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有酷吏傳統。司馬遷在《史記》第一百廿二卷〈酷吏列傳〉就對酷吏之害作了深入的討論。

酷吏貌似忠藎 實為奸詐存心

司馬遷指出，所謂酷吏乃是一種「詐忠」，他們貌似忠藎，實為奸詐存心。他們喜歡深文周納，喜歡整人整官，不作正事，於是會搞到「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酷吏成了一種官場的統治文化，整個統治階級就只會以酷虐為忠心，空談道德口號，最後是「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國事益 發不可為。

我最近之忽然想到中國的酷吏傳統，乃是當今政府的酷虐習性，就在這兩天全都併發在國人眼前。

─馬總統的親信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在去年八月份，高姿態的以洩密為理由，狠鬥副主委張顯耀，但經過台北地檢署長達五個多月的偵查，認為王郁琦的指控都無實證，純屬子虛烏有，因而對張顯耀等人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但王郁琦對張顯耀的傷害業已造成，不可能回復。王郁琦對張顯耀的下毒手，和馬英九的惡鬥王金平完全如出一轍，它就是古代酷吏政治的典型。

─再例如，副總統吳敦義隨扈的警察兒子駕車涉嫌撞死女大學生肇逃，桃園地檢署追查後發現，警察派出所涉及集體包庇、滅證，甚至沿路所有的鄰里監視器、民宅監視器、警車行車紀錄器的影像全都消失。酷吏辦別人，就會深文周納，炮製一切所謂的證據，辦自己人的案子，則會反其道而行，湮滅一切證據。這對被撞死的人民，是何等的殘酷；其權力的濫用，已到了無法無天的程度。

用古代標準 究辦太陽花學運

─去年三月太陽花學運，本質上乃是一起青年學生的不服從運動，任何民主國家，對於這種公民不服從運動，都會從抗議權的立場來處理，不喜歡但卻忍受，就以一九六八年的歐洲學生革命和美國青年革命為例，除了亂丟炸彈的過激份子外，鮮少有人被依法懲辦。這顯示西方國家以權利意識為本，對人民的抗議權和非暴力革命權已能忍受，但台灣對太陽花學運卻仍以古代的標準究辦，時隔年餘，一舉起訴了一百多人。這也是古代酷吏政治的標準手法。古代酷吏以政治權貴和司法官員為主，特別是「廷尉」（即檢察首長）這個系統最為關鍵。他們最擅長以酷虐手段對付人民的不滿，並美其名為忠君愛國，難怪司馬遷要說這種酷吏是一種「詐忠」了。

不斷興訟 圖以司法恫嚇寒蟬

─最近馬政府無能濫權達於極致，因而整個政府對外界的批評與非議動輒提告興訟，他們一次敗訴還不夠，硬是要告上二審三審，他們如此的不斷興訟，其實就是企圖以司法騷擾達到恫嚇寒蟬的目標。任何現代政府都早已體會到，批評非議時政乃是人民的基本權利，縱使話講得刺耳但也容忍。古代中國首創「╳╳之治」的乃是西漢文帝，他即發布了〈除誹謗法詔〉，表示誹謗乃是人民的言論自由，有誹謗他才可以聽到人民的心聲，如果以誹謗罪辦人，就會阻斷了下情的上達，所以遠古遂有「止謗莫若修身」的自我勉勵。只是古代中國後來君權日盛，皇帝的權力意識已凌駕一切，才給了酷吏以「詐忠」為名欺壓人民的空間，以及用誹謗之罪整人的機會。

馬政權乃是典型「酷吏政權」

因此，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個最基本的課題，那就是馬政府在二○○八年初次當選時，何等的意氣風發，到了今天，竟淪為人人喊打喊罵的局面，這究竟是甚麼原因？何以致之？我初步的答案，就是馬政權乃是一個典型的「酷吏政權」。當它以酷吏的心態治國，自然權力濫用，只會呼喊空洞的道德口號，但卻「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再也作不出一件對的事情來。

這時候，我就想談一下當代法國思想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及他的「慣習」（Habitus）理論。

權力濫用整人民、鬥官吏

布赫迪厄乃是當代的法國的反政治社會學思想大家。他對人的主觀能動性，即所謂的「實踐」有綜合性的貢獻，對人的「社會化」有新的理論認知。以前的人認為「社會化」是人們學習人情世故及價值規範的過程，這是一種機械式的理論。但他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人的慣習，乃是個綜合的實踐結果，有結構的制約，但也受性向所左右，因此慣習乃是一種社會化的主觀性，可以是惡，也可以是善。柯文哲並不是社會化不足，而是他的社會化就是他現在這個樣子，成了打破常軌的改革者，他是個破壞性的創造者。而馬英九的性情就是個權力主義者，所以他在權力獨大後，就自然走向權力的極大化，任用私人親信，以詐忠要求部屬，於是官吏庸懦無能，內鬥不已，馬政府的權力濫用整人民、鬥官吏，上下相混，國事自然已非，古代的酷吏政治已在台灣發揚光大，這並不是偶然，而是他的綜合心性使然。

因此，我們可能已需要對馬政府去作新的定位，根據理論及歷史經驗，我們只能說它是個酷吏政權！

（作者南方朔，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