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就職一週年日近，蔡英文總統最近頻頻受訪，中國政策是其中要項。大致說來，她放軟調子，主動呼籲中國領導人既以大國領袖自居，就應展現格局與彈性。面對「新情勢、新問卷、新模式」，她指雙邊關係如係一張考卷或問卷，雙方都需作答，才足以建立「結構性的合作關係」；如果中國決策領導階層不能擺脫官僚體制長期以來的想法，台海兩岸關係所需的彈性與善意是不足的。 蔡英文「三新」的談話，基本上重申不挑釁、沒意外、維持現狀的基本主張，也表達她願與中國展開實質對話的善意。這麼平和且誠意十足的談話，從中國官媒的反應，指其「用詞雖新」、意思「又舊又頑固」，中國已完全適應雙邊「冷颼颼」的關係云云；顯然，蔡英文對牛彈琴的機率甚高。 中國如此回應，並不令人意外。倒是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雖歷經近年民意一再唾棄，仍執迷不悟，不改其站在台灣人民對立面，與中國唱和的立場。該黨中央以「作文比賽」、「文字遊戲」批判之外，正在爭搶黨主席職位的吳敦義以「霧煞煞」評蔡英文主張，且宣稱蔡若無打開目前「僵局」的錦囊妙計，就應接受「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台灣與中國之間當年沒有達成「九二共識」，這是當時主其事的辜振甫都確認的事。「九二」既無共識，為政治需要而後來改稱其存在，中國打的是以「一中原則」框住台灣的算盤，國民黨則拿它來自欺欺人，向中國屈膝求憐求利；紅、藍兩個中國黨都白賊，那是本質與慣性使然，源自政治文化的劣根性。可笑的是，國民黨以「一中各表」包裝「九二共識」謊言，但假的畢竟真不了，馬英九連在習近平面前都不敢把「中華民國」宣之於口，所謂「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不攻自破，更令人看破手腳，信用徹底破產，且為台灣人民所淘汰而淹沒於重大選舉中。如今曾任馬英九副手的吳敦義重彈此調，還要蔡英文接受，豈真積習難改？ 從「九二共識」的白賊屬性，也可看出兩個高掛「中國」旗號的政黨，在馬政府八年期間與中國唱雙簧共同演出的雙邊關係，充滿虛偽狡詐成分。 所謂「和平發展」是其中最大騙術。台灣人民最愛和平，中國看準這一點，擺出笑臉攻勢，從三通、經貿「讓利」到陸客大舉前來…，軟的更軟，但表面和平只是兩手策略的一面，它「武統」的企圖從未改變。美軍太平洋司令哈里斯上週告訴美國國會，中國任何以武力迫使台灣人民統一的作為，都不可接受；這是簡單明白的警告。其間，馬英九配合演出，不但宣稱「兩岸關係六十六年來最好」，還以「和平紅利」自慰騙人，當起中國對付台灣「溫水煮蛙」策略的幫凶、共同的騙徒。台灣在其自我感覺良好中，敵我不分，自卸心防與國防。 蔡英文就任總統以來，不再配合演出「一中」戲碼，中國惱羞成怒，動作頻頻。它凍結官式接觸、陸客大減、外交打壓、海空軍繞境、拘押台灣公民…惡劣手段紛紛出籠，連世界衛生大會、鑽石認證會議等國際場合都要阻撓封殺。 把雙邊關係繫於虛假的「九二共識」，善意有前提，彈性有目的，畸形而不健康，都不可能持久。尤有甚者，在片面預設條件索求不成，無所不用其極抵制施壓之後，還反過頭來把關係惡化歸咎我方，這是典型的做賊喊捉賊。中國如此作為，凸顯併吞野心毫不掩飾；國民黨配合壓制台灣，最令人民不齒。 中國一年來對台灣的種種作為，已激起台灣人民極度不滿。其間國民黨對中國卑躬屈膝做法不改，怯於批判中國對台灣的打壓，卻總把矛頭指向蔡政府，吃裡扒外的政黨不會有前途。主政的民進黨，唯恐得罪中國，謹小慎微，一切以維持現狀為能事，欠缺推動國家正常化的決心、魄力、願景與步驟，與當初支持其完全執政的強大民意期待，不無落差。 此時若發生去不了世衛大會的事件，被打壓的台灣、遭污辱的台灣人，其反應必將衝擊政黨、政府，並表現於對中國關係。台灣的中國政策，不能再自欺欺人了。

國民黨立委完全沒有意識到非黑即白、不藍即綠的二元對立思考，早就已經落伍過時。（資料照） 立法院這兩天為了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的審查，繼續杯葛拖延鬧烘烘，國民黨立委完全沒有意識到非黑即白、不藍即綠的二元對立思考，早就已經落伍過時，這個世代的公民針對公共政策的討論，要的是專業，不是立場。 立場，是意識形態階段的基本態度，台灣在歷經三度政黨輪替之後，那個階段已經過去，迎面而來的，已是公共政策階段的較量。換句話說，過去是國家方向的爭執，今後則是國家治理的辯論，朝野政黨如果沒能認清國家需要已然轉換，台灣的公民就會說：這樣的政黨不再為這個國家所需要。 國民黨若是稱職的在野黨，就該有效發揮民主制度下的監督制衡功能，現在國民黨之所以不被認為具有存在的價值，癥結在於他們老是自我掌嘴，鮮少精準針砭到執政黨的盲點。例如質疑蔡英文政府八年八八二五億是「錢坑」，結果被回敬：馬英九政府八年一兆五六六六億才是；再如抗議「分配不公」，然新北市與花東縣卻都在前瞻計畫項下。 理性的反對，並非以金額與分配為判準，而是一個先後優劣的選擇問題。兩大黨都執政過，必須共同面對台灣的交通建設一向缺乏高度專業，每每向政治妥協的事實。舉例來說，世界各國的高速公路，應該很難找到像台灣開設那麼多交流道的，政治人物為了選票，總是要求高速公路必須開進我家，從而帶來嚴重回堵，卻從不考慮下交流道後的平面車道有幾個配套到位？台灣要進步，就必須一起告別過往的決策格局，用心面對我們共同生存的土地。 所有的軌道建設都應由中央就國土計畫的整體思維，來進行規劃並執行，然因與各縣市的都市發展有關，因此必須聽取地方意見，完成充分的協調與整合，應是合理檢視四二四一億特別預算的原則，其中，捷運與輕軌是否可排除在外，值得進行更宏觀的檢討。固然依據現行法規，地方政府得設立工程建設機構，並負責設計與施工，這些年來才有台北捷運局、高雄捷運局，乃至桃園捷運處（包括公司化）的陸續成立，負責後續營運。 對於這些既成的事實，這次由於有這麼多縣市一致提出捷運、輕軌計畫，才讓大家驚覺這個模式若要在各縣市大量複製的必要性是否允當？每個城市的地形地貌、甚至城市文化不同，何者屬最適規劃或妥適性，確實具有因地制宜的屬性，無人可以否認，但是這可以透過尊重地方建議的途徑來達成；捷運為高度專業的技術，統籌由中央設置，才具有一定的經濟規模，並有助於資源的整合、人才與經驗的累積，這些優勢，都是分散於各縣市各吹各的調，比較難以企及的。 不僅捷運如此，鐵路亦同。針對鐵路的興建，現制是地方政府可以提出需求，交通部接受後，會先撥補助款做可行性研究。可想而知，地方委託的顧問公司做出來的可行性評估，結論當然都是可行。送交通部審查後，認為不可行，束之高閣者比比皆是，不但浪費公帑，只圖利顧問公司，而且無助於國家發展。例如北宜直鐵，宜蘭稍早也是主張已過可行性評估，可以開始規劃設計。但實際上，該可行性早就被環評否決，認為不可開發，箇中的曲直究竟如何。這次屏東爭取高鐵延伸至屏東，前瞻計畫准列八○○萬元的規劃作業費，如何排除政治正確，確保專業評估，避免重蹈覆轍，中央政府從頭開始就必須負起責任來。 地方諸侯在選舉時猛開交通支票，這是不分藍綠的共同行為，其所爭取的是個人與地方的短期利益，並無可厚非；但這個短期利益可否通得過地方的長期利益，乃至國家的整體利益，就必須由中央政府真正以前瞻、也就是非眼前的視力，來進行長遠、全盤的關照與管控。 這種前瞻，當然要超越二○一八，超越二○二○，誠心敬意的建構台灣的永續發展。不要以為那是以後的事，民主政治一律是現世報，前政府才下台一年，不就已經讓人民對其蓋棺論定了嗎！

  立法院審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國民黨立委為杯葛而杯葛，衝上主席台打混仗。國民黨中央，刻正忙著主席選舉，沒有提出年金改革的黨版，不斷撩撥軍公教情緒；該黨立院黨團則不知為何而戰，除了堅持一毛不砍的主張，無非就是採取拖延戰術，甚至連母親節的理由也用上了。五二○之前，年金改革能擋就擋，對前瞻計畫能砍就砍，成了主席選舉的配菜。立法院外高呼，能撈就撈，能混就混；立法院內杯葛，能擋就擋，能砍就砍。完全在野，國家的未來便置之不顧，如此能重拾人民信賴才怪。 國民黨囿於黨國觀念，將中華民國視為黨產之一，無法接受在野的民主角色。該黨常有人說，中國國民黨下台，中華民國就完蛋了，於是乎，民進黨執政時，該黨不惜把船搖翻，不惜讓中華民國同歸於盡。二○○○年，民進黨首次執政，國民黨在馬英九領導下，封殺潛艦等軍購預算近七十次，罔顧台灣的國防安全，其實已經露出這種傾向了。顯然，國民黨人高喊「捍衛中華民國」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人民必須先讓國民黨執政，它才願意「捍衛中華民國」，而「捍衛中華民國」的目的，卻是以中華民國做為「反台獨」、「同屬一中」的工具，真不知到底在「捍衛」甚麼？ 阿扁執政，朝小野大，國民黨利用立法院優勢杯葛行政權，連監察委員也攔阻總統行使憲法權力，產業、經濟、民生同樣見不得台灣好。可以說，第一次在野，中國國民黨就已經改頭換面為「中國國民擋」了。而且，實踐證明，「中國國民擋」處處糾纏阿扁，對外包括兩岸走上聯共制台之路、附和北京打壓扁政府伸張主權之舉，對內凡是有利於台灣經濟自主的政策、法案都予以反對，確實減緩了台灣在那八年的進步速度；再加上扁政府本身犯了錯誤，總體造成人民對民進黨執政的負評。結果，國民黨毫無自我改革，甚至走向更顯性的終統總路線，馬英九仍在統媒的簇擁下班師回朝。 二○一六年，國民黨首次完全在野，一年來還是跟上次一般見識，拒絕以主流民意自我校正，依舊堅持被淘汰的總路線，在轉型正義、追討黨產、年金改革等戰線，與眾所期待的改革進步頑抗到底。許多人納悶，為何該黨無懼民意，一副「中國國民擋」捲土重來的姿態？仔細觀察，該黨高層彷彿是惦記上次拖垮扁政府的步數奏效，自認還可重施拖垮阿扁造就馬英九的故技，結合加大對小英壓力測試的北京摧毀第二次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北京所謂「未完成的答卷」，隱約也透露出上次國共合作對付本土政權的盤算。 不難想像，五二○之前，「中國國民擋」會以拖待變；五二○之後，「中國國民擋」會檔次升級，倒楣的則是國計民生、國防外交。「擋」字訣的政治能量就在於，集結既得利益與反改革勢力阻止政治版圖繼續縮小，同時盡其可能地折磨百姓以激化更多人對小英完全執政卻坐困愁城的反感。這種死纏爛打，只要傳統的藍綠分野沒有結構變化為綠大藍小，鐘擺效應的機會就不能排除。小英必須認清情勢：社會對話溝通協調，不是「中國國民擋」的菜，打開大門讓他們進來擋，就要有鍋碗瓢盆被打碎一地的心理準備。 改革不是請客吃飯，不需要委員會、公聽會如流水席。民進黨完全執政，並非小英的豐功偉業，但小英可以由此追求歷史定位：貫徹主流民意，清除黨國殘壘，深化民主法治，奠定公平正義，鞏固國家正常化的內部基礎。為此，該改革的議題，就要謀定而動、雷厲風行，形塑一種勢如破竹的改革氣勢，讓改革對象沒有鬧場空間。小英元年，可惜坐失了民氣可用的良機；小英二年更沒有時間浪擲於原地踏步僵局，否則不滿改革效率而生怨者不斷滋生，「中國國民擋」便可能敗部復活了。「中國國民擋」這一關過不了，「中國共產擋」那一關，自然也就更難過了。

  我國的羽球國手戴資穎剛在亞洲羽球錦標賽女單奪冠，繼去年累計所得積分登上世界女單排名第一後，這位「世界球后」又為台灣摘下亞錦賽五十五年來的首面金牌，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令國人錯愕的是，戴資穎在獲得殊榮的第一時間，卻自曝「這場比賽打起來不是很開心」，原因是羽球協會提供給她的褲子，竟會：綁太緊，肚子不舒服，綁太鬆，褲子一直往下溜…，這描述的，難道是第三世界國家體育選手的際遇？ 政府推廣運動，目的在強民健身，本不在「為國爭光」，但是當優秀國手真的為國爭光回來，必然會產生讓台灣在國際露臉、促進國民信心以及對內凝聚團結的作用，因此這個國家必須珍視運動員不斷追求巔峰的辛勞與價值。從這個角度，大家看到堂堂國手出國比賽居然連一套合身的衣褲都沒有，當然必須罪責政府，教育部長昨天在立法院表示感到非常難過慚愧，可謂知恥與明辨。 戴資穎藉由得牌的光環，凸顯了幾項確實讓人難過慚愧的事實，原來我們的選手出去比賽從來就沒有「量身打造」的基本配備；由協會調度來的球衣，是出發前兩天才到選手的手上，連更換修改的時間都不給；戴資穎去年奧運賽後，一度傳出羽協擬就其「未穿羽協指定服裝」參賽，予以嚴懲的消息；昨天羽協則聲明：未來會替戴資穎「量身訂做」球衣，彷彿是針對個案回應，此種態度益顯問題的嚴重性。 正逢「國家體育法」修法明天將在立法院開始審查的時刻，我們認為必須嚴肅看待教育部長在國會的承諾：將檢討體育署的督導責任。換言之，就是體育署長究竟慚不慚愧的問題。 因為，大家見識到國內運動員培養環境的破敗，並非自今日始，區區的裝備問題，至少已經發生青少年撐竿跳國手葉耀文參加南美洲世界盃，因無「竿」可跳，被迫棄賽，以及男排國手黃培閎反映球衣不合，致觸網失分等憾事；至於去年奧運前後謝淑薇等事件頻爆，更是記憶猶新。這些沉痾，都指向單項運動協會的運作出了很大的問題；每年以人民稅金供給這些單項協會經費贊助的體育署，如果不能拿出改革決心，甚至維護包庇、沆瀣一氣，首長與主事者就屬失職，該下台一鞠躬。 所有接受政府補助的奧亞運單項協會，存在的宗旨應該只有一個，就是以選手的需求為本位，協會的理事長、秘書長、贊助商，凡出錢出力者，都應該服膺在這個基本前提之下，否則即不符成立的目的。近日，體育署才公布四十三個奧亞運單項運動團體訪評結果，被指摘最力的網球協會、排球協會和羽球協會，在「組織與會務運作」、「會計制度及財務狀況」及「業務推展績效」三個項目全都過關，沒有「待改善」情況。如此表面文章、虛應故事，實已把體育署與單項協會歸為一體，距離「球迷公敵」，恐怕已經不遠。 過去，單項協會對於選手諸多「藉勢藉端」的指控，外界多以馬英九政府的舊官僚無法回應體育界也需要轉型正義為由，認為蔡英文政府在三月中換上新署長林德福後，可以立即針對諸多單項協會的國際專業、管理能力、人事運用咸感不足的困境，快速進行根本上的改變。萬萬沒想到新政府卻是以前述「訪評結果」自證：政黨輪替就是「維持現狀」？大家絕不相信這會是蔡總統與林內閣的用人哲學。 提供出國競技的選手一套合身的球衣，把這麼簡單的一件事給做好，有這麼難嗎？體育署與單項協會為什麼拖泥帶水、吞吞吐吐，難怪大家懷疑背後大有文章。這說明：刻在立法院待審的國體法，已是新政府宣示體育改革的試金石；將長期遭到壟斷的單項協會徹底開放給全民參與，而非由所謂的「團體會員」繼續掌握主導權，是修法是否成功的關鍵所在。我們不妨靜待民進黨政府如何給個說法。

  千呼萬喚，川普所謂「史上最大規模」減稅計畫終於出爐。薄薄一頁，競選的稅改政見盡在其中，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商業實體稅降至最高十五％，大降海外利潤匯回的一次性稅率；取消遺贈稅、替代最低稅負和淨投資所得稅；削減個人所得稅由七級簡化為三級制、最高稅率降至卅五％，標準扣除額擴大為現行兩倍等。令人意外的，選舉時聲量最大的調整邊境稅，卻不在其中，就像未把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美國自己拔掉虎牙，未來貿易談判顯然喪失不少籌碼。百日新政以來，川普這隻黑天鵝幾乎變成白天鵝，施政作為逐漸可被預期，愈來愈缺乏驚奇了。 川普執政風格的演變是政治觀察特殊案例，執政未及百日，他的支持度是歷來總統最低，若與同樣陷入低迷困境的小英總統對比，一方面反映兩人不同的施政理路及其影響，另外，或許能夠激盪出一些省思與經驗，足供台灣政府參酌。其實，兩人最大的不同在於，川普走的是內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目標在推動經濟成長，增加就業機會，解決美國勞工階級失業與低薪問題；而小英則是以外向尋求突破的能量與空間，回頭挹注內部的經濟成長，政策目標則在維繫經濟成長的同時，更著重與分配相關的轉型正義、社會福利與保障勞工基本福祉等課題。易言之，川普政策以成長為優先價值，小英則重分配理念，並因此發展出不同的政策作為，產生不同的效應與評價。 川普以提振內部發展能量為要務，高舉「美國優先」、「製造業回流」，與「僱用美國人」、「購買美國貨」等主張，旗幟鮮明，政治正確，掌握了話語權，因此儘管經貿政策帶有濃厚保護主義、種族歧視色彩，降稅與鬆綁金融監管，立即受益者為華爾街與富人階級，尤其，川普本身為大商人，其家族企業在川普政策中可能有利益衝突的模糊糾葛，但川普政府依然振振有詞，一副為了美國利益、勢在必行之正義凜然狀。這些政策實際成效或許未如預期，但堅定作為至少展現川普兌現選舉政見的決心。而施政者的決心，往往是一種正面能量，有助於激勵民心，向偉大的目標（如「美國再度偉大」）邁進。 反觀以分配為施政基調的小英政府，政策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與川普赤裸裸的資本主義作風截然不同。其實，台灣產業最堅實的基礎是製造業，尤其是科技硬體方面，若加上以海外為生產基地部分，則台灣製造業的強項鮮少國家可以比擬。而製造業在增加就業的效果上，不僅是服務業所不及，即使成功建構出五大創新產業，恐亦無法提供相同的工作機會。因此，政府應如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的建言，提振既有產業，解決其缺水、缺電與環保障礙，才能真正復興經濟。但一個重視分配的政府，顯然比較著重「進步」的主張與形象，不敢展現魄力排除投資障礙，自然而然便把重心偏向外部，例如推動新南向，鼓勵企業往東協與印度等發展。此舉固然可以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卻只是依賴重心的轉移，由西進轉為南向，等於換湯不換藥。更由於重分配，因此異於川普降稅救經濟，小英政府反而增稅以挹注長照財源。台灣加稅的作法在全球一片降稅吸引投資的風潮下，顯得突兀與違和。 川普以一篇激昂的民粹演說開啟總統之路，標舉美國第一與保護主義，捲起全球風雲；相對的，台灣女總統的出現，亦開啟未有的新局，但新的局面卻不能促成經濟的躍升，改善低薪與就業窘態，進而將此熱能傳導到改革志業上。小英勤於修補社會矛盾與傷痕，卻拙於推動經濟前進，所謂的分配只能在既有資源與生存線上重新調整配置，自然引爆衝突，導致當前執政低迷的困境。川普經驗與主張仍待觀察與檢討，但其引導資源與民心往變革方向操作的能力，則是小英望塵莫及。受困愁城的小英，能否從中得到一些啟發與靈感？

  薩德系統部署韓國，川普表示韓國應該負責費用十億美元，薩德系統可以在空中攔截北韓飛彈，由韓國付錢才是正確的。小英接受「路透」提問回答的，「不排除有機會再和川普本人通話」，川普稍後被提問時則回答，「習近平用盡一切努力來協助我們面對目前的局勢，因此，我不想在這個時候為習近平添麻煩。」凡此，川普表現出來的，依舊是在商言商。眼前，川普注目的是朝鮮半島，他的生意夥伴是習近平，「美國與北韓可能將發生重大衝突」，更凸顯這是川普當前的重中之重，不想節外生枝。因此面對記者提問，川普直率地說：「所以，我絕對是想先和習近平溝通。」 但有些媒體卻藉此諷刺川普打臉小英，結論未免下得太快了一點。未來朝鮮半島事過境遷，川普又再來一次「美國賣了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武器給台灣，我卻連接一通台灣賀電都不應該接，真是有趣」，大家也不必感到意外，商人本色兼髮夾彎嘛。而川普政府軍售台灣更多更好的防禦武器，幾乎已經提到政治議程了，中國杯葛美國軍售台灣，恐怕還是無濟於事。即使川習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台美關係也隨著局勢演變漸入佳境。川普上任百日，初步體現的台海政策走向，比較傾向於增進中美關係也增進台美關係，同時鼓勵中國與台灣對話，對中、對台還看不出是零和遊戲。 倒是，小英雖然是被動回答「路透」提問，似乎也應該要有足夠的問題意識，現今川普的焦點不是軍售台灣，而是朝鮮半島危機，發言必須更為深思熟慮，才能凸顯自己的戰略格局。這次接受「路透」專訪，媒體效應偏重於川蔡再次通話議題，事實上小英最大的敗筆卻在中國政策，沒有突出台灣的核心價值，尤其是維持獨立現狀走向正常國家的主流民意。小英重申：「在我的五二○演講，其實對於中國大陸歷來對台灣的一些要求、想法或立場，我們也採取了一個比較包容的態度，換句話說，去年我的就職演講裡面，已經把台灣方面可以盡的最大善意，都表達了。」言談之間，她期待習近平「在相互善意累積之下，我們可以為未來共同找尋可能性」。於是乎，李明哲事件也是被動談起，予人本來不想觸及的聯想。 問題在於，小英一再強調的「最大善意」，透露她「一次給足」的談判作風，不僅成了中國壓力測試的新起點，也為自己的維持現狀畫了一條紅線，這樣的「最大善意」說難聽一點就是作繭自縛。以至於，小英完全沒有回答「路透」所提問的：「請問您是否支持台灣獨立？」作為本土政權完全執政的總統，故步自封於維持現狀，且沒有釐清這四個字的明確意涵，難怪堅持台灣主權者屢有質疑。「請問您是否支持台灣獨立？」當然不需要暴衝式回答，但如果連國家正常化的願景也不願一提，國際社會如何看待台灣新民意的領導人？所謂「今年台灣能否參與ＷＨＡ，是兩岸關係上非常重要的指標」，難道延續去年「一中架構下的中華台北觀察員」便是良性指標嗎？ 日前，澳洲學者家博在華盛頓智庫的演講強調，全世界和亞洲的民主國家都應該告訴中國這句話：「台灣不屬於你！」這樣的價值信念，最應該念茲在茲且貫徹於治國藍圖的，捨小英其誰？從李登輝到陳水扁，無不面對北京鋪天蓋地的打壓，但他們無畏地主張特殊兩國論、一邊一國論，致力於返聯入聯，彰顯「台灣」這個二三○○萬人所組成的共同體追求正常國家的意志，在北京霸凌下讓國際看到了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如今，中國「大國崛起」引發「圍堵中國」的地緣政治板塊移動，本土政權更應該自信執政，厚植產經實力，改革建設並進，貫徹主流民意，善用戰略機會。否則，謹守維持現狀的政治承諾，寄希望於習近平讓兩岸關係出現不一樣的格局，最終淪為「維持中華台北現狀」，本土政權的本土味恐將走味。

  一項要求修正公民投票法的禁食行動正在進行。發起主旨一如主辦單位之名，是為了實現人民作主。行動於民進黨中央黨部前展開，期待居國會多數席次的執政黨，在五二○之前通過修法，打破現行法律對公民投票的諸多不合理限制，實現直接民權。 公投法從二○○三年立法以來，因對直接民權諸多限制，被冠以「鳥籠」二字。基本上，它大舉限制憲法賦予人民的創制權，也限縮了公民複決的政治權利。對公民的憲法基本權利設限之外，它又對公民行使直接民權框設諸多門檻與技術柵欄，包括限定議題範圍、禁止或排除若干項目、提案及連署人數規定嚴苛、通過的標準過高等層層障礙，再加上政治任命的公投審議委員會對提案連署極力刁難阻撓，以致這一部公投法實施十多年來，不但台灣人民經由公投制憲的可能性被封殺，即使連一般公共政策議題要交由全民公決，也總遭人為壓制。台灣人民經由直接投票公決重大公共議題的憲法權利，有如被關在窄小籠框的鳥兒，難以自由唱出人民最直接而普遍的心聲，遑論當家作主。 這一敵視公民投票的心態，是外來政權的殘餘。戰後來自中國的外來政權，以少數統治多數，最害怕台灣人民當家作主，一切以維持其統治集團利益及延續政權為最高考量；任何多數人民的自由選擇，不論出自台灣主體的多數覺醒，或跨越族群省籍的合作，都在它全力打壓之列。 同樣外來政權的少數統治心態，也表現在它以維護法統、代表全中國為由，長年抗拒國會全面改選，且強力反對總統由公民直選，最終才在時不我予的情況，遭民主潮流的沛然民意所沖垮。就此而言，打破加諸公民投票的不合理框限鳥籠，不僅是轉型正義的一環，也是台灣民主亟待進行的重要政治工程。 十四年前訂定的公投法，雖在首次政黨輪替之後，但當時一向拿中華民國壓制台灣主體發展的國親兩黨居國會多數，加上民進黨的政治權謀算計，通過的版本對公投極盡限制之能事，導致雖以公投為名，實係讓公投難以成案過關以落實直接民權的惡法。多年來，敵視公投，把公投視同洪水猛獸的心態，一直揮之不去。蘇格蘭為是否獨立、英國為留在歐盟與否、紐西蘭為改變國旗，近年都經由公投決定；而在美國等民主先進國家，公投更有如家常便飯，常與大型選舉一併舉行。這些都是台灣人民的憲法權利，卻由於人為阻撓至今被剝奪而未能落實。 許多人對戰後台灣未經公民自決，即遭奉聯軍總部之命前來受降接收的國民黨政權，強行納入中國版圖，未如東亞各原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以致長期受扞格的中華民國體制綑綁，到今天台灣仍不是正常的國家社會，常尋求積極補救之計。在三次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完全執政，經由掌握執政權及國會多數，積極進行改革，推動轉型正義，促進民主進步，讓台灣早日成就正常國家社會。這正是台灣公民支持蔡英文及民進黨完全執政的最大動力與期盼。 昨天台灣世代智庫公布的民調，充分反映了這樣的基本民意。整體而言，蔡英文總統的支持度五十五．一％，滿意度卻僅四十．八％。其中，蔡政府推動的年金改革、前瞻基礎建設、黨職併公職處理、中國政策等，分獲五成半至七成的多數支持；而蔡英文支持度遠高於滿意度的主因，是因多數人支持改革，對改革速度太慢卻不以為然。 從而，一如普遍民意所指出，民進黨完全執政的最大意義已很明顯，那就是銳意改革，讓國家社會早日正常化。將近一年來，蔡英文的民調欲振乏力，最主要在於改革不得其法，該堅定的不堅定，該靈活的不夠靈活，以致絕大多數原先對她與民進黨寄予厚望的支持者失望，甚至抱怨連連；執政團隊在民調中所失去的人氣，主要是基本支持者的不滿，並非反改革者的反彈。 民意基調既如此，對於台灣主體派所深為在意的公投修法，盡早周延審議，修訂一部適合現實需要的公投法，打破鳥籠，讓國家社會重大公共議題得以交付全民公決，為台灣開創民主更寬廣宏大的局面，完全執政的團隊不能再拖拖拉拉。

  立法院最近三讀通過了兩個關鍵的法律修正案，分別是四月二十日的「菸酒稅法」修正，以及本週二（四月二十五日）的「遺產及贈與稅法」修正；這兩次的修法步驟，目的一致，都是為了籌措長照的財源。執政黨花了這麼大的力氣推動，相信可以讓六十歲以上的若干選民有感，但是如果要從國家發展的優先順位而論，這是「老人政策」，其急迫性恐怕瞠乎「青年政策」之後。 這兩項修法，源於立法院在上個會期通過了「長照服務法」的立法，確立長照財源將來自菸捐、菸稅，以及遺產稅、贈與稅使然。「菸酒稅法」修正後，每包菸的菸稅將調漲二十元，成為三十一．八元，政府估計每年可挹注長照二三三．四六億元。至於「遺產及贈與稅法」的修訂，則是遺產稅及贈與稅由原來的單一稅率十％，調高為十％、十五％及二十％三階段累進稅率，政府認為每年將可挹注長照六十三億元。 新政府上任，歷經頭兩個立法院會期，均在專注以上的法律進度，可見這是其主要的政策脈絡。菸捐、菸稅的提高，涉及菸害防制等國民健康問題，外界意見不多；遺產及贈與稅的調整，事實上早從去年政策風向出現後，就已經提前引發了國民的新一波「節稅」行動，並遍及現金、股票、不動產、保險等的調整，甚至由於新加坡、香港、中國沒有遺贈稅，不乏有錢人開始「用腳」保產之例。而證諸過往的實證經驗，亦是如此，二○○九年下修遺贈稅到十％時，政府在這個項目的稅收，與修法前五十％時的稽徵水準是差不多的。換句話說，這些稅收不僅均屬不穩定財源，財政部的估算能否兌現，是個問題；其所帶動的資金效應，更須關注。 這些現象，是政府的課題，但不是本文的重點。我們更為在意的是，以台灣當前的困難，青年政策應該優於老人政策，或最起碼應該同步，如果老人政策先行，很可能會排擠青年政策的空間，此一猜測一旦成為事實，將是施政戰略上很大的錯誤。 大家都知道「少子化」、「老人化」，是台灣國力存亡的要害。如果暫且不談移民政策，純粹就這兩個問題而言，要改變結構，無法讓人不老，或老人減少，只有一個方法，就是鼓勵生育。要提高台灣女性願婚、願生的誘因，新政府從準備執政時期一直到現在，都建立在一個假設上，就是長照政策可以使女性無後顧之憂，有助女性就業，並生養子女。 此一思考的盲點是，女性在二十至四十歲的生育年齡階段，父母與公婆的年齡要面對到需要政府長照支撐的，應該非常有限，低薪、托育，甚至職場的性別歧視，絕對都遠比前者巨大的多。主計處二○一三年的調查即指出，提高未婚女性（二十五至四十九歲）願意結婚的因素，第一位是有穩定的工作與收入（三十九．九七％），與性別工作平權（十三．七三％），合計就超過半數以上，可以為證。 那麼，執政團隊何以未見集中力量著手直接的迫切問題，卻先處理間接的次要問題，除了爭取老人選票考慮，很大的可能是這些決策參與者，多是五、六十歲以上世代者，長照問題，不管是父母的（已超過七、八十歲），或自己未來的，才是他們生活經驗中最感同身受的；是否這樣的個人意識，流竄到政策制定上，以致發生了偏差？「老人政策」因此壓倒「青年政策」，被排上了優先議程。 「老人政策」如火如荼上場，使「老有所終」沒有不對，（別忘了台灣還有可以用到斷氣的健保制度），但這是夕陽志業，不是日出事業。大家不願意見到，長照政策如果沒有做好配套，一方面降低「養兒防老」的意願，生兒育女的動力又少了一項，一方面是否會形成一種待父母年邁，即送往安養機構的理所當然，改變了既有的孝親倫常；更擔心「幼有所養」的政策引導，受到排擠、退位，使台灣「少子化」的斷崖式趨勢，益加惡化，雪上加霜。 新政府的政策平衡性，還需要更多的理由與作為。

  立法院昨天三讀通過「公職人員年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享有黨國時代「黨職併公職」年資的退休人員，月退俸將重新計算且將追討溢領部分。根據銓敘部統計，目前共有二百餘退職政務人員與退休公教人員有此情況。銓敘部還指出，當年「黨職併公職」，僅限國民黨。受到「處理條例」影響，連戰等人恐將繳回溢領部分，這不僅對廣大納稅人是遲來的正義，也是對廣大軍公教人員遲來的正義。 「黨職併公職」，乃是黨國一體的產物。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為國服務的目的就是為黨服務，但為黨服務卻未必是為國服務。反對國民黨的黨外人士，以及言論報國的知識份子，多數都是基於促進國家的自由、民主、人權。不過，如此為國服務的言行卻遭國民黨打壓不遺餘力，因為這些普世價值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對立面，假使國家進步到國人都享有自由、民主、人權，國民黨就必須面對正常的政黨競爭而面臨下台的挑戰了。所以說，黨國體制最為可怕之處，還不在於黨國一體，而在於黨凌駕於國之上。 黨國體制之下，「國庫通黨庫」，這是黨國權貴貌似清廉的遮羞布；「國庫」的利益先進「黨庫」，「黨庫」的利益再進到權貴手裡，這就是國民黨字典裡的清廉二字。無須多說，「國庫通黨庫」，只有「國庫」利益輸送「黨庫」的份，沒有「黨庫」利益輸送「國庫」之理。結果輸送了幾十年，國民黨成為全世界最土豪的政黨，從來沒有一任黨主席真正搞清楚，國民黨的黨產是幾個零的天文數字。可以說，「黨職併公職」，也是另類的「國庫通黨庫」。「黨職」年資併到「公職」計算，直接多領納稅人的錢；「公職」併到「黨職」計算，表面上領的是「黨產」，而究其根源也是納稅人的錢。那些國民黨「附隨人員」溢領的部分，當然要像「黨產」一樣追討回來，才符合轉型正義的實踐。 另有「附隨組織」，例如婦聯會，也是另一種款式的「國庫通黨庫」。據立委清查發現，婦聯會的資產與收入，至少有政府補助國民黨的代領轉撥款、政府機關直接補助、影劇票附捐、棉紗附捐、防衛捐、勞軍捐。其中，光是勞軍捐，據黨產會初步調查報告推估便達二百四十億元。對於勞軍捐，內政部多次發文婦聯會要求交代流向，卻屢遭敷衍回覆，遂有五二○前再不說明勞軍捐完整流向，「該撤換負責人就會撤換」之最後通牒。其實，婦聯會只是冰山一角，這也顯示實踐轉型正義是一場硬仗。再加上，外有北京持續施壓，內有反年金改革泛政治化，改革者務須謀定而後動，一旦行動就要剋期有成。一如中廣兩個頻道既不再「對匪廣播」，便不容公共資源私有化，果斷收回分配給客家台和原民台使用，除弊興利一氣呵成，擺脫佔據公共資源者以拖待變的戰術糾纏。 話說回來，「不義黨產」、「黨職併公職」、「附隨組織」、「附隨人員」等黨國殘留物，造成我們國家與社會長期不正常，固然要以民主實踐予以撥亂反正，更為重要的還是上達黨國體制的最高層，也就是蔣介石本人。即使清除了那些黨國遺物，卻避開蔣介石的核心角色，中正紀念堂、蔣公銅像等威權符號依然故我，則轉型正義無法居高臨下清理戰場，類似馬英九那樣的黨國之子仍有機會伺機反撲。轉型正義不是「史觀」問題，不容「互相理解」的鄉愿；德國對納粹的究責，嚴肅追究至今不輟，堪稱台灣的典範。此外，也要不斷提醒新政府，轉型正義工程需要社會基礎，產經有感復甦、就業所得改善，讓普羅大眾「幼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養」，則改革、進步、建設、成長自能行穩致遠。唯有如此，改革攻堅的社會支持力道愈來愈強，泛政治化的反改革逆流更難成氣候。

  立法院從昨天開始初審「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條例」草案，這項以「前瞻」為名的公共建設計畫，遭到反對黨的強力杯葛。在政治形勢上，少數黨受限於實力問題，頂多只能使出拖延策略，例如將預算的三讀通過推遲到臨時會，已是其極限，因此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問題。站在社會大眾的角度，更為在意的是，執政者面對若干建設性的異見，能否具體解答，甚至納為計畫修正的一部分，真正周延決策。 馬英九政府時代，在二○○九年曾提出四年五千億元預算，思考模式與今日類近，也就是以供給創造需求，認為政府帶頭投資，可以產生很大的效益，以振興經濟。當時在野的民進黨雖然提出了質疑，但並未實質阻擋，然而八年後檢驗這些建設的結果，遍佈於各縣市的蚊子閒置設施，保守估計至少有數百項以上，不僅當年耗費公帑所吹出的五彩氣泡破滅，更在地方留下了醜陋與負擔，這樣的誤國經驗，我們當然不能再行複製。 從這個角度檢查蔡英文政府的八年八八○○億元預算，外界最關注的，當屬由各縣市所提報的卅八項軌道建設，其中包括約十五項的捷運和輕軌計畫。這個項目的預算約為四二○○多億元，幾占整個特別預算計畫的一半，若再加上年度預算，整個軌道建設八年下來總經費將達九五○○億元以上，影響不可謂不重大。這一代人啟動如此規模的硬體建設，不能不思考我們將留給下一代的是什麼？想到這裡，只能有一個答案，就是只准成功，不許失敗。 任何政策要減少失敗，就是不要急著反擊異見，務必進行理性分析，並且有能力公開進行政策說明。一個最根本前提是，既言前瞻，即是未來，不是過去，無法以日治時代興建縱貫鐵路，或是蔣經國總統興建高速公路的時空背景，以及全國性建設，作為各地準備雨後春筍式發展的區域性輕軌與捷運的支撐基礎。因為過去的台灣與未來的台灣，在人口結構的變遷上，是一個完全相反的發展曲線。 也就是說，政府所規劃的軌道建設，如果要符合前瞻，勢必要通得過人口結構變遷的驗證與需要。台灣未來的發展圖像，是一個人口逐漸減少，而且人口結構逐漸老化、年輕人所占比慢慢減少的社會；同時，基於尋求生活機能的便利，這樣的社會更會伴隨人口向都會集中的趨勢，因此城鄉差距日益擴大難以抵擋。在這樣的前景下，有些縣市如果認為藉由興建輕軌與捷運等交通的改善，可以帶動當地人口的增加進而創造一連串的利基，即是建立在不切實際的想像之上。 目標設定如果錯誤，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營運不符預期。建設成本之外，營運成本不能不同時設想。二○○七年開始營運的高鐵，沒有人會否定它的建設價值，但是直到現在仍然經營得非常辛苦，關鍵就出在實際運輸量的估計嚴重失準，甚至未達當初預估的一半，運量之不足，經濟下轉、產業外移是很大的因素。而營運已邁入第十年的高雄捷運，亦是今年才開始顯露好轉，但因屬於都會地帶，並且是透過多角經營在創造盈餘，其條件是否為其他發展不一的縣市可類比，必須思考。 前述現成的例子，並不足以反映人口減少與老化可能帶來未來更嚴酷的挑戰，老人社會的樣態，一是對運輸工具使用偏好的改變，這在走在台灣前面的日本已經出現，老人因為行動力的減緩，以出門即可立即搭載交通工具的需求為先，多少都要跋涉若干路程的軌道運輸，因而面臨考驗。其次，顯而易見的是，日趨增加的老人人口，也將產生優惠票價的增多，擴大回收與盈餘的難度。種種這些變數，凡是提出輕軌捷運的縣市，最起碼要把營運計畫詳列出來，讓大家了解其可行性與成本效益評估究竟如何。 輕軌捷運之所以引人側目，主要在於其已成為各地的通案，而非特定的個案。為什麼有這麼多縣市一窩蜂的搞這些軌道工程，是否與土地財政有關？如果台灣的經濟發展不是建立在產業環境的改善上，而是過度專注於經營土地來獲得財政收入，這絕對不是大家所期待的前瞻。 前瞻計畫條例已經進入立法院了，希望政府以更多的專業與態度，盡釋疑問，讓這個計畫只准成功，不許失敗。

反年金改革歹戲拖棚，改革樓地板還比多數人高，反而促使更多人堅信，年金改革勢在必行。（資料照） 改革者理直氣弱，被改革者理歪氣壯，儼然是當前改革現場的寫照。即將上任一週年，小英的執政績效，恐將面臨嚴酷的評價；二○一八的選舉氣氛，也恐難延續二○一四以來的勢頭。完全執政，一手好牌，結果打到荒腔走板，前車之鑑馬英九實堪借鏡。馬英九完全執政，對手幾乎無力抗衡，但這個人無能又獨斷，支持度下探九．二％，國民黨完全在野成了他八年執政的句點。如今，小英完全執政，歷史會不會重演，或許還言之過早，但憂心忡忡者也不是杞人憂天。 轉型正義，追討黨產，年金改革，司法改革，一例一休，婚姻平權，原住民正義，等等，小英時代揭幕便一哄而上，可惜未能善用民氣一氣呵成，反而糾纏於壕溝，戰場清理不了。對的事情，無法做對，將帥理直氣弱有以致之，連立法院的優勢也綁手綁腳。年金改革烽煙四起，自利的人性弱點搞得理歪氣壯。回顧事態惡化過程，無非是付託非人，蛋頭學官治絲益棼，委員會、公聽會以會養會，下週立法院又加碼兩場公聽會，反改革者的舞台一個接一個，既得利益者的音量不成比例放大。那些人，社會大眾嗤之以鼻，但手握麥克風，贏取媒體焦點，掣肘改革步調，敗事有餘。 反年金改革的烏煙瘴氣，掩蓋了轉型正義、追討黨產，活絡產經的作為也失去能見度，十分契合國民黨高層的政治盤算，好整以暇地致力於黨權之爭。可以想像，五二○黨主席選舉塵埃落定，小英難以收拾的戰場，將成為新共主祭旗之地，各種被改革對象亦將集結成軍，展開小英二年的反撲行動，總體改革將面臨新的阻力。果真如此，小英的謙卑對話拉長戰線，竟埋下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的敗筆，不僅反改革者的鬧場無有寧日，考監兩院等利用體制公然唱反調，連渴望改革者也難免失望落寞，小英的政治信任若進一步折損，怪誰？ 公民力量時勢造英雄，但大家迄未見到小英造時勢。將近一年，小英尚未展現領袖魅力，也尚未展現慎謀能斷的改革定力。相較於當前國際領導人普遍強勢，小英的被動姿態相當突兀。乃至於，反對她的人不怕挑戰她，支持她的人不敢力挺她，支持度跌多漲少並不意外。民進黨來自草莽，林全內閣一副菁英身段，不少部會首長宛如名士派。要求改革的急驚風，碰到推動改革的慢郎中，能有多少掌聲？而用人捨棄具有選舉實戰、政務經驗者，竟然讓完全執政的英全體制，也跟黨內互打的國民黨高層一樣，接不上台灣民主的草根地氣。小英能否改弦更張，攸關社會基礎是否持續流失。 反年金改革歹戲拖棚，改革樓地板還比多數人高，反而促使更多人堅信，年金改革勢在必行。八百壯士者流應該也心知肚明，呼群保利只能互相取暖無法讓改革歸零。旁觀他們的策略目標似乎有二：一是打亂小英推動改革的布局，削弱改革的社會支持力道；二是打擊小英的領導形象，磨損人民對她的政治信任。如此這般，既有利於五二○之後反撲力量的再起，也有利於施壓小英向北京傾斜。外應北京對小英持續施壓，經貿戰、外交戰加上近期的李明哲事件無法著力、世衛大會邀請函可能落空等。內外交迫，不一而足，無非是要讓小英飽嚐壓力測試，難以利用完全執政優勢滿足支持者而導致內部壓力上升。 執政成敗即將進入關鍵年，擺在小英面前的戰略歧途，一是明確回應要求改革到底的沉默多數，一是繼續讓反對改革的聒噪少數主導戰場。完全執政完全走調，蛋頭學官提供的麥克風，把少數人的聒噪放大為轟炸，呈現在失衡的媒體結構，虛有其表地干擾改革戰場，令人嘆息。先前一例一休，勞動部搞得野火燎原，小英疏於當機立斷，後患無窮，不容再犯。改革這場撥亂反正，立法院，改革多數優勢，莫蹉跎到臨時會；主流民意，改革多數優勢，莫怕失衡媒體起鬨。掃除台灣悶格局，改革是前菜，國計民生有感政績才是主菜。所以說，年金改革，速戰速決，不能理直氣弱，讓理歪氣壯的退休肥貓拖著走。

] 反對年金改革的群眾，十九日在立法院外抗議，發生脫序行為，不僅造成執行公務的員警受傷，立委被包圍追打潑水，記者採訪及立院人員受阻，還殃及前往國會參加前瞻基礎建設公聽會的縣市首長，遭暴力相向。蔡英文總統為此發表談話，強調「絕對不能放任以暴力來拖延改革的腳步」；閣揆林全除了譴責暴力行為，也要求警政署儘速積極嚴辦。對於立院周邊前天的這一場面，有人拿它與三年前的太陽花運動相提並論，這當然是「番薯簽比魚翅」之類的不當比擬。 四一九這一陳抗活動，與三一八太陽花不論就動機、基本屬性、合理正當性而言，都「真的是還滿不同」。以動機來說，四一九主要是反對年金改革，參與者為本身權益而行動；三一八為抗議台灣與中國的服務貿易協議，學生及公民團體因服貿諸多問題挺身而出。三一八的參與者所爭的是公共利益，四一九為的是自身利益，兩者類比，高下立見。 誠然，年金問題牽涉廣泛，也有其公共屬性，即令權益相關當事人，亦非不能為自身利益表態；但這種行動，自須以理服人，爭取社會多數民意支持。民調顯示，有六成五民眾支持今年完成年金改革，贊成取消軍公教十八趴優惠者更達四分之三；反年金改革者明顯是民意的少數或甚至站在一般公眾的對立面。當然，公共議題的決定，即令居於少數，只要透過說理溝通爭取，也未必不能成為民調中的多數。 殘酷的現實使得反年金改革者難獲普遍共鳴。財務數字顯示，軍公教及勞工的四大年金都已入不敷出，十五年內將陸續面臨破產危機，無以為繼。尤其十八趴優存利率遠遠高於近年一般存款利率的一、兩趴水準，且政府每年支出多達八百億元。針對這些明顯事實，五年前的馬英九總統就明言「年金改革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只因唯恐動搖自己所屬政黨的票源根基，馬英九寧可讓別黨去傷腦筋、眾人去後悔。 現行年金制度不改不行，也因其存在不合理的世代差距。從社會整體來說，由於少子化及高齡化趨勢，相對較少的年輕人口負擔日增老年人的情況，今後只會明顯加重。同時，年輕族群的就業機會及薪資水準都今不如昔，這其實是中老一輩留給年輕世代的負債，加上偏高的退休所得替代率，導致「週休七天」的退休者所得，高於「週休二日」年輕上班族，職場退役者領錢反而多於現役者；社會現象不合理、不公平，莫此為甚。其中，有退職高官月領二十多萬元，屬「肥貓」級的退休軍公教時有所聞，不但讓年輕世代強烈不平，退休所得相對較低的勞工階層也看不下去。 台灣有舉世名列前茅的全民健保制度，已大為減輕一般老年人最沉重的醫藥負擔。人人都會衰老，除了政府及事業主協助投入提撥的年金，或對弱勢老人伸出援手，預先為退休老年生活而儲蓄或理財規劃，也是個人的責任。包括年金在內的政府支出，都來自其他納稅人，年輕世代負擔尤重；「自己的老年自己養」，事雖過於理想而不易實現，至少要努力為之。 從而，在反年金改革時，有人喊出「只領三、四萬元沒辦法旅遊」、「要五、六萬元才夠養老」、「每月繳不出十萬元房貸」之類言語，不僅難以為自己的立場主張加分，無助說服公眾，只凸顯了既得利益者的形象，反而激發更強大的改革民意。 服貿協議當時已在立院經「半分忠」完成委員會審查，卒因程序不正義，引發太陽花運動，而且年輕世代所提「五大訴求」，包括先建立監督機制再審查、資訊公開、民意高於黨意等主張，大義凜然，加上佔領議場表現克制，不訴諸暴力，不反新聞媒體，自能引發五十萬群眾支持，國際社會稱道。三年後，猶獲國際知名的學者法蘭西斯．福山肯定，指係一項國家認同運動。 如今，年金改革方案尚未經國會審議，還有討論或修正的餘地，反改革者卻已脫序暴力舉止盡出，激發公眾反感，這樣的演出水準，還要以「公民不服從」自我美化，甚至與太陽花運動比美，只自曝其短。如此場面，不容再於國會審議改革法案時上演。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昨天終於送進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但是，抗議民眾為阻止立委進場議事，一早竟在立法院門前爆發肢體衝突；在此同時，年金改革委員會副召集人林萬億則是上廣播節目自估：公教勞等年改法案，恐怕要立院加開臨時會才可能完成三讀。這些情勢的發展，必然會令人心生疑慮：一個不成比例的少數抗爭，可以亂上一整年，孰令致之？ 年金改革最後當然會完成，基於社會對這個議題的高度共識，以及執政黨的國會優勢，這點毋庸置疑。確保年金永續、穩定國家財政，若是一張預期可以兌現落袋的中長期支票，那麼推動改革的過程是如何進行的？就是主政者可否因此得利加分的另一張即期支票。決定要不要支付這張支票的人民，檢驗的標準十分簡單，就是授權去辦事的政府，是化繁為簡，把事辦得明快漂亮？或是治絲益棼，把事辦到左支右絀，窘態畢露？ 年金改革，有個非常本質性的核心問題，就是現有制度的所得替代率不合理必須解決，對照ＯＥＣＤ國家的經驗，軍公教自己早就有數；至於比較敏感的十八％優惠存款爭議，不論是一九六○年訂定優存政策，或是一九八三年開始實施十八％，都是威權時代一紙命令的產物；即使二○一○年國民黨通過將之法制化，亦是在不顧多數民意反對下強行為之。換言之，從頭到尾，什麼時候問過我們大家的意思？現在，那個政黨已經下台，換手上台的政府該怎麼做，根本是著毋庸議之事。 既然是非做不可，剩下的是怎麼把事做得好、做得快的問題，這理應是爭取執政者的強項才對，至少當初在競選時是這樣保證的，否則大家憑什麼要投票。年金改革要做得好，就是政府不能自己腦袋空空，必須先要有腹案，我準備怎麼做，然後再來聽取大家的意見；而年金改革要做得快，就是在聽取意見時，既要接納異見，進行修正，更要整合分歧，有能說服；不能議而不決，被形式綁架，甚至誤以為拉長戰線，可以消耗對方的怨怒，最後換得「平心靜氣」的結果。 事實證明，年金改革從去年新政府上任到現在，草案好不容易送進立法院，依舊在國會門口發生暴力事件；同時在議場內，朝野協商決定，下週將先舉行公聽會，再進入逐條審查。之前冗長的程序，耗費了這麼多內部對立、社會成本後，既未令人消氣，也未讓在野黨因此省掉任何步驟，反而適得其反。以凝聚共識為目標而舉行的國是會議，也未使官方的「年改版」在國會形成有效的政治拘束力。至於負責規劃年改方案的操盤人，在這種節骨眼，竟還對外發表言不及義的評論，看來更是完全未能記取教訓，忘記了解決抗爭紛擾正是當家的責任。 選舉與治國的思維分野在於，選舉時，必須想辦法把問題歸諸對手，因此不怕問題；治國時，所有的問題都會歸諸政府，因此要解決問題。過去一些執政失敗的政府，往往有個共同的通病，就是無日不在選舉，沒有一天開始治國，關鍵就出在不少政治菁英沒有抓住有限任期必須與時間賽跑的任事感，必須劍及履及，做出政績，往往耽於可以累積多少「相罵本」，做為下次的競選訴求，以爭取連任。一九九六年之後，藍綠互打，輪流執政，台灣卻停滯原地，甚至指標倒退，正是苦果的呈現。 昨天中午蔡總統發表談話，特別強調：非理性的行為，不會得到社會認同，刻意製造衝突，無法阻擋改革的決心。這段話說得一點都沒錯，但嚴格來說，仍然不脫選舉語言的範疇。支持台灣的國民，望治心切，許的則是一個治國的開始，不希望年金改革的夢魘，成為每一次改革的「模式」。 為此我們必須重申，把事情做得好、又做得快，是有方法的，那就是執政團隊要有方案，不能打迷糊仗；要肯得罪人，別想各方討好。這些都指向同一件事：一定要忘記選舉。唯有忘記選舉，最後才會有選舉。

  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銅像日前遭人砍頭，犯案者是「中華統一促進黨」黨員，去年七月他們也曾對政治立場不同的團體縱火。這些行為具有內部的一貫性，那就是中華民族主義。在數人頭的時代，竟然有人以砍銅像人頭來表達政治立場，想必多數人都不以為然。對於犯案者接連的激進行為，儘管只是台灣社會的非典型發洩，有關部門仍應高度重視。 八田與一銅像遭人砍頭，立即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的報導指出，台灣的「仇中」派與「仇日」派對抗論調，也在網絡等討論上重新出現。其實，台灣雖然有殖民烙痕，台灣人民大多數並不「仇日」，所謂的「仇日」是外來政權帶來台灣的。大家只要看看，哪些人在「仇日」，便不難發現，「仇日」者幾乎都有類似的背景，馬英九對日本「不惜一戰」，堪稱那些群眾的典型。中國八年抗日時期，台灣屬於日本領土，但蔣介石政權來台之後，開始在台灣灌輸「抗日史觀」，清洗台灣人民的歷史記憶。當然，這樣的洗腦並未成功，如今早已船過水無痕。 有趣的是，台灣人民本來也不「仇中」，所謂的「仇中」同樣也是外來政權帶來的。蔣介石政權逃亡來台，以反攻神話鞏固自己的權力。黨國戒嚴時代，蔣氏政權對台灣人民灌輸「仇匪恨匪」教育，除了白色恐怖還加之以紅色恐怖，雙重恐嚇台灣人民，匪諜就在你身邊搞得人心惶惶。兩蔣之後，民主揭幕，台灣人民得以自由思考，「仇匪恨匪」迅速消退。可惜，隨著台灣人民伸出友善雙手，中國卻露出絕不放棄武力併吞台灣野心，連總統直選也出之以文攻武嚇。中國仇視民主台灣自主前途，台灣人民寧願保持距離以策安全，與兩蔣時代的「仇匪恨匪」截然不同。 八田與一銅像遭人砍頭，有人提到先前蔣介石銅像也遭人砍頭。老實說，這兩件事的本質完全不同。八田與一有功於台灣農田水利，台灣人民至今仍受遺澤，而且，以八田與一當時的角色，將他當作「仇日」的對象來發洩情緒，適足以凸顯犯案者的幼稚無知，堪稱反日反到反智去了。至於蔣介石，從二二八屠殺「本省人」，到白色恐怖殘害「外省人」，毫不留情地鎮壓民主運動與言論自由，儼然是台灣的跨族群公敵。而今，這個獨裁者的幽靈還徘徊在台灣上空，學校、機關、公園充斥「蔣公銅像」，某些人挑戰「永懷領袖」的圖騰，彰顯「轉型正義」的速度實在太慢了。試想，當今德國，希特勒還銅像林立，像話嗎？ 基於轉型正義，重新梳理歷史，並不是文革鬥爭，而是還原蔣介石的本來面目。在民主台灣，大家可以追究蔣介石的最高決策責任，大家也可以接受蔣氏後代融入社會，沒有趕盡殺絕的株連九族。所以，民主政治的領域，蔣氏後代有人參政，只要經過民主洗禮，大家都尊重其代表性；另有蔣氏後代，以專業才能馳騁於事業發展，大家對其成就也不吝按讚。再說，有別於蔣介石的社會評價，蔣經國即使也以鐵腕威權統治，但他至少在獲得權位之後致力經濟建設、行政革新，晚年也啟動初步的民主改革。現在，蔣經國的形象遠勝他的父親，可見台灣社會公道自在人心。現在，真正在傷害兩蔣歷史定位的，反而是把「崇蔣」跟「促統」混為一談者。 八田與一給台灣的一課，叫作飲水思源，吃果子要拜樹頭，這也是台灣社會長期以來的人情義理。八田與一銅像遭人砍頭，相當程度解剖了犯案者及其支持者的暗黑心態，他們根本不懂飲水思源，吃果子要拜樹頭，說「仇日」太冠冕堂皇了。他們無視於八田與一對台灣的貢獻，連帶地吃台灣米、喝台灣水也不知感恩台灣，反而對敵對台灣的「祖國」朝思暮想。就此而言，他們到底是「仇日」還是「仇台」，殊堪玩味。

  國民黨是擁有國會三十五席席位的中型政黨，更是在台灣長期執政、因而累積雄厚社會結構的優勢團體，這樣的政治力量，當然是台灣政治櫥窗裡很關鍵的一個組成，是外界評價台灣的主要項目之一。從而，繼黑影幢幢之後，國民黨黨主席選舉竟爆發金錢介入的指控，儼然成了黑金領黨，如此的墮落，倘使不積極糾正，勢必拖垮台灣的民主。 台灣的民主蓬勃年輕，民主內涵則尚待進步成熟。因此民主發展的方向與歷程，每一步都要小心，不能誤入歧途，否則未必有再回頭的機會。這種「回不去了」的殷鑑，在世界民主歷史上，班班可考。其次，民主發展中的國家，政黨之間監督制衡的理性不足，也往往會出現「比爛」困境，削弱了執政黨的改革動能，這才是核心的影響。 因此，我們要從國民黨眼前的衰敗談起。去年一月大選揭曉後，國民黨從八年的一黨獨大，翻轉為行政與立法雙輸的徹底在野，這是國民黨在台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面對失去政權與失去民意，國民黨有六位政治菁英出馬爭取黨權，並且當仁不讓、廝殺激烈，可見這些人充分感受國民黨傾頹的嚴重危機。 但是幾個月下來，先是該黨中央將殺警主嫌等幫派人士的申請書曝光，而後是黨工自揭同志在一戶內搞了三百多人的人頭黨員亂象，近日則是參選者公開指控某縣市有黨代表給六萬元、青工十萬元、議員二十萬元的價碼。各方殺紅眼之後，只見眾人紛紛撇清，究竟應制度阻絕，或移送法辦，居然無人提出具體對策因應。 甚至，一個企圖起死回生的政黨，不惜把候選人辯論給「和諧」掉，只準備以政見發表虛應，說穿了，只熱中派系與組織，迴避方向與政策，怎麼看，都是難挽敗象。最大反對黨的地位與功能若此，無疑是台灣政黨政治的重大考驗。 從而，我們更要檢視首度一黨獨大的民進黨。下個月，蔡英文政府才將執政屆滿週年，明年底地方「九合一」選舉卻已等待登場。在所謂「綠色執政」的既有版圖下，外界近來不斷聽聞地方接班傾軋，或者期待黨中央介入徵召，或者選舉對策委員會也不排除從中運作的傳言紛起；在此同時，卻遲遲未見民進黨有什麼開大門走大路的公平競爭機制，被其政治菁英所標榜或強調。 換言之，在稀有政治資源的搶奪過程，上台後的民進黨，似乎也沒有驚覺到選民對於台灣的民主政治需要再升級的迫切感。如果要走出山頭林立、派系瓜分的傳統形象，民進黨未來勢必要以更大的力度，節制「喬」與「指定」的黑箱文化，改以更加公開透明、側重治理、健康競爭、能者出頭的初選設計，來公平拔擢，培養黨內的新一代菁英，以加速人才的新陳代謝；進而透過從政者政治素質的提高，改善台灣的政治風貌。 看到民主政治的瓶頸，有些人開始崇尚中國的菁英政治，以為經由嚴密的拔擢審核體系，可以產生不二的治國人選；事實上，中國既脫不了「派系政治」，例如毛時代對部屬的分而治之；更有「世代政治」的嚴重矛盾，例如習派對江派的清剿等等。同時由於他們缺乏民主反應的機制，往往在強調政策效率之際，對於政策良窳，經常無法事前得到及時回饋，以致決策風險升高，乃不爭的事實。 對照之下，台灣能夠走上民主道路，實是亞洲文明的重要標誌。台灣的民主如果不完善，問題不在民主選擇，而是政治人物的素質，普遍不足以回應台灣的整體需要，那麼如何活絡從政途徑、避免寡占分封，劣幣逐良幣，以吸引更多的人願意改良政治，在朝在野看來是無一豁免，皆責無旁貸。

  美國財政部匯率報告出爐，果如美國總統川普事先宣稱，中國並未被列入匯率操縱國名單，但是仍然停留在觀察名單內，不過這與川普競選時「上任第一天就要把中國打入匯率操縱國」的承諾，顯現一八○度的政策大轉彎。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對中國的態度，由選舉時的慷慨激昂、聲嘶力竭，到最近公開表白「我開始喜歡習近平」，轉變如此之快速，且無任何轉折跡象，未免令人錯愕。 川普選舉時批評中國操控匯率，偷走美國人的工作機會，從「美國優先」與「再強大」的角度來看，中國無非就是阻擋美國走上光明大道的大壞蛋，所以外界多憂慮川普一旦當選，其保護主義勢將引發全球貿易大戰；另外，川普強烈質疑美國扮演維護全球秩序與和平的角色，直言友邦必須分擔財務與防衛責任，因此外界莫不認為川普將退回孤立主義路線。如今的演變，顯見大多數人都看走眼了。從空襲敘利亞、航母卡爾文森號駛向東北亞海域警告北韓、以「炸彈之母」轟炸阿富汗的伊斯蘭國基地，及因企盼中國合作處理北韓問題，竟然馬上與中國習近平麻吉起來，展現執政後不同面向的川普，當前似乎以地緣政治優先於經貿議題。 經貿爭議的解決，本宜透過協商溝通管道，方可獲得雙贏結局，美中由貿易戰一觸即發的激烈對抗，轉為在談判桌上解決問題，對於與雙方利益牽絆甚深的台灣，未必不是好事。然而，眼前所知中國對美退讓的是開放美牛、增加對美農產品的採購、放寬美金融業進入中國市場，這些相對於每年高達三、四千億美元的貿易失衡，可說微不足道，以之作為交易條件，並不符合比例原則。何況，人民幣仍呈現貶值，而三月份中國對美出超再度暴增，川普誓言解決的經貿失衡根本沒有緩和跡象，因此美國就伸出和解之手，主動替中國的匯率操縱國解套，實在太過草率。 癥結在於初上台的川普於內政議題上並未得分，不但在健保、移民禁令上遭到挫折，且美國人殷切期待的基礎建設、降稅與吸引製造業回流，均未有實際的進展，其選戰團隊更捲入與俄羅斯介入美國大選的疑雲之中，因此地緣政治議題可能成為轉移焦點、提振威望的策略。即使如此，北韓問題仍然不具有迫切性。北韓固然是東北亞的麻煩製造者，核子試爆、導彈試射及其獨裁體制，確實是區域安全的隱憂，但目前金正恩的動作也僅止於恫嚇層次，這或許是其鞏固政權的一種手段，也沒有得到中國背書支持，因此開動戰爭機器的可能性仍極其微小。它不像敘利亞毀滅性內戰的解決迫在眉睫，將之當成無論付出任何代價都要馬上解決的議題，判斷是否得當，值得商榷。尤有甚者，川普甚至透露在川習會中對習直接表示，他的政府不會接受美國對中國貿易繼續維持龐大逆差，「但是你想要做筆很棒的生意嗎？解決北韓問題，那就值得有貿易逆差。 」換言之，為了解決北韓這個麻煩製造者，川普甚至願意接受美中貿易嚴重失衡的現狀。 由此可見，當前川普的政策思維係寧以地緣政治利益換取經貿利益。而中國是美國解決北韓問題不可或缺的幫手，即使它不合作，但願意旁觀，美國就可以無後顧之憂，甚至對北韓採取軍事行動，因此，川普為了解決北韓問題而與習近平化敵為友，結成麻吉；相反的，在敘利亞內戰議題，即使他一再表明欣賞普廷的領導風格，卻因地緣政治摩擦，仍選擇與俄羅斯為敵。顯然在地緣政治之前，國際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而由川普對中國態度的戲劇化轉變來看，其施政風格充滿不確定性；或謂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不確定。川普不確定的政策取向，將塑造何種形態的國際關係，對台灣的影響又如何，值得關注；政府必須及早面對，做好因應，才是正途。

  服貿協議仍躺在立法院，馬英九直言「想起來很嘔」。顯然，這個人還是沒有理解到，傾中總路線對台灣貽害之深，導致國民黨被多數人「嘔」到完全在野。僅就經濟而言，傾中總路線導致台灣產業疲弱，就業、所得、消費欲振乏力，成了台灣社會的新常態，承擔後果的則是年輕世代。年輕世代的處境，是國家未來的寫照，長期看不到前景的年輕世代，不論發之為「太陽花」或者「民粹」，都讓我們的國家願景出現極為不同的分歧。 最近全聯總裁徐重仁的言論風波，便是值得多予省思的例子。他並非出於惡意的一些感嘆，引起年輕世代的強烈回應，徐重仁也火速道歉失言，表示那些話語是從他那個世代的立場發出，有失周全。此一插曲再次凸顯，就業機會減少，實質薪資倒退十九年，乃至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流動緩滯，富爸爸窮爸爸世襲化，已經讓年輕世代的不滿一觸即發，一旦出現令年輕人感覺受傷的言論，往往就會淪為眾矢之的。事實上，即使年長世代，多年來也出現中間層塌陷的現象。而台灣世代之間的Ｍ型化，還伴隨著年輕世代的Ｍ型化。世代間，世代內，雙重Ｍ型化現象，取代了原有的藍綠政治學。 年長世代與年輕世代，各有其客觀環境與親身體驗，時代的明顯差異經常造成對話的障礙。年長世代，經歷台灣從戰後蕭條到經濟起飛，加上黨國戒嚴壓抑自由，多數人的確是咬緊牙根、犧牲享受，把希望放在下一代，才累積今天的社會成就。而年輕世代，出生於民主時代，卻遭逢台灣經濟轉型時期，因為國際經貿的結構性變化，再加上政府缺乏因勢利導的應變能力，遂至台灣經濟陷入衰退慢性病。年輕世代雖有較早出國見識的機會，但血汗工作還是二十二Ｋ、月光族，難以滿足自己的成就取向，且要面對年長世代的異樣眼光，心有不平的集體心理不難理解。 二○一四、二○一六，年輕世代獲得廣泛回應，大家體認到台灣社會不容繼續惡化了。全球化的擴散，嚴重衝擊台灣的成長所得，若不對症下藥、互相指責，台灣將無法化解衰退的惡性循環。全球化的自由經濟能量，有利於經貿投資迅速流動，某些國家因為開放而獲利。而跨國公司、企業集團大展鴻圖，卻對原屬國家與投資國家的政府，更具左右政策的影響力，政府決策反而對多數弱者反應遲鈍。兩岸方面，中國非自由經濟，更得以結合政治經濟，扶植跨海政商集團，於是馬英九口中的「和平紅利」，進入少數人的帳戶，平民百姓未見其利先受其害，「魯蛇」要翻身為「穩拿」難上加難。 台商西進中國，堪稱全球化格局下的東亞劇場。先是傳統產業，繼而科技產業，紛紛將投資轉向中國，原可嘉惠國內年輕世代的就業機會、所得成長，卻成了中國年輕世代的紅利。而跨海政商集團，有違照顧最多數人最大福祉的民主精神，不斷加大台灣經濟溶入中國的力道，迎向北京圖謀台灣的政治目標，如此的馬英九總路線導致台灣經濟慢性病更為惡化。結果，年輕世代揭竿而起，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議場，杯葛國共黑箱服貿協議。小英完全執政，堪稱這股歷史潮流激盪的產物，假使無法在結構上治標治本，全球化併發症維持現狀，恐怕難獲年輕世代的信任。 小英任務，首在深耕台灣，這既是維持獨立現狀之所需，更是扭轉年輕世代苦悶之必要。除了轉型正義工程，政府應展現活絡產經的具體作為，鼓勵國人並吸引外商投資台灣，以增加就業機會，提高薪資所得，讓成長、所得回到良性循環。先把餅做大，每個人分配的餅才會增加；一例一休之類從分配下手，餅的大小原封不動，達不到溢出效果，也無助於年輕世代「脫貧」。否則，年輕世代的同儕共振，不論是「太陽花」或「民粹」都將層出不窮。致力讓下一代在地安居樂業，將創意與才能化為成功的故事，才能確保所有世代在台灣老幼相扶持。可以說，世代間與世代內的雙重Ｍ型化緊張，典型刻畫出小英政府的機會與挑戰。

  全聯福利中心總裁徐重仁日前一番「現在的年輕人很會花錢」談話，引發爭議。昨天，他坦承失言，宣稱自己只從本身世代的立場出發，夾雜著疼惜、擔憂，想求好，卻又太過心切，雖出於對自己孩子說話的心情，實有失周全；「儘管絕非惡意，但仍感到抱歉」。 一九四九年出生的徐重仁，以管理、行銷見長，是流通業名人。這次風波顯示，他對失言的公關危機處理，也很有一套。相較於最近美國聯合航空超賣座位卻動用航警粗暴強拖乘客下機，引發全球公憤，其執行長姆諾茲（Oscar Munoz）的應對，高明許多。姆諾茲必須道歉兩次，因他起先只以「重新安排乘客」對事件屬性輕描淡寫，在內部通訊反指責當事乘客「意圖挑起衝突」，乃激發各方指責，公司股票大跌，要他下台。 從徐重仁講話的內容看，的確沒有惡意，他所要強調的重點，認真工作應是職場的基本條件，期勉年輕人「少花一點」、要做自己「能力範圍內的事」也沒問題。不過，由於所觀察的現象未必通見，所做解讀不無以偏概全；所舉的例子因時空環境不同，不見得適用現今大環境。加上忠言本來就逆耳，年長者對年輕人尤忌出現教訓口吻，高談「當年勇」也要自制，避免落入「倚老賣老」窠臼，否則反彈聲浪必隨之而至。 從整體看，徐重仁失言風波其實凸顯現今社會存在的問題，不宜船過水無痕，僅以花邊新聞看待。基本上，它顯示如今年輕人處於相對不利的經濟社會環境，且因差距相當明顯，世代對話要能以同理心，設身處地，方能有效溝通。 徐重仁當年經歷的大環境，是戰後台灣從重建邁向富裕的過程，其間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目標大致得兼，創業及就業機會相對較多，社會上白手起家者眾，上班族加薪有如家常便飯，那是「台灣錢淹腳目」的黃金年代。近年，台灣經濟陷入低成長困境，社會貧富懸殊擴大，也擴及世代差距，年輕人尤為低薪所苦。四十年前，徐重仁薪水的一部分要付房貸，現今不少年輕人卻連房子都買不起，「沒有房貸負擔」絕不等於較為富有。另外，消費習慣也有別，銀髮族常捨不得花錢，年輕人買手機或出國旅遊慰勞自己，出手較少猶豫。 另一方面，四十年前老人年金或退撫制度尚不發達，整體而言，社會上有較多年輕人口負擔較少的退休老人。如今，由於制度設計及給付不合理，各項年金都有破產之虞；加上台灣人口加速老化及已被稱為「國安危機」的少子化趨勢，都使年輕世代負擔沉重不堪。這是當年設計執行所導致的問題，後果由年輕人承擔，老一輩不能不反躬自省。 徐重仁在透過臉書表達歉意的發文說，自己與同世代的人，要檢討是否不夠深入了解年輕人，只憑自身經驗就簡單做出評斷。這樣的反省，對不少老年人來說，實有必要；進行中的年金改革，就凸顯了這一事實。在年金改革爭議中，面對舉世最高的退休所得替代率及國家沉重財政負擔，有老年人猶言「能撈就撈」、「能混就混」、「拖垮政府」，也有退休人員宣稱「只領三、四萬元沒辦法旅遊」，這些發言無助老者贏得社會尊重，只突出不合理的年金非改革不可，激起更強大的改革民意。 必須強調，如今面臨人口及世代正義問題，改變不應只是政府的責任。曾任衛福部長的林奏延最近提出「六歲以下兒童國家養」，主張以社會住宅、疫苗券、奶粉券等社會福利措施配合推動。對此主張，我們認為有待商榷，養兒育女是為人父母的天職，教養的責任不能推卸；政府可積極鼓勵生育，加強幼教，但不宜在沒有審慎評估的情況，匆促推出「六歲以下兒童國家養」的政策。社會福利過度延伸，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不僅常流於浮濫，導致不負責任的個人，最終尾大不掉，甚至可能拖垮財政；年金問題如此，少子化問題亦如是。政府支出由眾人承擔，下一代負擔甚至更重；不論養老育幼，個人都該擔起自身應負的責任，這個社會才能堅實有前景。

台灣的ＮＧＯ成員李明哲入境中國，遭到對岸以「危害國家安全」逕行拘留調查，二十多天來的各方營救過程，突然冒出一個號稱中國海協會的傳話者。（資料照） 台灣的ＮＧＯ成員李明哲入境中國，遭到對岸以「危害國家安全」逕行拘留調查，二十多天來的各方營救過程，突然冒出一個號稱中國海協會的傳話者；在台灣海基會自去年五二○政黨輪替後即被「已讀不回」，兩岸兩會管道片面中斷後，這名人士居然能帶來李明哲的簽名家書，背後所代表的，正是一個新型政經特許模式的形成。 其實，對於中國這種數千年由皇權過渡到威權的專制國家，這種藉由給予特定人特許利益以實施壟斷性經營的方式，一向就是其偏好的統治工具，一點也不令人陌生。 二○○八年起的馬英九時代，八年間「讓利」之說喊得震天價響，當時稱兄道弟的國共雙方所建立的舊型政經特許制度，主要的手段在透過鞏固台灣執政黨在台灣的地位，以達成和平併吞台灣的終極目的。現在的新型模式，目的完全相同，但是手段改了，換成是顛覆台灣執政黨在台灣的地位。如此調整，顯然是為了要威逼「非我族類」者，應回歸到正途，否則，就等著看反對者壯大。 中國這種一廂情願，在這次的李明哲案中，充分展露無遺。事實上，自新政府上台後，原本負責台灣人在中國經商旅行權益的通報單位海基會，早就被中國關閉了門戶與窗口，基本上是一律相應不理。同時，中國「扶植」國民黨立委成立了另一個「服務中心」，來完全取代海基會的功能。 這十個多月來，凡海基會通報海協會的案件，海協會一律跳過海基會，直接透過這個「服務中心」把訊息回覆給台商或台客等當事人。情勢影響之下，除了在中國經商的大企業有能力自己找門路，不知有多少台商早就換走這條指定路線，去尋找排難解紛的捷徑了。 如此的代理人制度，透過李明哲案，讓人看到民主國家想像不到的中國國家暴力本質。因為，對岸透過這位人士將李明哲的親筆信當作「信物」交給家屬，同時對李明哲的太太提出：國台辦希望她不要到北京，就會有「正面轉折」的要求；還強調未來有進一步消息，會再經由這「服務中心」傳達。意思是，聽話照辦才有路走，有事別再找不相干的人。 李明哲的太太指控其為「兩岸掮客」的身分，這是在「低調救人」與「高調堅持」二者間做抉擇，事實上非常不容易。多數人可能會選擇：事成前，息事寧人，事成後，再予酬謝，比較「上道」的作法，通常對個人相對安全；但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如果我們的國民一再讓老共這樣的計謀得逞，對岸此後當然就會繼續予取予求下去。現在海基會人間蒸發算什麼，下一步就是去政府化：不接受其政治前提的當權者，遲早也要跟著人間蒸發。 在傳統的中國政經特許脈絡下，掮客性質的買辦，前有國民黨元老，現有國民黨立委，總是穿梭其間，尋找個人的利益。但是這次傳出中介者具有台灣前情報員的身分，並且曾遭對岸重囚多年，這可就更為茲事體大了。此等敏感背景者，在脫離險地後，竟能受到北京倚重，做起「服務兩岸人民」的獨門工作，道盡了兩岸之間果然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中國伸向台灣的手，看來真是上天下地、無遠弗屆；其伸手的形式，更是五花八門、靈活權變。就此，我們的政府必須要有對策。 論語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是當代中國非常典型的寫照。除非萬不得已，沒有必要到這種國家去，非要去，也需要理解不可能以民主國家的標準，能夠跟這種部落時代的政權對得上話。「遠離中國」的國民共識，不僅僅是在行動上，這是消極的，而且受限於現實，多少會打折扣；因此，更是在信念上，這才是積極的。 中國想要在台灣對親中勢力、親中政權明幫暗助，那麼手上掌握一票的台灣公民，最有效的自保之道，就是至少要在每次行使選舉權時，否決任一標榜親中的勢力當道，防止親中政權有機會染指我們的生活選擇權。唯有我們不小看這樣的國民意志，人權低落的國家才會對台灣人放尊重一點。

  李凈瑜奔走營救丈夫李明哲，隨著中國阻力增加而激發國人憤怒；陸委會昨日召開國際記者會，強烈譴責中國二十四天來拒絕回應。李凈瑜欲赴北京了解真相行前，中國搶先註銷她的「台胞證」，連人道之門都不留一條狹縫；不僅如此，還有中國媒體謾罵李凈瑜所為，是一起「向台獨愚民製造仇恨的鬧劇」。兩岸漠視人權價值者，先是刻意凸顯李明哲曾經擔任民進黨黨工，繼而又同聲批評李凈瑜，不是政治素人，曾經參選立委。這種人格謀殺的老套，想盡辦法就是要摧殘受害者的尊嚴，卻完全不談李明哲事件的本質就是「政治綁票」。北京可以高調綁票，受害者家屬不可高調救夫，綁匪邏輯真是豈有此理。 所謂的「向台獨愚民製造仇恨的鬧劇」，實在是高估了李凈瑜的影響力，同時低估了自己的邪惡。如果說，反共抗俄年代，台灣人民的仇匪恨匪來自兩蔣的洗腦；兩岸開放至今，中國成為台灣人民最不喜歡的國家之一，則是它動輒文攻武嚇台灣又在國內加緊一黨專政所致。不說別的，新政府不接受一中共識，北京立刻經貿戰、外交戰、藍八縣區隔待遇、共同打擊犯罪也叫停，種種不文明手段不一而足，形同對台灣頭家的自主選擇施以懲罰。從反共口號到實際接觸繞了一圈，北京把自己展示成如此面目可憎，台灣內部還需要誰來挑撥仇恨？一句話，台灣與中國漸行漸遠，後者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才是罪魁禍首。 在中國，類似綁架ＮＧＯ組織工作者李明哲之事，可以說是家常便飯；「危害國家安全」，也不過是欲加之罪。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都關進政治黑牢了，遑論維權律師、上訪民眾、基層抗爭等等備受鎮壓。最近，自銅鑼灣書店事件以來，從香港綁架北京的眼中釘也成了新常態。野蠻的升級版，一再告訴大家，台灣人民在中國境內甚至在入境通關之際，脖子上頭便懸著一把莫測的刀鋒，倒楣的人隨時可能淪為犧牲者。具有中生背景的周泓旭涉嫌共諜，以違反「國家安全法」羈押，那把刀鋒就開始找代罪羔羊了。如果只看硬體的進步，誤以為共產黨不是共產黨了，很可能有朝一日會變成肉票。二十多年來，受害台商罄竹難書的冤案一再印證，穿西裝的共產黨骨子裡跟穿毛裝的共產黨沒有兩樣。 一九七○年代晚期，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差不多同時，蔣經國也開放探親、觀光。由於北京急於招商引資，加上隔絕多年的親人終能一見，兩岸的初體驗基本上是正面的，兩蔣時代的仇匪恨匪洗腦，很快就隨風而逝了。然而，針對一九九六年我國首次總統直選，中國在台灣外海實施飛彈演習，赤裸裸揭開以經促政外加武力威脅的併吞者真面目。於是乎，此後二十年的兩岸關係，儘管有馬英九總路線之下的表面和平，「併吞台灣」與「台灣反併吞」一直在和平假象底下較勁；而中國在獲得台商資金經濟高速成長後，卻以更大的敵對力量對台灣軟硬兼施。幸好，台灣已經走上民主，這樣的演變反而刺激了台灣人民的同仇敵愾，凝結了跨族群的台灣認同，乃至天然獨世代蔚為主流。 北京一直無法理解，「讓利」那麼多，台灣為何還不感恩戴德？其實，馬英九總路線如果有創造利益，也只有少數跨海政商集團獨享，大多數人則受害於經濟連結中國的副作用：就業減少、所得降低、晚婚少子等。中國官員、觀光客來台灣趾高氣昂，霸凌台灣人民國家認同的符號；國際場合，更是極盡「中華台北」矮化之能事。凡此，總體形成了台灣人民對中國形象的極度負評。台灣的統派，「口號統」遠多於「行動統」。北京常言，台獨只是一小撮人；既然一小撮，何能煽動對中國的「仇恨」？一枚一枚飛彈瞄準台灣，一個一個李明哲被失蹤被認罪，中國自己製造的反作用力，才是把台灣推向更遠的黑手。再這樣下去，「口號統」恐怕也接近夢醒時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