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有不公義的地方，就是對正義的全面威脅。 ─ 馬丁路德•金恩牧師         扁政府時代送給「台灣人權」最大的禮物，可能就是2000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依《憲法》第40條賦予總統的赦免權，特赦蘇炳坤等21人的三件特赦案、還有2007年6月27日楊儒門特赦案。其中以2000年蘇炳坤的特赦方式最為特別，因為他是以「罪刑宣告無效」的方式特赦。       當年總統府、法務部還發佈新聞稿稱：「總統選在新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個國際人權日，特赦蘇炳坤等21人，具體實踐了新政府對追求人權保障的努力與行動，也揭明政府遵守國際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等，並將建構以人權保障為終極目標的法治國原則。…總統此次特赦，除彰顯尊重人權，並適當補救司法救濟之窮。」在在顯示政府對人權的用心，以及維護人權的中心思想。       扁總統第一次特赦的三件案例中，黃嘉明等19人是拒絕服兵役的「宗教良心犯」，曾茂興則是為了喚起勞工權益的重視而涉案，其時「聯福製衣公司」擅自關廠，曾茂興帶領該公司員工俯臥火車軌道，涉入危害公共安全案件。這兩案均依《赦免法》第3條前段免除其刑之執行。也就是說他們被判處的刑，不管刑期幾年，都不用入獄。       我國《赦免法》第3條後段則規定：「情節特殊者，得以其罪刑之宣告為無效」，也就是說，情節特殊的例子可以比照「大赦」，讓他的罪刑都無效，即使被告判決未確定或逃亡中、或犯罪人仍未經刑之執行，仍然可以做無罪特赦。可參見陳新民《憲法學釋論》第534頁、法治斌等《憲法新論》第326頁。這就是憲法的非常救濟手段。       蘇炳坤誤判案就是依照《赦免法》第3條後段，使其罪刑宣告無效。被判處的十幾年徒刑就不用關了，而且有罪變無罪。 (正義的陰影，第一章〔無罪的罪人－蘇炳坤案〕，圖/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觀察蘇炳坤被誣指盜匪殺人未遂的誤判案件，據報載：從檢察（總）長、多位監察委員都曾替蘇炳坤平反，監察委員翟宗泉調閱相關卷證及履勘金瑞珍銀樓現場以後，認為蘇炳坤案確實有冤情；當時監察委員廖建男調查報告指出：被害人所稱歹徒戴面罩看不到容貌、所形容的歹徒身高體型又與蘇炳坤不符，被列為贓物的金項鍊、金手鍊也經被害人否認為其所有。唯歷經3次非常上訴、4次再審聲請，都無法改變誤判結果，可見該案已經在既有的司法體制窮盡救濟手段，而現有的司法途徑既然沒辦法解決該案的沈冤，所以用特赦救濟，終於補救了司法的不足，也落實了人權的保障。       扁政府在2000年選擇了三件完全不同類型的案件進行特赦，堪稱是臺灣赦免史上的創舉。這次特赦不但締造了臺灣特赦史的紀錄，最重要的是把總統特赦權的意涵朝向維護人權推進一大步。       司法真諦在維護逐一個案的人權與正義，不分總統、官員或一般國民，他們的人權，他們所涉及的司法個案，都一律受到法律的保護，確保捍衛任何一個司法個案的公平正義，這才是司法改革的根本。       救濟不正義個案，除《憲法》第40條規定總統的赦免權以外，司法體制另有再審及非常上訴兩個管道。再審及非常上訴在法制面，本就被框上了層層枷鎖，即便通過門檻得以重審，但真相在官僚體系的輪迴下也難翻轉，翻案比例從歷史數據而觀，本就寥寥可數。何況當事人在重審過程中更是備受折磨，譬如「流浪法庭30年」一案，終局雖還給清白，但卻是在30年後。也聽聞有些司法被害人說，雖受寃抑，但真的無力再對抗司法怪獸，讓案子重審的話，等於漫長、繁瑣的訴訟程序重頭再走一回，是再一次的凌遲與煎熬。所以對司法受害者而言，特赦應該是較好的選項或期盼。總統特赦的權力，是以「赦免」來解決司法體制不能或無法快速解決的問題。優先回復被司法權力侵害個案之人權，就是司法轉型正義。 (扁案爭議，圖/台灣賦格)       無論由個人政治立場對陳水扁總統的觀感如何，陳總統所涉的「龍潭購地案」在過程中發生不當換法官的事實，畢竟是台灣近代司法史上的唯一案例。而且龍潭案的不正義，從665號釋憲聲請書及判決書就可以看出梗概，它是司法程序和實質雙重不正義的指標案件。再者，一般上訴到最高法院的案件，若判決不當、多數都被撤銷發回到高等法院更審。不料最高法院處理龍潭案，卻罕見地自己下裁判，不僅違背判例，更違法使用「實質影響力說」，判處陳總統罪刑確定，這是實質不正義。       我過去說過，龍潭案的第一、二、三審判決都是自始當然無效，對陳總統本不生任何拘束力。陳總統針對換法官聲請釋憲，司法院665號釋憲竟解釋北院換法官不違憲。其實665號解釋本身就是矛盾又違憲的解釋：它一方面肯認「法定法官原則」，另一方面卻又說台北地院換法官符合規定，其實不然。詳述如下： 第一、換法官違反「法定法官原則」       根據法院分案規則，以電腦或人工隨機抽籤所分配到的承辦法官，就是個案的「法定法官」，事後不能任意撤換，但扁案中途由周占春合議庭換成蔡守訓合議庭。 第二、扁案換法官審判，也違反台北地院的相關法規：       臺北地院一開始就認定陳總統龍潭案是重大案件，按當時「台北地院刑事庭分案要點」第5點及第38點規定：屬「重大社會矚目案件」應採人工抽籤，且重大社會矚目案件不能「後案併前案」；另外，依照該要點第10點規定，一般案件才可以「後案併前案」。台北地方法院既然一開始即將龍潭案核定為重大矚目案件，經過人工抽籤抽出周占春合議庭，當然要遵守「社會重大矚目案件不能後案併前案」之規定，不能將周占春的後案併給蔡守訓的前案，實質上更換了法官。 第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判決，自始無效：       《憲法》第8條明定：「人民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所謂法院是指有審判權的法官而言，國家刑罰權之發動，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既然併案蔡守訓合議庭先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對陳總統龍潭案就是「沒有審判權」的法院，因此該合議庭對沒有審判權的案子作成的違法違憲裁判，自始且當然不生效力。       回頭再看特赦阿扁的爭議：赦免權固然也有突顯君王的恩威或總統的特別權力之意義，但赦免權普遍存在民主國家的憲法中，從赦免的本質跟作用出發，不論專制或民主時代，赦免權最重要意義在匡正「司法冤獄及違法裁判」。例如法治斌、董保城憲法著作所提：「法律不可能天衣無縫，盡善盡美，法官非神，所為裁判也非聖經，仍可能存有瑕疵，如能及時予以匡正，以避免因司法侵權造成不可彌補之損害。」所以針對《憲法》第40條特赦部分。特赦的主要意義在避免因為刑法法條齊一僵硬的適用，而有「衡平刑罰的嚴苛」或「補救裁判的錯誤」的必要。       特赦的意涵本就是「救濟司法途徑之窮，矯正審判之錯誤」，我國及歐美總統的赦免權都是針對誤判、冤獄、及嚴苛刑罰的救濟方式，可見阿扁總統的特赦應無法律上的扞格。學者陳運財也倡議特赦是對於誤判的救濟；俄亥俄州首都大學法學院丹尼爾．科比爾教授也指明，總統特赦權是為司法不公提供了安全閥；紐約州佩斯大學法學院的拉爾夫．施泰因 (Ralph Stein) 教授更指出，總統特赦權的目的之一，是使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三權能相互制衡。       《帝國大審判》這部電影是在描述納粹德國司法系統的黑暗跟邪惡，德國前總統理查.魏茲賽克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針對該電影中捨身取義的同胞，做了一個評論：「每一個世代的『氣』都重新決定我們的文明。」公平正義之氣才能決定司法的未來，不正義個案將使司法太陽隱晦不明，司法改革唯有透過這些充滿血淚、不正義個案的調查追蹤，才知道司法侵害人權的黑暗面，才能理解不正義個案的修復與平反，是目前最迫切的課題。匡正回復不正義個案之人權，應是司法轉型正義唯一的考量。談轉型正義，絕不能略過不正義個案的司法人權。至於所謂的「增加社會對立」等顧慮，根本與司法人權風馬牛不相及，並且侵犯了司法人權的界線。     作者：洪英花 曾任第一屆增額國大代表、士林地方法院庭長、台灣高等法院法官、現職臺北地方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