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二十週年前夕，泛民主派人士在灣仔金紫荊廣場抗議，懸掛釋放劉曉波、香港真普選的布條。香港警方不僅鐵腕拘捕抗議人士，習近平所到之處更完全清場，採取二十年來最高級的安保行動。面對香港人心浮動，習近平到達香港時強調，要總結過去的經驗展望未來，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聽起來格外諷刺。北京與港府的強硬態度說明，未來香港的考驗只會比想像中更大，「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淪為「黨人治港、全面管治」只會更粗暴。 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本來就是政治騙術，用來欺騙港人與國際，也想用來欺騙台灣人民。兩年多前，習近平還重彈舊調，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事實上，所謂的一國兩制，二十年前台灣人民就不吃那一套了，經過香港的實驗失敗台灣人民更索然無味。至於北京，對於一國兩制的破產早也了然於胸，只不過想繼續騙下去，它的真實目的也愈來愈清楚，就是，絕不鬆手香港這塊中國夢的拼圖，民主、自由、人權、雙普選皆屬假議題。 二十年來，北京對香港的統治意志，以較低文明統治較高文明，早已注定會令港人大失所望。一項最新民調顯示，香港年輕一代自認是「廣義中國人」的比例低至三．一％，創下主權移交以來新低。即將上任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則提出，要從幼兒階段開始培養「我是中國人」的認同。黨意與民意的取捨，對北京與港府都是不加思考便可以選擇的問題。這是香港發展的不祥徵兆，在北京持續加強控制之下，香港似乎難脫「內地化」的厄運。當然，事在人為，香港未來的榮枯，仍賴港人自己的決心與行動。 話說回來，過去二十年期間，除了港人點滴在心頭，台灣人民在看，國際社會也在看。我們不妨這樣來總結過去二十年的經驗：一，對香港來說，姑且不論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香港的經濟表現也比以往黯淡，自由競爭、開放市場等原則，被來自北京的新政商模式取代，經濟利益由少數人寡占，多數人的生活水準下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馬照跑，舞照跳，問題在主詞是誰？最近，香港統計處公佈二○一六年市民收入分佈，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達到○．五三九，創下四十五年來的新高，而香港與中國的堅尼係數都超過了○．四的警戒線。 二，對台灣來說，一九九六台灣啟動總統直接民選，一九九七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不啻歷史的背道而馳。將近二十年來，台灣政權和平轉移三次，民主、自由、人權深植人心，反觀香港卻連「鳥籠民主」也求之不得，北京控制的小圈圈選舉決定香港的政局。對台灣而言，假使不幸「被統」，現有的文明生活必定難保，至於江河日下到甚麼程度，也只能看北京的眼色。屆時，北京關起門來整台灣，一如現在關起門來整香港，絕對不容外國「干涉中國內政」。可以預言，萬一台灣「被統」，李明哲將是所有人的命運。 三，對國際社會，「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基本法」，國際條約也好，中國法律也好，都是北京的文字遊戲，誰相信五十年不變誰倒楣。香港淪為北京的禁臠，政經的國際座標完全改觀。如果坐視中國染指台灣，甚至牢牢控制台灣，則西太平洋的地緣政治必受衝擊，朝鮮半島、東海、台灣海峽、南海恐將危機常態化。假使北京擁有台灣作為戰略槓桿，美日為主的民主陣營再來擔心中國霸權崛起的嚴重後果，恐怕就為時稍晚了。 二十年前英國失去了香港，二十年後回顧更清楚看出文明世界失去了甚麼，港人失去了甚麼。也許，港人努力不懈，可以翻轉自己的前途，但香港終究難脫中國夢的拼圖角色了。台灣則大有機會成功走出自己的路，為普世價值實體化一個屹立不搖的堡壘。今天，跟「六四」一樣，「七一」也成了極富說明性的符號。二十年來擺在世人眼前的民主演進，展示了台灣的主觀動能與客觀價值，更值得文明世界與二三五○萬人共同珍惜。

  解嚴那年出生的人，一轉眼都三十歲了。為紀念解嚴三十週年，民進黨將舉辦音樂節，邀請從民進黨創黨一路走來的音樂團體以及多組知名獨立樂團，唱出自由世代的心聲。這種紀念方式，或許符合目前台灣約三分之一人口出生於解嚴後的青春想像。不過，戒嚴時期起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遭判刑且流亡海外二十多年的彭明敏教授則稱，「宣言」提出的訴求包括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結社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都因戒嚴結束而差不多實現，但制定台灣本土憲法、以台灣的名義重新加入聯合國等要求，解嚴三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未達成。   彭明敏教授。（記者王藝菘攝） 解除戒嚴，乃是蔣經國晚年政治改革的里程碑。解嚴不久，又「開放大陸探親」；隔年初再解除黨禁報禁。這麼緊湊的政治議程，凸顯蔣經國的急迫感，而他也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病逝。此後，台灣的民主景觀變化，出現蔣經國始料未及的速度與幅度，萬年國會改選，總統直接民選，中華民國在地化，呼應著蔣經國自己的最後認同：「我在台灣住了四十年，是台灣人，當然也是中國人。」然而，民主化的序幕一經拉開，劇情的開展似乎不是任何劇本所能限制。民主化，造成國民黨本身的裂解，也激發台灣人民尋求自我認同，主流、非主流的權力鬥爭，對此後的歷史走向留下深遠影響。 解除戒嚴，民主改革，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娛樂，無不發生價值翻轉，黨國的符號系統逐漸瓦解，台灣優先、人民作主成為新的核心價值。繼續背負黨國意識形態者，在民主競爭場域明顯邊緣化；伸張台灣優先、人民作主者，則輕易擄獲選票。台灣的主張，成為政治正確。成立於一九八六年的民進黨，迎向台灣的轉型浪潮，二○○○年便達成首度執政的目標，解嚴之後的政治核爆威力之強，由此可見一斑。此後，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成為台灣的政治常態。民主實踐證明，沒有哪一個政黨、沒有哪一個政治人物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人民是永遠的砝碼。 民主的普世價值確立了「主權在民」。自由，是自決前途的權利，更是自決前途的責任。百餘年來，日本帝國殖民過台灣，接著中華民國政權來台，兩個統治集團的共同之處，在於外來者壟斷權力，台灣人民再有能力也只能卑躬屈膝，經濟利益的分配亦復如此。自由產生的動能，突破了外來統治集團獨享特權的論述盲點，台灣人民進而看透必須善用民主的工具，追求台灣人民自我統治的終極價值。而中華民國體制，即使在台灣民主化，其在兩岸與國際的國共內戰糾纏，仍使台灣人民的自我統治，有一道直觀得到的玻璃天花板。這樣的欲求，天然獨世代浮現後更加強烈，也投射在二○一六年的民進黨完全執政。 然而民進黨兩度執政，似乎仍無法滿足台灣人民自我統治的終極目標。原因愈來愈清晰，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延續日本帝國、中華民國的外來統治角色。馬英九執政期間的北京同意出席世衛年會模式，乃至蔡英文執政之後加緊在國際拴緊台灣屬於中國的螺絲，並且恫嚇台灣國家正常化的行動將踩到武力犯台的紅線，而與台灣戰略關係更密切的美國對此維持模糊策略，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從而台灣憲法、台灣入聯等至今仍未達成，政黨輪替三次仍未走完最後一哩路。 於是，解嚴三十週年，讓我們發覺層疊的戒嚴狀態。第一層次的戒嚴，是對人民的戒嚴，不論族群身分；第二層次的戒嚴，是對台灣正常國家的戒嚴，不論華獨台獨。第一層次的戒嚴，蔣經國親自解開枷鎖，雖然還有轉型正義的後續，畢竟把人民的權利還給人民。第二層次的戒嚴，蔣經國並沒有解嚴，而且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也都已無力解嚴，台灣人民只能寄望本土政權，或者不得不訴諸「人民的力量」。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必須體認自己的角色與機遇，如果得過且過「維持台灣主權戒嚴現狀」，一旦內外局勢逆轉，台灣不無可能倒退回兩層戒嚴並存的狀態，而屆時的戒嚴令假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頒布，台灣與二千三百五十萬人恐怕就永無解嚴之日了。

劉曉波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命運，象徵著所有在民主國家生活過的人，都要自我閹割本有的價值、信仰、思想，才可能與中國政府達成純粹畫大餅的交易。（歐新社檔案照） 六月二十六日，中國遼寧省監獄管理局突然發布了一個聲明，證實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確診罹患肝癌，因此批准保外就醫，並正由該國八位腫瘤專家聯診之中。這則訊息的釋出，想必會讓國際社會、乃至不少世界人權組織驚覺：在人道主義的共同道路上，劉曉波是被遺忘了嗎？即使被記得，對於維護劉曉波最基本的生命權又有什麼區別與改善？ 劉曉波，這位中國的讀書人，在這個時刻為我們所討論，不僅僅因為他在二○一○年獲得挪威和平獎的肯定，而是這位在二○○九年遭判刑十一年的公共知識份子，他下獄的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因只是他在二○○八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六十週年之際，發表了《零八憲章》所致。 這部憲章的文字內容，當時得到三百多人共同連署，並廣發於國際社群，從文明社會的角度審視，不外就是一些西方民主的ABC，例如：「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等等。即使從台灣的角度，看到所謂「以中華聯邦解決兩岸問題」的單方倡議，不認同者，頂多以天真視之，絕對會尊重其表意的自由，然而中國政府卻將其呼籲修改憲法、分權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獨立，以及結社、集會、言論、宗教自由，當作洪水猛獸，唯恐星火燎原，因而將這位政治良心犯羅織入罪，甚至依照其妻劉霞所述，現在已至「不能手術、不能放療、不能化療」的悲慘地步。 這個案例之所以具有意義，在於這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國民待遇」，即使在事發後，多少國家的總統、總理向中國領導人說項，多少國際輿論排山倒海聲援他，也絲毫撼動不了北京政權一點點的寬容，這就是做為一個中國人，並認定是愛國者的待遇。這個月，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所謂「海峽論壇」場合，才大聲嚷嚷要讓台灣年輕人在中國「享受」當地居民的相同待遇；而劉曉波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命運，象徵著所有在民主國家生活過的人，都要自我閹割本有的價值、信仰、思想，才可能與中國政府達成純粹畫大餅的交易。 在中國，如果搞政治要關到死，不碰政治總該安全吧？非也。儘管梵諦岡與北京已經恢復對話、甚至展開建交談判，但是教廷在中國所任命的溫州教區主教邵祝敏，因為拒絕參加中國安排的天主教樣板愛國會，仍然逃不過遭強制帶走、被失蹤的慣例，下落不明已達月餘。雖然教宗方濟各表示了高度關切，外界看來，中國像蚊仔叮牛角般，根本不痛不癢。這是另一形式的國民待遇，連藉由宗教取得心靈寄託，都沒你說話的份。 諷刺的是，中國國民的身分地位，連中共決策階層自己都沒信心。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最近就向商界保證：北京長期維持香港「一國兩制」不變，方針堅定不移、不走樣、不變形，並全面準確落實。還說：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最佳安排，也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然「一國兩制」，就是兩套標準，也就是不一體適用國民待遇，換句話說，其概念與國民待遇是矛盾的，是以非國民待遇來招攬港人民心。中國這些頭人，講話前不思理順邏輯，莫非是認為香港人好騙？而且台灣人更好騙？ 就如中國經濟學家朱嘉明所慨歎的：「中國看來十分強大，但又顯得十分脆弱。」這個倚靠高強度維穩，所勉強維持的脆弱強權，事實上付出了極高的代價，但恐怕並無法持久。 身為台灣人，在慶幸不是中國人之餘，透過中國知識份子與異議者的苦難，我們也必須有所不忍。這些最有可能改造、導正中國的良心，若逐一被消磨了志氣，終結了性命，無疑是正在上演中的人類悲劇。其巨大的危險，可能將不只是中國人受害而已。

日本的老牌工業巨擘東芝，由於爆發嚴重的內部治理弊端，決定出售其最有價值的半導體部門，企圖重整財務、重新出發。（法新社） 過去幾個月以來，日本的老牌工業巨擘東芝，由於爆發嚴重的內部治理弊端，決定出售其最有價值的半導體部門，企圖重整財務、重新出發。此一交易案，吸引多組人馬高度競逐，然而臨到最後掀牌時刻，在日本政府介入主導下，東芝決議優先與「美日韓聯盟」協商締約，以保護國內就業，並確保關鍵技術能夠留在日本。對於全球第二大半導體生產國的台灣來說，這個案例是面很好的借鏡。 所謂的「美日韓聯盟」，是日本經產省所糾集催生，主要是日本產業革新機構（ＩＮＣＪ），這是一個由日本政府與多家公司合營的機構，以及日本政策投資銀行（ＤＢＪ）、美國私募基金貝恩資本、南韓ＳＫ海力士所組成。其中，這家南韓記憶體晶片製造商，已經刻意以融資方式參與，並不掌握實際經營權，以避免壟斷疑慮，但是仍然引起日本社會對於技術外流的疑慮，因為它過去曾有偷取東芝專利技術的紀錄；而東芝的合作夥伴美國威騰電子（ＷＤ），擔心私募基金未來在獲利撤離時，會把股權轉給同業ＳＫ海力士，也已訴請國際仲裁，要求東芝停止出售雙方合資的業務。 儘管如此，相對於功虧一簣的台廠鴻海，在競標過程，日本政府一再有意無意的釋放：鴻海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主要工廠位在中國，可以作為軍事用途的東芝半導體技術，具有被中國取得的風險；即使鴻海也從原來的單一投標，改邀蘋果、亞馬遜等合組台美日聯盟，提出三兆日圓（約二七○億美元）、遠優於「美日韓聯盟」的高價，並且切結絕無中資背景，保證未來將深耕日本，甚至放言要對日本政府的干預提起訴訟，卻仍然無法解除日本對「中國因素」的疑慮，寧願接受海力士，也要捨棄鴻海，其國家的產業戰略順位可見一斑。 雖然郭董不認為鴻海業已出局，還要努力扭轉頹勢，但其遇到的曲折，想必會勾起不少人對於台灣不久前熱中加入「中國隊」的記憶。以聯發科為首的國內ＩＣ設計業，盛傳被要求在「中國隊」與「外國隊」做抉擇，當時，所謂打不過紅色供應鏈，就讓中資入股的失敗主義瀰漫，馬英九政府的經濟部一度準備鬆綁，所幸政黨輪替發生，國民黨下台，才令其偃旗息鼓。於今驗證「中國因素」成為台商進行跨國整併時的最大絆腳石，豈能無動於衷？ 事實上，在中國龐大的科技產業中，記憶體是他們真正的阿基里斯腱。中國是全球半導體記憶體的超級大市場，但是自有技術、產能完全空白。如果世界真要打起貿易戰，西方只要禁運記憶體，中國許多關鍵工業，包括手機、電腦、電視、汽車、網路等等，將面臨停擺。中國這些年來一直處心積慮，企圖砸大錢在全世界收購半導體技術，其中記憶體更是重中之重，就是希望填補這致命的空缺，例如稍早企圖染指美光、海力士，但是完全不得其門而入。後來的策略是挖角，但記憶體的專利門檻太高，旁門左道的方式幾乎難成氣候。 那麼，為什麼面對東芝這次堪稱多年來規模最大、技術障礙最高、而且中國最需要的收購機會，對岸卻反而從頭到尾無聲無息，包括行事浮誇的紫光，或是所謂的「大基金」，連表達意願都沒有？應該是中國心知肚明，無論提出何種條件，日本都毫無懸念，不可能出售這樣的技術，給利益高度衝突的外國。 日本的國家態度，自始就非常明確，這點值得台灣學習。那就是即使是一家上市企業，政府也要在就業留才以及技術資訊安全的角度，把握審批的權力，以確保國家利益。而日本的國民更視為理所當然，並未見其社會與輿論以「鎖國」加以輕慢，甚至不只針對強國如此，對於技術落於其後的韓國海力士，他們同樣不會掉以輕心，一再要求東芝必須說明防範措施。一個國家的主體性，在此充分彰顯。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正走到多重選擇的十字路口，歷經長達八年的加速西進，現在是很好的沉澱時刻。事實上，中國自己才是對外資投資重要產業採取嚴厲限制的國家，繼美國總統的科技顧問委員會警告，中國傾國家之力推動半導體技術發展，使美國國家安全面臨風險，建議對中國半導體業嚴加審查之後，歐盟峰會的多國領袖，最近亦已同意將審查中國國有企業的投資，並認為公共基礎建設與國防等戰略產業，應列為限制投資項目。 在這個國際潮流之下，鴻海被日本公然嫌棄的理由，值得做為所有台商進行全球布局時的殷鑑。

  在全球新科技產業的大浪中，台灣何去何從？答案愈來愈茫然，缺乏方向與展望。來台訪問的國際重量級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表示，台灣曾是電腦王國，全球早已進入行動世界，但行動商業營運環境中，看不到台灣相關業者或商業印象，蘋果、騰訊、亞馬遜全把台灣業者遠遠拋在後頭。同時，台灣的政府部門也錯估科技變動的影響，如果十年內台灣在政策上無法展現導引進步的綜效，台灣最好的人才都會向台灣說「再見」！ 佛里曼多本著作《了解全球化》、《世界是平的》、《世界又熱又平又擠》，對科技與產業趨勢有深刻描繪，成為全球熱銷的經典作品。彌足珍貴的是，台灣雖然是個資源匱乏的小國，但以往在佛里曼書中皆以踏在全球科技產業浪頭上的正面形象出現，例如在《了解全球化》一書中，他稱許「台灣因為擁有驚人的創新活力，高度的連結，以及擁有深諳如何善加利用這種新科技的企業文化，以致被矽谷科技界視為強勁對手。如果台灣是一支股票，我一定會毫不遲疑的買下它。」而這個章節的篇名是「買進台灣，持有義大利，賣掉法國」，顯見台灣在他的評價中充滿潛力與希望。何以佛里曼今日踏上台灣的土地，卻帶來如此悲觀的警語？ 台灣過去的光明形象，並不是佛里曼一廂情願的想像。台灣曾經創下經濟奇蹟，二十幾年兩位數的經濟成長，打造一個「台灣錢淹腳目」的富裕國度，成為開發中國家的楷模。那個年代台灣擁有追求翻身的堅強打拚意志，從傳產製造業「台灣製」（MADE IN TAIWAN）的揚名世界，到了電腦時代來臨，台灣成為全球組裝、代工與零組件供應鏈的重鎮，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對生產線的衝擊，讓世界真正發現台灣在全球科技產業中不可或缺的樞紐地位。難能可貴的是，經濟翻轉的同時也帶來文明與開化，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取代威權思維，成為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改革的動力。產業與民主的軟硬結合，物質與法治的互補，使台灣體質「轉大人」，脫貧與擺脫獨裁，躋入文明國家之林。 然而，台灣這塊金字招牌在最輝煌的時候已出現掉漆的跡象。冷戰結束後，蘇聯解體，東歐與中國釋出龐大的廉價勞力，加上勞工抗爭不斷，環保法規日趨嚴苛，土地、薪資大幅上漲，逼使傳產製造業大量遷移到對岸的中國，之後科技業也因成本考量，以及缺乏轉型、創造高附加價值的企圖心，亦掀起一波西進浪潮。至此，台灣空留研發中心與企業總部形式，實質就業與所得的創造大多在中國，造成台灣ＧＤＰ的灌水虛胖，薪資大幅倒退，成為台灣社會日趨低薪化、窮忙族的癥結。換言之，昔日的輝煌成為明日黃花，台灣已經步上日本失落二十年的覆轍。嚴重的是，舊的基業逐漸動搖的同時，台灣在新科技產業的趨勢中明顯脫隊了。人工智慧、物聯網、雲端大數據、電商新零售、機器人、自動駕駛等未來產業，台灣都是遙遙落後的追隨者。當中國都展現強烈企圖心，官民聯手，加上國家資源挹注，在電商、大數據、行動支付上佔有一席之地，台灣再不加緊腳步，只能眼睜睜看著世界在前進，而自己卻被邊緣化。 令人憂心的，台灣無論政策法規或產業方向，皆只有口號式的願景描述，欠缺實踐的全盤策略，因此只見零星火花的迸出，未能拼湊出完整的藍圖。新創產業的彈性與創意被僵化的一例一休綁住；承載非核家園與防範全球暖化的綠能產業，遭逢環保抗爭、法規落伍與行政效率低落的羈絆，只能碎步前進。再回頭一看，台積電這個台灣最成功的產業故事，其八成股權卻落入外資手中。前進，速度緩慢；後退，家園不復原來的美麗景象。這樣的台灣往何處去？不只佛里曼憂心，多數的台灣人也都在等待主政者的答案。

  「名嘴」陳立宏中年早逝，相同理念者失去一位契合的朋友，不同陣營者也失去一位可愛的對手；小英總統透過臉書追悼，「謝謝他過去為這塊土地所做的付出」。 從新聞工作到政論工作，陳立宏是他那個世代許多關心國事的類型之一，這種角色選擇的常態化與職業化，寫照著蔣經國晚年過渡到李登輝時代的正向發展。那段歷史，從政治到社會，洋溢著追求民主的熱情與切望，作為媒介角色總有下情上達的使命感，希望盡一己之力媒合國家的進步力量，這也是時代給予五年級生自我實現的新途徑。 五年級生成長背景有明有暗，涵蓋兩蔣威權統治、黨外民主胎動、報禁黨禁解除，更有中壢事件、「中美斷交」、美麗島事件、江南案，政治啟蒙既有黨國洗腦教育的餘威，也有姓黨媒體之外的反體制論述，不少人在熱血階段加入國民黨，繼而又因社會見識成為失聯黨員，最後擺脫黨國魅影而重新自我定義。五年級生有個隱約軸線，國民黨、救國團是青春，街頭抗爭、鎮暴警察是前中年，政權和平轉移是中壯年。 隨著天然獨浮現，五年級生的改革意念或許漸顯保守。不過，親歷威權過渡到民主，仍使他們較有改革的向光性。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台灣價值優先、黨產年金司改，漸成社會骨幹的五年級生，選擇向前看是主流。太陽花運動所以能遍地開花，五年級父母輩的支持乃是不可忽視的因素。至於太陽花世代基於經濟受害而要求改革，五年級生因為經濟獲益而要求改革，則顯示了二十年來內外客觀情勢的巨大落差。 太陽花運動之前，二○○四的牽手護台灣，出現許多中壯年中產階級攜家帶眷，有別於以往民主運動的年齡層與階級屬性，細加分析不難發現他們是四五年級生帶著七八年級生。台灣的民主演進，中國的文攻武嚇，以及民主與專制的撞擊，讓這些事業、家庭趨於穩定的中壯年，挺身而出捍衛自家與國家。而從二○○八乃至二○一六的視角回顧，他們並非毫無條件地支持特定政黨，他們對台灣自成一國有所欲求，對政治人物信守初衷也要求甚高。 五年級生的族群情結相對淡化，命運共同感鬆解他們父兄輩的緊繃。二○○五之後，國民黨的總體走向，卻恰好背道而馳。一中各表，被二○一六總統大選淘汰；一中同表，再被二○一七的主席改選淘汰。事實上，五年級生有知以來，台灣困擾於「漢賊不兩立」，糾葛在「中國代表權」的內戰結構，往前主流與往後非主流的拉扯，不時召喚新舊外來政權的幽靈，五年級生怎容自己的人生再戒嚴？陳立宏想等著牽著女兒走紅毯，不是象徵性點出兩個世代在台灣幸福展開的願景？ 也許，有人會問，像陳立宏這樣的五年級生，真的很多嗎？的確，相反的例子不是沒有，但從選舉、民調來看，恐怕是為數不少的。當然，陳立宏一定希望愈多愈好。而且，不同類型者，同樣見證過少數人壟斷政經利益之失，應該也不致否認政治與經濟的轉型正義，對自己與子女都是正面的機會吧。 一九六○年代，距離日本撤離、國民黨外來約二十年，黨國體制已然定型，戰後匱乏也有改善。五年級生從小學到大專乃至就業，正逢台灣經濟的復甦與起飛，分享到十大建設、經濟奇蹟的紅利。不過，城鄉差距持續拉大，導致他們當中不少離鄉外讀而遷居都會區，無法返鄉工作連帶無從關心家鄉的政治、文化與生態，這也是四年級生的鄉愁。照理說，這批受惠者容易傾向國民黨，但人格定型於政治轉型階段，反而讓許多人相信更多的改革才是理所當然。經濟的滿足可能刺激民主的欲求，此一論述顯然適用於五年級生。 二○○○首度政黨輪替以來，五年級生在公共領域紛紛冒出頭，主要領域逐漸世代交替到五年級生。目前，國家最高權位坐著四年級生，而朱立倫、林佳龍、鄭文燦等五年級生，挺進六都的半數，大勢所趨不難推估。可以說，這個世代的集體特性，對台灣民主轉型、國家正常化的作用，是一個尚未完成的故事。稍有遺憾的是，像陳立宏這樣的五年級生，過早完成了自己的故事。

  台灣正在為應對中國的態度或政策辯論，親中、和中、知中、友中、傾中等政治名詞充斥之際，本週幾件事例，剛好提供國人參考深思。 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將滿二十年。香港大學近日民調顯示，十八到二十九歲的年輕世代，自認是中國人的比率只三．一％，是調查歷來最低。港大一九九七年八月以來，長期進行這項「香港市民身分認同調查」。其中，年輕世代自認「廣義中國人」的，二○○八年十一月達五十一． 九％最高峰；去年十二月已低至十三．三％，這次「回歸」二十週年前夕再劇降。 香港年輕世代的中國人認同低落，顯示與中國越為接近，對它的認同越是疏離。年輕世代代表未來，預示中國認同在香港前景無亮。同一民心走向，在台灣也是現在進行式。政大選研中心調查顯示，台灣公眾自認是中國人的，十五年前降為個位數以來，今已跌至三．四％；即使有「都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選項，也呈長期下降之勢。相形之下，台灣人認同一路上升，已約六成。新台灣國策智庫調查還顯示，排除「都是」選項，台灣人認同維持在八、九成之譜。 類似現象，不只香港與台灣，與中國鄰近的東亞各國，從日本、南韓、越南、印尼到澳洲，西至印度，對軍事崛起的中國，無不充滿疑慮和不安。有如美軍太平洋司令哈里斯本月初所強調，「具侵略性的中國」，是美國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不過，由於美國川普政府諸多作為難以讓盟邦安心，本月初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年度安全會議「香格里拉對話」，傳出日本、印度、澳洲、越南有意籌組非正式聯盟，制衡中國，以求自保。 中國處於習近平「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情境，期待它改變近年高調蠻橫崛起的路線，幾近幻想。香港「回歸」不過二十年，「一國兩制」已七折八扣；併入中國多年的圖博，所受壓迫就更強大，達賴喇嘛本週在美國遭到打壓，尤凸顯這一現實。 應聖地牙哥加州大學邀請，達賴週末在畢業典禮演說，另有專題演講會和記者會，主要強調二十一世紀應是溝通對話的世紀，世人要「擁抱世界的多元之美」，全球七十億人差異隨處存在，分歧也難避免；個人、族群、國家不可能持同一觀點，唯包容、對話、互信、互愛能化解。他勉勵畢業生和教育機構，不但追求知識，更應重視情感修為智慧，以增進人性內在本質，造就美好個人與世界。 達賴認為，有四億佛教徒的中國，在發展經濟之際，應注重提升文化，需要一場邁向慈悲的社會革命運動，這是「一場新的文化革命，但非出自仇恨或憤怒，而是慈悲」。達賴也重申，圖博不會尋求獨立；中國把他妖魔化為長了角的惡魔妖僧或分裂主義者，至為可悲。 達賴在聖地牙哥言行廣受關注，但是這位全球備受推崇的宗教家，即使對中國謙卑平和，仍招致強烈打壓。中國透過它在該校學生組織表達反對，演講場外也有人抗議。不過，不僅該校六千畢業生及一萬五千家長親友對達賴稱讚者眾，畢業典禮前一天的演講會更吸引兩萬五千人，每人付費二十五美元，歡迎這位最受美國人仰慕者之一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聆聽他充滿智慧、人性、幽默的講話。 中國打壓達賴，提供台灣一面鏡子。和平主義者、慈悲為懷的宗教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達賴，儘管強調不主張獨立，仍難擺脫中國的醜化和封殺。從而，台灣不能陷入自我幻想，以為懷柔或卑躬屈膝就能換取和平；一如馬英九已破產的「一中各表」，中國雖改以「讓利」，放緩外交進逼，軟的更軟，最終併吞野心不變。台灣所能做的，不是高喊親善的各種口號，意圖換取中國「善意」，自欺欺人反陷自我麻醉惡果。振興經濟活力，加強國防戰力，做好與重要盟邦外交安全關係，不對中國存有任何幻想，才是自強自保之道。 達賴到美國大學畢業典禮演說，且廣受數萬聽眾歡迎而聆聽，台灣實在沒有道理不能邀請這位尊者、智者、慈悲者來為我國學子和公眾指點迷津，提升人文修養與素質。

普訊創投董事長柯文昌內線交易案，在二○一五年被最高法院判刑九年、併科罰金一億元定讞，去年元月發監執行。（記者王敏為攝） 經濟犯罪的頻率、手法與破壞性，不斷超越傳統犯罪，成為影響社會公義的犯罪型態，是每個已開發國家共同遭遇的問題。台灣這些年，在既有法制較先進大國寬鬆、黨國體制的殘餘仍未盡除，以及政商關係綿密翻新的情況下，屢屢爆發的大案，不斷在挑戰司法單位的專業與能耐；如何鞏固犯罪防治系統的能量，成為有效打擊弊案的關鍵。 擁有豐富實務經驗的人多同意，經濟犯罪的調查，如果是出於公司內部人的檢舉，通常蒐集的事證較為充分。反之，外部若要進行調查，相對的門檻就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輕鬆跨越。而檢方偵辦這類案件，倘使起訴的犯罪事實及證據不周延，法官若也不夠細膩與高明，最後要判決有罪，難度就會更為提高。換句話說，容許檢察官擁有適當、但絕不踏踩濫權紅線的偵辦空間，該如何明確界定，值得這個社會周延思考。 近年來一連串的經濟犯罪案件調查過程，不少人注意到檢察官的傳喚，若屬專業經理人，較為義無反顧，但若是較具權勢的董事，明顯有較大的顧忌，多少構成在釐清事實真相上的困阻與障礙。箇中的忌憚在於，若不存在法律上直接的連結，任意傳喚這些「看起來明明就有責任的」的政商名流，事後承辦檢察官可能面臨這些少數權貴透過各種法律手段的強烈反撲。 去年為檢察總長駁回的綠點案，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案子故事簡單，二○○六年，美商捷普公司與綠點公司簽訂無拘束力的意向書，決定進行併購，綠點的投資人普訊創投董事長柯文昌得知消息後，大量買進股票，套利四．七億元，構成內線交易，因此在二○一五年，被最高法院判刑九年、併科罰金一億元定讞。然柯文昌不但請求檢察總長幫他聲請非常上訴，還發動所謂的科技界四大老出面，藉由媒體集體聲援；甚至傳出透過各樣的政治關係，請監察院調查該案承辦檢察官，試圖以偵查中可能的程序瑕疵，作為非常上訴理由。 定罪的個案尚且如此，若在偵查中加以傳喚或起訴，事後卻被判無罪，後果更不可想像。也因此，即使有所懷疑，檢察官若在法律上無一定的把握，也不會輕易「動」這些特殊國民，但是如此的特權，卻不適用於非我族類或普遍的普羅大眾身上。於是形成另一種對司法公正的不信賴。 事實上，被認為是大權在握的檢察體系，也未因此得到職業尊嚴，甚至深感挫折，士氣低落，而有不如歸去之感。根據報導，今年一到四月，已有八名檢察官辦理退休，接下來到七月還有多名青壯派檢察官陸續請辭或退休，主要都是重大財經、食安案件的承辦檢察官；另外對照法務部的統計，二○一二年至二○一六年間，每年有六到十位檢察官請辭，每年也有十四至二十一位檢察官轉任法官，總計這五年間共有一一八人決定離開檢察官崗位。這麼大幅度的異動，最直接衝擊到的是，偵辦複雜型犯罪，尤其是專業金融犯罪的經驗累積與質量。 最近在司改會議的場合，檢察官是否改為行政官，受到改革者的熱議。這與長期以來檢察體系給人選擇性辦案，如辦綠不辦藍，且未恪守偵查不公開等等鮮明記憶有關。但是在除弊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思考：在沒有司法獨立性保障的情況下，今後凡面對具有政商背景或勾結嫌疑的重大性案件，如何確保檢察官一視同仁、偵辦到底的意願與使命感，必須同步提出完整的配套措施，才不致弱化檢察官有條件辦大案的職能。 金權勾結的重大弊案要能夠被有效的清理，除了犯罪行為的當事人，也要追究幫兇、共犯。這需要政府主管機關的魄力，更有待檢方扛得住壓力，順利傳喚該傳喚的證人，透過對不法結構的徹底偵查，有助於清除或嚇阻所有的金融毒瘤與犯意。更有意義的是，提升經濟犯罪的辦案品質，藉以健全經濟環境，其實是振興經濟的環節，不只是除弊，而且是在興利。

  永豐金控違法超貸，董事長何壽川連同永豐餘土地開發部經理張金榜及三寶建設董事長李俊傑之妻廖怡慇，因涉犯證券交易法特別背信與湮滅刑事證據等罪，已遭台北地院裁定羈押禁見。近年來，金融機構弊案頻生，內部治理出現了不小問題，但依法須對公司的經營管理善盡監督的獨立董事，在這些案件中彷彿人間蒸發、全部沒事，這絕對不是一個可以忽視的問題。 獨立董事制度的推動，在台灣始於二○○六年，至今已經實施超過十年，證券交易法規定，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進一步規範了「常務董事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一人，且不得少於常務董事席次五分之一」。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也規定，獨董應具有相當的專業資格及經歷，其設置目的在於以其獨立性的位階，對公司的經營管理盡到監督職能，以維護公司多數股東的利益。透過這些法律的建制，今日何以獨董只留給社會大眾「門神」、「肥貓」的印象？豈不顯示在實務運作上，諸多獨董的功能業已偏離立法宗旨？ 去年樂陞案爆發時，金管會曾經強調「獨立董事責任與一般董事相同」，執行業務應依循公司法及證交法規範，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如違反法令執行職務而造成投資人損害，須負賠償責任，若有涉及違背其職務之行為，亦應負其刑責。如此信誓旦旦，言猶在耳，如今下文為何？這次離譜至極的永豐案，又當如何辦理？ 依照目前喧騰於外的訊息，永豐連續爆發鼎興案、三寶案、輝山乳業及中資購股案， 每一案的情節俱令人匪夷所思。而永豐金控現有三席獨立董事，皆來自產官學界，據報載永豐金二○一六年報記載，去年共召開十三次董事會，對於會議內容皆無反對或保留意見，今年永豐弊案接連發生，迄今召開五次會議，多為協助公司進行危機處理，顯見其監督義務的懈怠，無法適切扮演有效的制衡功能。依前述金管會聲明，本案除追究何壽川外，應否一併調查獨立董事的民刑事責任？ 持平而論，永豐獨董已任職三年，應熟悉永豐實際運作，本應弊案見報後就積極進行調查，不可以相關資訊未報董事會之由卸責。若獨董未盡監督職能，導致多數股東損害的法律責任，不應等閒視之。 從比較制度的角度，先進各國的董事會，獨董的數量通常超過公司派，台灣的獨董似乎是點綴用、為了符合法規而已，因此獨董是扮演客卿的角色，提供經驗與建議。同時，台灣獨董普遍認為是被董事長聘僱，功能是監督經營團隊，而少過問董事會的運作，更少見主動調查公司內部牽扯到跟董事長相關的個案。新加坡家族企業多面臨相同的挑戰，美國也不乏類似問題，所以美國貨幣監理署（ＯＣＣ）對銀行獨立董事會有相當高的要求。 除了獨董對自己的責任認知，國內董事會的問題往往出在董事長本身。讓董事會透明討論的運作是董事長的責任，國內的文化則讓董事長變成董事會的老大，董事不習慣挑戰董事長的權威，在美國則是採取比較圓桌式的討論。此外，董事會時間有限，台灣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外規繁雜，大小事件規定都要到董事會報告，例如授信案件等等。董事會為了符合外規，時間往往都花在聽取這些形式報告，而沒有時間討論策略方向、風險等更重要的事情。這都是問題所在。 從諸多弊案的連續爆發，暴露了當前金融界的種種沉痾，之所以盤根錯節，與「老藍男結構」所反映的「黨國遺緒體制」，實在脫離不了關係，蔡英文政府上台，值此歷史機遇，應義無反顧，為所當為。金管會昨日解除何壽川職務，算是踏出了第一步，有關獨董的責任釐清，應是不容迴避的第二步。

▲台巴斷交其實是一面照妖鏡。面對中國外交侵略，國會各黨理應展現一致對外立場，把箭頭指向中國。圖為我國駐巴拿馬大使館舉行降旗儀式，許多僑界人士感傷落淚。（歐新社）   在中國金錢外交誘惑之下，巴拿馬「欺矇我到最後一刻」，終止和我國邦交關係。儘管就經貿金融航運等關係而言，與巴拿馬斷交實質衝擊不大，但兩國一○七年邦誼在銀彈與欺騙中結束，加上巴國居美洲的重要戰略地位，仍造成不少心理效應。不過，面對中國的外交強力進逼，台灣沒有懷憂喪志的道理，也不能沒有因應之道。 與巴拿馬建交，中國的盤算很清楚。在雙方建交公報中，巴國承認「一中」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一中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一中」三段論，用在蔡英文主政的當下，企圖心路人盡知，在逼迫並打壓不接受「九二共識」的台灣。 從巴國下手，因其位處美國後院，控扼美洲航運要衝，中國近年大量撒錢投資，巴國也是第一個與我簽署ＦＴＡ國家，中巴建交對台灣與國際社會都有震撼效果。震撼效果是心理戰及輿論戰的重要一部分，經由它在台灣的政媒啦啦隊大肆配合炒作之下，中國有意引發「雪崩式斷交」、「骨牌效應」等恐慌，讓執政元年民調不高的蔡政府在內外交迫中，接受其要脅。 然而，這一如意算盤失諸一廂情願，台灣人民不會買單，台灣其他邦交國也不見得都由巴國瓦雷拉總統這樣人格特質的人主政，中國的陽謀未必能得逞。 先說台灣邦交國的反應。誠然，台灣僅剩的二十個邦交國，以小國居多，但小國未必志短，對銀彈外交都見錢眼開，毫無招架能力。箇中道理不難理解，除了國際道義之外，與台灣交往，特別是民主國家，台灣都會以友善回報相待，且別無干預政局的野心。相形之下，轉向中國，與一個威權不民主國家結交未必帶來光彩，金錢收買卻讓自己成為只是認同中國的諸多國家之一。 以我國在非洲二十多年邦交國布吉納法索為例，外長巴瑞（Alpha Barry）今年初對「彭博新聞」表示，他曾經收到令人憤慨的提議：「如果你們和北京建交，我們將提供至少五百億美元。」但他強調，台灣是布國的朋友、伙伴，「看不出任何重新考慮與台灣關係的理由」。這是撒哈拉沙漠南緣的法語國家，一千八百萬人口，並不富裕，但未被銀彈攻勢收買。 再如我加勒比海邦交國聖露西亞，雖曾在台灣與中國外交戰之間因政黨輪替而改變立場，但前總理安東尼（Kenny Anthony）定調，聖國不能繼續搖擺不定，「好像我們的主權是可被競標的」。這一人口十八萬，獨立不到四十年，卻已出過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島國，實有其特出之處。 正因如此，中國如今財大氣粗，銀彈外交攻勢不斷，斷交警報或將持續；但各國國情、特質、歷史背景和義利之辨不一，金錢或許有用，但非萬事通，不必拿「斷交潮」之類陳腔濫調自我驚嚇。同時，儘管每一邦交國都值得珍惜，其中仍有輕重之分，關鍵者自須盡力維護。換個角度看，非邦交國的關係也許更應加強，特別是美日歐及印度東協等國，在台灣的經貿及安全實質扮演關鍵而重要角色，對野心外露的中國也心懷警戒。其中美國與日本這兩大長年盟友，都有眾多積極熱心的台灣僑民，實應傾全力做好對兩國從行政部門、國會到民間社會的工作。 台巴斷交其實也是一面照妖鏡。面對中國外交侵略，國會各黨理應展現一致對外立場，把箭頭指向中國。立院國民黨團不僅拒發共同聲明，還要蔡總統前往報告，這豈止「見縫插針」，實為配合中國、扯台灣後腿的惡行。如此政黨，執政時以「九二共識」、「外交休兵」自我麻痺，並以之欺騙人民，如今中國挖我牆腳得逞，反把矛頭指向台灣政府，令人反感至極。對台灣人民來說，半年來失去兩個邦交國，加上一年來中國在國際組織的外交打壓，國家尊嚴受損和國際活動空間受限所帶來的挫折，將激發對中國的反感，強化對台灣的國家認同。 台灣人民面對中國打壓，只有更堅強。與巴拿馬斷交因此是全面盤點並檢討外交政策的時刻，蔡政府的國安外交團隊尤應充實陣容，為對抗中國永不休止的外交壓制，全力以赴。

  中巴建交事件，國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比兩蔣時代還要鎮定。除了藉機恐嚇的統派政媒，社會人心、金融市場等並沒有特別波動，唯有對「萬惡共匪」更加討厭。這些現象顯示，國人對我們國家的處境，比以前有更客觀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國人的台灣認同更加凝聚，不為「中國代表權」的假戲所擾。當然，一連串的外交突襲，對台政策軟的變硬、硬的更硬，顯露中國企圖對台灣（不僅中華民國）步步進逼，政府不可掉以輕心，穩中突圍才能化險為夷。 這幾天，對於克服外交危機與追求正常國家，有識之士提供許多高見，想必國安團隊也在集思廣益，如何落實小英所宣示的：「主權不容挑戰，主權也不容交換」。而外交戰線之外，國內的重頭戲也沒有暫歇。立法院日前召開臨時會，小英要求前瞻條例與年金法案務必通過。反年改團體則積極動員抗議，一路從施暴官員、立委到堵塞交通，揚言要打持久戰。而前瞻計畫的經濟效益，至今疑慮仍所在多有，國家資源是否錯置？細部規劃是否足夠前瞻？政府的對策是下鄉說明，但若疑慮未獲正解便倉促上陣，後遺症恐怕也是堪憂。 另，婚姻平權釋憲案出爐之後，行政院同性婚姻法制研議專案小組決議，同性婚訂婚年齡十七歲、結婚十八歲等規定。原住民團體在凱道抗議傳統領域劃設辦法百天遭驅離後，目前轉至台大醫院捷運站附近繼續訴求。新北市遊覽車駕駛員工會，則以包圍交通部、癱瘓桃園機場交通，凸顯客運業全面退出遊覽車業等訴求。影響範圍更大的一例一休，大中小型不同產業都同一標準，連台北美國商會都稱之為開倒車，眼見六月底輔導期即將屆臨，但是否修法府院透露的訊息仍不一致，令業界莫衷一是。 以上許多內部紛擾，堪稱一年來的家常便飯，也是拖累小英的絆腳石。中國這次出手，一方面固是川普政府正逢多事之秋，讓北京逮到測試華府紅線的機會，一方面也是小英民氣低落，北京正可施展內外夾攻的壓力測試，或圖迫使小英往同屬一中挪移，或圖迫使小英躁進而淪為麻煩製造者。老實說，中美台三角關係兩大一小，台灣可以操之在我的主要在內部，少子、老齡、低薪、民粹等問題更需要務實解決。遺憾的是，一年多來，改革進步戰場頻開，執行者眼高手低，導致反作用力互相串連，反倒是提振產業經濟，一直未成為執政焦點，令人對民進黨完全執政無感。中巴建交事件，小英呼籲「一致對外」，乍聽之下遂略顯中氣不足。 現在，中國擺明了，外交戰場將烽煙四起，不論這是否台海新常態，小英皆當儘速清理國內戰場。首先，改革，絕不可向反改革勢力低頭，站穩主流民意這一邊，剋期讓改革塵埃落定，拆除反改革者的表演舞台。其次，進步議題，社會爭議一時難解，應該穩紮穩打循階而上，避免正反雙方繼續磨損。再者，拒絕少數運動、利益團體綁架，活絡產經才是硬道理，排除令人詬病的投資障礙，吸引內外資金投資台灣，經濟發展與永續發展並重，創造就業所得有感政績，進而鞏固改革進步的支持力道。僵硬休假的小確幸，衝擊投資經營也不利就業所得，不啻本末倒置。 雖然不如馬英九那樣視兩岸關係高於一切，但小英仍不免予人兩岸關係高於產業經濟國計民生的觀感。如今中國既已不可期待，更應將執政焦點拉回國內。可以說，「安內攘外」成了當前的重要功課。面對運動、利益團體，應該宏觀全局拒絕少數綁架，不容再發生空服員罷工訴求照單全收的錯誤示範，暴力、癱瘓交通等違法行為更應依法究辦。工總理事長許勝雄稱「勞基法是兩百個沒上班的人決定二千三百萬人怎麼領薪水」，而台北美國商會抱怨去年白皮書八十項建議沒一項解決，如此下去台灣命脈將何所繫？台灣宛如慢性病人，不能再開「左」的猛藥了。甚盼小英展現不同以往的領導力，趕快打通台灣經濟困頓的活路，力抗中國壓力才有足夠的本錢。

  在龐大經濟利益考量下，巴拿馬決定告別總統瓦雷拉口中「很棒的朋友」，轉與「正確的國家」中國建交。在這個典型的現實主義國際格局下，台灣必須嚴肅地思考我們應當如何作為，以因應現狀不斷被改變的生存挑戰。 現狀已經遭到中國片面改變，這不只是台灣的切身認知，也是美國的精確計算。國務院針對台巴斷交的聲明，具體指陳了一個核心問題：美國的利益是建立在兩岸關係的穩定上，兩岸關係如果不穩定，就會損害美國的利益，「現狀」即是各方勢力穩定後的結果，因此美國反對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台海現狀。 蔡英文總統去年的就職演說，在事涉國際利益的兩岸關係上，之所以採用「維持現狀」，與前述的各方利益均衡點有關，因此曾獲美方的讚許。然而中國顯然不安於這種模糊策略，執意要討「九二共識」的面子，於是先以拿下聖多美普林西比示警，現在再以突襲巴拿馬，意圖擴大震懾效果，無非就是要強調「一個中國」的存在。 問題是，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一旦清晰化，就牴觸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這就是美國為什麼認為這是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原因。美國既言「反對」，則面對中國已經完成的片面行動，美國未來是否、以及如何採取「懲罰」措施，將是現狀能否恢復的關鍵。 兩大之間如此，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現狀」，六十多年來，始終是處於動態的平衡，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換句話說，「現狀」如果被中國改變，台灣也要有所改變，才能繼續維持「現狀」。改變，正是維持現狀的手段。那麼台灣該如何改變中國目前所進行的外交孤立態勢，從而突圍而出？ 首先，台灣必須正確認識中國，這個政權的對台政策，一向是主動攻勢，而非被動防守，作為一個大國尚且如此，相對是小國的我們，更無心存幻想的空間。國共同意「九二共識」的年代，中國省下銀子，不必處理台灣若干邦交國與其之間的精神外遇，可以集中全力對台灣「入島入戶」做工作，建構更大的政經依賴關係。 政黨輪替後，無由在缺乏「九二共識」前提下熱絡交流，但是持續「冷和」下去，卻不利其「和平統一」的國家目標，中國於是繞到外交戰場去，以金錢驗收過往的曖昧，目的無非還是希望施壓台灣再續「九二共識」的前緣，使中國勢力可以重返台灣，遂行收買與分化。 昨天，中國國台辦一方面呼籲台灣政府認清客觀大勢，做出明智抉擇，一方面又宣稱願意與國民黨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繼續保持溝通，充分顯露了其意圖。老實講，這是陽謀，赤裸裸地擺在面前，只是若從交戰於國際，回到赤化於國內，到底對台灣有什麼誘因？ 繼而，台灣應該正確估計自己，為了維持獨立自主的現狀，手中有什麼武器？這麼多年來，國內早有不少的討論，包括：台灣要從不正常國家邁向正常化，有兩個基本手續要完成，一是國家的正名，二是制定符合台灣現實需要的憲法，這二者皆屬於內政問題。巴拿馬斷交後，可謂拜中國之賜，這些倡議再度於政壇提高了聲量，而台灣應該有更多的主動作為，以捍衛不斷遭到侵蝕的國家利益，這是殆無疑義的。 最後，國際社會的是非，在於實力。國弱，何止無外交，生存都會發生問題。以色列、巴勒斯坦在逆境中求存的全民共識，是小國屹立不搖的經典。試想，誰會有興趣與一個衰退中的台灣交往？曾經創造寧靜革命、經濟奇蹟的台灣，當前沒有什麼比振興競爭力、生產力、教育力等綜合國力，更迫切的了。這是當政者的頭條大事，國人有必要以此作為今後挑選從政人物的標準。

  巴拿馬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火速建交，馬英九表示遺憾但是不覺得意外。事實上，在馬英九執政期間，就盛傳巴拿馬尋求轉向，只是遭到北京「婉拒」。由於馬政府承認九二共識（同屬一中），中國遂在外交戰場明讓暗鬥，讓國台辦扮演白臉深化統戰。如今，北京勒索蔡英文迄未得逞，收起向國民黨偽裝的笑臉，讓民進黨嚐嚐斷交壓力。掌握此一眉角，就不難理解到，維持邦交或斷交，不是馬英九多麼行，或者蔡英文不大行，而是中國吞滅台灣的野心從未改變，只有戲法變來變去。而所謂「中華民國斷交潮」，對統獨都是兩面刃，能否因應地緣政治變局讓壞事變好事，端看藝高膽大駕馭得宜。 話說回來，儘管台灣政黨輪替成為常態了，為何中國依舊得以把台灣當猴子耍？中巴建交公報隱含線索：「巴拿馬共和國政府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換言之，巴拿馬對中國這個國家，由承認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政府，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政府；其中毫無疑問有其國家利益的優先考量，但巴拿馬畢竟不得不面對一九七一年的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了。我們其他邦交國的情況，說穿了跟巴拿馬模式不相上下。現在，誰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在國際愈來愈無疑義，所謂的斷交潮、骨牌效應恐怕只剩時機問題。 這麼說並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再次提醒政府與國人，台灣的國際處境如此被動，問題的根源出在哪裡。沒有面對問題對症下藥，台灣難以跳脫中國的戲法。一如巴拿馬一方面回歸現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政府；一方面又掉入另一個虛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虛構的形成有四個主要關鍵詞：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台灣。照理說，從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到中巴建交公報，都只能確定「中國代表權」誰屬，無法涉及台灣主權。可惜，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成敗揭曉，蔣介石率中華民國殘部播遷台灣，在民主陣營防堵共黨勢力擴張的默許下，佔有台灣且佔有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席位。而聯合國一九七一年已經解決「中國代表權」，台灣卻仍背著中華民國的包袱，膠著在國共兩個中國黨的內戰劇場。 經過政權的民主化、在地化，許多人把（台灣的）中華民國視為最大公約數，在感情上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在現實上卻後患無窮。巴拿馬從承認大清帝國代表中國，到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乃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一百多年的脈絡說明中華民國繼承大清帝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成為國際公認代表中國的政府遞嬗。而我們感情所繫的「中華民國」，不僅不容我們自認為「只代表台灣」，甚且淪為聲稱台灣屬於中國的跳板。蔡英文昭告國際：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我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當選總統，我有責任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和領土；兩岸的既有政治基礎，包含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形同將孫悟空的頭箍往自己的頭上套，聽到「一中緊箍咒」愈掙扎愈痛苦，想維持現狀也維持不了。國民黨人批評，不承認九二共識造成外交危機，那是因為他們只圖坐以待斃罷了。 這是不分藍綠的困境，但脫困途徑也早有指引。二○○七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稱第二七五八號決議認為「台灣實際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招致美國等國發表反對立場的照會，潘基文則確認聯合國不會再使用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說法。中美三個公報，美國僅「認知」中國宣稱台灣屬於中國的主觀意念，並未「承認」它是一個客觀事實；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則傳達了台灣主權與中國脫鉤的美國地緣政治圖像。從一九九六年飛彈危機柯林頓下令航空母艦戰鬥群馳赴台海嚇阻中國，到美軍太平洋司令哈里斯警示中國任何企圖以武力迫統的作為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在顯示美國從未落入台灣屬於中國的圈套。 所謂「中華民國斷交潮」，危機與機會同時浮現。台灣，二次大戰美國佔領的島嶼，「舊金山和約」日本放棄的領土，尋求與中華民國脫鉤或繼續與中華民國掛勾，何者才能鴨子划水找到出路，不問可知

  以拍攝《看見台灣》紀錄片獲得金馬獎肯定的導演齊柏林，十日在與助理陳冠齊、機師張志光為《看見台灣Ⅱ》勘景時，不幸因直升機失事而全部罹難。齊柏林團隊生前以空拍台灣，關懷國土的發展與變遷，再次受到討論。在這個過程中，許多檢討的聲音也同步出現，豐富了這個社會看待問題的視角。 《看見台灣》這部片子，是在二○一三年十一月正式上映的，當時的馬英九政府以最高的行政效率，隨即在同年十二月由行政院召開了「國土保育專案小組」會議，這個會議令人驚奇的是，政府好似全無既定政策觀點，而是完全追隨並針對這部片中所述及的國土保育面向，逐一臚列出四大類共十六項的環境破壞議題，訓令各相關部會必須提出短中長期的行動方案，要求執行改善。一部作品，彷彿是指導性政綱，能夠取得公部門幾乎「零時差」、「零歧異」的回應，這種待遇當然是極為罕見的。 馬政府的專案小組，當時，大致分為「土石管理」、「海岸及山坡地管理」、「環境品質管理」、「敏感地區開發管理」四個分組，還設了「加強取締」分組，來強化追蹤檢討。但是到了二○一六年五月，也就是政黨輪替的交接前夕，這個專案小組卻突然決定解散了，而其理由很唐突，說是各議題已經獲得了具體進展，今後只要由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促請各部會繼續推動即可。而這小組在提報行政院廢除之前，不忘對這些年的主辦與協辦人員從優敘獎，說是以資鼓勵，更是令人一笑。 如果以馬政府當年大張旗鼓的動作，《看見台灣Ⅱ》的素材與空間照理應該就很有限了才對，為什麼不是這樣？若進一步檢視專案小組當時在行政體系內部自稱已經達成七項成效的內容，即可恍然大悟。例如輔導農民由檳榔轉作油菜，竟也列為其一；公告南投地質敏感區與桃園藻礁生態系之後，凸顯需要更全面的清查；而「展示辦理成果」充其量僅是文宣作為。所謂的中長期行動，似乎是盡付闕如。表裡之間這麼大的反差，前政府不就根本是在媚俗、沾光、作秀？ 最近幾天，因為齊柏林等人的噩耗，大家看到一群卸任前交差了事的前高官，又跑出來搶鏡頭、追麥克風了。馬英九說：齊柏林就像一隻啄木鳥，把害蟲找出來。問題是他任上處理過哪一隻害蟲？當年迅即成立專案小組的前閣揆江宜樺更諷刺，他說：「期盼民進黨政府不要停下腳步，讓齊導的用心與努力不要白費。」這話，早在去年五二○之前，怎不對國民黨政府毛內閣有所期盼呢？ 這幾天，傳出齊柏林生前有此感嘆：「亞泥～比五年前我拍看見台灣的時候挖更深了」，意指亞泥在太魯閣新城山礦場的擴大開採。此一轉述，立即引起鄉民群起網路連署，要求撤銷其礦權展延；但問題的本質是什麼？少有人給答案。 大家起碼要先了解的是：亞泥的開礦權是哪個政府、依據哪個法律批准的？按照現行「礦業法」規定，亞泥是否違法？如果法令不完備，歷任政府與立法院諸公至今完成修法了沒有？如果花蓮的山頭，五年前就因《看見台灣》而被熱議，六十年來無須環評也被揭露，那麼現在所有聲量很大的人，這些年來何以容許一切都毫無改變？這種只有熱鬧，不見門道，只重即興，缺乏持續的公共政策參與品質，在台灣已經形成「模式」了嗎？最適的補救手段，如何盡快派上用場？ 台灣的民主，活潑而且充滿活力，但是台灣的民主決策，卻總缺少足夠的理性與專業，以可長可久；這與從政人士的普遍素質，無法形成領導社會的典範，具有最直接的關係。《看見台灣》，讓我們從而發現更多的「看見台灣」。

  賴清德回答議員質詢自稱「親中愛台」，還進一步解釋「親中愛台」與「傾中賣台」並不相同，「親中愛台」是以台灣為核心，向中國伸出友誼的雙手，希望透過交流，達到彼此的了解、理解、諒解、和解，和平發展，這跟他在上海的發言都一樣，這樣的理念也是大多數台灣人的意見。他表示，台灣未來的走向必須是以台灣大多數人的幸福前途為目標，不要在強權劃定的圈圈下來繞，他主張以台灣為核心，即便是主張台灣獨立，未來根據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也是要由台灣二三○○萬人決定。諸多論述，總統府表示「和政府一直以來看法一致」。 「親中愛台」一出，國民黨人與國民黨友立刻忘了自家內鬥，對賴清德一片嘻笑怒罵，甚至嗤之為「噁心」。言下之意，「親中」，彷彿是他們的專利，閒雜人等不准仿冒，尤其是民進黨人。這樣的反應相當有趣，讓人不禁會心一笑：到底是誰把「親中」二字搞到令人如此「噁心」？ 首先，中國顯然是始作俑者。政治宣傳中，台灣同胞是骨肉兄弟，但實際上必欲併吞台灣而後快，且向國際公開嗆聲絕不承諾放棄對台使用武力。台灣，臣服於一中原則，甘當中國的一部分，就給糖吃，但那些糖卻是糖衣毒藥，最後終將一命嗚呼哀哉，這是國民黨的案例。反之，如民進黨至今拒絕九二共識，就舉起棒子亂打一通。一年多來的窮追猛打不及備載，光是李明哲事件、世衛大會事件，就足以令人心生疑慮，這麼噁心的國家如何親近啊？而美日等民主國家，以文明方式對待台灣，「親美」、「親日」都不致令人噁心，中國反而不以為然。中國如此令人胃部反感，才是噁心的源頭。 其次，中國對台灣的噁心作為，台灣人民本應同仇敵愾、命運一體，不過，卻有國民黨人與國民黨友認賊作父，爭先恐後到北京殷勤獻媚，企圖獲賞一點政治資源或經濟利益。他們在台灣，以一中經銷商自居，推銷「兩岸同屬一中」，恐嚇台獨就是戰爭。台灣被中國霸凌，那些人不僅當作別人家的事，還搶當中國霸凌台灣的圍事，一副北京派來的督導趾高氣揚。如此「傾中」甚乃「媚中」，此所以，在多數台灣人民心目中，他們堪稱噁心再噁心，令人胃部連續抽筋兩次。今天，有人期待中國成為台灣可親近的國家，馬上被他們嗤之為噁心，正好暴露了在內心深處，他們或許也心知肚明，中國是不可能從善如流的。 再者，綠營當中也有少數人，近年來與北京發展曖昧關係，他們嘴巴上充滿「愛台」的措辭，但策論指向台灣核心價值的反方向。這些人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好，暗中嘗到北京方面的統戰甜頭也好，鼓吹不妨、也應該向霸凌者妥協，以換取台灣的生存空間，主權尊嚴在所不論。中國令人噁心，有些國民黨人與國民黨友也令人噁心，但若民進黨人與民進黨友也跟北京搞曖昧，綠皮紅骨真的會成為最噁心的東西。中國持續對本土政權施壓，於是兩岸對比的失敗主義加上國家認同的虛無主義，導致少數機會主義者從口號「愛台」滑向行動「傾中」，小英務必杜絕這種歪風在該黨與政府內滋生蔓延。 政治的檢驗標準不是嘴巴說了甚麼，而是做了甚麼。過去八年，馬英九說得好聽，但大家都知道他做了甚麼，不是嗎？「親中愛台」，「傾中賣台」，至少有兩大差異。一，「親中」是對等親近，沒有上下隸屬關係；「傾中」是自我矮化，熱臉貼冷屁股。二，「愛台」是以台灣為核心價值，尊重人民自決權利；「賣台」是向中國磕頭，順其意志把台灣推入虎口。於是乎，「親中愛台」的歸宿是台灣自成一國，「傾中賣台」的終點是中國邊疆。噁心不噁心，可不是先罵人為強；仰中國鼻息的人罵顧台灣的人，這樣的表演看了就想吐，甚至想到就想吐，那才真的叫噁心。

  台北美國商會日前發表「二○一七台灣白皮書」，直言去年向蔡政府提八十項建議，沒有一項得到解決，更重砲抨擊勞基法修法「大開倒車（big leap backward）」，是舊經濟時代的父權做法，不利創新，更不利發展服務業；對白領專業人士如工程師、會計師、程式設計師、金融及行銷等尤其不友善。白皮書建議，亡羊補牢做法是短期透過施行細則提供彈性，長期則要修法。 行政團隊對美國商會的強烈批判，似乎無關痛癢，只是以官僚式的空洞回應虛應故事，行政院長林全表示︰「一例一休才修法通過，若再修法，這是非常冒險的做法，我們要維持政府一定的穩定性，現在重啟修法會讓勞工不安。」此一立場看似合理，其實荒謬不通。政府的穩定與威信，係建立在做對的事情，不畏艱難橫逆，堅持對的政策與改革，絕不半途而廢，方可累積民眾的信心；至於錯誤政策，無論源自決策之初缺乏正確評估，或是主其事者的無能昏庸，一旦後遺症併發，民怨烽起，便應斷然改正，即使朝令夕改，亦無損政府的顏面。若是錯誤已經釀成，眼看災難即將到來，卻依然只想進行枝枝節節的修補，企圖粉飾太平，隻手遮天，必然弄巧成拙，反招致更嚴重的後座力之重擊，而政府威信一旦蕩然無存，何來政策穩定性可言？ 其實，美國商會對勞基法的批判，並非特例。在以一例一休、加班時數嚴重限縮、加班費大幅提升為主要內涵的勞基法修正案通過並斷然實施後，社會即瀰漫不滿氛圍，而呼籲修法矯正現行法規缺乏彈性與僵固性之弊，打造完整配套的勞動法案，以符合各產業的不同特性，以及數位網路時代產業型態，更成為多數產學甚至不同型態勞工的共識。因此在美國商會白皮書之前，工商團體即不斷建言，要求修正一例一休、放寬變形工時，而南投縣府則強硬表態，若政府不願修法，七月一日輔導期結束後，仍然繼續輔導，不會開罰，且無論有無牴觸中央法令仍將制定地方自治法，採行因地制宜的勞動規範。而執政黨地方諸侯對於綁手綁腳、包山包海，不符合產業與勞工實際作業型態的一例一休等規定，亦多持保留態度；頗有政績的桃園市長鄭文燦公開表示，勞基法本應是最低標準，現在卻成了通用標準，等於要求每個產業都穿制服。而執政黨部分立委們無法坐視此一僵局對民進黨的傷害，以及行政團隊的冥頑不靈，已經串連提出修正案。這些不滿與抵制的動作，甚至低迷民調的警鐘，顯然仍舊叫不醒裝睡的行政團隊。 其實，勞基法爭議縱使將傷害小英政府的社會觀感，亦無關宏旨，並非吾人關注所在；多數民眾在意的是，它對台灣經濟與產業的傷害。首先，此一僵固的法令，將破壞台灣產業過去引以為傲的產能調整機能，嚴格限縮加班時數與工時調整，加班費躍升，必然大幅增加企業成本，削弱台灣企業的競爭力。其次，台灣有意朝創新產業轉型，而全球產業主流趨勢則是數位網路、人工智慧、自動化，不僅產業型態與運作模式迥異於傳統製造業的生產線模式，勞工亦多屬於白領技術工作者，一旦被綁在舊思維的勞基法，勢必無法發揮智慧與創意，企業轉型將陷入死胡同，經濟無法向上回升。事關台灣產業與經濟的興衰，才是各界不斷建言修法的緣由，小英政府不能視之為反對者的情緒性與利益性反彈。 小英同時推動多項改革，勇氣可嘉，而改革過程中阻力重重，致而延宕不決，亦情有可原。尤其，小英執政之初，確實欠缺經驗與人才，偶爾做錯決策乃試誤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民眾不致苛求。然而，一例一休之類的政策明明已經走錯路，卻不管外界如何批評、反對，依舊堅持不願改正，就令人無法諒解。民主政治的精神是做不好就換人做做看，備受期待的本土政權若因「老藍男」行政團隊為了面子堅持不改、硬拗，而民調繼續低迷，將是民進黨完全執政的最大諷刺。

  美國國防部六日公布中國軍力報告，指解放軍已具備發動對台灣的精密軍事行動能力，面對台海軍力失衡，美國將持續協助台灣維持足夠自衛能力。在此前三天，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於亞洲最大年度安全會議「香格里拉對話」演說，強調美國「堅定致力與台灣及其民主政府合作，提供必要的防衛軍備，此為符合台灣關係法所闡述的義務。」 美國對中國軍力評估，是年度報告；馬提斯保證繼續軍售，卻是「香格里拉對話」舉辦十五年來，美國首次談到台灣國防。這一事實，既凸顯中國對我軍事威脅的嚴重程度，也反映川普政府極力安撫亞太國家對其中國政策的關切與不安。 美國嘗試安撫友邦，見諸其最近動作頻頻。同樣在「香格里拉對話」，馬提斯除了強調不坐視中國在南海所作所為，也與日、韓及日、澳國防部長進行兩場三邊會談，還宣示美國將把六成戰術航空資產調遣到亞太地區。 事實上，負責統率太平洋美軍的哈里斯司令，本週正與馬提斯、國務卿提勒森訪問澳洲。提勒森五日在雪梨說，「我們不能讓中國利用經濟力量來擺平其他問題，無論是把南海島嶼軍事化或未能對北韓施加適當壓力。」哈里斯告訴媒體，美國面臨的挑戰包括「具侵略性的中國和試圖報復的俄羅斯」，「我們將盡可能地繼續合作，但妥為準備必要時面對」。 三位美國安全、外交、軍事首長亟於安撫友邦，問題出在川普的中國政策。據「金融時報」等媒體報導，川普中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尤其川普四月間與習近平會面後展現對中國「高度熱情」，加上中國事實上已以軍事化改變南海現狀，馬提斯等的安撫讓盟邦將信將疑。有報導引述亞洲將領，指馬提斯、哈里斯容或可信任，但美國最高層呢？「信任的鴻溝很深」。在此情況，「路透」報導，澳洲、日本、印度、越南等國有意籌組非正式的聯盟，制衡中國，以求自保。 川普政府要有效化解各國疑慮，唯有拿出具體行動。歐巴馬政府雖對中國柔軟，但任內美國軍方多次派遣軍艦航行南海強調國際通行自由，也幫越南、菲律賓加強軍力。川普上任數月來，幾乎擱置南海問題，試圖拉攏中國、壓制北韓，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歐巴馬的朝鮮半島「戰略耐心」失敗，已證明「節制北韓」只是中國玩弄美國的籌碼，川普不僅重蹈覆轍，還加深了盟國對其「交易外交」的疑慮。同時，川普政府的國務院、國防部攸關亞太事務若干職位至今懸缺，川普家人在中國的商業利益，都令各國關切。 面對這一情勢，馬提斯繼續軍售的保證自為我國所歡迎，且有如蔡英文總統所說，除了繼續採購防衛武器，也期盼美方協助我國強化國防產業。最基本的，我國仍應反求諸己。澳洲總理滕博爾在「香格里拉對話」的發言，最獲廣大迴響︰「我們不能依賴大國保護我們的利益，不得不為自己的安全和繁榮負責，並意識到在與可信的夥伴及朋友分享集體領導時，我們將更強大。」 我國最應強化的，除了友邦支持，自屬具體展現對自身安全和繁榮負責的態度。身為中國首要併吞目標，即使要「維持現狀」，也須加強國防投資，才有自衛的實力。與中國進行軍備競賽已不切實際，但把「重層嚇阻」戰略，包括創新和不對稱能力具體落實於國軍戰力，事屬必要。同時，我國軍費約占ＧＤＰ的二％，也亟須提高。回顧近二十年來，在中國積極擴軍之際，國民黨首次在野時以國會多數阻擋對美軍購，馬英九在任八年又以「兩岸和平」自欺欺人，錯亂的敵我關係更導致黨國權貴和退將「上京」卑躬屈膝，軍中諜案頻傳，國防大受折損。事實上，有如中國在抨擊馬提斯軍售保證時所言，反對台灣關係法、要求停止對台灣軍售、停止美台官方往來，是中國一貫態度，不因外在形勢而改變。 面對這樣的中國，一個侵略性極強、亞太各國憂心忡忡的大國，民進黨政府不能陷入「進步」迷思，把國家預算大餅重心放在非當務之急；以國防為要，盡快提高為ＧＤＰ的三％，具體展現對台灣安全和繁榮負責的態度，才是正辦。

  當期待已無所期待，六四又在中南海一片沉寂中過了。二十八年來，六四猶如中國政權揮之不去的印記，也成為世人檢驗「中國夢」最簡單的尺碼。小英為此強調，兩岸之間的最大距離是民主與自由；中國必須以文明方式處理李明哲案，讓他早日平安回家。馬英九也呼籲中國當局平反六四，他稱自己主張的「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多年從未改變，並期待依法給李明哲人身保障，讓家屬有探視的機會。今年的六四，被綁架、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的ＮＧＯ工作者李明哲成為台灣的焦點，正好凸顯二十八年來兩岸的距離，在中國足以自傲的經濟表現下，又拉大了多少。 事實上，從兩岸關係發展史來看，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堪稱蔣經國晚年啟動兩岸和解以來的斷裂性事件。在兩岸開放的初體驗階段，雙方互相好奇、彼此摸索，幾十年的反共vs.解放對峙氣氛，幾乎快速消散。雖然受到長期洗腦，台灣人民對中國的認知也很快轉為友善。尤其是，向來充滿冒險精神的台商，趁著兩岸和解的先機搶赴中國投資。在中國經濟改革初期，台商帶去的技術、資金與人才，受到中央與地方熱烈歡迎。當然，其中包藏著北京的經濟統戰謀略。不論如何，初體驗階段，至少台灣人民對中國的想像是正面的；經濟改革終將促進政治改革一如台灣，也成為台灣社會甚至國際社會樂觀以待的未來。 孰料，六四事件平地一聲雷，北京政權竟然動用武裝部隊，屠殺手無寸鐵要求改革的人民，而且不避諱大批國際媒體正在北京現場。這樣的政權本質，令台灣人民驚覺，國民黨灌輸的「萬惡共匪」，竟非純屬虛構。而「屠殺有理」、「絕不平反」，成為此後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的定論。姑且不論別的，連主張終極統一的馬英九都堅持「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六四符號之於台灣觀感的負面作用可想而知。只不過，槍聲過後，尤其是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政左經右」路線仍吸引台商錢進中國。然而，一九九四年千島湖事件二十四名台灣觀光客在浙江遭到搶劫燒死，乃至一九九八年高雄市議員林滴娟在大連被綁架殺害。這些重大社會治安事件，又喚醒台灣人民中國經濟崛起的黑暗面。 面對台灣各界的六四話語，中國國台辦表示：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只有大陸人民才最有發言權；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言下之意：六四屠殺，必要之惡；平反六四，遙遙無期。於是乎，就不得不令人聯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內涵並不包括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偉大進步。二○○五年連胡會開啟國共合作新模式，打造跨海政商利益共同體，做為以經促政、以經促統的奠基石。二○○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政，更有利於國共黑箱促統，民主、自由與人權在所不惜，乃至馬習會達到高峰。馬英九執政八年，主權、外交、國防、經濟為之耗弱，幾乎無法抵擋中國壓力。但當家作主的人民反撲，也在同一個時間達到引爆點，用選票讓國民黨完全在野，並對「中國夢」投下反對票。 由於全球化的機遇，中國「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改善，國際地位和影響顯著提升」，本可進階文明大國之列。不過，一黨手握生殺大權、霧霾裡的經濟繁榮、鳥籠裡的人身自由，還在國際舞台霸權崛起，必欲吞噬台灣而後快，台灣人民怎能不保持距離以策安全？何況，一九九七年之後的香港，從港人高度自治到北京全面管制，從二○一四年雨傘革命到二○一五年銅鑼灣書店事件，一再吹回逐漸淡化的六四血腥味。二十八年來，兩岸總體實力或已逆轉，但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自有其內部脈絡如國會、總統直選帶動國家正常化，而一九九六年來自中國的飛彈則徹底解構了「一中神話」。於是，反對國共黑箱服貿協議，太陽花運動浮顯的天然獨世代，形成一個極佳的回顧觀測點：六四事件正是那個分水嶺，台灣走向文明世界的一邊。

  全球最大代工廠鴻海最近拋出一個震撼彈。鴻海購併的夏普社長戴正吳日前感慨，他與郭台銘四月下旬二進白宮，見過美國總統川普後，隔天立刻有六個州的州長找上門積極招商，就算在日本，經濟產業省也與企業互動良好；至於中國，政府部門與夏普的互動也相當積極。反觀台灣不僅民間有反商情結，中央和地方政府對於招商更沒什麼熱情，有點冷冰冰，截至目前為止，都沒感受到政府對夏普有積極招商。 或許有人認為，夏普遭到台灣政府冷落，只是單純個案，不能代表政府缺乏招商的熱情。然而，官方與民間投資不足，一直是這些年台灣經濟發展的最大問題，也是經濟陷入日本式失落的主因。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甫完成的預測顯示，今年我國超額儲蓄率將連續第五年逾一成、高達十三．○％，五年累計超額儲蓄近十一兆元，顯示閒置資金過多。而今年併計民間投資、公共建設的投資毛額估計三．六兆元，投資率僅二十．六％，較金融海嘯前的二十三％以上，明顯下滑。尤其，主計總處雖然上修今年民間投資成長率至一．九五％，但此一成長率是近五年最低。投資動能疲弱，勢必影響就業、薪資的提升，導致經濟成長停滯。換言之，國家經濟能不能維持成長力道，投資動能是重要關鍵。而廠商之所以不願擴大投資，一方面是大環境不景氣，廠商對未來缺乏信心，因此寧可握有現金因應景氣變化；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廠商自身產品競爭力弱化，逐漸被市場淘汰，則生產規模萎縮，維持現有營運已是艱困挑戰，遑論擴大投資。 最嚴重的是，政府並未盡到促進經濟成長的責任，政策、法規未能發揮配套作用，規劃產業發展大方向，給予企業明確的指引，再以政策優惠激勵廠商轉型，因此企業即使有意擴大投資，亦找不到方向與出路。尤有甚者，在執行面上無法有效解決所謂缺水、缺電、缺地、缺工、缺人才等問題，另於環保議題上，也沒有明確的審核規範與時程，未能以公權力排除不當的干擾，使得重大投資往往面臨種種非經濟因素的風險，延宕不決。尤其，近年台灣社會被民粹綁架，無論中央或地方政治人物皆受制於選票的制約，在重大決策上不敢以國家整體利益作考量，反而受到少數偏執人士左右，對無理違法的抗爭，更常順從其要求。而投資一旦引發圖利財團、破壞環境或影響居民的健康與生活爭議，大都無疾而終。此種不確定性對於企業長遠投資衝擊甚大，乃是營運最大風險所在，因此造成民間投資卻步。 再談對製造業的態度。美國儘管在網路、電商、自動化、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新創產業領先全球，但川普基於改善藍領勞工的就業與所得，仍積極拉攏製造業回流或擴大投資，除了鴻海表態之外，台塑集團對美國的擴大投資係以百億美元計。但是，台灣似乎只會空喊一些扶植新創產業口號，實際對製造業的回流與投資並不重視。其實，台灣產業以代工為主，在全球供應鏈居樞紐地位，擁有成功的產業發展經驗。如今雖然標榜走向創新產業，以尋求轉型與出路，但是，若能在既有硬體製造的基礎上再求技術的精進與規模的擴大，無疑可以發揮事半功倍的功效。而製造業的投資，帶來的就業機會遠遠超過其他產業，對於改善工作機會與薪資最具效果。小英政府實在應該正視製造業在台灣的復興。 冷冰冰，是政府對待投資與製造業的態度。戴正吳反映的不是夏普的個案，而是台灣整體投資環境惡化的現象。檢討起來，小英政府最欠缺系統性整合與執行力，導致一些政策目標好似文青的浪漫想像，執政一年過去了，仍看不到成效，人民便由期待轉為不耐，最後怨懟四起，不但傷害了小英政府更傷害了台灣。但是，由官方對戴正吳感嘆的八股回應，更可看出政府仍未了解台灣投資低迷的嚴重性，更不知道解決方案何在？這不但是小英政府的危機，更是台灣的危機。

  八田與一、石狛犬，接連遭統促黨人破壞，並未激發社會尖銳對立，究其實連藍營都冷眼旁觀。因為，那些都不是在台灣脈絡下的正當抗議，而是一中脈絡下的蓄意尋釁。破壞八田與一、石狛犬，對象不是當前真實的台灣，而是延續中國百餘年來的日本情結。那些政治行動者，中國夢的夢遊症不時發作，對「保釣」無可使力，於是乎只能找殖民遺跡洩憤。這種政治行動，連未諳世故的小學生都不惜傷害，徒然暴露他們自己無法掙脫日本情結的糾纏，宛如一場舐傷自憐的內心獨白。 而用選票淘汰蔣介石的接班人，二○一六民進黨完全執政早已標誌著，台灣人民清除蔣氏政治遺產的決心，但小英政權選擇在維持現狀下改革進步，於是轉型正義響徹雲霄而蔣氏符號屹立不搖，形成極不搭調的民主拼貼景象。數起挑戰蔣氏符號行動，乃是公民力量對政府行動遲緩的象徵性抗議，它提醒手握完全執政大權的小英，二○一六浮顯的國家願景不能顧此失彼。蔣氏符號屢遭挑戰，卻正面促使政治大學、輔仁大學等校方，理性反思校園蔣氏符號之去留，有助於尚未完成的歷史朝向正面結局。另，由於傳統領域劃設辦法爭議，原民團體駐紮凱道抗議，昨日中正一分局基於妨礙交通，將帳篷裝置等拆除。 類似的歷史還原，也發生在外來政權論述「八年抗戰」。中日戰爭期間，台灣屬於日本領土，中日作戰但台日同國，日本殖民台灣有壓迫更有建設奠定現代化基礎，此所以台灣人民並無牢不可破的抗日情結。至於中國，從晚清的改革派梁啟超，到革命派孫文、蔣介石，其實皆具「親日」傾向。外來政權基於內戰正統之爭，扭曲論述台灣也與中國共同抗日。隨著台灣民主化，台灣抗日論述迅速淡化，台灣人民對日本時代的批判與繼承也出現了主體性的認識觀點。尤其是，近年以來北京對台灣野心十足，對日本必欲其屈服而後已，日台安保遂休戚與共，歷史與現實構成新的交集。 兩岸的中國夢遊症者，缺乏歷史深度與生活經驗，無法理解甚至心存怨尤：台灣人為何缺乏被殖民暗黑心理，且友善至今提防中國的日本？答案，在於普世價值。二次戰後，日本民主化，而中國再專制化。脫離殖民的台灣人不想當日本人，也不想當中國人，台灣人只想當台灣人。當今，日本把台灣人當成台灣人，樂觀台灣在民主水域航行；中國卻想把台灣人納為中國人，強令台灣在專制陸地爬行。兩相比較，誰是台灣的敵友？所謂統派，嘴巴統，身體獨，不想定居中國；父母統，兒女獨，崇尚民主自由人權。平心而論，這何嘗不是另類的「獨」？ 台灣突兀的仇日言行，真正的意義不在於行動者與日本有何深仇大恨，而是透過中華民族主義情緒展演，做為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跳板。而實際上，向來日本並非阻撓中國統一（併吞）台灣的國際主力，那些人心知肚明最大的阻力來自美國，但他們就是欺小怕大，不敢直接挑戰美國在台灣的象徵符號，一如川普接聽台灣總統的賀電，北京的反應不也是欺小怕大？日前五三一台北大空襲七十週年，統促黨人竟赴民進黨中央黨部抗議，而非前往ＡＩＴ抗議當年的冤頭債主，這不僅是欺小怕大，更是時空錯置。 蔣氏、八田與一、石狛犬相關事件，皆屬二○一四到二○一六民主海嘯的餘波盪漾。台灣內部刻正進行的「民主革命」，以民主手段革故鼎新、脫胎換骨，比上次的「寧靜革命」更寧靜更具革命性。而對台灣，民主是複雜矛盾最有效的沉澱劑，也是地緣政治最可靠的安全閥。未來，當台灣成為內外認定的正常國家，後人將更容易拉遠距離仔細看清：此時尚未解開的矛盾其實呈現著不同的症候群，立場衝突的行動者折射出不正常國家的不同面向；所幸民主化讓交鋒最後平息於相同的起點：大家都是逃離政治經濟壓迫而來到台灣，寄望子孫在這塊土地當家做主、安居樂業。同樣的脈絡下，還匯流著原住民族包括平埔族的主體復原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