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原因，有從戰後國民政府接收的劣政為直接導火線，也有探討長期台灣、中國分隔半世紀的發展落差，乃是事件的宿命結構因素，這些都比較著重在顯而易見的層面，其中亦注意到公衛與疾病在重大歷史事件中的作用。《傳染病與二二八》一書敘述戰後一、二年間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缺失，導致公共衛生與防疫機制的失能，造成四千多人因傳染病死亡，引起民心高度恐慌，成為社會動盪的潛在因子。書中由世界傳染病史的層面再導入對台灣社會的考察，以清晰易懂的書寫方式，敘說二二八的「前史」，有助於從多面向的視角來了解二二八事件。《傳染病與二二八》作者賴進祥出身法政背景，經歷建設、環保、衛生、健保等行政職務，他雖非經歷史系所訓練，但關注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尤其就公衛與疾病的角度進行探究，進而將研修報告改寫為專書。醫學史的研究，讓吾人知曉歷史的轉捩點常常是看不見的細菌所決定，作者探討戰後台、中相逢後的疾病疫情，也提醒當今台灣、中國間物流、人流日趨頻繁的隱憂。二○一五年是終戰七十年，此時間點再檢視反省戰後台灣的歷史現象，本書也具有時代之意義與價值。（作者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台灣以海島地形地緣之特性，歷史發展一直與航海活動有密切關聯，台灣島上的住民是數千年來不斷渡海而來所構成，海洋史實為台灣史研究領域的重要一環。其中，海難史不但是海洋史的重要課題之一，更是台灣人的移民、殖民和戰爭記憶的一部分。高千穗丸沈沒油畫台灣歷史上，也有數起不遜於鐵達尼號海難，與台灣的時代變遷命運相繫的重大海難事件，卻因政治局勢變化及時代氛圍的限制，而隱沒於歷史及當事者記憶之中。近日上映的電影《太平輪》，是中國國共內戰末期1949年，一艘載運大批人民逃離中國，準備前往台灣的船隻，卻因撞船不幸沉沒的事件。這固然是台灣海難史、移民史、政治史等層面不可不書的一段，但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曾有許多台日航線上的商船遭到美軍擊沉，造成許多台灣人的死難，包括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搭乘的大洋丸在1942年遭難，及1943年3月19日，台日航線的豪華客輪高千穗丸由神戶開往基隆途中，遭到美軍潛水艇Kingfish發射3發魚雷擊中而沈船的事件，也應是我們不可或忘的。航行基隆―神戶的高千穗丸1895年日人治台，開啟往返日本、台灣航運的契機。在日本政府有計畫地推動台灣的發展下，以米、茶、糖、樟腦、香蕉等的輸出，強化與日本本土的經貿聯結，另外也以台灣作為據點，推動了台灣與華南、華北、南洋的海外交通。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國內因擴充軍備之需而大幅發展重工業，帶動造船、武器製造、汽車製造、機械工業等均有顯著的成果，對於海運的影響，除戰時購入輪船噸數大增外，國內造船業者已有自信與能力建造大型船艦。隨著日本廣布全球的航線開闢制度化，船隻更新且噸數增大等條件，使得台灣與日本以至世界各地的航運貿易日益發達，台人前往日本留學及經商人數益增，林獻堂則在1927年5月至1928年11月完成環遊世界之旅。日本造艦能力技術日新月異，到昭和年間又有新的飛躍，高千穗丸即是日本自豪的國造輪船之一，屬於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所有，接替扶桑丸作為基隆神戶航線用船，由長崎三菱造船所打造，是台日航線中第一艘日本國造船隻。總噸數8,100噸，長473呎，時速18節，載貨容積5,100噸，號稱為集造船技術之粹，具有完備設施及救命設備的華麗海上浮城。客艙設備可容納一等35人，二等甲74人，二等乙60人，三等575人。1933年10月5日在長崎舉行下水儀式，1934年2月10日由長崎首航，13日抵達基隆港。之後，同樣用於台日航線的新船，1937年4月近海郵船株式會社的船隻富士丸（9,138噸），及同年5月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的新船高砂丸（9,250噸），也都以基隆為目的地風光首航。然而，高千穗丸與富士丸都在太平洋戰爭中遭美軍擊沉。1933年完成的高千穗丸，由和辻春樹博士設計。 嘗試「無梁矢結構的構造」（梁柱簡化）為一大特色。高千穗丸遭擊沉沒1941年12月1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拉開了美日海軍鋼鐵巨艦在太平洋上歷時3年9個月的廝殺序幕，戰火波及許多日本商船成為美軍攻擊目標，致使台人所遭遇的海難傷亡事件迥異於以往之型態和規模。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加入戰局，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美國為防止日軍將物資運回日本，在西太平洋、南中國海實施潛艇封鎖作戰，並聯合中國空軍在台灣海峽轟炸日船。從1942年起陸續傳出船隻遭擊的事件。1942年5月8日，日本郵船會社的大洋丸，載著許多為開發南洋而特別挑選出來的專業技術人員，從廣島航向馬尼拉途中，遭美軍潛艦炸沉於長崎海上，1,360名乘員中，有817人罹難，其中包括建設嘉南大圳的八田與一在內。大洋丸遭美軍擊沉的消息遭到封口令，在當時及戰後都未確實調查，直到1980年代左右才由倖存者揭發。高千穗丸在1943年3月19日，由神戶開往基隆途中，遭到美軍潛水艇Kingfish發射3發魚雷擊中，在15分鐘內即完全沉沒，1,089名乘員中，有245人獲救，844名喪生。擊沉高千穗丸的美國海軍潛艇Kingfish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這是台日航線商船第一次被擊沉的噩耗。船難消息並非於第一時間即被掌握，是基隆方面在高千穗丸入港時間已遲了兩天，卻沒有任何無線電通知之後，才輾轉由基隆憲兵隊命令海軍警備艇前往搜索高千穗丸，在八斗仔海岸發現殘破的高千穗丸所屬的小船破片及部分倖存者。日本政府的態度及事件引發的效應當時在東京習醫，搭乘高千穗丸返台度假遭難生還的郭維租回憶，他與其他一百多人在嚴重超載的救生艇上奮力划槳兩天兩夜後，終於由漁船救起，在基隆上岸當時，警察看到他們竟斥責：「年輕人不知現在國家處境怎樣，還通霄作樂醉成這樣」，他們回答說他們是船被擊沉，剛獲救回來的，警察卻說他們胡說，有帝國海軍在，船怎麼可能被擊沉。日本當局則企圖封鎖此一重大船難事件的消息。獲救的倖存者被帶到警局和有關單位聯絡後，就被安置在基隆顏家的大宅邸約一週的時間，完全封鎖對外的聯絡，直到後來海難的消息漸漸傳開，無法全面封鎖，才放大家各自返家。而當局仍對生還者下了禁口令。服務於《興南新聞》東京支局，當時搭乘高千穗丸返台探親遭難倖存的林祖煥回憶，當時日本當局發給生還者一篇不超過150字的船難日文報導，囑咐逢人不得講述超過此新聞的範圍。不僅如此，林祖煥返回苗栗家鄉時特務常來造訪，後來經人提點，將船難的慰問金加上自掏腰包共計50圓作為國防獻金，才不見特務的影子。高千穗丸遭難的消息在3月25日才發布於《台灣日日新報》上。隨附這則新聞的是交通局總長藉高千穗丸的遭難呼籲：「一遠離陸地就是無情的戰場，儘量避免不必要、不須急著出發的旅行，尤其婦女及孩童最好不要遠行。」慰靈祭在船難事件後一個月的4月19日在基隆舉行，政府當局則藉一系列新聞操作，激發人民對英美盟軍的同仇敵愾氣氛，如「敵方的這種卑劣行徑，不僅未能造成我一億國民戰意的喪失，對於絕對要戰勝鬼畜英美敵人，非加以擊垮誓不休的決意燃熾得更加旺盛。」此類的文字，連日在《台灣日日新報》上以顯著的位置與標題呈現。此外，也特別報導倖存者及遺族化悲憤為力量的具體行動，如倖存者之中有志願申請第二次陸軍特別志願兵的造橋庄人謝開麟，他在東洋大學畢業前放棄學業，毅然從軍，搭乘高千穗丸回台途中遭遇海難行而生還，「為對敵軍討伐報仇，申請陸軍特別飛行操縱見習士官訓練，獲得合格的光榮之日，決意必定要讓敵潛吃夠炸彈，以安慰高千穗丸遭難的多數聖靈。」而遭難者太平町茶商曾仁超遺留下的四個兒子之中，長子曾文謙加入當時正在募集中的海軍志願兵，二子曾文顯則加入陸軍幼年學校，「克制其因高千穗丸遭難喪失敬愛嚴父的悲傷，兄長向海，小弟向陸，連手並轡，堅固其復仇的誓言，邁進擊滅該憎恨有加的英美陣營。」高千穗丸船難事件中，喪失許多優秀人才，例如當時擔任台北帝國大學副教授的東嘉生即死於此次船難中，他逝世後友人將他的遺稿集合成冊，書名為《台灣經濟史概說》，可說是當時最完整的台灣經濟史著作。英年早逝的藝術家黃清埕亦為具代表性的人物。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林修澈的祖父林錫源，日治時期創辦竹南第一家製冰公司，及丸台運輸公司、林錫源商事公司，亦死於高千穗船難之中。高千穗丸船上多是台灣商人、留學生、前往台灣赴任的日本警察和公務員等，軍人和船員都被奉祀在靖國神社，殉難的警察得到正式褒賞，但民間乘客卻因沒有名冊，至今無法完全查明。   從高千穗丸被美軍擊沈之後，日本船隻在海上航行的方式常常是不停地變換航道，作S型前進，甚至從台灣出港後，先開往福州馬尾，然後沿著中國沿海再向東折向日本。但是即使是這樣的躲避，台日航線上的客輪仍先後遇襲。1943年9月13日大和丸遭擊沉，所幸船上1,092名乘員僅有18人行蹤不明；1943年12月28日富士丸遭擊沉，死亡人數超過50人。隨著戰事推展，海上補給區域亦相對擴大，對應此情勢，軍方除徵用民間船舶，同時建造大量船隻作為運輸工具，運輸船隊日趨龐大，防範船隊不受襲擊的海上護衛措施變得至關重要。然而縱使有海上護衛計畫，護衛系統卻嚴重不足。為海軍徵用的商船改裝成特設巡洋艦的護國丸，1944年11月7日，運送台灣第一批海軍志願兵由基隆航向廣島途中，在九州外海遭美軍潛艇攻擊而沉沒，300名台灣海軍志願兵還未出征，已先折損212人，包括其他成員，罹難人數共計324人。護國丸除了以「之」字型的方式由台灣往日本前進，還有護衛艦保護安全，最後仍遭美軍擊沉，亦可瞭解整體戰爭的局勢對日本愈趨不利。未受重視的歷史高千穗丸海難發生於日本統治台灣末期的太平洋戰爭尾聲，太平輪事件則發生在中國內戰大撤退環境下兵荒馬亂之際，船難事實在當時都遭到統治當局的掩蓋打壓。戰後國民黨政府實施以中國史為正統的歷史教育，亟欲抹滅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代的史實，而對於在國共內戰中失利而敗逃的歷史，更不能在以反攻復國為口號的時代中被提及，當事人與遺族更在禁忌年代中噤聲，隨著跨越世代造成記憶斷裂，因而使得兩個統治政權交替的前後幾年間，兩種不同類型的慘重海難交會在台灣的事實也形同沉眠海底，僅曾以極為片段的方式出現在小說作品中，偶然成為世代記憶連結的契機。高千穗丸事件在鍾肇政的小說《插天山之歌》被提及：男主角陸志驤設定於1943年12月搭乘富士丸返台，富士丸卻在1943年12月28日遭擊沉，「成為繼高千穗丸之後，再度被美軍魚雷擊沉的日台航線船隻」，其漂流海上多日後，被漁夫發現救回富貴角。1990年代，隨著政治解嚴，台灣史研究漸受重視，高千穗丸事件開始浮出水面，《中國時報》在1996年4至5月間，以一系列的報導、刊載倖存者的回憶、舉辦座談會，對這起船難進行部分真相還原及省思。2005年，以喪生於高千穗丸海難中的日治時期台灣藝術家黃清埕的藝術人生為主軸的電影《南方紀事之浮世光影》上映，曾短暫引起共鳴與討論。影像的渲染力與影響力，比文字論述更適合做歷史現象的真實再現，在《太平輪》上映之際，希望大家除了太平輪之外，也能更加瞭解高千穗丸在日治台灣所代表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