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風暴》（Lives of Others）是一部發行於二○○六年的德國電影，並在二○○七年榮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這部電影講述了二十世紀六○到八○年代生活在東德祕密警察陰影下的藝術家和知識份子的故事。電影有演到如何利用造假的外國人護照逃亡，相當有意思。 《逃亡》和《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書中都提到當年想法的源頭。當然，東西柏林只有一牆之隔，聯絡也許比較簡單，但危險程度並不會差太多。 我看到《竊聽風暴》這部片時，已經是舊片了，但我還是被深深感動。 電影的結局陳明了一個尖銳的對比，亦即德國和中國文化在處理過去事件的對比，特別是執政者的惡行。我想這可能是為什麼德國能在戰後快速重建登上高峰，而台灣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反而陷入深淵的原因之一。 電影中，東德祕密警察的專業態度，和那些國民黨的暴徒流氓豬是很難堪的對比，堪比父母在一九四五年目睹戰敗離開的日本帝國軍隊和從中國來的乞丐士兵的對照。 反過來看，如果這些國民黨的暴徒流氓有些專業的背景，我可能很久以前就神祕地消失在島上了。 這部電影引發我開始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我在島嶼成長、生活的黑暗日子中所看到的一些點點滴滴。 我以前就曾經有過類似念頭，但從來沒得到足夠的動機，當然開始會用電腦寫中文也有影響。有聽說有人在寫，但始終沒看到結果。我知道談那些日子會帶來不少痛苦，因此我很不願意或不敢去探測他人的經驗。 可悲的是，我的家人在過去幾年裡失去不少集體記憶。老一代的一個一個凋零，對以前的記憶更是快速消失。其他長輩的記憶也在退化。 我離開後一直想忘掉過去，一切重新開始，可以避開以前的人事就避不面對，也很少去提起那些日子，所以也不能怪老人不想去回憶不愉快或可怕的往事。 二○○九年八月我回台探望中風的父親，短短數天之中，土石流埋沒了幾個村莊。如果他能感知到這一個土石流的悲劇，也許會有很大的痛苦。 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疏散到那個區域以躲避美國轟炸機，更早前他喜歡回憶住宿在三蘭村的日子和那裡的人，但對比較後來一些不愉快的事都說忘記了，也有時會說不想去想過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我自己比別人先跑，也比別人跑得遠，沒資格去要別人記憶痛苦的往事。 集體的記憶消失得很多很快，而且速度越來越快，生病或死亡，一大塊一大塊就不見了。 歷史可能不會重演，但若不學習歷史將遭受同樣的苦難。顯然，海島是滑回黑暗的日子，因為國民黨的執政（馬英九執政時期）正走回頭路，民進黨也只會說些好聽的話但拿不出結果，或許是無能或許是無心，或許是政客的本性。中國從來沒有猶豫攻擊日本過去的罪孽，但從來不肯透露他們對人民的任何惡行。 執政者把任何證據掃入地毯下，以掩蓋其犯罪危害人民的歷史。 § 祖父母都在日本時代接受西方教會教育，父親小時候讀過一點漢文，背過《三字經》（台文），戰後父親在台大醫學院短暫就讀。外祖父在日本公學校唸兩年畢業，外祖母沒受過正式教育，母親戰後在高雄女中讀了三年，接受最多的中國教育。 中文是壓迫者強迫灌入我喉嚨的語言，雖然我可以說中國話，讓人認為我是第一或第二代來自中國的移民，但寫中文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問題。 初中和高中的中文教師嘲笑我缺乏應有的中國家庭教學，戰和仗分不清，被罵了多次。父母親的中文跟我差不多。 雖然先天不足，建中和台大也都考取。大一中文教師鼓勵我投稿，他居然說我有點才氣，他應該不知道我是思想有問題的黑五類，但他也不客氣地指出，我的字寫得實在夠差。 英語是我工作生活的語言。我能說差強人意、簡單的日常台灣話，我父母的母語。我的父親給了我一本台灣翻譯的、被稱為「紅皮聖經」的《新約》，聽說出版後不久即被執政者禁印和銷毀，但可惜我看不懂。我通常用英文起稿，用谷歌翻譯成中文後再修改。 中文已經忘了很多，手寫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多年前第一次用台灣護照入境，護照身分證號碼不對無法驗證，海關要我寫出自己的身分歷程才讓我過關入境，過程中多次詢問辦事員字的寫法，辦事員不但取笑我，也懷疑我在台灣讀過書，更別說大學。 § 二○○九年我收到了一本明敏叔簽名的《逃亡》。這是我已經期待很長一段時間的書，從一九七八年感恩節就開始期待，那時更沒想到會在台灣出版。 當年是我讓父親被叫進初中校長辦公室，被校長貼上「思想有問題」的標籤。沒有想到明敏叔會記住四十多年前的事，並公開寫出來。一九七六年我大學畢業去當兵之前父親曾經提過一次，前後都沒人提過。 《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則是完全沒預料到的書，有一天突然看到書評，馬上去訂購。作者名字很熟但我沒見過，父母和祖母都見過他。一個外國人為正義付出很多，其他還有多位默默在背後貢獻。回台灣時，母親有一本作者送的中文版，讀了一次。 《逃亡》和《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是當事人看到的一面，而我則是在陰影下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一點。這兩本書是一個階段的終點，但也是另一些故事的開始。逃亡發生之前，家屬親人有一些不方便，但當局有特定箭靶，其他人只偶爾會受到當局關懷。 事情發生後，當事人在境外，家屬就遭殃了，變成箭靶或是報復對象，時間從明敏叔逃亡到他回台，是一段很長的日子，比較正確的說法是我離開之前的日子。 我很幸運能在一九七八年離台，讓我嘗試自由的生活，算是一大解脫，至少沒有立即的威脅。父母除了短期出國，仍繼續在台灣生活，台灣是他們的家。 § 我的命運讓我成長在特別的時間和地方，有和別人不一樣的機會。相對來說，我的生活雖有些不便，但比起真正受害者的生活，卻不值得一提。 我已一點一點記錄這些經歷好幾年，卻沒敢發表，一方面是不想讓長輩再回到過去，另一方面是沒有完整的記憶，和家人談話後修正過多次，有些記憶不同。 明敏叔還在的時候也不敢發表，因為不想讓他想起往事。我不知道他聽過多少，沒必要讓他多操煩，畢竟他也是有歲數的長輩。 § 雖然背景有些不一樣，但我們不是唯一受到當局關心的家庭。不過奇怪的是，多年來竟沒人出來描述過去被關心的生活。「二二八」、「白色恐怖」當事人有不少紀錄，有文章，有出書，也有影片；當事人關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理由，期滿出來日子不好過也有報告。 但家人親屬的生活卻沒人去調查或報告，尤其是那些更無辜的受害人，一家少了一根支柱，一般經濟環境已經不好，加上當權不同單位的有形或無形的壓力，後代在那種環境如何成長。 除了管區警察特別關心，職業遇到政府不必要的關心之外，幾乎沒人報告其他困難。我只能算是外圍旁觀的人，隔壁在火燒，我家也許有危險但還沒起火，不能真正瞭解他們的苦難。後來的政府有對當年的政治犯道歉，但對他們的妻子卻連提都沒提。 *彭昤 本書作者 彭明敏教授姪子 #取自書中引言 【他們眼中的彭明敏 雙書分享會】 時間：2023/9/16 (六)下午2:30 地點：台灣國際會館（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25號15樓）   《我的阿叔彭明敏是通緝犯》 作者彭昤，是彭教授二哥彭明輝的兒子，因為從小與彭教授親近，這本由他所撰寫的《我的阿叔彭明敏是通緝犯》，有很多與彭教授在溫州街的回憶，以及身為當局監控者的家人，不為人知的辛苦與困擾。 《對抗蔣介石的台灣人彭明敏》(中譯版) 作者近藤伸二，是日本每日新聞社記者，擁有記者敏銳的觀察力與寫作力，經過三年的近身採訪與挖掘，《對抗蔣介石的台灣人彭明敏》一書中有許多過去出版品所未曾透露的細節、思考與心理轉折。   出版:玉山社  電話: (02)2775-3736 報名表單：https://reurl.cc/ZW6NNg  

我的父親（彭明輝，1920-2010）是彭教授的二哥，我叫彭教授阿叔或三叔。 他們兄弟很相好，終戰後兩人都進台大。阿叔在日本讀公立大學不必考試就可以進台大。家父讀私立的慶應大學醫科，有學識沒常識的杜聰明院長堅持需要通過考試才能入學，後來跟祖父說，家父的水準比公立大學轉來的高很多。日本國有公立醫學院或醫專畢業生只能在滿州國開業〈限地醫〉，日本台灣都不許開業，終戰後沒人反對只能在滿州國開業的醫生回台，當然還是比中國衛生兵改行的有水準。 家父長期住在台大醫院時，阿叔最常去探訪，也有最多的記憶。出社會後一起在台北租屋，最先是台南劉家六條通，中山北路自己的房子租借給東海大學籌備辦公室後，搬到松江路，最後才到溫州街十八巷四號。 阿叔成長和他的兄姊不大一樣，其他三人，除了阿姑(彭淑媛)在大甲讀過一年公學校外，都很早就離家去台北讀小學校，分別考上北一女、台北高等學校、台北一中…，然後去日本大學預科考大學。阿叔有說，每年夏天過完，兄姊離家去日本，祖母會哭三天，阿叔說，他不喜歡那時家裡的氣氛。 阿叔跟祖父母從大甲去日本再到高雄，讀高雄中學。四歲時跟祖父母去過中國大陸上海、南京但只記得很冷。高中、大學去日本。三兄弟只有他拒絕讀醫學院，其實兩個哥哥對當醫生也沒太大的興趣。 阿叔比我父親先結婚，父母在他去加拿大前不久才辦結婚，婚禮後即回台北幫忙他出國，原本計畫要在高雄多住幾天的計畫就泡湯了。 我出生時沒頭髮，阿叔跟家父說我頭光光的像香瓜很古椎。小時候有時會開玩笑叫我香瓜，去溫州街三嬸會笑著說：「香瓜來了」。我出生時住在松江路， 不知道何時搬到溫州街阿叔的台大教授宿舍 ，松江路的日子完全沒印象，有記憶是從溫州街開始。數月後我們搬到溫州街另一邊，新生南路三段十巷 ，大人走幾步就到， 那時巷子還沒有鋪柏油也沒有路燈，曾有教授晚間騎車跌倒受傷。住溫州街到新生南路時，父親有一台重型摩托車出入，下雨天泥巴石頭路摔了很多次。後來摩托車借給朋友撞毀，經過阿叔在台大員工福利社買了一台五順牌腳踏車。 十八巷口違章小店有賣黑松沙士，叔父會買給我們小孩喝，直到現在還是覺得黑松沙士最有味。十六巷口也有違章沒開店。很少房子前門開在溫州街，一邊巷子是新生南路，地址另一邊是溫州街門牌。早期門牌沒統一規格。巷口小店後來變成監視的據點。 星期日他常帶小孩去台大校園福利社，喝農學院自製的鮮奶，橘子汁，吃花生冰棒、餅乾冰淇淋三明治，比當時外面商品好吃衛生可靠，台北還沒義美鮮奶。也有時牽狗去羅斯福路獸醫，回程去台大，羅斯福路、溫州街還有很多稻田菜園，新生南路還有軍校營區。也曾帶我們小孩去在新生南路龍安國小對面老爺飯店吃高檔的冰淇淋，從桶子挖起來放在高腳杯子那種。和平東路有一兩家賣冰棒的反而很少去。阿叔小時候住家離大甲鎮瀾宮不遠，但有不少路邊攤販賣的東西不准吃，果糖小番茄是其中一項。 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想法，阿叔找人來後院挖水池想要養牛蛙。不過發現牛蛙叫聲很大怕鄰居會反對，水池太深也怕危險，結果只挖了一個荷花池。有一天我們小孩在荷花池從一邊跳到另一邊，堂妹太小沒跳過，跌倒掉入水池，還好沒出事。 印象很深的是，他從日本帶包裝精美又大又甜的葡萄回來，小時候只知道他是台大教授，完全不知道他是聯合國代表的顧問或其他職位。去溫州街常常都有客人在客廳，小孩在房間玩，從來不管客人是誰。 1959年我們搬到劉慶瑞郭婉容在紹興南街的宿舍和四伯彭明聰後門對面， 那一年比較少來往，只有跟大人去仁愛路、上海路(現在變林森南路)公車15號或杭州南路口O南，我還在幼稚園自己不會去。 1960年我們搬到金華街走路十多分鐘，又開始來往。當選第一屆傑出十大青年是那時候的大事，但也是報派才知道。暑假白天在後面走廊玩「大富翁」，星期五晚會去他家看電視「勇士們」， 他會買牛肉麵、扁食、臭豆腐給我們吃。他的兄姐家都不准吃臭豆腐，阿叔買的沒人會說話，伯母或老母買都會被說不衛生，祖母其實多年很想試吃但不敢。他不喜歡麻辣口味水煮的臭豆腐，很多年沒吃古早味的臭豆腐。反而有一樣台灣味，阿叔不敢吃，就是鱔魚麵。他小時候去鳳山看他的祖父，家裡都會有準備鱔魚麵招待客人，滑滑的鱔魚感覺不好。 我沒看過他的左手臂，如果是穿短袖衣服，左邊也都會披一件衣服。沒看過他如何打領帶。有一個小提琴天才兒童跟他的祖父在美國約阿叔去牛排館用餐，他的印象是這個人很奇怪，單手切牛排，回旅館後，他的祖父才說明原因。 小學有時讀下午班，搭O南會遇到阿叔回家他都西裝畢挺，公車還是兩排木板椅子的時代，新生南路還分兩邊，中間是大水溝。 1964年阿叔被捕後，三嬸來家裡打電話去祖母家。阿叔被捕後，祖母常來台北。那時我國小比較不知道事件嚴重和細節，大人都講日本話。林水泉議員那時開始來家裡。 探監好像只限見一、二等親，祖母會煎土魠魚、煮烏魚米粉去看他。回台灣後，有一次來家裡吃烏魚米粉，他很高興因為很久沒吃到那種記憶中的味道。 阿叔出獄後會來金華街。 先前中山北路蓋房子，阿叔有時會去工地看進度。他請早年台大派來幫忙整理庭院的胡先生晚上去看守建材，結果胡先生一晚追小偷把鞋跑壞，阿叔還買新鞋賠償。樓房出租當旅舍，那時越戰美軍會來台渡假，旅舍安排美國大兵吃喝玩樂一星期，錢花光後沒錢付旅舍就安排他們去美軍福利社買東西做黑市生意。過年都會有洋菸、洋酒，阿叔偶爾喝酒但不抽菸，洋菸黑市價錢不差但他都留給家父，伯父只抽「新樂園」，其他牌不夠味。越南美軍不來台灣休假生意就不好了。 他旅行時行李很少，一件風衣，一邊放牙刷，另一邊放英文雜誌，不容易知道他要遠行或外宿，通常是搭夜車去高雄。我們笑他是牙刷主義。英文雜誌Time、Newsweek是在西門町或北門的舊書店買，台北兄弟看完郵寄去高雄伯父看完才賣廢紙，即使被禁，舊書店也買的到，而且不一定是亞洲地方版。牙刷主義是笑當年一些在國外置産的人，隨時都可以只有牙刷逃離台灣，如果共匪攻打過海峽。 1969年暑假到高一早上七點上學前常常看見他在客廳看報紙，偶爾晚上會回來用打字機寫信，只用一隻手指快又準，沒看過修正。1970年1月就沒再看到他。有一天早上，阿嬸收到瑞典傳來的電報來家裡打電話給在高雄的祖母，念電報給祖母聽。知道他已經平安在自由世界。 1972 年一個美國女士來台灣，讓我們知道《自由的滋味》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版。1973年我們從不同的管道收到《自由的滋味》。 1978年感恩節是他逃亡後第一次見到他，他鼓勵我去看美國人的生活，讀書是次要的事情。他說將來會把他逃亡的經過出書交代清楚，等了三十多年，《逃亡》2009年終於出版了，一出版就寄給我。我沒想到他會在書中會提到，我初中時父親被校長找去教訓，談我思想有問題的事件。 我在密西根讀書期間見過他兩次，一次是他自己去，另一次則是帶他兒子旼去。隔年旼去明尼蘇達當住院醫師。我住在巴爾的摩(Baltimore, MD)時，他常住在華盛頓附近，FAPA期間，去見過他一兩次，帶父母一起去。旼在芝加哥結婚，祖母過世在紐約辦追思禮拜都有見到他。他們姊弟四人在芝加哥團聚時我公務旅行沒去。   我搬去長島，他去皇后區時會約我見面，他一個長期支持者廖國仲先生在法拉盛，很年輕就過世，《逃亡》有提到他。   我遷徙到南加州時，他已經搬去奧瑞岡，有時會去洛杉磯都會找我見面吃飯。有一次叫菜時，我問他：「要不要青菜？」，他說：「青菜回家自己做就好了」。後來外傭抱怨，依照阿叔的要求，青菜都洗到快爛掉了。1992年他終於可以合法回台灣，他邀我去參加在環球影城希爾頓的回航餐會，沒有預料到有那麼多人參加。其實有些擔心他回台灣的安全。1994年父親開刀我第一次返台探親，也是阿叔回台灣後，我第一次見到阿叔。 我搬到矽谷，他也找過我兩三次。堂兄姊中他找我見面次數最多。我妹妹笑說，她和阿叔吃飯大多是跟我去的。 阿姑的長孫（電影製作 Dan Lin）結婚是家族在美國見面的機會，阿姑已經開始退化。有一晚我們去吃飯，遇到一個遠房姻親，他和阿叔寒暄，我在不同的場合見過他多次，知道他是誰，以為阿叔也知道他是誰，離開後阿叔問我：「剛才那個人士是誰？」。 忘了哪一年阿叔搬去西岸， 堪薩斯的托皮卡（Topeka, KS）是他在美國多年的住址，搬家前不久父母去過，從他家拿了一張牛皮。數年前我和父母、阿姑、堂姊去去奧瑞岡林肯市( Lincon City）看他，老房子是以前市長公館，他一個人獨臂房屋院子整理讓我感到不好意思，連小公寓都沒整理。剛住奧瑞岡有養牛，不知道冬天一大早要起來準備飼料，沒多久就放棄了。他開車帶我們去海邊去山上（Mt. Hood），旅館有兩隻很大的聖伯納狗，每個人都很高興。 他當總統府資政期間，有人找我用他的關係搞生意，由政府投資撈油水，知道他的想法，提都不敢提。現在有一點後悔沒去總統府拜訪拍照留念。我拿一本《自由的滋味》請他蓋官印，他認為不妥只蓋總統府紀念橡皮印。那段時期見他的機會變少，他公務或應酬很忙，每天都有應酬，有時我去台灣他出國。 父親中風後，我比較常去台灣探訪，見到離開公職阿叔次數也相當多，有時在醫院，有時在家裡，話題也不一樣了，一些家族的八卦只剩下他的記憶。他有去台中一間私立大專幫伯父的兒子送禮拜託，他說「很丟台大教授的面子」。 父親過世時，阿叔改變在美國的行程提早回台灣，我們請他在告別式中講幾句，起初不答應，想了多天才答應。他說的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家父為兒女改變不少他的生活方式。 父親的告別式有屏東中會來表示謝意，60年代有祖父和友人放在父親名下的土地獻給屏東中會，屏東市發展後土地給中會很多機會。有一天阿叔來家裡吃飯，問起事情的前後，我們解釋給他聽，當時《教會公報》的報導也拿給他看。當時他有太多頭痛的事，沒注意到家裡和教會的事。東元電機林氏後代曾問阿叔獻地的事，他完全不知情，了解後影印《教會公報》給她參考。 祖母在的時候在高雄大寮鹽光教會公墓買了兩份墓地要給父母，父母決定火葬只須用一塊。我們問阿叔是否要保留另一塊給他，他說將來要樹葬，不用為他保留。家族決定把曾祖父母的墓遷移到教會公墓，有人照料。曾祖父的老墓地有比人高的芒草和多到可怕的跳蚤，平常無法靠近，清明前有人會去放火燒才能靠近。曾祖母（林氏）的墓本來在屏東市，都市計畫被迫安置在貨櫃倉庫很多年，等待政府規劃新公墓。四伯父（彭明聰，二伯公子）還在，阿叔本來要和四伯父對半分擔費用，我們建議用處理祖父屏東土地剩餘支出阿叔的部分，他沒反對。麗雙姑（姑婆女兒，姓莊）安排遷墓順利完成。2015年12月他去高雄大寮探墓，回來後希望要在鹽光和家人埋在一起，鹽埕教會同意讓他購買墓地。 有一次去大寮掃墓，在車站和助理商量要如何跟計程車講價，司機前來一句「彭教授你好，今天要去哪裡？」，講價的機會都沒了。 屏東有一些「三七五減租」後祖父留下的土地。祖父有交代土地如果處分後要如何處理，伯父名下都被徵收了。父親過世後，阿叔和我們商量，他還在的時候處理比較簡單，下一代比較不好處理，我們非常同意就把土地賣了。有一個佃農已經欠不少地租，聽到土地要處分，地租馬上繳清，佃農分到比地主多。 2012年父親的藏書捐給長榮大學圖書館，大學同時辦了一場與彭明敏座談會，先前沒有講清楚，阿叔有些意外突然要他演講，臨時改成討論會。 幾次去關渡楓丹白露看他，房子整理和美國住家一樣讓人印象深刻，他的住宅從沒見過中國字畫。閒聊中阿叔不停請幫傭拿東西出來請我們吃，偶爾會自己去冰箱尋寶找東西來會客，很難想像他知道冰箱有好吃的東西。 從有記憶六十年多，去看阿叔或他約我見面都是很開心的事情，有趣的談話和好吃的東西，從來沒有找理由回拒，有人提議就去，從溫州街到美國到關渡。阿叔鼓勵我出去看新世界，不要抱著毫無意義的舊思想。阿叔教我要照良知去走，也許阿叔讓我有比較不平凡的日子，也有不同的機遇去找尋自己的生活，阿叔也許不在旁邊但有相當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