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孟絹（本文賽德克相關漢譯，採餘生後裔郭明正的音譯，以貼近真正讀音） 莫那．魯道（中）帶領被壓迫24年的族人起事。郭明正依莫那．魯道光禿的額頭判斷，此時他約45歲左右，耆老認為「額頭光禿的男子聰明又果決」。圖／引自網路   國際知名美術家陳澄波，學生時期甫於1926年入選「帝展」，台灣地方自治運動領導者楊肇嘉感嘆，此舉對提升台灣人地位，比數年的政治運動有效。無獨有偶，2011年《賽德克．巴萊》電影上映，引爆討論熱潮，歷史老師在課堂上感慨，影片引發歷史議題效應，影響遠勝自己教學。 莫那．魯道率族人抗日 片名《賽德克．巴萊 Seediq Bale》意為「真正的人」，內容以1930年「霧社事件」為背景。主角莫那．魯道（Mona Rudo），約出生於1882年，屬賽德克族德固達雅（Tgdaya）群（另兩群為都達、德路固）。 部落頭目（領導人），具公正無私、智勇兼備、才德並蓄特質。莫那．魯道是馬赫坡社（今廬山溫泉區）頭目，日本官方描述他「性慓悍、體軀長大、擅長戰術，勢大，霧社諸社中無出其右者」。日本勢力入侵霧社後，他帶領族人面對種種鉅變。 1895年日本治台，1896年埔里撫墾署成立，持續往霧社挺進。1897年初「深堀大尉探險遇難事件」，日人對霧社地區展開「生計大封鎖」5年。1902年4月「人止關之役」，日方征伐此區再度失利。1903年10月「姊妹原誘殺慘案」，日人策動布農族干卓萬群藉交換物資之名，殺害德固達雅群120餘名壯丁，造成戰力大減。1906年日軍占領霧社山區，1908年興建霧社警察駐在所，掌控政治權和文化權。 1911年8-9月霧社各族群勢力者，被安排參加「蕃人日本內地觀光團」，視察統治者的富強與威武。約30歲的莫那．魯道觀後言「日本人的數量像濁水溪裡的石頭那麼多！」，他也目睹內地警察待人溫和，相較下「理蕃」警察蠻橫無理。即便如此，他曾於1919、1920、1925年三次祕密召集部落頭目商議反抗行動，因消息走漏而中止，此後莫那．魯道被嚴密監控，因而表面歸順，等待時機到來。 堆疊如山的抗日情緒 日人以為原住民已順服、逐漸安定，因而裁減警備人員且日益威權。然而殖民政府高壓手段引發多層面的問題，看似平靜的「模範蕃社」，內部波濤洶湧。間接因素包括：「理蕃」政治權力衝擊傳統部落結構、大興土木掠取天然資源、警察操控改變的生產方式、「以夷制夷」分化策略見效、「和蕃」婚姻政策失敗、大和民族文化侵入衝突。直接原因：不分老弱婦孺皆遭脅迫勞役（當牛馬使役），部落居民多方請願但不被重視；因日人失親的年青族人積極策動；固屋（荷戈）社、馬赫坡社兩次敬酒風波。 誰願意生活在地雷、通電鐵網、任意討伐的日子裡？被勞役過的督洛度呼、固屋、度魯灣、斯固、馬赫坡、波阿崙六社青年300多人，展開視死如歸的抗暴行動，為爭取平等、民族尊嚴起義。 第一次霧社事件－抗暴起義 1930年10月27日，霧社公學校（今台電霧社第二辦事處）舉辦「台灣神社祭」紀念日的聯合運動會，日本官警及眷屬群聚，困而成為爆發點。 霧社位於台灣中央位置（今南投仁愛鄉），是中部山區出入的樞紐門戶，海拔1,148公尺，時有山嵐霧氣故得名，滿山台灣緋櫻在寒冬綻放。圖／李筱峰提供 凌晨，莫那．魯道家族首先發難，攻擊馬赫坡駐在所、內山造材地警察。起義部落亦攻陷各地駐在所、切斷電話、奪取武器。莫那．魯道率領中老年組，在霧社分室後山埋伏；達多．莫那（莫那長子）帶領青壯年組，在運動場四周潛伏。趁舉行升旗典禮之際，與會者肅立形同標靶，出草襲擊日人，會場殺死132名日人，誤殺2名漢人。接著雙方多次激烈交戰，「霧社蕃」以擅長的「障眼襲擊法」應戰，日軍苦嚐敗果。 11月1日之後，日方投入大量現代化武器，策動都達、德路固群組成「味方蕃」（「我方蕃」）奇襲起義者，「焦土戰術」、「以蕃制蕃」計謀奏效。然而抗暴者家屬大規模自縊身亡，為的是讓族人沒有後顧之憂勇敢作戰。12月7日，日軍投下特製毒氣彈發生效用，戰鬥趨減。被「理蕃」當局形容「生性兇暴傲慢，頑迷而不悟社會之大局」的莫那．魯道，則在中央山脈深山岩洞舉槍自戕。   霧社事件中的味方番。圖／李筱峰提供 12月中旬，具謀略的達多．莫那與四位戰友奮戰、自縊後，歷時50多天的霧社事件結束，族人死亡640多人。就如莫那．魯道的預言「一旦起事後要有必死的決心！」奮力作戰、自縊殉死，靈魂前往祖靈居住的地方，是賽德克族的光榮標記。 第二次霧社事件－日警報復 1915年噍吧哖事件與1925年治警事件，日人以司法程序審判「抗日」行動；但此時司法卻失靈，日本警察的報復行動才要開始。起義六部落的倖存者（交戰中或受誘降或遭逮捕者）560餘人，分別被監禁設置在督洛度呼部落與西坡斯固台地，日方稱為「保護蕃收容所」，實質是俘虜集中營。1931年4月25日，日警再度借「味方蕃」之手殺害「保護蕃」216人，是殘暴的集中營屠殺事件。 5月6日，六部落餘生遺族遭強制移居「川中島」（今清流社區，北港溪中游河岸台地）。面對低海拔（450公尺）環境的不適、過度勞役、思親，部落餘生遺族於是生病、自殺、逃亡被殺。接著，日警以關懷之名，進行「套取族人口實」之謀，要鏟除漏網之魚。10月15日號稱「參觀旅行」，在埔里的能高郡役所，以舉行「和解式」為由，秋後算帳，再度逮捕32名餘生的青壯族人，未經審判被處極刑。 「十月清算」後，「談論霧社事件」成為川中島的禁忌。直到1973年，媒體誤將花岡一郎、二郎報導為莫那．魯道的孩子，封口40餘年的部落遺老才開始談論、予以駁斥。 賽德克族遭壓迫、起身反抗、事後報復經歷，是台灣在統治者更替下如出一轍的縮影。部落族人經由「我手寫我口」，詮釋自己歷史、傳續族群文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使命。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6期(1月號)

 大約在二○○二至二○○三年左右，我和一群在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擔任志工的年輕人，一起觀看《二二八事件慘案紀實》紀錄片，記得觀後感是「台灣有那麼多人被殺，怎麼課本沒有教？」說來也巧，不久熱心人士林棟滄先生送來幾十箱奇美文化基金會助印的小冊子—李筱峰教授的《解讀二二八（節錄本）》，給大地用以推廣「台灣神運動」時分送民眾。之後，我就讀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以《「台灣神」信仰之研究》為論文題目，其中「『台灣神』信仰的形塑」章節，就是在探討四十九位「台灣神」典範事蹟，與對台灣的貢獻。除了指導老師張炎憲教授外，也向筱峰老師請益。某日當我詢問到《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資料時，筱峰老師說「我們來重寫」，但自忖「我只是一個小小研究生，寫書是何其重大的工程，老師只是隨口說說吧！」沒想到筱峰老師是認真的，還答應等我碩士論文完成後進行。就這樣，真的和筱峰老師開始著手重寫此書。自己也「從做中學」，一些無法連結的地方也慢慢解開，例如日治時期台灣的公共衛生已達一定程度，為何終戰後反而傳染疾病蔓延，其實與國民政府接收公衛設施並盜賣、港口檢疫鬆散等有關。過程中除了獲益良多，也因家屬堅毅面對困境的感人過程而動容。我的感想是：唯有台灣民主建國，才能避免悲劇重演。（作者為《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合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