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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文章 - (陳君愷)
陳君愷相關文章
如何防止學術不倫
去年年底九合一選舉,各陣營爆發候選人的學術倫理問題,層出不窮,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而這種學術倫理頻頻出軌的情形,實堪稱為「學術不倫」。 當然,由於時值選舉,焦點多集中於候選人洗學歷的行徑,不無政治鬥爭之嫌,未必是關心學術的正常發展。但問題是:只有學生會抄襲、或僅能歸咎指導教授的疏於把關嗎?不然。實則,真正追求知識的學者,不論對自己或學生,應該都同樣嚴格才是;況且,抄襲只是諸多學術不倫的樣態之一,其他如:造假、歪曲、隱匿……等問題,即連某些知名學者,亦不能免。 只是,何以學界淪喪至此? 原本,學術研究應該多元開放、自由競爭;然而,由於少數學閥的操弄,學術權力日益集中,終因缺乏監督而腐化。 由這群人所推動的期刊評比、核心期刊等,宛如學界的種姓制度;加上與國科會(科技部)研究計畫申請、教育部獎補助等措施互相連動,學術自由橫遭箝制。然而,學術期刊的良窳,本應基於口碑,而非人為操作;況學者從事研究,亦未必需要申請研究計畫方能進行。何以學界必須進行這種非屬必要、又與保障學術自由背道而馳的做法?除了便於其控制與寡占之外,別無他由! 甚至,當學者的研究成果遭到錯誤引述或不當評論、從而侵害其學術信用時,迄無救濟之道。過去,在威權統治時期,由於「出版法」第十五條規定:報紙或雜誌若遇當事人「要求更正或登載辯駁書者」時,有予以刊登的義務;是以當時的學術期刊,常見來函照登,亦頗有互相商榷、討論者。惟該法被視為惡法而廢止後,導致相關的保障反而不如當年,殊為諷刺之至。 於是,如今學界已變成在叢林法則下、弱肉強食的自然狀態。掌握權力的學閥,享有學術不倫的特權,從而反淘汰那些真正專注於研究的學者;而司法風紀的敗壞、論理的拙劣,既素為國人所熟知,顯然亦無可期待。 為了防止學術不倫的亂象頻生,茲建議:學界應該分散權力,並鼓勵吹哨者勇於揭露,亦應立法規範學術期刊的媒體近用權(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才能避免腐化,挽救學術倫理,以此建立公平且自由的競爭環境,讓學術得以正常發展! (作者是北社理事、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君愷
2023-04-25
歷史決定我們對台灣的想像
近年來,隨著本土文化的復甦,「舊時台灣」或「台味」,成為一種時尚。 在這股風潮中,柯文哲剽竊台灣民眾黨之名,借殼上市,是為著例。由於同樣身為醫師,柯文哲遂以蔣渭水的傳人自居;殊不知該黨黨員中,醫師所在多有,諸如邱德金、彭清靠、王甘棠……等,至少數十人以上,何必獨鍾蔣渭水一人?更遑論該黨原名「台灣民黨」,係由不同提案經投票表決定名者,又豈如柯文哲般、由一人獨斷決定?那個時代台灣人的民主素養,遠超過許多人的認知。 很顯然的:對台灣歷史的無知,限制了我們對台灣的想像;甚至,降低了我們曾經擁有過的水準。 如果有人知道:當年王育德、黃昭堂等人在日本,一邊從事台獨運動、一邊攻讀博士;而他們的博士論文,都允為該領域的經典。那麼,又如何不會對當前那些靠抄襲來「洗學歷」的政客,嗤之以鼻? 被國民黨政權抹去歷史記憶的台灣人,除了水準低落之外,還因循苟且,滿足於現狀而不自覺。 誠如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日前所提醒的:「當社會一半以上的人習慣『維持現狀』,結果就是社會欠缺想像力」;而這種想像力的欠缺,還包括「不敢想像:我們有自己的『台灣學術院』,不會有一堆親中挺中院士」!其振聾發聵之言,足以發人深省。不僅如此,某院士竟然認定:一九四九年之前,台灣沒有知識分子!甚且,還把追究學術詐欺的公義之舉,視為「相對地微末」的「學術界的個人紛爭」!真令人無言以對。實則,吾人若對連溫卿於一九二○年代中葉發表的〈將來之臺灣語〉、或是早稻田大學講師郭明昆的著述,稍有概念;則台灣的歷史語言學研究,又豈讓中研院史語所專美於前? 頃讀王添灯在一九四六年發表的〈對「五五憲草」管見〉,深覺其水準之高,實不亞於憲法學者!然而,他的正式學歷,卻只有安坑公學校、以及補校性質的台北成淵學校而已!不禁揣想:這樣一位公忠體國、奮發有為的菁英,倘若不在二二八事件中遭非法逮捕並秘密槍決,將會對台灣做出何等的貢獻? 亡人之國,先亡其史。一個忽視歷史的民族,永遠不可能創建獨立自主的偉大國家! (作者是北社理事,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君愷
2022-11-15
司法改革是轉型正義成敗的關鍵
五月底,促轉會結束四年來的任務,其相關業務則分散到各部會,由行政院統籌辦理。問題是:促轉條例所謂「為促進轉型正義及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目標,已經達成了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回頭來檢視一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基本原理為何。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三權分立的原理,乃是透過權力的互相監督、制衡,以避免權力的濫用。只不過,在選舉制度下,行政權、立法權皆憑藉政治實力,依選票多寡取得權力;唯獨司法權,倚靠的是說理,亦即根據證據法則與論理法則,來監督並規範政治人物的行為,使其遵循國家法治的常軌。 反觀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則是將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機構,全部掌握在手中,用以監控並統治人民。隨著臺灣的民主化,行政、立法在歷次選舉的角逐與運作下,經過新陳代謝,已建立一定的遊戲規則;但司法顯然沒有經過相應的改變,也就依然故我,延續威權統治時期的型態。 許多人時常批評司法「辦綠不辦藍」、「有錢判生,無錢判死」,以此詬病司法不公。但卻忽略了:如果法官意圖入人於罪或出人於罪,則在進行審判時,必定會歪曲證據與違背論理;其顛倒是非黑白如此,卻美其名為「自由心證」。由此顯見:不受理性拘束、缺乏近代知識基礎的司法判決,才是問題所在。 這樣的判決品質,在威權統治時期,乃是常態,其流毒以迄於今。只是轉型正義的焦點,總放在政治性冤案的救濟;而許許多多的非政治性冤案,至今依舊沉冤莫雪。 司法判決,法官得以恣意為之,而不必受到訴究,這是威權統治的遺緒,實與獎善懲惡的原則相違;因此,淘汰不良法官,重新建立司法公信,才是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況且,終身職的法官,其所做出的枉法裁判,尤應終身不受請求權時效、法律追訴期限的限制,方符合權責相符的機制。 質言之,如果司法無法真正獲得改革,則追逐權力的行政、立法,加上恣意濫權的司法,終將讓台灣的民主,淪為叢林法則的權力競技場,完全違反權力制衡的原理,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又如何獲得落實?更遑論「促進轉型正義」了! (作者是北社理事,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君愷
2022-07-12
「嘉慶君遊台灣」的假象與真章
台視連續劇「嘉慶君遊台灣」播出後,受到觀眾好評,風光落幕。吾人對該戲劇的娛樂性,不置一詞;但類似這樣的主題,在今日這樣的時代,竟然還會如此受到歡迎,卻頗發人深省。 諡號清仁宗的嘉慶君,未曾來過台灣,無庸置疑。姑不論這個傳說,是否因民眾將來台鎮壓林爽文民變的福康安、誤認為嘉慶君有關;總之,誠如一九○五年八月六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上、一則報導拆除嘉義城牆的〈易樓為閣〉所指稱:「俗傳乾隆年間,林逆倡亂,嘉慶皇帝為太子時,曾過台灣巡視,駐蹕嘉義,所以蓋造雄壯,為全台城樓之冠。嘉人呼為太子樓、而不稱敵樓者,職此故也。」確可見其傳說,由來已久。除此之外,一些地方廟宇,亦頗有嘉慶君來台的相關傳說。 雖然,或謂鄉野傳說縱非歷史事實,亦無傷大雅,不必過於認真;但鄉野傳說所反映的心理真實、以及深植於文化中的某些價值觀,卻不能等閒視之。 就像《包公案》的故事中,包拯雖身為開封府尹,卻巡按各地,豈不怪哉?這種小說家言的稗官野史,確然反映出在帝制時代,帝國各地哀哀無告的黎民,對於清官的高度渴望。 因此,嘉慶君遊台灣的傳說,難道不也可能反映出:林爽文所造成的「動亂」,終於遭到「平定」,讓百姓安居樂業,自當感恩戴德;而台灣這個海外僻地,竟能得蒙嘉慶君青睞,親臨斯土,還真是皇恩浩蕩,讓草民們感到無上榮幸? 這樣的社會心態,正是帝國所欲塑造者。對於大清帝國的統治者而言,嘉慶年間的台灣已然「內地化」,成為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當地人民若有了這樣的心態,不啻裨益於帝國在當地統治的穩固。 論者或可辯稱:這齣戲劇,承載忠孝節義的觀念,有助教化人心;但無庸諱言,所謂的「忠孝節義」,難道不也是帝制時代的觀念嗎?否則孫文又何必在演講《三民主義》時,試圖將傳統忠君觀念,轉化為「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呢? 民主、獨立,從來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真正的關鍵,在於人們的內心。身為現代公民,對這類題材,應該加以警覺,並深切反思。 (作者是北社理事、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君愷
2022-04-19
為台語教學進一言
公視台語台成立後,播送節目時的字幕,乃採用教育部所建置的線上辭典《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望之宛如天書。筆者雖然才疏,卻未必學淺,總覺可資商榷者甚多。然而,如今該辭典卻成為台語檢定的標準、甚且是十二年國教母語教學的範本,事關重大,不可不慎。 尤其,該辭典未將擇定用字的依據告知使用者,實為憾事。姑不論台語究竟是「南楚之外」的百越民族受容漢語、並為其同化的結果,抑或如同該辭典總編輯姚榮松於序文中所指稱的:「臺灣閩南語作為漢語的一個支脈源遠流長。」要言之,台語既與漢語密不可分,是以擇定漢字時,應經由嚴謹的學理論證,而非透過委員投票表決;並且,應盡可能減少以音借字,而宜取「音」與「義」兩方最為適切者。故此,若非具備歷史語言學的學養及豐厚的文獻學基礎,恐未能克盡其功。 從古音演變的軌跡,以及台語擁有至少文白兩層語音的情形觀之,筆者實在看不出該辭典何以擇定俗用卻無義的「破病」、而非古代文獻上常見的「發病」?依形聲字的原理,此處「發」的字音,當與「潑水」的「潑」字相同,無須另借「破」字的字音。至於「頇顢」,以古代漢籍電子文獻檢索,未見有此用法,又何以不擇定盛行於中國宋代、音義皆吻合的用語「閑慢」?類似的情形,難以盡述。即便用字正確無誤,但未能適當標註語源者,亦所在多有,諸如:交關、行春、紀年、法度、佳哉等,雖於古代文獻常見,亦俱無出典。凡此,皆不免令人憂心:這將會讓台語變成怎樣的風貌? 實則,誠如該辭典副總編輯張屏生在序中指出的:「坦白說,這部分的工作,我們所能做的是漢字的整理工作,而不是在公布閩南語的〈常用標準字體表〉,因為書寫用字只能夠用宣導提倡的方式來漸漸取得共識,不太能夠用頒布公告的方式來強行制約。」 既然這是該辭典原本的定位,那麼,它又如何能成為台語檢定的標準?或是十二年國教母語教學的範本?原本推廣台語的美意,難道不會適得其反,使人望而卻步,甚且誤入歧途?為免誤人子弟,實應從長計議為宜。 (作者為北社社員、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君愷
2021-06-22
「因為平等才會如此」
二○二一年六月十一日,日本參議院的議員全體起立表決,無異議通過同意協助台灣加入WHA。 這是台日關係的重要里程碑,無庸置疑。參議員的明白表態,翻轉了長年以來日本因深怕得罪中國,那種瞻前顧後、畏首畏尾的形象。 台日關係之所以能如此大幅改善,其來有自。三一一大地震發生後,台灣人的踴躍捐輸,曾讓許多日本人銘感五內;如今日本投桃報李、雪中送炭,除了捐贈疫苗之外,更以具體行動支持台灣獲得應有的權益。 撫今追昔,滄桑之感,油然而生。 遙想一百年前,當時尚為日本帝國殖民地的台灣,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連署並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要求在台灣設置兼顧民情與民意的「台灣議會」,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提交貴、眾兩院審議。但遺憾的是,這個卑微的要求,卻於二月二十日遭到貴族院(相當於今日的參議院)以「不採擇」予以否決;接著,三月二十一日,眾議院也同樣做出「不採擇」的決定。 誠如蔡培火當年所言:原本台灣人對日本,如同一張白紙,並無明顯的好惡。然而,只是身為殖民地人民,就無法獲得平等的權利;這個殘酷的現實,也就成為整個日治時期,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始終難以跨越的鴻溝。到了戰後,由於雙方不再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上下關係,於是,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開始能夠友好、和諧地往來,甚至親善如兄弟;至其緣由,就如同柯旗化所斷言的:「因為平等才會如此。」 諺語常是社會運作規範的反映。例如台灣俗諺有云「大家好來好去」,即明白揭示人與人之間的和平相處之道;而「食人一口,還人一斗」之語,更顯示在受人恩惠之後,台灣人也總不吝於回報。這是台灣早期移墾社會遺留下來的良風美俗。 因此,謹以此敬覆日本友人:「この恩情は一生忘れません!」 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之間,平等往來,才是能否友好的重要礎石。台灣與日本如此,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當亦如是。 (作者為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君愷
2021-06-14
學術自由的警鐘
日前高雄市長補選,國民黨候選人李眉蓁爆出論文抄襲案,喧騰一時,但隨著補選落幕、學位撤銷,此事遂看似煙消雲散,但該事件背後所隱藏的問題,並不會因此消失無蹤。我們要追問的是:究竟是何種結構性的問題,使得類似的情況一再發生? 身為地方政治人物的李眉蓁,只是藉由學歷的取得,增加政治資本,被揭發後隨即斷尾止血;但背景雄厚的學者,若以違反學術倫理的方式,獲取學歷與職位,一旦佔據權力位置,縱被檢舉,其結果恐怕就大不相同。 一九九○年代以降,隨著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也出現學術標準化的變革。只是,一九七○年代威權統治者已近乎全面控制學術界,從而使得學術標準化,成為威權殘餘勢力繼續保有其權力的手段。於是,在缺乏學術轉型正義的情況下,學術界遂淪為權力遊戲的競技場。掌權者透過對國科會(今科技部)的掌控,以研究計畫的准駁,豢養學術界的樁腳;又假藉提升學術水準之名,自訂標準評比學術期刊的良窳,用以壟斷學術。 或謂:「真理越辯越明」,但是在已然民主化的今天,學術討論卻越來越不可能。揆諸當前的歷史學期刊,對於知識的互相商榷、辯難,甚至較戒嚴時期還要少見。但歷史學者真的不再願意進行學術討論了嗎?其實不然,而是異議之聲,多被掌權者暗中消音。 學術討論是具備一定學術水準的學者,因意見不同所進行的溝通、交流,可促使學術進步,卻未予以充分保障,已為學術發展的隱憂;至於違反學術倫理者,原本毫無學術水準可言,但提出質疑的吹哨者,卻反被掌權者視為叛逆,而屢遭打壓、排擠。這種情形,與戒嚴時期黨外人士因質疑國民黨統治正當性所遭受到的待遇,如出一轍。 缺乏監督,就會讓掌權者為所欲為。孰謂今日吾人擁有學術自由? 因此,謹誠摯呼籲:學術界需要進行分散權力、公共治理、權責相符的徹底改造,廢除期刊評比制度,鼓勵進行公開透明的說理,以及建立撤銷違反學術倫理者學位或論文的機制。否則,倘若繼續縱容掌權者生殺予奪、互相包庇,則台灣的學術自由,將有可能受箝制而全面淪喪! (作者是北社社員,輔大歷史系教授、前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
陳君愷
2020-09-29
悲嘆一個世代的凋零——敬悼曾群芳伯伯
能夠在白色恐怖中倖存下來,是幸運的。有人即便未受牽連,但看著親友、同學慘遭橫逆,除了無奈、隱忍之外,也將反抗深埋心中。許多這個世代的倖存者,始終維持正直、清白的風格,拒絕把票投給國民黨,也依舊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忠職守,以「滅私奉公」的精神,藉此對國民黨政權表達無言且深沉的抗議。圖/民報資料照 今年(2020年)2月25日晚間,經晚輩告知:曾建元的父親曾群芳老先生過世。 回想去年(2019年)1月6日午後,我趁著中午在兄弟飯店與學界長輩聚餐之便,於餐後就近往訪建元家,想與他討論有關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所衍生的諸多紛擾。當時,曾伯伯猶尚健朗,豈料那天,竟成為最後一次見面。 建元與我,是1990年代在學運的場合認識的。後來,才知道他的母親蔡麗瑛,與家母林碧湘為嘉義女中同學;而尊翁曾群芳先生,則是白色恐怖倖存者。 隨著年齡漸長,原本對周遭許多同儕長輩曾經遭逢白色恐怖的魔爪、一無所知的我,相關的事實,卻在無意間,一一浮現眼前。 雖然幼年時,早已知道三舅林麗鋒,曾在火燒島坐牢十五年;但一直要到1989年秋,才得知小學同班同學、堪稱竹馬之友的兒時玩伴羅正方,其尊翁羅明懋先生,竟是三舅在火燒島的「同學」。 其後,又陸續獲知大學同屆同學、現為同校同事的葉乃實,舅舅是顏世鴻;高中同班同學的郭昭良,舅舅是許遠東;甚至,學生時代早已從書本中閱讀到的林如堉,遲至近年,才透過資料的比對,赫然發現係家父的表哥……等,族繁不及備載。遭受政治鎮壓的人們,就這麼不經意的,環繞在我的周遭,白色恐怖株連之廣,令人駭異。 隨著從事歷史研究以及參與社會運動,又因緣際會,親炙盧兆麟、陳英泰、郭振純諸位政治犯前輩;而從他們身上,一直強烈感受到屬於父執輩那個世代的特殊風格。 這群在1920年代出生的世代,接受了良好的教養,有著正直、清白的人格;卻不幸在1945年的政權轉換過程中,遭受到極大的苦難。 抵抗不義政權付出代價 從二二八事件到五O年代白色恐怖,正值青年時期的這個世代,為了不願接受國民黨政權的惡質統治,許多人起身反抗,結果或遭槍決、或坐黑牢,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能夠在白色恐怖中倖存下來,是幸運的。不論是受牽連遭短暫拘禁、或是參加組織被迫自新、或是交付感化後期滿釋放……等等,與槍決或坐牢相較,情節已屬輕微;而有人即便未受牽連,但冷眼面對這一切,看著親友、同學慘遭橫逆,除了無奈、隱忍之外,也將反抗深埋心中,等待發芽、茁長、開花、結果的一天。 許多這個世代的倖存者,始終維持正直、清白的風格。不僅一直拒絕把選票投給國民黨,也依舊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忠職守,以「滅私奉公」的精神,努力不懈,藉此對國民黨政權表達無言且深沉的抗議。的確,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才能創造臺灣的經濟奇蹟與民主政治。 總之,只要不是始終依附不義政權,而希冀從中獲得好處者;那麼,每個人在不同情境中所做的每一種選擇,都會有著屬於它自己的意義。 如今,曾經為抵抗不義政權而奮鬥過的曾伯伯,也與三舅、羅明懋、盧兆麟、陳英泰,郭振純諸位前輩一般,離開人世。 曾伯伯以九二歲高齡過世,已屬壽終正寢,或許只能歸諸自然的造化。真正令人悲嘆的是:這個世代的不斷凋零,代表著一個時代、以及屬於該時代風格的漸次消逝;而在戰後的教育體制下,恐怕再也不可能出現類似這種風格的人了! 陳君愷(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君愷
2020-03-02
樂生院、歷史共業與轉型正義
樂生院的存廢問題,已經吵嚷多時。在日前臺北縣政府張貼拆遷公告後,面臨了最後的階段。這也使得象徵性的保存百分之四十、並將院民安置到新大樓的決定,幾乎成為定局。幸而陳水扁總統於三月二十三日明白宣示,願為過去的歷史錯誤向樂生院民表達歉意、並指示行政院積極研究保存百分之九十的方案,而讓樂生院的保存,出現一線曙光。 然而,媒體與社會仍有許多雜音。例如有人說「為了大多數人權益所興建的重大公共工程,一定會有少數人犧牲」。的確,「少數服從多數」、「犧牲少數人的利益以謀取大多數人利益」,固然是「民主國家」的常態;但在「照顧到多數人利益的同時,亦盡可能顧及少數人權益」,則是我們能否成為「文明國家」的關鍵!否則,我們只不過從威權體制下的「強凌弱」,轉變到到民主體制下的「眾暴寡」而已! 這種「對少數人的照顧」,並不是難以具體落實的高調,而是早已行之有年的做法。君不見全臺各地可見的導盲磚與輪椅坡道,正是為了「少數」視障者與身障者所設置的。真正的文明國家,無不以濟弱扶傾、鋤強扶弱為其天職;為了照顧少數的弱勢者,原本就必然會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社會資源。而對於一輩子住在樂生院的院民,就地安置使其飴養天年,不僅是最合情理、也是最合乎人權的做法。 樂生院尚未拆除,也有文建會委託民間所研擬出的百分之九十保存方案可供選擇。變更工程設計,除了可能損及土地投機客或地方派系的利益外,對大多數民眾而言,只不過會因工期略為延長而造成一些不便、以及多花一筆工程費而已,並不是因此就停止興建捷運。難道我們不能等、也花不起這筆錢? 因為過去人們對傳染病的恐懼與無知,而被整個社會長年隔離的「少數」漢生病友,其實是為我們「大多數人」承擔了維護社會健康的苦果。我們對他們的虧欠既深且鉅,這又何嘗不是我們大多數人所造出的「歷史共業」?所以,現在不僅是我們應該發願迴向、湧泉償報的時候,更不該又以「為了照顧多數人利益」的藉口,再對他們造成二度傷害!何況,保存一個深具人權與文化意義的歷史見證,留給臺灣與後代子孫;並藉由這個行動,改變那種動輒犧牲少數人與弱勢者的心態,讓臺灣能真正躋身文明國家之林,這難道就不是「顧及多數人的利益」?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臺灣如果想要成為一個民主、獨立的文明國家,真正最需要的,是能夠讓我們昂首闊步於世界的「立國精神」。因此,在民進黨政府高喊「轉型正義」的此刻,樂生院的保存,就益發顯得重要。所謂的「轉型正義」,不僅意味著要去除威權的象徵,也應去除因威權所養成的殘忍、霸道、自私、怠惰……等等心態。我們欣聞陳總統的宣示,同時也深切期盼臺灣,會有越來越多善良、無私的公民與政治家,發揮愛心、自我改造,而使我們能真正的以人權、正義立國! (陳君愷,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台灣歷史學會理事)
陳君愷
2007-04-10
「終戰」抑或「光復」?
從「光復」到「終戰」 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九五年,當民進黨陳水扁執政下的臺北市政府,在舉辦一系列紀念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五十週年、名為「落地生根,終戰五十週年」的活動時,曾引發一連串的爭議。某些人對於市府使用「終戰」而不稱「光復」的做法,大加撻伐;相對的,這些批評的聲浪,也激起支持市府立場者的反擊。 無疑的,這是一場意識形態鬥爭。這種鬥爭,在任何一個想要脫離威權統治桎梏的社會,都必然會發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當自由思想衝擊著舊教條與舊體制時,反動勢力必會負隅頑抗,在各個場域為維護既有的意識形態與利益而奮戰到底。 眼看著十年過去了。臺灣已歷經二○○○年的政黨輪替,陳水扁也在二○○四年連任總統。時局的變化雖如此快速,但這樣的意識形態鬥爭,迄今仍尚未消歇。在終戰六十週年的今天,我們或許應該再回過頭來,重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終戰」、「光復」各有指涉 基本上,意識形態鬥爭的意義,在於我們對國家的未來,有著各自不同的想像;而這些想像,則立基於我們對過去歷史的認知。要以「終戰」來取代「光復」,正是為了擺脫威權統治時期由上而下、單方面政治宣傳的惡劣影響,原本應是無可厚非的。 但問題是:「終戰」的意涵,如果就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這件事而言,當然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若就「脫離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而言,這個詞彙就顯得有些扞格不入。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起算,臺灣人被迫捲入戰爭,至多不過十五年;而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臺灣人則被日本統治了五十年。因此,不可否認的,「終戰」一詞,最多只能描述戰爭結束的狀態,而無法完整描述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狀態。 「臺灣光復,連吐痰也光復了」 我們深知:許多人迴避或不願使用「光復」一詞,是因為它的詮釋權,長期為國民黨政權所把持。「光復」二字,當然蘊涵有「重光」、「恢復」等正面的意涵。而在國民黨政權的政治宣傳下,「臺灣光復」乃意味著「臺灣人脫離日本五十年暴政,重獲自由」。然而,當我們回顧歷史,發現到戰後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體制下,政治、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人身等等自由,尚遠不如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事實後;所謂的「臺灣人脫離日本五十年暴政,重獲自由」云云,只能說是信口雌黃、胡說八道。這當然讓許多人認為「光復」這個詞彙,根本不符實情。這種見解,誠然有其道理,自應予以尊重。但「終戰」一詞不夠周延的問題,卻依然存在。 在此,我們不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如果我們考察人類使用語詞的習慣,當會發現:人類所使用的語詞,本來就是不斷被重新定義的。在歷史上,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所謂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Renaissance的原意是「再生」、「重生」,而可引申為「新生」、「復興」、「革新」等義。至於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視文藝復興為近代文明的曙光、而與中古黑暗時代對立起來的所謂「傳統觀點」,則主要是源自於十九世紀的瑞士歷史學者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然而,隨著知識的進展,現在幾乎很少有人仍然還會認為中世紀是一片黑暗,而文藝復興是突然間大放光明的。顯然布克哈特的觀點,已經受到嚴重的挑戰。但直到今天,「文藝復興」一詞,還是持續在使用中;只不過,其內涵已有很大的改變。因此我們以為:所謂的「臺灣光復」,也應可做如是觀。 事實上,在臺灣民間,「光復」一詞,早就具有反諷的意味。例如有人抱怨大陸來臺人士不良的衛生習慣為「講是臺灣光復,結果連吐痰也光復了」;或是「臺灣光復,是中國貪污腐敗文化的光復」等等,不一而足。因此,真正核心的關鍵在於:「光復」一詞的詞彙本身,未必要更改為「終戰」,而是要脫離國民黨政權為「光復」所下的定義。「光復」對許多臺灣人而言,是由興高采烈到失望透頂,是由以為從此可以獲得民主自由平等、卻慘遭二二八屠殺的一段過程。那是雜揉著喜與悲、歡愉與辛酸、光明與黑暗的所謂「光復」。那種五味雜陳的「光復感」,早就展現在吳濁流、吳新榮等人的回憶錄裡,以及民間口傳的話語中。這樣的歷史記憶,既是由人民所定義的,那麼,只要把這樣的「光復」內涵傳承給後人,就不必擔憂這個詞彙會導致誤解。 臺灣人應健康的面對「光復」 因此,用不用「光復」一詞,主要是心態的問題。迴避或不願使用「光復」,是導因於「心理自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中的「否定作用」(denial)、「隔離作用」(isolation),是心理癥結尚未消除的徵候,也是社會心理不健康的表現。 這就好比我們不能因為國民黨政權長期違反正義、實施三十八年的戒嚴,就不敢在國家面臨緊急危難時,遲遲不敢宣布戒嚴;我們也不能因為國民黨政權長期箝制言論、控制出版、實施報禁,就放任媒體胡作非為,而不敢加以適度管理。害怕戒嚴、放任媒體,正是我們的社會尚未走出威權統治陰影的表徵。只有敢在必要時(如中共試射飛彈威嚇或天災地震等),斷然宣布全國或部分地區戒嚴;或是在媒體無法自律時,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加以管理,如此行所當行而不瞻前顧後、因噎廢食,臺灣才能真正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不應該因為國民黨政權長期濫用「光復」一詞來詆毀日人、並吹噓其「德政」,就迴避或不願使用「光復」。那個詞彙,不應該是由國民黨政權來定義的。因為當終戰伊始、當國民黨軍隊尚未代表盟軍來臺接收時,臺灣人就已經自認為「光復」了;而從八月十五日到十月二十五日之間,臺灣社會雖曾出現些許脫序的現象,但整體而言,臺灣人所展現出來的自制與自律,仍然值得大書特書。那種「自我光復」的優秀表現,是屬於臺灣人民所有,臺灣人不必隨隨便便的就把「光復」一詞,輕易的拱手讓給中國人。 紀念我們自己的「臺灣光復節」 因此,我們也就不必自我設限、從此不再去紀念「臺灣光復」。然而,如果今天我們還有所謂的「臺灣光復節」,當然不應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陳儀代表盟軍在中山堂舉行受降儀式的那一天,而應是和韓國一樣的、在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八月十五日那一天。更重要的是:許多臺灣人雖不喜歡受到日本殖民統治,並對能夠「光復」感到歡欣鼓舞,但卻不會不分青紅皂白的詆毀日人,即便許多「抗日分子」亦然。這種公正的態度,正是日治時期的重要遺產,也是後殖民時代臺灣社會得以無畏向前的根基所在。 總而言之,只有把「光復」放在百年來臺灣的歷史脈絡裡,以人民的觀點為觀點,「光復」才會回復到它原本應有的面貌。而在我們光復「光復」一詞的過程中,真正該被去除的,當然就不會是「光復」這兩個字,而是那些長期盤踞在威權統治一言堂中,試圖隻手遮天、自我吹噓、詆毀他人、灌輸教條、洗腦人民的魑魅魍魎! (作者為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君愷
2005-10-25
告別李敖
陳君愷(輔大歷史系教授) 年輕時,我曾熱切的讀著李敖的書。在那個令人窒息的時代氣氛裡,李敖是一個窗口,是照射陰暗角落的一線曙光。圖/取自維基CC BY-SA 3.0 李敖在台灣現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無可動搖的。 李敖對保守的、陳腐的傳統中國文化,那種摧枯拉朽的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 但年輕的李敖已死。 那個寫〈老年人和棒子〉的年輕李敖,那個高喊「對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曉事的老爺們我不願再說什麼,對那些老著臉皮老調重彈的老奸巨猾們我也不願再說什麼,只是對那些以老當益壯自許,以老驥伏櫪自命的老先生們,我忍不住要告訴你們說:我們不會搶你們的棒子,我們不要鳴鼓而攻我們的聖人的棒子,我們不希罕裏面已經腐朽外面塗層新漆的棒子」的李敖,已經死了。 我們說他「死了」,不是說他的生命已經終結,而是說他的靈魂已經淪喪;不是說他的體溫已經流失,而是說他的熱情已經冷卻;不是說他的瞳孔已經放大,而是說他的識見已經蒙蔽;不是說他的心臟已經停止,而是說他的良心已經泯滅。 李敖已經是「老年人」,已經該交出「棒子」了! 李敖縱使能「長壽賽烏龜」,還是改不了他已行將就木的事實。 對於已死或將死的人,我們只能拭去眼淚,憑弔一番,然後前進。 年輕時,我曾熱切的讀著李敖的書。在那個令人窒息的時代氣氛裡,李敖是一個窗口,是照射陰暗角落的一線曙光。 讀多了李敖的書,我的文筆還一度沾染上「李敖風」。 其實,我這個年紀的人,稍為還有點自覺意識的,恐怕都或多或少有過這樣的經驗。 李敖參選總統之後,一位學弟很沮喪的說:「這個我曾經為他辯護的人,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對他沒有『痛恨』,只有『痛心』。」學弟嘆息。 我,何嘗不是如此? 「瞧,這個人!」猶太人對著耶穌嘲笑叫罵著。 「瞧,這個人!」尼采自己對著自己說。 「瞧,這個人!」我瞧著李敖。 年輕時高舉「全盤西化」的大纛,對傳統中國文化展開嚴厲批判的這個人,到了老年,卻護衛起傳統中國的「正統論」來。 李敖這讓人精神錯亂的舉措,真是嚇傻了我們這群熟讀他的書的人。 世紀末的台灣,的確有著世紀末的瘋狂。 在總統大選時,李敖不斷的用「清兵入京,明朝即亡」的例子,作為中華民國「亡國」的論據之一。 主張「全盤西化」的李敖,大可以用「西方」的國際法,或是「西方」國際政治現實等等理由,來證明「中華民國」已經「亡國」;李敖千不該萬不該,就是不該用「中國」的正統論,來證明「中華民國已經亡國」。 這不是李敖。這不是我們所敬愛的李敖。 這是李敖。這是真實的李敖。這是能洞澈未來、自稱「先知」的李敖。 李敖是「先知」。 李敖的文章像靈驗無比的預言般,不斷預示自己後來的墮落。 李敖曾經在〈我的殷海光〉一文中,批評殷海光晚年在病榻上由陳鼓應這批人「斷章取義,東拼西湊」出來的「春蠶吐絲——殷海光的最後話語」,乃是由於「殷海光有『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的弱點」,而且因為生病而「變得軟弱,神智自然也不如健康時清明」。 但身體健康的李敖,神智有比病弱的殷海光還要清明嗎? 李敖最喜歡引用美國詩人弗洛斯特所說的:「我年輕時不敢做急進派,因為怕年老時變成保守派。」李敖還在〈我最佩服的一個國民黨〉一文中,稱讚「蔡元培年輕時是一個保守派,年紀大了,卻越來越急進,急進得使他的袞袞同年和赫赫同志都跟不上。」 言猶在耳。 結果,受新式教育的李敖,甚至比翰林出身的蔡元培還不如。 ——但先知不是早就自我預示了嗎?「他的晚年不如他的早年。」 世紀末了,人們頹廢、瘋狂、荒謬、變態。「不太讀書」的新新人類如此,也就算了;可悲的是:居然連「讀很多書」的李敖,也不例外。 李敖給我們看到的迷惘與錯亂,只是這世紀末的表徵之一。但別忘了:在「世紀末」來臨時,也意味著「世紀初」正在一步步的接近中。 是的,在我們面前,一個嶄新的世紀正迅速開展著。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要帶著從李敖身上習得的批判精神,無懼的往前繼續走下去。 我要對所有不義、所有殘忍、所有虛偽、所有壓榨、所有扼殺人性的事物,展開最嚴厲的批判,高唱我的「反調」。 「唱反調」,這是二十世紀的李敖,留給二十一世紀的我,最重要的精神遺產。 李敖是堅持知識分子應該要「唱反調」的。 於是,堅持「唱反調」的李敖,對正在往前飛躍進步的台灣,唱起了反調。但他唱起的不是「更加激進」的反調,反而是唱起了「保守」的反調。 的確,知識分子應該要「唱反調」的。我深受這句話的影響,並且奉之為終生的圭臬。 因為要「唱反調」,所以要拋卻心中殘餘的守舊思想,所以要與仍然不捨、仍然依戀的過去,徹底的決裂。 李敖,正是我仍然不捨、仍然依戀的過去。 從前,是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無懼當局的查禁,熱切的捧讀李敖的書。 而今天呢? 當我看到那些平素立場保守、反對改革的人,如今卻瘋狂的讀起李敖的書,並且大加讚賞、高度推崇起李敖來時,我想,是該向這個人告別的時候了。 告別李敖,即在告別我的青春年少。 附記: 2018年3月18日,李敖病逝於台北榮總。因思及2000年春,由於李敖在總統大選時的荒誕言行,讓我深感痛心,當時曾寫下這篇〈告別李敖〉以誌之,但從未公開發表。 那年,台灣經歷了首度的政黨輪替,也是我返回母系教書的第一年;如今,我已逾53歲,而這篇文章,反映的是我在35歲時的心境。值此多故之際,謹以此與讀者分享。
陳君愷
2018-03-21
致中研院廖俊智院長的第二封公開信
輔大教授陳君愷向中研院檢舉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士永涉及違反學術倫理案,一整年只等到3行字,而且還列為密件。圖/時代力量立委高潞‧以用辦公室提供 廖院長俊智鈞鑒: 本人於去年(2016年)12月1日透過民報,向您發出第一封公開信,檢舉時任貴院臺灣史研究所副所長的劉士永研究員,其論著有嚴重違反學術倫理情事;同時,檢附20個具體案例,寄送貴院及立委,並且將相關證據上傳雲端,供讀者覆按。 今年(2017年)春,本人接獲貴院回函(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3月20日,發文字號:學術字第10605020541號/如圖),指稱:該檢舉案「業經本院倫理委員會審議並作成決議如說明二」;而說明二僅有「經審議台端所檢舉相關事項,本案無事證足以證明劉士永研究員之學術論著有造假、抄襲之嫌,並未違反學術倫理」等寥寥數語。內容空洞,完全未針對本人所檢附的諸多事證,一一具體回覆。 實則,若僅單就「造假」一項而言,劉士永研究員所撰論著,確有不少正文所述內容、與註釋中所引用的資料完全不符者,其事證極為明確;貴院如欲證明這些引註並非出自架空、捏造,則顯然應該舉出其另有所本的證據,說明係誤植或其他因素所導致,始為合理的審議。惟業經時代力量立委高潞‧以用‧巴魕剌辦公室去函詢問,貴院卻始終拒絕針對此種質疑,具體舉證答覆,是以才會有11月20日高潞‧以用‧巴魕剌委員在教育文化委員會中對您的嚴厲質詢。 從11月20日廖院長您在立法院答詢的情形看來,顯然您是被屬下誤導與蒙蔽了。在此,誠摯建議您透過自己的眼睛,上網到民報的網頁連結,下載本人所檢具的證據,自行判斷劉士永研究員是否有本人所指控的學術倫理問題。本人上傳雲端的案例,內容與寄送貴院及立委者,完全相同。若您未能遽信本人所檢附的證據真假為何,也懇請您委託可以信任的人(建議最好不要透過中研院內部人員),按圖索驥,到圖書館中影印相關資料,再自行審酌,是所至盼。 學術可受公評,也應受公評。匿名檢舉雖然看似保護檢舉當事人,但卻正是以黑箱作業暗中吃案最好的方法,並不足取。面對學術倫理問題,與其接受匿名檢舉,不如攤在陽光下檢驗,才是正途。更何況,貴院連公開具名檢舉、並且提供具體證據上網、公眾皆可觀看審視的案子,尚且膽敢以這種缺乏理性論證的方式公然包庇,恐怕貴院連倫理委員會本身,也應該接受外界的學術倫理調查(當然,前提是該倫理委員會2月24日真的曾經召開過審議本案的會議)。 今茲追加補充20個劉士永研究員違反學術倫理的案例,再度公開具名檢舉,也同時將檢舉函及相關佐證資料寄送貴院及立委。加上前次所檢舉的20個案例,合計共40個案例,懇請貴院在網路上,逐條公開回覆,以取信於公眾。最後,也在此敬告貴院:由於劉士永研究員違反學術倫理的研究論著,已經罄竹難書,待查證者眾;若有新發現,以後還會陸續追加補充。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君愷 敬上 2017.12.1 20171201第二次檢舉佐證資料 20161201第一次檢舉的20個案例佐證資料 影片:時代力量立委高潞‧以用質詢中研院院長廖俊智關於中研院的學術倫理問題 20171120
陳君愷
2017-12-01
《灣生回家》的虛構與真實
據報載:《灣生回家》作者陳宣儒承認捏造「田中實加」之名及「灣生」後代的身分,導致輿論譁然,撻伐聲不斷。 毫無疑問的,不論任何人,如果以捏造或虛構、來試圖博取聲名與金錢,都應該受到極為嚴厲的譴責。因此,陳宣儒應該為她造假的行為,付出應有的代價。 只不過,面對此一事件,長年研究日治時期台日人關係的筆者,卻不禁想:《灣生回家》所反映的「灣生」生命史與台日人關係的真實面,倘若因為陳宣儒的造假,而受到全盤的否定;那麼,此一事件對重建日治時期台灣史所產生的不利影響,才是真正讓人憂心之處。 從《灣生回家》書籍出版與影片放映以來,其所表達的內容,原本就得到正反兩極意見的不同評價。這些評價各有立場,也應予以尊重。只不過,在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當中,台日人之間的關係,乃呈現出極為複雜的樣貌;在在受到時序、世代、階級、族群、場域、地區……等因素的影響,難以一概而論。但不論如何,《灣生回家》中所反映之台日人關係的部分事實,雖然幽微,卻仍然真實。倘若將這些真實誇大為全面、普遍的事實,或是將這些事實全然抹殺、視而不見,都不啻背離歷史學的基本原則,不足為取。適切的做法,應該是儘量讓這些事實呈現出來,並與其他的事實,相參併觀;然後進行歸納、比較、綜合、分析,從而釐清細節並得出整體的輪廓,如此一來,或許我們才有可能給予那個時代的台日人關係,一個真正公允的評價。 因此,歷史的轉型正義,絕非僅止於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平反;日治時期的台日人關係,在戰後國民黨政權為了「去日本化」以及「中國化」的政治目的、所進行的虛構與捏造之下,充斥了各種謊言與神話,甚至成為許多台灣人的「常識」。如何克服這些虛構與捏造所創造的謊言與神話,進而重建真相,既是歷史轉型正義極為重要的一環;更是為了避免「皇民說」之類的奇談怪論,在下一次選舉時漫天飛舞,成為台灣追求成為正常化國家的負面因素! (作者為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君愷
2017-01-04
轉型正義能增加多少GDP
據報載,日前行政院長張善政回嗆民進黨說:「轉型正義能夠替我們的GDP增加多少?」這個問題是否能夠成立,暫且不表;但我們想指出的是:洪仲丘案中的監視器會突然「完全沒畫面」,李蒨蓉、勞乃成阿帕契案則導致台灣的某個「要塞堡壘」在一夕間消失,三二三行政院事件中毆打民眾、且被拍攝到的警察也能人間蒸發,至今下落不明,面對這種荒謬體系,令人想反問:這種缺乏管理效能的爛體系,能替我們的GDP增加多少? 其實,張善政的提法,正好證明了他的邏輯訓練太差。實行「轉型正義」的主要目的,本來就不是為了「能夠替我們的GDP增加多少」。說出這種違犯不相干的謬誤的話語、而試圖轉移焦點的張善政,應回去重修邏輯課,卻擔任了好一陣子的閣揆,看來這個體系果然病得不輕。 張善政的邏輯不好,也未必僅是他個人問題;台灣的司法,素來為人詬病,而法官的邏輯不佳,正是最嚴重弊端之一。實則,為了互相包庇,這個包庇體系的舉證與論理能力,其實拙劣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而由這個體系豢養出來的部分中研院院士與研究員,亦是如此。這種情形之所以產生,乃是由於強人黨國威權統治,違反民主國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且互相監督的原理,卻建立了一個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並立且互相應援包庇的體系,有以致之。 不僅張善政如此瞎扯,即將卸任的總統馬英九,也宣稱對他的「政治追殺」已開始。然而,這種老掉牙的說法,常見於反動派污名化「轉型正義」時所用的修辭,顯然也沒太多創意可言。缺乏足夠的創意,看來也很難推動「知識經濟」與「文化創意產業」,對於GDP的增加,更不太可能會有任何幫助。 系統重設淘汰蛀蟲 相反的,轉型正義的實行,既必須立基於確鑿的證據與嚴密的邏輯,那麼,從事轉型正義者對於相關能力的訓練,自然遠比強人黨國威權統治下所教育出來的、除了運用「指鹿為馬」的暴力外別無所長、倚靠互相包庇以胡搞的那群草包,還要來得優秀許多。況且,轉型正義的實行,更是為藉此確立獎善懲惡、權責相符的機制,而國家也將會因此得能正常合理的運作。 由於我們沒信口開河隨便說個「六三三」的政策目標、卻能在政策跳票後,完全不會感到任何愧疚的這種厚顏無恥的能力,因此,雖不敢鐵口直斷「轉型正義能夠替GDP增加多少」,甚至膽敢提出具體數據來糊弄大家;但應可保證:經轉型正義後的國家,絕對會比現在這個由尸位素餐、互相包庇者所把持的體系,還要更具合理性、更有效能。 實行轉型正義絕非內耗,而是藉由這個「系統重設」過程,淘汰那些蛀蝕國家的蠹蟲,從而讓體系趨於專業合理。如此國家競爭力方能真正獲得提升,而GDP的增加,或當指日可待!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
陳君愷
2016-05-17
浩鼎案只是冰山一角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捲入浩鼎炒股案,一時之間,沸沸揚揚。藍營政媒抓住機會,緊咬不放;部分綠營政媒,則將其導向藍綠鬥爭,雙方你來我往,以是紛擾多日。雖然其中的確不無藍綠鬥爭的影子,但在口水滿天飛的情況下,卻也不免模糊問題的焦點。 實則,此案之所以發生,若從結構上來看,恐應歸因於中研院的體質,亦即:權力過度集中、倫理規範因人而異、缺乏外部監督機制……等;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因而此案之浮出水面,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長年以來,中研院的學閥與國科會(科技部)主事者之間的緊密關係,常為人所詬病。這群學閥,藉由大學系所評鑑、期刊評比、國科會(科技部)計劃的審查……等方式,以連動式的圈套,套到各大學學者的頭上;甚且脅制大學,視之為殖民地,進而摧毀其自治精神,試圖讓自己的權力更為集中,以便為所欲為。 中研院擺布學術界 不可否認的,在中研院裡頭,孜孜不倦、認真從事於研究而成果斐然的學者,所在多有,學界亦有目共睹;但由於缺乏公共治理原則,權力集中於少數學閥,而其自我吹捧、拉幫結派、黨同伐異的行徑,早已惡名昭彰,也是眾所周知。 然而,仍有眾所未知者。事實上,中研院研究人員(尤其是人文領域)違反學術倫理者,或受到體系的包庇,至今仍安之若素;或雖然被迫離開該院,卻轉而棲身至大學,儼然將大學視為垃圾回收場(以上所言,俱有實例,亦可確指其姓名及所作所為)。 縱使依法檢舉、訴究或公開指摘,但學閥們沆瀣一氣,盡一切力量壓制、並掩蓋真相;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也只能徒呼負負。真正讓中研院蒙羞的,未必是翁啟惠,而恐怕是這些潛藏在水底下的冰山。 台灣雖然號稱民主國家,但至今仍多欠缺符合民主法治原則運作的體制。既然中研院之從事於研究,是以納稅人的稅金所支應,毫無疑問的,自然應該接受人民的監督。然而,由於立法委員多出身基層選舉,不懂學術者眾,更畏懼「政治干預學術」之譏,是以難有作為;加上自威權統治時期塑造台灣社會的價值觀以來,中研院做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的觀念,既牢不可破,又豈有人敢逆其鋒芒、與俗眾的成見相抗?以致立法院自廢武功,幾乎完全空白授權給中研院,任其擺布學術界。 準總統蔡英文曾信誓旦旦的宣示:她上任之後,要進行轉型正義;但殊不知:繼承威權統治遺緒、至今學閥依舊掌權的學術界,也急切需要轉型正義。 應有外部監督機制 台灣做為一個民主國家,應該要有針對中研院的外部監督機制,不應毫無保留的,誤以為其學問最大、一切學術標準理應由其來訂定;而是應以整個學術界為基礎,落實「學術可受公評」的原則,並以公開透明、分享權力的方式,進行基於「事實」與「說理」的監督。惟有如此,才能讓公帑不致浪費在那些透過吹捧所成就出來的、學術能力低下的個人,也才能真正的提升國家學術水準與保障學術自由!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
陳君愷
2016-04-28
國殤放假庸俗化
二二八適逢週日、廿九日補假一天,於是,從廿七日週末起,連放三天假,結果導致「二二八連續假期要到哪裡去玩」之聲,不絕於耳。「二二八」竟然失去了哀悼、紀念的意義,而成為莫名的歡樂代名詞?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現代史上最為慘痛的悲劇。這場悲劇,是已經具備近代公民社會雛形的台灣,在遇上依舊以帝王思想統治人民的中國時,無法避免的衝突。結果,在當局的虛與委蛇與栽贓誘騙下,不僅許多人失去了寶貴的性命,更讓一整個世代的靈魂,遭到嚴重的摧折。 自從一九九○年代、政府著手進行二二八事件研究以來,迄今已經廿多個年頭了。然而,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卻並不是如同一些膚淺的人所認為的那樣:已經研究得差不多了。事實上,我們距離真相,還差得很遠。全台各地事件發生最基本的時間序列(time line)尚多未釐清、死亡人數依舊爭論不休……,這些未明的真相,不僅導致眾說紛紜,甚至提供反動派絕佳的模糊空間,讓他們得以繼續散播謠言、混淆視聽。 這些模糊空間之所以會產生,主要來自兩個面向:一是相關史料仍多所缺漏,一是研究者史學方法的基本功夫嚴重不足。質言之,相關史料的蒐集及檔案的解密與開放使用,固然重要;惟研究者仍必須有鑑別史料、考訂史事以重建事實的能力,始能克盡其功。事實上,在台灣亟待轉型正義的此刻,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不啻是吾人能否進行轉型正義的試金石。 因此,於今之計,除了應該繼續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以釐清真相並傳達給社會大眾知悉之外;二二八既然是國殤日,就不應放假,以免導致可能的庸俗化後果。至於各界的紀念儀式,不僅應該繼續(參加者給予公假即可),當天也應通令全國各級政府機關,降半旗以表達哀悼之意。這樣做的目的,旨在不斷提醒世人:讓悲劇不再重演的最好方法,就是記取歷史教訓,並讓它深刻的銘印在心中,永誌不忘! (作者為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
陳君愷
2016-02-28
主人的課綱 奴隸的課綱
擾攘多時的課綱「微調」爭議,在馬政府一意孤行之下,已激起高中生的普遍反彈,積極串聯抗爭。其實,當課綱調整的幅度如此之大,當局竟以「微調」稱之,這種違反歷史學追求真相、陳述事實的說詞,不啻是教導虛偽作假的反教育! 但教育部官員依舊顢頇,堅持不為所動,繼續睜眼說瞎話。而他們之所以會有這種反應,完全可以理解。過去,黨國威權統治即從國民教育開始,透過暴力洗腦,灌輸虛假的知識,培養依附權力、不尊重事實的奴才,從而形成一道藍色供應鏈,供給黨國所需。現今五十歲以上民眾支持國民黨的比例居高不下,足為明證;而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洪秀柱,竟會誤認其父親洪子瑜乃在二二八事件中受難,並且始終站在支持黨國威權統治者的一方,這種嚴重的歷史失憶症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無疑是藍色供應鏈最典型的成果。 反觀台灣民主化以來,包括歷史教育在內的各科教育獲得解放;在自由空氣中受教育的一代,不再屈服於暴力、虛假,而忠實、積極追求做自己的主人。如此一來,遂讓藍色供應鏈的生產線出現斷點;於是,有人驚覺茲事體大,而力圖「撥亂反正」。 因此,這次課綱爭議的焦點,主要是:真實與虛假、主人與奴隸之爭! 只不過,在缺乏轉型正義的今天,歷史學界、司法界、官僚體系中,仍充斥著藍色供應鏈的成品,還多身居要津。於是,違反學術倫理、歪曲事實成性的歷史學者,受到否定證據的法官、以及違法亂紀的教育部加以包庇;而那些接受黨國威權教育、習慣標準答案的順民,自然就毫無條件的相信專家學者、相信司法、相信政府。 雖然我們熱切期盼轉型正義可以解決黨國威權統治殘留下來的諸多問題,但此一艱鉅的政治社會改造工程,倘若繼續相信、並委由那些長年受到黨國威權統治卵翼的「學術權威」來執行,恐難免於「請鬼拿藥單」的疑慮。如果不能未雨綢繆,防患未然,即便明年能夠順利政黨輪替,也終將成為新政府的隱憂。 (作者為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台灣歷史學會理事長)
陳君愷
2015-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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