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樂島聯盟發起的十月二十日，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反併吞集會，民進黨要求黨公職不參加，原因是說「與當前政治改革基調偏離」。箭在弦上，已不得不發，看起來改革運動，追求台灣國家主權獨立陣營，是有裂縫的。 蔡英文作為中華民國總統與民進黨主席，陷入兩難之勢。作為現體制的總統，她維持現狀論的保守性，講求國家安全。但這個「國家」不斷被共產黨中國威脅、進逼。現狀究竟如何維持？又是否能夠維持？難免令改革陣營的其他路線，或社會力量擔憂，採取自力救濟的努力。 民進黨以追求台灣主權獨立起家，獲人民支持而有機會取代中國國民黨執政，但以現階段台灣這個國家叫做「中華民國」，被認為保守有餘，進步性不足。中華民國的國家殘餘，虛構，他者中國性，彷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虎口前面，許多參與改革運動未必進入體制，甚至並非民進黨人，憂心忡忡。 台灣在二○○○至二○○八年，民進黨陳水扁擔任總統，二○一六年蔡英文為民進黨重拾政權。即使陳水扁任內後期，曾有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之論，但到蔡英文仍困於形勢，未能將困於中華民國的國家正名台灣。民進黨支持者，期待台灣國家主權確立的人民，對以民進黨馬首是瞻的政治改革運動，似顯不耐。蔡英文總統、民進黨的民調支持度偏低，是原因之一。 蔡英文領導下的政治，戮力改革內政。但軍公教年金改革，甚至轉型正義，中國國民黨黨產問題的處理，都影響了利害關係人，不被這些人支持，可以想像也影響民調。正名制憲牽涉的國家重建略嫌保守，原來的支持者不滿，要形成壓力，是有建設性的。但形勢之危容易被投機政客所乘，是台灣政治的風險。 其實，蔣渭水早有「同胞須團結，團結更有力」的呼籲，對容易各行其是的窩裡反有感而發。蔡英文與民進黨作為政治權力的擁有者，應知「分進合擊」而非「分道揚鑣」才是台灣政治改革力量能有作為之道。不要再各行其是了，不要讓別有用心者有機可乘。蔡英文應該更積極與國民對話，何妨每月一次，向國民報告她的政策選擇，她的願景與追尋。不只對國民，改革運動內部更要對話、對話、對話，溝通、溝通、溝通，才是台灣政治改革向前推進之道。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一四年地方公職選舉，柯文哲是被寄以厚望的。「鏗鏘集」的︿柯文哲現象﹀曾指出：一、是一種對於非政治人物形成動力的期待。二、是一種對中國國民黨之外的黨外全新意義的描繪。三、對於勝選的實際考量。那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開票結果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 柯文哲就任時，本欄的︿現象，如何成為價值﹀說：「現象是一時性的－價值才是久遠。…固然，葉克膜政治讓台北市這個政治病體開始了自由呼吸，但如不充分把握病理狀況，治理出一個讓人刮目相看的新首都，柯文哲現象就不能成為柯文哲價值。」價值是文化性的，柯文哲的文化形貌並不符合對進步的期待。 顯然，柯文哲志並不在首都的城市治理，他的志得意滿在於破壞台灣改變中國國民黨統治後的政治新邏輯，另立山頭。他想一腳踢開原先支持他，相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民進黨勢力，以新霸主的姿態引領新新世代展開異於台灣國家正常化的非常路線，一種非革命性的革命，只凸顯了虛無主義、無建構的反叛，也拉攏對民進黨執政利益分配不滿的人。 民進黨當然要反省。從美麗島世代，辯護律師群，創黨期黨工幕僚到野百合世代的幕僚助理群：囿於派系與公職掛帥的競奪，尚不能真正讓台灣脫胎換骨，反而有些滿足於借殼的怠惰現象。但是，半途攔劫收割改革能量為一己私用的政治人物會是新階段的寄託嗎？這是問題所在。柯被指為無核心價值和中心思想，更是。 台灣的政治並非左右，而是包含了獨、統路線形成的複雜象限，常常是利益糾葛。並不只是台灣國家，也陷於中國國家迷障的政治，更無法形塑國家認同。中國國民黨還未真正瓦解，仍具殖民中國性。政治黨派無法有右有左，甚至形成中間光譜。許多所謂的中間路線是以獨統為座標的主張，只會讓台灣在國家重建之路更形顛沛而已，是一種投機性政治話術，一種虛假的政治謀略。 柯文哲並未追尋真正的城市光榮，他只是利用天龍國已有的優勢、睥睨其他地方，打造某種反叛性的影子讓新新世代跟隨，對尚未真正成功的台灣國家重建有破壞性，甚至讓台灣人民失去民主化，追求主權獨立的信心。令人憂心的地方，也在這裡。 二○一四年，支持柯文哲的人變了嗎？應該沒有。變的是柯文哲。若在主權獨立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路線，民進黨並非不可取代，台灣人民也期盼確立主權獨立國家條件以後，能夠發展出左右路線的政黨，而非民進黨一黨獨大。但現階段的政治動盪、權力競奪並不是這種良性發展，台灣人民應該反思本土，為什麼不能克服被殖民症候？要堅持真正的國家重建，社會改造理想，而非隨政客之波逐流。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二○東奧台灣正名公投連署，因中國打壓台中二○一九東亞青運的影響，突破五十多萬連署人，顯示了台灣對中國打壓的反作用力。一九九六年，首次總統直選。之前，中國的飛彈危機以及種種威脅打擊，造成李登輝得過半數選票當選，加計民進黨的彭明敏，超過百分之七十五的台灣主體立場，是反抗中國打壓的歷史紀錄。 李登輝的「特殊兩國論」也是選前他為中華民國謀、為中國國民黨設想的現狀論主張，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意消滅中華民國，昔日反共的中國國民黨失去絕對統治權後，一反蔣氏父子的路線，與昔日脅迫台灣人民抗中反共的國策背離，被套在中國結，力抗中華民國在台灣民主化的機會。即使民進黨到了蔡英文時代也力主保守中華民國現狀，但仍未獲傾附中國論者之心。 從中國國民黨以及降附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對東奧正名公投的種種發言，可以看到反動勢力的妄言非為，說什麼台灣若經由公投，形成將「中華台北」正名為台灣的共識，將會影響奧運的參加資格。殊不知，這種表達只是爭取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考量台灣人民意志的表達，是一種意見的陳述，仍須接受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決定。是一種陳情、一種自我辯護，何罪之有？ 中國國民黨以及降附中華人民共和國派不願台灣正名成功，寧可維持「中華台北」這一蔣體制時期的委屈名稱，是將台灣推向中國，而非確立台灣仍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國家地位。一個從中國，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另易新幟而流亡台灣，倖存於台灣，在國際法理地位的國家條件喪失後，竟不欲台灣自力更生，而執意降附亡其國的新中國，這種自取其亡的卑劣心就是中國國民黨在台灣被唾棄的原因。不要忘了，台灣人民曾經迎接中華民國，是你自己統治到國家地位喪失，吃果子不會拜樹頭，自己倒了還要拖人下水，見不得人好，太卑鄙了。 東奧正名是一種寧靜的人民革命，是自救運動，甚至並非由台灣人民期待獨立、建國的民進黨發動。台灣人民展現了比權力妥協主義更積極的努力。即使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不一定會接受台灣的請求，也會讓世界感知到台灣的委屈。台灣並非強制改名參加二○二○東奧，自然也沒有所謂不符規定，無法參賽的問題，別忘了運動精神並不是忍辱偷生，而是一種競賽、一種拚搏，如果連這樣的認識也沒有，就枉費參加比賽了。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正陷於政治紛亂狀態，主權真正獨立與民主化意味的改革之路，本來是台灣國家重建與社會改造之途，但權力的傾軋發出不諧和音，在一邊跌倒一邊發現的情境，不確定的發展彷彿陰影籠罩。政治狀況，讓人搖頭。這就是台灣嗎？ 二○○○年政黨輪替，本被譽為寧靜革命，但台灣的國家並未真正轉型。中國國民黨的問題雖近乎解決，但之後是中國共產黨挾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正統中國脅迫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依附屈從。外部問題形成台灣更大的困擾，不只國民黨舊勢力反撲，本土陣營改革力量也矛盾四起。無黨有派、比起從前的無黨聯盟似乎另有聲色。台灣的政治為何發展成這樣，難道政治是無本生意？ 已故愛爾蘭文學研究者吳潛誠，曾以許信良和林義雄兩位民進黨主席為例，談到台灣政治改革運動的文化課題。許信良在一九九六年還脫黨與民進黨提名人彭明敏競選。而林義雄在黨主席任內輔佐陳水扁當選總統，後來退黨。 吳潛誠提到一九八○年代，許信良到美國西雅圖訪問，在私下座談愛爾蘭問題時，不經意地說：「如果今天讓愛爾蘭人投票決定國家前途，他們可能不贊成獨立，…因為在政治和經濟上反而壞處較多。」吳潛誠說，做為一個識時務者，真正的理想不會存在。這也是台灣政治改革運動的隱憂。 吳潛誠以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中，對葉慈影響很深的歐李瑞為引子，談到林義雄。歐李瑞涉嫌叛亂被英國政府逮捕入獄，原為政治人物的他，後來全力推動經由文化和教育促進愛爾蘭意識。但在台灣這並不被廣泛重視，相對而言太孤高了，甚至會被說不懂政治。 從台灣看愛爾蘭，其實就是從愛爾蘭看台灣。參與愛爾蘭文藝復興的人，很多是英國人的後代，是Anglo-Irish。戰後移入的有些新台灣人即是。可惜，不只本土台灣政治人物不一定真正重視建構新國家，遑論仍附隨在國民黨的反動力量。 包括民進黨在內的台灣政治改革運動陣營，有許信良這類人，權謀轉向、變色，也有林義雄這類人，堅持理想。台灣的民主化和真正獨立尚在顛沛之中，除了外部原因就是內部原因。台灣有些文化人常常依附政治人物的褲腳，並未形成真正重要的文化力量，不足以導正方向。戒嚴時代如此，民主化後依然如此。 經濟功利主義，而不是文化的價值影響了台灣的政治，即使改革運動的陣營也一樣。吳潛誠感嘆：台灣自己的同胞，有時候並不那麼可愛。…但這裡發生的一切，我們有切身感覺。也許是喜悅、也許是病苦，…但我們難以置身事外。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人印象猶深的二○一八世界杯足球賽，法國隊得到冠軍，但亞軍的克羅埃西亞卻像贏得了世界。心懷大夢的小國克羅埃西亞，只有四百二十萬人口，但看到他們的球隊馳騁在足球場，從實力排名廿，卻一路踢進冠亞軍決賽，因為他們有夢。冰島以一個三十多萬人民的冷冽北方之國，踢進世足十六強也是一個例子。 經歷多重糾葛歷史，民族的苦難不斷的克羅埃西亞，二戰後加入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一九九一年才脫聯獨立，其間經歷四年戰爭，已逐漸發展成受人民愛戴的福祉國家。這些年來，台灣人前往旅遊的人很多，其人文、自然風景每年已吸引超過一千五百萬觀光人數，幾近人口四倍。 對照世界杯足球賽克羅埃西亞球隊的運動光彩，二○一七年起的三月二十一日聯合國世界詩歌日，全國二百五十多家咖啡館舉辦「詩歌換咖啡」活動，每人只要帶一首詩，一段歌詞或抒情話語都能免費享用咖啡，不是相當浪漫的情景嗎？ 已連續幾年的這個活動，不只克羅埃西亞還包括世界其他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據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訂的世界詩歌日，詩歌換咖啡活動每年讓人們寫下十萬首詩。 這個節日和世界書香日（每年四月二十三日 ）相互輝映。這一天是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逝世之日，在西班牙的城市，男人送妻子或愛人一朵紅玫瑰，女人則回贈一本書。 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不夠浪漫，太務實大多只滿足於物質生活。看克羅埃西亞經歷民族苦難，終於又獨立為主權國家。看他們足球隊在世足賽的榮光，看他們在世界詩歌日的「詩歌換咖啡」。要想想他們的文化情懷，他們的浪漫心，他們的夢。 沒有夢的台灣人？在民主化以後仍然不能真正追尋國家之夢。民主化只是權力的爭奪？只是政治權位的爭取？咖啡館滿市街，咖啡產業的市場也有規模，卻彷彿只是口感的風尚。 當四百二十萬人口的克羅埃西亞人民之心，在實現國家之夢後，在詩歌與足球展現文化的高度。有二千四百萬人口的台灣，仍然沉湎在有國家沒國家的迷惘島嶼，只滿足於生活在殘餘、虛構、流亡的中國國家幻境？台灣沒有國家之夢、文化之愛這種東西嗎？有體無魂地擺盪在太平洋西南海域。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一四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民進黨放棄提名。本有準備的立法委員姚文智、律師顧立雄等人都遵從當時的社會意見，集中力量支持台大醫院急診部被羅織罪名打壓的柯文哲。被打壓被寵幸，柯文哲的冷暖應在心頭。 為什麼？為了不讓中國國民黨提名的連公子，彷彿「桌頂拿柑」輕取首都市長位子，與連爺爺父子連體，成為可能有害台灣的買辦。天龍國的政治體質不一樣，一直有藍大於綠的迷思，一直自外於台灣性。未在改革運動有明顯參與的他，得便坐上權力位置。但上台以後的言行舉止，讓支持者感覺走味、變調了。 台灣的民主改革、歷經種種努力。其實，黨外時代高玉樹曾以非中國國民黨人當選市長，改制院轄市改為官派，就是中國國民黨的權力算計。一九九四年，院轄市市長民選，陳水扁以民進黨人，在趙少康和黃大洲競爭中，當選市長。四年施政滿意度高，競選連任仍不敵馬英九—他和宋楚瑜就是自認為傳承蔣經國的兩位侍從翻譯，各懷鬼胎。 陳水扁落選，市民含淚，他落選演說中的「偉大的城市，就是對政治人物的無情。」顯然是打落牙齒和血吞。但又能怎麼樣呢？台灣人民是在他與連戰、宋楚瑜兩個中國國民黨人的競奪中，支持他當選總統，又連任一屆，為二十一世紀台灣展現的稱頌李登輝「寧靜革命」的某種榮光。 二○一八的市長選舉，民進黨支持者改變四年前的作法。為什麼對柯文哲市長不滿，多所批評，甚至必須自推人選，讓姚文智上場？柯文哲令人非議的種種表現是重要原因。中國拉柯打蔡冷老Ｋ，對台灣價值的發展，形成破壞。撲朔迷離的情勢，不確定的政治更形成台灣的焦慮。 其實，柯文哲的動向有些像他在台大醫學院的校友、學長沈富雄，都因被認為遭受中國國民黨迫害，而得到支持，也都因自視高（沈還瞧不起柯呢）被棄離。以Ｐ（Professor）和Ｄ（Doctor）的教授和醫生姿勢被觀照吹捧，但Ｐ、皮、痞、屁似乎謗亦隨之。怪選民？怪支持者？該怪的應該是自己。 政治人物受選民支持，應有其誠信。人民有期待，也會有批評。若只想坐著轎子，耀武揚威，抬轎的人手會酸、腳會累、心會痛。「偉大的城市，就是對政治人物的無情。」大哉之言！過去支持柯文哲的人現在反對柯文哲，為什麼？柯文哲難道不要反思？ 柯文哲帶動的台北價值不被認為是台灣價值。他的舉止也形成台灣正常發展的內部困擾。親痛仇快，反映了政治人物無厘頭的傲慢。台北究竟是偉大的城市？還是迷惘的都會？ （作者李敏勇，詩人）

  劉慶瑞、彭明敏、李登輝，出生一九二○年代，三位也都是台大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後，分別自原東京帝大、京都帝大回來台灣。劉慶瑞在法律系，彭明敏在政治系，李登輝在農經系，他們跨越了兩個國度，台灣從日本而中華民國。二○一八年八月十五日，經過七十三年了。 在日本，戰敗後自視為廢墟或荒地。一九二○世代知識人凝視荒地、走向廢墟，走過荒地或廢墟，心裡吶喊著「現在，向左或向右都是我的自由。」日本的戰後復興有這樣的文化肌理。 戰後台灣被據佔統治，祖國之夢留遺恨。中華民國，其實是國民黨中國。不只一九四七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流亡到台灣偏安一隅的這個殘餘中國，在虛構化的政治情境中，藉戒嚴獨裁宰制了這個島嶼。 1954年，任教於台大的彭明敏(中)與劉慶瑞(左二)。 劉慶瑞，一九六一年英年早逝。據傳他草擬了台灣憲法。形塑過台灣的國家之夢。酷愛歌德和里爾克的他，早在台中一中就讀時，就寫了有關他們的文章。死後，同為中學校友的詩人詹冰，以〈悲美的距離〉詩作悼念。中學校友詩人陳千武也寫〈哀韻〉。他的妻子以劉郭婉容之名，發表一首詩〈等待〉，結尾的行句是「惟見天角偶露一顆至誠聰慧的星／默然投射著永恆的光瑩。」 彭明敏，被拔擢為台大政治系主任，也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有知識人良心的他，一九六四年和兩位學生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欲救亡圖存，成為政治犯。幸賴外籍人士協助出國，流亡數十年，在李登輝出任總統的一九九○年代初才回到自己的國度。 李登輝走了一條與彭明敏不一樣的路，成了日本作家上坂冬子傳記書裡的《虎口的總統》。他進入黨國體制，等待發揮才具，實踐他心目中的台灣論。以特殊國與國關係喻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但中國國民黨人並不領情。 玉碎型的彭明敏和瓦全型的李登輝兩人，分別代表民進黨和中國國民黨競選總統。李登輝獲得過半數選票，李彭兩人的選票合計超過七十五％，這是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的台灣政治形勢。現在，台灣的時代風景呢？終戰七十三年，台灣國家的自我建構是什麼樣子？台灣在殘餘、虛構、他者的中國形勢，政治充滿謊言，謊言瀰漫政治。中國的羅網突破不了。昔日以反共治罪人民的黨國殖民意識論群竟要台灣投共降中，競相當起買辦，什麼時代？什麼風景？ （作者李敏勇，詩人）

  管中閔硬要坐上台大校長的風波尚未處理完之際，傳出中正大學校友與師生連署，反對校方聘任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擔任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專任教授。 以「江在閣揆任內有種種爭議作為，尤其『太陽花學運』時下令警力驅離學生，…實不足以在台灣擔任教職，恐有誤人子弟之嫌」，發起的「反對江宜樺先生到中正大學任教」連署活動，反映了台灣的大學校園不再順服任何宰制現象，對教育權有相應民主化、自由化的覺醒。 江宜樺以學者從政，但在現行中華民國體制，與其說從政，不如說是當官。以政務官名義，戰後的台灣政府常延攬大學教授入閣，但無政治權力來源的從政、當官閣員，充其量常常只服膺其主子。江宜樺即因為馬英九的黨國意理效命，而受人批評，甚至恥笑。 未入閣前，在台大政治系、所任教的江宜樺，因對漢娜‧鄂蘭的政治哲學素有研究，曾有某種清譽。豈知效命馬英九，本色盡失。從研考會主委、內政部長而行政院長。太陽花學運後，因中國國民黨在縣市長選舉敗選，請辭下台。 江宜樺的政治作為，特別是擔任行政院長，處理太陽花學運，被批評為研究漢娜‧鄂蘭的反面例子，竟成了他藉以教育學生「平庸邪惡」的寫照。 中正大學不知會如何回應師生的呼籲？在台灣的大學校園有相當程度的民主化、自由化覺醒的今天，仍然盤據著威權時代遺留的學術保守心態以及附和威權殖民意識的力量，台大的管中閔校長風波遲遲未能解決，原因在此。 管中閔的台大校長遴選風波，台大也有相當多的師生認為他不適任，不歡迎他。許多學術倫理的瑕疵和程序問題，都被擁管派以校園自主之名視若無睹，混淆是非，寧分裂台大也不放棄出掌台大，各種對教育部，甚至政府的指控，都徒然暴露其鄙而已。 戒嚴長時期，學術文化界常是政治權力的奴僕，民主化、自由化以後，反民主反自由的黑暗力量常藉民主、自由之名，進行對取代中國國民黨的新政治權力的反撲。管中閔、江宜樺都是其中的例子。 這是台灣國家重建、社會改造面對的問題，必須正視。 （作者李敏勇，詩人）

社會新聞不斷出現恐怖情人殺害情人的消息。說是愛，說是要給愛的人幸福，但被愛的人不從，就殺害了之、手段兇狠。 中國對台灣，不也如此嗎？又來了，對全球航空公司要求矮化台灣，片面取消二○一九台中的東亞青運。惡意不停。 說什麼「兩岸一家親」，其實是兩岸兩國心，不同國家、不同制度、不一樣的社會。 說什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其實國共打得才厲害呢！中國國民黨殺害多少中國人、中國共產黨又殺害多少中國人？ 中國盡是小圈子主義，不符合世界和平文明潮流的守舊、封建性意識。人類以「家」和「國」，在小和大的共同體形式中生活，但並不表示非自家人，非本國人即可敵視。這個世界，已經發展到一個國家不能任意侵略另一個國家的時代。 近代中國，從大清後期受西方列強的壓迫。中國強大起來，理應從歷史的屈辱感知到弱肉強食的不是，應該發展強而有禮、有理的國家，讓世界尊敬，而不是成為讓人感到可怕的霸權。 一個台灣詩人，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的巫永福（一九一三～二○○八），在日治末期面對皇民化運動，寫了一首短詩〈愛〉，「父母不曾說過愛我／但我體會父母的愛／你常說愛我／但我的心已受騙變成石頭」，就像台灣人面對中國的感受，但從國民黨中國到共產黨中國都只想據佔台灣。 挾持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讓台灣人對中國從歡迎變成怨懟；壟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共產黨從前說要協助台灣人民對抗中國國民黨的壓迫，但現在成為中國國民黨援引的壓迫力量，這是為什麼？除了中華民國的憲法意理尚未確立、轉化為台灣的國家，仍與中國藕斷絲連，更因中華人民共和國視其為殘餘的中國之故。 台灣的民主化、自由化，改變了黨國化時代中華民國國家權屬包括中國的侵犯現象。從特殊兩國論到一邊一國，都應是進步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尊重這種改變，讓台灣形成主體，尋求與中國建立各種可能的新關係，而不是助中國國民黨為虐，霸凌台灣。台灣更應經由新憲新國之路，中止與中國相互包括又相互侵犯的國家意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不斷威脅，是一種霸凌現象，正與恐怖情人事況相形相似。台灣人民也應從這種不斷出現的社會新聞有所省思，對恐怖情人的屈服，對霸凌現象的屈服，只會帶來災禍。中國啊，請不要和挾持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一個樣子，讓台灣也看看不一樣的中國！一個對獨立自主的台灣有期待的中國。 （作者李敏勇，詩人）

  鄭南榕基金會的攝影家劉振祥「查某人的二二八」展，台灣女性的容顏在苦難中發出幽微的光。畫家、報人、醫生、法官…台灣的諸先輩遇難，但妻子兒女在困境中仍然力爭上游，在各領域發亮。為什麼？這是台灣社會力中美好的一面。閉幕展座談會的情境對照屏東縣一位女性議員咬人暴紅後與柯文哲的見面會，會不會咬人竟成話題。台灣怎麼了！ 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人長期蹲著，忍受類殖民統治以祖國之名的壓迫。在困頓中也有戰後來自中國的有良心知識份子和台灣本土進步人士合力促進民主化，都在戒嚴時代蔣體制黨國被迫害。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師生「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未能促成國民黨中國改弦易轍、終至中華民國的中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再揭竿而起，為民主為自由為人權而推展的政治改革運動形塑了台灣的形貌。 一九九○年代的野百合運動，二○一○年代的太陽花運動，展現台灣青年的生命力，都是開展台灣民主化的能量。中國國民黨在台灣藉挾持中華民國壟控統治權力的妄想被一波又一波，連續發展的台灣社會力阻止了。 台灣的國家正常化並未完成。在正常國家、類似中國國民黨的政治團體在轉型正義處理下，未經轉型改名落實本國，可能無法參與選舉。但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仍可能在總統選舉、國會議員選舉的政黨輪替取得政權，甚至國共合謀，威脅台灣。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留下許多爛攤子，民進黨從美麗島事件奠基，經陳水扁二任總統，在馬英九又二任總統之後，蔡英文總統執政二年多，國家正常化仍在追尋之中。中國國民黨爛，民進黨也許不夠好，要鞭策。但政治的第三勢力呢？怎會是虛無主義的虛張聲勢！胡亂的解構！ 正常的台灣，應該不存在中國的政黨。若民進黨之外，有相對本土的政黨競爭，當然有助於政黨政治的發展，若中國國民黨台灣化也可以重新再起。在統獨左右這種異於正常國家政治光譜，台灣的政治改革不只牽涉到左右，也牽涉到國家的存在條件，成為困局。這是被類殖民統治的台灣，國家存在論的盲點。 在這種盲點下，以非藍非綠卻不追求國家建構的政治力量，不只是對中國國民黨的解構，也是對民進黨的解構，對台灣的解構。純潔的力量被白目化了。第三種力量應該是像時代力量、社民黨、基進黨、綠黨…的發展。在中國國民黨從台灣消失以後，與民進黨形成台灣的相對政治力量。不應該是柯文哲現象的發酵。這不是動人的政治力量，只是讓殖民餘緒嘲笑台灣人而已！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習慣稱中央研究院的全國最高學術機構進入第二十二屆，加入二十一位新院士，院士陣容增為二百九十五人。長期以來，中研院在台灣與中國，本國與外國籍院士成分的定性、定位仍然糾葛。 有部分院士和研究人員連署，希望另設外籍院士給包括中國的優秀學者，拔擢本國籍學者的台灣院士，以台灣的國家科學院定位中央研究院，但並未獲致結論。這個問題難以解決，凸顯了台灣的中華民國，民主化但政治並未轉化、國家未真實重新定位。 就像台灣的「中華民國」國家定位，有人認為是台灣，有人認為是中國—殘餘的中國，流亡的中國，甚至憲法意理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的虛構中國。中央研究院網羅一流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院士，被寄望能解決這種詮釋迷亂，但它自己其實也陷於意涵迷亂，如何被期待？ 中國的中華民國時期，於一九二八年成立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以拉丁文Sinica表示CHINESE。一九四九年，以史語所及少數院士隨流亡中華民國遷台，其院士組成並未充分顯示台灣，仍拘束在中國的定義裡。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另立中國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家定位不清、國家意理不明，做為最高學術機構的中研院也一樣陷於這種糾葛。廖俊智院長出身化學暨生物學家，在科學界有其盛名，繼李遠哲、翁啟惠之後，均為台灣出身的卓越學者，但對於國家定位糾葛也無能為力。李遠哲介入了一些現實政治課題，面對的壓力可以想見。 科學面對政治，也束手無策。這個來自中國，就像「中華民國」被播遷來台灣，仍在中國的意理泥淖之中。終身職的院士們就像黨國體制時期的萬年國會委員、代表，台灣這個國家豈是台灣增額的委員、代表可以自我轉化的？鞏固中研院中國意理的院士兼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者，大有人在。 台灣的經濟和台灣的政治就演示著台灣社會的身體，但文化卻陷於中國的心靈或精神牢結，這是戰後習慣於身體論的台灣的桎梏所在。中研院院士的象徵體系是這個樣子，戰後把文化權交給黨國控制的藝術、學術領域，除了少數覺醒者，也都這個樣子。在台灣社會，脖子以下是台灣，但脖子以上似乎仍是中國，套在對台灣最有敵意的現實中國。 脖子以上的中研究要如何面對脖子以下的台灣課題？或頭與身體分離，身體在地上行走，頭漂浮在雲海？除非中研院是台灣這個國家的最高學術機構，否則卓越的科學家們的頭腦只會是台灣這個社會的高貴裝飾。（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民進黨被賦予主要的擔當者的角色。相對於中國國民黨的黨國威權長期專制戒嚴獨裁，以美麗島事件為分水嶺，從黨外到民進黨，民主化在二○○○年政黨輪替後，似乎開展了台灣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的契機。 李登輝的寧靜革命，奠定了某種基礎，但未必堅實；陳水扁輪替執政，並未真正成功，原因都在時間並不足夠。不只陳水扁身陷囹圄，連帶的是二○○八年政黨再由中國國民黨馬英九復辟，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各自表述，時而台灣，時而中國。認同的困擾和混淆成為迷惘和迷障，國家困境至今仍未完全解決。 蔣體制的殖民、黨國化，不只以軍事戒嚴獨裁，教育、大眾傳播、文學藝術形成的廣泛文化洗禮和控制，在民主化以後，並未清除清洗，即使民進黨執政，台灣也只是在肉體上貌似鬆綁，精神仍未解放。李登輝掌權的期間，本土文化稍稍獲得復甦的機會，但積弊之深並非一朝一夕下可以改善。 如果台灣社會的文化力，近現代進步性的文化力足夠豐厚堅強，追尋建構一個從虛構、殘餘，他者國家狀態的台灣國民意志與感情應該會從政黨輪替執政的新世紀開始，一路走向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的坦途。 但是，看看現在，民進黨再度執政，蔡英文接續陳水扁的總統之路，象徵改變中國國民黨殖民性的政治改革運動似乎並未確立穩定性政權。民進黨只有選舉運動，和文宣造勢，並沒有文化運動的社會效應，常常陷於內部權力傾軋，或因此讓人民感覺與中國國民黨也只在權力傾軋之中。 民進黨的執政之路並沒有從長期被蔣體制的教育、大眾傳播、文學藝術牢結脫困。台灣這個像是在追尋新國家的政治力仍受困於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教育、大眾傳播，文學藝術的精神牢結。只想選舉，只想到爭奪權力位置，民進黨的內部傾軋和外部傾軋，徒然讓人民失去憧憬的視野。 日本是明治維新的文化運動才形成新社會，近代性和現代性不只是政治，政治也反映了文化運動的成果。看看人家的教育、大眾傳播和文學藝術。沒有近現代國民意識與文化生活志向，台灣仍受困在黨國體制遺留的情境，要真正形成新國家，台灣要有新文化的新社會運動，不能只依賴選舉達成的權力位置重新分配，要有心的覺醒以及國家靈魂的重新追尋。 （作者李敏勇，詩人）

  四年一度的世足賽在俄羅斯幾個城市舉行，世界瘋足球，台灣也不例外。但亞洲除了東亞的日本、韓國，也只有中西亞、中東幾個國家與賽。 就在這期間，連鎖書店金石堂的城中店就要歇業，連帶的重慶南路的書店街歷史也要消失了。閱讀沒有成為生活習慣。閱讀常帶了功利主義目的而不是生活教養，加上出版文化產業的經濟效應不吸引生意人的投資，都是問題所在。 運動和閱讀是文化的兩種對比狀態，一動一靜，恰好象徵身體與心靈的文化狀況。完整的國民體格和人格，缺一不可。 不錯，運動和閱讀都是文化現象，許多國家的文化部門，兼及了體育與觀光，像韓國。不像台灣，體育（在教育部門）與觀光另有部門。日本是文化教育科學省的設置，是另一種想法。 身體與心靈是息息相關的，從古希臘時代，奧林匹克運動起源的競技到希臘神話的藝術文化，荷馬的史詩《伊里亞德》、《奧狄賽》，人類的文化活動就是這樣顯現的。 正常的國民養成過程，教育會重視身體和心靈的發展，國民體格和人格就反映了這種教育宗旨。重視體魄和心靈涵養，才能培養出真正健全的國民。 職業運動選手雖然逐漸明星化，但就像明星也要有各自的訓練和涵養，而不是擺擺臉了事，有許多國家隊的足球選手仍然在各自職場發揮才具，像只有三十多萬人口的冰島。 重視士大夫，講求死讀書，並以為爭逐上品，說是重視心靈，其實是書呆子功利主義。相對的，把運動視為只重四肢發達、頭腦空空，也不是正道。一個國家的良好發展必須國民身體與心靈的良好條件。這是文化問題。 運動競技，國家與國家在運動場激烈拚搏，比起在戰場的廝殺有意義多了。國家精神透過這樣的方式呈顯，有一種文化歡慶的意味。看看運動競技，不就是身體的韻律與節奏進行著一種舞蹈嗎？ 靜下來的時候，看看書，閱讀是一種心靈的運動，並不是以為網路、手機時代的一些訊息或圖像感覺就可以取代，運動發達的國家常常閱讀風氣也盛，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就是例子。 瘋足球，靜靜閱讀，身體與心靈應該都要充實，台灣的書店營運危機是文化問題的一端，不只是書店經營的問題，也是書籍生產（作）者的問題，更是國民作為閱讀者的問題，一個要追尋建構新國家的社會不能無視於這種文化課題。 （作者李敏勇，詩人）

  川普、金正恩世紀之會在新加坡向世界發出新的政治訊息：兩個極端對立國家，一自由資本主義體制和一專制共產主義體制，一大一小，突破了超過半世紀戰爭情境，走向謀和階段。這影響了東北亞、甚至世界，雖容有變數，畢竟是某種努力。 南韓、北朝的衝突，一觸即發的事況彷彿就在昨日；東北亞緊張關係似與中東事況相互照映，但轉眼間兩個特殊的國家領導人，在握手微笑中簽署了邁向和平的備忘錄。 一個五百萬人口，包含了華裔、馬來裔、印度裔的新加坡，不是許多華人習以為常的中國的國家，也表現出異於傳統中國文化的近現代世界國家形貌。她的法治優於自由，不盡符合民主。受英殖民影響的文化觀建構了非單一民族社會的共同體。台灣應該具有一樣的條件，但被箝制在未解的中國意理；二千三百萬人口，但國家的條件並未真正形成，人民也在焦慮之中。 南韓、北朝一九五○年代的戰爭，讓美國協防了代表盟軍接收，進佔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國，在冷戰年代維持了偏安的台灣，也讓台灣在日治時期既有的工業條件上發展了經濟。但台灣的國家地位一直未重新確立。共產黨中國取代了國民黨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後，台灣的國家困境一直存在，政黨輪替也未解決。 國民黨中國既未讓台灣人民經由自決程序認可這個叫做「中華民國」的國家，並重新憲法化再生「中華民國」；也以挾持的黨國化心態，拒否台灣形成新國家的努力。「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意理糾葛不斷，導致台灣的國家認同陷於分歧，民主化、自由化，卻未形成共同的國家之愛。 南韓、北朝可望以兩國朝向和平發展，分裂的民族，在聯合國都有席位，才能如此。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中國逐出，因韓戰而倖以國家軀體寄生在這個島嶼，卻牽涉台灣的命運。從反共到想屈附共產黨中國，都想挾持、脅迫據佔地台灣的人民。有時也以南韓、北朝比喻「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中國與共產黨中國又不是在中國以長江為界南北分治，什麼跟什麼嘛！現狀論的意涵成為某種桎梏，窒息了台灣的突破和新生機會。是改變的時候了。若不改變，會讓追尋建構正常國家的台灣人民失去支持的熱情，也會形成焦慮。世界在改變，台灣也應該突破現狀。（作者李敏勇，詩人）

  企業家張忠謀從台積電退休，在被注目的記者會上，他說台積電會根留台灣，而且支持蔡英文總統，回應外界台積電會出走，以及挑撥他與蔡政府信心的傳言。 他不是民進黨人，他是戰後從中國移入的一代。 同一天，政治人呂秀蓮哽咽埋怨民進黨及蔡英文總統，喪氣話盡出，還留下切腹自殺的誑語，對民進黨台北市長選情之紛亂、低迷再落下一石。 她是民進黨人，擔任過二屆副總統，土生土長台灣人。 兩人的身影在人們心目中留下不一樣的印象；好惡不言而喻。政治人物，企業人物，只恃聰明是不夠的，只觀照看重自己是不能讓人敬重的。 台積電之所以是台積電，張忠謀的身影是一種象徵。放在台灣的企業家行列裡，特別被尊敬，不是沒有原因的。 身影，是的，就是身影。這是行止、身段、言說匯集起來的形象。要講企業家，張忠謀應該就是。 台灣的企業，老闆多，企業家少。錢錢錢的揮霍，對員工對社會不盡體貼，不盡負責任。爭「錢」奪利，所在多有，富而不貴比比皆是。 政治人物，也一樣爭「權」奪力的多，對國民福祉關心的少，對國家有願景的少。在重經濟輕文化的社會，政治成為一種商業，連事業也不是，更不要說志業了。 從商人到企業家，從政治人物到政治家，人格上是要經過蛻變轉化的。那是一種文化條件的洗禮和形塑，是文化意義賦予的身影，也是人格特質。 台灣的企業從前常依附在黨國專制的特許權扶持也被箝制。民主化以後的現在反過來對政治可以任意說三道四，常常有錢能使鬼推磨，盛氣凌人。從前，面對政治卑躬屈膝，現在反過來。相反的姿勢都不是可敬的身影。 看企業家和一般商人，身影是不一樣的。看政治家和一般政治人物，身影也不同。台灣的歷史還不夠長，歷史評價還未有效形成。在「錢」與「權」奔逐、追尋的人，還不能真正體會人生短暫、歷史久遠的意涵。 再多的錢，再大的權，都不若意義的重要。意義的形式是文化的，用來檢視經濟和政治，並形成歷史評價。什麼樣的身影！什麼樣的評價！是否土生土長台灣人，並非關鍵。台灣正在進行重組、重構、重建。國家和社會的典範，要看身影，特別是文化身影。（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一八年四月間，國際筆會在斯洛伐尼亞的小鎮布萊德舉行和平委員會議。「反對戰爭」是焦點話題。中國的大數據問題以及劉曉波的死亡都在會中引發議論，自由與尊嚴受威脅的中國情境，劉曉波之死留下永恆的傷疤，在在引起關注。筆和劍，和平與戰爭，自由與壓迫，喻示著文化的政治情境。 國際筆會（EPN international）是成立於一九二一年的一個非政治、非政府作家組織，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Ａ類地位，…無論政治或觀點如何；為言論自由奮鬥，並保護作家免受政治壓迫，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有一四九個分會，約有二萬五千名會員，是詩人（poet）、劇作家（playwrights）、編輯（editor）、散文家（essayists）、小說家（novelists），PEN即為首字縮寫。 中國因為幅員廣大，曾有北京、上海、廣州等分會，中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筆會於一九五九年復會，後來對外改為中華台北分會（Taipei Chinese Center）。一九八七年，一群台灣作家曾組成台灣筆會，惜未獲加入國際筆會，後來也無活動，但現在也有台語作家筆會，若以語文的條件或能加入國際筆會，能彰顯台灣的作家形貌。 獨立中文筆會是二○○一年，一群流亡的中文作家和一些中國國內作家、海外中文作家結合的組織，對中文作家或中國作家受到政治迫害，積極聲援。二○一七年，更與瑞典筆會、維吾爾筆會和藏人海外作家筆會舉辦「四筆會平台國際會議」，以「尋求共識空間──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在瑞典的馬爾默，集思廣益。 中國自六四以後，因國際筆會關切中國人權、作家被迫害，不熱中參與國際筆會年會，幾同脫會。這應是中華民國筆會發聲、介入的時機，可惜已習慣以Chinese Taipei身分出場，而且被獨立中文筆會說：常出席年會開幕的第一天後，就不見人影，明哲保身？也未關切作家受迫害的言論自由課題。對於中國打壓作家的狀況，不像獨立中文筆會一樣關切。 在台灣的這個國家，從中華民國到中華台北，就是拒否台灣，寧屈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仍不共同努力建構自我主體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多作家流亡在海外，以獨立中文筆會為自由發聲，顯示了筆會PEN的宗旨與作家精神，台灣的作家是否也應該彰顯這種宗旨與精神？！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與中國，特殊國與國關係始終未獲得確立。李登輝為「中華民國」設想的概念，中國並未領情。民主化後的台灣，民進黨執政還被中國國民黨批評借殼上市。「中華民國」成為籠罩在台灣的陰影。 經過陳水扁二任、馬英九二任，「中華民國」在台灣各表為台灣和中國的國家。與外部的「一中各表」，其實只共產黨中國能表，國民黨中國不能表，是兩面鏡子，裡外參差。中國國民黨以「中華民國」是他的黨國，中國共產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他的黨國，都抗拒自由化和民主化。 台灣的國家處境並未因總統直選而豁然開朗。「台灣，應該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政治體，但一九四五年終戰後，代表盟軍接收而進占統治的中華民國體制並未解除，尚須經過建制工程，才能成為正常國家。」正是現在的處境。不脫離這樣的處理，台灣不能成為正常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承續取代「中華民國」而成為代表中國的國家，一九七一年取而代之的聯合國席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欲併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中國意理。但台灣即使曾被「中華民國」進占統治，卻並非「中華民國」所有。台灣與「中華民國」分割處理，或許才是台灣國家正常化之路。 與其糾葛在「中華民國」的中國意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糾纏不斷，不如把「中華民國」這個一九四九年之後已殘餘、虛構，並且在台灣他者化的國家招牌還給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生活在台灣，對民主、自由有夢想的人們，就站起來，從屈服於中國威脅行徑站起來，在這個太平洋西南海域共同建構一個從漢字文化圈蛻化的國家吧！ 以「中華民國」名義建交的國家，若繼續有外交關係，要以台灣之名重新建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的這個新國家不要再中國、中國，侵犯人家的國家權屬了。就當從前以反攻大陸綁架台灣，長期實施戒嚴是蔣體制時代的春夢吧！ 台灣，站起來。向世界說：我們的國家是台灣，不是殘餘、虛構，他者的中國。蔡英文總統不要辜負了台灣人民在二○一六年的支持與期待。取代中國國民黨執政旳民進黨應該號召台灣不分先來後到的人們，共同確立一個民主化、自由化的獨立國家價值，既不像從前的反攻對敵，也不能卑躬屈膝降服投靠。要從中國國民黨的夢魘走出來。蔡英文總統、民進黨政府要展現新政治，建立新聲望。只有這樣的途徑，不要再忍讓了！台灣，要站起來面對中國。正正當當向前走。（作者李敏勇，詩人）

  一九八○年代末，東歐的自由化，所有在共產統治體制下的國家，無例外地，都經由一次選舉而推倒舊政權。蘇聯的解體也在效應之中，為什麼？ 猶太裔英國社會學家華倫道夫就以一、市民意識，二、教會的庇護，三、文學藝術這三種條件說明民主化、自由化能在東歐快速實踐的原因。看看台灣，我們相對缺少什麼？ 慈濟大愛電視的一部連續劇《智子之心》，因為描述到台灣在日治時期，一位女性以護士身分在中國戰場的行止，被中國當局以美化日本非議，導致大愛電視在播出二集後，自行下架停播，屈服於一個外部國家的類似新聞檢查暴力到這種自我了斷的地步，要怎麼看呢？ 以華倫道夫的論點來看：教會的庇護是重要的。慈濟、法鼓山、佛光山雖不盡一樣，都是佛教衍生類似教派的大組織；有基金會名義的不同社會志工，從醫療、救濟、文化、教育的面向發展出極大的體系。它們都應該要有庇護所的意義。但慈濟大愛電視的停播《智子之心》，顯示了庇護的困境：既無法守護自己，也無法庇護對之有信仰的人。標榜行善，卻無法守護自由的價值。 共產黨中國的政治黑手赤裸裸地伸進已從國民黨中國戒嚴宰制發展出來，異於中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在這樣的國度，慈濟大愛電視顯示的屈辱性屈服，也是台灣的脆弱點：守護自己國度文明價值的信念與力量難以顯示。 慈濟以救濟、救護發展出其體系，延伸佛教信仰，與法鼓山、佛光山各有其發展領域，原本都缺乏解放神學的積極為自由化、民主化努力的面向，但信守良善的佛理。雖不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教會庇護所的努力，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也多所尊奉、支持。但慈濟以在中國的救濟事業為繫，竟向強權屈服，慈濟本末為何？所圖為何？有其高度嗎？ 這不只是慈濟的局限，也不只是慈濟的困境。這是台灣普遍的困境，也是台灣走向正常健全國家的內在困境。宗教的庇護以及文學藝術，和市民意識（這是近現代國家人民的權利和責任意識）是廣泛的文化課題，也正是台灣無法順利邁向正常健全國家的病理。（作者李敏勇，詩人）

  民進黨已成台灣最大黨，雖不像中國國民黨仍在虛胖狀況似乎仍有龐大實虛身影，但具有執政優勢。只是，在台灣的這個國家，仍叫做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人也還以為是他們的。 紛紛擾擾、困困阨阨，是因為中國國民黨後面有一個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跑到台灣來的中華民國是他們尚未完成的革命大業。中華民國以殘餘的中國存在台灣，充滿虛構性，對台灣也是他者。但異地內化，成為政治之瘤。 從前，就看一九八六年，民進黨闖關成立那時際，從黨外的開拓、拚搏，闖政治之路，何等艱辛、危險！從二二八、白色恐怖、雷震和本土民主派，一路以來的禁忌要打破，先驅者群的志氣何等動人！ 創黨三十多年，民進黨經歷幾個世代的勢力變遷，也產生兩位總統。在民進黨人擔任總統時，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國家；但中國國民黨人擔任總統時，不完全是。各自表述國家的定位，形成民主化後的政治荒謬。 在殘餘國家和新生國家之間擺盪，中華民國在台灣，並未因為新政治形勢而解決定位的混淆。台灣與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政、外交的奇怪關係耗損能量。本來沒有的「九二共識」被操作成「一中各表」實際無法各表的中國結。中國國民黨用來作綑身索，硬要民進黨套上。 外部的中國，內部的中國國民黨長期棲身黨政軍特團教的未經轉型正義處理政治構造，形成雙重性的威脅。民主化後的台灣仍擺盪在殘餘國家和新生國家之間，尚未真正轉化，而是僵持。 從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政權的擺盪效應讓台灣在未確定的台灣新國家和未消失的中國舊國家之間，耗損民主化的成果，不只隨中國國民黨流亡來台群落無法真正定置，台灣本土族群亦不能真正安身立命。寧靜革命的榮光失去風采。 蔡英文就任總統，即將進入二週年。改革的陣痛，新國家確立的保守性──這當然是內外交迫情勢的制約，在在都考驗台灣如何從殘餘國家走向新生國家。現狀不應是守舊的殘餘，而應該邁向新生國家的確立。寧靜革命才會有真正的榮光。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民主化以後，存在著威權統治時代遺留的反動現象，是中國國民黨化的，也是中國性的─因為後者，被懷疑傾向於共產黨中國連結─因為共產黨中國已然成為中國的正統。這種傾向的台大，心在台灣，胸懷民主嗎？或仍有殖民心態？ 管中閔被拒否為台大校長，出於當事人在遴選程序的瑕疵，竟被曲解成教育部打壓，而且竟然以所謂的新五四運動興風作浪。不說五四是中國的文化運動象徵，且為共產黨中國當年為推翻國民黨中國的文化象徵。與台灣是因為尚未去除的中國性而成為效應。更應指出的是：打著五四旗幟的一干人等，大多是在戒嚴體制長時期附和於黨國之徒。這其實只是台大的部份現象，卻以台大為名。 台大在戰後成為國民黨中國據台統治後最高學府的代表，傳承自被殖民時期的日本台北帝國大學，與系列日本本土帝國大學並置，並因帝國南進政策而在亞熱帶學以及東南亞學具有特色。國民黨中國以中國北大相加，將之中國化。但自傅斯年以後，幾為中國國民黨操控、宰制。在保守體制中仍有異議、進步的師生，形成改革維新力量。 一九七○年代初的台大哲學系事件，王昇之政工勢力在台大赤裸裸打壓學術自由，許多教授被迫害，學校當局是配合的。美麗島事件後，許多學生參與民主化，在台大也被打壓。相對於某些具改革意識、自由派教授的介入、支持，許多管中閔風暴出頭搖旗的是既往守舊意識、保守派之徒。正是民主化的反動現象，不盡能代表台大。 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黨國幽靈現象，或民主化後的反動，赤裸裸地藉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其實有意摧毀脆弱的民主體制。正因為民主化後的中華民國體制朝向台灣性，與流亡在台灣的中國性不一樣─幽靈正與已正統化的共產黨中國連結，敵視正在脫胎換骨的國家。 在黨國化、戒嚴體制下的台大，有許多附和在統治權力的職業學生，馬英九被質疑有此等身分，並以卸任總統而成為管爺的精神中心，附和威權、專制、打壓民主化不遺餘力。昔以愛國為藉口，實則是黨國化之徒。 民主化後的台灣，他們靠從前打壓、迫害的民主、自由，想構築反動陣地，並謀台大成為走資化的親共產黨中國政商灘頭堡，想站在台灣社會的身體上，扮演頭腦的角色，不成樣的新五四，不只沒有昔日中國的好樣子，在台灣也沒有會被尊敬的文化運動性，只照見某種戒嚴時期遺留的文化毒害。（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