迫害的手段﹐都是我們絕對無法容忍﹐而堅決反對到底的。」 當天下午﹐黨外人士們終於走上街頭﹐齊集在高雄縣橋頭鄉(余登發的家鄉)﹐舉行了一次示威遊行﹐公然向實施30年的戒嚴法挑戰。參加者約30多人﹐他們沿街散發傳單﹐張貼標語﹐這是國民黨政府遷台以來第一次政治性的示威遊行。 在這次示威遊行中﹐桃園縣長許信良也南下參加。3天後(1月25日)﹐台灣省政府以「廢弛縣長職務」為由﹐將許信良送請監察院查察。4月20日﹐監察院通過許信良彈劾案﹐指稱「桃園縣長許信良擅離職守﹐簽署汙蔑政府之不當文件﹐參與非法遊行活動﹐並違法助選﹐證據確鑿﹐均有違法失職之嫌﹐將予依法彈劾。」此案於監察院通過之後﹐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最後﹐許信良終遭該委員會處以「停職」處分﹐於7月1日生效。 許信良遭彈劾後﹐又引起黨外人士的進一步反彈。5月26日﹐他們在中壢鳳仙飯店舉行「許信良生日晚會」﹐吸引2萬民眾與會。黨外人士紛紛發表演講﹐痛斥余案﹑許案的政治迫害。軍警單位動員鎮暴部隊封鎖現場。這次群眾聚會係非選舉期間首次群眾聚會﹐也是對戒嚴法的一大挑戰。黨外群種運動自此更加熱絡起來。 沒想到﹐余案的發生，引起橋頭示威﹐造成許信良被停職﹐繼而導致街頭抗議活動。6月以後，「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候選人聯誼會」成立，繼而舉辦各地的群眾演講。1979年的前8個月，因余案、許案以及「聯誼會」所舉辦的黨外活動，使得民眾目不暇給。每次活動﹐情治單位都如臨大敵﹐派出大批員警及鎮暴部隊﹐嚴陣以待﹐氣氛相當緊張。這些熱烈又緊張的氣氛﹐一直延續到年底﹐爆發「美麗島事件」。

連戰出版回憶錄了。我絲毫沒有想要看的動機，主要原因是這個人經常搖擺不定，顛三倒四，前後不一，而且他不可能很誠實，例如，他結婚時，是借住台獨前輩廖述宗在芝加哥的住處，他的婚禮又是請彭明敏教授證婚的，這些他有寫進去嗎？保證沒有。對於一本不可能誠實的回憶錄，我就不會想看。 不過，趁此時機，我重貼廿年前的舊作，讓大家再次了解連戰這個人。 〈講三個笑話給連戰聽 〉 （原載2003.11.24.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 一位外科醫師、一位建築師，以及一位政客在爭論誰的職業最資深。 外科醫師先說：「夏娃是從亞當的一枝肋骨做成的。這顯然非外科手術不為功。」 建築師接著說：「但你要知道，比這個更早之前，一切的秩序是從混混沌沌的境地之中造就出來的，這正是建築師的工作。」 政客最後得意地說：「你們難道忘了嗎？那些混混沌沌的境界，早就有人創造了！」 以上，是收錄在美國的一本joke book的一則政治笑話。另外，還有一則異曲同工的政治笑話，更加逗趣： 「這個孩子漸漸長大了，而且越來越像一個共和黨黨員」父親說。 「胡扯！孩子這麼小，怎麼會是共和黨員？」母親不解地反問。 「你聽聽看，他現在口中喃喃有詞，話越說越多，但全都是一些語無倫次、沒有意義的話！」 好在美國共和黨裡面沒有像「中國」國民黨裡面有喜歡告人的發言人，否則這位愛搞笑的作者準挨告無疑。 第二個笑話，如果將其中的「共和黨黨員」改成「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連戰」其實也不為過。如果不信，容我舉例說明連戰近幾年來是如何的在「混混沌沌的境界之中」「口中喃喃有詞，話越說越多，但全都是一些語無倫次、沒有意義的話！」 我們試以連戰的國家認同以及對台灣的國家定位的反覆無常的態度來觀察。 連戰這幾年來講過如下的話─ 「我不是新台灣人，我是老台灣人。」(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連戰在瓜地馬拉的記者會上，回答陳長文有關身為「新台灣人」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看法時，做如上表示，詳見1998.12.13中國時報政治新聞) 「感謝上帝，我們都是正港中國人。」(二○○二年四月十八日，連戰在美國華盛頓公開談話時說，有關省籍、族群和統獨的爭論，只會讓政客用來分裂社會，例如是不是所謂「正港台灣人」等等，連戰拉高分貝，做如上的表示。詳見2002.4.19.中時晚報) 「我們不主張『兩個中國』，也不主張『一中一台』，我們所堅持的是『一個中國』，而這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一九九三年七月七日院長任內對美僑團訪問團表示。見1993.7.8.青年日報」） 「我們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論』的主張是基於維護國家尊嚴、保障人民權益的考量。也是表達台灣兩千兩百萬人民的心聲。這是攸關國家發展大是大非的課題。…因此李總統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論』的明確主張就是要突破兩岸間現存不合理的框架。」(在李前總統提出「特殊兩國論」後接受聯合報訪問談話。見1999.8.15.聯合報4版) 「對於兩岸議題，國民黨黨員堅守的應是國家統一綱領底牌，也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二○○○年六月五日接見立法院次團體e世代問政聯盟時表示。見2000.6.6中央日報1版) 「邦聯應做為國民黨明確努力的目標。兩國論沒有『一個中國』、統一目標、國統綱領精神和九二共識，邦聯則是在國統綱領的架構下，涵蓋了九二共識等基本精神。」(二○○一年七月廿五在國民黨中常會中談話。見2001.7.26中國時報2版) 「我們主張的『一個中國』指的是中華民國。」(二○○三年十月間，數度表白) 看過以上連戰的言論，我們發現他一會兒主張一個中國，一會兒主張兩國論，一會兒又回到一個中國，過一陣子又出現邦聯說(邦聯也是獨立國家的結合)，再過一陣子又回到一個中國 …。 他和李前總統不同的是，李前總統有一個長遠的目標，循序漸進，一步一步改變。連戰則反覆無常。面對連戰這些反覆無常的談話，我們不需加以辯駁，因為他的不同談話之間，就會互相打架，第四句話就可以用來反駁其他的話。 目前，連戰是回到「一個中國」的框架中，他特別強調這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於是，繼前面兩個笑話之後，第三個笑話來了： 話說在某國民小學的六年級某班上，一位泛藍色彩很濃的老師，正在向學生宣傳一個中國，老師學連戰的口吻說：「一個中國，指的就是中華民國。」 學生甲皺著眉頭問：「可是大陸上不是還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嗎？這樣加起來不就變成「兩個中國」了嗎？」 學生乙插嘴說：「大陸那個不算！」 學生甲不甘心說：「怎麼可以不算？我們的棒球隊打贏他們，怎麼可以不算！」  

有一個所謂「名嘴」的董姓土蛋說：「民進黨執政就是為了貪污」。 董土蛋的話，讓我想起一個笑話： 有一個瞎一隻眼的人、一個斷一條腿的人，和一個滿臉長麻子的人，三個人為了爭吃一塊肉，相持不下。於是有人提議比賽決定，怎麼比賽？每個人先用一句話形容自己，誰形容得最好，肉就歸誰吃。缺一條腿的首先開口：「我獨立自主，獨斷獨行」；瞎一隻眼的接著說：「我獨具慧眼，一目了然」；輪到麻子，他卻一聲不響，抓起那塊肉就塞進嘴巴，吃掉了！其他兩人齊聲抗議，麻子邊吃邊說話了：「因為我不要臉啊！」 其實我舉這個笑話並不貼切，因為這位麻子起碼還會形容自己不要臉。但是這位董土蛋是自己滿臉麻子卻罵別人不要臉。 如果論貪污，民進黨怎能和中國國民黨比？不信的話，只要把數十年來的貪污案件統計一下，哪一黨最多？馬上分明。 如果太懶不想查，那就請問：說「能撈就撈，能混就混」的，不就是你們國民黨同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