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舉世稱羨，在各項政府重要施政中，多年來各種不同的民調，健保制度一向名列前茅，是民眾滿意度最高的政策；甚至國際間的幸福國家調查，也就是美好生活指數（OECD Better Life Index）指標，台灣的分數相當不錯，多年蟬聯亞洲第一名，其中健保是很重要的因素。因此歷任政府為了捍衛執政，無不為了維持健保的續行，想盡一切辦法與手段。 一九九五年健保開辦以來，凡在台灣設籍四個月以上，全都納入保險覆蓋範圍，保險費用則由被保險人（占四十％）、投保單位（占三十三％）、政府補助（占二十七％）三方共同負擔；而後為健全財務，又將大家的額外收入，例如兼職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包括現金、股票）所得、利息所得、租金等收入，全拉進「補充保費」的扣繳範圍，可以說，所有個人與企業為了支撐健保，這些年來都付出了不菲的代價。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每個人擁有絕對的權利與義務，監控並督促健保必須健全發展。 根據健保署統計，二○一六年，超過一二○億元用在長期依賴呼吸器的醫療支出上，連續使用廿一天以上的呼吸器依賴患者，有一六九○二人，因此平均每人約七十一萬元。醫界則指出，台灣依賴呼吸器患者盛行率是美國的五．八倍。此外，與北歐國家平均臨終前臥床大約兩週到一個月相比，台灣老人的平均臥床時間推估居然長達七年，這些公開的數據值得正視。 有關生命的問題，需要另案探討；如果純粹就健保的宗旨，究竟是在確保生活品質或是延長死亡時間這個角度來審視，我們就必得正視「無效醫療」的問題，並且拆解構成這個問題的肇因，才能解除各種可能的無謂痛苦，把有限的資源運用得更為人性、準確且精緻。 第一個首要環節是，我們的健保制度目前有關「重大傷病住院部分負擔費用核退」，也就是如果取得重大傷病證明者，當次住院可免自行負擔費用的設計，針對呼吸器的使用，有個二十一日以上的門檻；換言之，如果使用二十天以下，要自掏腰包，一旦超過二十一天，即屬重大傷病，便毋需自費，甚至使用愈久，「省」（賺）愈多。 這項規定在醫療實務中衍生了不少問題，若干病患家屬以經濟不佳、無力負擔醫藥費為由，拜託醫院至少同意使用二十一天，部分醫院基於有助於收入等考量，不免予以配合。重大傷病的審核，固然是健保署的權責，但是限於人力與時間，在案件眾多、個案紛呈的情況下，又有多少勇於嚴格把關的「壞人」？於是，家屬、醫院、官署，似乎不自覺地形成了健保體制下的「食物鏈」關係。 附帶一提的是，有些家屬往往不顧醫療需要，爭取將病患留在加護病房，而不願轉到普通病房，是另個現行健保怪象；因為病患若留在加護病房，除了可以得到較密集的醫療照護，同時，加護病房不須家屬陪病或花費找看護，直接丟給醫院處理，更可捨去很大的「麻煩」。 此外，也不能忽略醫院的評鑑制度這個環節。就如考試引導教學，評鑑也多少影響醫療行為，目前針對各大醫療院所作的評鑑項目，是由國外制度照搬而來，然其他國家並無「吃到飽」的健保，不就在地特性、全盤移植他國經驗，不免發生水土不服的問題，若以相同規範做為考評標準，經常造成誤導，這也是制度檢討時可以一併思索的配套問題。 台灣擁有全民健保制度，絕對是很大的幸福，但是所謂的幸福指數背後，如果隱藏著靠著呼吸器延長死亡時間的風氣盛行，或者國人平均壽命的增加，部分是建立在呼吸器的使用上，這挑戰的是，全體納稅人共同的生活品質以及稅金使用，是否已遭到扭曲與濫擲，你（妳）能夠不在意嗎？

  川習會落幕，並沒有聯合記者會也沒有聲明，更談不上所謂第四號公報，具體成果有限，但美中相關議題的會商，從川普所稱「沒有進度」到「真的有進展，美中已發展出很棒的關係」，並預期未來很多糟糕的問題會消失，顯然化解了川普在選戰中對中國強烈批判所引發的緊繃氛圍。如此的談判模式吻合川普「先提高價碼再稍做退讓，最後妥協成交」的商人風格，研判美國應已得到中國讓步承諾，在初步交鋒中佔了上風。 由表象看來，川普從選戰以來一再強烈砲轟中國「強暴」美國，操縱匯率，以補貼、傾銷等不公平手段獲取龐大貿易順差，偷走美國人的工作機會，揚言要對中國課徵四十五％關稅， 聲稱要以公平貿易為主軸調整美中經貿關係的遊戲規則，至勝選上台之後，對中砲火稍歇，亦未提出懲罰中國的具體措施，此番會談氛圍更由強硬轉趨軟化，因此外界不免質疑川普對中政策已由「硬對抗」變成「軟協商」。實際上，中國已同意與美國舉行百日會議，協商降低雙方貿易的單向傾斜，因此，未來美中的較勁可能由市場轉移到談判桌，美國或許不必採取激烈手段，就能改善美中貿易失衡。從這個角度衡量，川普更具彈性的對中態度，反而才可能是真正贏家。 其實，解決美中經貿失調，本非易事，其中關係錯綜複雜，若只想訴諸情緒與報復，恐怕會落到兩敗俱傷的局面。此因美中分居全球第一、第二大經濟體，彼此的貿易量亦佔世界第一，而全球化的高度連結下，彼此的貿易夥伴又重壘交叉，一旦爆發貿易大戰，勢必牽動其他經濟區域捲入，恐會升高為一場貿易的世界大戰，將重創世界經濟。其次，全球的商品與服務貿易日益熱絡，國際產業鏈的分工體系愈加精密，資金更在全球市場上大量流竄，整體經貿體系利益的歸屬如何？亦即誰是受益人、誰是受害人，很難從表面的數據予以釐清。例如，全球產業鏈的分工體系中，因跨國企業以「降低成本」為營運模式，新興市場的低技能、勞力密集產業受惠，其大量勞工因而獲得工作機會，藉以脫貧；相對的，先進經濟體的低階勞工則淪為受害者，美汽車業工人即是最明顯的例子。另一方面，美國汽車裝配線上的工人固然失去了工作，汽車廠卻成為大贏家；同樣的，美國勞工找不到手機裝配工作，但美國蘋果公司卻是全球手機、平板的冠軍。 故而，全球貿易失衡的癥結，不在於國際產業鏈的分工體系，而是競爭上的不公平。尤其，源自政府之手介入，一方面以政策補貼、稅制優惠與資金挹注扶植本國企業，一方面則樹立非貿易障礙，以及關稅壁壘，阻擋外國公司進入市場。因此川普誓言恢復美國昔日榮光，引領製造業回流固為要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立基於公平原則之上的自由貿易遊戲規則。只要能夠堅守公平原則，破除人為的貿易障礙，追求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就不必遷廠到發展中經濟體，仍具有強大的競爭力。換言之，川普只要舉著公平貿易旗幟，要求中國對等開放市場與投資，低價的中國貨將難以迎戰技術領先的美國貨，如此貿易失衡便會自動調整，進而促成全球經濟因良性競爭而成長。 川普上台，外界最大的疑慮乃是保護主義風潮再起，利益的爭奪與地緣政治的衝突，不僅可能導致全球經濟萎縮，亦可能點燃民族主義怒火，引爆國際危機。因此，妥善處理美中貿易糾葛，藉由公平貿易回歸對等、開放的市場，才能化解全球經貿體系的失衡與矛盾，讓更多世人分享繁榮與福祉。其實，美國雖然擁有龐大的貿易逆差，但是不論硬實力或軟實力，美國仍是全球領先者。因此，川習會彷彿是川普談笑間，不戰而屈中國之兵，發揮強者影響力的最高境界。

▲美國總統川普（左排第三位）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右排第二位）七日在佛州海湖莊園舉行工作會議。（路透） 習近平僕僕風塵美國行，這麼短的時間就已經預示了，儀式性大過於實質性，應該不致有甚麼驚人交易。而川習會，習近平說：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川普卻說：「我們已經聊了一段時間，但到目前為止，我什麼都沒有得到。」川普與習近平的初體驗，各自之於對手產生何種印象，對於往後的中美關係有何影響，恐怕還有待觀察。   初步來看，川習會的重頭戲，似乎不在會面現場，而在遙遠的敘利亞。敘利亞化武事件，川普一反歐巴馬作法，美軍兩艘驅逐艦發射五十九枚戰斧飛彈轟炸敘利亞空軍基地。值得注意的，轟炸時間恰好在川習共進晚餐之際。川普如此不按牌理出牌，想必習近平點滴在心頭。但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川普也不是不按牌理出牌，而是單邊決定牌理為何，這就是川普的政治風格。這次對敘利亞迅雷不及掩耳，其所昭告天下的無非是，不論美俄關係是否改善，但川普的重大決策不會受到普廷左右。「美國優先」，其此之謂乎。   轟炸敘利亞，選在川習把酒言歡之夜，「戰斧牛排」成了菜單上沒有的特餐，如果說是巧合也太巧合了些。按常理說，刻意安排的可能性居多，習近平的反應要回國後才見真章，川普則或許想藉此向習近平傳達訊息。甚麼訊息呢？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應該是暗指朝鮮半島。換言之，一旦川普判斷對北朝鮮動手的時機成熟了，美國就會像轟炸敘利亞那樣，不必空等習近平對金正恩發揮影響力。大國的遊戲規則，不是由普廷決定的，也不是由習近平決定的，這也是川普的商人本色：找出先發制人的玩法，然後讓對手措手不及，從而獲得最大利益。   台灣議題，亦復如此。川習會前，充斥台灣議題的各種揣測。不過，川普儼然用自己的方式清理台灣議題。回顧過去幾天，可以發現台灣議題，川普透過會前的政策宣示，單邊闡釋「我們的一中政策」，迥異於「他們的一中原則」。於是乎，北京最不想聽到的「台灣關係法」，密集地被官員公開強調，這就說明了在川普的心思，「美國的一中政策」內容，不必習近平說三道四，也不會受制於習近平。嘴巴上說，「我什麼也沒得到」，然而，從敘利亞、北朝鮮到台灣，川普隱然表現出具有一致性的行動邏輯，他想得到的目標不必假手他人。   還可以進一步分析。日前國務院代理亞太助卿董雲裳表示：美方基於中美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再度確認一中政策，並會持續信守「台灣關係法」內容中的承諾；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博明指出：川普在二月時重申美國長期的一中政策，符合中美三公報，也符合「台灣關係法」。如此「美國的一中政策」，其實源自一九七九以前，美國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一九七九以後，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這是美國對「中國代表權」的塵埃落定。至於台灣，一九五○韓戰爆發，杜魯門宣示台灣地位未定論；一九五二「舊金山和約」則只規定日本放棄台灣主權；由此導致「台灣關係法」對台灣的承諾，以及雷根提出、國會去年通過書面提案的「六項保證」所強調的「美方並未變更其對台灣主權的一貫立場」。   可以說，透過接聽「台灣總統」道賀電話，質疑「一中政策」，到應習近平要求重申「我們的一中政策」，川習會前凸顯「台灣關係法」，以及川習談笑間轟炸敘利亞，「我們的一中政策」的理路不僅愈來愈明白，「我們的一中政策」可能的單邊行動也露出消息。而更廣泛的國際安全議題包括東海、南海，習近平果真會「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嗎？川習會，是否有更精彩的內幕，且待日後揭曉；而川普「美國優先」的逐步展開，會在國際產生甚麼連動效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便要上演了。

在台灣民主化過程，適當評價蔣介石，是轉型正義的必要一環。圖為有二百多座蔣介石銅像的慈湖雕塑紀念公園。（記者李容萍攝） 又是蔣介石忌日，又見其徒子徒孫演出「永懷領袖」戲碼。行之有年的「謁陵」、追思、座談等例行公事照常上演，今年因適逢中國國民黨主席改選期間，競爭者眾，各方人馬還加碼演出「黨內互打」的唇槍舌劍。由於其黨員、卸任總統馬英九曾指「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是有責任的」，引發黨中央高幹不滿，出言暗諷，還頒行「標準答案」︰「蔣介石不是二二八事件的殺人兇手，是保衛台灣的第一戰士。」 該黨中央這一「標準答案」，既非事實，也不合常識，在台灣各界剛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之後有此言論，凸顯這個百年老店在失去政權與國會多數之後，繼續選擇與台灣人民及土地站在對立面，執意走向窮途末路。 蔣介石的歷史定位，姑不論他在中國殺人無數，與史達林、毛澤東、希特勒在國際間曾並列二十世紀全球四大殺人魔王，即使在台灣，他也嚴重殘害人民生命財產。從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到長年戒嚴統治，台灣人民遭其毒手者不計其數；屠夫、獨裁者、殺人兇手…等稱號，加在他頭上都只是剛好而已。 以二二八事件來說，從已知的官方檔案中，當年派兵前來鎮壓台灣人民全面改革要求，消滅本土菁英，濫殺無辜，且幹下集體屠殺惡行的，就是蔣介石。誠然，人不是蔣介石自己親手殺的，而是經由他所任命、掌握當時台灣軍政大權的陳儀；但蔣介石同意陳儀大軍壓境函電要求，命令陳儀「權宜處置」，包庇陳儀、彭孟緝等軍頭屠殺暴行，指其為二二八屠殺元凶，是以事實為根據的公平論斷。 再說保衛台灣。蔣介石在戰後奉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命令，接受台灣的日本軍政當局投降，但後來受降變佔領，且納台灣入中國版圖，一如其接收變劫收，完全無視台灣人民意願，也阻斷了台灣戰後經由居民自決建立自己國家的自由選擇與機會，未如周邊各國先後自決獨立。更糟的，蔣介石把國共內戰的動盪及禍害引進台灣，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等經濟、社會、政治亂局，若非韓戰爆發，美國基於反共轉而支持蔣介石，軍事協防加上經濟援助，台灣才轉危為安。然而，蔣介石以專制手法及大中國意識統治台灣，以反攻大陸自欺欺人，以致台灣至今仍非正常國家，中國威脅長期籠罩。就此而言，蔣介石不是台灣的保衛者，而是禍害台灣的罪人。 正因如此，在台灣民主化過程，適當評價蔣介石，是轉型正義的必要一環。威權時代神化獨裁者的愚行不能持續，個人崇拜的殘餘必須掃除。在蔣介石忌日前後，有心有識的公民找出當年「蔣公崩殂」的場景，長達一個月期間，軍公教綴配喪章，停止娛樂活動，媒體彩色變黑白，全民教唱「蔣公紀念歌」。其間，「瞻仰遺容」演成表忠效忠場面，移靈出殯過程集體下跪，舉國如喪考妣，「血淚交織一片」；就在四十二年前的台灣，對統治者的造神愚行有如今日北韓。 從而，百年老店繼續每年演出「永懷領袖」，也許是其黨中央的選擇，但連「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是有責任的」這麼輕描淡寫都不能見容，黨內當權派抗拒歷史真相和追求正義的心態，只會讓它更自絕於台灣人民。事實上，為蔣介石強辯並非單例，上月它宣稱黨產中取自日本人留下資產，是彌補抗日戰爭損失；黨中央突發現持有三百八十五億元中華民國黃金債權，都是這種心態的外顯。在中國，官方宣稱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是中國全民抗戰的中流砥柱。顯然，台海兩岸打著中國旗號的這兩個政黨，扭曲歷史、強推史觀為自己塗脂抹粉，還真是有志一同。 台灣其實沒有「去蔣化」的問題，為蔣介石適當歷史定位才是當為之事。台北市長柯文哲稱「去蔣化」無助社會和諧，形同「我看你不順眼就把你幹掉」，這是嚴重失言。蔣介石當年「幹掉」多少台灣人民，受害者不分族群，在歷史已留下惡名；如今只是要把他從個人崇拜的人造神壇請下來，接受公平論斷，進而採行應有作為。惡名已因走過的痕跡而遺留下來，去也去不掉，「去蔣化」當然是假議題。

  今年的兒童節剛過，蔡英文總統當天在臉書上說，「支持兒童，就是支持國家的未來」，這句話非常有道理。但是根據內政部的統計，前年（一○四年）我國的總生育率，也就是該年育齡婦女平均所生育的子女數，是一‧一七五，長期以來，遠低於維持世代交替、穩定人口結構的二‧一標準；台灣甚至被美國中情局《世界概況》調查報告，指為是全世界總生育率第二低的國家，僅高於新加坡。兒童若等於國家的未來，那麼台灣的兒童不足問題已非常嚴峻。 生育率低落，將導致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有關台灣人口變遷的趨勢，應該成為全體公民的基本常識；唯有絕不漠視，我們才能一起來面對這個共同的生存課題，並且要求每一任的政府，在他們有限的任期中，必須負責任地持續推動長期因應對策，致力台灣的永續發展。 國發會的推估指出，台灣預計在一一四年，也就是八年後開始人口零成長，而後人口開始遞減，到一五○年，剩下一八三七萬餘人。一五○年這一年，出生數估計是十萬人，是前年的四成六，因高齡人口增加，因此死亡數將增加到三十三萬餘人，這是前年的二‧一倍。 在這樣的人口變動情況下，我們的學齡人口，也就是從進入小學到大學畢業，將從前年的四一一萬人，在十年後減掉近二成；其中以十八歲大學入學年齡人口降幅最大，從一○四年至一五○年會減少四成（十九‧三萬人），可謂相當驚人。 不僅如此，我們的工作年齡人口，也就是十五歲到六十四歲者，在前年已達高峰，約一七三六萬人，而後持續下降，到一五○年，只剩下一半（約九四六萬人），現在約有七成的人有勞動能力，到那時會減少到五成左右。換句話說，社會上其他一半的人不是太小，就是太老。其中，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甚至將近三成九（七一五萬餘人），現在是一成二，已經讓大家備感壓力，則屆時的扶老比，怎不令人怵目驚心。 人口老化的問題，還有個數據可以更使人有感，前年，我們人口年齡中位數是三十九‧九歲，到了一五○年，會是五十六‧九歲。這樣的社會結構圖像，很容易想像，而這就是台灣的未來？如果我們再對照育齡婦女的人口，前年是六○六萬餘人，到一五○年會降到二九四萬餘人，減少將近一半（四十八‧六％），就知道我們要從少子化的困境中掙脫出來，是非常艱難的事情。 人口變遷問題，是一切治國的基礎，也是有遠見的政治家，必須不斷盤算與化解的胸中塊壘，台灣的老化時鐘較世界各國走得快速的現實，這一代人如果把下一代的幸福放在心上，就一定要想辦法把它調慢。治標的部分，包括人口減少與勞動不足必然導致財政、福利的檢討；治本則是在推動社會共識的努力下，採取具體對策，來逐步調整人口結構。 以政府與學界的人口專家理應人才濟濟的假設下，有三點仍須提醒：首先，人口變遷對於台灣已是國安問題，國安會或國發會必須定期向總統與行政院長提出對策報告，經過政府縝密評估後，向國人公告新政。最近內政部根據國籍法修正提出「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認定標準」有關辦法，就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今後應該隨時監控申請人數是否符合預期，作為進一步檢討的依據。 其次，在施政順位上，應該秉持「兒童先於老人」的原則。行政院不妨盤點政府預算與人力投注於既有措施的老幼比究竟如何，積極調整失衡，若被定義為老化政府，而非未來政府，終將影響選票。 此外，政府不僅要避免陷溺於保護主義的民粹思維牽制，更要以前瞻的眼光看待生育政策與移民政策。試舉一個小小的例子，按照移民署的統計，目前有三三六五名中國、港澳人士及無國籍者，在台逾期停留，高達五萬三千多名外勞行蹤不明，這些違法人口如何分門別類，區隔出政治目的與勞動需求者，設計出安全的鼓勵自首配套辦法，其他先進國家不乏前例，可供參考。 在老人社會，政客都會討好老人，但政治家同時更會關切兒童；支持兒童，就是支持國家的未來，這句話絕不是口號。

  年金改革，從年改會、行政院、考試院到立法院，終將進入另一階段。而反改革者也揚言，抗爭將由埋鍋造飯進階到遍地藍波。年金改革照理說水到渠成，但小英政府治絲益棼，成為拖垮民調的原因之一，搞到今天的局面，令人匪夷所思。選民支持民進黨完全執政，就是要把動搖國本的不義年金制度徹底翻修，去年大選結束後軍公教也都有年金合理化的心理準備。詎料，小英政府任由蛋頭學者化簡為繁，把反改革者拉來委員會、公聽會「社會對話」，反改革者遂獲鬧場舞台。 反改革者，心知年金合理化勢不可擋，先以「反污名、要尊嚴」為由，捍衛現有退撫待遇。後來，事態愈加明顯，他們其實心存「能撈就撈，能混就混，大家一起拖垮政府」，本質上就是捍衛自己的既得利益，不顧國家破產，不惜債留子孫。而那些既得利益，乃是威權時代，黨國高層為了鞏固權位，給予附隨人員的酬庸，以作為效忠黨國的示範。可以說，反改革者喋喋不休的信賴保護原則，雇主不是「頭家」，而是踩在「頭家」頭上的「黨國」。 反改革者自稱對國家有貢獻，其實其中不少恰好是威權統治者的幫兇，所謂的「公務員不是普通人」，一語道盡這層詭異關係。他們未曾真正同情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至今恐怕也仍然認為從黨外以來的民主運動是「顛覆」他們認同的「黨國」。回顧歷史，他們的角色是「忠黨」多過「愛國」，也因此他們當中拒絕民主洗禮者，很自然地習於在國民黨的圈子裡取暖，甚至到中國四海同心。許多反改革者，把當年的「忠黨」​​上綱為「愛國」，如今卻曖昧認同當年的「敵國」，未免太低估更多民眾的智慧了。 值得慶幸的是，將近一年來，冷眼旁觀的民眾，不為反改革者所動。大家一起走過歷史，難道會不知道反改革者扮演過甚麼角色嗎？他們的言行，彷彿不僅要拖垮政府也要拖垮國家。近來又有一種以退為進的論調：年金改革確實不得不改，但不贊同用搞階級對立的方式處理。說穿了，還是反對年金改革。此論完全搞錯了，年金改革不是階級問題，而是事關轉型正義、世代正義。如果說有「階級」存在，那也不過是少數人企圖延續「黨國酬庸」的利益組合，其所流露的則是「黨國附隨」高人一等的優越感。 太陽花學運廿二人獲判無罪，關鍵在於參與者是基於關切公共利益，抗議行動所造成的危害，小於訴求目的所帶來的利益。準此，反年金改革的種種論調與行動，正好凸顯相反的價值導向。他們是為了個人利益不是公共利益，他們的訴求只會讓國家繼續受害。反年金改革，不是公民不服從，而是「黨國附隨」不服從公民價值，想在民主台灣保留一個「黨國租界」，以供那些黨國的「八旗子弟」悠哉悠哉過生活，受到危害的則是大多數的「台灣子弟」。「減下來到三、四萬塊，絕對沒有辦法旅遊」的人，到底是國家對不起他們，還是社會應該鄙夷他們？ 國家的願景在未來，資源應該優先配置於發展經濟、扶助中青年、養育兒少，再加上必要的老年照護、社會福利，沒有理由浪擲公帑供少數人遊山玩水。退休的三萬二一六○起跳，生產納稅的青年勞工平均月薪不到三萬，反改革者猶嫌不足；年金改革隨他們起舞，國力不走向衰敗才怪。年金是照顧，不是享福。反改革者多年來養尊處優，不是靠自己的打拚卻是靠預支下一代的幸福，正好加劇了全球化下台灣經濟連結中國所惡化的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流動僵化。當前台灣充滿轉型正義的氣氛，當然不容如此不合理的養尊處優。切記，公平正義的價值也許有點抽象，但其社會動能與顛覆力道，絕對足以淹沒「八百壯士」的負隅頑抗。

  台灣由於在地緣政治上特殊的地位與位置，一向是國際間關心東亞區域問題者的研究對象，這些學者與專家經常來到台灣，到處訪談與調查，用腳找問題，也用腳解答案，近來，不少國外學者不約而同地問到一個同樣的問題：蔡英文總統的民調不高，主要的原因究竟出在哪裡？ 這些研究者觀察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是否取得民意聲望，主要的著眼點無非出於民主國家的總統或總理，不僅是對外的國家象徵，也是對內的統御指標；而法定地位與專業聲望是構成國家領導效能的兩大要件，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若不孚眾望，通常就會給外界這個國家處於無力狀態的總體評價。台灣做為這麼重要的戰略角色，如果無力，這還得了？因此很自然會引起相關國家的實務與學術菁英注意。 從這個角度來說，所謂民調參考就好，不必在意的說法，要看情況適用，並非顛撲不破；政治人物的聲望，代表著她與他能成功帶領多少追隨者朝著共同目標邁進，如果數字長期不好看，不但會影響國民信心，也將連帶傷害國力，實在不可不慎。 蔡總統該如何有效提振聲望？首要在調整重點施政順位。不少選舉在行的地方諸侯與親近幕僚恐怕多曾經建議，使得蔡總統本人可能也因此深信不疑，認為在「興利」與「除弊」二者間，興利需要時間，成果也較難操之在己，較保險的作法是少談，除弊則反之，較容易看到效果，應該多談，才有助於維繫支持度。這樣的個人經驗，之所以事與願違，癥結在於他們忽略了國家元首很重要的領航功能，這是一般縣市治理較少面臨的職位責任與民意需求。 簡單說，總統如同掌舵的船長，必須很清楚的讓大家知道要把船開到哪裡去，不論外在大環境是逆風或順風，船長都有順利完成航程的因應方案，唯有這麼做，當順利抵達目的地時，大家才會把功勞歸諸於船長。如果擔任船長卻目標不明，這就如同隨波逐流，那麼外在的風向是吹什麼風，與船長就沒有多大的關係了。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國發會自去年七月以來，已經連續發布了象徵景氣穩定的第八顆綠燈，相對於馬英九執政階段的景氣低迷，新政府的運氣確實比較好。這樣的運氣之所以無法給總統加分，原因就出在執政團隊過去這段期間給外界的總體印象，似乎並沒有把興利放在第一位，因此大家當然不會把景氣的回溫視為主政者努力施政的結果。 興利是正面表列，意味著我要做什麼；除弊，則屬負面表列，我不要什麼。選舉競爭，可以只專注於除弊，這或許也是長期在野的民進黨政治人物最習慣也擅長的戰術。然政府治理則不然，必須講究興利與除弊的平衡與同步，甚至如同人的行進，左腳先出、右腳要立即跟著再出，才能彰顯出當家與治國的律動與節奏。因此怎麼可以避談興利呢？ 民主化二十多年後的今日台灣，政治改革的進程，儘管仍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但是大抵上，格局已經成就，剩下的是實質內涵的持續建構，其中，把經濟的獨立自主搞起來，是重中之重；若稱今後的政治問題，最核心的就是經濟問題，絕不為過。這也是世界主要發展國家的領袖無不把振興經濟放在首位，不斷向其人民訴求，希望贏得認同的關鍵所在。 經世濟民的工作，需要長期的布局，確實很難在短期立竿見影，但若把立即的重視，當作是立即會遭遇拿出績效的壓力，這就犯了極為錯誤的治國盲點。因為，構成國民對經濟生活的滿意度要件，許多是來自於對國家前景的判斷，政府作為的強調，企業對政策的反應，這些都是感受問題，不是數據問題。充沛的士氣，可以帶動消費、投資的正循環；何況許多拚經濟的實際政策措施，需要經過熱烈討論，才可能接地氣，真正確保有助於產業需要，絕對不能關門埋頭的冷處理。 政治工作的精髓無他，就是帶給國人希望。除弊，只能減低若干人的相對剝奪感，不足以拉動全面的主觀幸福感。一個有意識於勇於領導、提出願景、正面導向、積極興利、鼓舞團隊的從政者，她（他）的民調應該就不會差到哪裡去。

  曾經來台念大學的中國人士周泓旭，遭台北地檢署以違反「國家安全法」聲請羈押，台北地院開庭後將他收押禁見。十天後，民進黨前黨工、非政府組織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從澳門前往廣州途中「失蹤」，經過家屬、海陸、立委的關切，國台辦才遲遲證實他「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遭國安單位拘留。這兩起引人聯想的事件，刻劃出目前兩岸關係緊張的一面。 不過，利用製造緊張以創造談判籌碼，也是北京對外的常用伎倆。就在台海略顯僵持，世衛「一中觀察員」邀請函有無成疑之際，中國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在博鰲論壇表示想來台灣和金門，但應該是「以一個國家的兩個還分治著的機構授權代表的身分訪台」。對此，陸委會發言人邱垂正回應，海基會已經邀請陳德銘以海協會長的身分來台訪問交流，這樣的立場不變，希望雙方坐下來談。邱垂正還強調，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政府致力恢復兩岸正常溝通往來的立場不變，將在尊重歷史事實和既有政治基礎上務實推動，希望尋找雙方可能的合作機會。 重申張小月的「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以及小英就職演說的「尊重歷史事實和既有政治基礎」，似乎還對不上北京的胃口。國台辦發言人便進一步解釋，陳德銘所言依舊是「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講到恢復兩岸協商，國台辦球員兼裁判說：古今中外，任何協商談判都不可能沒有目標，不可能沒有方向，也不可能沒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千言萬語，就是小英要坐到老馬的椅子上，欣然接受中國指定的「目標、方向、共同的基礎」，才有後戲可言。 談判前要求對方先接受自己的前提，中國對台灣的這種霸道姿態，不禁令人回想一九八○年代初，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問題的歷史。當時，柴契爾認為雙方的談判應該從香港主權談起，接下來再談行政權與一九九七相關事宜。但是，鄧小平根本不管過去的國際條約，先聲奪人堅稱香港主權屬於中國沒得談。結果，中國幾乎主導談判進程，並且左右香港輿論氣氛，於是不經談判便先確定香港主權屬於中國。而柴契爾所能談的，只剩下「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於是乎，一九九七，表面上是英國「光榮撤退」，實質上是中國霸王硬上弓。香港回歸之後，彭定康政制改革倒退，乃至「聽北京話的港人治港」，都可以從中英談判的脈絡一葉知秋。 二○○八之後，馬英九也是未經談判，就把台灣主權奉送，當作國共關係展開的伴手禮。他在台灣自欺欺人的「一中各表」，北京從來只承認「一中」而對「各表」視若無物；馬英九只期待中國官員稱他一聲「您」、「先生」，便是最好的寫照。如今，本土政權完全執政，中國屢以不承認「一中共識」，企圖以「內外交迫」的夾擊迫使小英就範。而且，眼見直線前進不通，無法直接推銷「九二共識」，便轉而持續施壓、曲線前進，試探性推銷所謂的「一個國家、兩個分治機構」。其實，此一貌似「一國兩區」、「一國兩府」的文創產品，核心還是換湯不換藥的「一個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說，追求兩岸互動新模式，切忌為協商而協商；急於恢復協商，不啻有求於人。假使恢復協商，是以吞下同屬一個國家為前提，那麼，未來協商的空間也只剩下討論賣身契了。尤其是，身為本土政權，若跟外來政黨一樣，將台灣主權納入一中框架，完全背離美日戰略調整下台灣地位獲得更多國際支撐的趨勢，形同政治自殺。十個月的經驗顯示，小英應當務實的課題，乃是經濟與改革，而非兩岸。作為世衛釣餌的「一中觀察員」，只是雞肋不是雞腿。更何況，馬英九的總路線早已證明，「一中大補丸」帶來的是民主倒退、經濟沉淪。踩著這個人的失敗而站上權力高峰的小英，千萬別在馬英九跌倒之地再摔一跤。

川習會下週即將登場，會前卻戰雲密佈，絲毫感覺不到美中兩國領導人首度會面的和緩氛圍。（路透資料照） 川習會下週即將登場，會前卻戰雲密佈，絲毫感覺不到美中兩國領導人首度會面的和緩氛圍。川普似乎要給習近平下馬威，簽署兩項行政命令︰一是由商務部就全球各國與美國的貿易逆差進行調查；二是調查各國政府採取的傾銷與補貼措施，並由跨部會協商以找出反制措施，顯然劍指中國。川普並在推特上表示，「下週與中國的會議會很困難，因為美國再也不能有巨額貿易逆差了」。   由此看來，川習會將是一場美中經貿的大較勁。而川普政府此等大動作，係為兌現其選舉承諾。川普在選戰中強烈批判中國、墨西哥等成長迅速、且對美國擁有龐大貿易順差的新興經濟體，指責彼等假借自由貿易之名，卻以補貼、傾銷、操控匯率與非關稅障礙等不公平手段佔了美國便宜，而美國大企業在該等國家投資設廠，更搶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使一般美國人所得停滯，貧富差距擴大。如此重砲轟擊雖然帶有激情的民粹色彩，卻對美國失落的中產階級與白人族群產生巨大吸引力，乃得以打敗政擅老將希拉蕊，塑造素人總統的奇蹟。因此，川普在百日新政中對中國為主的貿易逆差國展開大反擊，並不令人感到意外與突兀。   川普解決美國困局的藥方，可歸納如下︰一方面以降稅、兆元基礎建設，改善投資環境，並採取邊境調整稅，威逼利誘美商回美投資，強化內部需求的力道；另一方面對濫用貿易手段，缺乏互惠措施，並導致美國承受貿易逆差的國家，採行公平貿易的遊戲規則，亦即以保護主義作為對外貿易的核心思維，確保美國的利益與工作機會。在此大戰略之下，中國因為不僅是美國最大貿易逆差國，去年金額高達三四七○億美元，幾近美國逆差的半數，尤有甚者，中國由於貿易之利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此雖為十三億人口規模所創造的假象，實則人均所得仍遠遠落後多數國家，但其整體經濟力的策略性應用，例如主導推動亞投行、一帶一路、ＲＣＥＰ等，已成為全球經貿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如此的中國在川普眼中，自然首當其衝。   令人啼笑皆非的，乃是中國是保護主義最頑固的堡壘，其對本國企業的扶植，包括資金的挹注、補貼、政策與稅制的優惠，對外國企業傾銷，設置貿易障礙，在在違反市場機制與自由貿易規則。然而，中國卻擅於採取兩手策略，對內採行保護主義，對外則高舉自由貿易大旗，使中國商品在全球商戰中如入無人之境，擊倒對手國的經濟。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因此提出警告，不能讓中國主導重寫世界貿易的遊戲規則。誠然，川普即使成為總統，但仍不失其商人本色，追求最大利益乃其核心價值，加上其家族及企業與中國有牽扯不清的利益關係，因此「商人本位」的思維是否造成對中經貿政策的妥協性，仍是外界的最大疑慮。幸而，川普對中國的強硬立場並未出現軟化跡象。   對於台灣而言，即便在川普當選之後出現川蔡熱線，讓一向在國際社會中孤立的台灣感受到其勝選的喜氣；然而，在這場美國老鷹與中國毒龍的惡鬥中，台灣注定無法置身事外。首先，因為經貿對中依賴嚴重，中國已是台灣最大的海外生產基地，中國若遭到美國制裁，台商如同間接受到懲罰，必然也衝擊台灣的經貿；其次，台灣長年對美擁有巨大貿易順差，加上也被美國列入匯率操縱國的調查名單，處境甚至比中國更為艱險。   總之，台灣必須認清自身在地緣政治與世界經貿體系中的尷尬位置，絕對沒有坐山看虎鬥的本錢，國安單位與財經部門應該如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時研擬十八套劇本，作好因應對策，否則美中貿易戰一旦爆發，恐將進退失據，受到夾擊，淪為兩強相爭的陪葬品。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本週三表示，「台灣是與日本共享價值觀和利害關係的重要夥伴，希望以（自民黨）青年局為核心，好好地加強關係」；他也會「留意」中國加強施壓、反對台灣出席國際組織會議的事。安倍是聽取自民黨青年局長鈴木馨佑報告後，做此發言；鈴木本月中旬來台灣訪問，並會見蔡英文總統等我政府首長。蔡總統會後曾以日文在推特發文，表達「期待台灣與日本的年輕政治家攜手，進一步加深交流」。 安倍的談話，符合事實，也說出台灣與日本兩國人民的共同心聲。台日兩國地理相近，歷史連結，經濟相通，災難相互支援，戰略利害交集，也共享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安倍對雙邊關係的期盼，更凸顯了日本政府正以務實的作為，增進和我國的關係。事實上，繼鈴木之後，日本總務副大臣赤間二郎上週末也來訪，出席「多彩日本」活動，強調「日本和台灣是擁有緊密關係的卓越夥伴」。赤間訪台，是一九七二年兩國斷交之後，首次官方往來，他也是來訪的日本最高層級官員。 欺壓我國絕不手軟的中國，立即跳出來「說三道四」，宣稱「堅決反對」赤間的台灣行，並向日本提出抗議。不過，安倍政府對中國無理取鬧，也不客氣地駁斥。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強調，日台之間有緊密的經濟關係和人員往來，「是很重要的夥伴」，赤間之行對加強雙方相互理解有重大意義，日本將「繼續推進和台灣的交流」。外務大臣岸田文雄也表示，日本和台灣維持非政府的實質關係，「中國的批判是沒有理由的」。同樣地，日本防衛省智庫最新報告把台灣記載為中華民國，中國抗議且要求不得公布，也遭日方拒絕。 安倍堪稱近年對我國最友好的日本首相。今年元旦起，日本駐我外交機構「交流協會」改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這一改變，不僅有正名的作用，使機構的宗旨及屬性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表明安倍政府正以國家規格對待台灣。正因如此，除了鈴木前來會見我政府首長，赤間也以官方身分來訪。 這一連串動作，有如日本新聞界解讀，安倍已下定決心，提升與台灣的官方關係，今後將不斷試探中國的反應。換言之，以往由媚中、親中、畏中的「中國幫」所把持的外務省，在日中關係常生齟齬的今日，已改弦更張；特別是安倍的胞弟岸信夫擔任外務副大臣，如能良性互動發展，兩國友好關係更上一層樓，大有可為，也符合台日雙方人民的期待。 日本民間對台灣友善，有目共睹。為台灣參與三年後東京奧運正名，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日本「台灣研究論壇」等友台人士積極奔走，希望促成我國選手堂堂正正以Taiwan 取代不倫不類的Chinese Taipei出賽。同時，台灣社會也對日本友好，展現於老一輩親日、中青代哈日，常令中國官方及其在台灣代言人眼紅而玻璃心碎。 台灣社會對日本的好感，不只表現在文化、消費或時尚，其實也出自安全的務實考量。就在週日一場由台灣國家聯盟主辦的研討會，外交安全專家幾乎異口同聲，強調台灣應與美日建立安全夥伴關係，共同面對中國解放軍擴張。美國政治學者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近日也指出，赤間訪台與我駐美代表高碩泰應邀進入國務院，或顯示美日已協調提升對台灣關係。 相較於日本及美國的友好舉動，蔡英文政府仍自限「維持現狀」而鮮少積極作為。許多國人都在問︰「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正名已三個月，何以我方「亞東關係協會」改名卻仍在行政院走公文，執政黨立委還以「呷緊弄破碗」為之辯解？日本友人為奧運正名熱心行動，何以台灣的體育署長卻冷言冷語回應？ 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是許多台灣人民對民進黨再度執政的政治外交期盼。國家正常化的這三項重大工程，難度不一，但正名顯然是三者相對較可操之在我者。何況，安倍政府已無懼中國而為日本駐台外交機構正名，民進黨政府卻不知還在拖延什麼？ 要拾回人心與人氣，就請趕快正名吧！

現任總務副大臣赤間二郎來台訪問，在在顯示安倍的戰略佈局化被動為主動。（資料照） 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引起中國強烈反彈，提供換地的樂天集團淪為出氣筒，中國觀光客也紛紛抵制到韓國旅遊，遑論韓國演藝事業也遭池魚之殃。北京企圖施壓即將選出的新總統，不言可喻。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王英凡上週在首爾露骨表示：中國理解韓國需要提高自身防禦能力，但有效應對北朝鮮核威脅的美國反飛彈系統很多，不是非部署薩德不可，美國部署薩德別有用心；也就是說，一旦中美之間發生衝突，美國就會占有利地位。 美國部署薩德，一旦中美之間發生衝突，美國就會占有利地位；赤裸裸以我為主的觀點，其實是中國對外關係的一貫思維與作為，堪稱當代版的天朝中心主義。在主權爭議不休的南海，中國積極造陸、強化軍事設施、巡航耀武揚威等等作為，即使周邊國家迭有抗議，北京還是依然故我，繼續其南海霸權計畫。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就是先下手在南海持續增加軍力，一旦南海風雲變色，中國就會有先聲奪人的優勢。對自己有利的事，中國是從來不理會相關國家的警告的，歐巴馬執政八年在南海的消極作為，正好讓中國明修棧道又暗渡陳倉。 對於日本，又何嘗不是如此？絕口不提大躍進、六四傷亡，卻緊咬南京大屠殺，讓日本內疚於戰爭原罪。如果日本低聲下氣，坐視中國戰機航母進出太平洋，孰得孰失不問可知。不過，安倍似乎不吃那一套，通過新安保法案，承認集體自衛權，戰力接近航母的護衛艦「加賀號」正式服役，正名「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現任總務副大臣赤間二郎來台訪問，在在顯示安倍的戰略佈局化被動為主動。至於川普，接受「台灣總統」祝賀電話，質疑一個中國政策，即使應習近平要求也只回應以「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拒絕附和「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且可能出售台灣更多更好的防禦武器，還邀請台灣駐美代表參加國務院的對抗ＩＳ聯盟會議。凡此迥異於前任政府的化被動為主動，無非也是著眼於平衡中國在東、台、南三海的咄咄逼人。 面對中國，不能示弱，這是安倍與川普給台灣的啟示。馬英九執政八年，連結中國總路線凌駕民主，不啻給了北京裡應外合大好機會，全方位地對台政治滲透、經濟統戰，埋下一旦兩岸陷入僵持一如當前，中國就會占有利地位的伏筆。簽署ＥＣＦＡ等二十三項協議、大幅開放觀光客學生來台、共諜網長驅直入軍隊、五千共諜潛伏政府、大學一中承諾書，不一而足。結果正如新政府上台後的效應，加緊國際圍堵、緊縮觀光客、打擊台商藝人、中止農漁契作、獨厚藍八縣市等等，都是馬英九主動奉送籌碼，讓北京手上滿滿的牌，非要小英吞下一中做為恢復協商的前提不可。北京吞不下薩德以免美國占了優勢，卻在硬逼台灣吞下「一中」屈居劣勢，豈有此理？小英除了維持現狀穩住現狀，更應化被動為主動，盱衡美日的戰略出擊開創新局。 以前唬弄台灣「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政黨輪替馬上變臉「政治問題要先解決」；默許馬英九以「各表」欺騙台灣人民之後，現在對小英明講「不能偏離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這樣的中國遊戲規則，誰遵守誰就輸定了。馬英九堪稱前車之鑑，中國官員面前「民國符號」自動消失，參與國際活動須經北京同意，徒令北京對台紅線更為緊縮。是以，小英不宜一味以「承諾不變」、「善意不變」自綁手腳，必須適度反守為攻，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維持現狀。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假使還在期待「一中觀察員」的邀請函，不斷饒舌「兩岸關係不是外交關係」、「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也怯於釐清國家地位，那麼，小英恐將不免步上馬英九後塵，淪為遵守中國遊戲規則的輸家。

  北京欽點的林鄭月娥在小圈子選舉當選香港特首，這是北京對港人爭取雙普選、佔中運動等的總答覆。而新特首出爐之際，發起或參與二○一四年「佔領中環」運動的成員九人，立即被控「公眾妨擾」等罪名，秋後算帳不啻把總答覆的調子拉得更高。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批評北京介入選舉，直言若香港淪為中國另一個城市，那香港所享有的特權可能會被取消。所謂的介入選舉，算是緩和的指控，因為北京早就公然宣示「全面管治」香港了，將來香港的政治發展恐怕只會更「內地化」而非「民主化」。 東方之珠，在國際社會眾目睽睽之下，淪落到今天的地步，連當初的中英聯合聲明，都早已形同廢紙。英國的光榮撤退，換來的是中國的專制挺進。而一九八四前後，中英談判期間，港人只能聽天由命，連國際談判的籌碼都不是，現在看來早已錯失先機。所謂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一九九七以來一直朝北京「全面管治」香港方向演變。從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到林鄭月娥，欽定選舉委員會選出的欽定人選，弦外之音會不會是鳥籠民主五十年不變？香港，恐怕要等人口結構大幅改變，政治洗腦徹底完成，北京才可能恩准特首、立法會的雙普選吧。 二○一五年底，包括擁有瑞典籍股東在內的銅鑼灣書店五人，悉遭北京綁架至中國。今年初，擁有加拿大籍、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一名富商又被綁架至中國。中國公安在香港「執法」，敲響了一國兩制的喪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北京第四個指定人治理下，香港民主的未來是明是暗不言可喻。外界期望，香港的民主運動能夠遍地開花，只不過在習近平「硬的更硬」的鐵腕下，普世價值恐怕難有空間。中英聯合聲明也好，對港人的信誓旦旦也好，北京顯然是愈來愈不放在眼裡了，只要控制政商利益結構，關起門來打孩子也無所謂。 北京對香港硬，當然不會對台灣軟。台灣的情況與香港截然不同，但北京似乎也想利用類似的模式，把台灣納為中國的一部分。川普上台後又出現的，台灣可能淪為中美交易的籌碼，就是這種國際政治操作的伎倆。還好，籌碼之說，必須面對台灣的新現實，那就是，台灣已經進入民主時代，國家意志與政權輪替都有頭家發聲。而且，台灣的獨立自主，之於美日等西太平洋民主國家的安全利益，具有極為密切的連動關係。此一地緣政治的休戚與共，遠遠超過當年香港之於英國。此所以，大家看到了的是，隨著北京對香港的內地化作為，美日等國對台灣的支持卻是愈來愈化暗為明。 其中的關鍵因素，當然是台灣的民心向背。二、三十年以來，儘管台灣與中國的經貿往來日益密切，乃至北京手握得以施壓台灣的經貿工具，但台灣人民依舊拒絕在政治上屈服，維持獨立現狀以追求正常國家，成為台灣人民愈來愈凝固的共識，穿梭兩岸的政客、台商、藝人甚至急統人士，終究還是要以台灣作為生活與利益的寄託，便是不爭的事實。一九九六以來，台灣人民得以自由表達意向，揮別威權時代被「兩岸中國人」所宰制；而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台灣人民捍衛當家做主、自決未來的決心，也成為地緣政治當代操作不得不考慮的要素。 「一國兩制」，本來意在統戰台灣，因緣際會卻先用在香港。北京一面終結香港的一國兩制，一面仍向台灣推銷九二共識。而所謂的「一中各表」、「一中同表」，殊不知，走沒幾步其實就是無法回頭的一中、一國。對此，台灣人民的興味索然，十足表現在國共結盟的尖峰時刻，卻出現了人民讓國民黨完全在野的反高潮局勢逆轉。民主，確實是台灣的屏障。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與香港過去被北京以「一國兩制」連上關係，如今本來就厭惡此一統戰釣餌的台灣人民目睹香港政治漸凍，更加敬謝不敏。至於北京繼續一中壓力測試，攔阻台灣人民實踐民主，其反作用力把台灣推向正常國家的終點，那就是歷史莫大的反諷了。

  近年台灣經濟罹患最嚴重的慢性病，乃是對中國的嚴重傾斜，治療的原則就是降低對中國的依賴；而新南向即為小英政府調配的眾多解藥之一。但是，新南向因為立基於脫離中國為核心的經貿網絡，日前在中國海南舉行的博鰲論壇上，中國學者即嚴厲批判，由於亞洲的貿易核心已經轉向中國，台灣往「南向」走是偏離了。 新南向的效益如何？小英政府的政策規劃與執行力如何？確實必須通過嚴苛考驗，不能淪為空談。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欲醫治台灣經濟沉痾，二、三十年來向中國傾斜的結果，印證走向中國是「請鬼拿藥單」；而新南向抑或鼓勵製造回流，儘管爭議仍多，卻是正規療法之間的取捨，即使走錯路頂多徒勞無功，不致喪命，但若療效發揮，台灣經濟將可回春，因此值得進行政策試誤，找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 然而，撇開新南向的效益不談，中國學者所謂「亞洲貿易核心已經轉向中國」論述是禁不起檢驗的。中國固然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日本、韓國、台灣與東南亞的貿易量確實龐大，而且一帶一路、亞投行，以及主導ＲＣＥＰ（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建構，凸顯中國企圖打造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亞太經貿網絡。然而，反制的力量亦快速茁壯，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提出亞太再平衡策略，不僅涉及軍事安全領域，更是經貿層面的對抗。尤其，ＴＰＰ（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的倡議，意在打造一個高門檻、高透明度，包括勞工權益、環境資源、關稅、市場開放到法規、制度與國際接軌的區域經濟整合架構，避免世界貿易規則被中國所主導重訂，力挽世界貿易網絡的天平倒向中國一方。可惜，川普上台立即宣布退出ＴＰＰ，但其公平貿易的訴求，主要對象亦是中國。換言之，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抗衡政策不變，只是不同屆政府採行的方法不同罷了。 其實，中國意圖成為亞洲貿易核心，甚至未公開表明的全球核心，只是創造全球第一的貿易量是不夠格的，在質的方面必須有所突破與提升，亦即政策、制度與法規上，均應與現代文明與自由市場價值接軌，方可向龍頭地位躍進。然而，檢視中國在經貿上的種種作為，完全是霸權的展現︰首先，以經貿為籌碼脅迫貿易對手，企圖獲取政治軍事的利益。 例如，中國以減少觀光客來台、農產品進口等手段，意圖迫使台灣接受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而南韓因與美國合作部署薩德系統，中國更變本加厲對韓國祭出限韓令，限制民眾赴南韓旅遊、南韓影視娛樂事業在中國發展，並對民間企業樂天展開稅務、安全食品檢查，迫使其大量關閉在中國的店面，更是中國經濟受政治指揮的一大例證。另外，中國的一帶一路、亞投行，以及在非洲的龐大投資，均非只著眼於經濟效益，更多的是地緣政治的目的。易言之，係以經濟為籌碼企圖扶植政治霸權的崛起。 其次，中國改革開放後雖號稱走向資本主義，但經濟運作的本質卻非自由市場機制，而是其所標舉的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資本主義，亦即國家資本主義。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運作下，中國對本國企業進行政策扶植、土地與租稅優惠，以國家資源大量補貼、挹注策略性產業，造成生產過剩，進而對外國大量傾銷，破壞市場秩序，導致產業的血腥殺戮。尤有甚者，國家資金隱身背後的指標企業在國際上大量併購具有高科技與國防價值的外國企業，特別在半導體與生技、自動化領域，無疑在為中國崛起為軍事霸權提供技術後盾。 總之，中國這頭經濟惡龍，本質上是實現國家政治軍事與地緣政治目的之工具，與違背自由市場規律、吸吮國家乳水企業的綜合體。它對世界經濟成長幾乎不具有正面能量，反倒噴發含有劇烈毒性的烈焰，意圖吞噬違背其意志、妨礙其崛起的競爭對手。如此邪惡的中華經濟帝國，台灣再不速速遠離、逃之夭夭，豈有活命的機會？

  數十年來，困擾台灣政治的一個重要議題是，台灣（或中華民國）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自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之後，人民、領土、政府、主權，四項國家構成要件愈來愈完備，前述爭論卻繼續是政治熱中者不滅的訴求。事實上，檢測一個群體究竟是不是一個國家的集體，除了國家的形式，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具備多少國家意識。 國家意識，取決於共同體的認知，既是生命共同體，也是利益共同體，這才是最堅實的國家概念。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探討人類政治秩序的演進，也就是從親族、過渡到部落、再到國家的過程，特別批判了現代化理論僅以歐洲為取樣的侷限性，其中特別點名台灣人的宗族關係，藉以說明前述三個階段在當今世界的各種政治制度中，並不是割裂或不可逆的。 福山的觀察，對照台灣的真實樣貌，確實如此。許多台灣的在地研究都認為，台灣人在私領域，偏向集體主義，習慣以血緣出發，崇尚家族主義；但是在公領域，卻偏向個人主義，因此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相對缺乏熱情與奉獻。說的俚俗一點，就是有那麼一點為了個人或親族的利害，勇於私鬥，對於國家與整體的福祉，則怯於公戰的味道。 這樣的國民性格是怎麼逐漸形塑的？恐怕與台灣人的國家概念嚴重不足有關。從歷史記載來看，一五九三年底，日本的豐臣秀吉為了要求台灣（當時被稱為高山國）對豐臣政權來朝納貢，曾經派遣使者帶著《招諭計畫書》渡海來到北台灣登陸，但是上岸後，只遇到原住民的部落社會，遍尋不著可以帶信的人，只好無功而返。一六八四年之後所謂清治二百多年，同樣是地處邊陲的化外之地。至於一八九五後的日治與一九四九起的國民黨政府接收，更有「狗去豬來」的俗民定義。因此，國家是什麼？台灣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思索，是直到非常晚近才有的事情。 即使開始產生對建立國家的認識與需求，台灣人爭取與抗爭的標的，多半在族群的層次；稍有提升，似乎也只到國家名稱與圖騰的相互堅持；真正確知國家意識才是國家能夠鞏固的根基，速度仍非常緩慢。國家意識的尋常表現，就是大我與公共利益，超越小我與一己私利；當大我與小我衝突時，願意捨棄一點個人好處來成就更大的共同未來。 此等不願犧牲的自私自利，在當今台灣到處可見。例如，大家都知道為了年金永續，改革勢在必行，台灣檢討的幅度，遠比ＯＥＣＤ國家寬鬆，但是「能撈則撈」、「拖垮政府」的聲量竟如此刺耳。再如，以台灣的經濟發展程度，大家都憤怒於我們的城市竟如此醜陋，然都市更新的進度，卻遠遠落後於國民的教育水準，再多的住戶共識，也解決不了釘子戶成為「模式化」的困境。又如，全球罕見的全民健保制度，是非常珍貴的公共財，大家在使用時，有多少資源有限、務求節約的反省，走一趟醫療機構，多少會為這個社會的文明進展憂慮。 如果大家以為這是世代的落差，當年輕的進步公民不斷加入後，台灣的國家意識必然會改觀，那麼一旦看到這些年兵役制度迫於民意而促使政客樂於改變，保家衛國的基本義務備受動搖的現象，恐怕不免也會心生重大的懷疑。 到底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這個問題應該要由台灣人從好幾個層面來回答。國民集體性格對於成立現代國家是正數或負數，遠比國家認同與外在的主權承認，更排在優先順位上。台灣人如果無法從這個階段共同蛻變轉型，即使空有國家的形體，也是一群沒有國家靈魂的稻草人。大家都關心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都要建設發展，其實，一切的主導權都在台灣人自己。

  蔡英文總統最近在外交上頻頻發言。她本週一會見日本政界訪客，希望深化台日交流，隨後並在推特以日文表達同一期盼，引起日本及中國外交界注意。同一天，她告訴旅日台僑，現在「台日友好」這四個字，大家都已能琅琅上口。另外，本週三她出席美國商會謝年飯，強調台灣是美國重要且無可取代的夥伴，期待台美建立「升級版」的戰略夥伴關係。美日是我國最重要的友邦，當前正值增強與這兩國關係的絕佳時機，許多國人都深盼，蔡政府應善自把握，拿出實際行動，讓台日、台美友好不只琅琅上口，還要開花結果。 台日兩國友好，理所當然。歷史的連結，地理、戰略與經濟的相近，使得兩國往來密切，民間互存善意與好感；老一輩的親日、中青代的哈日，都是最佳例證。這一親善關係，患難之時自然流露，歷久而彌堅。六年前日本發生三一一大地震，台灣人自動慷慨捐款，派出最早抵達的救援隊伍之一；去年台南地震受創嚴重，日本官方及民間立即伸出援手，出錢出力，以示回報。 我國與美國的關係同樣密切。台美共享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美國從戰後在經濟、安全、外交的支持，是台灣安定的重要支柱，也是國際社會最重要盟邦。雙方民間往來頻繁，互動密切；我國四位普選總統有三位留學美國，就是最佳例證。 如今，我國與美日關係進入關鍵期。日本安倍首相堪稱近年對我最友善的領導人，他曾造訪台灣，台南地震成災，他致電慰問；蔡英文當選總統，他在國會公開祝賀，強調「台灣是日本的老朋友，日本高度期待今後日台雙邊擴大合作」。美國川普總統決策圈不乏親我人士，近因國務卿提勒森在中國兩度使用北京定義的「新型大國關係」用詞而遭批判，美國官方事後強調一中政策不變，卻反映川普政府內部派系鬥爭的現實，我國對美外交自須戒慎恐懼；美方今天將就此事向我方簡報，確有必要。 情勢如此，我國應積極因應，把握對美日關係的契機，有所作為，經貿是最好的切入點。有如蔡英文告訴美國商會，台美之間目前最優先的工作，是儘速展開貿易談判，透過溝通協商，解決利益衝突和分歧的意見，達成雙邊貿易協定。同樣地，美國準貿易代表萊席爾近日也告訴國會，華府擬加強對台灣的投資貿易政策，尋求解決美牛、美豬進入台灣等爭議。 其中，不論美牛、美豬或日本食品進口問題，都須有效化解。經貿談判有攻有守，有得有失，但求在整體有利的結果中降低損害。現實上，含致癌物尼古丁的香菸都進口販賣，美國肉品及日本食品，亦宜在保障農戶及消費者的前提，以符合科學及國際通行的標準，做好檢查和標示工作，在市場由消費者自由選擇。主政者若連如此基本挑戰都無力化解，如何在外交尋求突破？ 經貿談判之外，可為之事甚多。有一萬多名會員的北美洲台灣商會本週組團到華府進行「叩門之旅」，遊說美國國會、行政部門和企業界支持台灣，強化美台經貿關係，共創雙贏。日本的台灣人社團，對促進兩國關係更上一層樓，一向也打拚不遺餘力。 另一方面，蔡政府的表現令人失望。以對日關係為例，日本駐我外交機構「交流協會」元月起改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出自日方主動善意。我駐日的對口「亞東關係協會」改名「台灣日本關係協會」，至今卻仍未實現。尤有甚者，日本友人永山英樹等發起正名活動，進行公民連署，向東京都議會提出訴願，支持我國不用「Chinese Taipei」，改以「台灣」名義參加三年後的東京奧運。對此，體育署長林德福宣稱：「用『中華台北』，雖不滿意，但不得不接受」、「大家都希望正名，但要看我們有沒有那樣的實力」、「目前很難改變，不是想換就可以換」。如此官員、如此態度、如此說法，與馬政府何異？ 這就反映蔡政府的核心問題。林德福之外，外交部長李大維定調「兩岸關係不是外交關係」，蒙藏委員會傳出唯恐惹惱中國而延緩裁撤，凡此都顯示主政者的宣示流於空話，或所用非人，或與前朝心態並無兩樣，和人民期待落差甚大；民調欲振乏力，事有必然。

圖為蔡英文總統21日南下高雄左營海軍基地，參加敦睦遠航訓練支隊啟航，主持潛艦國造簽約儀式並登上磐石軍艦與潛艦參觀。（資料照，記者張忠義攝） 如果詢問台灣公民，蔡英文總統上任後最一板一眼的國家發展政策是什麼？普遍意見恐怕會認為非「國防自主」莫屬。軍事領域，並不是蔡總統過去養成教育、工作經驗、社會歷練的強項，甚至可能是最陌生的一塊，為什麼反而可以比較讓外界不願多所置喙？這應該是滿有趣的思考話題。 台灣的民選總統有兩個角色，一是國家元首，二是三軍統帥。前者受限於憲政體制，既非總統制、也非內閣制，權責問題始終未能透過憲政改革徹底釐清；這種制度性缺陷，造成每位原本在野時大力詬病現任者的政治菁英，一旦進入此一雙頭馬車的政府體制，幾乎都會幹出他們過去眼中最睥睨的相同行為，這是權力邏輯使然，從而也嚴重影響施政的效能。但後者則不然，這是軍令如山的一元領導，如臂使指之下，幹得好不好，自己負責，無從推諉，沒有模糊空間；以台灣的國家處境，更有不可失敗的壓力。 體制因素影響之下，每位三軍統帥的治軍方式與國防政策，必然個人色彩清楚鮮明。以前任馬英九為例，他一向主張兩岸和平是建立在政治和解之上，軍人與軍事，從來就不是自認為很懂的他之優先順位。現在的蔡總統則不同，在軍中跌到谷底的士氣下，接掌重擔，只要確立提振軍心的信念，有關國防戰略的擬定，必然就會虛心廣聽各級將領的建議，放手讓各軍種呈報願景；再基於領頭錨定、抓大放小的治理原則使然，帶動的是整個系統的復興，不是幾個人在台上唱獨腳戲，或是綑綁於既有組織不得伸展，於是不僅氣象不一樣，甚至幹得比前任統帥更稱職。 相對來說，文人系統的弱勢又該如何解決？前面提到有關憲政體制的問題，除非修憲、制憲，已是現狀，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政府治理必須從時空背景、領袖特質、政策節奏、團隊成分等幾個關鍵要素加以分析，再來慎重選擇出最適切的治國途徑，才有助於達成福國利民的目標。 從這個角度，我們必須誠懇提醒政府當局，台灣當前的政經環境，並不是一九三○年代美國華爾街爆發股災，引發全球性經濟大衰退，美國失業率竄升到二十五％，因此亟需「救世主」的時代；當年的美國民眾容忍部分獨裁，同意政府階段性地採取更多的管制和干預，以期把國家從失速的墜落中給拯救出來，這種需要，在今天的全球政經局面中，早不復見。 即使在那個背景下，能夠操作如此施政模式的，也必得要仰賴強勢的領導風格。這種人通常是極為高明的演說家，樂於不厭其煩地對外說服，勇於化解歧見，例如羅斯福總統被統計任上開過九九八次記者會，他在三月四日上任，三月八日就與新聞界見面，面對一百多名白宮記者，全場不看文稿，即問即答，他向全美放送的「爐邊談話」，也無不以堅定的言談，表現出完全的自信。連當時的英國駐美大使都打報告給他們的外交大臣說：這個人充滿活力，能果斷處理國家的問題，恢復了美國人的信心。 這種領袖特質，不是只有口才而已，還得表現在明快的政策節奏上。再以羅斯福為例，他上任才第七天，就提出重建政府信用法案，以取得縮減老兵撫卹，降低政府工資十五％的授權。兩天後，更出面向全美民眾闡述政府針對銀行危機準備採取的處理措施。短短百日之間，他所提出橫跨金融、財政、公共工程、農業等一系列的法案，竟然得到國會幾近全部買單，可見他的手腕與威力。至於其執政團隊，當然要迅即動員，不能延宕決策，一名副部長只因與其政策路線相左，有所遲疑，不久就請他走路。在這樣的力度下，才得以構成「新政」實施的配套，那麼，台灣今天有沒有類似的條件？ 德國總理梅克爾是當代卓越的領袖，其「新社會市場經濟」諸多概念引人共鳴。她認為，政府需要爭取更大的自由，讓大家都能放手去做該做的事。要創造就業、成長，就必須打開窗戶，讓空氣自由流通。國家，要確保全體有機會參加競賽，而不是用保護主義的心態，限制大家的機會。她也一針見血指出，企業的營收，有六％要花在應付種種官僚規定上，政府應該把錢用在培養年輕人身上，而不是發展出更多新的管理規定。這些務實的見識，既理性且溫暖，更加值得奮發圖強中的台灣參考。

  兩個月前，蔡英文總統在出訪中美洲的行程中，講過一句「公親變事主」的名言，這段話在當時所引發的社會爭論，直到今天，雖然已被更多淺碟型的事件給覆蓋，但是其背後呈顯的政府治理路線選擇的問題，事實上仍在不斷干擾著政府的效能與觀感。簡單的說，政府到底要做「公親」，或是要做「事主」，主政者自己先要有個譜，而後切實扮演其所選擇的角色，就不至於離譜。 公親與事主，也就是和事佬與當事人的區別，其實就是現代政治有關小政府與大政府的思想分途。英全政府如果自認是公親，那麼傾向的應是小政府主義，認為政府的角色要愈小愈好，主張憲政主義、市場經濟、維護個人自由。最典型的就是美國雷根總統，他在就職演說上向美國人定調「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很是經典；其於任上減少政府干預、解除商業管制等等政策作為，讓人輕易分辨他信服自由市場機制的治國抉擇。 反之，英全政府如果是事主，那就是大政府主義的概念，是凱因斯理論的認同者，主張政府應該發揮介入的功能，透過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兩大工具，在蕭條衰退的時代積極振興經濟，以維護社會正義、勞工權益、進行財富分配。推行「新政」的美國羅斯福總統，是另一個代表性人物。 從大選時的競選政見，如創新、就業、分配，到上任十個月以來的主要政策脈絡，如五加二計畫、一例一休、基礎建設等等，很清楚的，這個政府走的是大政府路線，也就是事主的角色。既然民選總統自許要做個大有為的政府，要成為拚經濟的火車頭，當然就無由可閃、無處可躲，必須要勇於領導，出面說服，待爭端出現時，要能理解歧見的根源，並且提出解決方案，這才是適格的表現。 最忌諱的，就是習慣主導，但忌憚負責，因此公開放棄領導，甚至由於對客觀形勢認識不清，缺乏信心，往往會把部分被放大的意見，當作是絕大多數的主流意見，進而迎合追隨之，以為可以找到一條最安全、個人不受折損的捷徑，卻反而因此淪為跟在少數民意後面的尾巴。這種「尾巴主義」，很難是個稱職的事主，也必然無從去爭取廣大人民的掌聲。 言至於此，一個很簡單的執政邏輯已經再明白不過，要嘛就不要管太多，把精力放在過時法令鬆綁的龐大修法工程上；若執意要管到連大家的休假該怎麼休都要插手，就該一路領導、負責與善後。一例一休的「三贏」，不會自動從天上掉下來，勞動部要主動去找勞資等利害關係人對話溝通，加速拿出對策，理順此一政策可能衝擊經濟成長、反而惡化分配的各方疑慮。至於行政院在本週四即將公布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牽涉的層面與幅度，尤其是犖犖大者，在有關的特別條例送進立法院審議前，更要有擔當的進行充分的政策解釋與說明。 蔡總統、林院長日來陸續到地方去提前宣布的基建方案，例如嘉義市二七五億的鐵路高架化，基隆連結南港的八十億輕軌工程，台中水湳會展中心四十二億經費等等，儘管只是擴增到近兆計畫的局部揭露，但是大致已經出現了若干討論，包括：以特別預算執行，透過舉債取得財源，如何避免對民間投資造成排擠，整體計畫的前瞻性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期望帶動的發展願景是什麼，當地的實際需求究竟怎麼算出來的，納稅人也希望看到完整的成本與效益評估，以確保未來不會債留子孫，乃至地方諸侯搶錢綁樁的弊端，又該如何防止？ 問題的癥結是，政府究竟要做大政府或小政府？如果是大政府，以上的種種這些問號，今後恐怕不能再以「修法時為何不說」卸責，現在就要真誠聆聽、詳盡釋疑、修正調整、補強疏漏，才能凝聚出國民最大的支持共識。唯有這麼做，這個政府才是在有效領導，而不是一個尾巴政府。

  中國總理李克強日前稱，「終歸我們是一家人」。而中國台聯會長汪毅夫先前表示：十八大以來諸如「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等涉台議題出現很多全新話語，而話語的創新「有時會開創全新的機會」。上述「話語的創新」，無非是訴諸民族、血緣，而其潛台詞近似「別讓中國對統一絕望」，怎麼聽都像是統戰話語的改頭換面，而不是指涉現代國家之間的對等行動。 話語的創新，「九二共識」早有先例。然而，此一無中生有的名詞，反而讓國民黨自我麻醉。馬英九用一中各表自我欺騙，努力別讓中國對統一絕望。最後，洪秀柱的一中同表戳破了假象，不能說中華民國的存在，這才是北京版的「九二共識」。北京方面一再重申的就是，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從未承認有中華民國的空間。不過，蘇起的「話語的創新」，卻讓北京得以徹底迷惑馬英九，長驅直入台灣，從經濟連結中國到五千名共諜潛伏傳聞，在在顯示此一「話語的創新」已成北京溫水煮青蛙的工具，「歡迎長官來統戰」將台灣滲透到危機四伏。 「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等話語，只不過以無法科學定義的感性文字，隱匿台灣人民所無法接受的一中框架罷了。兩年前，柯文哲提出「兩岸一家親」的說法，中國國台辦立即回應「兩岸一家親，有利於兩岸交流合作」。柯文哲一方面提出此一曖昧說法，一方面也沒有正面挑戰一中框架，對北京而言就存在著接受兩岸同屬一中的默契。柯文哲可以蒙混過關，乃是因為台北市政並非國家層級，但若民進黨政府也奢談「兩岸一家親」，主權的毀損、民意的反彈必然會遠超過柯文哲效應。 政治是可能的藝術，話語的創新也能帶動行動的創新，關鍵在於其所撐開的創造性模糊應對雙方有利，而非單單有利於中國的論述鋪陳與政治行動。試想，當中國以一千多枚飛彈瞄準台灣，戰機、航母繞行台灣，縮減觀光客，動搖邦交國，杯葛參與國際活動，積極發展共諜網之際，台灣卻突兀附和「兩岸一家親」、「兩岸命運共同體」等話語，會引起國際社會何種解讀？日美為主的亞洲地緣政治格局，台灣的利益當然是站在民主陣營。日美忙著強化軍力抗衡中國霸權崛起，北京卻以經濟利益誘使台灣附和其傾中的話語創新，對於台灣安全是利是弊？ 上個月，小英提及兩岸應共同擘劃互動新模式；國台辦立即回應： 無論如何表述，無論用什麼樣的詞彙，包括所謂的「新思維」、「新做法」、「新模式」，關鍵還是要確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核心認知。重彈舊調，不啻是對「話語的創新有時會開創全新的機會」做出直白的解釋，那就是，關鍵不是甚麼話語的創新，而是台灣要或明或暗接受那個「核心認知」。這也是對小英的一大警惕，千萬不要以為效法蘇起文創商品，也來個文青式的話語創新，北京就會恩准「開創全新的機會」。而一旦做到讓北京欣然接受了，小英恐怕也就被自己的魔咒套牢了。 所謂「話語的創新」，有希望為民共溝通提供契機嗎？老實說，現在國際形勢有所改觀，中國對台灣的話語權受到節制；台灣的主流民意，則在乎國內的改革與建設勝過兩岸互動新模式。維持現狀，小英該著力的，不是維持國共向終統挪移的默契與作為，而是維持台灣主權獨立走向正常國家的動能與願景。北京即使有換湯不換藥的「話語的創新」，更應該「聽其言、觀其行」；從國際圍堵到窮台政策，北京的對台行動才是真實的語言。只從北京的統戰話語提煉善意，卻罔顧它對台灣無休無止的敵意行動，這也是連胡會、馬習會讓台灣陷入險境的癥結，想必小英不致在壓力測試下重蹈覆轍吧。

最近我國破獲中國男子周泓旭間諜案，以其曾在台灣留學及經商的人際網絡，涉及間諜活動，中國官方卻反指我方「純屬蓄意捏造，製造事端」。（資料照）   在台灣，中國間諜案頻傳，早已不是新聞，但這一陣子似乎又更密集。中國所進行的間諜活動，從派人以各種身分前來情蒐、吸收、佈建以成立間諜組織，到前副總統隨扈、總統府官員、將軍、退伍軍人等我方人員自甘當「匪諜」。更嚴重的，共諜不僅針對我軍事機構，還滲透我非軍事部門，以致官員、學者、商人也有為其賣力者。國安單位估計在台灣的中國間諜有五千人，對此，行政院副院長林錫耀指中國的滲透令人擔憂，相關官員卻宣稱自己的部會未遭滲透。 不過，既是秘密工作，間諜活動破獲前，受害一方不知，即使人贓俱獲，當局有時還會欲擒故縱放長線，以期捕捉更大尾的。派出間諜的一方，即令證據確鑿，通常也要大肆狡辯耍賴，出事一概否認。最近我國破獲中國男子周泓旭間諜案，以其曾在台灣留學及經商的人際網絡，涉及間諜活動，中國官方反指我方「純屬蓄意捏造，製造事端」，宣稱「背後動機令人狐疑」，就是一例。 令人在意的，是台灣有些人對中國間諜活動的反應。有如中國民運人士王丹所指出，「說難聽點有點天真，不願把事情想得那麼壞」；他還直指台灣權力機關內部，「確實有人對這種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可能是統派，不覺得有大問題，這更嚴重了」。 中國對台灣的間諜活動有多嚴重？長期研究中國情報工作的美國學者馬提斯（Peter Mattis）半年前在「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TI）發表文章，指台灣在馬英九執政期間經歷中國間諜最活躍的「黑暗十年」，政府單位無一倖免，不但遭受巨大損失，傷害國家聲譽，還令盟邦對台灣的誠信起疑。由於中國不可能停止對台灣的間諜活動，他認為蔡英文政府應確保活躍有效的反情報作業，改善安全及風險管理，增進盟邦對台灣安全的信心。 馬政府時期中國間諜大肆活動，這是稍有常識的台灣人都可想見的。中國是全世界唯一公開揚言要吃掉台灣的敵國。它併吞台灣的手法，不外文攻武嚇，但求代價最小。訴諸「武統」，有如彭明敏教授近日所言，「打了要怎麼統治？」「和美國的關係怎麼辦？」從而，「武統」是「自殺式」的做法，自己的政權反而可能垮台。 另外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尤其以經濟為餌誘使台灣接受「和平統一」。馬英九主政期間對中國門戶洞開，主動卸除心防，中國卻之不恭，對台灣間諜活動大肆活躍；若非其對台灣工作部門以「讓利」為名，主其事者與台灣政商買辦上下其手，惡形惡狀慘遭台灣民意吞噬，「習大大」也動手肅貪，才戛然而止。不過，「黑暗十年」傷害已經造成，中國對台灣間諜工作今後隨其敵意增加而強化。 更值得關切者，中國對付台灣的工作，除了派遣間諜臥底，還從外部的資訊駭取到植入「木馬」，結合我內部勢力做第五縱隊式的埋伏及活動。有報導指中國對台灣統戰由其總政治作戰部指揮，從財經到文宣，至少一百多個單位。在台灣，去年以來從騷擾香港民運來客、阻撓公共議題公聽會到二二八集會鬧場，黑衣人有如紅色中國在台灣的先遣隊；治安情治機構如果姑息，只會養奸遺患。 我國處在這種情境，有如馬提斯旁觀者清，必須對中國的諜報滲透工作加強反制，以確保國家生存與社會安定。從而，最近包括行政、立法部門打算進行保防立法，事屬必要。誠然，台灣過去有假借「保密防諜」遂行威權統治的教訓，「人二」安全單位的濫權也令人反感，但時代不一樣了，如今在國會、媒體強力監督之下，保防及反滲透的法制化此其時矣。 就現實而言，當年以一紙行政命令執行保防工作依據，正是導致濫權的根本，國民黨不應以前作賊、如今喊捉賊。法務部要按大法官釋憲落實保防反滲透的國安工作，是走向法治的一步；如參考先進國家立法經驗，加上國會設立情報委員會的監督機制，在透明化的情況，人權也較能獲得保障。國家安全不能輕忽，人權也要積極保障，主政者在這一立法工作之路要虛心周到，但不能敷衍怕事。

  台灣又有一位前總統被起訴了。陳水扁先生因涉及龍潭購地等案，僅卸任半年即遭羈押，後被合併判刑二十年定讞，目前保外就醫中；馬英九先生則在卸任十個月後，在前天因洩密等案遭到起訴，身上並有其他十案仍在偵辦或審理中。卸任的國家元首一個「貪贓」，一個被指控「枉法」，這讓民主的台灣真是百感交集。 馬先生去年五月卸任前夕，針對政治追殺，他宣稱：已經開始了。事實上，二○○八年間，當其前任的陳先生身陷囹圄時，外界也定義這是馬先生在進行政治追殺。對於台灣這樣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來說，凡是對「政治追殺」的肯定，即是對「司法獨立」的否定，這當然不是一個好現象。但是有一點必然是全民共識，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何況因憲政亂象導致有權無責的台灣總統，若僅以政治追殺做為自我辯護的理由，能被說服的台灣公民已經愈來愈少，這就是台灣起碼的進步。 這次馬先生被起訴並不令外界意外，檢察總長和總統、行政院長沒有行政隸屬關係，黃世銘向馬英九及江宜樺兩人報告偵查中的個案，涉及洩密等罪，已在二○一五年被高等法院判處有罪確定；既然總統不屬檢察一體，即不應介入、洩漏刑案偵查內容，則在二○一三年八月卅一日、九月一日兩度接受黃世銘洩密的馬英九，進而將監聽譯文洩漏給江宜樺、羅智強，並要求黃世銘再向江宜樺洩密的行為，當然被北檢認為涉嫌明確。任內享有刑事豁免權的馬先生，在二○一六年十二月才被傳喚調查，二○一七年三月遭到起訴，這個過程頗有值得探討之處。 亞洲民主國家中，南韓的朴槿惠是另一個落難的總統，不同於台灣的是，朴槿惠的總統任期一任五年，原到二○一八年二月才結束，但她因涉嫌收賄，在去年十二月即因國會通過彈劾而被停職，案件經提交憲法法院審議，今年三月十日，列席的憲法法官八票全數通過彈劾案，使她成為南韓史上首名被彈劾的總統，只得提前黯然離開青瓦台。 南韓總統的彈劾程序，需經國會半數支持發起，三分之二同意提案，再經三分之二無記名投票通過彈劾，此時總統的職能被暫時凍結，由總理代理總統職務。憲法法院九位法官須有六位贊成，總統職權才正式終止。二○○四年盧武鉉被國會彈劾，但被憲法法院駁回，即不成立。判決宣布後，南韓則要在六十天內舉行大選。這個過程相當嚴謹，既能夠及時解決大統領在任上的濫權犯行，同時也能適時解除政治僵局，不必因冗長的司法訴訟，陷國家於動盪。 反觀台灣，針對總統在任期內的行為，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不受刑事上之訴究。而總統選罷法規定，總統罷免案，須經全體立委四分之一提議，全體立委三分之二同意提出後成立。而罷免案還要經過全國選舉人總額過半數投票，有效票過半數同意，才能通過罷免。這麼高的門檻，堪稱「鳥籠罷免」。 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雖然也規定了彈劾總統的程序，由立法院二分之一以上立委提案，三分之二以上立委同意，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合議審理，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被彈劾人即解職。但是台灣長期的政治文化以及實際的政治運作，從未有透過此一途徑使總統順利解職的案例，而有「不打老虎」之譏。致使總統在任內幾乎無甚足夠的約制，一切必得等待卸任後才能來算總帳，因此何來政治追殺之實？若此謂政治追殺，也是制度設計造成，否則應該在總統當權時，就該即時給予警告與處罰。 馬先生成為第三位被起訴的卸任總統，絕大多數的國人應是哀矜無喜，因為馬先生浪費了大家八年的寶貴時間，這個傷害已經無法復返。重要的是，台灣對於今後的總統在任時有沒有更有效的監督、制衡、除弊機制？而不是：我選上了，算我好運，你奈我何？這才是值得盡快亡羊補牢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