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國家，無論君主立憲或民主立憲，都以憲法為立國根本。君主立憲以議會內閣制，民主立憲以議會內閣制或總統制，雙首長制行使統治權力。相關憲法均可視為國民對國家的契約，浪漫的說法甚至以國家對國民訴說的情書視之。世界一百九十多個國家，一百九十多部憲法，其精神呈顯在國歌、國旗及相關象徵。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七年才有憲法，且形成於中國。中華民國在中國開國三十六年均以「軍政」、「訓政」行統治施為。而憲法頒佈後，未及實施，即於一九四九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從此，以據佔統治之台灣勉強延續殘餘國體，「動員戡亂時期」取代憲法，長期戒嚴、壟斷統治權力，一九八七年解嚴，一九九六年才進行總統直選。去黨國的政治工程仍在進行中。多次憲改，並未真正形塑真實新國家之愛。 在台灣的這個國家，到底是台灣的國家？還是中國的國家？世界比台灣更清楚。但台灣內部仍存在差異、衝突的認同，仍有中國國民黨或其他或明或暗冠以中國之名政黨的存在，即為國家認同的矛盾。總統直選以來的政黨輪替，不能以一般正常國家視之，而是不同國家意識論的輪替，此即台灣民主化後國家存在的嚴重病理，迄今未解。 若不正視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即為代表中國的國家這一歷史與現實，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即無法從死地而生，台、中矛盾也無法結束。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欲從死地而生，必須棄「中華民國」的中國意理，拋棄原已虛構化的框架，經由在台灣不分先來、後到人民，經由重新制憲，以新國家身分，邁向新現實，形成新國家之愛。 多次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但台灣若在模糊的國家意理苟延，則殘餘、虛構、他者的國家體制會消蝕台灣已經歷的民主化努力，在台灣的這個國家只會是一個事實上不被承認的國家幽靈的擬似存活而已，現行憲法必須在制新憲後成為某種歷史。生活在台灣，對國家有寄望的人民應有這樣的體認，並面對這樣的現實。真正的轉型正義因此才有可能實現。 新憲運動是台灣的國家重建運動，屬於生活在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台灣這個國家不能只靠國防武器，更需要全體人民新生的思維，面對歷史面對現實，共同制定一部民主共和的新憲法，成為新契約或新國家向人民訴說的情書、進而形塑國家之愛。 （作者李敏勇，詩人）

  解嚴以後，不，應該是民主化運動進入總統直選，甚至政黨得以輪替執政以後，台灣的左傾意識與實踐行動，才有機會真正開展。這是走過戒嚴長期化和右傾黨國時代的新局面，也是從視左翼思想為敵，動輒以此治人民於罪，獲得解放的新時代。 右傾黨國亡於左傾黨國，中國國民黨視左傾如蛇蠍，左翼思想藏於部份人民腦海，社會實踐幾乎不可能。過度右傾，又以中國為認同依據的中國國民黨，不只敵視仇恨左傾、甚至把左、右思想的民主運動者、獨立運動者全都冠上附和左傾、共產黨中國的罪名。 其實，正常的台灣新國家，也應該右左同存。看看西方民主制國家，無不有右、左政黨，自由黨、保守黨…之列的右翼政黨和社會黨、工黨…之列的左翼政黨，都有在選舉中獲人民支持而執政的機會。這應該是民主化國家正常發展的條件。可惜台灣的國家仍未真正確立，因而存在著雙重右傾政黨，執政時右傾，在野時左傾。 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本的蘇聯，不到一百年就解體，標榜站在無產階級，但實施專政，人民並無法得到福祉，卻喪失自由。共產黨中國以走資化得到與立國思想背反的某種程度經濟發達，是另類例子。 左傾意識後發，左翼思想後進的台灣，在民主化以後面對國體不明的狀況，右左意識並非在同一性國家認同發展。某些左意識仍以已經走資化的共產黨中國為師，並不可取。立足在台灣的左意識應該追求的是台灣這個國家的社會公平與人民福祉。 右傾意識崇尚國家保守價值，左傾意識崇尚社會公平價值。而國家和社會是共同體的兩面，並非單一性整體。台灣在建構新國家的努力，應兼具這兩翼，不可偏失。發展經濟，要照顧勞工福祉。後發、後進的台灣，行政權和立法權的經濟視野應該具有這樣的思考，並審慎施為。 經濟發展是為了什麼？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資本家能獲得社會尊敬不是因為累積個人財富，而是對國民福祉有所貢獻。勞資的矛盾應統合在全體性福祉的觀念裡。有些企業主、資本家因政商魅影的劣跡、社會觀瞻不佳。勞工受到壓榨、背信的歷歷往事，也留下許多怨與恨。過度傾斜於資本家、企業主的過去應該導向兼顧勞資的新現在與未來。 （作者李敏勇，詩人）

  自由資本主義的良性發展邏輯建立在正常、進步的民主政治條件，西方的相對成功更立足於基督新教或說清教徒的榮耀上帝信念。台灣缺少這樣的條件與信念，號稱企業但唯利是圖者頗多，不只剝削員工，更啃蝕國家資源。 二十世紀，或說近世紀以來，世界是以歐洲的文化藍圖描繪。包括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甚至包含共產黨主義）都是。美利堅共和國聯邦和已解體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被說是歐洲文明之子就是歷史的鑑照。 台灣走向自由資本主義路線，在戒嚴體制下發展民主化。戰後企業從國營、省營的公營走向民營，特許權是政治控制手段。一九六四年，彭明敏教授與魏廷朝、謝聰敏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事件後，黨國資本主義的獨佔經由特許權的授予，是新興財團資本家走向與黨國資本主義分享的里程碑。這也曾弱化了抵抗中國國民黨戒嚴統治的社會力。 彭、魏、謝的事件是以文化力影響政治，這是台灣社會的心靈情境變化；特許權的授予則是中國國民黨向新興資本家釋放利益的分享機制。以保險、金融為本的財團，從而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解嚴前二十多年黨國資本主義的共構者，協助了威權體制。 中國國民黨藉戒嚴統治長時期獨佔統治權力，在冷戰時代附庸美國，經濟也在輸出導向成長。不只黨國曾發展成資本主義的怪獸，享有特許權的財團也在台灣各據山頭。民主化發展，不再是政治力可以絕對宰制經濟力，而是資本家對政治具有影響力。 中國國民黨政治人物因而不可避免在政商勾結上留下無法擦拭的污點。解嚴前夕才成立的民進黨，以標榜清廉、勤政起家，在至少兩黨或多黨競爭中，相對較知分寸。政商關係仍有劣行，是因為選舉並未完全取決於公民意識，因為台灣有許多政治人物把志業當做個人營利事業。 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有些並無正常進步民主條件為基礎，也無真正利他、榮耀上帝的信念。保庇自己大賺錢、光宗耀祖、福蔭子孫的心態居多。許多企業不像企業，許多企業主不像企業家。 民主化以後，雖無氾濫特許權，但政治特權仍存在於生意人的腦筋中。政黨政治的形勢，商人無祖國而遊走於台、中兩敵對國之間。商人無黨派，但遊走於所謂藍、綠的兩類政治黨派。中國國民黨背負無法完全清洗的污點；而民進黨則不免迎向撲面而來的灰塵。（作者李敏勇，詩人）

（資料照） 台灣的高中國文教材文言文比例調整為三十五％到四十五％，爭論不休。一些中文學者以有礙國民文化素質，堅拒調降，反映文化保守心態在本國語文的偏執。其實，還有更重要的改革是教材內容。 台灣的本國語文教育，在長期黨國化時代，偏重於馴服，偏少於啟發。除了文言文的形式，還有黨國之民的內容。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民主化更趨發展時，仍像舊時代的思想禁錮。 日本大阪的小學生國語課本，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夕，五年級下學期選用司馬遼太郎（一九二三─一九九六）的〈洪庵的火炬〉，六年級下學期選他的〈給要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你〉，是一面鑑照之鏡，值得墨守黨國舊律的台灣反思。 司馬遼太郎曾以《台灣紀行》在一九九○年代，李登輝執政時，廣為台灣人所知。李登輝呼應他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更在當年掀起一番有關台灣人際遇的議論。這位大阪出生的歷史小說家是以許多著作彰顯明治維新運動以及日本歷史人與事的文化人。 五年級下學期的選文〈洪庵的火炬〉，是有關緒方洪庵（一八一○─一八六三）這位江戶時代醫生、蘭學家的故事。司馬遼太郎以火炬描述引進歐洲思想，並創立了後來發展成大阪大學的「適塾」的一位歷史人物。 六年級下學期的選文〈給要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你〉，對於司馬遼太郎來說，顯示了他的歷史意識與哲學的未來性、啟示性。歷史並不是為了守舊，而是為了更新的未來。 司馬遼太郎提供給教師的編集意旨是〈人間的莊嚴〉，一篇短短的文章，指出人的連帶，過去與未來。也提示到不只日本，也包括非洲村落和紐約街道的孩子們。 日本大阪的小學生讀這樣的國語課，日本其他自治體的小學生當然也會有各自類似的教材。我們的小學生，我們的國中生，我們的高中生呢？我們讀什麼讓我們對過去和現在有所啟示的教材？又讀從台灣到世界什麼有所啟發的教材？ （作者李敏勇，詩人）

  再讀德國詩人、小說家海因里希．伯爾（H. Boll, 1917~1985）的傳記書，在自己的筆記寫下這位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警語：「在國家存在的地方，我只看見一些腐化的權力。而這些昂貴的道德敗壞的殘餘，總是被人用鼠輩的咆哮維護。」 中共十九大，習近平這位經歷文革磨練的領導人，幾乎像坐上皇帝的位置，繼續帶領中國在世界大國強國的行列揚威。中國對台灣的武嚇文攻不斷。伯爾在列寧革命那一年出生，經歷納粹德國肆虐歐洲的人生，以及他文學、文化論、社會視野，彷彿一面鏡子。納粹德國也曾在歐戰所向無敵，但結果呢？ 伯爾的警語是對自己國家有感而發，但讀起來像對當下中國。但中國的知識份子文化人一些流亡，有多少人能夠在自己的國家說出真話呢？一個曾在大清帝國後期受列強壓迫，經歷國民黨中國而創建了共產黨中國，弱時屈辱，強時並不節制自己，重蹈列強的覆轍。 經歷過中國國民黨戒嚴長期統治的台灣，從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認識中國。從前，也許有人期待過紅色中國，現在除了別有居心，應該都醒了。強要以統一之名滅中華民國併吞台灣的中國，不知道一九四五年曾歡迎祖國的台灣人，為何追求建構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 國家是重要的，但國家也是危險的。前者，正適用於台灣；而後者適用於中國。納粹德國的擴張、侵略，滅絕猶太人，也屬於後者。帝國時代的日本，一樣是。現在的中國正是令人感到危險的國家。 要改變世界對現在的中國印象，中國共產黨好好治理中國，重視普世的文明價值，才是正確道路。台灣既已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的國家，讓台灣和平、民主改變在語意、意理對中國有侵犯的中華民國，以新的國家走向新歷史，兩岸走向兩國，應該是中國讓世界一新耳目的作為，值得習近平以此名留青史。 任何國家都應該不要成為伯爾警語中的國家樣子。中國不要。台灣也不要。中國和台灣都應該成為正常國家，以人民福祉為重，對世界文明發展有貢獻。現在的台灣與中國都不是正常國家，分處在壓迫與抵抗的對峙中，徒然虛耗資源。讓國家成為善的共同體，台灣與中國應該成為友好之邦。 （作者李敏勇，詩人）

  首都市長常常成為國家元首，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就是。即使同黨，總統、首都市長兩者之間也有競逐性，何況只是政治盟友，看看現在的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和日本首相安倍互別苗頭的樣子。 現在的柯Ｐ，說什麼政治素人，野望好像藏不住，又讓人感到顏色政治的不可捉摸性。當年的支持者看在眼裡，有些不耐，是正常的反應。台灣對追尋建構正常國家還是有期待的。 看看一九九五年，在中國國民黨分裂競逐出線的台北市長陳水扁，如何說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彭明敏與李登輝競選要勝出如同「阿婆仔生子」的盛氣凌人嗎？這就是首都市長的氣勢，同黨也不能倖免！ 市政滿意度高，陳水扁市長連任敗於中國國民黨馬英九，落選感言：「對政治人物的無情是偉大城市的特徵。」多麼謙虛的幕僚稿！落選的陳水扁又在中國國民黨分裂競逐，打敗連宋的總統夢，成為二○○○到二○○八年兩任總統。馬英九八年市長，後來也當選總統，他對自己黨的最大貢獻就是讓中國國民黨輸輸去！ 政治權力，專制時代靠宣傳與秘密警察，民主時代靠廣告。台灣已從專制走向民主，候選人重視文宣，在廣告方面使出渾身解數，是什麼樣的人不重要，被塑造成什麼樣的形象才重要。選民會感到欺罔性而後悔、不滿，原因在此。但是又何奈，七仔八仔，五十步笑百步！ 今年（二○一七）夏天，在台北上映一部以首爾市長競選為題材的韓國電影《超級市長》，導演朴仁濟把選舉政治拍得淋漓盡致，崔岷植把首爾市長選戰刻劃得入骨入肉。不知道台北市民多少人看了？柯Ｐ或其他政治人物又有多少人看了？ 當代政治可不是德國政治思想家韋伯的政治志業說，有些或許是政治投資業或暴發戶！尤其，從專制脫離出來，在後殖民情境發展的國家，譬如台灣，但台灣不像韓國有那麼多電影有鞭辟入裡的批判。台灣電影期待補助、輔導多，文化依賴政治也多。 政治必須被監督，有期待有鞭策，否則權力任意妄為，期待被辜負了。政治人物常自以為是，奉承者多，容易忘了我是誰？拿手指別人習慣了，被支持時笑得合不攏嘴，支持者有些意見就不高興。人民還是要有雪亮的眼睛，尤其台灣從威權專制走向民主化，是要追求建構一個正常國家，而不是進入俗化政治，不要跟著隨隨便便的政治人物搖頭晃腦！ （作者李敏勇，詩人）

（資料照） 台灣的中國問題，也就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糾葛問題，從蔣介石、蔣經國（或包括嚴家淦）、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到蔡英文，對應的是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一九四九年迄今未解。 蔣介石、蔣經國時代和毛、鄧的對峙，是冷戰時代的因緣際會。其後，應是另外的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國，但自一九九六年李登輝時代起，台灣的政權早已脫離了中國。即使馬英九的二○○八到二○一六想要勉強掛勾，俱遠矣！ 事實的相對獨立，即使法理上並未解決，但李登輝以取消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一個國家而非叛亂團體，釋出了台灣的善意和現實感。如果，中華民國這個帶有中國性的國家名號改掉，不正是中國共產黨一個中國的實現嗎？ 又何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要在「九二共識」的虛構牢結互相綁架？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讓你中華民國的國號、國旗、國歌在中國暢行無阻，也就罷了。明明共識沒能各表，中國國民黨還往坑裡跳。倒是，在台北街頭，三不五時，五星旗、義勇兵進行曲的表述像污染、像噪音。連中國國民黨自己人馬都喊中華民國亡了，不是嗎？ 中共十九大，習大大的身影讓世人看見中國強起來是什麼樣子，什麼民主什麼自由似乎就得與中國絕緣。說尊重台灣現有制度、生活，那麼就尊重進入新世紀以來，台灣努力走過國共鬥爭，走向自己小而真實國家的願望吧！小而美的國家是小小英的政治版圖，習大大掌控的國家大卻讓人恐懼。 台灣的總統相對習大大而言，是小小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大國，大國就要有大國的樣子，想想大清帝國時代後期，列強怎麼侵略壓迫中國的。好好發展你們中國，追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吧！習大大在中國應有他的中國夢，小小英也應在台灣有她的台灣夢。這樣寫歷史，歷史也會好好留下台灣與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政治人物怎麼突破和開創的故事。新時代要有新格局！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的民主化，政黨政治心性並非以左右光譜，而是以統獨光譜，混雜著顏色政治的光影開展。 美麗島事件促成了一九八○年代以後的政治進程，以解嚴及總統直選的兩階段跨躍，其間相隔大約將近十年。總統直選後，也已近二十年了，但真正的國家並未形成。 何以故？文化課題是也！ 政治家需要思想；而政客只需要演藝。 看看十月十日在台東放煙火，花了一大筆錢秀一秀，據說可以滿足後山常被冷漠的亮點，在大雨中，大提琴手為保護樂器不得不離席。粗糙的演出形式，只顯現政客們的胃口。藝術在政客們眼中究竟是什麼？ 再看看幾位中國國民黨台籍立委質詢一位出任民進黨政府退輔會主委放棄了中國國民黨黨員身分，那種比黨員世家更黨員的心態（連較有進步性黨員也看了會搖頭的樣子），還以為現在仍在黨國時代。 因為黨國體制的牢結，民進黨完全執政，國防、外交、退輔，甚至更多閣員仍請中國國民黨人出任。政黨政治不充分政黨，把政治職務當作「官」，當然是另一個問題。 台灣的政治人物，經由選舉產生而非公務員的一類，文化性大抵是輕思想而重演藝，這是戰後中國國民黨挾持的中華民國據台始政後現象。李登輝可以說是異類，還有日治時期養成的文化秉性。但一九九六年的總統直選也不能免俗，常被粉墨登場。 陳水扁在台北市長凸顯了戰後台灣人的文化秉性，迎合大眾消費社會或迎向年輕世代的演藝化、去思想的內面深刻化，而走向演藝的表面張力。 美麗島事件的典範人物又何在？民進黨取中國國民黨而代之，但初衷仍然在每一個進入中華民國權力體制的黨人心中嗎？即使以跳脫藍綠之名，有了被賦予的權力後就像「猴齊天」，以為天縱英明，其實也只是有演藝無思想的政治暴發戶。這樣的政治只能在現狀打轉，不能開創新的國家格局。 （作者李敏勇，詩人）

  近現代台灣的一百多年歷史：前朝是日本化（一八九五—一九四五）；中期是中國化（一九四五—一九九五）；後期是尚未完成的台灣化（一九九五—）。以台灣原住民為基底，經歷荷蘭、鄭氏王朝以及清帝國的台灣，形塑出異於中國的文化形貌，在生活裡呈現。 與中國一海之隔的台灣，與東亞的日本、南韓北朝較相近，與南亞諸國較疏遠。係因前者有漢字文化圈體質，而後者受歐洲殖民統治脫漢化。從北向而南向，台灣想拓展與南亞諸國的經貿文化往來，是因為要降低過度連結中國的風險。 台灣是一個特殊的國度，一個是國家又不是國家的政治體、經濟體、文化體。二戰後沒有像其他亞洲被殖民地選擇獨立，捲入國共中國的零和鬥爭，讓一個原本可發展成小而美國家的美麗之島，無法真正屹立於世界，但卻又事實存在。 「祖國」的迷惘和迷障，讓台灣人在二戰前後的中國之路認同者，有些投入中國國民黨的陣營，有些投入中國共產黨的陣營，或右或左或騎牆，半山台灣人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黨國體制附和寄身。中國從國民黨黨國而共產黨黨國，半山權貴安在哉？只在台灣的連家還穿梭其間，仍圖祖孫尚饗！ 歷史並未真正還原給從日本化、中國化之後台灣化進程真正認同台灣做為一個主體國家的台灣人。國民教育課程的歷史和本國語文試圖修訂、改進，常面臨中國國民黨黨國意識──可怕的是連結到中國共產黨黨國意識──的抵制。因為中國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要命桎梏。 特殊的歷史構造，讓台灣在一個海島及周邊島嶼形成以原住民文化和唐山來台古中國文化為母音，加上日本文化、歐洲文化以及二戰後移入的新中國文化美國文化等子音，形塑出台灣的彩虹文化樂章。本國語文和歷史、地理的教育內容改革，應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而不是一意把自己套在「中國」的牢籠。 （作者李敏勇，詩人）

文言文至上主義像墓園的雕花，我們需要的是不斷新生的語文之花。（資料照） 漢字文化圈國家，除了中國，還有東亞的日本、朝鮮（南韓、北朝）、台灣。日本、朝鮮，都受中國（China，或說支那Cina）的影響，但他們從漢字而發展出本國本族文字。南亞國家因為被歐洲殖民，越南去漢字化，就是例子，其他國家的語言也羅馬拼音化。 相對於台灣，日本和朝鮮的漢字文化影響，可是經由皇室、王朝的體制化。反而，台灣只是少數官宦、世家在生活中的形色，未以國家體制形成傳統。被割讓給日本則日本化，戰後才又中國化。 有國家主體的日本、朝鮮，吸收象徵古中國的唐、漢文化，但將之轉化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而非臣服心態。台灣台中的東海大學創校校舍，貝聿銘以仿唐方式設計，還曾被以為那是日式風格呢。 看看日本、看看朝鮮，會看到大唐文化、大漢文化的形影。可是，日本和朝鮮已將之日本化、朝鮮化。中國禮失求諸野，雖有文化自大主義的口氣，但畢竟知道自己喪失了什麼！ 在中華大國旁邊的相對小國：日本、朝鮮，知道要強化自己、發展自己，既唐化、漢化，也知道要西方化。近現代世界畢竟是以歐洲文明為模式發展的！ 晚於日本明治時代的維新化，曾過度傾斜於中國的朝鮮，吃了日本許多虧。與台灣因大清戰敗於日本而割讓不同，日本一九一○年強占朝鮮，就是一個例子。 日本、朝鮮，也都曾以漢字文言文為典律，但都早從這種格局解放。這些文化傳統以漢學形式存在，在研究中有課題，但非一般學生的學習課程，朝鮮亦然。作為教養可也，不必然是必要語文條件。脫古創新而有意義的新亮光。 即使轉化語體的日本語、朝鮮語白話文，也已超過百年歷史。看看他們的新文學也都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並建立傳統。漢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鮮，在新東亞以各自的國家形貌，追求屹立於世界。台灣的本國語文教育仍執著於古舊典律，令人難以理解。 台灣應該像日本、朝鮮一樣，在漢字文化圈發展出自己的國家形貌。要有世界視野，不斷在文化上進步、革新。台灣不應只成為中華民國的中國墓園，而是不分先來後到台灣人國家的新生地！文言文至上主義像墓園的雕花，我們需要的是不斷新生的語文之花。台灣要有東亞國家的新視野。 （作者李敏勇，詩人）

都什麼時代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教育體制，國民養成的中學本國語文讀本仍然糾葛在文言文至上主義的巢臼裡。（資料照）   都什麼時代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教育體制，國民養成的中學本國語文讀本仍然糾葛在文言文至上主義的窠臼裡。 進入二十一世紀前的二十世紀末，世界各國都在國民養成教育思考面對未來的課程。不只人文、包括科技的教材視野，都有因應之道。這是每一個有前瞻性，負責任的國家的政府都會去做的事情。 台灣的教育，也許在科技方面會多少面對新課題，但在人文方面的守舊心態，惑於殖民中國性的牢結意識，始終未能鬆綁。 因為執著於已經虛構化、殘餘性，他者的中國，人文方面也要綁架在已經成為過去、已經成為取代統治權力的領域的意理。台灣的國民養成以培養中國人——一種虛幻的他國國民，甚至敵國為目標，形成魂不附體的教化現象。 今天，台灣的語文教育，在人文的課題灌輸的就是虛幻的今之古人，而不是有現代意識的現代人形象和思維。 以為本國語文教育，只要守住文言文至上主義，就可以把在台灣出生、成長的人們，培育成中國人，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正統、更純粹。這種一廂情願的中國情結就是台灣語文現象：在書寫和閱讀的問題性病理。 世界在改變、時代在前進。世界不同的語言文字系統都從文言的格律性轉變到口語的生活化。西方文藝復興去拉丁文而各民族國家口語，從方言到新語體文的變遷，反映了西方語文的變化。百年來，漢字文化圈的語文轉化，從文言文到語體文，我手寫我口，不只中國如此，其他東方國家亦然。語文革命不是新課題，而是歷史。 當代台灣沒有當代語文的教育性格。不只在二十世紀末沒有迎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思維，居然在二十一世紀還要倒退地在文言的守舊：形式和思想的守舊化。以為這樣中華民國就可以倒退地再重新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守住中國夢？這是什麼教育思維？空有政治改革，沒有語言的新文化覺醒，台灣的國家會是什麼進步的國家呢？民主化、政黨政治時代，如不脫離這種困境，不會有國家願景！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國的白話文運動與新文學運動，以陳獨秀《青年雜誌》，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起算，已有百年歷史，且已成為生活現實。文言文不再主宰語文，這是歷史、也是現實。百年後的台灣，卻仍陷於復古、崇古牢籠，在舊語格、舊人格打轉。 就如同帝制被推翻，民主制成為一種新政治現實，人類的文明是這樣進步、開展的。復古、保守、封建論者，能夠固執、力倡帝制嗎？就連中國，以孫文革命建構的中華民國體制也在一九四九年被毛革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一個亡靈國家仍為台灣的政治現實。 如果不是二戰後代表盟軍接收、進占台灣，繼而成為美國反共前線而繼續在台灣落腳，中華民國也許成為歷史了。但不面對中華民國的歷史與現實，連帶把台灣困在不確定的國家條件裡，成為今天漂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論者的徬徨，也成為取代統治的本土人民的迷惘和無助。 台灣不能從國家的徬徨和迷惘脫出，最重要原因是文化的包袱。中國文言文至上主義的桎梏就是文化包袱的根本所在。要說文言文，台灣也有傳統。但以中國宰制台灣，無視於此。 中國早已從文言走向白話，語體解放已有百年歷史，甚至跨越從國民黨的右翼中國到共產黨的左翼中國。但在台灣，就是有一群食古不化封建守舊論者，仍以文言文為浮木，幻想據此而仍為正統。教育部門心態也不積極尋求改善。 表面上，以國民黨中國為正統，否定共產黨中國的存在；其實，這樣的正統論只是為了拒否台灣的開創、進步性追求，也反普世潮流。從前，以反共哄騙台灣人；現在呢？還反共嗎？不也！在台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正是文化表裡不一的寫照！ 中國的中文系所學者不乏近現代世界文論譯介推動者；而台灣的中文系所教授有太多執著於文言文的枷鎖，附著在黨國體制的守舊封建意識。中學國文教師以文言解釋成白話為教學重點。台灣的國民養成過程體制牢籠化，讓本國語文教育無法引領國民飛翔在意義的天空，成為空洞的人。教育部的本國語文教育改革仍走不出困境。 語格即人格，新的語格才有新的人格。台灣的國民人格養成要從打破文言文至上主義的牢籠做起，改變了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在民主化道路前行，但若沒有新文化覺醒，不脫古求新，進步國家之夢只會是幻影。 （作者李敏勇，詩人）

  習近平的中國夢是稱霸世界。一九四九年，推翻中華民國建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七一年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奪，取代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可以說是共產黨中國與國民黨中國漢賊易位的關鍵一役。若蔣介石當年面對現實，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可望去中國而就台灣，黨國雖會瓦解，但新的國家台灣會更早脫胎換骨。 殘餘，虛構在台灣的中國，以他者的意識和身分，既面對國際：中國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亦面對自由化、民主化發展：台灣非中國的雙重課題。一直到現在，中國國民黨仍在「一中各表、同表」的迷惘裡，未能覺醒。面對習近平中國夢中欲「統一」，其實是併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他們以「中華台北」稱之）以實現的霸權心態，台灣也應該要有自己的台灣夢。 習近平的中國夢，讓人看到曾在近代世界受列強壓迫、宰制的東方專制主義國家，從屈辱中站起來，走向強權威嚇列強的民族心理反射。儘管像劉曉波的自由夢、民主夢也在中國發生，但卻是被集權、獨裁的另一種中國夢迫害至死。 稱霸世界的中國夢，讓人想起歷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華帝國，曾受列強壓迫的中國，在從前強盛時代，不是以天下之中自許，展現過前近代，甚至更早期的侵略行徑嗎？雖然元帝國、清帝國，中國被所謂的外族入侵、統治，但霸權意識始終存在於中華民族性中，既強盛就忘了近代歷史的屈辱，露出威權性格。 習近平有中國夢，但台灣也有台灣夢。包括原住民、早期明清帝國時期移入者，以及隨國民黨中國流亡來台從殖民意識走出來在地新生的人們，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建構一個小而美的進步國家，就是台灣夢。為了這樣的台灣夢，生活在台灣的人們要珍惜自己國度已發展出來的民主成果。要向世界發出台灣不同於中國、不是中國的聲音。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北將於八月十九日至三十日舉行本屆世大運，這是繼高雄世界運動會（二○○九）之後，在台灣這個國內統稱「中華民國」，國際卻只能以「中華台北」為名舉辦的大型世界性運動競賽。（資料照） 世大運，顧名思義是以世界的大學學生作為主體的運動競賽。盛大是盛大，但較少有國家是由首都出面舉辦。上屆（二○一五）在韓國光州；上上屆（二○一三）在俄羅斯喀山；再之前（二○一一）在中國深圳，就是例子。當然了，塞爾維亞（二○○九）貝爾格勒是首都；泰國（二○○七）曼谷也是首都。世大運也有世界性運動光環。一九四九年迄今已進入二十九屆，每兩年一次的賽事，也凸顯一個國家的體育榮光。 台北將於八月十九日至三十日舉行本屆世大運，這是繼高雄世界運動會（二○○九）之後，在台灣這個國內統稱「中華民國」，國際卻只能以「中華台北」為名舉辦的大型世界性運動競賽。然而，相形於昔日高雄與競賽主場地巨蛋落成相得益彰的氛圍不同，台北因為大巨蛋搞砸了，只見市長搞笑，似乎看不見台北市民歡欣與共的榮光，更遑論台灣人民了。 世界．大學．運動會，大學是主體。這不僅是體育大學的事。在其他國家，運動員在大學裡，在名校，比比皆是。因為國民體育落實，大學作為運動會的參與團體屬性，也代表國家。但台北的世大運似乎看不見台灣這個主辦國的大學群在即將到來的盛會有集體的參與光彩。甚至一場嘉年華遊行也未呈現運動賽事的氣氛。 以「中華台北」是受限於「中華民國」不被國際普遍承認為一個國家，在黨國時代留下來的屈辱性名稱，黨國餘緒似乎習以為常，但國家重建的努力，主張正名台灣的聲音十分強烈。如何在外部規定和內部主張之間求得平衡，或不過度矮化自己，應該是可以盡力而為的。但見光的世大運手冊把台灣這個自己的國家以「我們的島嶼中華台北」稱之，說「既長又狹窄」。有多自我矮化，就多自我矮化！這種過度自貶，若非有異議之聲，也不會調整。 即使受限於對台灣不公平的條款，但世大運終究是台北．台灣面對世界的一個窗口。台灣被迫以「中華台北」名義申辦，但仍應藉機充分顯示台灣的國家條件，而非視為當然，默許屈辱。大學運動員是否有好成績，台灣是否因主辦大會成功而得到喝采注目，是台北也是台灣這個國家的課題。看看日本二○二○奧運主辦城市東京都，看看人家的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接任後的作為，怎樣面對奧運的？主辦國際運動賽事既要榮耀國家，也要榮耀城市，落落大方面對世界，才是政治家所為，當為！天佑台灣、天佑台北，但願台北世大運不受限於柯氏格局，也能呈現台灣與大學運動員的光彩！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六個直轄市的人口變動，台中市比高雄市多了三百多人，人口數排名依序為：一、新北市，二、台中市，三、高雄市，四、台北市，五、桃園市，六、台南市。六市都超過百萬人口。內政部公布新資料後，台中市和高雄市排名變動，似各有喜憂。 但，這些人口數的增減多寡，對政治人物而言，也許是民選公職名額的可能增減，另有一些數大為美的面子問題。城市人口的迷思，對於應追求小而美、好國家的台灣來說，應該要有不一樣的視野。 台灣的六個直轄市，雖常以六都為名，都並非全為真正的城市。除台北市外，均為納入前縣治區域（高雄、台南、台中）或縣治人口數增加（新北、桃園），才冠上新名稱。以市為名，包山包海，城鄉差距大，名不正言不順，混淆城市的都會性意涵，凸顯台灣魅惑於中文修辭華麗形貌的不真不實，以及政治水平的奇怪爭權、奪錢現象，一切都為了統籌分配款。 看看歐洲國家：大國中的德國，超過百萬人口的已有柏林、漢堡、慕尼黑、科隆；法國只有巴黎；英國只有大倫敦和伯明罕；西班牙有馬德里、巴塞隆納、瓦倫西亞、塞維亞、馬拉加；義大利只有羅馬、米蘭；奧地利只有維也納。但人家的城市就是城市，中小型城市各有風格。 亞洲國家中：日本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算多，東京都區部（不含都內市，只計原東京市）、橫濱、大阪、名古屋、札幌、神戶、京都、福岡、川崎、埼玉、廣島、仙台，各有特色；韓國則為首爾、仁川、大邱、大田、光州、蔚山、水原、昌原，各具形貌；中國更是驚人，重慶近三千萬人居首，中衛市以一百萬出頭居末，總計三百個城市，十億以上人口的自然聚落，數多數大，其實，市不一定是城市。 美國超過百萬人的城市不到十個，從紐約、洛杉磯、芝加哥、休斯頓、鳳凰城、費城到聖安東尼奧、聖地牙哥、達拉斯。以城市之名，不一定追求大，而是文化特色化、經濟活性化、政治自治化，人口統計不能只重數量，生活方式和欲求目標更為重要。 台灣的行政區域規劃方便主義，把台北縣劃成包圍台北市、甚至基隆市的新直轄市，桃園縣人口多升格為市，台中、台南、高雄則納縣為市。都、縣、市、區的意義混淆不清。有直轄市、縣轄市，甚至已廢了省的省轄市，此市長和彼市長不一樣的長，凸顯公共行政學門的笑話！ （作者李敏勇，詩人）

  「商人無祖國」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某種邏輯，這常是從外部的觀照、小批評，很少有企業家這樣誇言。最近，鴻海中國富士康的郭台銘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百億美元的投資案成局，郭台銘志得意滿地說了「市場就是我的祖國」這樣的話語。 是啊，台灣民主化了，而且政權也不再由中國國民黨壟斷控制。想當年，戒嚴時期的蔣體制，許多事業經營特許權是黨國政策決定的。那樣的時代，蔣經國甚至常約見企業老闆喝咖啡！要捐什麼以免稅務機關上門騷擾，一下子就搞定了。台灣在林口的體育館不就是那麼一回事嗎？更別說一九八○年代十信案的政治性了。那時代，企業家敢吭一聲嗎？ 話題不斷的婦聯會，以蔣宋美齡之名牽一群官夫人，要什麼捐有什麼捐，累積算不清的財產，勞動黨產會、內政部環繞著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查辦，不也反映了戒嚴長期化統治權力的妄為嗎？ 民主化，現在的企業家比起民選政治人物更強悍了。要什麼，有什麼，如果政府怠慢，還要背負不積極振興經濟之名。企業，未來在經濟的合理性條件發展，仍須面對政治的合法性以及文化的合情性，畢竟社會並不只有經濟這一面向。但彷彿變了，什麼社會責任？自以為是的老闆太多了。只有文化人面對政治仍因過分依賴政治，缺乏社會對話與支持力量，居於弱勢。 大家應該還記得，蔡英文取代馬英九執政不久，中國國民黨就拋出二○二○請郭台銘代表該黨競選，一些起鬨的民調也煞有介事推波助瀾。一個心目中以市場為祖國的總統人選，還在中國國民黨的重回執政夢中嗎？人家可不把你們的黨國看在眼裡呢！ 二戰時，流亡美國的德國作家湯瑪斯．曼說過「我在那裡，那裡就是我的祖國」。這不是說市場，而是文化。亞美尼亞有許多人被迫流亡他國，他們的詩人說「語言是我們的祖國」。對照郭台銘這樣一位在台灣發跡的企業家以市場為祖國，想要給民進黨政府蔡英文總統下馬威嗎？還是台灣的社會變得有錢乃大？ 是的，中國國民黨已失去在台灣的執政權，在台灣的這個國家正邁向重建的時代，要發展出不同於中國屬於在台灣的人民的國家，民主化時代，統治權力並無法外控制企業的條件，但台灣應該是珍惜自由的人們愛惜的一個新興國家。真正的企業家應該也會有企業的社會倫理，會以台灣為祖國。當然了，詩人或小說家也會說他們沒有祖國，特別是在沒有自由的國度。（作者李敏勇，詩人）

 

  戰後台灣，經歷二二八事件，以及戒嚴長時期（一九四九．五．二十—一九八七．七．十五），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及中國國民黨超過半世紀一黨化統治，成為社會病理的根源。 解嚴後，台灣在十年時間的激烈民主化運動，於一九九六開展總統直選的新時代，但並未真正確立台灣的國民國家條件。糾葛在「中華民國」憲法的中國意理，成為綑身索，形成台灣國家認同的混淆，迄今未解。 失去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絕對統治權力，中國國民黨的殖民論者處處掣肘、杯葛台灣朝向國家正常化的努力，而取代執政的民進黨也常迫於形勢失去開創新國家局面的意志。一個迷惘的不正常國家彷彿一艘徬徨在太平洋西南海域的船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挾走資化發展出來的強勢力量，形成一種外部對台灣的戒嚴，面對一九四九年亡中華民國的新中國，在台灣仍陷於舊中國情結的某種國家意理，在意識形態牢結，也在利益型態牢結徬徨，並未形成堅強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共同面對困境，而是在委屈不能求全的情境中漂流。 台灣內部解嚴，但隨之的外部戒嚴，從原來國民黨中國的黨國，轉而共產黨中國的黨國。文攻武嚇、威脅利誘。戰後，以據台統治的中華民國為國家，雖經歷政治改革而在民主化有所突破，卻面臨國家存在論的虛實風險。 共產黨中國不但對台灣ＮＧＯ工作者李明哲非法拘禁，無視台灣與世界人權團體聲援；中國零八憲章起草人、民主運動推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監禁獄中至死的惡行專制，更暴露出被批評為比國民黨中國更殘暴的形貌。 走過戒嚴統治的台灣，解嚴三十年，民主化發展已異於國民黨中國，更異於共產黨中國，是與東亞的日本、韓國一樣，在自由之路追尋並建構的國家。面對中國，應該挺起身子，珍惜已奠基的民主礎石，開創獨立的國家新貌。掙脫戒嚴，解嚴以後發展之路是自由之路的追尋，不是為了趨附共產黨中國。 （作者李敏勇，詩人）

  共同體是一種家、國的積極概念。 若說，家是核心社會；國則是大社會。兩者均須有共同體意識—這是文化概念，但延伸、發展出政治概念。 國民國家和形塑，除了民族的想像共同體概念，命運的共同體意識形成，至為重要。台灣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在一九八○年代末、一九九○年代初，被以台灣為主體的政治改革運動提出，歷史學者鄭欽仁釋出概念，謝長廷和李登輝均有著墨，都闡述先來後到的台灣人在台灣建基的國家政治基礎。 作為召喚流亡在台灣、附隨於中國國民黨黨國意識，不能從中華民國的中國已被虛構、殘餘化脫出，仍一意在他者國家論掙扎的漂流群落，命運共同體是種善意、建設性信息，但並不真正被接受。民主化、台灣化的總統直選逾十多年，「中華民國」仍未脫殼新生成台灣的國家，所謂的「藍綠惡鬥」，其實病理在此。 共產黨中國面對台灣的民主化，對於殘餘、虛構在台灣的中國，有某種焦慮。藉由統戰中華民國黨國論群的拉攏、吸收，分化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新國家意識。所謂的「兩岸一家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都是封建、落後的八股，忽視台灣主體、也忽視現代國民國家的意涵。迎合這種統戰說詞，有失台灣政治人物格局。 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亦即共產黨中國的國家僵局，在於台灣已從國民黨中國轉化為台灣的國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仍以併吞中華民國為國家大業，不知收手。但台灣殘餘、虛構的中國論，也與之唱和，此為中國國民黨失落民心的原因。 台北市長柯文哲出席上海的兩市城市論譠，從「兩岸一家親」到「兩岸命運共同體」的逾越分寸、口不擇言，雖不一定是與之唱和，卻凸顯台灣政治人物政治意識的迷亂。柯文哲作為台北市長也許想塑造在民進黨、中國國民黨之外的某種素直性格，但既不素也不直。有些取巧投機，流於政客行徑，對台灣邁向重建無益。 台灣的共同體形成仍然有一段路。但台灣與中國為不同國家，怎麼會是命運共同體呢？政治人物的言語反映政治人物的意識。胡言亂語若非輕浮則是邪惡，辜負人民的期待與支持。在共產黨中國打壓台灣不斷之際，政治人物有為有守才能得到尊敬！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中國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並為中央軍委會主席，集黨政軍首腦於一身的習近平，在香港「回歸」二十年，大言不慚誇稱世界成就。但許多香港人的獨立呼聲，成為反差對比。 一國兩制是因為香港在英國殖民長時期後與中國不同，不得已設計的併合策略。但既已到手，強權的粗暴做一套，哪管說的那一套。香港變得香港人受不了了。出走的出走，留下來的掙扎求變。 一九九七的五十二年前，被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台灣，也在二戰後歡迎祖國。後來，國民黨中國以據占統治，順勢在共產黨中國承續後流亡遷占台灣。據占之初的二二八事件，流亡遷占之後的白色恐怖、戒嚴長時期，台灣人從迷惘中覺醒，從迷障中掙脫，獨立運動因此而生。 台灣與香港，都是在大清帝國時代被割捨，分別在日本帝國和大英帝國殖民下而形成與中國不完全相像的社會構造。法治條件可能是日本和英國殖民體制與中國體制（不論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最大的不同。這應是一種文明條件，深入人心，成為強以祖國自居的中國無法得到人心的因素。 中國對被殖民的台灣和香港，其實隱含著對被殖民過人民的怨懟。雖以光復或回歸之名，其實都隱藏著收服之心。既無法面對收服地已形成的法治條件，收服之心的任意宰制，更令被收服者不滿。 右翼中國、左翼中國，秉性也都一樣存留著中國政治文化的劣質深層構造那一面成分。以光復對台灣，以回歸對香港，演變成劫收和淪陷，只說明了併吞的後果，入口但下不了肚。徒然造成中國與台灣、香港貌合神離。 文明的方式，應該是讓台灣和香港成為與中國有文化關係而非一體的各自國家發展。中國那麼大，何需蕞爾一島的台灣、蕞爾半島的香港，保留有漢文化特色的小國家：台灣和香港，說不定還會讓中國鬆一口氣，留下好名聲，而且延伸文化的光采呢！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