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廿八日促轉會在台大舉辦「大法官與轉型正義—從9份解釋談起」研討會，邀集學者專家分析討論威權時期，大法官做出的幾則憲法解釋案，內容涉及軍事審判體制的形成與解嚴後的救濟、萬年國會的鞏固與終結。本次研討會的賣點在於，過往大眾只能看到最終的解釋結果，但經由本次司法院提供的內部檔案，我們可以看到釋憲文形成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則透露了大法官在進行憲法解釋時，如何受到當時政治情勢和社會氛圍的影響。 促轉會28日舉行「大法官與轉型正義-從9份解釋說起」座談會，民進黨立委范雲在開幕式致詞。（記者廖振輝攝）       台灣早期的威權統治有一個特色，即許多現今看來擴張國家權力的不合理作為，其實處處合「法」。將合「法」回推到源頭，便需要檢討大法官的憲法解釋，如何被統治者利用為合理化其威權統治的手段。因此，很難想像在台灣長達四十多年的威權統治期間，大法官共做出三百餘號解釋，但在國家檔案進行徵集廿年、《政治檔案條例》通過的現在，司法院竟然僅提供九件解釋案的紀錄給「促轉會及相關專家學者」閱覽，甚至將檔案中的人名遮蔽。然而，依據《政治檔案條例》，政治檔案中所載公務員、證人、檢舉人等人名或化名都應予以揭露。因此，從不成比例的檔案提供，到司法院對待這批檔案的作為，都可以看出司法院在推動機關轉型正義上發展牛步。 或許有人擔憂公開大法官的釋字檔案，會對大法官審理案件的評議秘密有所傷害，甚至會讓大法官未來在發言時有所顧忌，進而影響司法獨立。然而《政治檔案條例》已明確規定政治檔案的定義為一九四五至九二年間與動員戡亂體制、二二八事件、戒嚴體制相關，何以「過去」的檔案會影響「未來」的評議秘密和司法獨立性？ 從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釋字，到今年的通姦除罪化、不當黨產條例合憲的幾則解釋，我們可以看到大法官願意做出推動社會進步的解釋，給民眾的印象亦是開放、開明的。在轉型正義被視為台灣社會轉型必經之路的今日，請司法院拋棄本位思考，以開放、誠實的心態面對自身過去，勿將檔案的開放狹隘地定義為對個人的責任追究，而是與大眾一同檢視台灣的過去，畢竟那段朦朧的時代沒有人曾置身事外。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