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喬有一篇小說《告密者》，主角後來發瘋了，這當然是小說家賦予的想像結局，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有現實批評，也有警世性。台灣經歷戒嚴長時期，中國國民黨執政到二〇〇〇年，鄭南榕為自由殉道是解嚴一年後的一九八八年。這說明黨國宰制在宣佈解除解嚴後仍存續，至少到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或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 國史館一場《鄭南榕案史料彙編》出版會，五巨冊有關鄭南榕相關政治偵防控制的資料，密密麻麻呈現黨國時代如何經由佈建的告密者彙報異議人士，或監控對自由、民主有所追尋的人們留下的記錄。台灣已民主化，但政治轉型正義並不盡完成。昔日黨國宰制的黑暗並未真正去除。從鄭南榕案也發現一些佈建線民的蛛絲馬跡，一些黑暗的歷史再度被挖出。 在關懷人權課題與民主發展的一個聚會場合，有年輕的朋友讓我看了「李敏勇案」的一些訊息，羅列了我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一些監控檔案，包括我在《台灣文藝》、「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筆會」，甚至我去海外台灣人社團的監控紀錄，讓我回憶一九八〇年初警總人員到我任職公司查訪的情形。我以詩人為職志，寫詩、譯詩、寫小說、散文，以及評論，一九七〇年代起參與了刊物的編輯，以文化運動介入了政治改革，一九八〇年代起更在一些報刊撰寫專欄，以許諾台灣國家願景為志。這樣的行止成為被監控對象，這就是中國國民黨宰制台灣的黑暗歷史。當台灣人在檢視歷史檔案時，一些中國國民黨人似乎盤算著向中國共產黨投誠而不是參與台灣的國家重建。 戒嚴時期的政治監控紀錄在國家檔案局已可申請查閱，形同公開。為了轉型正義的實現，建議應該在一段時間讓相關被指控的線民、告密者出面，解釋涉入狀況，並公開向社會道歉。在那白色恐怖的黑暗時代，一些人或因為無知，或因為軟弱，被威脅或被利誘，或其他原因，成為抓耙仔，留下黑暗的記錄，應該透過自白得到救贖，請求社會寬宥原諒，若未坦誠道歉，社會唾棄可也！ 中國國民黨一些黨人從反共到投共，背反的心理轉折應該也是轉型正義未完成的後遺症。這些人懷著昔日之罪，轉而想戴罪立功，討好中國共產黨，不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後存留在新中國，以中國國民黨改革派亦即「民革」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中國國民黨人大多也被清算鬥爭嗎？ 台灣的民主需要向前進步發展，國家共同體的形塑必須藉由一邊跌倒，一邊發現的追尋之路建構。有真相，有道歉，才有原諒，才有和解。台灣的悲情歷史不只來自外部壓迫，也有內部傾軋。面對歷史的汙垢，台灣人民在展望新的國家願景和新的社會視野之時，也要清洗過去的灰塵。 （作者是詩人）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革命推翻中華民國以後，原中國成為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左中國，台灣成為挾中華民國流亡來台的右中國。民主化以後的台灣，中華民國不盡為中國國民黨挾持的右中國。在某種意義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台灣，不是中國，但中華民國的中國論成為中國國民黨以台灣為中國的紐帶；蔣後時代，中華民國台灣化，中國國民黨已不再壟斷台灣的統治權力時，蔣後黨人圖謀扶持中華民國回歸中國。 如果中國國民黨這麼急切回歸中國，就放手台灣，讓生活在台灣，已成為台灣這個國家的人民，好好經營這個有中華文化基因的國家吧！這會是中國史或世界史的新里程。 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原中國國民黨中國論者，帶領願意回歸中國者回歸。就讓台灣以一個海島小國發展，若中華民國國號形成對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台灣也可以將中華民國國號交給中國國民黨帶回中國，併列於南京的歷史碑銘。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納返回中國的中國國民黨。或許在台灣已不合民主化時宜的中國國民黨，在中國仍可派上用場，裝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場面，改善中國的世界觀瞻。 台灣應保障隨中國國民黨回中國的人民生命安全、財產自由。台、中兩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國民黨人可以自由選擇去中國成為公民，或以僑民身分留在台灣。 如果這樣，台灣與中國就向世界宣告走向新時代，既解決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長期糾葛的歷史課題，也解決台灣與中國的糾葛。讓台灣脫離中國國民黨的宰制或說牽絆，台灣海峽或太平洋海域的爭端和衝突或因此改善，形成東亞的和平局面。 讓台灣以自己的立場面對中國吧！一八九五年，台灣被清帝國割讓給日本。一九四九年，中國國民黨挾代表盟軍接收進佔的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爭中國的正統。台灣被決定的歷史必須經由主體性建立去療癒，被殖民症候群病理才能改善。而中國國民黨挾中華民國想壟斷台灣統治權力的殖民症候群，也才能解決。 中國共產黨以左派政黨和中國國民黨的右派政黨在中國形成兼顧左右意識形態政黨的國家，或許才是中國新的政治方向。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遇到困境，中國共產黨的中國也遇到發展困境。國共形成一個中國，讓台灣以一個有中國文化基因的獨立國家發展。將一新中國面貌，展示中國成為正常現代國家的可能。 國共中國已糾葛將近八十年，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並不適應民主化轉型。中國在經濟的走資化已代表修正主義路線有成，若能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以收納中國國民黨回歸中國，並讓台灣在中國之外另行發展，將開啟歷史的新紀元。想留下來的就以台灣國民黨參與台灣的國政吧！這樣締造和平的願景，不只是台灣之福，中國之福，也是東亞之福，更是世界之福。 （作者是詩人）

一場審判，一干政經涉貪嫌犯步入法庭，彷彿走紅毯，絲毫沒有恥與罪的樣子。教歹自家囝仔大小的女議員；素來風評如何自有公斷的商賈；顏色變變變、言行粗鄙，公然在市長辦公室踩飛輪斜眼、吐舌，輕浮收錢的政客。涉及貪瀆，還振振有辭。利用民主破壞民主，到底台灣人的恥感與罪感怎麼了？比較日本與中國，比較戰前戰後台灣，罪與恥的文化真是差多了！ 台灣的近代歷史，先是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再就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六年的中華民國類殖民統治。其實，一九四九年以後已是流亡殖民。現實的台灣，近代文化的形成交織在日本和中國的影響。政治體制是物理性的，權力構造一如積木可以堆疊拆卸，但文化形貌是化學性的，就像墨水潑灑白紙，滲透或溶化不盡能去除。 台灣人面對日本或面對中國，是殖民近代性帝國和國共鬥爭政治體。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背後的原因是文化差異，現實則是面對殖民掠奪的反抗。因為日本侵華戰爭和國共內戰的兵疲馬困，二戰後台灣人迎接的祖國其實是不堪的，但問題不是出於不堪，而是壓迫回歸者的醜陋樣子。 日本有特殊的罪與恥的文化，特別是恥，政治人物涉及貪污，面對的不只是刑責而是罪感及恥感，甚至以自己的生命向社會謝罪。但戰後台灣，政治人物貪瀆，不以為罪，也不以為恥。這是日本不同於中國的文化，反映罪與恥態度的差別。 中華民國亡於中國共產黨時，蔣介石藉由復行視事在台灣再續總統和中國國民黨總裁，以反共為名說是承擔大業。說是為了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三十八年戒嚴，壟斷統治權力，多少人被以涉共關在綠島？多少母親在暗夜哭泣！結果呢？蔣氏體制負了什麼責任？哪有亡國的罪與恥？只有自承的反共復國大業成為妄語！死後還有大廟照著夕陽餘暉。 日本殖民時代養成的一九〇〇世代、一九一〇世代台灣知識分子文化人，二二八事件時大多被接收台灣的中國政權殺害了。一九二〇世代的李登輝和彭明敏，當時還未大學畢業，是來不及犧牲的倖存者，在寧靜革命扮演了角色。戰後台灣的政治人物受中國文化影響，不同於戰前養成的文化秉性。 國共中國，右中國以孔孟為師，左中國奉行馬列主義。反映在政治人物的罪與恥：中國極權專制，涉貪被迫認罪表演；民主化的台灣，則是常以政治迫害掩飾罪行。現在的台灣政治，賊比惡人還惡，明明是刑事犯還以政治犯演出，大言不慚，風光入獄。不知恥！不知罪！還撩風撥「草」！ （作者是詩人）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以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為歷史接點，加上之前李登輝的國會全面改選，事實上已不同於之前中華民國。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的中華民國與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六年，也不盡相同。後階段的中華民國其實是殘餘中國，存在於中國國民黨的中國意識論。勉強說，一九七一年聯合國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已形成世界共識。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家論受囿於中國國民黨的作繭自縛，形成當前的困境。 李登輝的寧靜革命形成於他十二年的李登輝體制，他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這句出於《尚書》的格言，召喚台灣人民，形塑他的政治志向。以中華民國台灣化召喚中國國民黨台灣化，不同於中國共產黨革命推翻中華民國的邏輯。可惜的是：二〇〇〇年，總統輪替於民進黨陳水扁後，他形同被連戰逐出國民黨。連戰先是與宋楚瑜分裂競逐，再兩人搭檔與民進黨陳水扁競選，連戰連敗，成為李登輝寧靜革命的破壞者，甚至比宋楚瑜與李登輝更為反目。 寧靜革命後台灣的國家困境在於連戰和馬英九的背反、轉向。李登輝被逐出中國國民黨，台灣國民黨未能形成，台灣的政權競爭並非左右路線而是以獨統競奪的政治鬥爭。所謂的統一是降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國民黨坐實自己是叛亂團體的回歸。後蔣時代的中國論國民黨人背棄了他們俯仰的蔣介石、蔣經國體制。 戒嚴時期，黨國戒嚴體制的中華民國，面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解放論」誘引台灣。與一九四九年成功推翻中華民國政權一樣的口號。但寧靜革命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改以「征伐論」宣稱不放棄武力犯台。中華人民共和國侵台口號的改變，原因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已是民主國家，並非中國國民黨戒嚴宰制之地。 台灣的民主化以普遍民主，對應無產階級專政的所謂人民民主制，其實專擅統治權力者已非無產階級而是特權階級。台灣的民主化威脅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已從「解放論」轉為「征伐論」的兩岸兩國形勢，台灣人民應珍惜在台灣這個仍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國家，號召人民共識從中華民國正名確立為對中國不侵權的國家。台灣的政黨政治也應從獨、統分據走向右、左競爭。政黨的去中國化，台灣的政治才能走上正軌。 （作者是詩人）

圖片來源：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李登輝體制形成於一九八八年，他以副總統繼任去世的蔣經國殘任總統，一九九〇年經國民大會選為總統，再於一九九六年經由人民直選，十二年（二+六+四）總統任期的政治建構。十二年是台灣從戒嚴到民主化的轉型期。李登輝作為威權到民主化轉型的舵手，留下寧靜革命的歷史，有光有影。 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今年是卅週年。李登輝促進的民主化，原是期待中國國民黨轉型為台灣國民黨，在台灣開創新的國家歷史的基點，但硬是被失去政權的指定接班人連戰逼離中國國民黨。繼而曾被李登輝拉起手，說是新台灣人的馬英九，也在台北巿長、總統之後，奔赴他的新中國。 李登輝以蔣經國意外的繼承人，日本作家上坂冬子《虎口的總統》有精彩的敘述。他與彭明敏的人生也在李敏勇《夢二途》（九歌）這本歷史小說，被分別以瓦全型與玉碎型對照。蔣介石時期重用的彭明敏，一九六四年以〈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呼籲台灣應共同建立一個國家，放棄反攻大陸的不可能以及不必要的國策，成為階下囚後流亡海外；李登輝因緣際會成為蔣經國重用的台灣人，並立下政治功業。兩人還在總統直選時，分別代表民進黨與中國國民黨競選。二〇〇一年歲末，他們在台北世貿國際會議中心「跨越兩個國度的人生」留下精彩的世紀先覺對話。 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李登輝得票約五十四％，彭明敏近廿一％。中國國民黨脫黨競選的林洋港+郝柏村搭檔約十五％；陳履安+王清峰近十％。可以解釋為台灣派七十五％vs.中國派二十五％。其中，中國國民黨的票數廿五％跑到林洋港和陳履安；而李登輝票數從支持民進黨的台灣派挹注。此為台灣派與中國派在台灣的國家認同形勢。 李登輝體制形成於蔣經國任內過世。他的權力繼承並不順利，先是黨內競奪，在黨內宮廷鬥爭中利用矛盾，加上宋楚瑜的操盤，宋心濂在國安局的協力，得以過關斬將，掌握領導權。再以李煥、郝柏村矛盾鞏固勢力。藉由回應野百合學運形成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建構民主化條件。可惜，他的國民黨台灣化未竟其功，連、宋分裂競逐總統導致中國國民黨失去政權。類似一九九二年台北市長開放直選時，趙少康與黃大洲分裂競逐。陳水扁兩次獲勝，得力以此。 李登輝曾以命運共同體召喚戰後移入的「外省人」，他也拉攏中國國民黨地方派系，更與民進黨呼應促進民主改革。可惜寧靜革命後進入民主化的台灣，面對的是中國國民黨附和中國共產黨背反台灣。地方派系只為權力和利益缺乏國家意識，加上投機主義政客柯文哲（他也曾尋求李登輝的加持，被說頭殼怪怪）的權力野心，以及為涉貪官司發作的破壞力，形成當前台灣的國家陰影。 李登輝體制十二年，開啟但不足以鞏固中華民國的台灣化。面對戒嚴長時期黨政軍特團及教育、大眾傳播的制約，台灣的近代國民意識並未充分，國家的共同體想像也不盡形成。有國家之夢的台灣人和有國家之志的政治人物都應該體認現實條件，努力開拓發展情境。台灣是「不分先來後到」台灣人的國家，應共同守護珍惜。有被殖民經驗的台灣人和流亡殖民群落，應該在寧靜革命的基礎共同追求台灣國家正常化，國家之光才會形成，歷史陰影才會消逝。 （作者是詩人）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台灣在世界眼中是希望之島，被視為亞洲的民主典範，自由度的評比位居世界前段班，晶片製造業引領的科技水準世界矚目，重視醫療及社會福利條件。中國被視為比俄羅斯更可怕的國家，在走資化之後雖然已成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但民主與人權的普世價值落後。台灣相對中國或是小國，卻是好國；中國是世界大國，但並不是好國。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的中國，自一九四九年推翻中華民國為代表的中國。蔣介石體制的中國國民黨挾持殘餘中國，藉二戰後接收台灣為反攻基地，以反共為名，行戒嚴長期化統治。一九七〇年代，中華民國的中國名義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取代。台灣經由社會運動，以寧靜革命形成民主化條件，進入新世紀後成為政黨可經由選舉輪替執政的政治體。 台灣本可像東歐諸共產國家的和平轉型，成為正常國家，但中國國民黨並未被要求以台灣國民黨之名實，仍留存殘餘中國性，導致今日的政治困局。蔣氏體制的反共性已被昔日俯仰的一些黨人棄如蔽屣，一群黨政軍特轉而趨附共產黨中國。 在世界眼中的台灣，是民主自由、科技進步、經濟繁榮的國度。但當下的國會，中國國民黨為所欲為，似已心向曾革命推翻中華民國並以消滅殘存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目標的中國共產黨，想戴罪立功。民眾黨雖冠台灣之名，但囿於柯文哲涉嫌貪瀆罪嫌的司法案件，似藉政治力為己用，並不盡謀求台灣的民主發展，存在著政治的紛亂，尚未真正走向正常國家的台灣，在進行中的WBC賽程也能看到交織淚水、汗水與笑聲的複雜國家現實與想像的形影相隨。 以台灣為本的執政黨，從總統到行政院長以至各級首長，各種發言場合即使理直，也只氣壯；反觀中國國民黨和民眾黨的一些立法委員將國會形成咆哮山莊。一些在戒嚴體制時代只敢唯唯諾諾仰仗黨國鼻息的黨棍政客，藉由民主的條件趾高氣揚，甚至以獨裁之名指控被喻為亞洲民主燈塔的台灣政治，錯誤的指控影響台灣觀瞻。 台灣的民主化，不是為了讓一些牛鬼蛇神盤據立法院。行政權和立法權應該有的權力形式和儀式不容貪贓枉法的政客玩弄破壞。民主是人民的權利也是責任。作為國家主人的公民，在每一次選舉都要好好珍惜手中的每一張選票，珍惜世界眼中的台灣。民主化的台灣，只有人民的選票能作主。中國國民黨應轉型為台灣國民黨，才能被期待為台灣的政黨，台灣才能走向正常國家之路。 （作者是詩人）

伊朗國旗。圖片來源：Pixabay 美國和以色列於二月廿八日「史詩怒火行動」聯手轟炸伊朗，斬首最高領袖哈米尼，摧毀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總部及多名軍政高層，這樣的軍事衝突，反映二戰後成立的聯合國對國際秩序維護已逐漸無力。 冷戰長時期以後，區域戰火頻傳，從二戰時代同盟國與軸心國對抗，到分別以美、蘇為首的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與極權共產國家對抗。走資化的中國崛起以後，以美中為首的集體對抗，世界一直不平靜。 令人詫異的一幕是，伊朗本國一些人民卻走上街頭，歡慶神權政治的國家領袖被斬首，在世界許多國家也有旅外或伊朗移民期待伊朗政體的改變。這個中東產油國，也算是區域強權，從波斯到伊朗的這個國家，正面臨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七九年巴勒維王朝君主立憲國家，到歷經何梅尼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哈米尼一九八九年至今，不可測的神權政體。 人類歷史從神權國家、君權國家到民權國家的政體演變，演化成普遍民主制國家和人民民主制國家。普遍民主制國家政黨經人民選舉執政，人民民主制國家的現實例子是共產黨專政，伊朗的神權體制也是不符合普遍民主制的例子。 現在，台灣一些中國國民黨心之所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中國的無神論共產統治體制竟與神權專制國家站在同一陣線，反映進步口號與反動現實的混淆邏輯。其實，當代世界，國民與國家是自由流動的。大多數自由民主的國家接納合法的移民或僑民。看看普遍民主制的歐美國家，國民混雜著不同人種。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多漢、滿、蒙、回、藏、苗裔，在歐美許多國家成為公民，比比皆是。在台灣強調中國人、在中國強調中國人的國共許多成員，政治認同中國，卻一面選擇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以及歐洲的民主國家為避難之所。 中國口口聲聲說它的國家延伸到台灣，不放棄武力犯台，顯示它落後、投機的政治性格。如果中國發展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福祉國家，不必強要別人的國家和人民，自然會有人想選擇成為它的國民。中國的自由、民主、福祉評比還須多多努力，不是靠幾年走資化稍有大國的模樣就可以為所欲為。 如果台灣與中國都是獨立國家，兩國人民反而可以自由選擇成為台灣國民或中國國民。國民黨中國在台灣留下許多血腥印記，不知珍惜共同維護得來不易的民主。共產黨中國請多多體認自由的價值和解放（liberation）的意義，才能真正得到台灣人民的友誼。 （作者是詩人）

圖片來源：前衛出版社FB 繼《火鳥的聖歌：小說鄭南榕》、《柯媽媽：小說柯旗化》之後，「前衛」的「島嶼見證者系列」出版了《一個春天的童話：小說亮均、亭均》。她們的小小生命停留在一九八〇年二二八，當年是七歲的女孩，原本快要上小學了，是活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天使。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發生在高雄的美麗島事件，正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之際。繼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被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民黨的政權危機再度搖晃。美麗島事件，蔣經國採取未暴先鎮的手段，一些參與者分別被以軍法和司法審判。旅美小說家陳若曦帶了一份二十七位海外學人的連署信回台面見蔣經國，說參與人權日遊行的人們不是叛亂犯。 林義雄當年是台灣省議員，有律師身分。他並未參與當天高雄的遊行，而是事發後被邀南下協助處理狀況。事後的大逮捕，林義雄也在名單之內，並被以軍法審判。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發生於方素敏去軍事看守所探看林義雄之際的林宅嬤孫三人致死，一孫受重傷血案，一般判斷是因為林義雄個性耿介，而且曾在省議會嚴厲質詢流亡殖民的黨國體制，被藉機報復。 當年，情治單位日夜監控，林宅仍發生血案。而且選擇二二八這個日子，居心叵測。複製二二八，不無恐怖主義的有恃無恐，挑戰台灣人民忍耐的局限。再看一九八四年，情報局汪希苓指使黑道分子赴美殺害劉宜良的江南案，有理由判斷是遭情治單位法外制裁。戒嚴時代留下的血腥成為台灣人民沉痛的記憶。 隨著美麗島事件推進的民主化，台灣的寧靜革命被世界稱頌。回顧一九六四年，蔣氏政權把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當做叛亂。一九七〇年代，黨國體制抗拒勃興的台灣民主化運動，仍未放棄虛妄的流亡殖民中國論。一九八七年，才解除戒嚴。蔣氏父子的黨國體制因而逐漸解構，但民主化並未完成台灣國家的正常化。 林義雄經歷苦難，他去國還鄉。一九八五年遊學美國、日本、英國。一九八九年帶回《台灣共和國基本法》。效法甘地精神，有治國理念，仍以民進黨主席身份完成陳水扁當選總統的寧靜革命。政黨輪替後，辭卸黨主席，離開民進黨，從事社會運動志業。他不只是一位政治人物，更像社會運動家。不執著於政治權力，更著重於文化意義。 《一個春天的童話》是對還來不及上小學就犧牲於黨國戒嚴體制政治災難的亮均、亭均，賦予生命姿影。每年二二八，亮均亭均都會回來。波蘭女詩人麗普絲卡（Ewa．Lipska,1945-）的一首四行詩《使者》，說寫作「讓死去的人／因而重生」，正是《一個春天的童話》的寫照。 （作者是詩人）

官方調查林宅血案曾指出，情治系統不當介入偵辦、誤導方向、阻撓追查與操弄媒體；圖為「林義雄宅血案」調查報告記者會。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一部號稱以一九八〇年的二二八事件，亦即林宅血案為藍本的電影《世紀血案》，新片記者會就因輕浮面對歷史、曲解事件，引發批評。反映台灣脫離中國國民黨黨國流亡殖民統治後，轉型正義文化課題存在的政治汙染。究竟，這些人是以什麼心態拍攝這樣的電影？為何又會有這樣的電影文化？ 電影處理政治，反映藝術的力量。即使在威權國家，例如伊朗，也有交織詩意和現實的電影，令人動容。是導演也是詩人的阿巴斯，在台灣也有名聲，他的詩集中譯本《一隻狼在放哨》在台灣出版。最近，賈法．潘納希的《只是一場意外》在台灣上映。這部電影是未經批准下拍攝的。伊朗這個波斯王朝演變的國家，政治讓人憂心，但電影反映了來自文化的希望。 一九九〇年代初，希臘導演安哲羅．普羅斯的《尤里西斯生命之旅》，以近三小時的片長，描述一位旅美的電影工作者，藉回希臘參加一部影片放映，尋找電影發明前在保加利亞一些失落的拍攝膠捲經歷的故事。電影中，遇到示威遊行，在火車上看到運河上一艘拖板船倒臥的巨大白色列寧頭像。東歐共產國家自由化的時代氛圍和鮮明意象，反映了轉型正義的文化深度。 東歐在二戰後選擇共產體制，但他們的市民意識、文化藝術條件反映在電影具有光彩。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的《紅》、《藍》、《白》，給台灣的影迷留下深刻印象，映照這些跨入廿一世紀前就經由一次選舉，返回普遍民主國家。 台灣也有一些電影，例如侯孝賢的《悲情城市》、萬仁的《超級大國民》、周美玲的《流麻溝十五號》、徐漢強的《返校》、陳玉勳的《大濛》，觸及戒嚴體制時代的課題。但比起韓國，廣泛經由電影對獨裁政治的凝視：金性洙的《首爾之春》直擊全斗煥軍事政變奪權、張薰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探觸光州事件，略嫌不足。 從政治人物走向電影製作人的姚文智從《流麻溝十五號》起程，正積極投入電影的文化之路。他正以陳澄波、黃土水、翁鬧為主題進行的「台灣文藝三部曲」，心懷壯志。 台灣的影藝在黨國戒嚴體制長期破壞下，表面張力光影並未真正形塑藝術的力量，大多只提供膚淺的娛樂。何以會有《世紀血案》這樣的電影？反映台灣轉型正義的文化不完全，也反映一些電影製作背後心態的不正常，甚至邪惡、卑劣。更嚴重的是，被認為外國力量介入扭曲台灣歷史的惡行。 一九八〇年的林宅血案，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另一個二二八。 二十四小時受情治單位監控的林宅，會發生嬤孫三人遇害而亡，一孫受重傷倖存事件，是黨國體制面對一九七〇年代國家地位出現危機，以及對民主化運動勃興的法外制裁或失控的血腥。對照一九八四年，情治單位指使黑道份子赴美殺害作家江南（劉宜良）事件，是黨國體制壓制民主化發展的血腥印記。電影如何見證歷史？值得深思！ （作者是詩人）

立法院。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寧靜革命的時代，李登輝以國民黨人的身分曾經提出生命共同體的概念，謝長廷也以民進黨人身分提出命運共同體的概念，這都是近代世界的文明想像。他們兩人表達的政治理念都強調：不分先來後到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民都是台灣這個國家的子民。命運共同體是台灣對流亡中國群落的召喚。 近代國家大多已非單一族群國家，殖民和移民交織，形成法的社會構造。在文化上而言，是想像的共同體，各有各的歷史際遇和發展情境，不盡一樣。台灣因緣際會發展成亮麗的科技島與經濟體，也經歷坎坷的歷史。早期即有南島語系原住民存在；古中國福建閩南系和廣東客家系冒險渡過黑水溝來台灣墾拓；大航海時代西班牙人和荷蘭人也在北台灣和南台灣殖民；明帝國亡於清帝國時，鄭成功也曾在南台灣逐出荷蘭人，後來被清帝國收編；繼之，清治一段時期，甲午戰爭敗於日本將台灣割讓當作賠償物，台灣因而被日本殖民五十年。 二戰戰敗，日本結束對台灣的殖民。革命推翻清帝國的中華民國代表盟軍接收，順勢進佔統治。但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推翻取代，只以進佔統治的台灣本島及澎湖群島為國土，仍據有金門、馬祖。一九五八年，中國對金、馬發動炮戰，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交火。後來毛澤東以金、馬為福建屬地，留給中華民國有紐帶作用，一九七九年停火，形成殘局。 回溯為了保護台灣，舊金山中日合約留下日本放棄台灣、澎湖群島，但並未歸還中國的條款，成為台灣的保命符，也是自由抉擇。二戰後台灣人曾歡迎祖國，以為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哪裡知道中華民國的接收是劫收。二二八事件就是這麼發生的！ 從被殖民的法治社會變成貪贓枉法的類殖民統治，四年間，中華民國在其立國本土就被現在中國國民黨主席認為的親人革命推翻了。互稱親人的國共在內戰時殺戮千萬人，成為血的註記。戒嚴長時期，中國國民黨脅迫台灣人遵從「反共抗俄」，經「反攻大陸」，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統治口號。 台灣好不容易經由寧靜革命成為民主國家，蔣氏黨國的民主自由弄假成真。曾經的「中國人」對「中國人」的反目成仇，被台灣的民主化化解了，好不容易形成的台灣國家共同體。台灣是不分先來後到，不分移民殖民群落共同的國家，台灣人民要一起守護！ （作者是詩人）

殲-16戰機，是中國環台軍演中主力機種，航程遠且載彈量大。示意圖。圖片來源：國防部 一九四九年起，扶持殘餘中國流亡來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以反攻大陸為國策，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民主化的台灣，在李登輝民選總統任期，宣布解除「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遞出橄欖枝。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人擔任總統時，解除了同為中國人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互為寇讎敵意。這也是台灣寧靜革命的歷史。 台灣與中國在二戰後發展成不同的兩個國家，是歷史也是現實。長時期敵對，右傾化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發展成自由民主國家，左傾化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在中國本土藉由走資化形成強權。這是近代世界史形塑的政治狀況，隔著台灣海峽映照著右、左政治的演變。既不同於聯邦西德含納了東德的和平演變：也不同於經由內戰的北越合併南越；更不同於南韓和北朝各形成主權獨立國家的對峙。 台灣與中國的緊張關係在於中國的犯意與台灣的抵抗，敵意來自中國。中國國民黨的中國論從反共背反為附共降共，違背了台灣從黨國體制到民主體制演化的發展，無視於台灣人民自主的意願。這種現象讓台灣對中國更形反感，無助於台、中的友好。 台灣曾經被清帝國時代的中國割讓給日本，做為戰敗賠償。二戰後選擇回歸中國，又面對國共內戰分裂長期鬥爭的歷史。民主化後的台灣以一個含納中華民國的國家，終結國共的鬥爭。在中國周邊形成一個漢字文化的新國家，可以發展與中國的新關係，類似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從不列顛帝國拓展出的諸多英語國家。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該以新歷史視野看待台灣成為一個新興國家，與台灣友好。應致力於中國本身的福祉，而不是強要併吞台灣，甚至狂發武力攻台的恐嚇，並不時以軍機軍艦擾台。這樣的大國不會受到世界的尊敬，這樣的國家不配自稱祖國，也不會被台灣人認為適合同為一個國家。 不要附和中國國民黨企圖挾台投共的惡劣行徑，就讓已經民主化的台灣從中國國民黨的「中國結」解放吧！台灣與中國已形成不同國家，不同政治體制的歷史，不應強制要求成為一個國家。台灣已與中國分立，形成一小一大的兩國才能解決國共兩個中國的歷史糾葛。中國，請擺脫中國國民黨的糾葛，不要讓中國國民黨成為中國在台灣臥底的顛覆力量。直接面對有主體性的台灣吧！ （作者是詩人）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從神權、君權到民權是近現代國家的政體演變，民權國家的民主制有普遍民主，也有號稱人民民主的共產專政體制。仍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已進入普遍民主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中國是號稱人民民主制的共產黨專政。台灣的民主得來不易，需要共同守護。 仍在神權體制的國家，伊朗就是。曾經已是君主制的伊朗，巴勒維王朝時期被推翻，經柯梅尼、哈米尼兩位宗教領袖統治，其地位高於總統。昔日革命推翻巴勒維王朝，現在面臨被人民推翻的群眾運動，巴勒維之子在海外鼓動返復君權風潮。民權國家的潮流早在歐洲以共和總統制的法國和一些總統制，和保留國王為虛位元首的君主立憲制就已形成，這是民權運動的第一波。第二波是共產革命，並非普遍民主制。 中華民國取清帝國而代之，是民主革命包裝民族革命。清帝國若非滿人帝國，或許中華民國也可能是君主立憲制國家，但漢人中心主義不可能尊滿人為帝。但中華民國只在本土維持三十八年，算是短命國家。若非戰後代表盟軍接收的台灣容留，不可能再倖存七十八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建政七十八年，並非普遍民主制國家，政權改變不是經由選舉，而須經由革命。蘇聯一九二二年建立，一九九一年解體，維持六十九年，重構成許多不同主權國家。東歐洲諸國的共產統治體制從二戰後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九年，不到半世紀。普遍民主制由通稱保守政黨的右翼和激進政黨的左翼，經由人民選舉授權執政，不同政黨在議會監督。世界上的穩定國家都是普遍民主制國家，因為政權有競爭機會，無須經由武裝革命。 中華民國在容留的台灣已形成普遍民主制國家，在國際上以台灣識別。生活在台灣的人民應該體認民主化的得來不易，好好共同維護、深化民主。而非縱容一些刻意糟踏台灣這邊仍以中華民國為名，在民主之路深化的國家。 台灣的民主化，凸顯台灣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一個獨立國家。普遍民主制對中國是有威脅的，台灣形同中國的民主燈塔，照亮中國的黑暗面。中國的威脅其實是為了保護其專制政權，並非為了中國。 當前國會在野黨的議事杯葛，中國國民黨是為了顛覆民進黨的執政，民眾黨附和另有盤算，破壞台灣的民主化機制。中國國民黨似已認為沒有執國家大政的機會，轉而乞伏中國，尋求戴罪立功。民眾黨的角色扮演是為了掩護柯的貪污罪嫌，讓這個黨失去在台灣發展的機會。 （作者是詩人）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台灣的民主化運動被譽為寧靜革命，交織於民進黨與國民黨的政治攻防，既有世界政治史的變革形貌，呈現近代民主國家的樣態，也有台灣獨特的經驗。不同於辛亥革命，中華民國取代清帝國，也不同於共產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前者是民主革命包裝民族革命；後者是以社會革命包裝的共產革命。 台灣的民主化，全面經由選舉產生各種政治公職。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開啟新紀元。一九九四年的台北市長再度開放民選的民主化暖身：陳水扁、馬英九都曾當選台北市長。改革陣營的民進黨和被改革陣營的國民黨其實反映後現代和前近代性格。 以寧靜革命後，陳水扁和馬英九分別代表改革和被改革陣營，兩位都出身於台大法律系的同齡政治人物為例：前者的後現代現象顯示在當年首都台北市長開放民選的一役。以「快樂、希望：台北新故鄉」為主軸，迎戰國民的提名人黃大洲和脫黨參選人趙少康：一個平白無奇，一個猙獰猖狂。陳水扁以台灣之子的形象，取得勝利。但「快樂、希望」在政治意理是輕薄的想像，具演藝化的效果，因為無負擔，形成娛樂效應，在黃、趙競逐時，脫穎而出。儘管陳水扁市政滿意度高，仍不敵挑戰連任的馬英九，後現代性被前近代文化心性召喚回中華意理。馬英九取陳水扁而代之，民主政治的選賢與能硬是被殖民統治症候群的病理破壞。 馬英九是繼陳水扁之後的兩任台北市長，也是繼陳水扁之後的兩任總統，是以虛情假意台灣化當選總統的政治人物。他的政治光環來自前近代的黨國意理，擅於四書五經的形式禮儀，虛矯身段。喝過洋墨水，但沒有進步視野。兩種殊異的文化現象糾葛在台灣的政治場域。 台灣的特殊歷史構造，在被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因緣際會現代化，但戰後的國民黨政權統治現實是前近代文化性的。曾在中國發生的五四運動兼及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只取科學實用，四書五經的架構宰制人民的視野。 民主國家是近現代文化意義形塑的政治共同體，帝國轉型民國，以君主立憲制或共和制形成。核心條件是國民國家市民權的原理，既是權利也是責任，具有深層的文化條件，是流血流汗鎔鑄而成。二戰後，大量被殖民地獨立，世界形成眾多國家。台灣，是特殊的例子，因為迎納中國而捲入國共中國的國家糾葛難題。 台灣以寧靜革命被稱譽的民主化形成於世界的後現代狀況時期，發達的經濟狀況交織前近代文化思維。節慶的歡樂提供表面的文化張力，呈現的大多是演藝化的燈光娛影。從前近代跳躍到後現代，比起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化運動的現代性格，新世紀台灣的政治改革缺少現代性文化淬煉，也未形成文化運動。經濟發展形成的物質化欲求，輕忽精神性。一個意義鞏固的真正民主化新國家並未形成。 （作者是詩人）

台灣的民主化得來不易，先是被清帝國時代的中國割讓給日本，在被殖民近現代化的際遇追求議會設制。二戰後戰敗的日本放棄殖民台灣，台灣人以脫胎清帝國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迎接祖國順勢進佔統治。不到四年，台灣就成為中華民國類殖民流亡統治之域。歷經戒嚴長期化，汗水與血淚交織的社會運動，以寧靜革命形塑民主化進程。 當前台灣的問題是因為「殘餘中國的國家名義」和「中國國民黨的流亡殖民意識」糾葛，未能成為正常國家。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之時，中國國民黨蔣介石體制執意於殘餘中國，並未為台灣保留國際法的國家條件。更早，彭明敏師生三人，於一九六四年以《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倡議的不分先來後到，生活在台灣的人們共同建立一個新國家的運動，只讓識見成為叛亂異議。蔣氏父子的反共體制留下「殘餘中國」性，成為今日台灣的國家難題。 世界都知道，台灣在中國東南邊緣，隔著名為台灣海峽，是一個已經民主化的國家。雖然國號仍叫做「中華民國」，但並非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她實存於台灣的七十七年歷史超過在中國本土的三十八年，一個新的共同體經歷戒嚴、反共，到脫離「動員戡亂時代」，以民主化走向台灣化。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文攻武嚇威脅要併吞中華民國，台灣並沒有反攻大陸的主張。昔日中國國民黨挾持中華民國流亡台灣的反攻復國想法，已成為歷史。 中國應面對台灣從一八九五年就被割讓的歷史。雖然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曾因中華民國統治，形成台灣與中國的紐帶，但台灣已經歷民主化的國家重建，形成漢字文化圈異於中國的新國家。台灣對中國有益無害，以兩國形勢友好往來，走在和平之途，才是正道，也會讓世界見證中國的文明曙光。 台灣之於中國，就像美國、澳洲、紐西蘭，或大部分加拿大之於英聯合王國。正視歷史與現實，才能終結台灣與中國的糾葛。中國不應該落入中國國民黨反共、降共的黑白無常與背反邏輯，要正視台灣在近代歷史的悲情與自救的歷史，脫離國共內戰鬥爭長期兵戎的桎梏，迎向兩岸和平共存，開創漢字文化圈台灣與中國的新歷史，改變中國恃強而驕的形象，以人民福祉為重，讓世界一新耳目。 （作者是詩人）

圖片來源：pixabay 中國，號稱大國，但帝國轉型並不順利。一九一二年，以民主為表，民族為裡的革命推翻清帝國建制，成立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即被以社會為表，共產為裡的革命再度推翻。民主為名，實則從右翼專制轉為左翼專制，並未形成正常民主國家。 歐洲的帝國轉型，先是保守政黨掌握權力，演進到激進政黨加入競逐，右翼左翼的政黨都有被人民選擇為執政黨的權利與機會，革命取代政權成為不必要的歷史，政黨政治演化民主國家正常的權力邏輯。以人民民主為了名實專政的政治體其實面對被革命的潛在情境，必須不斷警戒防範挑戰的體制外力量，形成內部緊張的各種禁制力量，人民不能享有充分的自由權，而國家體制也面對被挑戰的社會力。 中國的六四事件就是尋求改變的社會力，出於學生運動，這也是當年共產黨革命的某種社會力，是理想主義的實踐。中國當局面對六四天安門的改革運動要求，失去翻轉形成民主國家或逐漸形成民主國家的機會。當時的世界因為經濟經濟的利益對中國工廠和市場的非常份之心，縱容中國對民運的壓迫，助長中國走資化的經濟發展，導致今日不得不面對的新霸權困境。 以為經濟發展有助於一個國家的民主提升，這是美歐強盛民主國家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的經濟發展並沒有推進民主化，反而成為恐怖強權，助長中國的野心，既對外擴張勢力也對內壓廹。為了一黨專政人民革命邏輯，馬列主義化的新帝國扶著某種走資化形成的國勢，取代已解體的舊蘇聯成為對抗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陣地。昔日的美蘇對抗成為今日的美中對抗，中國發展經濟並非為了人民的福祉，而是成為新的覇權，既有一雪中國在近代歷史的屈辱之恥，也有重新誇耀中華民族榮光之心。 民主並不是中華民族或中華文化的基因，以人民革命為名形成的新帝國重視的是睥睨世界，讓虛構的中華民族君臨天下。地廣人多的中國原可以多國家形成合眾國，朝向普遍民主制國家發展，但強權之夢讓中國無法成為文明大國。也因此，中國無法吸引已經民主化的台灣，只能文攻武嚇染指台灣人的心。 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在民主化之後也呈現不適應症候群，仍懷想類殖民統治，其實是流亡殖民。因為「中國」的文化基因？為何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無法走上民主的康莊大道？口口聲聲「國民」或「人民」，只是口號！台灣，好不容易走向民主之路，看看一些政客貪贓枉法的樣子，趾高氣揚，寡廉鮮恥。像話嗎？ （作者是詩人）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香港，一九九七年在江澤民成為中國國家領導人時，回歸鄧小平以五十年不變承諾的一國兩制，未及廿年就發生雨傘運動。當年在英殖民時代雖沒有民主，但有法治與自由的香港人，面臨回歸祖國的政治困境。如今，自由沒了，也沒有真正的民主。 黎智英因參與號稱雨傘革命的社會運動，被控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他的蘋果日報早已被消失，失去輿論力量。被拘押多年的他，因義無反顧參與抗爭，成為被治罪的對象。比起英國殖民時代，香港人的自由處境倒退，反映當下中國的極權主義本質。香港的自由化成為中國的禁忌，害怕危及本國的社會控制，避免中國人民有樣學樣，因此要香港倒退形同中國。 黎智英是一種指標，他的際遇反映中國檢驗自由民主的尺度，以及一個曾逃離中國的香港人對自由民主的信念和追尋。他也曾來台灣，創辦過蘋果日報及壹週刊，體驗過台灣自由民主的情境。而台灣也正面對中國急欲收復殘餘中國併吞台灣的各種文攻武嚇手段。黎智英指標應可讓台灣人知道中國所謂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是怎麼一回事？中國眼中的自由、民主又是什麼？香港的回歸中國又意味著什麼？為什麼許多人離開香港，寧可成為前殖民者英國的公民，而不願回歸祖國？而回歸祖國又意味著什麼？當初被清帝國割讓的香港，追尋自由民主卻必須面對罪與罰？黎智英指標對照某些誇言於中國獲得巨大商業利益，並藉收購的媒體仗倚中國，不知何謂民主價值的台灣商賈，實為莫大的諷刺。 被英國殖民，香港人體驗了自由。回歸祖國後，擬似有選舉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民主樣子，但沒有真正自由，民主形同虛設。黎智英被以涉嫌叛亂治罪，暴露香港回歸祖國，一國兩制的欺瞞。黎智英指標證明被殖民地回歸中國是不可行之路，祖國之名成為枷鎖，形成民主與自由困頓，違反從不自由到自由的發展原理。中國，即使走資化了，但終非民主自由國度。這對台灣是警訊。台灣人民要反對中國以「一國兩制」騙取回歸，更要堅守已經形成的自由民主國家，並形成中國人民的政治燈塔。獨立的台灣才是自由的抉擇，也對中國人民有益。 黎智英被指控的罪名只是因為他的民主自由主張。仰仗中國鼻息處以罪刑只會形成中國的污點，讓香港因回歸中國蒙羞，讓世界看一個大國不文明的一面。黎智英指標正檢驗中國的自由民主尺度，探照著中國的文明水平。 （作者是詩人）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台灣的動人政治應該是一九七九年美麗島高雄事件到二〇〇〇年總統直選形成政黨輪替的寧靜革命那二十年歷史。一些追求政治改革，投入民主運動的人士，從黨外到民進黨，與各種社會運動參與者，以及對國家有願景的人們，交織成動人的樂章。 動人的樂章中有犧牲的傷痕，也有榮耀的勳章。一些政治改革參與者在從政的歷史成為總統、行政院長、中央與地方政府首長、國會與地方議員。但進入廿一世紀的第廿五年，台灣的政治並沒有真正在民主化之路展現政黨共同追尋台灣國家正常化。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國民黨在二次總統連戰連敗以後，馬英九還兩次偽裝愛台灣，選上總統。侯友宜搭配趙少康的大選輸了以後，國民黨聯合關鍵少數民眾黨乘勢毀憲亂政，形同顛覆台灣，寧向亡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屈服，對本國執政黨怒目相向。現在，新任主席再奢談已無一中各表、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視台灣主體於無物。 民主化後的台灣，政治人物藉自由化的情境，不擇手段謀取政治權力，不盡為國家，而是為個人野心，甚至與外部敵對力量唱和呼應。對照戒嚴時代民主化運動的為公理和正義的付出和奉獻，許多政治人物在權力的任恣中張牙舞爪。涉嫌貪污卻以政治犯自居，不倫不類比擬曼德拉。 無恥！無恥！無恥！ 當下的政治形勢，反映在國民黨志不在台灣，甚至心向共產黨中國，也反映在以民眾為名的政黨恃關鍵少數而驕，附翼國民黨胡作非為。當前台灣政治亂象，形同權力的禿鷹利用台灣國家條件的不完全，藉民主的機制，以鬪爭取代競爭，破壞民主化的基礎，顛覆國家。比起建構民主化時期的動人政治，政治魔性變形丑化正交織醜陋的篇章。乘隙而起的政黨，慫恿支持者袒護涉貪，涉不法偵蒐政敵，利用流亡殖民意識論政黨反撲改革力量的卑劣動機，毀憲亂政。 台灣人民應珍惜民主化，記取政治改革的動人樂章，不要隨同魔音起舞，不容政治宵小橫行。民主化的基礎條件不應用來破壞民主的深化與鞏固，也不應用來顛覆我們正在重新起造的國家。叛逃中國的國民黨正在踐踏台灣，破壞國家的重建。一些劣質政治人物利用民主的保護傘，猖狂兇惡，顛覆國家。台灣人民應珍惜民主化的建構不易，唾棄不適格政治人物，才能守護得來不易，還在努力正常化的國家。 （作者是詩人）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近代中國從一九一二年的中華民國起，到一九四九年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別是經由民族加民主革命，以及人民加社會革命起造的國家。前一階段的三十八年，以五族共和為號召，經由軍政、訓政兩時期，還未及進入國民黨所謂的憲政時期，國體就被中國共產黨推翻，以殘餘中國流亡二戰代表盟軍接收進佔的台灣，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於一九七一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接續。 中華民國在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曾經存在於蔣介石和毛澤東分別代表的兩個中國概念。當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仍有席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共產國家與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被承認。二戰後的冷戰年代，美蘇兩大集團對抗，既是意識形態也是利益形態的對立。但後意識形態牢結被解開，大部分附和蘇聯的國家脫離共產陣營，東歐全面自由化。台灣在同時際解嚴、民主化，也以寧靜革命開啟新政治，可惜未盡形成新國家。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清洗清算殘存的右翼份子，更一步深化馬列主義。在台灣的蔣介石以文化復興運動對抗，試圖強化孔孟，鞏固流亡在台灣的另一個中國政權。但毛後的馬列中國，一九八〇年代，鄧小平以走資化振興中國困頓經濟，雖然一九八九年發生六四事件，民運被血腥壓制，歐美仍以各自經濟利益考量，誤以為中國經濟發展後能走向民主化，卻與願違，徒然助長中國成為強大經濟體，形成世界的威脅力量。 當今世界的形勢是美中對抗，台灣以經濟體活躍，卻因國家主權未盡確立而夾在美中對抗的隙縫。馬列中國被經濟發展包裝，走資化的形貌包藏禍心，而蔣氏體制的孔孟中國，以文化復興之名形塑國家卻未確立國際法理的充分存在條件。在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已代表中國的形勢下，扶持中華民國流亡台灣的國民黨仍死抱兩個中國意理，自挖牆角。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走資化以後，馬列中國和孔孟中國表裡互相滲透，在台灣以孔孟中國相對的國家文化意理失去絕對差異，國民黨的中國意識論被涵化在共產黨中國的國家意理，形同被吸納。 國民黨之所以走向投共親中是因為它在台灣已失去絕對宰制力量。孔孟中國已因一九七一年，馬列中國在聯合國取而代之，以及後冷戰時代馬列中國走資化，某種程度納入全球化經濟體系，而失去了相峙的存在條件。國民黨的反共教條其實是用來保有國家統治權力，孔孟教條其實也是為了馴化、宰制人民。 當絕對統治台灣的條件已喪失，國民黨人已無蔣氏父子的宰制性，投共親中其實帶有戴罪立功的投機主義邏輯。中華民族主義的桎梏讓國民黨的黨政軍從反共而親中投共，即使面對已馬列化的中國也視為一體。國民黨是怎麼以孔孟中國騙台灣人？國民黨又如何趨附馬列中國、騙中國人？台灣怎能不走自己的國家之路！怎能不唾棄背反變節無恥的政客、黨棍？ （作者是詩人）

圖片來源：Pixabay 共產黨革命是歐洲帝國轉型君主立憲或共和總統制的民主革命以後，更激進的社會革命，標榜的是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的新政治，曾經在蘇聯革命時達到高峰。西方大多數國家都以普遍民主制兼容左右政治意識，成為國家正常發展的條件，而非走向絕對主義政治。 蘇聯革命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連結諸多鄰近邦國，引發世界革命。二戰後，中華民國被革命易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獨立左右路線分裂成南韓、北朝；越南曾分裂為北越、南越，就是例子。前東西德是因戰敗被強制處分，是另外一種類型。 共產主義曾經吸引許多知識份子文化人，歐洲許多曾經頌讚蘇聯革命的詩人、作家、藝術家，後來大多失望。戰後嬰兒潮引發的六八革命，以反美國參與越戰群起抗爭，曾頌揚毛澤東，瘋讀《毛語錄》。但這些年輕時期的嬉痞，到了一九八〇年代紛紛成為雅痞，即使走上政治偏向左派，也是民主論者。柯林頓後來成為美國總統；布萊爾成為英國首相，還提倡《第三條道路》，走向新中間路線，曾影響陳水扁的政治主張；前西德的施若德也是例子。 共產革命的問題在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識形態不合乎民主政治的邏輯。東歐諸國在二戰後選擇成為共產體制國家，未及半世紀就經由選舉改變共產統治，而成為自由民主國家，反映的是共產黨一黨專政違背民主制的原理。蘇聯也解體了。如今仍困在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牢結的中國也以走資化振興經濟，改善現實問題。六四天安門事件並未促成民主轉型，留下被革命的政治病理。北朝鮮也是一個惡例。現在的中國頻頻向世界展現強權形貌，以民族主義的偉大復興迷惑人民，其實充滿風險。 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中國是右翼獨裁：中國共產黨革命取而代之的中國是左翼獨裁。如果中國共產黨革命後的中國能兼容國、共兩黨，成為民主化的新中國，現在的中國可能是正常的國家。中國何不歡迎念念不忘中國的國民黨帶一些心向中國的流亡殖民台灣意識論群回歸，重整境內以「民革」為名的中國民黨改革委員會，以右派參與中國的政治，展現國共兩黨的正常競合？ 如果有台灣國民黨，就讓這樣的黨參與台灣政治。看看國共的中國會如何？也讓中國看看沒有中國的台灣會如何？或許國共兩黨領導人因此可獲提名諾貝爾獎和平獎，改變大國惡權形象，開創中國新貌。台灣也會以小而美的國家，閃亮在海峽另一方。 （作者是詩人）

圖片來源：中央社 近現代台灣的歷史擺盪在日本與中國之間。 先是一八九五年，清帝國因清日甲午戰爭戰敗，割讓台灣作為賠償，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若非二戰日本戰敗，台灣應仍為日本的部分，或已獨立為新國家。 二戰後的台灣，因祖國的迷惘而選擇接受推翻清國的中華民國代表盟軍接收，被順勢進佔統治，才又成了中國的一部份。未及兩年，就發生二二八事件，回歸祖國卻以悲劇為開端。 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被中國共產黨推翻，另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從而，台灣被中國國民黨挾持流亡來台的中華民國充作基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峙。經歷熱戰、冷戰，維持兩國形勢。這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各自的中國對峙、對抗，台灣無辜被拖累受害。 二戰後入據台灣的中華民國，因經歷中日八年戰爭及國共內戰，對台灣在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已形成相對近代化的社會形貌懷有怨尤，曾以類殖民地對待。台灣人對祖國的期待也因實際觀感，特別是法治條件的落差而失望。經半世紀磨合，經過民主化運動才逐漸形成共同體。 台灣的近代歷史在被日本殖民五十年後，再被以光復接收，已超過半世紀的中華民國體制，以中國之名台灣之實，形成獨特歷史。已具國家條件的台灣，仍牽扯在殘餘中國的狀況，對各自發展成正常國家是有問題的。 台灣的國家條件受限於中華民國因素，在國際現實與法理上不盡有完整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急急於取中華民國而代之。挾持中華民國流亡來台的中國國民黨面對台灣民主化形塑的國家條件，明顯具有中國焦慮，已從反共立場背反，逐漸趨附中華人民共和國。 日本的「台灣有事，日本有事」論，既考量日本的國家安全，也兼顧區域安全，招致中國反撲，外交和國防顯出積極敵意。形成前殖民統治國家向台灣伸出友好之手，而以祖國自稱的中國卻成事端之因。 台灣與日本、中國，在歷史與現實的糾葛中呈現前殖民者親台、護台；而以祖國自稱者成為敵意國家的錯亂現象。台灣，因為日本已非殖民國而與日本親善。中國強要據台灣為己有，具有犯意，而成敵國。 二戰後，短暫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台灣成為中國一部份。但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發展卻達七十多年了，形成不同於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民主化、自由化國家。互以正常國家往來才是中國與台灣相處之道。終結中國國民黨挾持中華民國流亡殖民台灣形成的兩岸敵對歷史，才能開創新時代。 台灣曾由日本殖民五十年，也被中國國民黨反共體制統治半世紀，已進入民主化時代。是讓台灣脫殖民地，脫外來統治體制宰制的時候了。獨立的台灣才能與中國建立真正友好的關係，才能形成台灣無事、日本無事、中國無事的東亞和平願景。中國是大國，要成為好國，須有新的政治視野。 （作者是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