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本專欄〈錢幣鈔票的人像該換圖了〉一文在介紹日幣的人像時，竟然漏掉日幣一萬圓的重量級人物福澤諭吉。他是慶應大學創始人，主張「脫亞入歐」影響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家。我藉此再做補充，從鈔票人像，可見日本重視歷史文化思想之一斑。 從錢幣讓我聯想到郵票，可以推出更多歷史人物，同樣能發揮文史教育，促進台灣認同。以下我信手拈來初步列出人物名單，供郵政主事者參考： 抗日人物：莫那魯道、余清芳、江定、羅俊…。 一九二○年代社運前輩：林獻堂、蔣渭水、蔡惠如、楊肇嘉、吳海水、黃呈聰、王受祿、韓石泉、連溫卿、王敏川、趙港、黃賜、謝雪紅…。 原住民領袖：為原住民自治而犧牲的樂信瓦旦（林瑞昌）﹑吾雍雅達烏猶卡那（高一生）﹑湯守仁…。 民主運動先驅：雷震、傅正、江鵬堅、黃信介、郭雨新、郭國基、吳三連、李萬居、許世賢、魏廷朝…。再如海外台灣人自覺運動創始人黃彰輝；語言學家兼台灣獨立運動家王育德…。 台灣先烈：為台獨犧牲第一人陳智雄；為言論自由與台灣獨立自焚殉道的鄭南榕；泰源監獄起義五義士，以及二二八及白色恐怖下的無數犧牲者…。 文學家：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用鋤頭在大地寫作的楊逵；「亞細亞孤兒」吳濁流；人道醫師作家吳新榮；新文學運動鼓手張我軍；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鍾理和；採風擷俗的民謠作詞家許丙丁；詩人林幼春、陳虛谷…；作詞家陳達儒、葉俊麟、李臨秋…。 美術家：水彩的化身陳澄波；謳歌農村的水彩畫家藍蔭鼎；藝術牧童黃土水；鄉土寫實畫家李梅樹；以及李石樵、郭雪湖、廖繼春、陳進、陳植棋、李澤藩…。 音樂家：音樂大師江文也；「四月望雨」的鄧雨賢；譜出台灣魂的蕭泰然，還有楊三郎、蘇桐、洪一峰…。 思想家：自由主義的領航人殷海光；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呼籲佛教改革的抗日革命僧林秋梧；引介西洋文化的李春生；淡薄名利的啟蒙者林攀龍；慈悲人道的聖嚴法師…。 慈善家：遺愛人間的醫師謝緯；乞丐的保母施乾…。 開創性學者：如台灣地質學前輩林朝棨；台灣考古學大師宋文熏…。 貢獻台灣的外籍人士：引進西醫西學的馬偕、馬雅各；引進第一部西式印刷機，發行台灣第一份報紙的巴克禮；「台灣盲人福利之父」甘為霖；「切膚之愛」的蘭大衛醫師夫婦；到宜蘭為貧病奉獻一生的范鳳龍；在二林為殘障兒童奉獻的美國媽祖瑪喜樂…。再如設計籌建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蓬萊米之父」磯永吉…。 還有各類型人物，多不勝舉，再列舉恐有騙稿費之嫌。史家A.L.Rowse說「閱讀傳記是學歷史最佳捷徑」，透過這些歷史人物可以瞭解台灣史，促進我們的台灣認同。這是免本錢的改革，請從郵票做起。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林獻堂。取材自李筱峰教授網站   領導民族運動對抗日本長達20年的林獻堂，卻在魂縈夢牽的「祖國」來了之後，避居日本、客死異鄉，寫下「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的心境。 林獻堂在日治時代以14年的時間，領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又大力支持台灣文化協會的文化啟蒙運動，參加台灣民眾黨，後來又投身「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日治時代，林獻堂有著相當濃烈的「祖國」情懷，是十足的「民族派」人物。從他和梁啟超「筆談」時落筆的字句——「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可見其心；從他的詩句「祖國我欲乘風歸」，更見其情。而發生在他身上的所謂「祖國事件」，更說明了林獻堂的「祖國」情懷。 濃烈祖國情懷  卻被國民政府打成漢奸 儘管到了戰爭時的「皇民化時期」，林獻堂被授任總督府評議員、「皇民奉公會」台中支部大屯郡事務長、貴族院議員，但這些皆非其所願，反而感到「我心已冷」。在日政當局極力攏絡之下，他仍堅不改姓氏、不講日語。 1945年8月二戰結束，林獻堂興奮地參加陳炘籌組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然而，夢寐以求的「祖國」來了不久，林獻堂卻被打成「漢奸」！1946年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以捕治台省漢奸為名，濫捕台灣士紳十餘人，林獻堂赫然在黑名單上。幸賴從中國歸來的丘念台幫助，才幸免於難。 1946年5月台灣省參議會成立，林獻堂當選省參議員，以其聲望原可膺選議長，但終在壓力之下退讓給當局中意的「半山」黃朝琴。在日治時代領導議會運動達14年，被稱為「台灣議會之父」的獻堂仙，竟然當不上議長！ 林獻堂在歡喜迎接「光復」不久，面臨的是一個怎樣的局面？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瘟疫流行……民心日漸流失。1年4個月後，台灣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引來一場大屠殺。 二二八事件  林獻堂被列為暴動首謀名單 二二八事件使林獻堂在精神上大受打擊，他的許多好友同志如陳炘、林茂生，無故被捕遇害。林獻堂因事發當時恰巧在主持彰化銀行成立典禮，接待當時的財政處長嚴家淦，逃過一劫，但事後卻也名列陳儀當局所開列的「暴動首謀」名單之中。 林獻堂處境之危險不言可知。在風聲鶴唳、菁英紛紛遭捕殺之際，他寫了〈二二八事變感懷〉的詩，發表在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創辦的《正氣》月刊，可以看出那是向當局交心輸誠的無奈之作，全詩如下： 光復欣逢舊弟兄，國家重建倍關情。 干戈頓起誰能料？消息傳來夢亦驚！ 全島幾難分黑白，大墩（台中舊名）有幸自昏明。 從茲綏靖多良策，不使牝雞得意鳴！ 林獻堂這首表態詩，引起《正氣》月刊上多篇唱和詩，清一色都是在迎合當局。不過他的秘書葉榮鐘，卻寫了一首幾乎是在反駁林詩的唱和詩，或許這才是林獻堂內心的真實感覺？葉詩如下： 莫漫逢人說兄弟，鬩牆貽笑最傷情， 予求予取擅威福，如火如荼方震驚， 浩浩輿情歸寂寞，重重疑案未分明， 巨奸禍首傳無恙，法外優遊得意鳴。 對政局失望  離台赴日自我放逐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省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林獻堂被聘為省府委員；翌年，台灣省通志館成立，由他擔任館長，然而他對政局頗感失望。1949年9月，林獻堂離台赴日，自我放逐，自署居處為「遁樓」，以明心跡。論者有人以為林氏避居日本，是對當時進行的土地改革不滿；他對土改雖略有微詞，但畢生慷慨捐輸從事民族運動的林獻堂，豈真在乎被「三七五減租」嗎？林獻堂這首題為「菜頭」（蘿蔔）的五言絕句，或許才是他離台的心情寫照： 埋頭人不見，豈是為逃名？ 祇恐渾荊棘，徒傷雪玉清。 林獻堂若不流亡海外，恐怕就難逃接踵而來的白色恐怖，而真要「徒傷雪玉清」了！然而，避開白色恐怖的林獻堂，卻仍憂慮著蔣家統治下的台灣政局。他這首七言絕句，即反映對時局的擔憂： 軍政紛紜似亂絲，黎民飢餓苦安之。 風濤萬里重洋隔，欲吐哀音只賦詩。（〈步文方君冬日雅集房韻〉） 1952年5月，林獻堂的秘書葉榮鐘赴日訪候林獻堂，並詢問有無回台計畫。林獻堂以詩回應：      別來倏忽已三年，相見扶桑豈偶然， 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 蕭蕭細語連床話，煜煜寒燈抵足眠， 病體苦炎歸未得，束裝須待菊花天。 林獻堂思鄉何不歸故里？然而故里卻在蔣家的掌控下，雖想整裝回鄉，卻等不到清朗的菊花天。林獻堂自己刊布的《東遊吟草》，輯有他自1949年赴日至1951年間的詩篇，頗有助於我們了解他晚年的情思。在這本詩集中，有兩首與友人酬和的詩，約略透露了林氏何以執意羈身異地的訊息─— 其一、〈次鏡邨氏鐮倉晤談有感原韻〉       歸台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 底事兄弟相殺戮，可憐家國付浮沉， 解愁尚有金雞酒，欲和難追白雪吟， 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其二、〈次鏡邨氏辛卯元旦爐邊感作原韻〉 亂絲時事任迍邅，夜半鐘聲到枕邊。  底事異鄉長作客，忍遭浩劫未歸田。       萬方蠻觸爭成敗，遍地蟲沙孰憫憐？ 不飲屠蘇心已醉，太平何日渡餘年。 林獻堂以69歲之齡赴日養病，孤身寄寓扶桑，從此未再回台灣。1955年7月，他的次子林猶龍在台病逝，林獻堂雖哀慟至極，卻仍無歸意。 1956年9月8日，林獻堂病逝東京，享年76歲。在自己的土地上領導民族運動對抗日本長達20年的林獻堂，卻在魂縈夢牽的「祖國」來臨不久，避居海外，客死異鄉。林獻堂這段「廿年風雨負初心」的歷史，發人深省！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第六期)

  最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幣以孫文圖像發行硬幣，有人擔心會和我們同樣有孫文圖像的台幣硬幣混亂。這讓我想起，我們錢幣紙鈔的蔣介石、孫文的人像應該更換了吧？ 錢幣鈔票上的圖像，表現該國的意象，也可以做為國民認同的指標。孫文來過台灣真正停留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個月，他與台灣關係極淺，他的人像卻出現在我們台幣；至於蔣介石已是家喻戶曉的大獨裁者，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大屠殺者，還要在鈔票上面讓人民念念不忘，匪夷所思。所以是不是該換下了！這是免本錢，也無礙經濟的改革。 日本的錢幣可供參考：日本到現在還有天皇，但是日本的鈔票已經看不到天皇的影子，代之而起的是他們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生物學家…。例如數年前的一千円的像是用著名小說家夏目漱石；從一九八四年到二○○四年發行的五千円的圖像是農學家、教育家新渡戶稻造；現在的一千円鈔票圖像是用生物學家、細菌學家野口英世（他對細菌學有深入的研究，並為了研究黃熱病而前往西非的迦納生活，最後更身染黃熱病而離世）；五千円鈔票則是明治初期的女性小說家樋口一葉。從鈔票我們看到日本重視文化、學術、教育之一斑，已不以政治掛帥。 再舉紐西蘭為例：紐西蘭雖然還有英國伊莉莎白女王的圖像（因為屬大英國協），但是十元紐幣的圖像用的是一位女性，紐西蘭傑出的女權運動家Kate Sheppard；五十元鈔則用一位毛利人像，他是著名律師、曾任國會議員，為毛利文化和語言極盡心力的Apirana Ngata。女性及少數的毛利人能在白人為多數的紐西蘭錢幣上如此受到重視，足堪我們取法。 其他國家，如一九九四年兩百法郎鈔票有孟德斯鳩的像。篇幅所限不再列舉。   我們台幣的人像，為何不能從台灣的歷史文化人物去取材呢？我們除了用過蔣渭水、莫那魯道的人像（宜應繼續使用）之外，還有許多人物可考慮，例如「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醫師、「台灣議會之父」林獻堂、第一位為台灣獨立從容就義的陳智雄，還有諸多的美術家、音樂家、藝術家…不勝枚舉。 再者，可以表現台灣意象的，也不一定用人物，我們還可以有很多圖像可考慮，包括台灣南島民族各族的歌舞、雕刻藝術、圖騰，以及台灣著名的美術、雕刻作品，或是著名古蹟景點，都可印入鈔票，進而印入台灣民心。不必要一直在「老孫」、「老蔣」的陰影下用錢。 小英上台喊著要改革，又因優先重視功利、擔心北京反彈、擔心過去反動勢力不高興，因而多所躊躇，不敢放手。但是這項貨幣圖像的更換，既無礙經濟又輕而易舉，就看妳有心無心。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題目原擬為〈傲慢者的「謙卑」〉，後來想想還是用〈「謙卑」者的傲慢〉較適宜，因為我要講的是她的傲慢，不是她的「謙卑」。她是誰？就是當選總統之初，宣示要「謙卑，謙卑，再謙卑」的蔡英文總統。綠營贏得大選時，我雖然雀躍，但不敢狂歡，只和好友私下對飲「千杯，千杯，再千杯」。因為對於小英標榜的「謙卑」相當存疑。我心想，我心目中這位孤傲的年輕總統，果真會謙卑嗎？如今，小英主政逾半年，而民調大落，原來她的「謙卑」只用在對藍營人物的重用，與對舊政治勢力的姑息與妥協；但是對綠營前輩及其長期的心願，卻至為傲慢。 容我從二○一二年的總統選前說起，當時曾任僑委會主委的張富美，有感於小英與陳師孟（扁時代的總統府秘書長）之間曾有芥蒂（因為二○○八年五月的民進黨主席選舉時，陳支持辜寬敏，不支持小英），富美姊想化解尷尬，促成雙方合作，於是富美姊擬邀請師孟兄與小英餐敘，由富美姊作東，同時請幾位朋友作陪（我也受邀，始知此事），師孟兄表示非常樂意，我們幾位受邀作陪的朋友也認為此舉有助於綠營團結，樂見其成。沒想到富美姊這番美意，卻被小英斷然拒絕！ 論學歷、論參與民主運動的貢獻（別忘了「一○○行動聯盟」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性，陳師孟是要角），陳師孟絕對是小英的前輩，小英拒絕與陳師孟餐敘，拒絕張富美好意，只是其傲慢人格特質的一個取樣。 小英切割的，不只陳師孟，還有諸多綠營前輩。她主政後就明言，她的施政將有別於以往的民進黨。果然，她找具有新黨背景的林全組閣，內閣多為藍士舊人，民進黨內除了新潮流派系隨侍在側之外，其他重要的綠營前輩幾乎完全不在其一瞬之內。即使像選過總統的獨派大老彭明敏教授在她就職前曾寫信給她，她卻連起碼禮貌的回信都不屑。在「中華民國」舊體制下，她極力迴避獨派人士及團體，她只敢接觸死去的台獨（出席黃昭堂、鄭南榕的紀念活動） ，卻不敢接觸活著的台獨。直到民調大落，才忽然想到要聘一批獨派前輩出來擔任資政，擺個門面。 從上次提名曾經壓制民運的謝文定要當司法院長引起輿論譁然，到這次司改會委員名單依然出現許多舊勢力名單，而排除長期為司改奮鬥的人士，其依然故我的傲慢，可知一斑。 稍有歷史意識的人都知，小英能在二○一六當上總統，不只因為小英的個人條件，更是長期的民主運動犧牲多少生命、青春、財產、幸福，多少辛酸血淚的歷史累積而成。不僅三一八的公民覺醒有以致之，用年鑑學派的眼光看，早在一九二○年代蔣渭水前輩們的公民覺醒，就為台灣的民主埋下伏筆。我們要謙卑面對歷史，勇敢策勵未來！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清朝末葉開始推動「洋務運動」，康、梁等人倡議變法維新，守舊人士群起反對。有一位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大學士徐桐，瘋狂反對洋務運動，逢「洋」必反。有一次，他家門前出現一幢洋樓，為了避免看見這幢討厭的洋樓，他從此把正門封死，只從後門進出。徐桐對維新人士深惡痛絕，卻對當時標榜「扶清滅洋」的「義和團」讚譽有加。義和團痛恨洋人洋物，連戴眼鏡的華人也被扣上「三毛子」之名加以痛打。義和團奮不顧身，捨生滅洋，英勇極了！但是這群逆潮流而行的反動集團，最後並沒有滅洋，卻讓滿清滅亡了！ 鏡頭轉到一九三五年的台灣，這年四月中部發生大地震，有一位苗栗公館公學校的學生詹德坤，被壓在倒塌的房屋瓦礫堆中受重傷，他被送到臨時治療所時，仍堅持不講自己的母語，理由是日本人都說國語（日語），他是忠貞的日本皇民，一定要用國語交流。翌日凌晨詹德坤病危，臨終前他告訴父親想見導師，想唱︿君が代﹀（日本國歌）。最後詹德坤在雙親、老師的陪伴下，勉力唱完日本國歌死去。這個「皇國少年」的事蹟，被編在一九四二年四年級的「國語」課本中，做為「教育」台灣小孩的「皇民化」教材。 看完前面兩個歷史場景，我想到現在正在進行的場景（將來必成為歷史場景）：立委劉世芳質詢提議關於陸軍官校校歌歌詞目前還在唱「黨旗飛舞」，這種「黨軍」時代的校歌應該修改，以符合民主時代的國軍。不得了了！一群受「黨化教育」的「國軍」（不，應說是「黨軍」）軍官集體抓狂了！有一位「義」憤填膺的軍官在網路上揚言：「你敢動我校歌一字，一命償一命！」這位以前發誓要消滅共匪的軍人，無能實踐當年誓言，現在卻將這種勇氣拿來對抗台灣的民主潮流！看來，只是改校歌歌詞就如此「英勇」，如果真要制定正式的「中華民國國歌」（不再由中國國民黨黨歌代理），恐怕會有更多人「殉道」！愛國？愛黨？於此立判。 從徐桐、詹德坤，到「一命償一命」的軍官；從義和團、皇民少年，到黃埔健兒，雖然時空不同，但其本質與心態則一致，都是傳統教條或政治洗腦下的「制約反應」，洗腦思想成癮，膠柱鼓瑟的意識形態，使他們無法與時俱進去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甚至有著捨身殉道的宗教式狂熱。古今內外所有改革的阻礙來自三種人：既得利益者、既得習慣者，及既得觀念者。其中既得觀念者的反改革強度最大，誠如凱因斯所說的「要改變一個人的思想，比拔牙還痛苦」。 但是，在民主潮流裡，我們是順流而行，或悍然自毀呢？民主自主的台灣軍人，不要再當日本皇軍，也不該是黃埔黨軍，而是民主國家的國軍。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卑南的聖山「都蘭山」。圖/郭文宏 「台東」一名，和「台北」、「台南」一樣都很晚才出現，都是在清領時期的末期因為行政區的重劃或設定而產生。1887 (清光緒13)年，原來的「卑南廳」改設為「台東直隸州」，始有「台東」之名。當時的統轄範圍還包括花蓮。 本期《民報文化雜誌》要陪大家到台東縣，去瞭解台東各地地名的緣由。 多族並存的台東 今天的台東縣境，在距今一個半世紀前，是滿清政府心目中的「野蠻無主，政教不及」之地，滿清統治力還在若即若離之中。然而，滿大人和漢語族人根本沒有能力瞭解，這裡有著滿漢都望塵莫及的歌舞才藝。台東阿美族的馬蘭社，孕育了後來被奧運會採為大會會歌的郭英南（Difang Tuwana）的嘹亮歌聲；這裡也有布農族「八部合音」的天籟之聲；也有紀曉君、張惠妹的曾祖母的曾祖母世世傳唱的卑南詩歌；也有縈繞山谷的排灣古調…..。更不要說，在今天台東南王里，面積八十萬平方公尺的卑南文化遺址，距今兩、三千年前，已有聚落龐大，建物成排分佈，格局嚴謹，且有頗具組織的社會結構。 滿清政府不懂這些，只在其統治的末期，勉強在這裡設立「卑南廳」。 「卑南」源自Puyuma社，即漢名「卑南覓」社，或稱「卑南」社。卑南族亦因之得名。Puyuma為「尊稱」之意。昔時卑南社有優秀頭目，即荷蘭人所稱之Pimala Pinarai，統領附近部落。Pinarai即後人稱之為「卑南王」。「卑南」地名就是由Pinarai音譯而來。但我們稱「卑南族」的拉丁字則是用Puyuma。 台東舊稱有「寶桑」庄，源自卑南族社名Posong (Apapolo、Pooson)的音譯字。在卑南溪下游出海處南岸一帶，今天台東市還有「寶桑里」、「寶桑路」、「寶桑國小」。 卑南的聖山「都蘭山」 被視為「聖山」的「都蘭山」，「都蘭」一詞據說與阿美族語Atolan（或「Etolan」）有關，該詞的由來為Atol，意思是「堆石」、「砌石為牆」。後來被漢譯為「都巒」， 1937年再改為現名「都蘭」。 說到都蘭山，就聯想到都蘭灣南端有一座山叫做「猴子山」，千萬別誤會此山棲滿猴子，其實那是源自於阿美族語。話說阿美族擅長製作武器，曾有附近卑南族人前來請阿美族製作武器卻遭殺害，於是卑南族人大舉入侵阿美族，許多戰死的阿美族勇士葬於此地。阿美族稱「祖先」為kawas，稱地方為an，合音kawasan為「祖靈之地」。漢人來後聽其發音很像閩南語「猴子山」。但「猴子山」又稱「加路蘭山」，又有另外來源。 「加路蘭」（亦叫「伽路蘭」）是東河鄉的阿美族部落，阿美族語稱為kararuan，意指洗頭髮的地方，因為附近小溪富含黏地礦物質，洗髮後自然潤濕亮麗而得名。 以溫泉著名的「知本」（又曾寫成「治本」），為卑南族語Tepole的閩南語音譯。 成功鎮早年有「麻荖漏」舊稱，原為阿美族「麻荖漏（Mararau、Madawdaw、Miraurao）社」居住地。Mararau意思是「枯乾的草原」。 關山昔稱「里壠」或「里隴」，為阿美族語terateran的音譯節錄，terateran即是指蕁麻，因昔日此地野生蕁麻叢生，阿美族語稱此地為terateran之地。最初來此的漢語族移民商人把terateran聽成riran，故將此地音譯為「里壠」或「里隴」。另有一說，terateran意為「紅蟲」，指當地多「紅蟲」之故。 阿美的長濱──「加走灣」 長濱鄉舊稱「加走灣」，是阿美族語Pikak Sauwan簡化的音譯漢字。意思是「瞭望所」或「守望台」。1888 (清光緒14) 年，清軍討伐阿美族的奇密社時，阿美族在此地設瞭望台應戰。另一說是，當滿清勢力由台東逐漸向北擴展時，滿清官吏雇用阿美族青年在此一海岸的突出岩岬上守望。 東河鄉昔稱「馬武窟」，源自阿美族語mabukuru，為撒網捕魚之意。是阿美族「大馬武窟社」(亦譯為「貓武骨社」、「武突社」)所在地。 鹿野鄉早名「務鹿台」(bakuriyan)，阿美族語bakuriyan意為多楓樹與鹿群。 海端鄉是布農族的「海多端王（haitotowan）社」所在地(日治時期稱ハイトトワン)。布農族語haitotowan，意指三方為山所圍繞，一方開口之地形。 太麻里鄉早期文獻還出現「朝貓籬」、「大貓薶」、「大麻里」，是源自排灣族語chabari音譯。排灣語chabari(或chabarii)的意思是「太陽照耀的肥沃之地」；另有一說，以前移入此地的排灣族發現此也有一塊很大的「木板」，排灣語稱以cha(場所)baria(板)，轉成現在所稱的tamari，漢字音譯為「太麻里」。另外太麻里曾有舊名arurun，意思是「舖在搗米臼下的籐製蓆」，用以比喻附近平坦狹小之地。 太麻里社之外，這一帶還有「猴仔蘭社」、「鴨仔蘭社」、「文里格社」、「羅打結社」、「大武窟社」、「打

讀者諸君可能不信，我在高中（台南二中）時最愛聽的課，是一位教官的課。我還記得他的大名叫傅駿教官，武漢大學畢業，文史哲造詣極深，和一般教官不同，他沒有太多反共八股口號。那時我正在迷羅素，而傅教官竟然在課堂上大談羅素，讓我正中下懷，深深共鳴。那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 然而四十多年來，我一直為文反對教官制度，並不因為喜歡傅教官的課而認為教官制度合理。我之所以反對教官制度，正是受羅素、殷海光等自由思想的影響。其實不必談多深奧的自由主義哲學，只要有一點民主政治常識，都會質疑民主國家的學校教育怎麼會由軍人來負責？有人說，許多教官很愛護學生，不該要他們離開學校。這是把人和制度混為一談，古代也有些宦官善良仁慈，但不表示宦官制度很好。 當初在學校設置教官，目的是要透過軍訓制度在學校進行思想監控。蔣政權逃退來台的第二年，即開始研擬在高中以上學校實施軍事教育，一九五三年行政院頒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由蔣經國主持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管軍訓工作，從軍中調派軍官進入學校擔任教官，在校內設教官室進行學生的生活管理。「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成立，是蔣介石為了「在『反共復國』的國策方針下，要做好青年在政治思想上的工作，防止共匪滲透」，而於一九五二年成立的，隸屬國防部總政戰部。一九六○年教育部成立軍訓處接管軍訓業務，進一步規定高中軍訓成績不及格必須留級，兩次不及格得勒令退學；大專軍訓成績不及格不能畢業。可知這套以軍事教育為名的制度，本質是對校園的政治洗腦與監控。 「救國團」與軍訓制度甫成立時，我剛出生。廿年後，我已是政大教育系學生，已有民主思想的覺醒，我在《大學雜誌》發表〈個性教育往哪裡去？〉（一九七三年五月，六十四期），呼籲「教育與軍事不宜混淆」，軍人應退出學校。文章刊出，彷如「蚊子叮牛角」，反倒是惹來大過一次。到了大三我繼續發表文章，終遭勒令退學！思想管制的教育果真威猛！ 兩蔣威權統治結束後，軍訓教官制度的存廢引發爭議。這套為了「反共復國」而設的洗腦機器有效嗎？看看在這套洗腦機器教育下長大的洪秀柱、馬英九之流，不但不再「反共」，反而走上親共媚共之路便可知。 當年為「反共復國」而設的教官制度，既然已經失效，在民主時代軍人總該退出學校了吧！但是歪理又來了，國民黨內的反動勢力說，現在教官已經不負責思想監控，純粹為了校園安全，沒有教官，校園安全堪慮。嗚呼，軍人的角色是負責抗敵衛國，怎麼降格到「校園安全」？莫非把教官當校警或保全人員？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分享自李筱峰臉書 今天號稱「台灣光復節」，我想起二二八事件爆發一個多月後上海的一家週刊《時與文》刊出下面這張漫畫，漫畫題目叫做「勝利之『果』」（作者張文元）。 這張漫畫，如果從台灣的立場來看，應該也可以取名叫做「『光復』之果」。 二戰後，中國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台灣民眾以全中國大陸找不到的熱情，迎接心中的「祖國」，慶祝「光復」。 詎料歡欣鼓舞的台灣人，接著面臨的是「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瘟疫流行…」的處境。 許多問題的癥結，幾乎都來自對岸的所謂「祖國」。貪污揩油的官場文化、偷搶騙賴的軍警紀律，以及早已絕跡的流行瘟疫，統統在台灣「光復」了。 民心日漸流失，終致怨聲載道。1946年10月22日《民報》的社論以〈迎迓蔣主席蒞台〉為題，卻道出台灣人的心情： 「光復以來，已經過一年餘，因由祖國移來不少的壞習氣，加之貪污案情續出，而且有以征服者之對待被征服者的優越的態度，使台胞們發生了極大的憤懣與不快，甚至有生起悲觀，放棄了對於將來的希望。」 六天之後的10月28日，該報社論〈要預防年底的危機〉一文中更不客氣指出：「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搶奪財物」。 經過一年四個月的蹂躪，台灣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引來一場腥風血雨的屠殺。 這個所謂「光復」之果，有夠苦！ 嚐過那次所謂「光復」的苦果，台灣人還要再去找一個外面的「祖國」來「光復」嗎？

台灣民選總統蔡英文日前接受外媒專訪，表示對兩岸關係「承諾與善意不會改變」，但是對中國的壓力，「台灣不會屈服」。中國國台辦則回應，「不要低估大陸十三億多的民意」。一個專制大國，要隔壁的民主國家尊重他們專制大國的「民意」，這應該是近年來最滑稽的世界級大笑話。 被世界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比為「不自由國家」的中國，忽然要重視「民意」了？還要被列為「自由國家」的台灣重視他們那個「不自由國家」的民意！ 中國那麼重視民意，為何只是草擬憲法的劉曉波還在獄中？國際社會用諾貝爾和平獎肯定他，中共卻用監獄伺候他；同樣的，獲馬丁恩納斯人權獎（有「人權諾貝爾獎」之譽）的維吾爾學者伊力努木土赫提也在獄中，不能領獎；中國幾時重視民意？為何無數維權律師遭監禁？書商印書要被抓？網民要翻牆才能一探外面世界？一波波上訪、示威的民眾，動輒遭屠殺？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遭拘禁，還活體摘除器官！ 所有專制政權都怕民意，無一例外。希特勒說：「言論自由是長在國家上的疔瘡。」中共何嘗不是視民意如疔瘡！ 但是當專制政權需要「民意」支持時，卻又非常重視「民意」（請注意此處有加上引號）。即使在「君權神授」的帝王時代，還是會製造周邊的擁護力量。曹丕是在群臣勸進中登基，趙匡胤要有人幫他龍袍加身，才方便稱帝。即使到了民主共和思想來臨，袁世凱想做「皇帝夢」，自然就有「籌安六君子」、「公民請願團」來替他圓夢，讓他可以臉不紅心不慌的說：「我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而登上龍座。蔣介石可以連任五屆總統，不也是「四海歸心，全民擁戴」嗎？（蔣還曾經當選過浙江選出的國大代表，得票率百分之百！爆破民主原理？）所以，專制政權要製造「民意」還不簡單。但是毛澤東就比較粗魯，他直白說「槍桿子出政權」。儘管如此，到了「文化大革命」要鬥爭殺人時，還是要假借「紅衛兵」小毛頭們的「民意」，殺了上千萬人，讓帝國主義列強遜色。 專制國家的「民意」，是統治者透過洗腦教育與操控媒體下的產物，是心理學家巴夫洛夫所說的「古典制約反應」。所以像金日成、金正日、毛澤東、蔣介石…，一大堆獨裁者死時，人民跪地痛哭，如喪考妣，這種「民意」如出一轍。 我們也別忘了，心理學家佛洛姆提醒世人，人民在徬徨無助時，往往會「逃避自由」。例如一九三三年德國的國會下院除了社會黨議員外，一致贊成給予希特勒內閣獨裁之權。所以，納粹德國的獨裁政治可以說是人民自己選擇的。 民主台灣會不會走回頭路，台灣的民意會不會受專制國家的「民意」威逼而軟弱退卻？考驗台灣人！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歷史發展至今，讓我們台灣人感到矛盾又尷尬的是，我們所慶祝的國慶，原來是一個已經結束的國家的國慶。圖/張家銘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滿清帝國統治下的湖北省武昌，爆發革命，革命軍佔領武漢。數天後，約有廿省份也紛紛宣布獨立，滿清政府窮於應付，終告退位，中華民國於焉誕生。這段從小讀到大的「辛亥革命」歷史，許多人已經可以倒背如流，但是有許多人卻從未意識到，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台灣並不是中國的領土，而是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儘管有零星的極少數台灣人（如翁俊銘等）參加同盟會，但是實際上辛亥革命與台灣的因緣極淺，易言之，台灣並沒有參與中華民國的建國。國民黨徒如果不服氣，可以試想：日本怎麼可能容許其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去參加隔壁國家的建國？如果再不服氣，可以再試想：如果台灣有參加中華民國的建國，為何中華民國憲法的前身─「五五憲草」（一九三六）所列出的中華民國領土沒有台灣？ 那個原本沒有包括台灣的中華民國，到了一九四九年底，面臨一場共產革命而崩潰，其流亡政府逃退到原本沒有參加其建國的台灣來。原本沒有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的台灣，卻成為掛名中華民國的領域。怪不得一九五○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莊演講〈復職的使命與目的〉時會坦白說：「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 一個已經結束的國家的國號、國旗、憲法、體制，拿到一個沒有參與其建國的領域來使用，這無論就台灣或就中華民國來說，都是不正常。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要討論「正常國家決議文」的道理。 然而面對著民進黨提出「正常國家決議文」時，馬英九不敢面對現實，卻回應說「我看中華民國沒有什麼不正常」。一個已經結束的國家的國號、國旗、憲法，拿到一個沒有參與其建國的領域來使用，這種「國家」乃地球上罕見，還認為「沒有什麼不正常」，這種頭腦也真是「不正常」。 歷史發展至今，讓我們台灣人感到矛盾又尷尬的是，我們所慶祝的國慶，原來是一個已經結束的國家的國慶。這如同替一個已經過世的人慶祝生日一樣好笑。 更好笑的是，馬英九們既然認為中華民國很正常，那麼認為中華民國不正常的民進黨政府還在替中華民國慶祝國慶，國民黨理應高興才對，沒想到，去年藍營政客們卻改穿紅衫在國慶典禮上鬧場出醜，聽說今年他們又要出來鬧一次。人家在供奉他們的神主牌，他們不知感謝，卻起來杯葛鬧場。政客之無恥與無理，莫此為甚；而盲目的民眾，還跟著政客亦步亦趨，也真是可憐又可悲。於此看來，他們說多麼認同中華民國，只有白痴和蠢蛋才相信。 藍營還有一種邏輯，他們常會質問綠營：「不認同中華民國，為何要選中華民國總統和立委？」我的回答很簡單：綠營還願意在舊體制內來改革體制，藍營卻不高興，難道要他們採激烈的革命手段來推翻舊體制他們才高興？這會不會有點喪心病狂？ (編按：本文原刊登於2007年10月7日《自由時報》)

人類世界自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之後，開始有「現代國家」的形成。「天賦人權」、「民約論」、「命運共同體」建構現代國家的基本性質，與過去以武力霸權維持的傳統帝國迥然不同。 留學美國回來的馬英九，竟然學不到最基本的現代國家概念，還滿腦充斥著傳統大帝國的迷思。日前他在東吳大學演講，大談「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舊觀念，認為「中國歷史上『合』的時間佔七十％，『分』的時間只有三十％，統一才是常態」。馬顯然還停留在中國傳統歷史意識的「大一統」迷夢。 回顧一百多年前，全球只有三十幾國，現在全球已有一百九十多國，短短百餘年國家數增加五倍，天下大勢哪有「分久必合」？ 原來馬英九的「天下」不是放眼全球，而是放入中國看。然而即使放眼中國歷史，所謂「分、合」的比例果真三十比七十嗎？三七分還切得這麼精準？我的統計則大大不然！我統計過，近三千年來，東亞大陸上出現「大一統帝國」（所謂「合」）及「列國並立」（所謂「分」）的兩種局面的對比應是：五十八％比四十二％。大一統帝國的時間約有一七一八年；列國並立約長達一二八二年。佔四十二％時間長達一二八二年的列國並立狀態，豈可視為「非常態」？ 再說，列國並立時期人民生活未必較差。試看五代十國的大閩國，前後約五十三年在福建獨立發展，生活不比大帝國差，尤其發展海外貿易，泉州成為國貿港；再如四川，史上曾出現數次獨立的蜀國，生活不見得差，反而被趙匡胤的宋帝國「統一」（併吞）後不久，就因農民被剝削而爆發農民革命！ 中國傳統歷史意識建立在「大一統觀」與「正統論」。歷史上凡是出現列國並立，即使人民生活安定繁榮，也不被視為正常；而即使生民塗炭、生活水準下降，只要能「天下一統」，便是正常。這種觀念使得帝王將相們以追求「天下一統」為神聖歷史使命，而史家也以「天下一統」做為謳歌歷史的標準。萬一天下「分裂」﹐便要爭個「正統」，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別人都是亂臣賊子。中國歷史上為了爭「正統」，為了「大一統」，征戰殺伐，犧牲多少人民的生命、物力、財力！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 W.Pye）就曾指出，這是歷史上中國積弱的因素之一。 傳統中國不懂United（聯合）的意義，卻只知Unified（一統），前者可以創造共贏，後者卻相贅相耗。何況台灣自古不屬中國（一六八四年才被併入），更應擺脫傳統中國的歷史意識，以現代國家走向世界。台灣與中國應建立「現代國家」的共識，而不是以傳統大一統為本質的「一個中國」的所謂「九二共識」。讓台、中兩國在世界上攜手並進，共創雙贏！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九三有感 問：「全國退休金領得最多的一群人，為何出來抗議，要尊嚴？為何領最少錢的農民、工人（以及不能領的人），不出來抗議？」 答：「農民、工人，錢少沒空閒，要辛苦工作，哪有時間上街頭爭取尊嚴？」 於是，無錢無閒無尊嚴的人，繼續養着一群有錢有閒「爭尊嚴」的人。 不過，這群有錢有閒可以「爭尊嚴」的人說，他們並不反對年金改革，只是千萬不要改到他們頭上，以免影響他們的尊嚴！ 九一二有感 九月十二日一群專做中國生意的旅行業、餐館業者因為中國客減少，生意受損，竟然聚眾示威，責罵蔡英文總統沒有接受國共編造的「九二共識」，沒有接受中國北京的「一個中國」，害他們生意受損。 我想起我家隔壁那位被富商包養的春嬌，富商每月不僅提供春嬌優渥的生活，也給春嬌的弟弟許多零用錢。但有一天春嬌醒悟，想自力更生，不願再被包養，富商因此中斷給弟弟的零用錢，於是弟弟火大，對著姊姊春嬌大吼：「都是你不繼續給人包養，害我沒有收入！」 以上比喻或許不夠貼切，試再另舉一比喻如下：有一家庭受制於一群黑道，黑道以金錢物質拉攏這一家大小，但要求這家交出地契、房屋所有權狀。但家長不從，結果黑道中止拉攏這家小孩，小孩沒錢拿，向父親吵鬧，責怪父親不答應黑道要求。 中秋有感 颱風來襲！令人憂心。尤其中秋遇颱風，更是掃興。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想，中秋遇颱風也非全無好處，起碼可以減少許多庸俗難耐的街頭烤肉！ 無意中聽到「綠色和平」廣播電台的章天軍、阿生的「台灣人俱樂部」節目，有一位聽眾call in進來說：「我們台灣人過中秋節，和中國不一樣，我們要烤肉，這是我們的特色，我們要好好發揮這項特色。」我聽了差點昏倒！ 政治上的獨立發展，不必然非在文化風俗上做切割不可。更何況竟然是用這種俗不可耐、污染空氣、為害國人健康的「烤肉」來和中國區隔？ 這種由一家醬油公司的促銷廣告，引起的台灣人在中秋節的一窩蜂行為，竟然成為一種社會現象！還自詡是台灣特色的民俗？這種特色是「無思想的特色」（thoughtless character），抑或是「無特色的思想」（characterless thought）？顯示許多台灣人獨立思考的薄弱、文化素養的貧瘠！ 小時候每逢中秋，家人團聚庭院賞月，啖月餅、吃文旦，溫馨悠雅。但近數十年來，每次中秋就逃不掉從大街廊下、小巷角落，串流而來的烤肉碳煙，不僅胸肺難耐，也俗不可耐！再想到，為了這種被廠商炒做出來的一窩蜂盲從的烤肉，不知又要處決多少無辜的豬隻，犧牲牠們無罪的生命！好難過的中秋！

  本文作者李筱峰教授看到劉明新老師放棄十八％的消息，他說一點都不訝異，只是又一次的感動，就如同以往在社運的行列上感受到劉老師的堅持與熱情時一樣。圖/取材自民視畫面   「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是以前胡適的許多熟或不熟的朋友喜歡拿來攀附胡適的話。容我也借用這句型說「我的朋友劉明新」、「我的朋友劉明松」。劉明新和劉明松兩人當然沒有胡適的聲望，也非大官巨賈，我要「攀附」他們什麼？其必曰：我要「攀附」他倆身上（一般台灣人少有）的志氣與骨氣！ 先說「我的朋友劉明新」。他這次放棄十八％的優厚利息（無異「高利貸」），社會一片驚嘆！我雖感動，但不訝異。因為三十多年來，他參與各項無利可圖的社運，有民主運動、人權運動、農工運動、反核運動、環保運動…，沒有一項與私利有關。所以當我看到他放棄十八％的消息，一點都不訝異，只是又一次的感動，就如同以往在社運的行列上感受到他的堅持與熱情時一樣。記得卅六年前美麗島事件後發生林義雄家宅滅門血案，林母及雙生女「亮均」、「亭均」慘遭殺害（蠢蛋才感覺不出那是政治謀殺），劉明新老師悲痛之餘，將他甫出世的一對雙生女也取名叫「亮均」、「亭均」，於此可見其悲憫及不畏權勢的人格特質。然而，此次劉老師放棄十八％之舉，感動不了藍丁，卻有硜硜然的藍丁開始講風涼話，說他是「田僑」、「大地主」、「沽名釣譽」。這些誣蔑誹謗，我也見怪不怪。凡事都從私利出發的人，永遠不知道世上有人是懷抱天下蒼生的。那些從來沒有支持（不要說參與）過民主運動、農工運動…，只有在自己的年金面臨改革才走上街頭的人，永遠不能理解「願同弱少鬥強權」（林秋梧語）的人生意義！ 劉明松。取材自民視畫面 至於「我的朋友劉明松」，正當許多餐廳搶著做中國客生意時，他的餐廳卻打出「拒絕招待中國人」的招牌。他的理由很簡單，當台灣的民主自由與獨立主權備受中國威脅時，對不起，中國人的錢我不賺！這種氣魄，在「怕死、愛錢、愛面子」的台灣人當中，還有幾人？今天中國客不來，旅遊餐館業者竟然上街怪小英沒有接受「九二共識」順從中國的「一中」，害中國客減少，壞了他們的生意。中國客不來，不正是證明中共為了政治可以隨時操控經濟嗎？連來台的遊客要多要少都可控制！中國國民黨替中共編造的神話「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破功了！靠中國客謀利的餐旅業，有膽去向習近平嗆聲，請他「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吧！寧可失去台灣主權，自己生意不能賠錢！相形之下，劉明松是何等氣魄！ 話說回來，劉明松真的完全不招待中國客嗎？有一次一位中國客出現在他店裡被他發現。中國客問明松：「你不招待我嗎？」明松反問：「你反對台灣獨立嗎？」中國客答「不反對！」，明松攤開雙手笑說：「招待！歡迎你！」

  蔡英文總統就職至今正屆滿百日。「百日」就台灣民間習俗而言，可能不是好詞，但身為歷史學者，我聯想到的是中國清末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百日維新」。 小英也有「百日維新」，以通過「不當黨產條例」及廢除大中國思考的「微調」課綱為最顯著。 但是維新改革勢必受「守舊份子」和「既得利益者」的抵擋。對於守舊份子，總要有些安撫的託辭來緩和他們的反對。康有為以「托古改制」來變法，小英也以肯定「中華民國」現狀來安撫藍心。 但是既得利益者的抵擋，就很難擺平了。康梁百日維新，廢八股科舉，調整行政機構，結果讓「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全國的讀書人都覺得前功盡棄」，因此群起反對；小英的年金改革，也一樣引起十八趴的軍公教既得利益階層的抵制。人心自私，古今相同！ 但是小英比起康梁幸運的是，小英擁有民主國會的過半民意為後盾，可以作為改革的動力；而康梁維新人士只能仰仗光緒皇帝的支持，一旦光緒皇帝受到慈禧、榮祿等宮廷反動勢力鬥倒，康梁只好亡命海外，戊戌六君子終而人頭落地！ 但是比起康梁及戊戌六君子，小英瞠乎其後的是，小英顯然沒有像康、梁、譚嗣同等人堅確的變法理念，及「衝決網羅」的氣魄與決心。小英顯然優柔鄉愿多多了。 設想，如果一個基督教牧師在祈禱時，忽然冒出一句「阿彌陀佛」；或者佛教法師在誦經時，忽然唱出「哈利路亞」，可能會全場訝異！不同的信仰各有其不同的思想體系、邏輯系統、價值觀念。政治立場與見解何嘗不然？也應有其「一以貫之」的統整性、邏輯性，與價值取向，不該錯亂矛盾。 小英在選前強調台灣主體立場，上任卻找認同「一個中國」的人來主持外交；在選前讚揚「反服貿」的太陽花學運，上任卻找力挺服貿的藍官來拚經濟；選前楬櫫「非核家園」，內閣卻宣稱擬重啟核一廠的一號機；選前信誓旦旦要進行司法改革，上任後卻找白色恐怖時代共犯結構的人來掌司法院…，諸多矛盾做為，都讓我感覺猶如牧師唸「阿彌陀佛」、法師唱「哈利路亞」一樣突兀好笑。 出身富商家庭，一路順遂成長的小英，歷史意識薄弱，過去未曾參加過任何類型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沒有身臨其境體會前輩的革命情操與求變心切，更遑論具有「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譚嗣同絕命詩）的生命情調。她在勸人「謙卑再謙卑」、卻宣示與過去的民進黨切割的同時，是否真正體會到今天國民黨會下台，讓她成為一國之尊，是累積了多少仁人志士在半世紀（甚至近百年）推動民主運動的總成果？ 若無歷史感、方向感與果敢，維新改革不會成功！ （作者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想起一九二一年蔣渭水結合知識青年與社會菁英，為台灣社會探病投藥，成立「台灣文化協會」，致力於文化啟蒙運動。破除迷信是其重要的工作。蔣渭水在其著名的〈臨床講義〉中，為「患者」台灣診斷出的「現症」包括「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 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分裂，左翼的「新文協」走社會主義路線，不崇尚鬼神自不待言；而老幹部蔣渭水、林獻堂另組「台灣民眾黨」，除從事政治運動外，也繼續「打倒迷信、打倒惡習」。蔣渭水在《台灣民報》中，呼籲破除「燒金紙、祈安建醮、補運謝神」等惡習。 在破除迷信的運動中，要以一九二九年起連續三年在台南市掀起的「反對中元普渡」運動最為著名，那是由當時屬於「台灣民眾黨台南支部」的外圍組織「赤崁勞動青年會」（多為原台灣文化協會成員）所發起的。他們舉辦群眾演講，印行《反普特刊》，呼籲「絕對地反對普渡，打倒一切的迷信」。 當年主導這場「反普運動」的證峰法師林秋梧，慨乎指出：「我們台灣同胞中許多是繼承這個（中國）『南人尚鬼』的遺傳性，每年到了舊曆七月就花費巨款的錢財，虛擲了許多寶貴的時間，用著莫大的犧牲，說什麼要體佛的教旨大發慈悲濟渡陰間一切無所寄託的餓鬼，孝敬『好兄弟仔』。且自以為自己也是個熱心虔敬的佛教徒。這種的態度真是可笑又可憐得很了。」 法號「證峰」的林秋梧，是一九二○年代參與社會運動、提倡宗教改革、致力破除迷信極為用力的宗教家兼社運家，林秋梧對於「雞母屎半烏白—大似台灣佛教徒之雜信」淋漓痛陳： 「人家說城隍爺靈感，他便追從人家去夯枷畫面，跟在神轎後行遍市街，浪費許多金錢、時間；聽說媽祖就拜媽祖，聽說大道公就拜大道公，聽說有應公、土地公、松樹公、石頭公，他便去拜有應公、土地公、石頭公。明明是多神主義的道教信者，而他偏要冒名為佛教徒。佛教說不得占相吉凶（見『遺教經』），而他卻竟然連造廁池也要擇日卜卦。佛教禁止咒術仙藥（同前），而自稱佛教徒的，卻慣燒符唸咒，說可醫人疾病。他們一班中有什麼柴先、鐵先、狗先、厚仔先、不黨先等等的稱呼者，正是證明著其背教的行為。」 八、九十年前蔣渭水、林秋梧他們所致力的破除迷信，至今成效如何？除宗教信仰內容我們應予尊重外，從宗教儀式的層面檢討，問題之嚴重，恐非當年蔣渭水、林秋梧們所能想像。僅以焚燒紙錢一項來看，現在台灣每年大約燒掉廿八萬噸紙錢，浪費新台幣約一百三十億元，至於破壞環境、浪費資源、為害國民健康，更不待言。蔣渭水、林秋梧們若在天有知，能不唏噓浩嘆？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上週（7/31）我在本專欄發表〈原民血淚史豈是「道歉」了得？〉，引來前原民會副主委陳張培倫先生在臉書挖苦我說，「閩南沙文主義」正悄悄變身為「泛南島沙文主義」。我在拙文中是這樣說：「讓八十％以上混有南島民族血統的台灣人民拋開漢族優越感，普遍培養起『泛南島民族意識』」。我還來不及解釋『泛南島民族意識』，就被扣上「泛南島沙文主義」帽子，真是啼笑皆非。因此我有必要對『泛南島民族意識』加以解釋。 早先世居台灣數千年的原住民族屬「南島民族」（Austronesian）（或「南島語族」），被後來移入者以地緣區分為「高山」（高砂）與「平埔」族。平埔族因與外來者先接觸，開始產生混血與文化社會解組，其變化在清領時期為最。 打開十八世紀初的「康熙台灣輿圖」，台灣西部從北到南遍佈平埔族聚落，計有一百二十社，而漢語族聚落僅六十五個。可見此時西部居民仍以南島民族為主，遑論未被繪進地圖的花東地區。直到今天台灣各鄉鎮地名約有三分之二與南島民族有關。地名尚在，平埔族去哪了？ 滿清不鼓勵其人民移民台灣，海禁時間長達百年（一八七五年才完全開放移民），因此移入者多單身漢，例如一七二一年今嘉義大埔的二五七名漢移民當中，只有一名女性。「陰衰陽盛」的移民勢必以平埔女子為擇偶對象，因此有俗語「有唐山公，無唐山嬤」、「台灣住久番仔款，娶某生仔一半番」。這樣的歷史背景，對照林媽利教授在分子遺傳實驗室從事台灣血緣分析的結論——「八十五％的台灣人都帶有台灣原住民（或東南亞族群）的基因」，正可相互參照。 清政府除了設「社學」，一七五八年下令平埔族「薙髮留辮」換服裝。同年又賜平埔族漢姓，一七八三年賜漢姓人數已達九十一萬人。一八六○年代英國海關員W.A.Pickering已發現台灣多數平埔族已剃髮穿漢服，並講漢語；一八七一年《淡水廳志》指出，從大甲至雞籠諸「番」，會講「番」語的，十人不到二、三人。一八八一年，通令台灣各府州縣於普通轄區內正式劃平埔族入漢籍，徹底漢化。 所以台灣人有著相當程度的南島民族成分。即使像我這樣不被歸屬「原住民族」的人，我仍意識到我與南島民族有著密切關係，我的祖先中有很多西拉雅族，有此意識才不至於數典忘祖。至於雙親都來自中國的人，也可想見他的子孫以後必會混到南島血緣，除非離開台灣。 有了這樣的意識，所有台灣人都不該視原住民為「他」者，而應是「我」們的一部分，大家都是南島鄉親。進一步讓南島文化與華人文化共存共榮，相得益彰，成為台灣多元文化的一大特色！我可以吟唱李白的清平調，也可以陶醉在布農族的八部合音，沒什麼沙文不沙文！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八月一日是「原住民日」，小英總統要向原住民道歉！很多人納悶，小英或民進黨有對不起原住民嗎？為何要道歉？民進黨不曾有打壓原住民的舉動，過去打壓原住民語言、沒收原住民聖經，殺害原住民菁英的，都是國民黨；提升原住民權益的原住民運動，則是綠營本土社運中的一環，為何卻由綠營的小英向原住民道歉？ 是代表過去政府虧待原住民而道歉嗎？然而過去的政府不僅國民黨政權，所有外來統治者無一不發生對原住民的征伐與屠殺。不信我們來看看歷代外來政權與台灣的南島民族（含平埔及高山族）之間，發生過哪些重要的侵壓、反抗、征伐與屠殺— 荷蘭時代：一六二九，新港社之役；一六三五，麻豆等社之役；一六四一，大武壟等社之役（今善化附近）；一六三五，卡拉陽社之役（放索等七社相繼請降）；一六三六，小琉球之役；一六四四，淡水、噶瑪蘭之役；一六四五，Tackamaha社（地點不確定）之役…。 鄭氏東寧政權：一六六一，大肚社（在赤崁一帶）之役；一六七○，沙轆社之役（連小孩都殺盡）；一六八二，竹塹、新港等社之役…。 清領時代：一六九九，吞霄社之役；一六九九，北投社之役；一七三一，大甲西社之役，一八七五，加禮宛社（在今花蓮）之役；一八八八，大庄諸社（在今花蓮富里）之役；一八九五，觀音山庄（在今花蓮玉里）之役…。 日治時代：一九○二，人止關事件；一九○八，七腳川事件；一九一四，太魯閣事件；一九三○，霧社事件（一九三一，第二次霧社事件）…。 二戰後，歷經各外來政權高壓宰制的原住民，除了在二二八事件中有阿里山鄒族青年下山與民兵合力反抗中國國民黨軍隊的之外，到了國民黨政權撤退來台後，已無力進行大規模的反抗。 然而，在中國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原住民領袖遭捕殺事件卻層出不窮，最典型例子，一九五四年具有全島聲望的泰雅族領袖樂信瓦旦（漢名林瑞昌），以及鄒族領袖高一生、湯守仁等人，只因要求歸還原住民被日本人沒收的土地，讓原住民自治，即遭國民黨當局逮捕處決，禍延多人及後代；再如一九六九年山地青年團案，也都是國民黨血腥整肅原住民菁英的案例。 本是台灣最早主人的南島民族，在每個外來政權的高壓下都成為「叛亂」犯。外來政權指責世居台灣數千年甚至上萬年的原住民「叛亂」？何其荒唐無奈！這些辛酸血淚史，豈是小英「道歉」了得？ 道不道歉不重要，如何讓八十％以上混有南島民族血統的台灣人民拋開漢族優越感，普遍培養起「泛南島民族意識」？如何發揮南島民族文化，成為台灣文化的重要養份與特色？那才是台灣的根本！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洪秀柱十二歲那一年，也就是馬英九才十歲那年，一九六○年，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雜誌發表了一篇鏗鏘的社論〈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把才接管台灣不到十五年、敗退來台才十年的中國國民黨「國庫通黨庫」的現象痛陳得淋漓見血：「這幾十年來國民黨由國庫中掠奪所得，究竟到何種地步？又究竟龐大到何種地步？非但局外人無從了解，即連國民黨當局，恐怕也由於掠奪的時間過久、範圍過廣、方式過多、數字過大，已經無從計算了。」「國民黨的黨部組織可以正式納入政府單位，黨工人員可以正式納入編制，黨部經費可以正式列入（政府）預算。」「各縣市黨部以下的區黨部，更假借『民眾服務站』名義，變成了縣市政府的一個附屬單位，一切人事費、業務費由縣市政府負擔……這類所謂民眾服務處、站，在全省各地竟達三百八十個以上。」 該社論又指陳黨營事業則透過政府權力轉型成公營單位，享受一切優越待遇。「甚至可以動輒向台灣銀行貸款數百萬元之多，無異把台灣銀行當作國民黨的基金保管庫了。」（詳見《自由中國》第廿二卷十一期，一九六○．六．一） 這是五十六年前的文章，國民黨黨產已說不清了，足見國民黨不當黨產歷史悠久。那篇文章，十二歲的洪秀柱、十歲的馬英九當然都沒讀到。我是在十七歲高二時才從舊書店讀到此文，當時雷震已經被國民黨關在牢中了。從舊書店偷買回來《自由中國》雜誌的一系列言論，讓一個原本受黨國教育毒素甚深的我逐漸清醒過來，開始走上反抗國民黨之路。而洪秀柱、馬英九則在國民黨黨國教育下開始投效國民黨至今。 國民黨「國庫通黨庫」當然不是洪秀柱、馬英九造成的，但是一個有正義感、同時又有民主觀念的人，是不可能參加國民黨的（除非戒嚴時代被迫）。我不知道洪、馬參加國民黨是基於無知還是私利（或兼兩者）？但至今卻仍帶頭回護其不義黨產，到底是無知？還是無恥？ 為了合理化其不義黨產，洪找來一位義和團式人物到黨部做自慰式演講。此人說國民黨黨產只有兩種：一是取之於私，用之於公；二是取之於公，用之於公。此人的邏輯與語意學有待學習。我來教他「公、私」之分：從語言脈絡看，就黨而言，黨是公，個別黨員是私；就國家而言，一黨是私，國家是公。所以把國產挪為黨產，就是為私。更遑論轉入個人及私營企業。 從一九八八年起各項研究報告，可知國民黨不當黨產來源約有五項：一、接收日產；二、無償贈與；三、廉價買進；四、強佔取得；五、各種特權。這是台灣現代史常識。 這個擁有偌大黨產的政治集團，其既得利益可以廣納投機政客。怪不得為了阻擋「不當黨產條例」，他們會繼續寡廉鮮恥！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沒讀過我半本書，卻經常誹謗我的著作是「皇民史觀」的中國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日前向中國媒體表示，他不是「一般的本省人」，還說他的祖先在一六二一年就來台，是「清清白白的本省人」，也是「血統純正的中國人」。看到這些談話，我正在用餐，一時飯粒噴了一桌！ 祖先早在一六二一年就來，就「清清白白」？難道慢到的就不「清白」嗎？真可笑！ 更可笑的是，標榜所謂「血統純正的中國人」。中國境內有六十幾個民族，哪一族才是「血統純正的中國人」？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就是中國人，這是全球皆知的常識。所以「中國人」是國家概念，不是「血統」概念。「國家」與「血緣」概念都分不清！而且都什麼時代了，還在講「血統純正」？國家好壞關乎國民素質，而國民素質好壞在於其知識教養、民主修養、環保意識、世界觀…，不在「血統純不純正」。 蔡正元不僅「國家」與「血緣」分不清，對祖先概念也很偏頗。他說他的祖先在一六二一年就來台，我很想知道，一六二一年來的祖先是他第幾代前的哪位祖先？試以三十五年為一代來計算，一六二一年至今大概是十一代。就以第十一代前的祖先來看，第十一代祖先人數就是二的十一次方（每個人的第Ｎ代祖先人數，就是二的Ｎ次方），計有二○四八人。難道這二○四八位祖先都在一六二一年來台灣嗎？原來蔡正元說的來台祖先，只是這二○四八位祖先中的一位，也就是他父親的父親的父親的父親…，那位第十一代前的父系祖先。顯然不把母系祖先看在眼裡！ 每次有人問我祖先來自哪裡？我一定反問︰「你問的是我的哪一代的哪一位祖先？」這樣反問不僅是兼顧父系與母系祖先，也兼顧「唐山祖」與在地的「平埔祖」。 台灣本是南島語族社會，直到一七三○年代，住民的主體仍以南島語族（分為平埔族和高山族）為主。蔡正元故鄉雲林本是平埔族之中的洪雅族的天地。蔡正元所謂一六二一年就來的祖先，完全與洪雅族隔離嗎？他的第十一代的二○四八位祖先、第十代的一○二四位祖先、第九代的五一二位祖先…全都中國來的嗎？完全與洪雅族無涉？沒有半個平埔族嗎？和連戰一樣都是「Pure Chinese」嗎？這種迷思，完全是漢族沙文主義與男性中心父權社會的產物。完全不把母系祖先及南島語族的平埔祖先放在眼裡，簡直數典忘祖！ 荷蘭人在一六二四年開始殖民台灣，一六三○年代才陸續引入閩南人來台插蔗；鄭芝龍也在一六二三年頃帶領海賊和閩南人進入笨港一帶。蔡正元的祖先比他們來得更早？文獻記載，早期來雲林元長（蔡的故鄉）開發的是黃、吳、蘇、傅四姓先民，沒有姓蔡，我很期待蔡正元能提供祖先來雲林的史料供學界研究。當然，我也想知道，越早來，與平埔族混血機會反而更大，如何保持純種？是為了讓子孫能以「純種中國人」向中媒輸誠？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八里」，即凱達格蘭族的「八里坌社」。圖／郭文宏攝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2016年7月號／第13期】 今天的新北市，就是以前的台北縣，環繞著台北市四週，她的地名背景與台北市性質相當。 南島民族祖先的身影 台灣原是南島語族的天地，早期分佈在北台灣的南島祖先，是平埔族之中的凱達格蘭族。從新北市的許多新舊地名，可以看到新北市處處都有凱達格蘭族先民的痕跡： 荷蘭時代《熱蘭遮城日誌》中有Parihoon（亦作Praihoon、Parrigon、Parichon），就是今天的「八里」，在清領時期稱「八里分」、「八里坌」，即凱達格蘭族的「八里坌社」。 金山舊稱「金包里」，即凱達格蘭族的「金包里社」。 三芝舊稱「小雞籠」，即「小雞籠社」，也是凱達格蘭族居住的聚落。 貢寮至今還是被當地人用舊名稱「槓仔寮」。以前此地山豬特別多，平埔族人在此設陷阱坑來捕獵山豬，「陷阱」的平埔族語（可能也是凱達格蘭族語）讀成kona，漢譯為「槓仔」，在槓仔處設有茅寮，故稱「槓仔寮」。 日治時期的滬尾港。圖／取材自網路 淡水舊稱「滬尾」，有一說「滬尾」為凱達格蘭族語「Hobe」音譯轉音而來，是河口的意思。 在今天板橋境內以前有凱達格蘭族的聚落「擺接」社，荷蘭時代稱Paijtsie或寫成 Peitsie、Pattsij、Paitsij、Paghsij、Peijtsil，漢譯為「擺接」或「拜爵」。位置在今板橋「社後里」、「中正里」一帶，「社後」的「社」即漢人稱呼的「番社」，無怪乎現在附近還有「番仔園」的小地名。 另外著名的凱達格蘭族聚落「武朥灣」社，荷蘭地圖稱Pinnonouan，一說在今新莊境內 (但〈大臺北古地圖〉、〈乾隆臺灣輿圖〉都將武朥灣社標在大科崁溪南岸)。 今天永和有「秀朗」地名，荷蘭文獻中稱為Sirongh、Chiron、Chiouron，在清領時代漢譯為「繡朗」、「秀朗」，即凱達格蘭族聚落「秀朗」社。（學者翁佳音認為「秀朗」係泰雅語「有水之地」的意思）。 關渡舊名曾寫成「干豆」、「干豆門」，「干豆」與「關渡」音接近，也是凱達格蘭族語。 淡水有一說，是凱達格蘭族「淡水」社的所在地；淡水北方有「圭柔山」（或稱「雞柔山」），有「下圭柔山路」，是凱達格蘭的平埔族「圭柔」社（或稱「雞柔」社）的原址地；而大屯山也因為其西麓的「大屯」社而得名。 歷史學者戴寶村家裡的地址在三芝區「番社後」、歷史學者陳國棟出生於淡水賢孝里「番子田」，都可以看到我們平埔族祖先的身影。 在萬里的著名風景區「野柳」，其地名來源有一說是平埔族社名的音譯，當然是屬凱達格蘭族。 看過以上新北市有那麼多南島民族的地名，可以確定世居在新北市的住民很難沒有凱達格蘭族的血統。 除了早期的凱達格蘭族之外，新北市境內還有高山族系統的泰雅族，新店以南就進入泰雅族範圍。在新北市南部的「烏來」（ウライ），是泰雅語「溫泉」的意思。 移民開發、聚落發展的足跡 18世紀以降，來自清帝國的閩粵移民陸續進入台灣，土地開發，新興生業，市鎮聚落形成，當然也因此產生新的地名。 鶯歌以前有「南靖厝」的地名，是來自福建南靖的移民聚落。 中和舊稱「彰和」、「漳和」，兩者應為同一地名的兩種寫法，「彰和」較早出現（1764），「漳和」較晚（1880）。《中和庄誌》認為這個地名是源自漳州人移民。 移民開發土地非個人獨資能成其功，所以往往數人出資合股開發。五個人合股開發的山谷，稱為「五股坑」，即今五股。 九份。圖／取材自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官網 瑞芳的「九份」，也是因為漢語族人墾拓時按股份持份，計九份而得名。 三重舊稱「三重埔」，另外靠近大漢溪旁有「二重埔」。清代清政府就淡水河中游到大漢溪之間開發的土地，稱第二段埔地為「二重埔」，第三段埔地稱「三重埔」。 「新莊」是在1730年代以後在淡水河邊由漢語族移民形成的村莊，稱為「新莊」。 1820～1850年間，有漢人建莊於青壇，在泰雅族居住地出入口處新建店鋪，稱之為新店街。「新店」地名因此而來。 板橋曾稱「枋橋」，閩南語稱「木板」叫做「枋」。約1855年，在公館溝上架設木板橋供人行走，故稱這一帶為「枋橋」（此時「擺接」之名仍在使用，為一大範圍的地名）。 早期基隆河上游是採金地，上山採金必先經由基隆河接駁渡口附近，有一商家鋪號名為「瑞芳」，南北雜貨俱備，成為前往山區採金與往返噶瑪蘭中途補給及休息所。「瑞芳」店名沿襲成名「瑞芳」的地名。 淡水舊稱「滬尾」，除前述說法係平埔族語，另有一說，「滬」是在海濱用礁石疊成袋狀的矮圍牆，用來捕魚，在「滬」的尾端處的聚落，稱為「滬尾」。 樹林曾有「風櫃店 」地名，「風櫃店」即打鐵舖，因該地曾有打鐵舖出現，後來被叫慣成為地名。 淡水有「油車口」的小地名，曾經出現有「油車行」，即搾油店，再油車行所在地市街入口處，成為「油車口」。 三峽有「麥子園」小地名，即以前有麥田之處；「麻園」，即黃麻田之地。 移民村落為了防風而種植的竹垣，稱為「竹圍」，留下了今天淡水一帶有「竹圍」、「大竹圍」、「竹圍仔」的地名。 土地開發出現新聚落，用土石築城牆，以防止聚落外面的族群侵犯，因此有「土城」的地名。 蘆洲昔稱「和尚洲」，18世紀中葉以後，新竹城隍廟的和尚梅福向官府奏請以此地的產業做為關渡媽祖廟的油香錢，當地人就稱和尚所居之沙洲地為「和尚洲」。 地理環境、地表景觀的呈現 地表景觀、地理環境經常是地名產生的重要來源，新北市的許多大小地名當然也不例外： 在地形平坦且高的河階處，森林蓊鬱，被稱為「坪林」。 在海岸地帶因海水長期侵蝕岩石而成的石洞，狀似門，稱為「石門」。 潮水返回之處，稱為「水返腳」，即「汐止」的舊稱。 基隆河上游地帶谷地窄，多瀑布，之後出現流水平緩處，被稱為「平溪」。 「雙溪」顧名思義，一定有兩條溪流出現。清代稱「頂雙溪」，雙溪指坪林溪和牡丹溪匯流處。因與下游之「下雙溪」（在下游貢寮鄉境內的雙龍村舊稱）對稱，故稱「頂雙溪」。 致於新店溪支流景美溪中游兩側的河谷平原是低位河階，兩側又夾在山地間，故此地稱為「深坑」。 五股舊稱「五股坑」，「坑」顯然因地勢而名；新店的「安坑」，舊名「暗坑」，意即地處幽暗的坑谷地。 「石碇」是因水流及利用溪中巨石繫繩碇泊，故稱「石碇」。 「樹林」，曾稱「樹林頭」其地名來源有兩種說法，一說為大漢溪氾濫形成大潭，潭岸林木茂盛而稱樹林。一說為開闢張厝圳(即永安陂)的張必榮在岸邊植林護堤，故名樹林。 「林口」舊稱「「樹林口」，字面意義為進入樹林的入口。該樹林可能是指今106縣道經過的橫窠雅地區。該處為一河谷，聯絡林口到泰山的小路由此經過。 原本稱「和尚洲」的沙洲之地，因為蘆葦叢生，在清領末期改稱「蘆洲」。 「三峽」舊稱「三角湧」，因為是三條溪流匯合形成的三角形沖積扇而得名。 三峽有「挖子」的小地名，八里也有「挖子尾」的小地名，是指地勢（或河流）灣區轉彎處。「彎」在閩南語讀音類似「挖」，這是以音借字。 「鶯歌」舊稱「鶯歌石」，因附近山石狀似鸚哥鳥收翅，寫成同音的「鶯歌石」。 「觀音山」因為從某個角度望去，很像觀音的側臉。 新北市山川多變，地景繁複，因此這類地名多不勝舉。 從地名看到政權更迭嬗遞 三貂角。圖／蔡育豪攝 西班牙人佔領北台灣時，一六三三年為尋找金礦，在台灣的東北角登陸，以故鄉地名SANTIAGO命名，幾經諧音輾轉相傳，變成今天耳熟能詳的「三貂角」。 西班牙勢力離開台灣，荷蘭人北上，至今也在北台灣留下一些地名，如「富基」漁港、「富貴角」，兩者同源自荷蘭語HOECK，是「海角」的意思。 「野柳」的地名，除前述的說法之外，還有一說，是西班牙語Punto Diablos（即「魔鬼的岬角」之意）的Diablos省略D和b兩子音之後讀成Ialo的漢字音譯。 淡水北邊至今還轄角有「公司田」的地名，是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田地。 從地名的沿革、變遷，可以看到外來政權在台灣的更迭嬗遞。例如： 西班牙傳教士記載原住民採硫磺之地稱tapri，荷蘭戶口表記載為tappnre，清代稱為「金包里」，日本時代在1920年改名為「金山」（保留原地名金字，以其倚山之鄉，加山字為新地名）。 1654年大台北古地圖的Kaggilach和1655年『荷蘭戶口表』的Caeherlack，可能就是清代的「小雞籠」社，1697年（康熙36年）漢人入居後成為小雞籠莊，又稱「小圭郎」（讀音相同）。日治時代1920年因屬「芝蘭三堡」改稱「三芝」莊。 荷蘭時代稱Paijtsie、Peitsie，清領時期叫「擺接」。 17世紀西班牙人所稱基隆港附近的漢人聚落為『parian』，清代以近音稱為「萬里」。 三峽有「隆恩埔」的小地名。「隆恩」使人聯想到「謝主隆恩」的帝王時代，沒錯，那是清代皇帝恩賜給當地駐軍的土地。 1920年日本殖民當局趁著在台實施地方行政改制，大改地名： 「頂雙溪」，簡化為「雙溪」；「五股坑」簡化為「五股」；「槓仔寮」簡化為「貢寮」；「八里坌」簡化為「八里」；「鶯歌石」簡化為「鶯歌」；「樹林口」簡化為「林口」…。此外，「滬尾」改稱「淡水」；「枋橋」改為「板橋」；「三角湧」改為日本讀音接近的「三峽」（讀さんきょ う，與「三角湧」的閩南語讀音接近）；「蘆洲」改了一個詩意的名字「鷺洲」（很多白鷺鷥的沙洲）；「水返腳」，改稱「汐止」（潮汐止於此）。還有，合併中和地區十庄為一庄，地名從「中坑庄」和「漳和庄」各取一字合為「中和」。 戰後國民黨時代當然也有新地名，例如： 1947 年將「三重埔」從鷺洲鄉劃出，並簡化為「三重」鎮。 1950 年從新莊鎮劃出「泰山」鄉，以境內泰山巖為名。泰山巖建於 1792年，名稱襲用福建安溪的祖廟。 1958年從中和鄉分出「永和」鎮（清代此地經常有漳泉械鬥，戰後取名「永和」希望族群和諧）。 至於在各鄉鎮裡出現「中正」、「中山」，以及四維八德的里名，自不在話下。 新北市還有許多大大小小層出不窮的地名，背後都有著敘說不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