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立委姚文智日前宣布投入台北市長選舉，獲不少同黨立委、市議員支持。（資料照）   二○一八選舉，民、國兩黨先後通過首波提名名單。民進黨現任縣市長皆獲提名，包括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屏東縣、澎湖縣。蔡英文主席稱：「政績就是最好的宣傳」。倒是，先前傳出阿扁預測：宜蘭縣、彰化縣、嘉義市、澎湖縣會是重災區，如果政府執政成績持續不佳，新竹市、台中市、雲林縣也有可能生變。至於國民黨，則有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連江縣已告提名確定。   民主選舉，乃是參與者的技術競賽，但總目標在於促進國家向上提升。從相關部署與選戰言論來看，民進黨高層顯然是自信滿滿的。反觀國民黨、柯文哲、時代力量，面對二○一八選舉，至今傾向靜觀其變。執政優勢的民進黨，表現出以動制靜的選戰思維，躍躍欲試，積極爭取，不見得是壞事。特定選區主戰派高唱雲霄，有人或想搬開二○二○的絆腳石，為此不惜一戰、雖敗猶榮的氣概。然而，滿腔熱血，也要看清整體戰場的面貌，以免在壕溝跌跤。   宜蘭縣，代縣長陳金德，推出種種利多農地政策。那些積極作為，或許有經過政治精算，但對於民進黨的宜蘭價值，是否造成質變，也有問號。萬一選舉失算，又犧牲了理念，就太不划算了。台北市，姚文智委員宣布投入市長選舉，獲不少同黨立委、市議員支持，但民調支持趨勢並不樂觀。國民黨方面早已宣稱，提名策略要看民進黨與柯文哲的分合，言下之意頗為期待鷸蚌相爭漁人獲利。是以，謀定而後動，台灣共識極大化，才符合民進黨贏的佈局。   高雄市，原本的劍拔弩張，演變成流彈四射。一場黨內初選，原可正面展現人才濟濟，卻隱約陷入派系鬥爭，支持者情何以堪？市民觀感如何？難道不怕重蹈國民黨失去高雄長期執政優勢的覆轍？如果十多年前的派系恩怨，成為左右明年初選、競選的主要因素，派系利益高於民進黨，不是團結擴散而是分裂內耗。而高雄市，一直是吳敦義最想光復的選區，假使民進黨自亂陣腳而馬失前蹄，政治效應非同小可。當然，這也要看國民黨的路線調整能否回應民意。   新北市，先前民進黨一再撩撥國民黨的內在矛盾。選舉本來就是爾虞我詐，此舉也不必予以道德審判。只不過，旁觀者倒可以藉此看到，侯友宜確屬民進黨心目中的勁敵。就此而言，新北市與台北市，民進黨更應有整體觀，否則，一旦形成雙北兩面作戰態勢，有沒有把握一次打贏兩場戰爭？如果這種劇本成真，拿下雙北自屬大勝，一輸一贏也有斬獲，只是要嚴防雙輸下場，因為雙北若皆非同黨、盟友主政，對於小英政府牽制不小，堪稱二○二○一大變數。   可以想像，前述阿扁分析指出的民進黨較弱環節，理所當然會成為對手猛攻之地。除此之外，儘管民進黨完全執政，但台灣的整體政治結構，綠營仍未佔有穩定過半的板塊。執政有優勢，政績也才稍有起色，實在沒有輕敵的本錢，這是在野的操作空間。一年多來，從年金改革、一例一休、同婚立法到追討黨產、轉型正義，不滿情緒再加上民粹動員，導致小英政府支持度受損；如果明年選舉之前，產業經濟就業所得仍欠有感政績；如此執政景況導出的選舉戰略，應該是守勢為宜，而非反守為攻。   二○一四，地方政治版圖變色，主要是拜馬英九親中總路線失敗、公民力量崛起的共伴效應之賜。如今時移勢轉，頭家權利意識高漲，完全執政是資產也是包袱。民進黨要維持二○一四戰果，並不容易。更何況，內有選戰經驗堪稱豐富的吳敦義，年輕世代、知識階層較為屬意的柯文哲、時代力量；外有繞台、窮台咄咄逼人的北京，以及朝鮮半島危機、川普稅改效應，不可小覷。觀察選情的民意觀點，要在朝野監督制衡、國家穩健前進，但願每經一次選舉，台灣共識的版圖就擴大一次。

  王炳忠們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檢調以證人身分搜索住處、帶回約談，而後移送北檢複訊後請回。此一中生共諜案的後續，檢調自應毋枉毋縱，以杜悠悠之口。但中國國台辦急著表態對新黨「高度讚賞」，同時譴責「台灣當局」對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力量和人士肆意打壓和迫害，令人不無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感。對統派小政黨急於迴護，北京儼然想要直接扮演台灣泛統派的總司令了。與此同時，中共十九大以來，中國戰機日前第十度繞台擾台，成本最低的武嚇聲音響遍台灣、日本、南韓上空。 上述約談事件，案情都還尚未明朗，藍營上上下下，便高調抨擊綠色恐怖，比白色恐怖嚴重一百倍，連王炳忠們也揚言「感謝蔡總統給我當政治犯機會」，「打倒美日漢奸政權」。事實上，他們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被請回，藍營附和北京的速度之快也創了紀錄。反觀李明哲事件，被失蹤十天後，中國國台辦才姍姍證實，李明哲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已接受有關部門調查。李明哲被失蹤、被認罪、被判刑，藍營幾乎鴉雀無聲，從未像聲援王炳忠們那樣傾巢而出，甚至當時倒果為因將小英政府當作箭靶。老老少少在為誰而戰？耐人尋味。 王炳忠們被檢調約談，「路透」通訊社的報導指出：一個目前在國會沒有任何席次的親中小政黨，讓中國對台灣表達嚴重抗議關切，可說是兩岸最新的衝突事件。有趣的是，國民黨從現任主席吳敦義到前任主席馬英九、洪秀柱也都一一跳出來，他們為什麼要對一個國會沒有任何席次的小政黨，以及郁慕明口中的小朋友們那麼在乎？答案恐怕是，連國台辦都出面對新黨「高度讚賞」了，國民黨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在台灣面臨轉型正義、追討黨產，表現得也讓北京「高度讚賞」，似乎成了國民黨的海中浮木。 然而，國民黨跟北京同一個鼻孔出氣，在台灣將淪為越來越像非鳥非獸的蝙蝠。李明哲，因關心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受害，國民黨對北京呼籲的聲量如蚊子，對中國毫無司法人權集體封口。王炳忠們，不再反共要促統，而且追求的是專制統一，國民黨人卻對民主台灣的司法程序與民選政府大加撻伐，符合比例原則嗎？遑論劉曉波，發起「零八憲章」，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乃是中國和平崛起的試金石，卻遭北京監禁至死、骨灰不存，遺孀劉霞至今未獲自由。而國民黨宛如沉默艦隊，這樣的政黨到底核心價值是甚麼？台灣的統派，所謂的統一，絕非民主統一，僅剩專制統一了。 王炳忠們，被約談，被請回，又是綠色恐怖，又是宣布參選。老實說，極統勢力的聲勢上揚，明年地方選舉首當其衝的，正是國民黨。國民黨目前氣勢低迷，新的方向路線撲朔迷離，黨主席下令立院黨團夜宿議場，力擋農田水利會改制官派案，結果黨團幹部看新聞報導才知道。在這樣的內憂之下，還盲從北京力挺王炳忠們，不啻是為明年製造心腹之患。吳敦義並非根正苗紅，沒有藍裡透紅，北京刻意扶植新黨、統促黨、愛國同心會等，以及一代一線培植經濟統派；「毀黨造黨」，會不會成為北京的新攻略，國民黨要小心為上。 民主自由人權，對一黨專政是不存在之物，在國內絕不容中國人民爭取，當權者的政治對手也不配享有。更諷刺的是，一如共諜犯周泓旭竟稱：台灣司法改革刻不容緩，因為不敢公開審判我的案件（實因事涉國安機密）；北京總是以民主國家之矛攻民主國家之盾，而將自己踐踏民主自由人權，美其名為中國特殊國情。軍機軍艦威脅台灣安全，「高度讚賞」在台灣促統的小政黨，凡此，和統、武統之間的經濟統戰為何？二千三百萬人可要警惕。以前，有所謂「被出賣的台灣」，形容台灣人民無法自主命運的悲哀。如今，台灣好不容易成為民主國家，切勿讓兩岸的統派打著民主反民主，否則哪天出現「被台灣出賣的台灣」，那就是比「被出賣的台灣」更沒有救贖機會的悲劇了。

  美國總統川普在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凸顯中俄崛起對美國價值與利益的威脅，指出「中國與俄國在挑戰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利益，企圖侵蝕美國的安全與繁榮」。他更強調，這份報告是依據現實主義的原則以應對一個全新的競爭世代，美國正跟中、俄這樣的對手在競爭，美國還在賽局中，而且一定會贏。 美國總統川普（左）在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凸顯中俄崛起對美國價值與利益的威脅，指出「中國與俄國在挑戰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利益，企圖侵蝕美國的安全與繁榮」。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美聯社） 就美國的安全戰略角度，中俄雖然同被列為美國的重要威脅，但主要對象是中國，則殆無疑義。此因俄羅斯之崛起，以軍事意義居多；而中國的崛起則包含兩層意涵︰一是經濟力量的增長；一是軍事武力的擴張。兩者均在挑戰當前美國領導下的全球秩序。中國擁有十三億人口，早期在毛澤東左傾盲動主義的統治下，以政府主導的計畫經濟為主，意圖以人為主觀意志扭曲資源配置，忽視市場機制，導致經濟萎縮，帶來飢荒、貧窮與落後。鄧小平掌權之後，打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表面上仍高舉社會主義理想，實際則採行資本主義與市場機制，並藉著龐大人口、低勞動成本與政策優惠之優勢，吸引外資、技術與人才投入，驅動一波長達三十多年的經濟成長，使中國國力大增，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 此波的成長，可歸因於資本主義與市場的驅力，但是，在保護國內的企業與市場方面，骨子裡依舊是以中央威權操控與保護主義編織起羅網，以關稅障礙、脅迫外企技轉、仿冒、盜竊智慧財產、補貼、傾銷等方式，壯大本國企業，削弱外企打入中國市場之競爭力，乃得以累積大量的外貿盈餘，厚植國力。相對的，貿易對手國則飽受貿易赤字、失業率攀升之苦，尤以美國受害為烈，每年入超高達約五千億美元，致使以抨擊中國不公平貿易為選戰重要訴求的川普，成為素人當選總統的奇蹟。 按照社會發展理論，一般人富有之後，生活品質與精神文明會隨之提升，由粗魯不文變成知書達禮；國家的發展軌跡亦然。亦即，當國家發展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後，往往會落實民主改革，彰顯自由與人權的價值。然而，發展過程中，自然也存在歧路與陷阱，改革不成，反而倒退回極權、獨裁的老路，亦不乏其例。中國的情況尤其特殊，在歷經百年的民族恥辱後，形成過卑與過亢的雙重性格，一旦脫離貧窮，逐漸富起來，往往無法謙沖自持，反以狂妄自大做為情緒的發洩。從而，中國領導人不但不願推動民主改革，釋放權力，建立一個富而好禮、民主多元的國家，反而加大控制力道，並藉由科技昌盛之助，對內監控幾達天羅地網的駭人地步，人民毫無自由與人權可言。對外則積極擴軍，以武力為後盾，將主權要求無限延伸，抗衡強權，欺侮小國。換言之，經濟與科技之長足進步，本應用於造福人類，例如人臉辨識、大數據、網路等，卻被中國當局當成政治、社會監控的工具。中國這個極權老大哥，已是喬治歐威爾《1984》的進階版，堪稱「獨裁2.0」了。 由此，世人必須面對一個無法逃避的問題︰究竟中國崛起對世人是福或是禍？中國龐大人口的脫貧，本為好事一樁，不可諱言，這是福；但就人類普世價值而言，中國卻是最強大的破壞者，對文明社會是重大的禍害。若由川普的角度來看，中國藉由不公平貿易侵害了美國每年數千億美元的利益，造成美國產業的崩塌與工人的失業，因此，若要達成美國優先，振興製造業，就必須解決中美之間的不公平貿易，及其延伸到軍事對抗的議題。 不可否認，中國藉由經濟成長所蓄積的能量擴展軍備，武力迅速現代化，配合其戰略向外威嚇，使得亞太國家與維護此間秩序的美國備受威脅，美國在抗中連線中挺身而出，有其必然性。然而，川普畢竟具有商人本色，安全戰略報告亦明言「現實主義原則」，因此，川普此際揭櫫強烈的反中戰略安全宣示，本質上是一種談判籌碼的概念，抑或真正要與中國對抗到底？必須由未來的歷史回答，吾人應保持審慎，不宜過度天真。

  立法委員黃國昌罷免案，十二月十六日完成投開票，投票率為二十七．七五％，結果同意票四萬八六九三票，不同意票兩萬一七四八票。雖然同意票高於不同意票，但仍未達選罷法規定的門檻六萬三八八八票，此一罷免案並沒有通過。罷免案發動陣營指出，針對王定宇、蕭美琴委員，不排除發動下一波罷免行動。由於本案是選罷法修正降低門檻後的首例，值得大家深入探究罷免新制的利弊得失與政治漣漪。 罷免的門檻降低，符合民主深化的頭家做主原則。過去的高門檻，甚至不能宣傳罷免案，不啻箝制人民的權利，保障背離民意的政治公職。選民選出了他們，幾乎無法予以罷免，造成頭家做不了主，只能容忍自己選出的政治公職，簡直是開民主的倒車。如今降低罷免門檻，政治公職對選民忠誠的態度自會更加嚴肅。因此，即便降低門檻會使罷免案增加，但這畢竟是民主的進步，民主有點麻煩，但不能怕麻煩。 不過，經由這次的罷免案，也讓大家看到幾個問題，如何改進需要集思廣益。一是，黃國昌以八萬○五○八票當選，事隔一年多的罷免案，則只需要六萬三八八八票同意，便足以罷免達標。這種落差可能形成一種弔詭，那就是，當時獲得六萬八三一八票的落選者，在理論上會比選舉時更容易擊敗當選者。例如這次罷免案，始終反對黃委員的一方，無法在去年選舉讓他落選，大可在他當選後改採罷免策略，而他被拉下來的機會至少大多了。另依修法當時時代力量主張的「簡單多數門檻」，這次的罷免案就過關了。是以，選舉、罷免的難易比例原則，或可再斟酌。 二是，罷免、選舉，性質不同，也因此造成正反動員上的不對稱。選舉，乃是一對一為主的多人競逐，在這樣的選戰氣氛下，候選人的動員能力較強，支持者的積極性也較容易被激發。二○一六的立委選舉，黃國昌與李慶華捉對廝殺，囊括了該選區十六萬投票數中的約十五萬票（選舉人數為二十五萬，投票率為六十三．七四％）。場景換作罷免，罷免發動者與罷免對象，對壘關係跟選舉時截然不同。罷免發動者擁有主動攻擊優勢，且不一定要出之以正面對決，反可訴諸凝聚厭惡罷免對象的同仇敵愾；而被罷免者雖有反駁空間，但終究無法像選舉時一樣，有一個戰鬥立基點相同的對手，可以採取正規戰來吸引選民，鼓舞他們踴躍投票的熱情。其結果，對於去年的八萬○五○八票而言，許多人可能覺得這次的罷免案事不關己。兩萬一七四八不同意罷免票數，比起八萬○五○八當選票數，其間落差充分說明了，選舉與罷免的政治動員，差距甚遠。即使樂見罷免案通過的國民黨也要看到，李慶華的六萬八三一八票與同意罷免的四萬八六九三票，也存在著政治動員上的落差。 三是，選舉候選人必須提出具體的興革政見，讓選民客觀比較各候選人的高下。可是，罷免案的理由卻可以不顧政治公職的法定職務為何，以己方能夠動員的價值取向，全力襲擾罷免對象。如果這成為罷免案的常態，恐怕會有越來越多的政治公職，無法安心從事其法定職務，而經常要瞻前顧後是否有看不見的力量，充當監視他執行法定職務的「警備總部」。或許，政黨之間，候選人之間，也會把選舉恩怨延續到罷免案上演續集。甚至，有人透過罷免案推動運動議題，並非意在罷免成功，而是行銷理念。果真如此，原本選舉已告頻繁的台灣，民主或將更加躁動。 黃國昌委員罷免案，終於塵埃落定。不論如何，黃委員還是可以藉機審視民意脈動。諸如，勞基法修正、同婚立法等議題，是否符合社會多數共識？某些改革進步的堅持，社會現實的腳步能否跟得上，尤其是黃委員自己的選區？這是有關罷免新制的形式檢討之外，同樣應受實質重視的面向。話說回來，罷免新制初體驗，不能只看誰贏誰輸，而應當作精進民主運作的寶貴經驗。值得慶幸的是，不論罷免新制如何，即使有政治公職因門檻降低而落馬，終究還是要回到選舉程序來補選，而選舉的不同設計，還是可以矯正罷免的遺憾，這也是民主值得相信的自我矯正能力。

  美國總統川普的降稅政見，參眾兩院終於協調出共同版本，本週將進行表決，雖仍有變數，但是，以目前的態勢看來，稅改案的通過應該非常樂觀，因此，帶動美股各大指數再創新高。然而，反全球化的川普之所以推動降稅，乃在吸引海外資金匯回，振興美國的製造業，本質上是具有排他性的保護主義措施，其外溢效應是否引發全球搶錢的惡性競爭，衝擊既有的世界經貿秩序，將是明年全球經濟的重大變數。 川普稅改大幅降低企業稅，由三十五％降至二十一％，個人最高稅率則由三十九％降為三十七％，對企業海外匯回資金則提供優惠稅率，政策目標係帶動資金回流，激勵企業擴大投資，甚至外國企業到美國設廠生產。這是一九八○年代雷根式供給面改革的翻版，其政策假設前提，乃是降稅雖然損及稅收，預計未來十年將造成一．四兆美元稅損，但是，降稅可吸引美國企業滯留海外的二兆餘美元回流，並擴大投資，一方面增加就業，一方面強化美國商品的競爭力，加上對個人降稅可反映在消費的增加，投資與消費同步增長將會帶動經濟成長，稅收自然也水漲船高，不但可彌補原有損失，甚至創造更多稅收，反可改善政府的預算赤字。尤其，美企之所以將龐大資金留在海外，乃是為了逃避重稅，而在美國國內之資金亦不願投資，寧可用於回購庫藏股，因此降稅若能強化企業的投資誘因，將可改善美國製造業萎縮與失業問題。 然而，對於批評者而言，如此美好的結局不會出現，供給面改革只是一場以政治為核心考量的騙局，川普的稅改只是圖利富人與大企業。最讓人詬病的是，美國面臨經常帳與預算的雙赤字，加上約二十兆美元的國債，財政困窘，且美國目前的平均儲蓄率僅為一．八％，可說其國內消費係依賴儲蓄過剩國家購買美國公債的挹注，而這些美國公債重要買家大都對美大幅出超，他們購買美債，形同以低利提供美國消費動能。而降稅將會衝擊美國的重要債主，削弱其向美購債的能力，反而讓美國本身的財政陷入困局，造成債留子孫的後果。因此，當年雷根的供給面改革被冠上「巫毒經濟學」的惡名。 其實，川普稅改對美國經濟的利弊，目前尚難論斷。但是，它的衝擊卻不可忽視。基本上，川普降稅是一種保護主義手段 ，已引起歐盟的關切，質疑違反WTO公平貿易規範。川普不相信現有的多邊與雙邊FTA對美國有利，因此一上任就退出TPP，重新檢討NAFTA及美國簽訂的各種雙邊貿易協定。而川普另一條經貿政策軸線，則是進行三十年來最具保護色彩的降稅，已然造成其他國家的疑慮與跟進。日本執政聯盟近日提出減稅提案，擬將企業稅率從三十％降至二十％。法國政府計畫在二○二○年前將企業所得稅稅率降為二十五％，並宣稱有意推動建立歐盟統一的稅收規則。英國首相梅伊已正式批准下調企業所得稅，在二○二○年前降至十七％。因此，爭相降稅，勢必成為各國均難以抗拒的魔咒。另一重大衝擊，則是降稅恐將改變美企委外代工與採購模式，不僅影響歐盟、日本等先進經濟體，以代工組裝與零組件供應鏈為主的台灣產業，所受之傷害更不容忽視。尤有甚者，台灣產業將陷入腹背受敵的險境，一方面因為外移中國，培養出中國紅色供應鏈的壯大；另一方面，美國吸引製造業與資金回流，政策、資金與人才的優勢，對台商形成前後夾擊之勢。 總之，川普稅改將掀起全球新一波的降稅風潮，台灣是淺碟型經濟，受到的衝擊必然強烈。近年全球市場已經習慣於黑天鵝的出現，但川普降稅，不論是黑天鵝或喜鵲，台灣都不可掉以輕心。執政者應該重新檢視進行中的稅改方案，是否提供足夠誘因吸引上市櫃公司在海外的四．六兆台幣資金回流，以及爭取企業在台擴大投資，增加民眾的消費，如此方可強化經濟體質，因應一切外來的挑戰。

新台灣國策智庫昨公布「六都市長就任三週年施政滿意度民調」，邀請趨勢民調總經理吳世昌與會報告六都市長表現滿意度。（記者黃耀徵攝）   新台灣國策智庫發布民調結果顯示，六都民眾對各自縣市首長滿意度依序為鄭文燦七十五．九％、陳菊六十六．二％、林佳龍五十六．一％、柯文哲五十一％、朱立倫四十九．九％、李孟諺廿五．八％。而六都民眾有四十五．五％對蔡英文總統感到不滿意，廿八．八％表示滿意；賴清德院長的滿意度為四十．三％，不滿意為卅三％。姑且不論機構效應，以及未包括其他縣市，這樣的民調趨勢，可能會成為台灣的新常態，對台灣的民主運作也可能會產生深遠影響，值得持續觀察。 台灣的民主日益深化，乃是不可逆轉的正面發展，然而，民主深化會帶來什麼新體驗，或許不是現在所能夠斷言。不只六都，甚至其他縣市，由於地方首長的決策直接影響縣市民的日常生活，所以主政者每將施政重點對準縣市民的需求，也因此縣市民對地方首長的觀感非常直接。如果有一項政策，對縣市民所屬社區或個人帶來具體利益，例如提高房地產的價值，那麼該縣市長的形象幾乎會同步提升。在這種情況下，縣市民不大會通盤思考，地方首長的資源配置是否合理，對縣市甚至整個國家的永續發展是否有利。於是，如果縣市長能夠做到府會和諧，順利推動投縣市民所好的政策，那麼施政滿意度上升幾乎是可以預期的。曾經有縣巿長，施政滿意度獨佔鰲頭，但是卸任後為地方留下大筆赤字，便凸顯了這種民主運作諷刺的一面。 話說回來，部分地方首長所擁有的幸運，總統、行政院長、部會首長等中央首長卻難以有福同享。因為，上層的政策決定，牽涉到全國範圍，而每個面向的需求不同，扶得東來西又倒。尤其是，中央主政者必須考慮到國家社會的整體運作，還有地方首長不必顧慮的國防外交經貿等外部因素，不能把決策眼光局限於單一面向，所以往往淪落到討好這個、得罪那個的困境。可以想像，如果中央主政者都以媚俗心態，回應不同的民粹要求，那麼也許他們的民調會短暫提高一些，但是浪擲國家資源、缺乏永續規劃，台灣的前途可能就非常堪憂了。換言之，中央首長如果效法地方首長作風，結果可能是短多長空。 總統、行政院長、部會首長的民調不易拉抬，不是民進黨完全執政才有的事。原因在於，面對全國的決策難以面面俱到，而不滿、反對的聲調總是會高於滿意、支持的沉默之聲。最麻煩的是，台灣已經出現一種政治文化，少數民粹、運動團體經常從分眾的議題切入，不顧全國一盤棋的利益落差，但他們總是可以博取媒體版面，乃至網路串連，形成一種輿論氣氛，從而影響到事不關己者的感受。其結果，蔡英文執政，民進黨被罵，似乎怎麼做都無法皆大歡喜。 蔡總統，賴院長，最近民調下滑，一例一休修法再修法，應是主因。蔡總統所說的：「上一次的修法，我們聚焦在強化對勞動者的保護。」「這一次的修法，在四不變的原則下，我們希望給予資方和勞方一定的彈性。」其實也點出了當家的兩難，而國家經濟的順利前進，必須靠勞資兩個輪子相輔相成。只不過，修法再修法，很容易導致利益不相關者也對決策產生質疑，再經反對黨、特定媒體的擴大渲染，其所形成的社會氣氛就不是主政者所能左右。民主時代，執政者本來就要面對高標準的要求。 儘管如此，我們仍期待主政者為所當為，以國家整體利益、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為念，不要被運動團體、少數民粹所綁架。其實，屈服於少數高調聲音，而傷害到沉默的多數，終究還是不利於自己的支持基礎。民之所欲是甚麼？人民的心聲是甚麼？雜音很多，主政者要有定力。重大政策謀定而後動，掌握主流民意，決策自然能引起多數人的共鳴。唯有這樣的領導定力，才能超越內外的假象，為自己創造足以傲人的歷史地位，也為國泰民安做出令人懷念的貢獻。

  公投法補正終於三讀通過，提案、連署、通過門檻全調降，提案從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調降到萬分之一；連署門檻則從百分之五降到百分之一．五，並且新增電子連署；通過門檻則從選舉人總數二分之一，降為有效同意票四分之一。以去年總統大選選舉人數一八七八萬二九九一人為基準，未來一八七九人（萬分之一）可提案發動公投；提案通過後，需要二十八萬一七四五人（百分之一．五）連署成案；最後，至少有四六九萬五七四八人（四分之一）投下同意票，且總有效同意票比不同意票多即通過。這次修正通過的，還包括十八歲公民投票權。 打破眾所詬病的鳥籠公投，讓公投權回到人民的手上，不再受高門檻、公投審議委員會等綑綁。這是民主的深化，進一步彰顯台灣之主權在民。當然，頭家手握公投權，未來行使也要有相應的責任意識，萬勿淪為少數民粹的另一個舞台。尤其是，公投門檻好不容易降低，假使被少數民粹操弄，則不僅打破鳥籠公投的意義黯然失色，甚至造成政治經濟社會的亂象，則當初鼓吹還權於民者情何以堪。 有鑑於台灣的民主多元、公民覺醒，將來的公投案可能司空見慣。以往，台灣的民主實踐，主要是代議民主，各級議會代表人民立法。而代議民主有一個明顯的不足，那就是，民意代表的定期改選，主要是對候選人與政黨的選擇；至於當選之後，從立法的提案發動到實質內容，選民在投票之前往往並不知悉，進入立法程序也很難著力。也因此，過去幾年經常發生，代議民主與主流民意之間出現緊張，甚至黨意公然凌駕民意，乃至手握最高權力者目空一切。礙於任期保障，真實民意隱而不彰，轉而尋求另外的救濟途徑，太陽花學運便是一例，但這畢竟不能當作民主常態。 擁有一部民主的公投法，乃是台灣邁向正常國家的里程碑。而面對當前台灣的內外處境，如何運用公投激發最大的民主正能量，則需要深思熟慮的公民智慧。降低公投門檻，屬於技術面的改良。然而，要讓低門檻產出高共識，有賴未來發動公投者，以促進國家最大利益、社會最大公約為念。對於諸多可能的公投案，發動者不宜以低門檻為足，而應力促盡可能多數的支持投票，讓公投案成為凝聚人民意志的機會。而這意味著，愈是高爭議性的公投案，愈需要社會的熟成期，搶摘的果實並不美味。公投時機，將是考驗政治家或投機客眼光高下的檢驗。 展望未來，台灣可能相繼出現爭議性公投案，不論如何我們都期待發動者，審視台灣的內部共識與外部成本，是否條件與時機皆已成熟，避免陷入無休無止的內耗。多年前，瑞士有一項公投案，擬將最低薪資門檻提高到每小時二十二瑞郎（約新台幣七四八元）。基本薪資大幅提高皆大歡喜，但多數瑞士公民並不支持，道理不難想像，嚇走企業宛如殺雞取卵。回頭看台灣，假使未來少數民粹發動公投，大幅降低工時、增加休假、提高薪資，這樣的公投䅁通得過嗎？萬一通過行得通嗎？顯然，台灣社會必須要有公民倫理的新自覺。 民主先進國家，公投早已稀鬆平常，台灣的公投也可望越來越日常化。公投這個無價之寶，如何善用以提高民主品質，有賴嚴肅實踐。當前台灣，最值得注意的，無非是少數民粹與多數民意的對撞。公投門檻降低，為多數民意打開大門，也為少數民粹開一扇窗。假使意在平衡代議民主的設計，淪為少數民粹任意馳騁的叢林，或將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負責任的公投發動者，應該懂得愈是重大議題的公投，愈需要事前的多數民意集結。而廣大的頭家們，要回公投的基本權利，更應發揮頭家責任，建構一個穩健的公民社會，看護我們的民主與共同體。

  今年經濟看似晴空無雲，ＧＤＰ成長預估可達二．五％，明年保二亦非難事，而台股自五月上萬點後，至今仍在萬點之上盤旋，創下史上最長紀綠。此種榮景同樣見諸金融海嘯之後全球經濟與資本市場的表現，其間雖有歐債危機及地緣政治風險，但世界經濟仍走出一波最長的多頭走勢。儘管近來有不少泡沫化的警語，但全球資本市場的歡樂派對卻未曲終人散，台灣投資人亦處在豐年祭的饗宴。然而，本波景氣能否超脫循環週期，成為「這次不一樣」的多頭新常態，不容過度樂觀。 美股道瓊指數漲到二萬四千多點，從金融海嘯低點漲了近三倍，而科技股為主的那斯達克亦有數倍漲幅之多，費城半導體漲勢也相當凌厲。歐洲不僅核心國家德、英、法出現多頭榮景，備受債務危機蹂躪的「歐豬」等國亦多從谷底回升，早已脫離風暴的衝擊。亞洲的印度、東南亞等新興市場漲勢強勁，東北亞的日本、南韓也創下波段新高。台灣此波雖然漲勢遲緩，但借助外資之力拉抬，指數亦有亮麗表現。然而，全球多頭走勢其實不是來自基本面的明顯改善，而是各大央行施行寬鬆政策釋出氾濫資金所致。但因資金並未流向實體經濟，經濟成長的力道略顯疲弱，一旦各國央行啟動緊縮政策，中斷了資金活水，金融市場是否陷入萎縮，備受關注。 在台灣，帶動ＧＤＰ成長的出口，主要動能來自全球貿易的熱絡，即外部需求之力道。例如做為蘋果供應商的我國出口大廠，得力於新手機上市，營收躍升，不僅促成出口額大幅增長，且股價更出現強勁飆漲，使台股得以在萬點之上屹立不搖，此一現象被稱之為一顆蘋果救台灣。但台灣產業過度依賴單一廠商，即是重大風險。若是蘋果手機銷量不如預期，勢必牽動蘋果概念股重挫，導致萬點行情不保；其二，蘋果分散供應商是其慣用策略，近年中國供應鏈崛起，擁有低廉成本與人口紅利優勢，逐漸得到蘋果青睞。近日蘋果執行長庫克特別參訪中國供應鏈廠商，盛讚其品質與效率，凸顯台廠的壓力與危機。換言之，蘋果雖可救台灣產業，然而一旦琵琶別抱，這顆蘋果也可能變成毒蘋果。 台灣此波成長呈現外熱內溫狀態，實體經濟投資集中於少數大企業，無法澤及全面產業的翻轉，公共建設亦不足，ＧＤＰ呈現虛胖現象，研究機構稱之「沒有蟹黃的大閘蟹」。更嚴重的是，即便利率趨近歷史新低，國人的超額儲蓄依然創下新高，甚至對殖利率近四％的台股，敬而遠之。投資人態度保守，不但使實體經濟得不到資金奧援，且造成台股多由外資主控，佔每日成交額近四成，而多數上市櫃權值股外資持股均過半。換言之，台灣績優企業為外資買走，其營業成果亦大抵落於外資手中，並且可在金融市場上呼風喚雨，賺取差價，形成外資吃肉，內資喝湯的強烈對比。因而此次萬點可說是散戶最無感的行情。 投資人對台股失去信心，政策甚至反其道操作。以當沖降稅為例，為了增加成交量，將現股當沖的證交稅減半，但長期持股者的交易卻維持原有稅率。當沖就是當天完成買賣，根本不是正常投資行為，用業內術語來說，就是買空賣空的對賭，是變相的賭博。而政策竟不鼓勵長期持股者，反而給予投機者降稅優惠，政策思維與邏輯令人難以理解。諷刺的是，台灣拚經濟的手段是對投機對賭降稅，而川普大幅降稅的主要對象則是從事生產活動的企業，兩者格局高下立判。坦白說，股市交易十有九輸，當沖降稅固然可見成交量增加的短效，但長此以往，多數投機客勢必不堪虧損而退場。所以當沖降稅是竭澤而漁，短多而長空，可悲的是，主管機關看到成交量增加，竟然沾沾自喜，意圖延長當沖降稅的期限，而不思考台股的結構改革。 十月景氣燈號對策信號勉強守住綠燈門檻，成長出現疲態。國際上，中國債務地雷，美國縮表升息，全球主要央行亦可能跟進；而地緣政治更充滿風險，北韓核武、南海主權之爭、恐怖活動猖獗、中東緊張，在在可能引發戰火。這些變數可能影響明年景氣，但是承平太久，繁榮似乎成了新常態，一旦民眾普遍相信「這次不一樣」，金融風暴的黑天鵝可能就將悄悄地降臨了。

立法院5日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立委在三讀通過後齊聚議場，慶祝轉型正義即將獲得落實。（記者朱沛雄攝） 立法院週二院會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由行政院下設「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其五大任務分別是：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不當黨產處理及運用；其他轉型正義事項。此一國人期盼已久的立法，卻遭「黨國附隨」群起質疑，所謂冤冤相報、清算鬥爭、大中小學改名擾民、新台幣更換傷財，不一而足。 其實，民進黨所推動的轉型正義，嚴格來說並不是清算鬥爭，而是真相和解。換言之，並不是要把所有的附隨者繩之以法，而且無限期地追究到底；相反地，比較傾向是查明真相，必須負責者應該真誠認錯道歉，並協助促使歷史真相之見光，以此寬慰受害者並獲得原諒，從而雙方在真相的照明下完成和解，大家一起放下沉重包袱，共同開創一個足以彌補過去缺憾的未來。但台灣的對立氣氛猶存，「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比起戰後德國追究納粹，實在是溫和到令人不得不懷疑會有多少成效。 有些威權餘部至今頑抗到底，談到轉型正義便無所不用其極地將之扭曲為清算鬥爭，而且把轉型正義牽拖一大堆經濟成本的歪理，換鈔票、換路名、換校名等等花錢擾民的指控，似乎意在將轉型正義污名化為類似中國文革的清算鬥爭。其實，根本沒有人想對他們清算鬥爭，「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本質也不在此。他們這種心態所流露的，或許就是執迷於過去迫害他人的黑暗之心，所以至今仍妄想他人會以同樣的黑暗之心進行報復。實際上，台灣社會的善良，遠遠超乎他們的想像。 此外，他們一直把轉型正義往清算鬥爭論述，似乎還有一個不願為人所知的意圖，那就是，他們打從心底根本不想讓真相浮顯，根本不想認錯道歉，根本不認為低端的被害者有資格跟高端的他們和解。「我們是統治者，你們是被統治者」，這樣的關係是不容倒置的，如果民主要倒置這種關係，他們寧可投靠宿敵以確保這種上下隸屬關係。當然，在台灣社會這種人已經不多了，只是他們盤踞在關鍵權力部門，所以還能藉機發揮混淆視聽作用。 此所以，「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千呼萬喚出爐了，大家也不能誤以為從此正義獲勝、邪不勝正了。一年多來，當年的藍色黨國附隨，改頭換面為紅色黨國附隨：不再反共要促統，不能說中華民國的存在，中華民國今日還能存在都是靠中國共產黨，胡言亂語令人頭昏眼花。那些人從藍色黨國附隨無縫接軌到紅色黨國附隨，不僅心中毫無在台灣真相和解的懸念，甚至還寄望紅色黨國再征服台灣，讓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悉數歸零，以便他們繼續以新黨國附隨之姿凌駕台灣。 以故，轉型正義對他們手軟，等於是對正義的殘忍。追討不當黨產，盤點附隨組織，至今仍遭黨國附隨負隅頑抗；少數別有用心者利用年金改革，死命動搖軍公教對國家政府的忠誠；更不要說，司法碰到馬英九就轉彎。至於那些擺出「中正捍衛隊」姿態者，認同早已「身在曹營心在漢」了，萬一哪天真的兩岸同屬一中，恐怕也會是這批人最早跳出來高喊「去蔣」，以向紅色黨國爭取立功表現吧。納粹的附隨沒有另一個納粹得以庇護，黨國的附隨卻有另一個黨國得以寄生，與德國不同的情境，乃是台灣的挑戰。 最重要的，國人要有一種認識高度，台灣清除威權象徵與結構，乃是邁向正常國家的療程。台灣沒選擇清算鬥爭的路數，而選擇真相和解的途徑，那就要讓真相盡其可能地水落石出，當過去的黨國附隨面對陽光脫胎換骨為民主公民，我們的國家才有機會加速和解，歷史的傷口才會綻放出芬芳的鮮花。至於繼續毀棄、損壞或隱匿真相憑據者，若不克摘奸發伏依法科刑，或只能透過一次次的民主洗禮讓他們沉默消失。也許，沉默消失，乃是清算鬥爭、真相和解之外的第三條路。只不過，要防止他們的迷夢藉由紅色黨國捲土重來。

「左傾民粹」只是台灣的局部現象，不能將那些被刻意放大的聲音當作廣大勞動現場勞工的代言。（ 資料照，記者簡榮豐攝） 一例一休修法再修法，為反對而反對的聲音被過度放大，台灣在全球化競爭格局下的經濟邏輯，卻未受到應有的討論。 半個多世紀以來，國民黨之黨國資本主義，造成今天生產現場的畸形現象。如此先天不良，再加上全球化邊界的再擴張，生產現場的勞力難以外移、資本卻得以加速流動，形成當前的勞資新失衡狀態。小英政府原本有意將此失衡予以再平衡，可惜操作缺乏生產現場的實務經驗，於是被工運勞團的「左傾民粹」遮蔽了視野，疏於跟生產現場的勞工深度對話，一步步把自己搞到進退兩難。善意沒有好結果，好心被雷劈，情何以堪。 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由於國際冷戰與黨國資本主義，基本上是偏右的。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毫無疑問是個偏右政黨，從未重視多數人的公平正義。而隨著台灣的民主化及資本主義全球化，台灣的運動團體逐漸萌生偏左思維。由於在野時期的政治結盟，以及凸顯相對於國民黨的進步性，一年多來小英政府的執政顛簸，某種程度可以放在左右拉鋸的背景來觀察。當台灣體質還是偏右慣性行進時，偏左政策會引起利益騷動不難理解。華航空服員罷工，國道收費員抗爭，同志婚姻平權，小英的價值取向，彷彿有一股從左邊吹來的風。上次執政，阿扁並無偏左問題；這次執政，小英政府似乎有意向左跨出一步。只不過，小英政府之偏左動作，卻引來「左傾民粹」更左的壓力。 「勞工是民進黨心裡最軟的那塊」，小英揭開有別於以往的勞動政策路數，可惜對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缺乏貼切掌握。「上一次的修法，我們聚焦在強化對勞動者的保護。」「這一次的修法，在四不變的原則下，我們希望給予資方和勞方一定的彈性。」前次修法前若能實地調查充分溝通，不是比民怨四起後再修法，節省社會成本嗎？經過馬政府八年經濟連結中國，台灣的投資、獲利、就業、所得早呈向下流動狀態，勞動政策必須先治病再進補，才能創造勞資政府皆贏的局面，殺雞取卵沒了雞也沒了卵，不搞到雞飛狗跳才怪。 全球化將世界帶向「經濟右傾」時代，中國從「左貧窮」改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到「右成長」，形成「政左經右」的開發獨裁修正主義，其規模之大牽動了全球的資本、勞力、生產、成長新模式，便是眼前的現在進行式。老實說，陷入經濟困境的台灣必須承認，目前沒有向左走的本錢。左的理想應該是「均富」而非「均貧」，但前者的實現時機可能在不可知的將來。這一點，相信反對黨也心知肚明。「左傾民粹」所鼓動的「經濟左傾」，對台灣不利卻仍要將台灣往左推，這種為反對而反對的行為，無法從經濟找到答案，或許只能往政治去找解釋。 英式勞動政策，本意是改革進步的，但操作難稱高明，堪稱小英政府的負面教材，平白損耗完全執政的能量。小英政府應以此為鑑，務實面對執政的國內外大小氣候，「左傾民粹」只是台灣的局部現象，不能將那些被刻意放大的聲音當作廣大勞動現場勞工的代言。「兩百個沒上班的人決定二千三百萬人怎麼領薪水」，「為了少數不守法的企業，限制了大多數企業和勞工的彈性」，果真如此，本末倒置。如果被「左傾民粹」牽著鼻子走，走上一條不利台灣永續發展的歧途，勢將為民進黨留下大筆政治債務。 修法再修法，從往左再往右微調一些，總體上還是比從前更進一步。衝突，妥協，進步，朝野勞資各有所獲，總比全盤皆輸一無所有要好。試想有這麼一場宴會，餐桌上連一塊牛肉也沒有，與會嘉賓卻一味爭辯要如何煎炒燉烤，以及上桌後每人要分多少；於是口水流了一天一夜，還沒面對沒有牛肉的事實；直到大家餓得咕咕叫，才恍然大悟白吵一頓。「左傾民粹」，嚇跑仍願在台灣經營的企業，嚇阻外資來台直接投資，讓越來越多人就業所得歸零，休假二字還有何意義？但願台灣不致成為上述的宴會場所。

  勞基法再修正歷經強力抗爭，終於完成初審，雖然暫時止息紛擾，但未來的審議過程勢必仍有一番苦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此次修法過程，除了在野黨監督制衡、強力杯葛之外，扮演街頭抗爭主力者，乃是一群同質性高、抗爭手法類似、為數不多的抗議人士。其旗幟鮮明，洋溢激情，手段激進，卻缺乏嚴謹的論述與正當性訴求，以致從之、附和者漸少。 台灣經過二、三十年上下匯流的改革，成果非凡，體制造成的不公不義已大幅降低，每位國民立足點的平等，明載於憲法與民主制度之條文與慣例，因此，推翻體制的訴求已然失去了號召民眾的吸引力。近年來，由於台灣經濟呈現下滑趨勢，薪資所得倒退，而全球化的發展更打造出「世界是平的」之競爭平台，台灣企業備受新興市場追趕的壓力，部分民眾淪為職場魯蛇，抗爭訴求因此轉而以經濟為主，尤其涉及弱勢者的艱難處境，不論理性或感性的主張，皆可吸引國人的共鳴。例如反服貿的太陽花學運得到數十萬人的參與，更獲得絕大多數民眾的同情與支持，最後產生外溢效應，造成藍營在選舉上的全面翻船，而承接改革期待熱情的民進黨與新興力量則獲得壓倒性勝利，贏得全面執政的優勢。 換言之，政治訴求固然失去了號召力，但只要訴求得當，維護民眾權益，經濟性抗爭的力道同樣也可捲起千堆浪，衝破黑箱與陰暗，成為社會的進步力量。由此觀之，勞基法修法抗爭之所以無法引起社會迴響，參與街頭抗爭者並不多，尤其反對聲音主要在特定的網路中流傳，跟民調高達六成的支持率，形成強烈的反差。探究箇中緣故，並非經濟性訴求難以爭取到群眾的參與，而是其立論、主張、口號與抗爭手段，在在與國人的認知截然不同，以致形成少數人自拍式的抗爭活動，與整體社會的主流民意漸行漸遠。 其實，近年抗爭活動日趨寥落，主要是抗議訴求與實際世界脫節日甚，無法切中社會與產業生態，只活在教條構築的虛擬世界中。抗爭者長期脫離產業，不但對各行各業的作業型態日漸生疏，對於物聯網、人工智慧、自動化、大數據等新主流科技更是格格不入，因此意圖以一套僵化的法規套於其上，引導政府力量而非市場機制干預既有的產業秩序。殊不知，現代的產業活動講究彈性與效率，企業的決戰往往決勝於一瞬之間，唯快不破，一旦稍有遲疑，無法迅速回應，自然會被對手擊倒，遭到市場淘汰。而台灣早期的高度經濟發展，亦是取決於企業對全球市場快速反應的典型案例，可惜，近年的勞運卻反其道而行，常以保障勞工權益為名，鼓吹制訂牢牢綁住企業彈性的勞動法規。 勞團批判勞基法再修正是修惡、偏向資方，會把例外變成原則，將極端變成常態，如此說法完全禁不起檢視。坦言之，勞基法所以必須再翻修，乃是要給予特定行業與企業彈性，滿足其生產需求，而如此鬆綁更有層層的嚴苛把關。本質上，一則週休二日原則不變，大多數上班族在修法之後不會受到影響；再者，工時也不會延長，加班總時數也沒有放寬。同樣的，除了應用於特定行業，大多數勞工的慣性作息亦不致有所變動。而且，以勞團提出的極端案例，以現在勞檢無所不在的威力，只要提出檢舉或爆料，即足以讓惡老闆受到嚴懲。在四不變的原則下，何來修法將倒退三十年的說法？ 從近年的抗爭看來，若主其事者無法提出有力論述及正當性訴求，只會在一些枝節上大做文章，例如功德院，那麼抗爭看似壯烈，實際對抗的是不存在的惡魔，將造成社會的對立。而抗爭手法看似具有巧思，卻偏離主題，徒然使嚴肅的抗爭淪為膚淺的文創表演。健全的民主社會需要理性、有力的監督制衡，街頭抗爭若未走偏，將是全民之福；不此之圖，社會失去了重要的制衡力量，將帶來全民皆輸的結局。

  網路科技的發展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型態，帶來無比的便利與快捷，然而，負面的衝擊也不可避免隨之而來。在現實世界裡因階級、貧富與權力位階的不同，分殊為既得利益族群與躲在暗處發出微弱聲音的弱勢者；但是，在網路的虛擬空間裡，人人都是平等的個體，都可以成為自媒體，以之發聲或者串聯動員，求取同溫層的慰藉，甚或蔚為抗爭風潮，對抗或改變了世界。這樣的發展對社會而言，好壞參半。 科技的進步既是好事，但同時也衍生嚴重的後遺症。網路賦予參與者寬廣的空間，以及強大的發聲力度，卻缺乏嚴謹的規範，以致這個無邊無際的虛擬世界仿如當年美國開拓大西部，沒有維持穩定與秩序，以及保障隱私與權益的執法者，呈現一種純粹實力對抗的叢林生態。事實印證，如此龐大卻無序的平台，容易產生透過有計畫的運作操縱，將片面與零星的聲音形塑成代表主流民意的假象。這類假象的製造者，若只是為了表達個人意見，倒也是多元民主的正常現象，然而，一旦別有所圖的集團或政治勢力掌控了網路世界的話語權，利用扭曲真相，斷章取義，串聯、強化特定聲音，形成輿論氛圍，攻擊對手，或影響政局及改變公共政策，意圖將國家帶往它所引導的方向，則其破壞力之大，將是難以想像，恐將造成多元民主的浩劫。這是吾人運用網路的便利優點之際，不能不嚴肅思考的課題。 網路是依附多元社會而生的科技產物，其操作與運用無涉道德與世俗的規範，因此運用得宜可造福人群，若運用不當，亦將危害、重創民主。由近年世局看來，爆發於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即是被統治的弱勢族群透過社群網站串聯動員，有效凝聚了龐大的反對力量，將幾個原似鐵桶江山的老牌獨裁政權推翻。另外，近來一些名不見經傳，亦無財力的選舉素人也利用網路無遠弗屆的滲透力，喚起支持者的回應，得以在不對稱的賽局中脫穎而出。台灣白色力量的崛起，及其在選舉中展現的外溢效應，成為台灣政局翻轉的關鍵。但在正面效應之外，當野心政客或統治集團了解網路的強大威力之後，便會開啟種種的操控模式，建立一支龐大的網軍，針對特定事件或人物褒貶，箝制不同聲音，形成一言堂，意圖達到特定目的。如此一來，網路便淪為流氓政權與政客打壓異己、鞏固政權的工具。 網路世界的另一重大隱憂，乃是本應扮演第四權，挖掘真相、伸張公義的媒體，日益失去探討事件的專業能力與使命感，整天追逐網路爆料、臉書貼文，甚至在行車記錄器中找尋一些雞毛蒜皮的生活瑣事，當作大新聞一再播放或大篇幅報導，而嚴肅的議題或真相遂乏人聞問。其實，網路世界的酸文非常多，其慣用的手法則是斷章取義、移花接木，再貼上標籤，極力抹黑，讓被指責的對象百口莫辯。例如賴清德的「功德說」、徐重仁的「年輕人愛花錢」等，被批到臭頭，難以招架，彷彿犯下滔天大罪，但就整體的講話脈絡看來，體現的其實只是世代與觀察角度的不同，亦發自良善的初衷，即使有所爭議，也不致造成重大衝突與矛盾，但截取其中一句話，施予鋪天蓋地的文革式叫罵，就足以誤導外界觀瞻，事實真相便會被刻意掩蓋。 當前的網路充斥假新聞與假帳號，除了詐騙財物，更多是為了誤導輿論或政府決策，但是，判斷網軍或假帳號其實不難。試想，很多新聞事件發生之初，連專業的媒體都必須耗費時間多方求證才能找出答案，遑論即時發表評論；但號稱網路個體戶的自媒體卻常常能夠同步回應，迅速貼文流傳，進而主導了輿論的風向。這些網軍、假帳號是何方神聖或特定勢力？動機如何？有待查明。但肯定的是，絕非單純的個人所為。因此，媒體若不能堅守專業立場，只是隨著網路的評論、影音起舞，則是自我否定與墮落。在網路如馬路的年代，酒醉開車、飆車的人屢見不鮮，但媒體是社會良心，心中應有一把公義的尺，才不會偏離正軌，淪為社會的亂源。

  一度是「老外網紅」的德國人雷克，在中國因故遭禁造訪台灣後表示：「我看到了一個中國沒有實現的自己。」（取自雷克個人臉書） 一度是「老外網紅」的德國人雷克，在中國因故遭禁造訪台灣後表示：「我看到了一個中國沒有實現的自己。」他自言對中國有種恨鐵不成鋼的感情，但那個國家最近越來越奇怪。這是一個西方人深入體驗中國的感慨。另一方面，西方主流媒體則以報導、專論烘托「中國贏了」、「強國崛起」、「醒來的巨人」，連中國都有人提醒不要掉入捧殺的陷阱。 其實，中國的掌權者，至今仍對中國崛起缺乏自信，總將自己急於秀肌肉之舉引起其他國家的預防性因應，視為反華勢力的先發制人。如此倒果為因，最典型的是南海，北京不理周邊國家的主權聲索，填海造陸、化礁為島、軍事進駐，從而引起美國為主國家以行動維護公海航行自由，而這樣的再平衡卻招致北京作賊喊捉賊的高調抨擊。對日本，對台灣，亦復如是。影響所及，從「重返亞洲」到「自由印太」，新一波的圍堵中國，竟成了北京惡夢的自我實現。至於，中國高層權力鬥爭，黨政軍商要人被自殺、被認罪時有所聞，不計代價維穩到清除低端人口，無不印證中國掌權者在內部也因缺乏自信而過度防衛。 以往有一種論述，民主台灣與專制中國是制度之爭。而兩岸關係與全球化發展，越來越凸顯其本質是征服者與被征服的較勁。台灣主權不屬於中國，這個事實與法理成了次要因素，主要因素轉為中國擁有經濟與軍事的優勢，它想隨自己的意志去定義歷史、想像未來，包括東海、台灣海峽、南海、西太平洋、印度洋等，都是帝國的最新想像空間。而這種新天朝觀，正對國際秩序帶來嚴厲挑戰。帝國心態，對外不講王道，對內只講霸道。以故，中國崛起，首先要付出代價的不是別人，而是中國人；首先要受害的國家不是別國，而是中國。於是，所謂的中國夢，如果是值得世人尊敬羨慕的願景，那個夢永遠無法在中國實現。會被實現的中國夢，只可能是一場惡夢，一如中國封建王朝不斷自噬的歷史規律。 中國掌權者對國家的終極藍圖為何，外人不得而知。但對於軍艦軍機繞台擾台，連日本也已高度警戒，中國則是一副為惡不怕人知，揚言沒有什麼鎖鏈能鎖住中國。在這方面，北京似乎又表現出另一種極端，那就是過度放縱自信，一如北韓的金氏政權。毛澤東時代，一窮二白，搞人海戰術；現在時來運轉，搞錢海戰術。而這種表面優勢，一旦經濟形勢逆轉，便可能快速歸零，不能當作不變的國力。就像中國的科技與貿易，與外界是相互倚賴關係，一旦投資退潮、貿易戰爭，中國的市場與工廠還有多大威力？中國強，其實是有制約因素的。 偏偏中國有一種冒進思想，認為別的不行，但至少可以吃定台灣。殊不知，台灣對於美國、日本戰略利益不可或缺，中國的武嚇到最後都還需自我節制，不是因為忌憚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而是美日相關國家的必然干預，這是利益與命運共同體關係的體現。一如台灣首度總統直選的台海危機，隨時會有國際力量提醒北京，中國夢的夢境邊緣最遠在哪裡。話說回來，國家是由人民組成的，國家來自人性，必須有足夠的內在合理性，才能夠國運昌隆，中國人也絕非天生的奴才。許多中國人已從小康走向富裕，但一黨專政隨時可能讓一切化為烏有。雷克遭禁之後，在中國「好像從未存在」，便是一例。對照世界文明已經進步到人權、動物權、環境權，勢必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體認到，中國夢不是統治集團壟斷利益的同義詞。 現代中國，從辛亥革命到國共內戰到今日的崛起，一直還沒有找到中國人心目中理想的國家。可怕的是，倒了一個黨國，又來了一個黨國，而且，新的黨國對政權的獨佔、對人民的專政，早已使這個國家失去正常的矯正機制。中國在全球化機遇下的繁榮，多數人享受到的往往是認分當黨國臣民的幸福，民運、維權、上訪等有礙和諧社會觀瞻之舉，隨時會受到雷霆萬鈞的國家暴力伺候。如今，世界正面臨一個這樣的中國：如果它繼續霸權崛起，對國際和平發展不利；如果它出現政治經濟混亂，對全球市場也有負面衝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愛憎情結，刻劃出這個國家是何等的一個「難題」。

  遭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我國公民李明哲，昨經中國中級人民法院判處五年有期徒刑，李明哲對中國媒體表示：「認罪，悔罪，不上訴，服從監獄管教」。李明哲事件不僅說明，台灣人民到中國的風險越來越高了，平行發生的還有北京對內專政的再加強。專政的再加強，不是只針對政治思想。北京當局近日以安全隱患為由，強行拆除上萬違建戶，在寒冬中驅逐數萬名「低端人口」︱︱低收入弱勢及外來打工族。有區委書記下令：行動「要來硬的！要出狠招！」「今天開始能拆就拆，不要等到明天去」。隨著北京清除「低端人口」，寧波也開展「大排查大整治」，將分租房屋列為檢查重點；廣州也宣布對分租房屋等進行整治。「清退低端人人有責」，儼然成了新的政治運動。 那些大城市裡的低收入、打工族，面對國家暴力幾乎沒有反抗能力，只能任人宰割。然而，只能任人宰割者，也不是只有這些弱勢族群。相對於台灣的李明哲、李凈瑜夫婦，中國也有一對落難夫婦：劉曉波與劉霞。「零八憲章」起草後，劉曉波在二○○八也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捕，隔年遭判刑。這位二○一○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無法出席頒獎典禮，還被北京當局關押至死，最後連骨灰都不保；而他的遺孀，至今猶失去自由。劉曉波與劉霞，李明哲與李凈瑜，不同背景卻蒙受同樣的國家暴力，這就共同說明了當前中國的危險性。這種危險性，今天指向清除「低端人口」，明天又將指向什麼？高層權力鬥爭落幕了，鬥爭指向社會、經濟矛盾，似乎才要拉開序幕。 世人恐怕要及早看清楚，尤其是台灣的政府與人民，過去五年的中國已經發生了質變。這種質變，不是某些人所認為的，中國共產黨已經進化為「非共產黨」或「新共產黨」，而是從江澤民、胡錦濤以來的「軟威權」發展趨勢，扭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硬專政」。「軟威權」，並非政治改革所致，而是伴隨著經濟成長的權力者以權謀私，可觀的經濟利益弱化了政治紀律。隨之，「硬專政」，則以倡廉反腐打貪掩飾權力鬥爭，打破政治與經濟的集體領導（共享權力、分食利益）的慣例，走向個人獨裁、長期掌權。「硬專政」，對內將國家暴力使用到淋漓盡致，對外將普世價值用力踩在腳底。而且，憑恃著市場與工廠、軍事崛起、大國外交等，對全球的和平發展都投下變數。置身於「硬專政」周邊的台灣，李明哲事件堪稱一個縮影，如何對「硬專政」進退得宜、明哲保台，挑戰就在眼前。 在此之前，香港爭取雙普選，引爆雨傘革命，北京則回應以「全面管治香港」，反擊民主呼聲與國際關切，「硬專政」的幽靈自此盤據在香港上空。十九大之後，中國軍機軍艦繞台，進出宮古海峽、巴士海峽、台灣東部海域，成為對台衝突邊緣策略的新手法，也是阻絕美國救援的武力投射展示。所謂的「六個不允許」，配以一代一線、準國民待遇、招聘台灣教師、吸引台青就學就業，形成了對台灣加強壓制國家象徵、政府地位，同時統戰工商企業、民間社會的兩手操作。一直在等待善意回應的小英政府，不能在兩岸政策作為繼續被動退守，以免在窮台、去政府、外交封殺下被架空，傾向獨立的社會根基逐漸遭到掏空。 李明哲遭判刑後，有人指出這是對台灣釋出未來更多邪惡措施的警告訊號，救援團體則批評小英政府太軟弱。其實，我國籍詐欺嫌犯遭中國施壓他國，遣送中國審判，早已露出北京計畫性營造「實質管治台灣」的鋪陳。李明哲事件，小英政府實際上能做的有限，受到國內批評乃是意料中事，只不過，一年多來的善意換絕情，情何以堪？北京擺明了，要對兩岸「硬專政」，沒有一中沒得談。以故，善意不變，沒有籌碼，小英政府等於自綁手腳，徒招國人不滿。小英既有豐富的談判經驗，應可想像突圍之道在於創造籌碼，而非坐困愁城。李明哲事件如此，兩岸互動化被動為主動，何嘗不然！

  紛擾十多年的文化大學董事會內鬥，昨天又傳出董事長以校產遭掏空為由，控告執行董事背信，為私立大專院校紛爭再增添一例。文大董事會一案，發生在各界關注私立高校亂象和問題之際，校產通私產只是其中的一環，行政院上週四通過「私立大專院校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尤凸顯高教危機已現，必須嚴肅看待、積極處理。 在我國一百五十七所大專院校中，私立高校不論學校數或學生數都居多數。不過，就辦學品質與績效而言，私校較諸公立或國立院校都瞠乎其後；這與美國的私校為高等教育名校主流，大異其趣。不僅如此，我國私校主要由於興辦者把學校當私產，以致問題叢生，紛爭不斷。 家族化最常見。知名私校連續三代掌握經營權者，所在多有；由此還衍生出校產通私產、董事會不當干預校務、董事不當支薪、採購營繕圖利特定關係人等利害衝突問題。主其事者既把學校當私產，巧立名目違規收費、詐領學雜費補助、資金調度及財務帳目不清等現象經常可見。私立高校雖不無正派經營的辦學者，但淪為「學店」的不當或違法行徑，更常令社會痛心、學子受害。在此不甚理想的現況，不僅較小型的技職院校狀況頻傳，知名的私校也不能免於弊案紛爭。 除了辦學經營的亂象叢生，私立高校還面臨更嚴厲的挑戰，亦即少子化所帶來的衝擊，不但其負面效應明顯，且已釀成危機。少子化絕非短期間形成，但教育政策規劃當年卻輕忽少子化要素，在青少年人口欲增不易的情況，反而大量擴充高等教育。教育是百年大計，短視的教育政策導致如今的困境，大專院校缺額現今已六．三萬，其中私校達五．三萬。 高等教育供過於求的狀況極其明顯，既造成重量勝於重質，技職教育機構大量升格，學用落差卻反而擴大；學歷貶值、大學生滿街走、流浪博士劇增，是其必然結果。另一方面，高校招生搶破頭，出現以「人頭學生」虛飾註冊率、土木系搶招餐旅科學生等怪誕現象。少子化對高教的衝擊有其普遍性，私校因過度擴張而導致的困境及亂象卻更顯著。 在高教供需失衡的情況，有些學校尋求向外招生，這原不失為應變的好辦法，但今春出現世新大學與中國方面私簽「一中承諾書」事件，凸顯了國際化不足的大專院校，為搶學生而把中國化當國際化，不惜屈從中國政治需索的自我作踐。相形之下，教育部近日提出新措施，打算經由技職學校與海外台商合作，鼓勵技職院校招收新南向國家的學位生，或培育新住民第二代半工半讀上大學，寒暑假在台灣實習，學成到新南向國家台商企業當幹部。如能務實推進，不失為緩解技職及高等教育失衡的對策之一。 然而，高教供過於求的問題來得又快又猛，行政院通過的私校轉型及退場機制顯有必要。必須強調，少子化效應衝擊對象不分公私立高校，公立院校即或較無退場的迫切問題，但整併調整的挑戰也不能免，且其間的難度同樣不能輕忽，須有適當的規劃、配套及溝通，方足以成事。私校無疑衝擊更迫切、問題更複雜、困難及阻力也更大，行政院從私校著手，須有改革的意志與決心，才可能達標。 去年六月送進立法院審議的私立學校法修正案，就是前車之鑑。修法旨在透過增設公益董事、補強公益監察人、限制董事長及董事任期、釐清董監之間關係，以避免家族化。但修正案至今尚未進入二讀，通過仍遙遙無期。這一案例顯示，私校牽扯利益甚大，應為全民利益把關的立委，很容易淪為「利委」。 強化監督私校已非易事，要其轉型、退場，牽涉利益更大。然而，私校問題絕難逃避，這是為過去教育政策輕忽少子化及管理失當在收拾爛攤子，失敗的後患無窮，教育部、行政院與執政團隊既為教育、也為台灣整體，都只有把變革做成功這一結果。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最近獲頒企業永續終身成就獎，他在領獎演說中提到台積電的企業社會責任，是讓社會更好，而台積電的經營理念與價值，最重要的是「堅持誠信正直」，執行業務時的法則，第一就是說真話，第二是不誇張、不作秀，第三不輕易承諾，一旦承諾就全力以赴；在公司內部，絕不容許貪污、有派系或小圈圈產生，也不容許「公司政治」（Company Politics，類似中國帝制時期的宮廷內鬥）形成。這些台積電的企業文化，值得民眾深思、學習，共同打造一個積極正向的社會。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最近獲頒企業永續終身成就獎。（資料照，彭博） 國家社會想要進步，需要標竿企業與人物做為一般民眾奮鬥打拚的指引。在台灣，這樣的標竿企業非台積電莫屬，標竿人物則領航台積電三十年的董事長張忠謀亦是不二人選。台積電創立三十年，已成為半導體巨擘，在全球晶圓代工產業屹立不搖，去年營收接近三百億美元，三十年來成長一千倍，製程技術也進步一千倍，原始股東持股至今估計可賺兩百多倍。而台積電產值佔台灣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的四．一％，若把供應鏈計入，共創造十九萬個工作機會。此種非凡成就，得到國際產業界的肯定，因此全球產業重量級人物紛紛前來台灣出席台積電三十週年慶，蔚為台灣近年一大盛況。 難能可貴的是，台積電處於競爭激烈的半導體市場，不但在專業與競爭力領先，創造頗豐厚的獲利，更把社會責任奉為圭臬，積極參與公益與慈善活動，努力要讓台灣變得更好。尤其，誠信正直的企業核心精神，在今日的台灣更彌足珍貴。當前的台灣社會充滿負面能量，很多人看輕自己也看輕國家社會，把台灣看得一文不值，不懂欣賞台灣的美麗與優點，因此任何事件發生，直接反應就是批判，以正義使者自居，卻忘了檢討自己。尤有甚者，人人皆可侃侃而談，先罵再說，未審先判，仿若查察犯罪的檢調人員或無所不通的全能專家，將媒體或網路當成異端裁判所，鋪天蓋地進行道德刑求，故而打壞人、打弊案的戲碼無日無夜上演，好像八點檔實境秀，滿足了群眾公審的私慾。 其實，批判若有專業與真相做基礎，也不是壞事；然而，目前台灣的氛圍是網民、酸民、鄉民至上，凡事不求甚解，從不管整體文義脈絡，便斷章取義，抓住一、兩句失言，就無限上綱，大發議論，輕率將別人貼上「說幹話」、「慣老闆」標籤，缺乏理性討論，只見情緒對決，造成問題討論的失焦。更且，形成惡性循環的生態︰罵完這件事情，再找另一事件來罵，臭酸之氣瀰漫台灣，永不止歇。 台積電的成就，證明台灣人的智慧與打拚精神可以打造出世界第一流的企業，而在全球產業先驅蘋果與電動車特斯拉的供應鏈中，台灣亦扮演了極重要角色。再者，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的支柱，裡面更處處有亮點，隱藏很多全球產業供應鏈的隱形冠軍。而半導體從ＩＣ設計、晶圓製造、代工、封裝測試，台灣都是全球重鎮，是別人眼中的無價之寶，以致它們成了競爭對手，尤其是中國挖角、購併、策略聯盟的獵物。儘管如此，在負面思考、不肯腳踏實地的人眼中，台灣經濟與產業似乎已走到末日，台灣勞工只剩低薪與苦勞，只有不斷抗爭與叫罵，才能翻身。殊不知，無原則的抗爭與情緒發洩，只會觸動負面循環，反而永遠無法超脫困境。 台灣並不完美，這些年經濟尤其陷入低潮，但多數台灣人依舊擁有良善的情操與正向精神，只要擺脫失敗主義的悲觀思維，努力打拚，便有出頭天的希望。那些對台灣或自己失去信心的人，且聽聽張忠謀先生諄諄溫厚的話語，永遠保有正向樂觀的心，積極工作，參與公益，如此不但可以使自己發光發亮，更可再度擦亮台灣。

中共十九大結束後，中國軍機似乎又有迫近台灣的新模式。國防部長馮世寬研判，中國準備做一個非常實際的攻擊航線到西太平洋。圖為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國IL-78加油機與蘇愷-30戰鬥機穿越巴士海峽。（國防部提供） 中國各型軍機多架，近來多次繞行巴士海峽、宮古海峽、西太平洋，從事跨島鏈遠海長航訓練。中共十九大結束後，中國軍機似乎又有迫近台灣的新模式。國防部長馮世寬研判，中國準備做一個非常實際的攻擊航線到西太平洋。反觀，獵雷艦案，蔡總統下令「儘速懲處、坦蕩調查、明快處理合約」後，國防部公布首波名單，包括十二名將領、十一名校級軍官，被記申誡二次至二小過不等懲處，且不排除再提新一波懲處。中國武力威脅徒增，國艦國造卻橫生枝節，對國家安全當非福音。 而梵蒂岡宣布與中國進行「藝術外交」之際，卻傳出北京下達梵蒂岡、帛琉限遊令的消息。胡蘿蔔與大棒子相互為用，威脅利誘我邦交國，堪稱巴拿馬事件的後續。另，有澳大利亞議員證實，幾年前台澳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因為中國施壓而停擺。顯然，中國不僅一再使用其惡勢力，對台灣進行全面性的外交戰，且企圖窒息台灣的國際經貿空間。如此經濟窮台，其目的無非是，迫使小英政府延續馬政府的經濟鎖入中國路線，也就是以經逼統。 在經濟窮台的另一方面，從三中一青、藍八縣市、一代一線，到招聘台灣教師、吸引天然獨世代赴中就業，又是以實質利益統戰磁吸的操作。北京應當已經越來越清楚了，「政治統派」抵擋不了台灣民主潮流的沖刷，於是另闢蹊徑改而培植「經濟統派」，一如過去三十年來卵翼紅頂商人。未來，在中國有實質利益掛勾的「經濟統派」，不但對民主進一步深化有免疫力，甚至還可以回過頭來扭曲民主運作。中國把經濟的軟武器當作硬武器來用，這是台灣的新課題。 經濟窮台，利益磁吸，其兩手運用的成效，端看台灣經濟表現是否予人可乘之機。當前的台灣，彷彿外患已經侵門踏戶了，大家還在爭辯中餐要點什麼菜。賴院長上任後，正面處理一例一休爭議、五缺，而朝野之間、企業與工運勞團，仍為修法「左右」為難、爭論不休。社會上多數支持的彈性，無法在國會獲得共識迅速完成，反而演出「左右」對抗、少數衝撞的戲碼，這對台灣改善投資環境、經濟振衰起敝是正是負，不問可知。 同樣地，台海軍力平衡早已向中國傾斜，美國方面不斷表達憂慮、提出警示。但國軍的軍紀、軍魂、軍力，每當發生軍中負面案例時，總是喚醒國人暗黑的聯想。而軍官、士官、兵源皆面臨人力短缺的三缺現象，朝野卻不願嚴肅面對問題的根源，遑論幾告失敗的募兵制存廢。尤有甚者，少將共諜出獄仍爽領七萬五月退俸，阿帕契飛官休職處分屆滿申請退伍卻無法可罰，體制漏洞遲未修補，簡直是忠誠的負面示範。儘管馮部長極力維護國軍陣腳，但三軍統帥緊抓強軍任務責無旁貸。唯有建軍備戰、戰力整合的積極領導作為，以及面對威脅永不屈服的意志，才能有利於號召國軍與全民，力抗中國武力與經濟的軟硬兼施，為永續經營台灣共同體而奮戰。 國家大政，有緩急輕重，更有重中之重。當前台灣的最大變數來自對岸，而挑戰最大的是國防與經濟。國防挑戰，因應是強軍，主角是三軍統帥。經濟挑戰，因應是振興產業、吸引投資，主角是行政院長。在可能延續相當一段時期的「現狀」下，國防實力、經濟活力，如同台灣突破困境重新起飛的雙翼，缺一不可。而這雙翼，能否順利拉升、行穩致遠，必須升力大於阻力，這有賴朝野、軍民、勞資的協作，這也是蔡賴體制支持度能否同步上揚的關鍵。萬一內外阻力大於升力，重新起飛力不從心，那麼台灣前景就大勢不妙了。 國防休兵，經濟去自主化，台灣軍經硬實力為之耗弱，乃是馬政府留給小英政府的難題。解決當前各種危疑，最後要靠總統高度的領導力，以改革效率、有感政績來迎向、克服社會矛盾。急驚風的燃眉改革，如果迷信慢郎中的社會對話，解決不了原有的問題便罷，鼓舞反向能量集結反撲更糟糕，此乃領導統御大忌。尢其是，敵意來自對岸，還將希望寄託於外患的善意，形同坐以待斃。那不僅是損己自耗的枯等，更將導致政、軍、經、民相互之間失去命運共同感，讓侵略者更有機會各個擊破、入島蠶食。

  台灣經濟陷入低潮，今年似有脫離谷底、反轉回升的跡象，研究單位評估今年經濟成長率可達二．五％，表現亮眼，令人欣慰。然而，今年的成長動能大多來自蘋果手機熱銷與全球貿易增長的激勵，亦即外部需求的強勁拉抬，內部需求依然疲弱，因此多數民眾對經濟復甦顯得無感，低薪與所得停滯依舊是普遍現象，必須徹底根治翻轉，台灣經濟始有奮起的希望。 台灣經濟再起的前提，乃是產業結構順利轉型，以及扶植新創產業迎戰全球勁敵，若只依賴原有低毛率的產業，將會被殘酷的市場淘汰。未來全球的主流新興產業，目前看來趨勢為︰人工智慧、自動化、綠能、電動車、自駕車、大數據、生技、電商、社群網站等。小英政府揭櫫的「五＋二產業」，大抵抓住正確方向，但是如何落實，重點在鬆綁與創新，也就是打破舊有成規、制度與法令的束縛，既鬆綁除弊甚於興利的偏執，更鼓勵企業勇於創新，充分發揮研發的能量，方可建立新產業的聚落，擁有先進的科技與競爭力。 其實，創新與鬆綁是一體兩面，產業意圖創新，就必須擁有實驗與容忍犯錯的空間，若是法規制度依舊墨守成規，無法容納新的做法與構想，創新必然遭到扼殺。然而，台灣本身的法令制度一向重視穩定，抗拒變遷，堪稱超穩定結構，缺乏新生事務萌生的土壤；尤其，一旦舊法不能適應新形勢，甚至成為進步的絆腳石，若要推動改革，常常也是瞻前顧後、步履蹣跚，無法邁開腳步，大膽向前行。其中的兩大癥結是︰圖利與反商情結作祟。圖利的緊箍咒，讓一些土地開發案、ＢＯＴ、公共工程標案、產業獎勵與官方資源挹注，在在綁手綁腳，無法吸引廠商投資，導致國內公共建設的延宕落後。同樣的，指控偏袒資方的反商情結瀰漫，亦使得政黨憂心被抹黑，投鼠忌器，導致法案無法鬆綁，反而設定了嚴苛的規定。這些是台灣經濟向上提升的重大路障。 易言之，無法鬆綁，給予產業彈性，就缺乏創新。偏偏台灣充斥以圖利與偏袒資方之名反對鬆綁的濃厚氛圍，現在審議中的勞基法再修正，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勞基法上波修法，在民粹壓力下加入一例一休、七休一等嚴苛條文，不管百工百業的不同工作型態，一體適用所有產業。結果，一例一休等條文既無法適用於生產線之外的服務業，更阻礙了二十一世紀新創產業的發展，因此在施行並引起反彈之後，再修正乃是不得不然的舉措。遺憾的是，部分政治人物明知勞基法朝鬆綁方向修法，實為正確的做法，卻依然以選票做為考量，或批再修正將使台灣倒退三十年，或進行議事抗爭，大作政治秀，強力阻擾台灣產業的鬆綁與創新。 其實，當前勞基法已不適用於產業發展，二十一世紀更是數位產業與網路當道的年代，人工智慧、大數據、自駕車與自動化生產等漸趨成熟，台灣還在討論如何用一部以舊工廠法為本的勞基法來規範所有勞工，簡直是荒謬離譜，不知今夕是何夕！如果美國制定了一部美稱保障勞工權益的台版勞基法，壓縮了創新與彈性，則當前引領全球科技產業風騷的矽谷與美國科技五巨頭「FAAMG」—臉書（Facebook）、蘋果（Apple）、亞馬遜（Amazon）、微軟（Microsoft）和Google，能否還有今日的盛況？令人存疑。 其實，勞基法如何修正只是小節，掌握彈性、鬆綁的精神，才是推動進步的要義。這次修法根本不是為了壓榨或剝削勞工權益，只是要給予產業更大的彈性與鬆綁，方便其生產作業，強化競爭力，也獲得六成民意的支持，合法性與正當性無庸置疑。可嘆的是，部分政治人物、勞運份子與學者或囿於意識形態，或意圖拉攏特定選票，仍然不斷作秀，進行無謂的抗爭，看似悲壯，實質上卻成為阻擋台灣進步的攔路虎而不自知。

  中共機關報「求是」稱：「中國才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這樣的一個命題，很多人聽起來都覺得非常刺耳。不過，此話在中國被堂堂皇皇講出來，也不能簡簡單單地當笑話看，相反地，大家不妨透過此一現象深入解讀，到底世界範圍內的民主發生了什麼變化，以至於一個建國以來便打壓民主不遺餘力的政權，竟然在此時此刻出現「中國才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的「中國強話語」？ 首先，此一「中國強話語」出現在川普訪中之後。習近平在紫禁城待客，至少表面上是賓主盡歡，川普甚至還讚美東道主是個「令人尊敬且強而有力的人民代表」。事實上，這位東道主才折磨死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而且對民運、維權毫不手軟，甚乃對周邊國家不斷秀肌肉。儘管如此，民主老大哥卻對專制老大哥推崇備至，連外孫女也成為討好天朝的表演者。國際體制，過去西方國家所主導，講的是民主自由人權；如今中國經濟崛起，主題變成市場與工廠。西方的民主國家，面對東方的開發獨裁國家，已少有領導人願意為抽象的普世價值，犧牲本國的具體經濟利益。於是，中國有市場與工廠，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也就紛紛從政治人轉型成生意人了。政治人加上生意人的複合角色，川普與習近平的交往模式開創了東西國家的互動新模式，豈偶然哉？ 事實上，這位東道主（習近平）才折磨死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而且對民運、維權毫不手軟，甚乃對周邊國家不斷秀肌肉。（美聯社）   問題的濫觴，其實不在川普，也不在現任的西方領導人，而是全球化的跨世紀轉變。鄧小平啟動的經濟改革，恰好銜接西方國家的全球化浪潮，原本西方對中國的盤算放在，打開竹幕的市場與工廠，進而促使和平演變，最後以資本主義的勝利作為劇終，一如蘇東波共產政權垮台。但這樣的盤算，很快就證明是西方的誤判。一九八九，天安門屠殺，西方對中國的經濟制裁，在爾虞我詐之下其實是光說不練。蘇東波，西方國家看到勝利的捷報；然而，當時中國的「有識之士」便決定不能步其後塵。這批人主要是當年的太子黨，也就是中共革命元老的政軍經二代。而習近平，正好是這樣的政軍經二代，豈偶然哉？ 全球化行進至今，已出現不以設計者的意志為轉移的景觀，那就是，跨國企業變成沒有邊界的國家，他們可以跟民主的、專制的、野蠻的政府密切合作，獲得最大的商業擴張，從而回過頭來影響本國的政策。於是，本國的民主自由人權，無助於企業對外開拓，他們卻有辦法阻止本國政府干涉他國政治迫害。以故，新興國家的經濟無法拉動民主，例如中國經濟快速崛起，民主自由人權卻進入史無前例的黑暗期。北京，成為做生意的空間，而不是談普世價值的場域。習近平，所到之處不會受到干涉內政的尷尬，反而處處受到經貿與商業合作的探尋。市場、工廠、特許，取代了民主、自由、人權。這就是「中國強話語」的背景，不是嗎？ 不論好惡，這是一個新的世界變局。半個世紀以來，台灣在西方國家的普世價值要求下，逐步走向今天的民主自由人權國度。令人遺憾的是，當台灣人民以融入普世價值為榮之際，先進國家卻已琵琶別抱中國的市場與工廠，連台灣的商界也有人宣稱民主不能當飯吃。也許，這是西方金融資本主義的自我反噬，經濟與金融危機層出不窮，貪婪資本主義搞得勞民傷財，從而賦予中國這種極大規模的開發獨裁新的價值。「中國才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Money talks。 而這，為台灣帶來了新挑戰。台灣要維護主權獨立現狀，要維護民主自由人權，要經濟成長與國際經貿，全球化也不可完全沒有中國這塊拼圖，這些內涵互相衝突的價值與行動，造成了近年來台灣的民主躁動，離中國太近也不安，離中國太遠也不利。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的民主會產生什麼實踐動態？台灣對外簽署貿易協定，頻遭中國從中作梗，自由市場原則走樣，所謂的窮台政策不可忽視；而本土政權執政，台灣人認同反顯衰退，赴中就業則成統戰重點。歷史走到這一步，嚴厲考驗似乎才要開始；時代正在考驗台灣的執政者，台灣的執政者能創造新的時代嗎？

  台灣當前的經濟困境中，產業缺工問題相當嚴重，但年輕族群失業率卻同時偏高，這一奇特現象亟須謀求突破之道。面對就業市場供需嚴重失衡的現狀，行政院長賴清德已就產業缺工、缺才問題提出對策；產學界近日也積極獻策，由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主辦的研討會，建議高職及科技大學合作建構「七年一貫人力培植計畫」，並提升技職師資技術及學生實作能力，以改革現有技職教育，且紓解產業缺人問題。 技職教育曾是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的重要元素，當年工業、商業、水產等職業教育，吸引並造就不少人才。在台灣經濟脫離困苦邁向繁榮的過程，從基層到管理，不論就業或創業，都有技職畢業生勤勉實幹，反映技職教育既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實力和競爭力的展現。當年的台北工專等技職學生，不僅畢業即具就業力，也普為產業界所重視。 不過，有如一般教育體制，技職教育在經過多年數量過度擴充之後，出現供需失調及學用落差的嚴重問題。一如國人所見，由於「唯有讀書高」的重文憑或學歷的價值文化，技職教育最基礎的實作能力反受輕忽。技職教育的本質是學以致用，培養有一技之長的學子，且經苦幹實幹，終身學習成長，最終甚至成就工藝技師或職場達人。但在文憑主義的大環境，技職教育走向學術化，且延伸及於高等教育。 於是，高職畢業被等同於學歷不高，吸引不了「好學生」；如今高職生以升大學為尚，實作能力普遍衰退，高職教育因向高等教育過度傾斜而空洞化。另一方面，技職專校大量升格為科技大學，但教師的實務經驗能力未必升級，濫竽充數的「學院派」常被在職學生考倒；重理論、輕實務，學用落差大，「科大育才無效化」是必然結果。 少子化導致問題更嚴重。台灣的婦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近年都居全球最末段，少子化現象絕非短期間形成，但教育政策規劃當年並未把少子化及其效應列入考量，在青少人口增加減緩之時，高等教育反而大量擴充。教育是百年大計，短視的教育政策卻造成如今的困境。從國小到大學，少子化所導致的學生人數下降已現，招生不足、減班廢系、科系整併、學校合併、停辦廢校、教師失業都是現在進行式。 技職教育同樣難逃少子化衝擊，科技大學為搶學生的誇張表現尤其明顯。由於技專校院的科系招生按規定可自行選擇三個類群考生，列為生源對象，許多科系為搶學生，不問學生所學背景，進行跨領域廣為招徠。於是，土木系及法律系出現搶招餐旅科學生，表演藝術系竟可招資電科學子，完全無視學生背景及程度差異如此明顯，也不顧其所必有的學習和教學困難。 這種偏差現狀所實行的技職教育，對學生、產業及整體經濟社會都沒好處。從整體技術水準看，我國在國際技能競賽曾有耀眼的成績，如今已不復當年風光。同時，在台灣產業亟待升級之際，供需失調、學用落差的技職教育體系也無以跟產業需求接軌。技職畢業生在與實務脫節的情況下，也常高不成低不就，不論薪資或專長，都難如意。 所幸在經歷困境之後，市場機能似正逐漸發生調節力量。在各方關注技職教育之際，本月初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的民調顯示，有七成五受訪者認為，就讀技職學校有前途；但也有四成二民眾指高職現今八成以上升學率，會影響高職畢業生動手實作能力。認為「技職學校有前途」、重視「實作能力」也許目前只是觀念的轉變，要化為有效推動技職教育的變革力量，仍待後續的實際具體作為。 從本質說，技職教育攸關學生就業前景，也影響整體經濟社會發展。不做好技職教育，台灣經濟就難有美好的明天。台灣需要技職教育通盤改革，不只是教育部枝節的調整，經濟部、國發會及行政院都應積極參與，台灣的這一改革只能成功、不容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