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綜藝節目向來偏好「鹹、濕」的逗、捧梗，人們習以為常，甚至登上大雅之堂，也不以為意。偏偏「雞排妹」甘冒大不諱，挺身控訴某歌手性騷擾，此舉，彷彿亮出一面台灣綜藝舞台的照妖鏡，引出「豬哥」們紛紛自清或反擊，值此正反意見沸沸揚揚之際，正是時候好好檢視我們的「豬哥」情結，究竟發乎何情，伊於胡底？ 都怪「豬哥亮」嗎？已經作古的一位紅的發紫、紫的發黑的秀場主持人，正是以「豬哥」為名，專長「吃女星豆腐」為主軸的表演風格，在台灣秀場紅透半邊天。如果沒有票房支持，沒有女星配合，沒有媒體追捧，這類以「性騷擾」為主秀的表演，可以蔚為演藝界主流嗎？ 除了相聲，本土首開說、捧、逗笑風氣之先的喜劇演員是廖俊、澎澎二人組，以國、台、日及客語多聲帶的逗趣表演深植人心，廖俊、澎澎二人拆夥後，豬哥亮橫空出世，以其招牌鍋蓋頭髮型，和肆無忌憚的大吃女星豆腐，受觀眾歡迎，加上女星狀似無辜的嬌羞，引得觀眾哈哈大笑，很有娛樂效果，而後，高凌風、邢峰、吳宗憲、胡瓜、曾國城等後生晚輩幾乎延續這類肉麻當有趣的風格，影響了台灣秀場風氣數十年，或許這就是觀眾認為吃豆腐，沒什麼大不了的背景原因。 雞排妹不吃這套，是的，當年可以做，民國九十四年後就不行，打這一年起，政府公布「性騷擾防治法」，對性騷擾的定義是「……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此舉，對「豬哥亮」們「逐漸」生威脅，這些年來，憑真本事嶄露頭角，不再埋單男主持人們插科打諢的藝人陸續冒出頭，大牌主持人顯然覺得礙眼、綁手綁腳、不為所動，所以嚼舌「穿的露，又怕人家摸」的沙文主義邏輯仍時有所聞，所以，徐乃麟之流的三、四、五、六、七字經罵聲就不會是絕響，曾國城所謂「我的肚子比伊的胸大」遁辭被視為幽默，這場「性騷擾」的論戰，只要觀眾水準不提高，豬哥們仍然占得上風。 我對舞台表演涉獵乏善可陳，但單就「耍嘴皮子」這類的表演藝術，還是看過小品、相聲、二人轉或是脫口秀之流，印象所及，彼等觸及鹹、濕、調戲或毛手毛腳的表演行為甚為罕見，顯然台灣娛樂圈不應該以「觀眾喜歡」為藉口，通俗不代表低俗，流行也不是下流，豈能以調戲女性，看別人出糗做為表演的主秀。 藝術與娛樂不應該有階級之分，但幽默與下流萬萬不能一視同仁，期待雞排妹掀起的台灣me too風波，能給當前演藝人員帶來警惕，也讓台灣演藝界逐步走出「性騷擾慣例」，讓台灣觀眾有機會欣賞真正幽默又不失下流的演出。 （作者是養蜂農）

  課堂上，老師拿出點名簿：「黃肚皮？」連著幾聲，沒人應答，正要大發雷霆，忽然聽見有學生怯生生的說：「老師，我叫黃月坡啦」。 想像有這麼一道考題：「十月十日是下列何者的國慶日？（１）「中國」、（２）「中華民國」、（３）「中華民國台灣」、（４）「中華民國在台灣」、（５）「中華台北」、（６）以上皆是」。每一個答案，都有爭議，每一個都對，太誇張。 綽號可以關起門來彼此叫個痛快，名字則是用來識別個人與群體間的關係，如果這個小島的人們都不能有共識建立起「品牌」標誌，又怎麼推銷自己？可惜，大人們為了上述這幾個名字爭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這跟黃月坡和黃肚皮的荒謬如出一轍，左支右絀，左右為難，最後只能落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之名，委身在各國巷弄內辦外交。 究竟我是哪一國人？從老外給的簽證看來，真是五花八門，巴西簽證，國籍欄是「CHINES（A）」；美國簽證，國籍變為TWN；蘇聯乾脆寫上TPA；每次入境他國，就擔心R.O.C三個字母會被誤認為中國人而刁難；筆者申請巴西CPF證件時，強調國籍是中華民國，承辦人回答：「資料庫裡沒有這個選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中華民國一如清朝，已是歷史。對其他國家來說，就像替新創公司登記，給我一個名字，不能像「兩個中國」重複就好，沒有義務為國共兩黨的爭議解套；為了在夾縫中建立識別標誌，某前外交官曾經撰文投書，得意洋洋說：「台灣駐外單位，已經統一改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簡稱TECO）』，清楚明瞭，不致誤會」。原來，在外交官眼裡，中華民國能統一為「台北經文辦事處」這種喪權辱國的事，竟然也是說嘴的成績。 一九七○年代，基於爭奪聯合國代表權策略運用，外交部幕僚就曾提議改名為「台灣民主共和國」（見沈錡回憶錄第三冊），可惜在小蔣請示宋美齡時，被打了回票，於是，語焉不詳的「中華民國」彷彿是一名性別錯置的少男少女，三番兩次的向醫生哭訴渴望變性的心聲，長達七十年，所謂中華民國就以不中不台的「人妖」姿態現身在國際舞台，隨著國人對外自我介紹的機會越來越多，被誤解從何而來的現象，從官方到民間越來越普遍，自我品牌的建立，顯然已勢在必行，刻不容緩。 這是一個荒謬的年代，也是一個無奈的年代，特別是我的國家名稱，肚皮乎？月坡耶？ （作者是養蜂農）

課堂上，老師拿出點名簿：「黃肚皮？」連著幾聲，沒人應答，正要發作，忽然聽見有個怯生生的聲音說：「老師，我叫黃月坡啦。」 想像有這麼一道考題：十月十日是（1）「中國」、（2）「中華民國」、（3）「中華民國台灣」、（4）「中華民國在台灣」、（5）「中華台北」、（6）以上皆是的國慶日。每一個答案，都有爭議，每一個都對，太誇張！ 綽號可以關起門來彼此叫個痛快，名字則是用來識別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如果這個小島的人們都不能有共識建立「品牌」標誌，又怎麼推銷自己？但「大人們」為了上述這幾個名字吵得面紅耳赤，跟黃月坡和黃肚皮的荒謬如出一轍。 究竟我是哪一國人？從老外給的簽證看來，真是五花八門。巴西簽證，國籍欄是「CHINESE（A）」；美國簽證，國籍變為TWN；蘇聯乾脆寫上TPA。以前每次入境他國，筆者就擔心這REPUBLIC OF CHINA三個字會被誤認為中國人而遭刁難。筆者申請巴西CPF稅卡時，強調國籍是REPUBLIC OF CHINA，承辦人回答：「資料庫裡沒有這個選項！」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中華民國一如清朝，已經是歷史；對其他國家來說，就像替新創公司登記，給我一個名字，不能像「兩個中國」重複就好，沒有義務為國共兩黨的爭議解套。為了在夾縫中建立識別標誌，前外交官陸鏗曾經撰文投書，得意洋洋說：「台灣駐外單位，已經統一改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簡稱TECO），清楚明暸，不致誤會。」原來，在外交官眼裡，中華民國能統一成「台北經文辦事處」這種喪權辱國的事，竟然是可以拿來說嘴的成績。 一九七○年代，基於爭奪聯合國代表權策略運用，外交部幕僚就曾經提議改名為「台灣民主共和國」（見蔣介石的英文秘書《沈錡回憶錄》第三冊），可惜在小蔣請示宋美齡時被打了回票，於是，語焉不詳的「中華民國」彷彿是一名性別錯置的少男少女，三番兩次的向醫生哭訴渴望變性的心聲，長達七十年，所謂中華民國就以不中不台的「人妖」姿態現身國際舞台，隨著國人對外自我介紹的機會越來越多，被誤解「從何而來」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這是一個荒謬的年代，也是一個無奈的年代，特別是我的國家名稱，肚皮乎？月坡耶？ （作者為蜂農，新北市民）

傅崐萁夫婦兩人的爭議事件，遠至八○年代和古董張（世傑）的炒股作為（古董張回憶錄，168理財網，出版者： 張世傑2010/1/27 ），再到隱身榮亮公司幕後仲介賣地糾紛等等，洋洋灑灑（不是罄竹難書喔），自不待贅言。這樣的一個人，卻可以獲得花蓮人多數支持。難怪蕭美琴辦公室林俞君主任感慨：「花蓮啊，你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一句話驚醒身為花蓮人的我，想探究後山為何這麼莫測高深。 從近處看，傅崐萁批評蔡政府「年金改革」、「惹惱中共，陸客不來」的議題，獲得花蓮公教人員和觀光產業兩大經濟命脈人群共鳴，再次當選並不意外。旁人不解的是，傅氏夫妻的藍色政權（由國民黨而親民黨而無黨而國民黨加無黨）可以長期執政由何而來？ 花蓮落後非民進黨造成，而是藍綠政權長期漠視的結果，可謂「自古皆然」，但藍色政權始終一柱擎天，不因為抱怨後山落後而對政權的支持有所更迭，即使黃信介、蕭美琴等「外來政權」也只是點綴其間。換言之，「落後」是後山宿命，也是花蓮人的日常，因此致力建設花蓮不會是花蓮人的首選，甚至樂於享受因「後山」限制而受保護的自然觀光資源。由此推論，花蓮人要的其實是「柔軟衣物的接觸勝於提供食物來源」的依附感─精神病學家約翰．鮑比根據哈利．哈洛對恆河猴所作的實驗，發展出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實驗對象在持著奶瓶的鐵線人偶和沒有奶瓶的柔軟毛衣人偶間選擇親近後者。在花蓮的情境中，上述實驗的奶瓶食物等同於硬體建設，而生活在後山的我們，與恆河猴無異，需要的是無微不至的小便宜（比如印在農民曆上的照片與問候、印在敬老卡縣長的全家福），而不接受「亡國感」。   透過心理學分析，更驚訝發現花蓮人對藍色政權的愛恨情仇，即是「大難不死的人質，不僅沒有成為警方辦案的利器，更願與劫匪再續前緣，成為好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作祟。花蓮分明被藍色政權綁架了近百年，被統治者不因為統治者的不作為或墮落而怪罪統治者，彼此卻發展出難分難捨的斯德哥爾摩情結，即使統治者行為是如此不堪，道德瑕疵是這般明顯。 花蓮藍軍人才濟濟，但最後為什麼是官司纏身、搖擺國親之間的傅氏夫妻出線？花蓮的族群分布是傅氏夫妻勝出的因素之一。傅氏原籍廣東，來自高雄美濃移民，而粵籍客家人素有「主動為清軍平服閩變」的傳統（發現台灣上冊p78，天下雜誌發行1992.2.1），對舊有政權的效忠度高，對閩南人有不信任感，加上近二十五％比例的原住民和超過二十％比例的第一代外省住民，這些住民屬性與傅氏風格接近，選票就成了傅氏夫妻的囊中物。 其次，傅氏父子兩代都是違反證券交易法的前科（累）犯，兩代縱橫股海，玩弄權錢是家風技術傳承，跟花蓮過往政治人物出身教育界（如吳水雲），或是勞工界（如謝深山）大有不同，鮮少有傅氏夫妻擁有炒作股票、五鬼搬運與滿手鈔票的實力。 有人分析傅氏夫妻的做人、作官與行銷皆有其獨特之處，但是即使傅氏夫妻再如何長袖善舞，如果不是上述花蓮人具有甘於與「劫匪」為伍的斯德哥爾摩情結，和對「柔軟衣物」的幼兒依賴，要想穩坐花蓮王的地位，恐怕也是白搭。 （作者為養蜂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