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邦鎮（前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  本書描述1959年一起白色恐怖案件，前衛出版社近日再版。作者黃秀華為受難者黃學文的女兒，本文為鄭邦鎮所作的序。 詩人張芳慈說：「你問起我，『自由』從前的名字，我說『血腥』。」哀莫大於心死，苦莫大於心不死。由抵抗血腥而爭來的自由，從來就是從槍口上綻放的鮮花！ 一、自由，以前的名字叫血腥 五十多年國民黨的獨裁政權暴力血腥統治，千千萬萬的台灣菁英志士和無辜老百姓被虛構罪名而遭誣陷、屠殺、下獄，「一人在獄，十人在途」，緜延七十年的煉獄，包括無數的司法冤獄。這些冤死、慘死的志士仁人與無辜生靈，何時能夠昭雪冤屈？兩三萬個橫遭變故因而破碎的家庭以及他們的遺屬，含冤受謗七十年來所過的非人生活，這些傷痛又何時能得到慰療呢？難道不是這批受難者的傷痛才換來了今日台灣的自由嗎？ 世界疼痛醫學會有一句箴言：「世間只有一種痛是可以忍受的，就是別人的痛！」然而，抗暴英雄的偉大，就是他們不能忍受暴政施於別人身上的傷痛。為抵抗暴力而被囚禁在黑牢二十七年的南非領袖「打不倒的勇者」曼德拉說：「如果天空總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但不要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如果發出聲音是危險的，那就保持沈默，但不要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如果自覺無力發光，那就蜷伏於牆角，但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的人——我們可以卑微如塵土，但不可以扭曲如蛆蟲！」這是人類古往今來何等文明的硬頸宣告！ 1959年，發生在當時台北豪華的「武漢大旅社」的慘案，如果至今仍然被當作「別人的痛」而繼續「可以忍受」，甚至漠不關心，那麼，對台灣人來說，1945、1947、1949、1959、1979、1987、1989到如今的2017，到底有何不同？果真沒有不同，那麼1948年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和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豈不都屬無用具文，甚至讓「中華民國」的「司法」繼續「逍遙法外」？那麼台灣人內心究竟活成何等的自取其辱啊！只要相濡以沫而一息尚存，自己的痛，別人的痛，我們豈能一刻或忘？舉例來說，煎熬五十七年的「武漢大旅社」，會見到明天嗎？ 二、一九四七和我 台灣七十年來的痛史慘史，當然以二二八最為舉世皆知。最近一年來，中國國民黨一手遮天的「中華民國」假相、敗象和虛妄，已經從政治、經濟、金融、民生各方面，敗露無遺，誠如《國民黨不告訴你的歷史》一書所謂「不當黨產的背後，是無數個台灣菁英被壓迫與破碎家庭的故事」，那已說明了1947年以來的傷痕。即使在人文藝術方面，也如美術史家謝里法教授所說：「掛在省展與台陽美展牆上的靜物畫與風景畫，與二二八絕對脫離不了關聯。」只一句話，已然道盡了二二八對台灣美術發展的重大影響。 我出生在台灣慘遭「中華民國」二二八種族屠殺的1947年尾，但我成年許久之後，仍然不知道、也不懂得關心二二八是什麼。1959年左右開始，我小六到初中那幾年，常常清晨先去送報紙，但我並不知道報紙上有「武漢大旅社」慘案的消息。1961年秋，我非常不容易也十分幸運地考取彰化中學初中部，也開始學英文。剛擔任歷史教師的長兄（已故鄭邦雄老師）總是激勵我認真求學，有一天寫了一個英文字，叮囑我說，一定要用功，多充實自己，以後才有能力「這個」，他指著那個字「revolution」。我查了字典，但當時並不知道「革命」的真諦、對象和理由。也不知道這1947對我是除了生日的年份外，另有著更重大長遠的人生意義。 然而我深刻記得幾件事：1961年，我考進彰中初中部，連續六年每天從員林坐火車三十分鐘，十三公里，到彰化唸書。當時每學期的註冊手續中，都有一項「繳交保證人保證書」，就是必須有一個彰化市的大人出具保證書，保證這個年輕孩子「身家清白、思想純正」（意思是保證不是匪諜）。我人生地疏，為了取得一張保證書，總是到處輾轉懇託。 1965年夏天，趁升高二前的暑假，返回母校員林國小，主辦了小學同學校友會。我們是戰後嬰兒潮的高峰，同期畢業生十班，計六、七百人，同學都是員林國小學區內的人，能來的約一百多人，昔日老師很開心，很多老師也來參加。這時幸好有一位老師提示，必須注意戒嚴法令的規定，光是決定聯誼會要在「室內」還是「室外」舉辦，就大費周章才手續完備，而未拖累學校。「中華民國」在台灣，連對鄉下初中、國小的孩童都有戒心。 1967年夏，我考上大學，按規定先上成功嶺接受學生兵的軍訓。記得蔣介石到營區檢閱前夕的最後一刻，全體受訓學生一萬多人的服裝，全部緊急交出集中管制，到第二天早晨集合前往受校的前一刻，才發下立即著裝。這時才發現，每人服裝包括上衣、長褲的口袋，已一律被縫紉封死，並且每人都要交出身上的手錶、鋼筆等金屬硬物；再抬頭仰望，成功嶺周邊的制高點上，已各有武裝軍人戒備。至於蔣總統，則披著那件招牌防彈連身大衣，站在吉普車上，緩緩駛過。 當年已經實施黨禁、報禁、歌禁、書禁、山禁、海禁、教育控管、宗教控管、法律控管、司法控管、軍公教控管、出入境控管之外，連腳踏車也控管。藝術人文、言論思想更不用說，無一不在政府與情治單位的控制之下。在那樣層層壟斷政治權力和資源之餘，對新聞傳播和人民行為都這麼嚴密的威權監控下，1959年竟然能在「首都」台北市鬧區的咫尺眉前，任由發生「事後編造的他殺怪譚」，那麼，那些曲曲折折的鋪排戲法，遮遮掩掩的定罪說詞，以及那些絲絲入扣的威權算計，只有誰才能辦得到，也就不難想像了。 三、台灣大災大難：1947-1959 回顧1947年以來，林茂生、湯德章、陳澄波、王育霖等等等的菁英被屠殺；接著構陷戕害葉廷珪、廖文毅、余登發等等的殘酷劣行；甚至對天真無助的青年學生顏世鴻、史庭輝、陳欽生等等的邪惡荼毒，這一切都不勝枚舉。 到了1959年，當南台灣傳唱著蒼白無奈而離鄉背井到台北拚死討活的〈孤女的願望〉時，台灣人的苦楚已是遍地荊棘，卻正與白先勇寫照了朱門酒肉臭的《台北人》同時而正堪對比。胡適在《自由中國》發表〈容忍與自由〉時，正是1959年3月初，不論是為民間組黨贊聲，或為中國國民黨壓制民間組黨進諫，總之這時的「台北人」卻也正在「編造」武漢大旅社慘案的「劇本」！任由含冤莫白的黃學文、楊薰春等等及他們的孤雛，受盡「國家機器」的「拆吃落腹」，而呼天搶地，腸斷淚乾，其實已經可以想像。 接著1972年起的台大哲學系事件，1979年聲援余登發的橋頭事件，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1980年二二八的林宅滅門血案，1981年的陳文成橫屍台大校園疑案，1989年余登發慘死八卦寮懸案，在在令台灣人提心吊膽，處處戒慎恐懼。 「中華民國」在台灣製造了這麼多的大災大難，罪行真是罄竹難書。到了1975年4月，尚未被揭發的二二八元凶蔣介石享盡榮華富貴後，以八九高齡逝世，當時叫做「蔣公崩殂」，不但有鋪天蓋地的兩首「蔣公紀念歌」，而且全國各界要配戴黑紗，瞻仰遺容，沿途路祭，舉行「國喪」；還要全國背誦「蔣公遺囑」，矗立蔣公銅像，甚至連電視也在「國喪期間」一律改為黑白播出。以今視昔，這一切豈不都是戒嚴獨裁的殘酷證據？ 上述舉例中，除了美麗島事件引發國際干涉，而使大部分被告從軍法審判改為司法審判，以及台大哲學系事件歷經三十年而於2003年終獲平反之外，其餘仍在期盼人心回神，能有勇敢的當事人、家屬、證人的挺身揭發。想來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府仍能吃定大屠殺和白色恐怖的裹脅淫威，而在噤若寒蟬的台灣社會中，繼續肆無忌憚我行我素，以致像1959年的「武漢大旅社」慘案，雖然黃秀華在三十六年後的1995年放膽地出版了《武漢大旅社》冤案實錄、1998年出版了《人間煉獄四月天》，卻仍然必須孤寂面對青史幾乎盡成灰的哭斷肝腸。 四、仍舊站在神這邊 美國南北戰爭兩軍對峙時，有士兵問林肯，神會站在哪一邊。林肯說：「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站在神這邊。」當我們面對邪惡，就是這樣，不能認命，只應抵抗。相信神，才是跟神站在同一邊！ 1987年，台灣雖然終於宣布解嚴，卻仍禁止外省教師返鄉探親。那當然是違反人權的變相戒嚴，我們因此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全力抵抗「中華民國」，直到成功爭回返鄉人權。1988年，我們發現號稱公平的大學聯考，歷來竟仍包藏十種特權身分的不光榮加分，我們也曾領導教師人權促進會，代表學生和各界，挺身跟教育部長毛高文談判，再次抵抗「中華民國」，直到實現真正公平。 1997年，我們曾經領導靜宜大學教師會，在校園廣場種下挺立不拔的二二八和平廣場楓香樹林；並進一步於2001年在校園矗立起銅雕二二八浴火鳳凰的紀念碑。我今藉此透露這些溫暖的消息，只是自覺就像諾亞方舟的鴿子，銜回一枝橄欖枝，算是帶來和平、安全即將登陸返回家園的訊息，更帶來2017年我們必定會繼續跟神站在同一邊的誓言。 何況，李登輝總統終結「人二」；經過三十年的抗爭，「教官」終於要退出校園了；一般校園內必然敬奉的蔣介石銅像也要消失了。很多人注意到，「中華民國」真的已經逐漸在解構溶化。那些「中華民國」的節日，如「國父」誕辰、「國父」逝世紀念日、青年節、雙十節、光復節、「蔣公」誕辰、「蔣公」逝世紀念日、行憲紀念日等等，由於不斷受質疑，被挑戰，終於逐漸退縮，代之而起的是二二八紀念日、鄭南榕言論自由紀念日、湯德章正義與勇氣紀念日。這不就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令人振奮的明日召喚嗎？聖經說：「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馬太10:26）的確，持久堅定的抵抗已見救贖，因此更堅信徹底抵抗邪惡，顯揚正義，才能跟神站在同一邊！ 五、出版，是最優雅的抵抗 比起七十年來大大小小的冤案、假案來說，「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慘案」的蒙冤受害人，歷遍五十七年來含辛茹苦、天人永隔的煎熬，雖說迄未平反，慘痛也未嘗稍減；然而浩劫餘生的「未亡人」楊薰春，奮鬥抵抗也未嘗一日鬆懈；而讀者卻也因此照見全案唯一劫後餘生、尚在人間的楊薰春女士的堅苦卓絕，更見證天地神明的無限慈悲，依舊護持著她八八松齡的咬牙抵抗。中國南宋詩人陸放翁的詩說： 勿言牛老行苦遲，我今八十耕猶力。 牛能生犢我有孫，世世相從老故園。〈飲牛歌〉 這些摘句豈不恰似薰春女士和她的夫婿學文先生在天之靈，不還清白誓不歸的寫照？ 六、《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PK《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2009年尾，從《野火集》熄了火似的龍應台，宣稱為了1949一甲子，她「醞釀十年，耗時四百天」，撰寫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當時我曾評論龍應台說： 戰後、二二八、「一九四九」以來，台灣蒙受「中華民國」的箝制和破壞，尤其徹底。單看一九四九以來台灣各地街路、節日、機關名稱之「中華霸道」，台灣幾乎被「大江大海」淹沒。 然而，論及「一甲子」以來的「大江大海」，統治者觀點下的台北，全市街頭看板、車廂廣告，全國平面、電子媒體，網路世界，鋪天蓋地一印十萬本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加上各種強勢雜誌的同步高分貝宣傳，其實只是不顧其他十倍、百倍的甲子面向，而偏頗地無限上綱龍應台終於感應到的一個面向，似乎希望藉此換取台灣人民對「中國國民黨」的罪行做更大的諒解，好像台灣原是彈丸荒島，台灣人必須諒解這樣的「大時代」，台灣才夠「大江大海」。 這種呼籲「向前看」的立意原無不可，但比起一甲子以來台灣作家寫作環境之艱困，對照龍應台寫作此書時資源條件之優渥，若還要用特殊陣仗加持造勢，擴大強調某一面向，以致遮蔽或排擠其他面向，相信對於促進諒解的幫助有限，對於歷史脈絡更是不公不義。 二十邊形會有一百七十條對角線，十邊形就減為三十五條，四邊形會只剩二條，三邊形就變成全無對角線。因此問題不在諒不諒解，而在該不該被簡單化、刪減化。 台灣在忍受「光復」、二二八大屠殺、長期戒嚴禁錮、老賊誤台四十年之後，獨獨還要承受舉世唯一坐擁天文數字黨產的中國國民黨，就算有選舉也是不公平的假選舉，有這樣的多數黨的立法院，也算民主嗎？如果這麼邪惡霸道的黨產也諒解，那麼人間還有甚麼是非？（引自拙作〈台灣英雄，出列！〉，台語詩人陳建成的布袋戲劇本《決戰西拉雅》序，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2010。）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後，駁斥的人不少，李敖先生最直白地衝著龍應台，寫了《大江大海騙了你！》。我們回顧胡適先生1959年發表了〈自由與容忍〉時，殷海光先生也接著說：「就咱們中國而論，自古及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那麼，龍教授，龍部長，到底誰應該更容忍中國國民黨的為虐和貽害呢？如今我們更可以說，比起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真正大時代、大反轉、大正義的《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慘案的反省，才是真正值得2017年的台灣人關心注目的大義春秋吧！以黃秀華《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慘案與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相對比，的確更可突出台灣曾經白色恐怖的沉淪和教訓。 七、楊薰春的生命三部曲 走筆至此，我想著人間三幅名畫中的三個女性形象：一為法國浪漫主義熱羅姆的〈羅馬女奴拍賣場〉，反映的是無奈的認命；二為西班牙畢卡索的〈哭泣的女人〉，描寫的是內戰帶來的苦難主題；三為法國浪漫主義德拉克羅瓦的〈自由引導人民〉的女神，代表著成功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此刻我卻覺得三個女性其實都是同一人，並且都是楊薰春，也就是楊薰春生命的三部曲。 希臘古諺說：「快樂的源頭是自由，自由的源頭是勇氣。」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楊薰春不畏死的勇氣，才是恆久抵抗的源頭，才是真正英雄的本色。如此本色，必使從前的傷痕，成為明日的勳章，更能在台灣蔡英文總統力推轉型正義的戰場上，再版此書，再升上一個不屈的天燈。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1942年的抗日詩〈夕陽〉說： 影漸西斜色漸昏，炎威赫赫更何存。 人間苦熱無多久，回首東山月一痕。 幸好七十年來總有「革命」式的繼起抵抗，使「中華民國」終於近乎苟延殘喘。只要我們任何人、任何方位、任何強度的繼起抵抗，都更有助於早日終結「中華民國」，以伸手解救「別人的痛」。賴和這首詩，正是「希望的總和」，正可用來慰藉楊薰春女士，以及千千萬萬繼續奮力抵抗「中華民國」的台灣人。 台灣精神的堡壘前衛出版社，出版《武漢大旅社》已逾二十年，我不但先前未曾展讀，並且也愧未獲知。卻在去年10月25日，戰後台灣再淪陷日，偶然在臉書瞥見，當下怵目驚心，進而與楊薰春、黃秀華母女隔海結緣，並承前衛主人林文欽先生囑草更名再版之序言。雖自知譾陋，以情義所契，台灣命脈所繫，不敢推辭。念及： 書為天下英雄膽， 愛是人間好漢根！ 更加樂意為此書新版添作此序，以贊聲援。謹以此篇，早覘人間冤雪，陰霾盡掃；並禱天佑台灣，早日建國！鄭邦鎮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