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傳媒記者 林怡廷 發自台北   7月30日早晨，17歲的巫馥容醒來，直到得知林冠華死訊之前，她都以為這天不過是7月23日衝教育部行動後，被爸媽下門禁令的第7個尋常日子。 想起和大林的運動情誼她又哭又笑，這天是林冠華的20歲生日，他似乎早前就決定讓這天不再尋常。從莊敬高職休學、擔任北區高校反課綱聯盟（北高盟）發言人的林冠華，在7月23日深夜和巫馥容等33名學生衝進教育部長辦公室，以2萬元交保後，選擇在7月30日生日當天燒炭自殺。 經由民進黨立委披露的 Line 通訊記錄顯示，為了擋下8月1日上路的高中歷史新課綱，林冠華早前和夥伴說自己想到比罷課更有建設性的方法，「我要讓媒體輿論瘋狂燃燒」。 輿論的確瘋狂燃燒了，連夜都沸騰。7月30日晚上9點開始，約有千人帶着白玫瑰在教育部前悼念林冠華，要求教育部長吳思華於1點前出面回應。 凌晨1點30分整，高中生開始騷動，衝向教育部正門口，他們推歪拒馬，鋪上棉被，500人踩着帶刺的拒馬進入教育部外廣場靜坐，要求部長吳思華下台。 「我們不要會把我們變成中國人的課綱！」一個拿着大聲公的高中生激情高呼。 和7月23日不同，這次衝擊過程警察幾乎沒有制止，任憑學生佔領廣場。台北市長柯文哲下令，除非學生有過激行動，否則不驅離、不抓人。隔日他到現場更譏諷當時遲遲不出面的吳思華，「當打手也要勇敢一點」，「躲在那裏，學生不會散掉的」。 面對即將上路卻擋不下的「103課綱」，高中生一次次揚言升級行動，卻都無效。7月23日數百人「包圍教育部」的隔日，33名高中生在深夜翻牆衝進教育部長辦公室，連同3名記者都遭到逮捕提告。輿論還在嘩然之餘，林冠華的悲劇就在眾人措手不及下發生。 學生林冠華被發現死於新北市家中，引發台灣民衆到教育部外示威。一名女人在集會中痛哭。攝:張國耀/端傳媒 程序及內容皆有爭議的新課綱 歷史新課綱原訂8月1日上路。沒有人想到在5月1日台中一中學生開出第一炮後，這場以高中生為主體的「反黑箱課綱」運動，會在短短3個月演變得如此激化。 這次的反課綱運動要追溯到2014年。 為了配合當時上路的12年國民教育政策，教育部在2月表決，將於2015年8月1日實行高中社會科新課綱。這個名為103課綱（民國103年）的版本，是教育部在1999年後實行「一綱多本」政策以來第5個版本的課綱。「一綱多本」政策鬆綁了向來由國家編訂教科書版本的做法，允許民間出版社自行編寫課本供學校選用，但編寫仍需要依照教育部訂定的「課程綱要」。 這次被「微調」的歷史、地理、公民三科中，以歷史科被質疑重新鞏固大中華史觀的「去台灣化」最受爭議。 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接受《端》訪問時指出，課綱並非僅教育部所說的「23%微調」，其背後牽涉馬政府主張符合中華民國憲法的史觀，讓根據新課綱調整的教科書字數調整達六成之多，內容無法估算百分比。另一方面，主導這次歷史課綱微調的「檢核小組」，是由知名統派學者世新哲學系教授王曉波、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等人主導，他們被批評不具備歷史專業。 「這不是史觀之爭，這是檢核小組反專業的特定史觀 vs. 專業。如果把歷史專業講成不同意識形態下的史觀爭論，就是將歷史去學科化，那我們的訓練在哪裏？」周婉窈強調。 2014年，由台灣史學者、數個關心教育的公民團體，及高中公民教師組織組成了「反黑箱課綱行動聯盟」。今年2月，台灣人權促進會（簡稱台權會）以教育部拒絕提供委員會名單而提出行政訴訟，高等行政法院在一審判決教育部違反《政府資訊公開法》，讓一度沒有動能的抗爭，瞬間找到了「反黑箱」的着力點。 5月1日，台中一中異議性社團「蘋果樹公社」首先發難，在百年校慶中舉布條抗議新課綱，經由媒體報導後慢慢發酵，接着新竹中學發起超過700人的連署，新北市中和高中、台北市建國中學接連發聲，5月中桃園學生組織發起一場遊行。到了5月底，共計引發全台227所高中職學校跟進，紛紛成立臉書的粉絲專頁，在網路上串聯、連署，透過即時通訊軟體聯繫組織。 「像是一鍋水煮很久，突然間沸點到了，」蘋果樹公社社長陳建勳形容。課綱議題從去年初就有不少高中生開始關心，因此教育部在程序瑕疵被判敗訴後，蘋果樹公社打出「反黑箱課綱」的訴求，馬上引起高度共鳴。 接着北部、桃竹苗、台中嘉義、高雄、台南、宜蘭等高中開始以區域為單位整合，也試著跨區合作，隱隱形成學潮。雖然227個高中職粉絲專頁，不代表實際動員，但仍有不少學生從鍵盤行動走入實體，在校園舉辦座談會、肥皂箱演講，或者在學校放學時在校門口發傳單，他們把這樣的宣傳行動稱為「第八節課」。 全台高中生以「反黑箱」及「反洗腦」的訴求迅速串連，要求教育部「撤回課綱」，但無論是抗議、舉辦街頭短講、潑漆、衝撞等軟硬兼施的行動，都無法得到教育部長吳思華正面對話。6月5日吳思華宣布新舊課綱並陳，爭議不列入考題，但高中生以「出版社早就印好新課本，坊間根本沒有舊課本，而且大多數學校已經選好下學期課本」為由拒絕接受。 反課綱微調學生與聲援團體，聚集教育部示威。攝:陳弘岱/端傳媒 文化主體的優先順位 事實上在台灣，本土化浪潮伴隨着民主轉型到來，歷史教科書爭議存在已久。從1996年李登輝當選台灣第一任民選總統後，國中課本加入《認識台灣》地理篇、歷史篇、公民篇，試圖建立本土認同開始，兩種認同拉扯帶來的焦慮，紛擾沒間斷過。 今年1月，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公布的民調顯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創下60.6%新高，中國人認同的比例僅3.5%，以及台灣中國雙重認同的32.5%都創下新低。多年來台灣人認同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讓長年努力促成兩岸統一的王曉波、張亞中等學者，都對媒體表達過焦慮。 2008年馬政府上任後，兩人便強力主導歷史課綱修改工程，重建符合憲法的史觀，以期「撥亂反正」。另一方面，張亞中也是洪秀柱「一中同表」主張的重要旗手，為兩岸統合提供論述。「我覺得課綱還調得太少，」洪秀柱如此對媒體回應。 「1947年12月25日是中華民國行憲日，歷史先於憲法，我不懂歷史為何要合乎憲法？」7月23日衝擊教育部後撰文《黑箱‧異端‧互相洗腦？輪流洗腦？》的作家張大春說，但話鋒一轉他認為，真正問題出在政府的顢頇及資訊不願公開的黑箱作業，「以課綱微調的字面內容來看，反課綱陣營宣稱的大中華意識形態洗腦是過度誇大。」 周婉窈教授則在文章《解構台灣史課綱所謂十七項「爭議」──根本是假議題，不要跟着起舞》指出，以現代史學界的進步觀點來看，「課綱撰寫原則應當是：簡明、開放，不下結論；文字須用描述性語言，不做『價值判斷』或『歷史論斷』。」因此「殖民」和「光復」等用詞不符合此原則。 歷史教師深耕聯盟陳燕琪老師強調，反對課綱不是要「去大中華化」，「我們認為台灣文化是多元的，中華文化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我們同時也被原住民、南島語系的海洋文化、日本等文化影響，重點是要讓學生思考。」 被操控的政治工具？後太陽花的公民意識下滲 無論孰是孰非，台灣民主化20年來，歷史教科書是建構國族認同工程的兵家必爭之地，從來都是「大人」的戰爭，高中生卻在此時加入戰局，成為真正的主角，讓這個議題在本質上起了微妙變化。 「高中生出來反課綱根本就是民進黨教唆的，」7月19日國民黨全代會場外，一位國民黨支持者氣憤的說。林冠華自殺之後，國民黨的第一反應是文傳會主委林奕華出面指控民進黨把學生推上第一線，才會發生這種憾事。 「如果覺得民進黨捐1495元資助買傘的費用，就可以收買我們，也太看不起高中生了，」北職盟總召巫馥容說。 然而高中歷史課綱爭議行之有年，為何高中生在此時站出來？ 「我真的嚇一跳，比你還好奇，」2009年被找進高中歷史課綱修訂委員會，便不間斷關切課綱議題的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回想一路鮮有呼應的吶喊，高中生的竄出讓她為之一振，「我從沒期待高中生要站出來，過去都覺得是我們的責任，雖然這的確和他們息息相關。」周婉窈也觀察到這批高中生相當自主，只個別找她演講，與其他公民團體的互動也都保持一定距離。 「高中生其實不會主動找我們幫忙，」人本教育基金會的秘書林郁璇說，「他們主體性很強。」 這一波高中生站出來有跡可循，有舊社運脈絡，也有素人。台南一中公民老師，公民教師行動聯盟成員郭復齊老師認為，一是去年太陽花運動的影響，二是網路讓抗爭的集結成本降低，讓跨校跨域容易串連，效應也容易被過度放大，而成了這場學潮最鮮明的時代特性。 「我等這場高中生學運等很久了，」18歲，龍潭高中應屆畢業生游騰傑，2012年國三時投入反12年國教運動後，流連在台北社運圈，去年回家鄉組織桃園航空城的抗爭，是個有經驗的運動者，不管是潑漆、衝撞，背了三條案子的他，是這次運動中能見度很高的「衝組」。 「衝撞後的正負評價一定會有，但議題能見度變高我們目的就達成了，」對於衝撞的爭議和法律責任游騰傑了然於胸，他認為自己是尊重法律但不遵守法律的「公民不服從」。 「以前搞運動，就一直希望有同年紀的高中生出來，一起對抗這個政府，現在我覺得找到了同溫層。」他語帶興奮。 真正感到這次屬於自己主場的，還有北職盟的總召巫馥容。去年3月太陽花運動發生時，她還只是被打工的飲料店調去立法院附近支援的工讀生，「當時每天搖飲料搖得很不爽，覺得來抗議的人都是神經病，」巫馥容刻意不使用太陽花學運，而是以318佔領立院行動來定義去年的台北之春。 當時好奇的她決定到現場探探究竟，就一頭栽進社運場域，在太陽花後興起的小組織擔任志工。也在中一中學生的行動後，成立了南強高工的粉絲專頁，最後成了北職盟的總召。 像巫馥容這樣的高職生不少，林冠華也是。在台灣100%大學升學率的結構下，他們過去相對邊緣，和台灣過往以明星大學異議社團為主流的社運脈絡很不一樣。 由於太陽花運動龐大的場域及人力需求，讓許多高中、職生到現場參與後成了志工，進而在運動結束後繼續參與不同組織，譬如罷免國民黨立委的割闌尾運動，累積實務經驗，因此在這次反課綱運動成了組織裏的重要角色，而且不局限明星學校。 18歲，台北市中崙高中的應屆畢業生鄒米妮又是另一種素人類型。從不是學校風雲人物的她，像海草上的水泡，安靜的長成，因為一次海流而冒出水面。 採訪時她慎重的拿出一本整齊字跡的筆記本，像是珍藏的葵花寶典，「這是我去年開始參加各種座談和讀書筆記。」16歲隻身從桃園到台北唸書，鄒米妮利用高中三年盡情參與台北才有的各式沙龍及座談，認識許多大學生及社運工作者，在太陽花及割闌尾運動擔任志工，「那是我的社運觀察期。」直到這次，鄒米妮認為時機成熟，議題也是自己真正關心，便決定投入，希望能喚起中崙高中同學的公民意識。 她根據醞釀已久的社運觀察期經驗，在校園組織、辦講座、和校方溝通…培力十來個理念相近和高度信任感的學弟妹，選擇性的和北高盟及公民團體合作，已保有高度自主性。更打算在運動後慢慢轉型，成立異議性社團，讓學弟妹傳承下去。 「他們也會想有自己的『帆廷』（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和陳為廷），屬於自己的占領。」2008年野草莓運動發起人之一張之豪觀察。野草莓運動以大學生、研究生為主，當時像陳為廷那樣的高中生在運動現場其實不多，也只在邊緣參與不深，但這個現象到了太陽花又有很大拓展，「台灣的公民意識下滲到高中生，」張之豪說。 無論是與政治團體、公民團體的關係、運動倫理、組織經驗與實踐，台灣社運模式發展至今益發成熟。張之豪認為每個運動無論成功與否，都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及知識資產，讓後者傳承及模仿，而能讓運動快速成形。 不認同中國=天然獨？ 但一場跨校甚至跨區的運動整合不易，內部分歧還是不斷。除了730悼念林冠華的集會外，其他的動員成果都不理想，組織間協調不佳，運動一直無法突破瓶頸。 游騰傑看到的是高中生沒有組織經驗，五六月運動初期又遇上段考，壓縮參與運動時間，造成夥伴間彼此的不信任及不諒解，還不成熟很正常。另一方面，在運動策略上要「反黑箱」還是「反內容」，行動要保守還是激進，是反課綱運動內部最大的辯論，同時也折射出台灣高中生幽微的認同。 「太陽花之後，大家聽到『黑箱』就興奮了，現在反課綱的直接對象是國民黨，其實是順風車，」一位不願具名的高中生認為，這場運動中「反內容」的獨派聲音比較大聲，相應支援的公民團體也都是獨派，但事實上參與的高中生不一定是獨派，也有人認同中華民國。 「這份課綱到底有多去台灣化，大家看法是有歧異的，我們尊重每個人的價值觀。但教育部的程序粗糙被判敗訴，修改課綱的人非歷史專業，這些都讓我們認為必須反對，」這位同學說。 北高盟總召，建國中學三年級的朱震坦承，由於太多爭議，現在運動策略是反程序和反內容並行。因為內容牽涉到認同問題很複雜，不見得能快速換起高中生共鳴，一開始的確希望主打黑箱，「我們需要快速得到支持。」 對他來說無論是「明鄭」或「鄭氏」、「日據」或「日治」，從不同角度、不同立場來看都不無道理，「我兩方都理解，但老實說改成哪個我都沒有強烈感覺，我覺得自己還沒有想得很清楚。」 但一開始就主張反內容的中崙高中的鄒米妮想法則不同，她認為程序問題不是議題的本質，若下次教育部程序正當，高中生的態度是什麼？「課綱問題本來就是政治問題，本質上就是統獨問題，不願面對內容的爭議就是去政治化。」 積極參與南區高中整合，個人意識形態是支持台獨的台南一中應屆畢業生趙振辰則認為，現在即使認同中華民國的同學，也都是中華民國獨，中華民國統的已經很少，「做運動時會討論怎麼樣對運動比較好，我不在意是否和自己意識形態吻合。哪個認同都沒有對錯，但民主程序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制高點，就是好的切入點。」 對於外界普遍認為，太陽花後台獨已逐漸去污名化，年輕人漸漸不再避談統獨，「其實組織裏面大家不大談這個，和社會氣氛還是有關，」游騰傑坦承一開始許多人跟風加入運動，真正留下來的不多，但是願意面對自身的認同，「台獨和華獨(中華民國獨立)的比例，大約九比一。」 反課綱微調學生與聲援團體，聚集教育部示威。攝:陳弘岱/端傳媒 台灣歷史教育的本質焦慮 在某次抗議現場，我問一位和平高中的女學生為何出來反課綱？「因為程序黑箱，內容大中國，」她不很肯定，羞澀的說。 我問她不能接受內容的大中國是什麼？她有點緊張，一時間有點說不上來，然後像是找到一根浮木救援，「我們的第一高峰不是喜馬拉雅山是玉山，首都是台北不是南京。」 王曉波等學者的歷史合憲論主張，對台灣年輕人最直觀的反應，可能無關乎意識形態，而是不符合生活現實。或許和哪個政黨執政已經沒有太大關係，因為意識中國，意識他者，才會開始追問自己是誰。 「課綱真的可以洗腦嗎？」張大春質疑，「如果真的可以，就不會有這些事了。」 只是對台灣高中生來說，「知道我不是誰」，到「知道我是誰」的中間，還有一段旅程要探索。台灣和中國已經釐清，但台灣和中華民國的關係是什麼？歷史教育與中華民國憲法的關係又是什麼？ 19歲，在加拿大念大學的劉承寰告訴我，「王曉波可以認同中國，但是不要把這個認同強加在我身上。我不要大中華史觀，也不要台獨史觀，我只要陳述事實，讓我可以自己判斷的歷史課本。」 每個時代有能力開創新局的，往往都是熟知歷史，有想像力重新詮釋歷史，又具備勇氣穿越歷史限制之人。由於沒有國家共識，對張大春而言，台灣人的歷史感是一片廢墟，是一種絕決的斷根，是文化優勢的棄讓。 但對這些反課綱的高中生來說，或許是所有啟蒙之初都必經的疑惑，「我們反對中國認同、大中華文化的課綱，但什麼才是我們想要的台灣認同、台灣文化的課綱？我要再想想。」台南一中趙振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