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國民黨歷經兩年改造後，召開七全大會重新出發，對日後台灣產生深遠的影響。圖／1952.10.21中央日報一版   中國國民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九全大會）第四次會議，9月4日於中山樓閉幕。當天通過名為「真誠反省、勇於改革」的政策綱領案，共39條。這是國民黨自2016年1月「完全敗選」（中央政府、國會全輸）後，第一次修訂通過的政綱，理論上，將指導未來四年國民黨的走向（該黨政綱基本上四年修訂一次），意義匪淺。其中最受外界關注的一條，就是該黨所謂的「和平政綱」。 和平政綱：國民黨準備自取滅亡 「和平政綱」全文為：「在中華民國憲法的基礎上，深化九二共識。積極探討以和平協議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可能性，扮演推動兩岸和平制度化角色，確保台灣人民福祉。」政綱內文有實有虛，如果我們把虛的、裝飾性的詞句拿掉，這段可以解讀為兩點：一是「深化九二共識」，二是「推動和平協議」。 其中，「九二共識」已經先後被蘇起（坦承自創這個名詞）、薄瑞光（強調辜振甫、汪道涵從未對他講過九二共識）直接或間接證明其虛假性。蘇起說他創造「九二共識」，是為了重新包裝「一中各表」，這點國民黨心知肚明。因此往後多年，國民黨把「九二共識」和「一中各表」做成連體嬰，兩句相接，八字並陳，且重點是「一中各表」；而一中各表的重點又是「各表」，不是「一中」。然而「九二共識」卻授中共以大柄，解讀為「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換言之，中共定調為「一中共識」，沒有各表。當然這一中，隱性語意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絕非中華民國。 中共的「一中共識」，先後由洪秀柱（2015年選戰時提一中同表）和馬英九（2015年馬習會上，只提一中，不提各表）呼應唱和。國民黨的全代會雖然踩了剎車，沒讓洪秀柱繼續衝下去，卻把「一中各表」徹底切割。「一中各表」雖然閹割台灣的主體性，起碼台灣還有模糊的存在想像。全代會則把這個想像也閹割了，進而要「深化」子虛烏有的「九二共識」。所謂深化，以中國國民黨的親中立場，也只可能向中國共產黨的「一中共識」奔進乃至合流。 至於「推動和平協議」，這是洪秀柱的本意。去年（2015）國民黨十九全大會第三次會議修訂政綱時，當時是總統參選人的洪秀柱，原本要求將「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寫入新政綱，被擋下來；這次洪秀柱當了黨主席，「和平協議」闖關成功。雖然全代會企圖轉圜，添加一些花邊，修飾成「積極探討以和平協議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可能性」，但方向清楚，那就是為第四次「國共和談」做準備。「國共和談」是一場死局，國民黨只會自取滅亡，筆者在〈國共和談的死局：求求放過台灣吧〉一文已反覆申論，不再贅述。 從上述可知，國民黨十九全四次會所通過的「和平政綱」，說直一點，是投降政綱；說婉一點，是親中政綱，而親中又是為投降暖身。這個黨目前處境，有如盲人瞎馬走懸崖。在其墜崖之前，筆者仍願以一則國民黨黨史勉為規勸。 七全大會：改造黨體質，反共再出發 話說信奉「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也打了一場國民、人民、公民的「三民大戰」，1949年敗於中國人民，2016年敗於台灣公民。這兩次，國民黨都是全輸完敗，而且1949年敗得更慘。無獨有偶，1952年10月10日至20日，國民黨也是在中山樓召開「完敗」後第一場全代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七全大會）。這場全代會，奠定國民黨重生之基，對該黨和台灣日後的影響極為深遠。 為了召開七全大會，國民黨做足了準備。1949年該黨敗退來台後，黨中央痛定思痛，於1950年7月通過國民黨改造方案，8月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蔣介石指示改造目標，必須「革新黨的組織，整肅黨的紀律，改變黨的作風，先把本黨改造為實行三民主義的一個堅強戰鬥體。我們決心把三民主義的光明來消滅共產主義的黑暗…我們主張一切要從台灣做起。」相形之下，66年後，國民黨召開這場十九全四次會，有進行任何改造嗎？擁抱中共，不就是「棄明投暗」嗎？有沒有立足台灣，從台灣做起？ 當年國民黨這場體質大改造，其實是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正負效應都有。從負面看，它把國民黨改造成列寧式「革命民主政黨」，打造兩蔣「強人威權統治」之基，阻礙台灣的民主發展；從正面看，它讓國民黨呈現空前團結，抱著破釜沉舟決心，加強對台灣的建設——雖然，為了反攻大陸，建設多少心不在焉。國民黨現今領導階層，固然不必（其實也不能）回到「革命民主政黨」的老路，但是否有檢討和革除貪腐的「黨病」、進而改造體質的決心？ 經過兩年三個月改造之後，國民黨才召開七全大會，討論四大議題：制定政綱、修改黨章、建立反共抗俄基本論、制訂反共抗俄時期工作綱領，整個全代會繞著「反共抗俄」的主軸進行。就連該會通過的36條政綱，也是一部「反共政綱」。它提到，建設台灣的方向，要使之成為「反共復國的堡壘」，作為「他日光復大陸後的模範省區」，以及光復大陸後，「將廢除凡共匪用以箝制人民、奴役人民、剝削人民的一切暴政」。真是氣蓋山河。如今中共還是中共，獨裁本質不變，暴政雖稍歛，仍層出不窮。何以當年的「反共政綱」，如今徹底翻轉，變成「親共政綱」？國民黨有沒有給國人、也給自己一個交代？ 教育失敗：反共只反皮毛，難怪變親共 七全大會閉幕當天的宣言，剴切沉痛，尤其值得現今的國民黨人參詳。宣言一開始，就先檢討「中國五千年來慘痛無比的浩劫」，直陳「本黨只有痛切反省，嚴厲自責，以慚憤的心情，來自新補過。」又說：「把以前種種認為昨日死，以後種種認為今日生，下斬釘截鐵的決心，將革命建國的事業從頭做起；尤須時時警覺，每一行動都要針對俄帝奸匪的陰謀，每一工作都要替大陸上痛苦的同胞著想。」又說：「本黨此次大會…由詳盡的檢討，發生了深刻的懺悔；由深刻的懺悔，發生了新的生機和力量。」這種自責懺悔的心，這次的全代會有嗎？ 七全大會通過160多件議案，並逐步付諸實施。到1957年10月10日召開八全大會之前，台灣陸續辦理兩次地方自治選舉，推動第一個「四年經建」，實施耕者有其田，並增設各級學校，逐步普及教育。以國民小學而言，七全大會閉幕時，全省有1,372所，1957年增加為1,585所，平均每個月增設4.4所小學。洪秀柱就是在這段期間入學的。 這裡就出現一個大問題：國民黨的反共教育堪稱鋪天蓋地，無孔不入，為什麼會教出洪秀柱、馬英九這些親共、急統的黨主席？為什麼幾十年後，國民黨竟把反共拋諸腦後，重新走上國共和談的死路？這個問題相當複雜，如要簡單回答，那就是國民黨的「反共」只有反到皮毛，沒有入骨；它不是從「人本位」（人權、人性）來深化反共論述（這也難怪，國民黨本身就搞白色恐怖，迫害人權），而是從「黨本位」（國共鬥爭）要和中共一決高下，爭奪中國的正統。換句話說，國民黨的反共是建立在相對、變動的基礎上，具有可變性和可逆性。 更重要的是，擁抱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國國民黨，在大中國意識形態的制約下，台灣可拋、人權可捨、反共可棄，終究要飛蛾撲火，回到中國再死一次。這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毒害，除非有人權思想的對治，否則沒有解藥。總之，七全大會之後，國民黨精神抖擻，有如新生；十九全四次會後，卻益發迷失與混亂。對於前途，國民黨的死人比活人還清醒。難道要起死人於地下，為活人「招魂」嗎？

  憲兵非法搜索案，引起軒然大波，被視為白色恐怖重演。不過真和白色恐怖的搜索相比，本案還算小case。(中央社20160307)   3月6日，軍方驚傳憲兵對魏姓平民非法搜索、扣押、偵訊的事件，被外界解讀為「白色恐怖」。這解讀沒有錯，不過和台灣白色恐怖時代真正的搜索、扣押、偵訊相比，還算是小巫見大巫。 1949年5月，史明出逃中國，從青島坐船到基隆，回到士林的家。當時剛戒嚴不久，史明即親身經歷恐怖的搜索。最近出版的《史明回憶錄》描述他的遭遇：「有一天半夜，來了二十幾個人，前面是憲兵，後頭跟著警察和便衣特務，對著我們家的木門猛踹，來查戶口了。他們踹門時，已經弄得大家心驚膽跳了；一進門，就翻箱倒櫃，把每個抽屜都拉開，裡面的東西全都甩出來，連床下都用槍上的刺刀去探一探，看是不是有人躲在裡面。」 這是白色恐怖搜索民宅的經典場面。在那個年代，特務隨時都可侵門踏戶，搜索民宅，而且《刑事訴訟法》關於搜索的規定：1.報請檢察官許可；2.出示搜索票；3.不得於夜間搜索；4.製作筆錄；5.扣押物品，必須開立收據，詳載名目，付與持有人或保管人；6.扣押物品若無留存必要，不待案件終結，即須發還。這六點，在白色恐怖全部反過來做，反映國家暴力對人民隱私權、財產權的侵犯，隨心所欲，無法可制。 在白色恐怖年代，真正指揮搜索的，不是檢察官，而是特務。這些特務大部分是保密局、保安司令部、警總的系統，都是軍人；一部分是調查局系統。調查局表面上是文職機關，其實也被移植了「軍特靈魂」；特別是在迫害人權最烈的沈之岳時代（1964-1978），調查局全被軍統主導，因而偵辦政治案件的手段特別兇狠。其後接任的阮成章（1978-1984）也是軍特出身。阮是1950年代海軍白色恐怖案的要角之一，當時對海軍政治犯進行洗腦和勞改的「反共先鋒營」，就是由阮成章主持。 白色恐怖年代，搜索可以獨立為之，也可作為逮捕和戶口檢查的附帶動作。特別是逮捕，往往伴隨搜索（隨捕隨搜，或先捕後搜）；而搜索，也往往伴隨扣押。為了偵辦需要，特務必扣的是文字或影像物件。例如1950年6月27日晚，兩名憲兵直闖台南工學院（成大前身）教員黃祖權的宿舍，逕自拉開門，拿槍抵著他，並將他的日記、書籍、圖片、照片、習作、劇本悉數搜去，然後把他帶走。 《刑事訴訟法》第146條規定，除非有急迫情形，不得於夜間搜索或扣押。但特務最喜歡在夜間、特別是三更半夜抓人，因此夜間搜索是家常便飯。這時最常用的藉口就是「查戶口」，騙對方開門，然後衝進去逮捕搜索。由此也可看出，戒嚴年代的「查戶口」包含多少政治算計。例如1952年9月22日清晨約4點，當時宜蘭四結下大雨，水深及膝。一群特務突然來到農夫游國明的家，大喊「查戶口」，隨即衝入民宅，在滂沱大雨中，帶走游國明和他的女兒游阿蔭。 游阿蔭再回家時，已經是5年半以後了，她的父親游國明被關了近2年，姑姑游阿梨被關1年半，哥哥游祥枋被判死刑，公公陳阿井也被判死刑。陳阿井收容逃亡的游陳川，游陳川也被判死刑。這就是宜蘭著名的「羅東紙廠案」，那個特務搜家的「雨夜物語」，是本案充滿悲劇性隱喻和象徵的一幕場景。 同樣的，1978年6月15日半夜三、四點，警總特務也是以「查戶口」為名，進入陳菊位於台北市青田街的住處。一進去，即喝令屋內每個人（除陳菊外）回房去，不准動。陳菊眼睜睜看著特務闖進她的房間，翻箱倒櫃，大肆搜索。最後將她的信札、文件、禁書，和她所蒐集的政治犯資料扣押帶走。8天後，陳菊第一次被捕。 搜索真的能搜到「罪證」嗎？不見得，有時要看特務的水準。例如1973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台大研究生黃道琳被捕，警總特務把他房間的抽屜與垃圾桶都翻過一遍，也把他書架整齊排列的藏書搜得散落滿地，最後把馬克吐溫的書全部帶走（特務認為該書有馬克思嫌疑），卻把真正左派的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的書留了下來。 從上述諸例可以看出，特務搜索民宅，儼然蝗蟲過境，不僅製造恐怖，也製造混亂。這就出現一個重要問題：特務到底是搜、收（沒收），還是偷？由於特務不開立收據，也不發還（至少就筆者所見的口述史，沒有提到特務歸還搜索品的例子），儼然國家機器公然侵入民宅偷搶。被帶走的人，因為人在獄中，對於他有哪些物品被搜走，全不知情；而家屬也不一定知道，即使知道，也不敢聲張，這就形成今日研究和追究上的一大死角。而特務必搜相簿、日記、筆記而且不歸還，更導致幾乎所有政治犯的早期影像和文字資料付之闕如，形成白色恐怖研究無可彌補的缺憾。 這種情形，在外省人的死刑案尤其明顯。特別是隻身來台的外省人，你永遠不知道這人死後，他的財產哪裡去了？著名藝術家黃榮燦就是一個例子。官方檔案記載，他有「226件反動木刻書籍」被沒收。筆者仔細衡酌，這10字應該解讀成「226件反動木刻、書籍」，也就是包括他的木刻（版畫）。黃榮燦的版畫品質極高，加上其歷史價值，如今已是無價之寶。這些被沒收的版畫，下落成謎，恐怕已成劫灰，也是台灣藝術界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 搜索也不限於白色恐怖。1947年二二八的搜索一樣驚心動魄。《和平日報》記者蔡鐵城，二二八時第一次被捕。其妹蔡敏回憶，當時警察來家裡搜索：「那些警察很兇，來了二話不說，什麼東西都打開來看。他們要的拿走，不要的丟在地上，還要踩個幾腳、踢幾下，跟土匪一樣。」蔡鐵城兩年半後出獄，1952年第二次被捕，他的家又被翻箱倒櫃搜索一遍。隔年，蔡鐵城被判死刑。 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人權侵害是全方位的，堪稱鉅細靡遺。和逮捕、偵訊、刑求、審判、監禁、屠殺等充滿暴力的環節相比，「搜索」這一項還算是小咖的；而這次憲兵搜索民宅，和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搜索民宅相比，又算是小咖的。難怪憲兵聲稱他們「沒有搜索」，因為以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標準來看，實在不算什麼。然而，這種「不算搜索的搜索」，已經讓受害的魏先生擔驚受怕，每晚必須靠安眠藥才能入睡，那麼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搜索，對被害人造成的恐懼與傷痛，我們能測得它的深度嗎？

  1946年12月5日，台南發生規模6.1的新化大地震。當時《民報》（社長林茂生）對災情做了大幅報導。   這次台南大地震，造成116人死亡、550人受傷，是台灣自1999年集集大地震以來最大的震災。它不僅震出台灣建築界的黑心內幕，也震出台南地震史的千古之謎，那就是：台南的地震是有「季節性」的，而且好發於冬季！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們先確認一點，這次發生在小年夜的大地震，震央不只在高雄美濃，也在台南。根據馬國鳳（台灣地震科學中心主任）、宋德濡（英國倫敦城市大學教授）兩位學者的數據分析，這次地震屬於「雙主震」：第一主震發生在美濃，芮氏規模6.2；第二主震發生在台南，芮氏規模6.1。後者是被前者所誘發，兩者相隔4秒。因此真正造成災情的，是台南大地震。 這一句話，有三大不可思議 在台灣四百年地震史上，台南有兩個特殊現象：第一、台南是台灣大地震最多的兩個地區之一，另一個是嘉義；第二、台南大地震，每每在冬季。這個現象，1655年一位歐洲人拉‧莫里尼埃（La Moriniere），在其著作《旅行奇譚》（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即已提到：「台灣地震常在年終。」當時「台灣」主要指台南一帶，如果我們把「年終」解讀成冬季（11月至2月，農曆年終），真的，台南的地牛似乎特別喜歡在年終翻身。 但拉莫里尼埃這句話，有三大不可思議：第一，他是歐洲人（應是法國人），這句話只在他的遊記輕輕帶過，但他何以知道台南地震「常在年終」？這四個字即使沒有幾百年的歷史數據分析，至少也需要幾十年的在地經驗歸納。第二，這句話在三百多年後，透過歷史考證，證明不虛。這就奇了，難道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第三，地震具有不可預測性，連年份都難預測，何況季節。但偏偏在台南，歷史證明冬震特多。難道台南的斷層帶會挑選季節翻身，而且強震發生日，就是「大約在冬季」？ 拉莫里尼埃就遭遇到一場台南冬震，而且見證熱蘭遮城（Zeelandia）的陷落。他在遊記描述：「此次地震連續三星期。初震時，安平損失重大。海地城壁破裂，居民紛紛逃出戶外，以防壓斃。堡壘上破損之砲，易於此次地震時墜落於地。美觀之塔則陷入地中。」海地城就是熱蘭遮城，1624年由荷蘭人所建，即今安平古堡。後來學者推估這場地震規模是5.5。 在此前一年（1654），12月14日台南也發生冬震，另一位歐洲人達貝爾（Dapper)提到：「安平及台員大地震，幾達七星期。」可見餘震不斷。這種會「牽絲」的地震。五年後（1659）出現在荷蘭末代「台灣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的筆下。他在一本試圖為自己丟掉台灣而辯護的著作《被遺誤的台灣》（t'Verwaarloosde Formosa）中，聳動的寫道：「神秘惡兆預示台島之瀕臨崩潰。天地似亦預知台島的根本已經發生動搖…上年（1659）曾經發生迥異尋常之恐怖的地震，延續達十四日。」不過這是不是冬震？待考。 兩年後，1661年1月8日冬震再臨。根據德國人海卜脫（Herport）的親身見聞，這場地震歷時三十分鐘，當天餘震約三小時，無一人能站穩。此後有感餘震更長達六星期。海卜脫提到一個驚奇的現象：「海水曾被捲入空中，其狀如雲。」後人研究應為海嘯，並推估這場地震規模為6.4。 同年2月15日，台南再度發生強震，有感餘震長達六日。這一年也是鄭成功征台之年。無獨有偶，22年後，1683年鄭克塽9月降清，10月8日又發生地震。改朝換代發生地震，是哀悼舊時代的終結，還是歡慶新時代的來臨？就不得而知了。 有清一代，台南第一場大震災，就是1721年1月5日的冬震。史載「凡震十餘日，日震數次，房屋傾倒，壓死居民」。這場地震是導致朱一貴民變的主因之一。因地震引發海水漲潮，百姓為了禳災，合夥謝神唱戲，卻被官府以「無故結拜」為由，逮捕四十多人，累積更多民怨，終於在三個月後發生朱一貴民變。這是1721年初的冬震，學者推估其規模是6.5。 這場地震，地牛似乎意猶未盡，同年冬又翻了一場。《台灣縣志》載：「天寒地震，民多失業。」《台灣采訪冊》則記錄一段無常的故事：灣裡有一蔣姓富家，蓋了一間豪宅，才剛落成，忽然地震，豪宅全垮，蔣家幾乎滅門，只有兩人活命。一位是蔣父，當時外出；一位是婢女，日後還活了幾十年，每對人述其事。 15年後，1736年1月30日，距離過年只剩12天，台南又天翻地覆了。這場地震據後人推估，規模高達7.0，災區包括嘉義和台南，共有703人罹難。 核四還要建嗎？請看1867基隆大震 此後百餘年，台南的斷層帶活動似乎減緩，偶有「地大震」的紀錄（如1795年11月21、22日），但少有「大震災」。但地牛北上，嘉義的斷層帶開始活躍，而且釀成重大災情，如1777年12月，「諸羅山各地民房坍塌甚多，民壓死者不可勝計」，規模約6.0；1792年8月9日，大震後繼以大火，614人罹難，規模約7.1。這場大震還發生好萊塢電影式的災難場面，《台灣采訪冊》描述：嘉義梅子坑（今梅山）有一條小徑，兩山相夾，為樵夫果農必經。地震發生時，一位樵者先行，地面忽然裂開，樵者墜入其中，地面旋又合閉。整個過程太猛太快，其他樵夫根本無法搶救。 1839年6、7月，嘉義又震，死亡117人，重傷63人，民房倒塌7,515間，規模約6.0。之後，嘉義的地牛也稍歇了，要到20世紀以後，才又發生梅山（1906.03.17，1,258人死，規模7.1）、中埔（1941.12.17，358人死，規模7.1）大地震。不過嘉義地震不像台南地震，它沒有「季節性」，春震、夏震、冬震都有。 如果要說地震的時間和空間分布，台灣地震活動似有由南向北移動之勢：明鄭到清初，以台南為主（不過這也和漢人文明圈集中在台南有關，原住民沒有文字書寫，無法記錄地震）；乾隆年間（1736-95），嘉義地震最烈；嘉慶年間（1796-1820），彰化、宜蘭較多；道光年間（1821-50），彰化、嘉義較多；咸豐到同治（1851-74），主震場在北台灣，包括1867年12月18日規模約7.0的基隆大地震，當時山傾地裂，海嘯來襲，光溺死就有數百人，基隆全城遭破壞。時間拉到現在，這種地震只要再發生一次，北北基即成人間煉獄；屆時如果還有核電廠的話，無異末日來臨。 光緒以後，經日治到民國迄今，大地震全島都有，有如交響樂，此起彼落各自發聲，春夏秋冬都有震動。不過我們還是回到本文的主題：台南。自1736年大地震之後，稍歛百餘年，到了1862年（同治元年），又發生驚天動地的災變。這場地震有兩大特色：第一，它是台南史上死傷最慘的地震，最少1,700人罹難；第二，它是台南罕見的夏震，發生在6月7日。這場規模約6.5的強震，光在府城一地，就有500戶倒塌，超過300人被壓死；府城以北，若干地方陸沉陷海。 這一年也是戴潮春起事之年。戴軍圍攻嘉義城，官軍力守，仕紳恭請嘉義城隍護佑平安。6月7日晚上，天搖地動，大家想說完了，城守不住了。然而地震過後，只有雉堞傾頹，而城牆無恙。眾人認為是城隍爺顯靈。沈葆楨後來為此上奏朝廷，加封嘉義城隍為「綏靖侯」。 這場大地震之後，再過84年，1946年12月5日，台南才又發生災情慘重的地震：新化大地震，也是冬震，造成74死、474傷、4,055房屋損害，規模6.1。再來是1964年1月18日的白河大地震，又是冬震，造成106死、650傷、10,500房屋全倒、25,818房屋損害，規模6.5。再來就是52年後，2016年2月6日的台南大地震，造成600多人傷亡，規模6.1，還是冬震！ 一次例子是孤證，兩次或三次例子是巧合，本文列舉十次例子，證明台南的冬震現象既非孤證，也非巧合，那麼它是什麼？或許只有天知道了。

  陳少廷與林瓊琚，在白色恐怖共赴患難，沒有海枯石爛的誓言，卻有千錘百鍊的考驗。(圖片取自《台灣良知：陳少廷先生紀念文集》) 白色恐怖有很多淒美的愛情故事，或者說愛情悲劇。最常見的是拆散鴛鴦：男方通常繫獄多年，或魂斷刑場；女方通常苦守寒窯，或夫妻同殉，或被迫改嫁；也有結婚或懷孕不久就成了寡婦。而像陳少廷那樣「勵志性」的愛情故事，恐怕不多。 陳少廷教授是台灣知識分子的典範，不只望重士林，而且學問廣博，質量俱精。更令人緬懷的，是他發揮學術良知，展現知識分子的風骨，敢於挑戰國民黨當局。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曾說：「台灣人沒什麼人才。」被陳少廷當面回嗆：「台灣人不是沒人才，台灣的人才在二二八被你們殺光了！」他在1970年代擔任《大學雜誌》社長，鼓吹政治改革，率先提出「國會全面改選」，並堅拒當局的名利收買。富貴不移，威武不屈，這個硬漢和他的恩師殷海光教授，精神典範一脈相傳。 但和殷海光比起來，陳少廷更是多災多難。他逃亡一年，入獄兩次，家族財產被特務鯨吞。然而他不僅沒被打倒，還屢仆屢起，公開挑戰國民黨，膽識過人。憂患災難打造他的一身硬骨，也成就他的愛情傳奇。 從日治到戰後：陳家多災多難 陳少廷之妻是林瓊琚，兩人都是屏東六堆人，都傳承客家的硬頸精神。這樣的組合，先天註定他們愛情故事的草根性和勵志性；再配上如詩如畫的農村景色，多災多難的政治迫害，這種故事的情節、畫面之豐富，根本可以拍成電影，光是劇本本身，如果改編得好，就有在國際影展得獎的實力。 故事的緣起：日治時代，一位屏東佳冬鄉「四塊厝」農村的地主之子陳銓生，與另一個客家庄的林姓富商子弟，一起在日本留學。由於兩人交情深厚，而且在台灣的妻子都懷有身孕，因此口頭約定：如果生下的孩子同性，就讓他們結拜；如果異性，就讓他們結婚。結果生下的是一男一女，這就是陳少廷、林瓊琚愛情故事的起源……嗯，很像「台灣民間故事」。 陳少廷生於1932年，長大後，對這個「指腹為婚」的對象越來越喜歡，唸屏東中學初三時，就常到林家走動，探望瓊琚，而且不許其他男生追她。然而這情竇初開的年紀，竟是白色恐怖開始蔓延之時。隔年（1949）4月發生四六事件，5月陳誠發布戒嚴，台灣進入白色恐怖時代，開始大舉捕殺「匪諜」，17歲的陳少廷也被匪諜案掃到。 陳少廷牽涉的是葉崇培的案子。葉崇培即葉紀東，高雄人，就讀延平學院時，是二二八的學運領隊。事後跑到屏東中學教數學，1949年4月，因受匪諜案牽連逃亡中國。少廷是在讀屏中時，透過陳河川（後判刑12年）的介紹認識這位老師。據資料研判，少廷應和許多青年一樣，懷抱社會主義理想，不過他沒有被吸收。之後一位蔡某向東港刑警組告密，刑警組長黃種人追捕陳少廷，這是少廷第一場政治災難。當時他才讀高一。 從日治到國民黨時代，陳家是重災戶。少廷的長伯陳寄生，1942年因為「特高事件」被日本憲兵追緝，逃亡期間死於瘧疾，享年四十七。父親陳銓生接觸社會主義，也被日本憲兵長期跟監，三十六歲死於傷寒。叔叔陳荻生和陳銓生一樣，也是留學日本，不知何故被國民黨特務盯上，半夜侵門踏戶抓人，他在村人協助下逃亡，不久（1953）死於肝癌，享年四十三。這個書香門第彷彿被政治詛咒，而且禍及第二代的陳少廷。 特務要抓少廷，但陰錯陽差，一時沒有得手。消息傳出，陳家驚惶不安。因為少廷父親早逝，弟弟（少聰）早夭，陳家只靠少廷單傳，不能再失去這個兒子。陳家長輩力勸少廷藏匿。少廷個性很強，起先還說：「活活馬綁在死樹頭，不如死死好了！」但看母親愁容滿面，孝順的他很快心軟，只好跟父執輩一樣，踏上逃亡之路。 陳少廷不是一個人逃亡，還有他的摯愛林瓊琚。因為林家講情義、重然諾，在這個節骨眼上，不但不離不棄，還讓瓊琚去陪少廷。起先瓊琚白天陪他，晚上回家。但往往騎腳踏車才剛到家，就聽到少廷在後面喚她，把她嚇了一跳。原來少廷太愛她了，顧不得危險，快步尾隨而至。 當時國民黨軍隊「借」林家兩落厝的一落紮營，門口有衛兵站崗。少廷不知哪裡借來的膽，跟衛兵說要進去找小姐，衛兵不査，真也放他進去。瓊琚擔心少廷遲早會被認出，幾經思索，做了重大決定：全天候陪少廷逃亡！ 從墓地到雞寮：逃亡備嚐艱辛 起先，這對17歲的情人躲在香蕉園、甘蔗園的墓仔埔。佳冬位於遼闊的屏東平原，墓仔埔就設在香蕉園、甘蔗園內。兩人白天各讀各的書（瓊琚讀屏東女中），晚上一起睡在墳墓前庭，地上鋪蓆子，濕氣從地下直透上來。這到底是陰森還是甜蜜？是冷冷的風，還是暖暖的愛？讀者請自行想像。 不過，香蕉園和甘蔗園潛藏一大威脅。當地雜草叢生，蚊蚋孳生，兩人每天被吸血大軍猛攻；少廷甚至感染瘧疾，發病時忽冷忽熱，都是瓊琚在身邊照料他，始得脫離險境。陳家也沒有忘記這兩口子，每天送飯送菜；園外還有少廷的伯母，到處走動，假裝除草，其實是在把風。 由於戶外蚊蚋太兇，小倆口後來搬到「戶內」：一間給母雞孵蛋的雞寮。雞寮有儲放飼料的地方，他們就躲在飼料區，外面用板子遮住。這裡雖然能遮風蔽雨防蚊蚋，但雞寮的臭味濃得化不開；而且飼料區滿是「雞苔」（雞身上的寄生蟲），也讓他們癢個不停。 才17歲，這對情侶的青春歲月就如此慘白。陳家長輩很不忍心，決定採用國民黨的遊戲規則：用錢換人。由於少廷沒有加入組織，他的案子可大可小。特務看準陳家寡母獨子，卻坐擁大片土地，對少廷開刀，其實有利可圖。陳家為了保住少廷，忍痛割出十多甲土地，交給特務去「運作」，少廷才得以「自新」，與瓊琚結束長達一年的逃亡。 陳少廷雖獲得自由，每週仍必須向保安司令部報告自己的行蹤。另一方面，他要回校上課，卻發現屏中已經以曠課為由，把他退學了。瓊琚同樣斷了學業。剛好瓊琚的外婆是台南人，小倆口就離鄉背井，一起住到外婆家。少廷轉入長榮中學，高二、高三這兩年，發奮讀書，幾乎日夜無休；瓊琚則趁這段期間，學遍織毛線、繡花、裁縫等女紅，甚至會做西裝、設計新娘禮服。 1952年，陳少廷上台北考大學，住在旅社時，特務像鬼魅一般又出現了，說要逮捕他。根據瓊琚的憶述：少廷苦苦哀求，請特務等考完試後再執行。特務答應（筆者懷疑，特務應是藉故勒索，被少廷擺平），少廷不敢再住旅社，改住一間寺廟，繼續勤讀，順利考上台灣大學政治系。1953年1月1日，這對21歲的情侶，完成人生大事。 這裡還有一段插曲。陳少廷獲得自由、金榜題名、結婚，陳家喜事連連，少廷的阿嬤卻暗自哭泣。原來她看到瓊琚維持一貫曼妙身材，肚子沒有任何隆起跡象，覺得大事不妙。她順理成章的推論：小倆口日夜相處三年，怎麼可能沒發生「那件事」？既然有發生，瓊琚的肚子怎麼沒有動靜？既然沒動靜，陳家不就要「倒房」了？ 陳家甚至有人謠傳，這對新人不是把小孩藏起來，就是吃了「煙黗」（以前用柴燒飯，鍋底形成的一層黑色粉末）避孕。少廷和瓊琚哭笑不得，費力解釋，並且在同年年底生出第一胎，才釋眾疑。原來他們三年來雖然同桌吃、同床睡，卻仍守住禮節，沒有逾越。這是1950年代年輕人的獨立與成熟：他們有所為，有所不為。 從留學到教書：特務狠心打斷 過了八年，陳少廷已經從台大政治研究所畢業，也當完兵，跟一位美國人類學教授傅瑞德（Morton H. Fried）做台灣宗祠的研究。1961年10月6日，少廷返鄉，剛從林邊車站出來，光天化日之下，突然被調查局特務撲向前，上銬帶走。晚上又派人去他家裡翻箱倒櫃搜遍全家。這是少廷第二場政治災難，第一次入獄，那年他29歲。 這場災難，是被一位台大室友李某所牽連。官方檔案載，李某「發表荒謬言論，經查尚無具體非法活動或計劃，且提供關於游來乾、陳少廷等涉嫌資料，因而偵破柯旗化等叛亂組織案」，獲不起訴處分。被指控「涉嫌」的少廷，也真的查無實據，在羈押29日後，11月3日獲釋。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奉命逮捕陳少廷的東港刑警組長黃種人，1960年因為「潛匪案」被捕，竟然與少廷一起關在警總軍法處看守所，而且判刑五年。黃種人是福建惠安人，「惠安案」是「潛匪案系列」的大宗，而潛匪案系列又是白色恐怖冤案的大宗。這個白恐實在複雜。 後來，陳少廷獲得美國大學入學許可，申請出國留學，被出入境管理局核定「免議」；換成白話，就是「免談」。既然無法出國，就向台大申請當助教，因校長錢思亮力保得以通過。然而只教了一個學期，1963年2月，第二學期即將開學之際，少廷又被捕了。這是他第三場政治災難，第二次入獄，那年他31歲。 這次被捕，原因難考。根據警方資料：1963年2月6日，警總三名特務會同警員，前往台北市長安西路中華書局管理處逮捕陳少廷。少廷被帶往警總保安處刑求偵訊。偵訊重點是追問他公開為殷海光（台大哲學系教授）辯護的動機。殷海光雖然1967年才被台大「不續聘」，但之前已遭多年刁難和圍剿。少廷應是為文聲援，而被特務點油做記號。 這次偵訊，特務威脅利誘，要少廷「咬」殷海光。所謂咬，是栽誣對方，把對方沒做的事（例如陰謀叛亂）硬說有做；或是栽誣自己，承認自己是匪諜，再透過「知匪不報」罪的羅織，讓對方（自己的關係人）受害。後者常用，如利用郭廷亮咬孫立人、任方旭咬任顯群、劉子英咬雷震、吳泰安咬余登發等。警總要陳少廷咬殷海光，則是屬於前者。 警總特務並不知道，他眼前這個讀書人，不是可以被收買、被嚇驚的。陳少廷受過國民黨迫害，見過大風大浪，因此寧受刑求，也不願咬殷海光。特務計不得逞，最後威脅他：放棄台大教職，否則繼續坐牢。少廷懸念妻小，忍痛答應才得以出獄。這次坐牢共23天。 出獄後的陳少廷，不能出國，不能教書，只好回到台南（1962年妻小搬到台南），每天讀書、做學術研究、寫學術文章，收入微薄不足以養家。瓊琚毅然挑起家計：她在房子上面搭鐵皮屋，出租給學生；讓學生搭伙，收一點伙食費；每天煮大鍋菜，家人和學生的伙食一起解決。此外，每天利用買菜空檔，到股票行賺點漲跌差價，又兼做一些女紅，如此熬過經濟拮据的日子。這時，距離少廷在學術界開始揚名的1968年、出任《大學雜誌》社長的1971年，還有好幾年的低潮歲月。 而林瓊琚的學業，當初為了陪伴陳少廷而中斷；此後二十年，又備嚐生活的艱苦酸辛，無暇修學。一直到1971年，台南女中辦理唯一一屆空中高中補校，她才有機會就近註冊，和長子陳志正一起唸高中。1974年終於拿到高中畢業證書，當時她已經42歲。 這就是陳少廷與林瓊琚的愛情故事。他們在那個驚險的年代共赴患難，沒有海枯石爛的誓言，卻有千錘百鍊的考驗。他們的愛，更突顯白色恐怖的惡，愛淚交織，化成台灣庶民史的美麗與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