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洲李宅於1985年成為三級古蹟，是台灣第一個自願列管的私有古蹟，於2006年正式開放。   古宅文化 古禮文創   新北市蘆洲有座建築造型樸素簡約、占地1200多坪、建坪400餘坪的大型院落。此古宅屬於蘆洲李家，由來台第二代李清水初建於1857年；1895年再由子嗣七房兄弟合資聘請清國山西名建築師廖鳳山來台灣設計擴建，包括三座四合院的建築合群於1903年完工。由於其規劃和規模，當地人稱它為「中原厝」，也因為當年矗立於田尾而被稱之為「田仔尾」。 蘆洲李宅在家族的努力之下，於1985年成為三級古蹟，是台灣第一個自願列管的私有古蹟，具有特殊意義。經過23年的漫長修復後，於2006年正式開放。開放後的蘆洲李宅，很多遊客是因古禮「抓周」和「收涎」活動而來，古宅、古禮、古色加古香，確實很有吸引力。但別忘了把眼光放在蘆洲李家成員曾經發生過的勇敢和悲傷，從個人生命看到動盪時代，這不只是蘆洲李家的故事，更是你我和台灣的故事。 動亂時代的李友邦身影  日治時代在台北大稻埕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和中國廣州的黃埔軍校，在一般印象中，是不一樣的歷史舞台，各自在台灣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史佔有重要的位置。蘆洲李家第五代的李友邦，身影卻穿梭在這兩個歷史舞台。1906年出生的李友邦，就讀台北師範學校時，參加蔣渭水主導的台灣文化協會，因為積極的抗日行動，襲擊日本派出所，1924年遭到日本警方通緝而潛逃中國，參加黃埔軍校第二期，並在廣州成立「台灣獨立革命黨」，目的是讓台灣脫離日本統治，成為中國轄下的領土。 1929年李友邦在上海遭日警逮捕，這個讓李友邦亟欲除之而後快的敵國，給予他不起訴處分。1932年李友邦卻因為和左派人士來往，被國民黨逮捕，關進浙江陸軍監獄，右腳還因為嚴刑拷打而傷殘。直到1936年西安事變後，「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在國民黨號召抗戰，釋放政治犯的氣氛下，李友邦才於1937年獲釋出獄。 中日戰爭期間，李友邦組織「台灣義勇隊」、「台灣少年團」和「台灣醫院」等，用行動支援抗日，同時透過《台灣先鋒》刊物宣揚理念。李友邦在1941年和戰火中結識的嚴秀峰成親，共同抗日，並於隔年晉升中將。 對比日本和國民黨統治的司法及量刑，李友邦當時的遭遇不是孤例。有太多台灣人和這兩個政權交手，都有類似的共同經驗。文學家楊逵在日治時期因參與和帶領社會運動，出入牢獄前後10次，合計關押45天；國民黨到台灣之後，他卻因為發表600字的〈和平宣言〉，遭判刑12年。 高官之妻加重五年 戰爭結束之後，李友邦一度如日中天，被派任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台灣的最高負責人。不料，一年四個月之後的二二八事件，台灣平民遭屠殺，各地菁英仕紳無端受整肅牽連，李友邦也蒙難，被陳儀逮捕送往南京囚禁，經過妻子嚴秀峰拖著懷孕的身體勇敢奔走救援，終於在3個半月後獲釋。 返台後的李友邦在1948年出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委，同時兼任《台灣新生報》發行人和台灣電影公司董事長、隔年又在台灣省主席吳國楨的延攬下擔任省府委員，再攀個人政治高峰，這對烽火俠侶看似就要展開幸福快樂的日子。 但萬萬沒想到，一兩個月之後，李友邦的妻子嚴秀峰突然以「參加匪幫組織」的罪名被捕（之後判刑15年）。2002年《檔案法》施行後，嚴秀峰和子女在檔案管理局調閱文件後才知道，原判決書上的刑期是10年，經過蔣介石用紅色毛筆批上「高官之妻加重五年」，讓5個年幼的孩子過了15年沒有媽媽、沒有爸爸的日子。 類似嚴秀峰這樣被加重刑期的判決，在白色恐怖時期經常發生。蔣介石總是在判決書上盡情揮灑，紅色毛筆批下的「處以極刑可也」、「應即槍決可也」、「判處死刑可也」、「應判死刑」、「改處死刑」和「此人為何不槍決」等，親手奪走了好多生命，摧毀了好多家庭。 2013年12月8日，北韓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當場逮捕朝鮮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張成澤，之後押往軍事法庭受審和處決。其實，這類讓人瞠目結舌的事，都曾經發生在我們台灣，李友邦的遭遇就是一例。 嚴秀峰被捕的一年多之後，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改組的交接典禮，蔣介石在台上直接指示在場的憲兵司令，將時任省黨部副主委的李友邦架離會場，之後意猶未盡的訓了現場人員將近一個小時，還下了一個被情治人員稱為「蔣介石定律」的結論：「你們要知道，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會是奸匪；但是，反過來，太太是奸匪，則丈夫就一定是奸匪。」 如果蔣介石真的相信自己發明的「定律」，那麼從批下「高官之妻加重五年」到李友邦被架離，中間一年多的時間差，該如何解釋？要抓「一定是奸匪」的丈夫需要看農民曆嗎？較合理的推論應該還是政治鬥爭，蔣介石在權衡國內外政治情勢後，選定整肅鬥爭的適當時機。至於李友邦，儘管在關押期間身患重病，仍不幸在被捕的五個月後，用擔架抬至刑場槍決身亡。 轉型正義未竟之業 在台灣歷史上，類似李友邦這般擁有「祖國」情懷，後來卻為「祖國」所害的例子太多太多了：陳澄波在戰後不只歡迎，還成為第一個加入國民黨的台灣畫家，卻不幸在女兒眼前，在嘉義火車站前遭槍決示眾；醫師張七郎在戰後籌建牌樓，張燈結綵的歡迎，迎來的卻是一年多後父子三人暗夜的公墓處決。若將李友邦的生命故事分段檢視，不看全貌，確實可以是建構記憶甚至國族主義的素材，這也是為何2014年，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進行所謂的課綱「微調」，強調李友邦抗日，卻不提之後被國民黨槍決的史實。 蘆洲李宅位於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243巷內，走到巷口，看到「友邦巷」掛牌上方的中正路路牌，有種仍身處荒謬年代的感覺。李友邦被自己口中「值得崇敬和信仰」、「予我們新生的恩惠」的蔣介石殺害，死後，家族古宅和個人紀念館還繼續籠罩在其陰影之下。如果我們對這些荒謬無動於衷，選擇性的發思古幽情，對被建構的國族意識不加思考，我們很難說，為台灣無辜犧牲的前輩們是否真的得到平反，而台灣的正義恐怕還有一段路程要走。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2016年／第13期)

滑過臉書，我看見守忠伯父幾年前的動態被翻出來，那是一張翻拍的照片，拍的是一份文件表格，我點進去一看，才發現上面一個眼熟的名字，是我親愛的伯公「趙文邦」。 那張照片拍的是《台灣二二八台民叛亂澎湖區叛逆名冊》，裡面的人都因此被關過，當年二十三歲的伯公因為組「青年自治同盟」被登記入罪，當時的他，是「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委員」。據說，名單上的那批少年郎，現在已被改為城隍廟停車場的公所前聚眾，他們說著「少年郎有血，老大朗有膏」這樣的話，那時所有組織都被當成叛亂嫌疑犯，國民政府打算「全部殲滅」。 228事件70週年。（資料照，記者洪瑞琴攝） 澎湖對於「二二八」的史料相當有限，我對「二二八」的認識，起初只知道是「西瀛勝境」牌樓碑文上記載的事，後來才看懂這個位於家裡附近的建築，上頭的青天白日徽不是國徽，而是中國國民黨黨徽，也才知道原來當初興建時，是地方各界會商，用了最高當局「嘉勉澎湖縣未捲入二二八」所頒發一筆獎金的部分，來感念政府。 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其實澎湖縣民與外省籍的統治階層，也就是所謂的「官兵」，彼此之間的關係緊張是一直在升溫的。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當時台灣島烽火連天，其實澎湖縣也有軍人無故開槍射傷民眾，但歷史記載告訴我們，「未引起更大混亂」。看懂西瀛勝境牌坊後，我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感受到不平，似乎它標記著某一種性格，隱含著在面對不義與暴政時，這裡的人民依然無力抵抗。 是我們的人民甘願被欺負，還是比較好欺負？我那時一直想不透。但隨著越爬越多文獻，越查越多口述歷史，從許多台灣的紀實上，總能在「附帶一提」之處，看見一絲絲當時的澎湖： 當時的澎湖，島內糧食欠缺、嚴重不足，當台灣各地出現一波波抗暴行動時，澎湖島要塞司令部加強了駐軍防備，島上的仕紳們為保民，只能盡力協調，這才讓史書上澎湖能被註記「未引起更大混亂、未捲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後不久，國民政府在台灣展開大規模綏靖工作，澎湖縣由澎湖島要塞司令部史文桂司令主持綏靖工作，被劃為「馬公綏靖區」，當時地方軍警不但加強監控、搜捕參與或組織抗暴的「嫌疑」份子，防範他們潛逃各個島嶼，警察局局長還趁機透過逮捕報復民眾。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至五月十五日，國民政府在澎湖展開「清鄉」，整整一個月…。但至今仍很難窺見相關紀錄，無以得知那一個月是什麼樣的澎湖。遺憾的是，「二二八」七十週年這麼大的一件事，澎湖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卻都噤若寒蟬，公部門也沒有任何紀念活動或翻閱歷史，真相對於澎湖人來說，仍是一團謎。 （作者為樹黨黨主席）

日前週刊報導，高鐵副總朱登子私自和中國鐵道科學研究院簽署技術合作備忘錄，疑將台灣高鐵興建、營運、維修與核心技術洩密中國，朱回應，「我們是去取經，人家才不會在乎我們的東西，加強技術交流才不會讓台灣走冤枉路」。高鐵表示，朱沒向公司報告，就和具中國官方色彩的單位私簽合作備忘錄，確已違反公司章程，但只懲處朱記一支警告，還讓朱爽領千萬退休金。 軟硬體技術的研發不管好壞，都是經由技術人員的心血換來，而且高鐵的興築工法、軌道車廂、電子訊號行車管控、安全儀控、電力等系統的專利技術，一直都處於相互競爭，問題不在於技術高低，而在於智財權和可能被統戰，怎能說「人家才不會在乎我們的東西」，是沒有智慧財產權觀念，還是要轉移涉嫌通敵、資匪、瀆職的嫌疑？如果真洩密中國，日本、德國的原技術高鐵公司會放過台灣嗎？到時可能又要賠償、全民買單。 朱副總的臉書在見報前全都是簡體字，部分留言也是，見報後，收斂的部分有改繁體和英文，臉友也有多數是對岸高層。經查證，朱在國外工作多年，科威特戰爭時，因葛代表落跑，為逃難而求助中國大使館，據此推測，他們早就往來，如此密切到私簽備忘錄，高鐵高層應早知朱的履、經歷，為何未在公司權益受損之前，依法移送檢調偵辦，追究是否涉嫌通敵、資匪、瀆職的法律責任，莫非高鐵高層也是官官相護，如何對得起官股與眾多小股東的權益？ （作者為水利技師，嘉義縣民）

三月四日所舉辦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公聽會，竟然有為數不少的參與者認為，台語應該改成台灣閩南語，令筆者感到詫異且難以接受，因為這是將台語的台灣主體性去除，矮化成僅僅是中國某地區的一支方言。 事實上，「台語」這個詞的出現，遠較「閩南語」來得早。清朝統治台灣的後期，早已出現「台灣話」的稱法；到了日本統治台灣時期，語言學家小川尚義編了《台日大字典》，裡面就用「台灣語」指稱台語。而連雅堂在《台灣民報》論著中，也多次提及台語、台灣話，但就是沒有閩南語這種稱呼方式。 即使到了中華民國殖民台灣初期，也是使用台語在稱呼，甚至在解嚴以前都是如此。可以說，台灣這塊土地過去從來沒有閩南語這個指稱，中國以前也從未有語言叫做閩南語。「閩南語」這個詞完全是中國國民黨發明出來，用來將台語矮化為中國其中一支方言的策略，許多台灣人卻如此不加思索地接受了！ 就像每個人有權利為自己取名字，每個族群也都有對自己名稱的命名權。達悟族在一九八○年代的原住民運動中，拒絕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來的雅美族名稱，而要求改為達悟族，這不會有人反對異議，因為這是他們族群自我命名的權利。 然而，在台語的稱呼上，為何我們無法堅持自己早已約定俗成的名稱，而是被殖民者強迫改名後，還反過來要求台語族的人妥協，要台語族的人要有胸襟，這是很荒謬的事。試想，在過去台灣是個被貶抑的年代，倘若有人太愛台灣了，決定到戶政事務所登記名字為王愛台，幾年後，突然有一群人圍著他說：「因為全台灣的人都很愛台，所以你不能叫這個名字，請改名吧！」這種做法合理嗎？ 如果亂改別人名字是非常不合理的事，那為何可以接受恣意更改台語的名稱？是亂改他人族語名稱的人比較法西斯，還是堅持自己族名的人？這個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作者為基進黨志工，台北市民）

  矗立在街頭或校園的銅像，最近格外醒目，噴漆只是小事，動輒斧鋮加身，「暴民」將對本尊的憤怒，全加在它身上。 客氣的，給它一個書包一頂帽子，它可去上學，學點禮義廉恥；亦可給它一根扁擔，兩個糞桶，讓它在街頭挑屎，儼然成為cosplay的當紅炸子雞。 這是銅像的宿命，其實早年它就已經肩負重任，一面扮威權的替身，一面承受風吹雨淋，作為小鳥拉屎方便的歇腳處。我還看到一對松鼠情侶，竟然就在它的肩上公然做愛。 但解嚴後，嚴肅的客題來了，本尊自己曝屍慈湖，銅像雙腳走不了、逃不掉，還好是銅鑄鐵身，否則身為威權的斷後者，定然挨揍。 與銅像本尊的同路人，仍然將學生、民權人士看成「暴民」，像是同感銅像的委屈，站在同一陣線，但其實根本是拿銅像的委屈來作秀，說到底，仍然不顧銅像死活。 真正關心此威權的圖騰，怎會始終將其棄置街頭、校園一角？早年不為其洗臉清屎亦罷，現在竟拿它來替威權承受鞭屍贖罪。 比起退將們紛紛抱老共大腿，在這「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的年代，銅像是更有品格的，暴民幹嘛為難它？ 但看現今執政者顢頇的處理方式，「暴民」忍無可忍下，也許有一天會爬上梯子，將銅像當成岳武廟前那幾尊撒起尿來，看來銅像亦只有默然接下。 （作者為律師，高雄市民）

◎ 賴彥丞 二二八事件適逢七十週年，部分大學裡的蔣介石銅像，再次遭到抗議學生潑漆，甚至用砂輪機破壞，如此往往造成校方與學生對立，輔大甚至讓大批象徵國家機器的警察進入校園對付學生。由此看來，在「天然獨」世代追求轉型正義的過程中，蔣銅像已然成為校園裡最刺眼的建築，銅像的存廢，近期在一些校園中也掀起討論。 許多大學長年為了蔣銅像去留爭執不休，實際上，筆者建議，有任何爭議銅像的學校，可以參考最近拆除校內蔣銅像的中興大學做法，先辦公聽會討論，最後以全校師生一人一票決定其存廢。如此不僅能化解爭端，更讓學生上了一堂非常充實的公民課，極富教育意義。 最後，在決定銅像去留的關鍵時刻，我們都該捫心自問：一個充滿威權圖騰與血腥歷史的銅像，真的還應該留在以培養學生成為現代公民的教育場所內嗎？ （作者就讀中興大學電機系）   銅像的天職 ◎ 王國論 矗立在街頭或校園的銅像，最近格外醒目，噴漆只是小事，動輒斧鋮加身，「暴民」將對本尊的憤怒，全加在它身上。 客氣的，給它一個書包一頂帽子，它可去上學，學點禮義廉恥；亦可給它一根扁擔，兩個糞桶，讓它在街頭挑屎，儼然成為cosplay的當紅炸子雞。 這是銅像的宿命，其實早年它就已經肩負重任，一面扮威權的替身，一面承受風吹雨淋，作為小鳥拉屎方便的歇腳處。我還看到一對松鼠情侶，竟然就在它的肩上公然做愛。 但解嚴後，嚴肅的客題來了，本尊自己曝屍慈湖，銅像雙腳走不了、逃不掉，還好是銅鑄鐵身，否則身為威權的斷後者，定然挨揍。 與銅像本尊的同路人，仍然將學生、民權人士看成「暴民」，像是同感銅像的委屈，站在同一陣線，但其實根本是拿銅像的委屈來作秀，說到底，仍然不顧銅像死活。 真正關心此威權的圖騰，怎會始終將其棄置街頭、校園一角？早年不為其洗臉清屎亦罷，現在竟拿它來替威權承受鞭屍贖罪。 比起退將們紛紛抱老共大腿，在這「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的年代，銅像是更有品格的，暴民幹嘛為難它？ 但看現今執政者顢頇的處理方式，「暴民」忍無可忍下，也許有一天會爬上梯子，將銅像當成岳武廟前那幾尊撒起尿來，看來銅像亦只有默然接下。 （作者為律師，高雄市民）

你我的三月，已不再是春天！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蔣介石軍隊登陸基隆，對台灣百姓瘋狂屠殺，開啟半個世紀的恐怖統治。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共產黨以重裝武力血洗西藏，達賴喇嘛於焉流亡，西藏從此掙扎於沒頂…。 國民黨和共產黨是東方納粹，又有著漢人的集體自大，視消滅異己為當然。所以，歷年每逢三月，在台藏人舉辦圖博抗暴紀念活動，只有台灣社團相挺，未見曾把西藏納入領土的國民黨加入聲援。 藏獨與台獨合流說，始自一九九七年。當時執政的李總統 ，主動邀訪達賴尊者，被北京斥為台獨與藏獨勾結。二○○一年，阿扁更邀請達賴到總統府一敘，北京幾乎崩潰！其後兩位總統，顯然欠缺原則與膽識。二○○八年三月，解放軍在拉薩血腥鎮壓，正值大選前夕的馬英九，自忖傾中殃及選票，立馬聲援西藏、向中國撂下「抵制北京奧運 」的狠話！豈料馬上任後，旋即笑臉媚共、絕交達賴。對於達賴的入境，蔡總統也是前後不一 者，但是念及她推動延宕十二年的「難民法草案」，希望解決政治受難者入境居留等問題。 「國際聲援西藏組織 」不時呼籲民主友邦，在各種領域多給圖博人友善的條件，並提醒美國「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官 」，應與白宮「防止暴行委員會」密切配合，時時掌握中共對西藏的人權動態。當北京嚇阻國際接納達賴時，歐洲議會以「尊重人權是維繫雙邊貿易的先決條件」回擊。國際雖然不乏馬英九們，利用拒見達賴和中共博弈 ，唯獨台灣，斷不可把西藏當籌碼！莫忘二○○五年，中國脅迫達賴表態反對台灣獨立時，被他拒絕；而他的流亡政府，也一步步轉型為民主。 達賴是西藏的化身，台灣人著迷於他，非關宗教狂熱，而是傾心於他的理性人格，了無心計而智慧過人的幽默，還有在逆風中依然憨笑獨行的自信。終有一天，福爾摩沙與「世界屋脊」 ，將一同遠離「炎黃濁世」。 （作者曾任國家電台記者，高雄市民）

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開幕，久未露面的「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老調重彈「兩岸關係」因為台灣不承認「九二共識」而顯得嚴峻，卻也強調中國將持續推動兩岸民間交流。中國總理李克強更在今年的工作報告中表示，要持續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尤其是為台灣青年在中國學習、就業跟創業提供便利性。 相較於一年前，民進黨在大選時的氣勢，讓中國政府與台灣統派同聲恐嚇，揚言若不承認「九二共識」，就會「地動山搖」！現在中國高層雖仍嘴硬，但語調明顯緩和許多，也不敢真的就此徹底斷絕交流，益發讓台灣統派的嘴臉顯得可笑又可悲！ 中國之所以如此「微調」，說穿了，就是台灣經濟在過去一年中，不但沒有如國、共所恐嚇的那般，因為不願承認「九二共識」遭中國制裁而「地動山搖」，出現大幅衰退，反而還從二○一六年第一季的負○．二三％，逐漸一路反轉為正成長，二○一六全年經濟成長率經上修達一．五％，二○一七年預估更將有一．九二％的成長。 事實勝於雄辯：就算中國不給好臉色，台灣經濟依然能夠靠台灣人自己的努力，逐漸復甦。因此，聰明如張志軍與李克強等中國領導高層，在面對這樣已經驗證、無從否認的事實，自然不會笨到再拿「地動山搖」這種蠻橫的詞彙繼續恐嚇台灣人，以免自取其辱；唯一能做的就是認輸，務實的順勢繼續推動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各項交流，以維繫中國對台日益衰微的政經影響力。只有受到僵化意識形態束縛的台灣統派政媒，才會搞不清楚狀況，繼續嘴硬狡辯秀下限，如此反智，實在讓人覺得可憐！ （作者為公務員，台北市民）

  日前兩個場景分別在美國與台灣上演。一是美國總統川普首度對國會發表演說，一向言詞犀利卻照稿演出，並未脫序失控，且以美國優先、購買美國貨為主調，頗獲好評，美股因此狂飆，再創歷史高點。另一方面，我央行總裁彭淮南在立法院小心翼翼為台幣走勢辯解，並無人為干預操控情事，應該不會被美國列入匯率操縱國名單。但台股卻無視全球資本市場牛市的激情，開高走低，萬點前走勢蹣跚。 這兩個場景反映了台灣在川普強勢領導及美中較勁下的尷尬處境。一方面中國是台灣海外最大生產基地，以及近四成的台灣出口市場；另一方面，美國是台灣的第三大出口市場，更是提供台灣安全防衛承諾的長期盟友。尤要者，台灣在冷戰年代是美國極力扶植以對抗共產集團對外擴張的戰略夥伴，而得以在經濟上脫胎換骨，並以經濟成就促成政治的轉型與改革。因此，美中貿易若起波瀾，台灣一旦應對不當，可能成為最大的輸家，誠如彭總裁所警示，美中「兩隻大象打架的時候，我們要小心不要被踩到」。 其實，台灣陷入當前的困境，其來有自，早就應該思考改變與轉型之策略。對中國而言，我製造業大量西進，不僅掏空台灣產業，更形成畸形的三角貿易模式，此即就業與利潤大量挹注中國，而台灣空有龐大貿易順差的假象，實際卻無助改善台灣本身的經濟，包括產業翻轉創新與勞工就業、薪資的提升。因而，即使當前沒有出現美中經貿的嚴重矛盾與對立，台灣也應該改變這樣的結構。而本報十多年來一再呼籲政府與產業必須正視對中經貿依賴加劇的可怕後遺症，無奈執政者與產業界耽溺於低成本的誘惑，不肯斷奶，結果導致台商在中國勞動成本激增，甚至進行騰籠換鳥之際，或變成無根的游牧民族，由沿海遷往內陸；抑或淪為政策的犧牲品，倉皇撤出中國。 至於對美國，台灣早年經濟迅速成長時期，也曾累積龐大的貿易順差，成為美國施壓的重點對象。當時每年必然派遣採購團前往美國各州進行政策性採購，藉以平衡貿易傾斜，至今仍令人記憶猶新。如今，此一角色已被中國取代，台灣對美國而言，重點不再是貿易失衡，而是是否涉及匯率操控。台幣是否真正反映市場價值，見仁見智，內需驅動成長派強調強勢的台幣，而外部需求驅動成長論者則力主弱勢台幣之必要。不管如何，川普任內新台幣匯率的升貶，顯然將失去自主性與市場性，而受制於台灣與美國之間經貿利益的拉扯，因此如何智慧拿捏，將是匯率政策執事者的重大考驗。 美台經貿關係另一個重大爭議，顯然是美牛、豬肉進口議題，而這也是美台雙邊貿易協定能否突破的關鍵。美國貿易代表署剛公布「二○一七貿易政策議程」，強調美方持續對台灣農業政策未符合科學基礎表達高度關切，項目包括台灣禁止含萊克多巴胺之美國豬肉與部分牛肉產品進口，以及持續限制美牛雜進口等。台美經貿欲求進一步發展，美牛豬肉進口議題是一個必須克服的關卡，但台灣近年民粹高漲，缺乏理性討論的空間，有待執政者展現魄力，以台灣的利益與人民的健康為前提，強化美台經貿關係。 今年是台灣艱困的一年，美中兩國佔我國超過一半的出口市場，缺一不可，而恰恰這兩個國家，一個走上產業轉型，台商逐漸失去利用價值，一個提倡美國優先，製造回流，對台灣形成夾擊。應對此一難局，貿易談判的折衝技巧固然需要，但最重要的仍在於產業的創新與轉型，翻轉微利代工模式，蛻變為高價值端產業鏈，才能強化本身的實力，成為對外的籌碼。再者，小英政府最近提出兆元「擴大內需加強投資台灣計畫」，涵蓋軌道、綠能、水環境、數位四大項，再加上「五+二」創新產業的扶植，若能真正落實，不再空談，將可翻轉經濟體質，屆時台灣的經濟發展就能減少外部因素的箝制與壓力，確實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中承諾書」限制大學不能講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等議題，這根本就是「學術自由的棺材釘」！ 台灣的世新、清華等多所大學與中國方面簽「一中承諾書」，學術自由被「一中」釘死，大學竟自甘墮落充當中國操控一中的奴婢，一些大學不認錯還理由藉口一大堆，厚顏強辯，誣指揭發者亂扣紅帽。大學之無恥，真的是國恥！ 「一中承諾書」本來就是中國對台統戰的一環，它遍灑一中釘子，企圖把台灣釘死在一中，大學自是其標的。中國灑一中釘子，我們不意外，問題是近半大學竟照釘全收，讓一中之釘成為學術自由的棺材釘。 一些大學辯稱，只是方便中方審批的課程說明，讓對方安心放行，要反問的是︰難道中國吃飽太閒，沒事找事，否則何必大費周章逼你們簽一中承諾書？或你們自己犯賤送上門去簽？ 有大學辯稱，簽一中承諾書，但從未影響學術自由，要反問的是，這是在唬弄中國？或欺瞞台灣？不管是哪個或兩者皆是，都是踐踏學術自由，違背學術良心，何況，簽下一中承諾書，一中釘子在中國手上，它可藉口你們違背一中承諾而予取予求，否則不放行中生到貴校，你們更任它宰割。 遊走中、台的學者稱，簽一中承諾書要排除政治干預，更誣指批評者政治無限上綱亂扣紅帽，對此，范雲說得好︰「大學課堂上，教什麼是政治，不教什麼也是政治」，而一中承諾書規定不能講什麼，更是政治干預，而背後中國在操控。他自己紅透頂，還需扣紅帽嗎？ 有大學怪少子化學生大減、迫切需要中生。啟蒙時代大師狄德羅的話「飢餓如雷鳴，良知就氣若遊絲」，拿國家預算的國立大學、拿國家補助的私立大學招生不夠，就簽一中承諾書，學術自由可以賣，台灣也可以賣，根本就是「飲鴆止渴」，為了那些大學止渴，不惜要台灣飲鴆中毒身亡，他們的良知都被狗吃了，還奢談什麼教育！ （胡文輝）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臺灣各地反抗運動風起雲湧，3月6日，臺中青年組成「二七部隊」起義，由鍾逸人率領以武力對抗中國軍隊。 當時臺灣主要分成由主張「坐下來談」的和平派仕紳組成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及以武力對抗的臺中「二七部隊」、嘉義的「臺灣自治聯軍」。 結果主張和平談判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最後幾乎都被中國人屠殺殆盡，甚至嘉義的武裝勢力將攻陷水上機場之際，和平派仕紳居中斡旋要求停火並提供糧食飲水給機場中國軍以示友好，最後這些含陳澄波在內的和平使者都被中國軍抓去嘉義車站前處決了。 而採取武裝對抗的二七部隊，對中國軍隊形成了威脅造成牽制，使得臺中居民免於如其他地方遭軍隊無情屠殺的命運。 顧慮到在市區戰鬥可能波及市民，二七部隊主動撤往埔里，在草屯迎戰並擊敗中國軍隊，3月16日，在有利地形的幫助下，二七部隊以三十餘人重創一個營的敵軍，但考量雙方軍力懸殊，他們當晚便自行解散。 學者陳芳明曾經提到「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武裝起義或武裝抵抗已經發生正面作用，使民眾死傷特別少。」 「鍾逸人理論上應該早就被槍斃了，沒有被槍斃，他是被歷史留下來的。」 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的現在，李彥旻導演完成了以二七部隊為題的紀錄片，作為臺灣史上相當重要、卻長期被忽視的一片拼圖，它值得每個關心臺灣歷史的人去了解。 「二七部隊紀錄片」前導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uyOlPAqXR8 參考資料： 追記「二二八」反抗軍：二七部隊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224-taiwan-228/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每年到二二八這個台灣史上敏感的時日，各地都會湧起一陣悲慟哀傷的社會氛圍；今年恰逢七十週年大日子，連對岸中國共產黨也大肆召開紀念大會追思。 每年到二二八這個台灣史上敏感的時日，各地都會湧起一陣悲慟哀傷的社會氛圍。（資料照，記者劉信德攝）   新政府全面執政，文化部長下令中正紀念堂關門一天，而且命令堂內有關蔣中正的商品下架，可以預期藍營擁蔣人群到場抗議，正好碰見有人在那裡火燒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台灣的這種尖銳對抗，在沒有正式由官方宣布「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加害者」的元凶前，勢必不時會定點演出。 台灣在蔣經國崩逝後，李登輝接任，而後陳水扁政黨輪替，八年又被首位向二二八受難者牌位行禮也向家屬道歉的馬英九承接，二十幾年來，這幾位元首承諾並聘請學者與學究單位追查加害者的名字，聽說查出的檔案文件有三百多公尺之長，誰也不信從裡面不能找出加害者的名字，是不是明知道，然而卻不知何故久久不敢發表？我認為不把真相說清楚，台灣社會要族群和解，政局順暢，必定困難重重。 詭異的是，三月一日馬英九到紐約中華公所訪問僑社，有人追問他：陳儀長官以公文請蔣介石派兵到台灣鎮壓乙事？他竟然說了不少話：坦言蔣應有責任，但不宜匆忙認定，又說蔣建設台灣保衛台灣有功，明言此時不宜匆忙認定蔣的責任，從馬的言談，可知他們衛護蔣的罪過，是眾人可一目了然的。 自從陳儀請求蔣介石派兵來台鎮暴公文公開後，這些日子來，藍營從政者和學者即刻出言辯護：說一九四七年當時國共內戰正激烈時，蔣哪有時間理會陳儀的要求，替蔣說這些話的人，真是明眼人說瞎話，那時候蔣氏集團早就準備和知道台灣是他們唯一保命的寶島了。 世界歷史上，多少獨裁者殺人魔，如希特勒早先也對德國有不可抹滅的功勞，如果不自殺，他犯下的罪過，即使有十條命也難逃被戰犯法庭的判決。 其實二二八的加害者，七十年來也敵不過天命的處理，早就不知何往？台灣人不可能挖墓鞭屍，受害者只願有真相出土澄清的一天。 呼籲蔡英文總統勇敢把加害者說出來，讓社會大眾早日熄滅那追尋加害者真相的怒火。 （作者為前政治受難者）

台灣幾所大學因為陸生來台所簽承諾書，引發軒然大波，確實有值得思考及檢討之處！ 筆者在校長任內，曾簽署七十幾所對岸的姊妹校。對岸學校的差異非常明顯。有些學校比較開放，學生來台不會有任何外加的要求，但有些則非常小心。筆者尤記得，有一年在參訪時，某校台辦主管，千叮嚀萬叮嚀，就是要提醒不要讓學生接觸法輪功，還有其他政治活動。 世新大學因簽署「一中同意書」引發各界批評。（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走過台灣威權政治的這一代，當然了解他們的關切，尊重之餘，我們只能存識於心。畢竟，這種事情，以台灣當前教學及思想如此自由的環境下，任何屈從對方要求的干涉，都會引起老師強烈的反彈！ 當時世新大學通識中心，不管專任及兼任，向來就不缺統及獨的教師，這些教師很有原則，不會因為碰到陸生，課程就轉彎！他們有時會與筆者分享陸生上課的反應，這些老師其實非常愉悅於這種新的挑戰。 更何況，陸生來台本就抱著好奇之心。他們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大街小巷，去過的地方都比我們還多！腳在他們身上，誰能控制！有的學生對我們的性別議題特別有興趣，還無役不與！ 筆者覺得此次爭議，其實未及於所謂「一中承諾書」的程度！它反映的只是對岸學校及家長，對學生來台的擔心及關切！為何要針對少數學校，簽訂如此形式化、明明達不到的承諾書！而且，承諾書的文字還有損於大學的教學自主權！ 看看承諾書裡出現的文字：「課程內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等活動，不得從事任何有關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等方面活動」、「學習內容不會刻意引導學生涉及兩岸等爭議性政治議題」，「不會」、「不得」、「不涉及」這樣的字眼，明顯充滿自廢武功，充滿配合之意！ 大學應該有大學的校格，為了少數學生，簽這樣的文件，難怪會被質疑！尤其這幾所學校，並未到招生不足額的階段，何必出此下策，引發學術及教學自由的質疑。 （作者為世新大學前校長）

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吳湯興與丘逢甲，乙未抗日中的兩種人物。圖／李筱峰 苗栗銅鑼出了很多名人，其中在乙未抗日史上有兩個人物好有一比，他們代表著兩種典型，也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一位叫丘逢甲，另一位叫吳湯興。前者常被國民黨的課本吹捧，說他是「抗日愛國詩人」；後者卻被冷落多時，少被提起。 丘逢甲於1864年出生在苗栗銅鑼。他文采飛揚，中過進士。1895年，滿清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丘逢甲率領紳民到巡撫官署﹐慷慨陳詞：「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如日酋來收臺灣，臺民惟有開仗」。不久官紳成立「台灣民主國」。唐景崧被推為總統﹐丘逢甲任副總統兼民兵司令官。 吳湯興比丘逢甲大四歲，1860年出生於苗栗銅鑼。他沒有丘逢甲那樣高的功名，只是一個生員，但是在1895年（乙未）的這場抗日行動中，兩人的格調品味高下立判。 吳湯興在台灣民主國成立後，求見丘逢甲，表達擬組抗日義軍之意。經丘逢甲引薦給總統唐景崧，獲唐授與義民統領的職位。吳湯興獲授統領職位後，隨即南下，回到家鄉開始招募義勇軍。憑藉著吳湯興的聲望，他很快地就有二千多個鄉民投入他的麾下，同時也募到不少兵器彈藥糧食。之後，吳湯興還為義軍製作制服、樹立旗號、編列營號，並加緊訓練義軍，成為一支軍容壯盛的軍隊。 不久，其他地方的客家領袖，如苗栗頭份的徐驤、新竹北埔的姜紹祖，也各自募集兵勇，前來與吳湯興會合，讓義軍的聲勢更為浩大。他們從新竹作戰到彰化。尖筆山之役大挫日軍攻勢！可惜，吳湯興最後在八卦山之役壯烈成仁。吳湯興雖犧牲生命，卻也讓日軍付出慘痛代價，日軍幾位將領如山根少將、緒方中佐，都在戰役中受傷而亡，據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也在此役受傷，最後不治。 1895年5月，日軍自澳底登陸，日軍從花不到十天，幾乎兵不血刃地進佔台北，到花了將近三個月才打到彰化，吳湯興等人率領的客家子弟兵的奮勇抵抗，是重要因素之ㄧ。 誓死守禦卻捲款浪撩的丘逢甲 反觀丘逢甲，當總統唐景崧準備開溜回清國之前，唐景崧曾電催丘逢甲率軍北上赴援，但電報從「千急急」打到「萬急急」，丘逢甲始終躊躇不前。唐景崧最後逃回清國，被譏為「十日總統」。而這位發誓要「誓死守禦」的丘逢甲，也始終未曾與日軍開戰過，最後是帶著軍餉逃走。連雅堂在《台灣通史》〈邱(丘)逢甲列傳〉中，提到他捲款而去的事，這樣說：「…文武多逃，逢甲亦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 丘逢甲未有具體抗日行動，留下著名的詩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詩句。丘逢甲後來死於廣東，死時有六位同鄉的舉人作弔聯諷刺他。一位美濃出身的舉人林金城，也寫下這樣諷刺對聯：「盜臺軍餉，盜粵軍裝，軍法總能逃，事變兩番成大盜 / 非清人物，非漢人材，人言終不息，心甘一死莫知非。」 真正投身抗日的，如吳湯興、徐驤、姜紹祖，率苗栗、新竹的客家子弟兵奮勇抗敵，捐軀成仁，卻因過去課本少提而鮮為人知；反而只會在紙上寫文章抗日，最後卻捲款而逃，毫無具體行動的丘逢甲，獨享歷史美名，現在還有一家紀念他的「逢甲大學」。我不禁想起連橫在《台灣通史》論丘逢甲時，將吳湯興拿來比對的一句話─「成敗論人，吾所不喜。獨惜其為吳湯興、徐驤所笑爾」。吳湯興於1895年8月28陣亡成仁，其妻聞訊不久投水自盡；丘逢甲則在17年後的1912年2月逝世於廣東。丘逢甲如果地下遇銅鑼同鄉吳湯興，不知道會是怎樣的表情？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7期(3月號)

    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長張靜一番5到10%司法官收錢辦案的說法，引來外界高度爭議。   台灣陪審團協會提供 「我在法庭裡，最怕碰到的就是自以為嫉惡如仇的法官，把許多依法應認定為無證據能力的證據資料通通認定有證據能力，因而姑息養奸的容忍檢察官、司法警察的違法取證。」　 20幾年前，我幫一個話都講不清楚的原住民上訴二審，受命法官是錢通。我們提前到庭，前一庭正在由錢通開庭，我坐在後面旁聽，前一庭的被告是個幫派份子，在法庭上態度非常壞，口氣也很大聲，可說是咆哮公堂，錢通和顏悅色要他不要這麼衝動，有話慢講，不要生氣。等到我的被告開庭，他是原住民，沒受什麼教育，錢通破口大罵我的被告，我當庭不客氣的指責錢通欺善怕惡。 30年來我的經驗裡有許多法官、檢察官欺善怕惡、欺弱怕強、欺窮怕富、欺民怕官。法官檢察官們，你們捫心自問，有沒有這種情況。據悉，好像是去年，天下雜誌做的民調就顯示人民多數認為司法碰到富人與碰到窮人就不一樣。 2月28日的聯合報A６綜合版司法界對我的聲伐，有一個從檢察官轉業的律師鄭嘉欣表示，民眾期待司法改革，但不該是讓司法崩解，她舉例，曾有被告在法庭上罵得臉紅勃子粗，法官卻心平氣和地從一大疊卷宗找出證據，其實很多法官都認真地發掘真實。看了這樣的說法，顯示台灣的大學法學院及司法官學院(訓練所)的教育是幾乎完全失敗的。 第一，誰能擔保這位法官不是另外一個錢通？妳鄭嘉欣的經驗，不代表是我的經驗，妳沒碰到過的，不意味從未發生，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人生經驗。雖然每個人都可能因為人生經驗而犯下以偏蓋全的謬誤，但若許多人都有相同或類似經驗的時候，就有可能會成為經驗法則。 第二，找出證據為什麼是法官在做?檢察官應盡的實質舉證責任呢？ 第三、發掘真實本不是法官的責任，而是檢察官律師的責任，法官的責任就在聽訟，不在辦案或問案，法官一旦在法庭幫檢察官查證據，就變成四個打一個，完全違反公平審判原則。 這本是刑事審判的ABC，但台灣的法官完全不知該如何做個謹守形式上及實質上公平的法官，我們的檢察官律師也都不知道，真是可悲啊！陪審制就可扭轉台灣法律人的錯誤認知及法庭作為。台灣刑事審判的法官檢察官化，是我最憂心的，但法律人幾乎都視為理所當然。 我在法庭裡，最怕碰到的就是自以為嫉惡如仇的法官，把許多依法應認定為無證據能力的證據資料通通認定有證據能力，因而姑息養奸的容忍檢察官、司法警察的違法取證。 我請教一個真實案例，檢察官偵訊一個C咖被告，要他咬A咖。C被告原不願意咬，就說他不記得了，這位女檢察官就跟C被告說：「那你要在裡面想還是要在外面想？」這裡面外面就是指看守所，只是沒明講不說就聲押你，這樣C被告因此所說對A被告不利的事實，究有無證據能力？ 這位台北地檢署的女檢察官辦完此案不久，就高升外放主任檢察官了。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司法，雖然也只是一個個案，但我執業快30年了，有許多不同的個案，多少當事人在哭泣，表達心中的憤恨不平。 林臻嫺法官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文章：「陪審制與法官受賄相關嗎」。我不知道我過去還蠻尊敬的林法官(她是法官界的改革派)是真不知道中國大陸是採參審制(參審陪審的英文是同一個單字)，還是故意要混淆視聽把中國的參審制當成是陪審制來批判，我衷心感謝她的批判，因為這正是我要的。 中國大陸所實施的雖名為陪審，但實際是參審，根本不是陪審，判決不是陪審員決定的，表面上是法官與陪審員共同決定即認定有罪無罪，實質上都不是表面的人決定，而是後面的書記或政委決定。千萬不要相信大陸的表面。而這正是我擔心參審在台灣也會搞成這樣。 監委被提名人陳師孟日昨公開聲明用監察權掃除司法敗類，如你們法官檢察官不公開譴責他要他道歉，是不是就意味你們承認自己就是司法敗類，或至少你們其中一定有司法敗類，照陳師孟的說法，這司法敗類絕非一二人或三五人而已，你們對陳師孟噤聲，卻大張旗鼓對我聲伐，我真的有點瞧不起你們司法官，難道只因陳師孟即將擁有公權力管得到你們，而我手無寸鐵？ 我還是重申，陪審作為審判制度的一種，它就是司法制度的一環，而三權分立之下，司法制度正是政治制度其中之一鼎。所有政治制度之取捨，都應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 陪審制當然有缺點，參審制亦然。但我認為陪審制的缺點是最少的，尤其在台灣，因人民對法官極度的不信任。對法官而言，陪審團判決，法官不必寫判決書(宣示判決由書記官記明筆錄即可),解決法官過勞(死)的問題;因無罪判決，檢方不得上訴，檢察官起訴被告只有一次的機會，檢方不敢隨便起訴，也解決了檢察官濫行起訴及濫行上訴的問題，更解決了二、三審案件過多及案件在二、三審徘徊流浪的更審問題。法官恐龍不恐龍也不再重要，因又不是法官在認定事實。９或１２個陪審員來認定事實，恐龍判決也難以產生。 在台灣還有比美國更有利實施陪審制的一個情況，就是台灣沒有黑白種族岐視問題。今天的台灣，也無性別岐視問題。台灣的文盲比例，也遠比美國低。中國人不是常講，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難道我們不應該相信台灣人民的智慧？ 我認為參審制的缺點遠比陪審制多，為了台灣司法，為了台灣人民，我主張台灣應採陪審制。 （作者：律師，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長）

為了招攬中國學生來台研修，多所國內公私立大學提供「一中承諾書」，引發爭議。資料照片      林青弘／自由作家 為了招攬中國學生來台研修，不只世新大學提供「一中承諾書」，多所國內公私立大學亦有相同舉措。就「一中承諾書」的溯源，教育部應該追查清楚，是否早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國內大學已有如此「販賣一中」的政治承諾。 「一中承諾書」若在馬政府時期已存在，顯見國共兩黨的「九二共識」，觸及兩岸校際教育交流的但書規定，見證馬政府糟蹋學術自由。這是變態規定，不能監督成效的空白承諾。 中國學生來台，即便課堂上不涉及「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獨」，台灣言論自由發達，打開電視、觀看報紙、網路瀏覽，誰能保證不會看到中共自認的敏感政治訊息？不可能監督承諾效果，簽了不是白簽？過往兩岸教育交流，馬政府是否故意默許如此無腦行為？ 國內有些大學反彈教育部的大規模清查，為了節省行政麻煩，絲毫未覺箇中嚴重與荒謬。試問，若有被告要求檢察官、法官要提供「公平正義承諾書」，才願意接受偵審訊問，這是不是霸凌司法公權力的荒謬要求？當中國高校提出荒謬要求時，國內大學依舊息事寧人，以為無須大驚小怪，如此輕率態度，實在駭人聽聞。 「一中承諾書」也是民族主義的翻版，而且同時作用於兩岸人民身上。為了保持想像上的政治純淨，一紙承諾書，比得過賣身契的效力？除非，中共在台灣佈建深廣的政治保防網，可以監督每位中國學生的言論與行為，確保他們不會受到台灣民主自由的「汙染」。 否則，台灣媒體出現任何台獨活動報導，或是刊載「一中一台」的投書與報導時，難道中國學生在課堂上沒參與被限制的「政治活動」，課後依然承諾有效？無論有心或無意，被禁止接觸的資訊，中共難道不視為廣義的「政治活動」？ 為了政治保防，難道要中國學生出國研習、遊學、留學，都要對方國家的大學提供「一中承諾書」？中共如此豬頭進行統戰，損己也害人，突顯中國落後，對於一個中國的自信，實在脆弱又危險。 中國各大學若要群起效尤，一起要求台灣的各大學提供「一中承諾書」，這是非常敵意行為，等同故意技術性阻擾中國學生來台就學研習。中國學生來台學習，提供兩岸學生互相交流的寶貴機會，也讓台灣民眾更有瞭解中國的機緣。習大大不應為了一紙不實際的政治利益，而要斷絕兩岸教育交流的可貴與珍重。 「一中承諾書」不應由各大學提供，只能中國學生自己切結保證。中國當局應該檢視無厘頭高校的拍馬屁行為，若要政治上自保，就請自行與學生溝通切結，無關台灣各大學的主動承諾。 中國學生若要向中國政府、高校當局，切結保證不參與任何台獨、有關「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的活動，那是中國的家事，別把台灣的學術尊嚴、辦學聲譽，一起拖下水當成政治效忠的陪葬品。

  中國社會宛如一道越築越高的大壩，大壩本身已千瘡百孔，難以抵禦一波又一波洪水的侵襲。圖／取材自pixabay，民報影像合成   2017年2月23日，來自中國各地的退伍老兵再度聚集北京示威請願。去年4月，退伍軍人包圍中央軍委八一大樓；此次，退伍軍人卻以中紀委辦公樓為目標。據博聞社報導，多達兩萬人左右的老兵組織嚴密，次序井然，保密到家，事件再度震驚中南海。 老兵兩度集結，打破維穩神話 我不像某些過於樂觀的評論人士那樣，認為這些退伍軍人會成為中共的掘墓人——他們只是中共的護院家丁，或許參與過侵略越南的不義戰爭，或許在1989年的北京屠殺過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他們從來不曾因著良心的緣故將槍口抬高一公分。如今，他們聚集起來包圍共產黨的中樞機構，並不是要「反黨」，僅僅是因為他們認為「分賬不均」、要求追加報酬。如果中共當局給他們足夠的經濟補償，讓他們再次拿槍殺人，他們不會有絲毫的猶豫。所以，我對這些退伍軍人的「討薪」行為並無同情與支持。 然而，這一「群體性事件」卻自有其象徵意涵。自江澤民時代法輪功人士包圍中南海事件之後，從2016年年底至2017年年初，短短數月之間，退伍軍人兩度包圍中央軍委及中紀委，已然顯示出中國社會處於劇變之前夜。 首先，數萬名退伍軍人能在北京發起示威活動，表明中共對中國社會的控制並非固若金湯。中國政府每年耗費高達七千億維穩費用，國安、國保、網警人數不斷膨脹，卻只能暫時延緩大崩潰的來臨，不能扭轉中國社會走向崩潰的大趨勢。 中國社會宛如一道越築越高的大壩，大壩本身已千瘡百孔，難以抵禦一波又一波洪水的侵襲。中共當局不敢對大壩動大手術，目前唯一的補救方法，就是不斷地往破口處丟擲沙包。但是，中共手中的沙包是不可再生的，只能越丟越少，到了沙包用盡的那一天，就是其滅頂之災帶來的那一天。 其次，習近平執政之後，內外樹敵，拳打八方，導致內憂外患蜂擁而至。原本是中共政權基石的官僚集團、公務員系統及軍警人員（包括退休軍警），突然發現自己成為派系鬥爭的犧牲品及社會不公的受害者，於是對政權的忠誠度直線下降，消極怠工成為普遍現象。 在血腥的六四屠殺之後，中共徹底喪失了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只能通過「利益均霑」的方式籠絡既得利益群體。但是，當既得利益群體不滿足於他們分到的那一點殘羹冷炙（跟富可敵國的太子黨相比，他們哪能不眼紅？）的時候，習近平最為恐懼的「竟無一人是男兒」的時刻也就降臨了。 貪腐的政權，如何管得了槍桿子 這就是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描述的明朝末期人心盡失的景象。日前，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訪問日本時，用「大明王朝」諷喻中國企圖恢復「朝貢體制」的野心。馬蒂斯沒有提及的是「大明王朝」的窮途末路：文官貪財，武官怕死，作為統治階層的支柱已經朽壞不堪，皇帝越是折騰，朝廷覆亡得越快。 1644年3月，李自成的農民軍攻佔北京。明朝的大小官員爭相到大順朝的屋簷下報名應聘，以至於在午門發生擁擠踩踏事故。守衛午門的農民軍士兵，不得不用棍子驅趕這些「衣冠禽獸」。一個月之後，李自成敗退，滿清入主北京。明朝的官員，或已經是大順朝的官員，又站在清朝的廟堂上。今天為中共政權服務的官僚、公務員和軍警們，會不會也如此這般「變臉」呢？ 共產黨只呵護自己的子弟，對其他階層人士，如同衛生紙一般，用完就扔掉，極端冷酷無情。幫助共產黨贏得三大戰役、趕走國民黨的農民，等來的卻是亙古未有的大饑荒；退伍軍人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的悽慘處境，當然會對現役軍人有所觸動。今天的解放軍官兵，早已不是長征、國共戰爭及韓戰時代那樣，無條件地「忠於革命忠於黨」了。 美國川普新政府上台，展開二戰之後最大規模的擴軍計劃。美國海軍兩大艦隊聚集太平洋，遏制習近平將南海當作內海的野心。那麽，中國何以為戰？代表習近平觀點的極端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假設中美開戰，別把美國的疼痛想少了〉的社評，自己給自己打氣。這篇文章說：「一旦打起來，我們打到底的決心大概會遠遠高於美國，我們承受戰爭損失的能力也會高於美國。」文章又說：「如果美軍對中國國土實施空襲，美國國土必進入中國的軍事打擊範圍。美國人知道，中國有這樣的能力；華盛頓和全美社會也需清楚，中國人同樣不缺這樣的決心和意志。」這樣的叫囂，越發顯現出中共當局色厲內荏、外強中乾的本質。 然而，《環球時報》不敢提及的真相是：如果共產黨的統治出現危機，甚至與美國或其他國家發生戰爭，有多少解放軍現役或退役官兵會突然調轉槍口呢？中國民眾應當達成此一基本共識：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國主義，而是以習近平爲代表的、殘民以逞的太子黨集團。

記者鄒景雯／特稿 最近有件民調數據很有意思，頗能反映現實的政治情境。這項調查指出，包括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等各項改革議題，都獲得壓倒性的支持，贊成必須推動。但在問到對蔡英文總統的評價時，滿意為四成三，不滿意高達五成一，換言之，仍有超過一半的民眾對總統的表現持保留態度。 蔡總統日前宣示年金改革是今年施政「重中之重」。圖為年金改革委員會印發的手冊。（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既然目標正確，政府是在做對的事，但多數人顯然不認為苦勞就等於功勞，可見大家對於施政手路是否細膩，有著相當的要求。 這種類似「好好豬殺到屎尿流」的反差，是有事實基礎的。因為明明就是國會過半、完全執政的好棋，改革工具一應俱全，也早可預判最後終究會完成，因此自然會希望主政者應該要有效率，能夠善用人民賦予的利器，採取最適路徑去除弊，以減少社會付出的成本。如今，這個期待打了折扣，於是該加分的、卻沒得分，反映在政治人物身上的意義，即在於此。 記取過去九個月曲徑並未通幽的教訓，預定本月底前要從考試院出門的公務員年金改革方案，已至最後一哩路，肯定不能再有差池。首先，既是過場，一定要掌握時間這個核心問題，不得稍有拖延，方案內容反倒其次，畢竟到了立法院才是真正數人頭的地方，屆時再做修正，也是天經地義。 其次，被改革的一方，必然還會不斷表達異見，但從民調對組織性反年改行動同情甚低的數字看來，根本是不對稱的格局，政府未來需要的是說明，而不是對抗；值得展示的是處理問題的能力，而不是選舉鬥爭的策略。否則，又將重蹈失分的覆轍。 其三，主政者在這段期間要讓戰場暫時單純化，如果年金改革是主戰場，並且設定五二○應當三讀通過，則其他次要戰場必須稍安勿躁，尤其不要再開新的戰場。前面這段期間，政府在管控議題上發生了問題，今後不妨責令專人督導，若再失控「相打電」，屆時恐怕只能說：三加一，四好。

  許多人把自由貿易協定視為萬靈丹，國內更有一批自稱「財經專家」的人紛紛表示：南韓贏過台灣乃是因為他們簽的ＦＴＡ比我們多，因此我國必須「不惜代價」地趕快簽定各種貿易協定（ＥＣＦＡ、ＲＣＥＰ等等）。 而今南韓樂天集團因轉讓土地，供南韓軍方部署薩德系統，中韓關係全面緊張，中國官民鋪天蓋地抵制樂天。甚至有人高喊：「全中國一起抵制，讓南韓經濟倒退十年！」也有人呼籲北京當局對南韓實施經濟制裁。然而不管是抵制樂天、抵制南韓代購、抵制韓貨的行動，我們不禁要問：當初中韓所簽的ＦＴＡ如今安在哉？ 的確，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可以降低雙邊關稅壁壘、促成貿易自由，提升彼此經濟效率。然而這不也是之前馬政府想要趕緊通過服貿、貨貿等自貿協定的原因？但事實上，如果在全球化經濟的潮流下，一個產業不具備核心的競爭力，亦即缺乏市場性、獨特性，及不易模仿或取得的特性，一樣很難僅靠自由貿易而得利；縱使有利，最後兩岸紅利也幾被極少數國共兩黨政治權貴及遊走兩岸的台灣紅頂商人所壟斷和把持；一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所言，自由貿易只對有錢人好，對其他人根本就只有壞處。 更何況中國翻臉不認帳的特質，簽什麼協議都是廢紙一張，中方對南韓展開的抵制幾乎全面化，就是最血淋淋的教訓；因此我們還要把跟中國簽自貿協定視為萬靈丹嗎？ （作者從事資訊業）

  二二八清晨輔大學生試圖「清掃威權遺毒」、拆除校園內的蔣介石銅像時，卻遭警方出動快打部隊，以五十多名警力優勢壓制逮捕學生，並立即移送法辦。而陳儀深二十七日發表新書「天猶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的發表會上民眾鬧場，並引發鬥毆，警方卻姍姍來遲。 大學生單純要求消除威權遺毒、追求轉型正義的活動，在大學校園內警方卻動用五十多名警力，以快打部隊處理，這規模好比對待黑道組織火併、檢肅流氓一般，這豈不荒謬？還火速移送法辦，一副警察就是維護正義的模樣，這樣看來，是執政者要人民「正義不轉型」嗎？ 「天猶未光」新書發表會上，愛國同心會的成員鬧場、撕毀圖書及毆打民眾的行徑卻未獲警方積極偵辦處理，這是「愛國」有理、滋事打人無罪嗎？還是執政者告訴人們「轉型變正義」嗎？ 猶記當年陳雲林來台時，遭民眾持中華民國國旗嗆聲，民眾的國旗被警察沒收，遭警察強力驅離，民眾不服，當時女警竟說奉中華人民共和國命令逮人；馬政府時期愛國同心會長期拿五星旗在台北一○一滋事生端、毆打法輪功學員，囂張行徑直到柯Ｐ上任才稍稍改變。 警察站在執法第一線，理應依法執勤、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但太陽花運動時執勤的警察毆打手無寸鐵的群眾，甚至將時任立委的周倪安拖入盾牌內毆打，這些打人的警察從馬政府的警政署長王卓鈞任內查到現在還是查不出來，王卓鈞只以「個人能力不好」來搪塞，至今未見監委對其公然瀆職進行調查與究責，全民只能眼睜睜看著不作為的人爽領退休金，這又是哪門子正義？ （作者為雲林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