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過去兩個星期頻頻對兩岸議題發言，最近一次更大談「維持現狀」。這讓人想起朱立倫在與習近平會談時，一席「兩岸同屬一中，但內涵、定義有所不同的『九二共識』」，引起極大的波瀾。雖然朱立倫事後解釋，就台灣的立場和現行憲法，「兩岸同屬的那個『一中』」，指的是「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 純就字義和邏輯來說，朱立倫的解釋可以說得過去。但即使陸委會主委夏立言都不得不承認，「兩岸同屬一中」這種表述法，很可能被會誤會為「同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同樣一句話，可以解釋出「鞏固現狀」和「顛覆現狀」兩種完全相反的意思。那更深層地問一個問題：一般人民在什麼情況下，會更多一些相信朱立倫的「同屬一中」說的是中華民國；什麼情況下又會認定朱立倫領導的國民黨心嚮往之的更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筆者認為關鍵在於「發言情境」和「政策脈絡」。 首先是「發言情境」：國民黨從黨到政有一個讓評論者十分詬病的習慣，就是對中共有意無意地踩紅線試探時，絕少主動反駁對方、申明立場。以這次朱習會為例，一個後來在台灣被「九二共識」的喧囂爭辯聲遮蓋，沒有得到應有重視的政治訊息，是習近平首次提出兩岸「可以積極探討構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框架。」 對岸的涉台學者，對習近平這項主張做了大量的引申、論述乃至於預測。例如這項主張最後究竟會落實為兩岸協議？或者中國國內法？後一項很可能是宣告在「反分裂國家法」後，中國將訂定「統一法」，對台政策從「消極防獨」走向「積極促統」。 這是中共將著手「改變現狀」的重大訊號，而且是在以「九二共識」為基礎所建立的「國共平台」上，正式提出。但朱立倫領導的國民黨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對習近平這樣的重大宣示，竟然連回到台灣都默不作聲。在這種情況下，朱立倫如何期待台灣民眾將他口裡「兩岸同屬」的那個「一中」，理解為「中華民國」呢？ 還有一個更值得玩味的解讀：上海台灣研究所副所長倪永杰接受媒體訪問就認為，習近平點出「和平發展的制度框架」的目的，是希望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制度化，也是呼應馬英九期盼打造的兩岸關係「超穩定結構」。 換言之，在政策脈絡上，對岸學者已經將習近平的「兩岸和平發展的制度框架」，和馬英九的「超穩定結構」對接上了，這還不令人膽戰心驚嗎？ 當然，馬英九團隊必然會解釋他的「超穩定結構」和習近平的主張不是一回事。但問題在於，「超穩定結構」如果指的是將兩岸分裂分治的現狀長久固定下來，把「兩岸政治整合」的可能性減到最低，那和「特殊國與國關係」有多大差別呢？ 但問題在於國民黨自己長期以來過度塗汙和醜化「特殊國與國關係」，不智地自我限縮戰略迴旋和政策發展空間。這樣一來，台灣民眾把「超穩定結構」和習近平的倡議連結在一起，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九二共識」被認為其「精妙」就在於「各說各話」，彼此不要攤牌，或者有些論者愛用「窗戶紙不要捅破」這樣的比喻。過去十年，國民黨人享受著「朦朧之美」，從中共手中獲取豐厚的政、經利益；但於此同時，眼看著國民黨十年來，愈來愈被共產黨馴化，台灣民眾也愈來愈不放心，害怕自己珍惜的自由、民主和文明價值即將不保，而現狀的改變，恰恰來自於馬英九最自豪的「九二共識」所創建的國共關係。 「拒絕統一」的底線 這是馬、朱團隊的重大危機：他們領導的國民黨，太過輕忽台灣人民對「現狀不能維持」的擔憂。 再三操作「九二共識」議題的結果，很可能將迫使台灣民眾在明年一月選票秀出「拒絕（被）統一」的底線，屆時國民黨勢必再次受到重擊。

張顯耀「共諜」案以不起訴畫下句點。馬英九總統看似被檢察官打臉；王郁琦尷尬下台；陸委會官員大為反彈。但綜觀檢方不起訴的所有理由，一部分很進步，一部分卻非常離譜，彼此極不協調，可討論之處非常多。不起訴理由中的「進步元素」是檢方對「機密」做了實質認定。回顧以往的類似案件裡，檢院在偵辦審理中對於被告洩露的究竟是不是「機密」，往往只詢問原移送機關，原機關認定是機密，檢察官、法官就認定是機密。整個調查、庭審只是形式，實際上是行政機關球員兼裁判。但在張顯耀案裡，外界看到檢方對於所洩露的是不是「機密」，不再讓行政部門牽著鼻子走，而有了自己的判斷，相對過去，這是難能可貴的進步。但另一方面，檢察官的不起訴理由中也有令人瞠目結舌部分，如對於張顯耀把機密報告交給不具法定職權的私人助理整理。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機密材料的「收發、使用、保管」都必須由有法定職權的人士進行。 但不起訴書中竟認定私人助理、司機是「執行事務之輔助人員」，因此不算洩密。更別說這位「私人助理」還是由私人企業付薪水。按照檢方的標準，未來任何國安首長都可以把機密、極機密或絕對機密的材料交付任何「他信得過的人」處理，只要不洩密就沒事嗎？不起訴書這一部分簡直成了張顯耀的答辯狀。兩害相權中取其輕一方面高度維護了人權；另一方面法律見解卻極其離譜。該怎麼看待這樣巨大的落差？這矛盾，或許要回到兩岸的整體局勢來衡量，才能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在周二的記者會最後，曾經有記者問王郁琦：張顯耀如果有「洩密」，對象是誰？有沒有查到對價關係？但王郁琦對這兩個問題都沒有回答。從王郁琦的迴避裡不難推論：如果「張顯耀洩密案」最後結果是成案起訴，馬政府勢必得清楚交代張顯耀在對岸的關係人，以及他們之間的利益關係。張顯耀的主要對口，不外是公眾熟悉的幾位台辦官員。如果一鬧開，他們還願不願意、能不能夠到台灣？或者台灣官員有誰還敢去和這位明知是「張顯耀的上線」的官員接觸？如果接觸中斷，馬英九剩下任期中的兩岸關係就幾乎可以宣告結束。王郁琦在記者會上承認，是國安會秘書長金溥聰提供了「情治系統」的訊息，促使他下決心令「與中國大陸走得太近」的張顯耀去職。但早在張案發生之初，馬英九政府將案情上綱到「共諜案」時，就有評論者警告如果最後證明是無的放矢，勢必重創兩岸關係。但馬政府高層還是一意孤行下此重手。換言之，如還想維持未來一年多兩岸關係還有前進的可能性，張顯耀案偵結不起訴恐怕是必要的前提，王郁琦辭職這類的「過場戲」也非得上演一下。而本案的始作俑者金溥聰去職下台，和本案有沒有關係，也令人玩味再三。法院現在是不是國民黨開的？有沒有政治人物把手伸進檢調系統？這些問題沒有證據都不該妄加臆測。但就客觀效果來看，張顯耀案不起訴的決定誠然重創了文官士氣和談判紀律，但政治上未必是馬英九政府所不樂見，因為它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最佳選擇，也是這場「張顯耀鬧劇」的「最佳停損點」。資深兩岸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