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5/19，重貼14年前的舊作《519學》： 原載2003/05/19「新台灣週刊」   今天是五月十九日，五一九在台灣的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讓我們在對抗ＳＡＲＳ的同時，沉潛一下心情來體會它的歷史意義。  一九四九年的今天，台灣省主席陳誠發布戒嚴令，實施戒嚴法，於隔天凌晨正式生效。台灣開始進入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 這是世界上實施最長的戒嚴令。戒嚴法英文叫Martial law，意思是軍事的法。所以實施戒嚴，就是實施軍事統治。蔣氏政權的軍事戒嚴，不僅將一般人民的言論、思想、出版、通訊、集會結社、出國旅行等基本人權，剝奪殆盡，而且配合著凌駕憲法之上的所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隨之而來的嚴刑峻法，例如「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等，使得人民動輒得咎。人民言行稍有不慎（不合統治者之意），各類帽子立刻灌頂加冕，什麼「叛亂」「匪諜」「為匪宣傳」「詆毀領導中心」「破壞政府威信」「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等小帽子，不一而足。在那個「匪諜輪流做」的時代裡，一般人民照樣用軍法伺候。僅一九五○年代，就處決了二、三千人，另外有八千多人判重刑。當年為了「反共抗俄，消滅共匪」的政治神話所製造的白色恐怖，百倍於今天的ＳＡＲＳ。 在漫長的戒嚴統治下，海內外有志之士奮起推動民主運動。犧牲了多少寶貴生命，埋葬了多少青春歲月，斷送了多少家庭幸福，才爭取到今天舉世肯定（中國除外）的民主成果。 在坎坷的民主運動路途上，有一位青年烈士我們不能忘記，他就是點燃自由火焰的鄭南榕。一九八六年的今天，鄭南榕等人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解除戒嚴是行動中的主要訴求。「黨外」民運人士在台北龍山寺前靜坐示威到晚上。這項「五一九綠色行動」掀開黨外人士為時半年的街頭運動，向實施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挑戰。終於在這年的九月廿八日，突破戒嚴令，成立「民主進步黨」，為台灣政治史邁入新里程。在民主運動的激盪之下，終於促使蔣經國於翌年解除戒嚴。戒嚴雖解除，但外來政權的舊勢力依舊根深柢固。箝制言論自由的刑法100條有關「預備叛亂」的高帽子，以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大包袱，仍舊壓頂。因此民主運動仍前仆後繼。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因為在他主辦的《自由時代》雜誌刊登許世楷教授的台灣新憲法草案，遭統治當局控以「叛亂」，鄭於警察前來拘提時，引火自焚，震驚全國！五月十九日鄭南榕出殯，出殯行列長達兩公里多，這是繼五十八年前抗日領袖蔣渭水的「大眾葬」之後，再出現的一次盛大葬禮。正當出殯行列受阻於總統府前的路上時，又一位民運基層義工詹益樺，也在現場引火自焚。鄭、詹兩烈士的死諫，以絢爛奪目的火焰，向國民黨統治集團做嚴厲的抗議，向台灣人民做最莊嚴的告白！台灣民氣，幾達沸點。 時序進入九○年代，在李登輝與民主運動的配合下，台灣逐漸民主轉型。 撫今追昔，五一九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它是外來政權高壓統治的符號，也是台灣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象徵。在高壓與抗爭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今天的「國親（連宋）」陣營，沒有一個人參加過當年的民主運動。因為，他們正是當年那個高壓統治集團的遺形體，其勢力至今仍在各領域盤纏糾葛。有趣的是，今天他們都扮演著當年指摘別人「為匪宣傳」「詆毀領導中心」「破壞政府威信」「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的角色。只是他們今天不用擔心會被扣上「叛亂」「匪諜」的罪名，不必擔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台灣的民主自由就在這裡，五一九的意義也在這裡。

文／李筱峰．李秀卿   澎湖天后宮，草建時原稱「娘媽宮」，簡稱「媽宮」， 這是「馬公」地名的由來。圖／李秀卿攝   以往我們在介紹各縣市地名時，都是從「南島語族」的地名談起。但是，本期要談澎湖的地名，則打破慣例，不談南島語族了！因為學界過去在談論南島語族的分布時，沒有包括澎湖群島在內。 儘管考古學家指出，澎湖群島和台灣島上許多地方出現同屬大坌坑文化遺物的遺址，且台灣西南部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大量橄欖石玄武岩石器的石材來自澎湖群島，說明了史前時代台灣本島和澎湖之間早有交易往來。但近代的人類學論述上，不論高山族或平埔族的分佈，都沒有擴及澎湖。 雖然澎湖也有「頂社」、「下社」的地名，但此「社」和台灣島上的「社」字地名的意義不同。台灣島上大部分帶有「社」字的地名通常是指所謂的「番社」，即南島語族的聚落，澎湖不然，只是指一般聚落。澎湖也有「番沙尾」（湖西鄉東北角外面的「番沙尾島」），但此「番」也不同於台灣的南島語族的意義，而是「番黍」的轉音，因為該島遠看狀似一條長形番薯，因而得名。 蛇頭山，地形像蛇頭。圖／引自：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澎湖是群島，為何稱「湖」？ 先說「澎湖」一名的來源。澎湖分明是由九十多座島礁組成的群島，為何稱為「湖」？原來，從馬公港看出去的那片海域，形狀似湖，「港內波平如鏡」（見林豪《澎湖廳志》），港內平靜如「湖」，以前被稱為「平湖」。再轉諧音成「彭湖」、「澎湖」。早期也曾被寫為「方壺」，也是因其閩南語讀音與「平湖」、「彭湖」、「澎湖」近似。 澎湖在12、13世紀（約中國南宋時期）就有許多漢語族人從閩南移民來此從事捕魚，所以，以前澎湖也被稱為「漁翁島」。荷蘭人稱澎湖為De Eyland Van Piscadores，意思正是「漁夫之島」。 12、13世紀移入澎湖的閩南移民漸多，島民多信奉海神媽祖，建立媽祖廟，稱「娘媽宮」。聚居在「娘媽宮」的聚落，就簡稱「媽宮」，成為澎湖最大都市。1920年（日本大正9年），日本政府取諧音改為「馬公」。但目前當地人仍稱「媽宮」。 圈住馬公澎湖內海的兩個相對位置「蛇頭山」與「金龜頭」（現稱金龍頭），都因其外型得名。《澎湖廳志》這樣記載： 「媽宮港居中控制，形勢包藏，為群島之主；港內波平如鏡，可容千艘。而自西拱峙者，以西嶼為外捍、金龜頭為右臂；由東南環衛者，以風櫃尾為左衛、大小案山為下臂，鎖住港門。中有四角仔小嶼，為港門羅星，塞住水口。」 這段敘述，出現了馬公港周邊的幾個地名，我們就順此來看看。 案山漁火，西嶼落霞 「金龜頭」因地勢如烏龜頭而得名，後又因有所謂「不雅」之說，更名為「金龍頭」，但當地居民仍稱「金龜頭」。龍頭虛幻，還是龜頭實在！ 「風櫃尾」從字義看當然是「風櫃的尾端」。「風櫃」怎麼來的？在馬公港西南對岸的風櫃半島，有一片玄武岩柱狀的海崖，因為長年的海浪沖蝕，逐漸形成一個海蝕溝和海蝕洞。每當大風浪來時，風浪沖激石穴，就像拉風櫃的聲響，所以就取「風櫃」為地名。因聚落位在風櫃半島的尾端，又稱為「風櫃尾」。1622年（明天啟2年）荷蘭人第二度入侵澎湖，在半島地形的北端建造城堡駐兵，並設東西南北稜堡，扼守馬公灣。 「蛇頭山」位於風櫃半島西山端（四角嶼東方），這座高度約20公尺的小丘，因形似蛇頭而得名；又恰與馬公金龜頭相應，先民引為玄天上帝率龜蛇守衛媽宮。想像力真好，但如果當真，那就愚蠢了。 聽過「死番仔城」嗎？1885年（清光緒11年），法軍司令孤拔率領遠東艦隊到澎湖想直闖媽宮灣，戰死及感染瘟疫病亡的兵士們，後來被合葬在風櫃尾北岸山丘下的耳仔後，即一般習稱的「萬人塚」，風櫃居民稱之為「死番仔城」。 被稱為馬公港的「下臂」的「案山」，分為大小案山。因為形狀像古代官府升堂辦案用的高腳桌案。該地距離以前「澎湖廳」衛門不遠，猶如擺在衙門前面的一張桌案，故稱案山。 「西嶼」，因位於澎湖本島西方的大島嶼而得稱。澎湖舊稱的「漁翁島」其實指的是這裡。 湖西奎壁，沙港赤崁 澎湖群島有九十多個島嶼，大小地名繁多，無法一一說其緣由。本文僅舉重要鄉鎮、島嶼，及其中較具特色的地名來介紹。 「湖西鄉」是馬公本島最大的鄉，既稱「湖西」，很容易讓人誤會是在澎湖之西，事實上它卻是位於馬公本島之東。原來湖西鄉有大武山與尖山，兩山之間為一小盆地，內有窪地成一小湖，湖的東西各有一村，稱為湖東村、湖西村。因為湖西村位於湖西鄉的中心位置，遂成為全鄉的代表名稱。 澎湖本島的東北突出的海岬，有澎湖近幾年最熱門的景點「奎壁」，被譽為「摩西分紅海」景點。在退潮後，S型的蜿蜒步道連接遠方赤嶼島，而登上赤嶼島後更可眺望奎壁山；眺望奎璧山海岸時，山壁走向就像一隻趴臥於海上的海龜，故此地舊稱亦作「龜鼈山」。「奎壁」與「龜鼈」讀音接近，後來被寫成「奎壁」。奎壁又意指星宿中的奎宿與壁宿，所以澎湖進士蔡廷蘭以「奎壁」入詩：「奎壁雙輝列宿聯」。奎壁聯輝即象徵滿天星斗與海面上的點點漁火相互輝映，構成一幕天然美景，後「奎壁山」地名則沿用至今。 澎湖除了有龜鼈、龜頭，也有虎頭。湖西鄉正北端突出的岬角就有「虎頭山」。居民以浪漫的遐思，認定山形似虎頭而取名。 湖西鄉北邊西溪半島的北端的崙頭上一帶，有一個奇怪的名字叫「倒活頭」，原本是「倒換頭」。以閩南語來唸，是指「在行進中改往相反方向而行」的意思，走到此處已無路可進，要換回頭走，叫做「倒換頭」。因為諧音的關係，後來寫成「倒活頭」。 湖西鄉北端有「沙港村」，顧名思義，是「多沙的口岸」。但是顧名思義有時會受騙，位於馬公本島東南側的「鎖港」很容易被誤以為是「遭封鎖的港口」，非也。原來此處港口盛產小管，是擅捕小管的口岸，稱「小管港」，後因「小」與「鎖」的閩南語音接近，因此被訛寫為「鎖管港」，最後簡稱「鎖港」。 「白沙」以白沙島名為地名。白沙島一帶，因佈滿珊瑚砂礫，陽光照耀下，遠眺就像白沙成環帶一般，所以得名。 位於白沙本島東北方的「赤崁村」，為白沙鄉的鄉治所在地，也是前往吉貝及北海旅遊的主要進出門戶。聚落位在一個稱為崁仔頂的丘阜南側低窪處。陡直海崖的岩壁，先民稱為「崁」，除了上面覆蓋的柱狀玄武岩外，大都是多狀玄武岩所構成，歷經千百萬年的風化，產生紅土化，因而使海崖呈現一片赤紅顏色，因此有「赤崁」之名。這和台南的赤崁係來自平埔族發音完全不同。 天台望安，虎井澄淵 澎湖縣第四大島的「望安」舊稱「八罩嶼」、「八鬬嶼」、「八罩山」、「八罩澳」等。關於「八罩」的意義為何，說法不一。有將「罩」字釋為「兜」（即湊合之意），謂「八罩」指「八個島兜在一起」；有將「罩」字音轉為「島」，認為「八罩」就是「八個島」；又有認為「罩」字意義為「遮蓋、扣住或套在外面」，「八罩」應該指望安島周圍為八個島嶼（將軍澳嶼、東吉嶼、西吉嶼、東嶼坪、西嶼坪、七美嶼、花嶼及虎井嶼等）所「罩」住而得名。其實「望安」原稱為「網垵」，網指的是魚網，垵指港口。因為過去漁夫在凹灣處曬網而得名。現取其「網垵」同音「望安」，意涵希望與平安。 從馬公去望安的途中，會經過「虎井嶼」和「桶盤嶼」。「虎井嶼」為何與「虎」有關，未盡可知。有一說是原名叫做「好井」（閩南話「虎」與「好」諧音），後來有小孩摔落島上井中而死，居民認為此井危險如虎，為了提醒居民注意，便改口以虎井為島名。虎井嶼目前還遺留有二次大戰時日軍的軍事設施「虎井南進指揮所」。至於「桶盤嶼」，因島上玄武岩狀似桶盤。　　 澎湖本島北邊外海的「吉貝」島，曾稱「嘉貝嶼」、「佳簸嶼」，都是近似的諧音。「吉貝」讓人聯想到台南東山有「吉貝耍」部落，在台南高屏一帶過去的平埔族西拉雅人稱「木棉」叫「吉貝」。澎湖島上也常見木綿，有人推測「吉貝嶼」也許是因島上有木棉樹而延伸出此地名而來。從考古發現，澎湖與台灣之間確實有交易往來，所以此說不無可能。 查某嶼／圖李秀卿攝 龍門鼓浪，香爐起霧 澎湖群島最東的地方叫「查某嶼」。要談「查某嶼」，必須從湖西鄉最東境的「龍門村」說起。龍門以前曾寫成「良文」，閩南音近似。村中耆老相傳，「良文港」代出賢人及名人。「良文港」外附近的海面上有兩個無人島，一叫「查埔嶼」，另一個叫「查某嶼」（澎湖群島真正最東之離島）。這兩個無人島的形狀，一個像香爐，另一個像筆架。古代皇帝在早朝時，案上一定放置一個香爐，用於焚香使香味繚繞；案上也放置一座筆架，供皇帝批閱文武官員的奏摺。清朝時代，「查埔嶼」及「查某嶼」的形狀，酷似「香爐」與「筆架」。近年來這兩小島不堪歲月及大風浪侵蝕，「香爐」與「筆架」才漸變形。 後來，澎湖地方政府了解，「良文港」居民的前述傳統說法，因此改為「龍門村」。「龍」象徵皇帝（如龍袍加身），「門」外有「香爐」及「筆架」。而查某嶼現因海蝕與風化作用，外型極似平躺在海面上的女子，胸腹形狀清楚。 澎湖群島最西是「花嶼」，在花嶼正南方約距8公里為大、小貓嶼，正南稍東約距8.5公里為草嶼。胡建偉《澎湖紀略》中記載：「澎湖諸嶼惟二嶼 (按：指花嶼及草嶼) 青蔥，故以花草名焉。」花嶼地名之由來，從此文獻看來，地土貧瘠、花草不易生長的澎湖，獨「花嶼」和「草嶼」稍具花木綠草。 澎湖最北之小島「目斗嶼」，是一個迷你小島（周長843公尺，面積僅0.0244平方公里）。因形狀很像人的眼睛而得名；另有一說，由於該島是玄武岩台地構成，形狀亦如木匠使用的墨斗，所以早期稱為「墨斗嶼」。因「墨」與「目」的閩南語讀音相同，後來被寫成「目斗嶼」。再加上位處澎湖群島的最北端，日治時期稱此地為「北島」。另據當地居民稱，此地舊名也稱「月眉嶼」、「目眉嶼」，諒係因其地形像月眉、目眉。 淒美傳說，七美鄉 澎湖群島最南端的獨立島嶼「七美」，舊名有「南大嶼」、「南嶼」、「大嶼」、「南天嶼」、「大嶼澳」等稱呼，其中以「大嶼」稱呼為最早，1685年（清康熙24年）蔣毓英纂修的《台灣府志》即已記載。「七美」之說，相傳為明朝時，海盜從七美的南邊海岸登陸，當時島上的男人都出海捕魚，剩下老弱婦孺，其中7位女子正在附近山上農忙（一說在井旁洗衣），不幸遇上海盜侵辱，最後不甘受辱而相攜投井。事後鄉人用土填井，後來長出7棵枝葉茂盛的香楸樹。為紀念七位女子的事蹟，地方人士研議後，呈請省府於1949年將「大嶼鄉」更名為「七美鄉」。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8期(五月號)

蔡英文總統就職將屆一週年，感慨無限。數十年來，基本的民主觀念和台灣主體意識，讓我們期待著許多變革，例如： 期待著台灣的航空公司不要再奉「中華」之名，應正名為「台灣航空公司」。 期待著台灣的石油公司也不必再奉「中國」之名，應正名為「台灣石油公司」。 期待著台灣的郵政也不再奉「中華」之名。早在劉銘傳創辦的郵政就叫「台灣郵政」，阿扁總統曾經正名過，又被馬英九改回去。 期待著「僑務委員會」應該裁併到外交部，因為僑務本來就是外交部的事。僑務委員會原本是蔣政權為了籠絡海外僑民特別設立的冗機構。 期待著「蒙藏委員會」能裁撤。在台灣的蒙古人和西藏人不到一千人（也應在地化了），有需要編列偌大的國家預算設置這種機構嗎？那是「秋海棠」時代的思考。 期待著「中正紀念堂」應該轉型。民主國家為獨裁者蓋紀念館，是民主之恥！ 期待著學校的教官制度能結束，軍人職責在保衛國家，不宜進入學校，教育應回歸教育專業。 期待著台灣的子弟入伍服兵役時，不要再唱「我愛中華」之類的軍歌。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用飛彈威脅台灣之時，台灣的軍隊高唱「我愛中華」是啥意思？為何不唱「我愛台灣」？ 期待著各機關學校不必再「向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這種個人英雄崇拜的儀式，不是民主的常態，更不符台灣主體立場。 期待著台幣鈔票的人像不必老是以蔣介石、孫文思考，台灣歷史上多的是可以讓我們紀念的人物。 期待著司法改革能採行陪審制。早在九十四年前（一九二三年），孫文就明白主張「大小訟務，仿歐美之法，立陪審人員…」。 期待著外交部網站別再以開羅宣言連結台灣和中國的法理基礎。至今這種論述還掛在外交部網站！ 期待著台灣擁有一部真正可以表達全體公民意志的公投法。期待著目前這部「鳥籠」公投法能早日修訂。「公投法」不能真正公投，就像蛋花湯不可加蛋，蚵仔煎不可放蚵仔，一樣好笑！ 還有更多的期待，無法盡述。這些期待，都因外來的法西斯統治集團中國國民黨長期專政，無法實現。等到二○○○年扁政府時代想要變革，又因「朝小野大」，仍無法順遂變革。大家耐心等待著，心想，有朝一日綠營能在國會過半，這些期待當可成真。終於，綠營在國會過半的時代終於等到了，然而，靠綠營當選總統的蔡英文已執政一年，而我們的期待，卻依然還在期待。 我們知道，民進黨說「制憲正名」會觸動國際敏感神經，所以目前尚不敢奢望。但前述的那些期待（有的根本免本錢就可改革），在「朝小野大」時無法實現，在本土政權已全面執政一年，還是不能完成，難道還要再等國民黨復辟來完成？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古今內外所有變法改革無不面臨反對者，反對的勢力有三：「既得利益者」、「既得觀念者」，以及「既得習慣者」。 黑人反對林肯解放黑奴，婦女反對秋瑾提倡放足，都是既得習慣和既得觀念作祟。自一九二○年代蔣渭水、林秋梧等志士呼籲別再燒紙錢，至今仍革除不了，也是因既得觀念根深蒂固。 至於改革維新受阻於既得利益者，例子多不勝舉。最近為了反年金改革而走上街頭的李來希們，就是範例。但既得利益者反對改革，卻往往不承認是為了一己之私，還要辯解沒有反對改革，而是為了公義。其然乎？我們只要回顧這數十年來的所有社會運動，看看李來希們有沒有出現過便知。長期的民主運動，你來兮乎？人權運動，你來兮乎？環保運動，你來兮乎？農民運動，你來兮乎？救援雛妓運動，你來兮乎？…怎麼現在要減少你的退休金才你來兮？ 有時候，改革運動要化解「既得觀念」和「既得習慣」者的阻礙較難，要對付「既得利益者」反較容易，像以前那些「萬年國會」老代表拒絕退職的藉口是他們代表「法統」，但最後每個人發給六百萬元，「法統」就被解決了！然而，這次反年金改革的勢力主要來自既得利益者，但卻不能像解決「老法統」那樣花錢消災，因為年金制度之所以必要改革，正因國家財政困難，就無法花錢來化解既得利益者。 本來民主社會人人都有權利為了自己生活上的損失表達不滿，但主政者不可能對所有不滿者都討好，而是站在制高點做全盤長久考量，那才是真正的公義。用最簡單的比喻，有人過去長期都可以吃十口飯，卻有人只能吃兩口飯；現在請過去吃十口飯的人改吃六口就好，讓過去只能吃兩口飯的人能吃到四口飯，而且讓以後可能吃不到飯的人能吃到兩口飯。如能站在這個公義的制高點，就不用太在乎那些過去吃十口飯的人還要叫嚷吃不飽！他們可能真的有人吃不飽，但是要知道，還有工農比他們更餓，無力抗議。 家母和內人都是公教人員退休，我家算是既得利益者，但我們都是屬於支持年金改革的七成民意中的人。我常想起，我們兄弟姊妹一路求學過程中，每年都可領公教人員的「子女教育補助金」，讓我今天可以成為大學教授；再想到小時候鄰居的朝安哥哥一家，父親靠打零工為生，成績全班第三名的朝安哥在小學畢業之後就失學而去做工，如今他已積勞成疾而往生。如果朝安哥生在我家，今天大學教授應該是他在當吧！ 李來希們不知道朝安哥哥們也就罷了，藉口「反污名化」出來獻醜也就罷了，竟然還有人揮拳動武，連市長肋骨都打斷！更讓我驚訝的是，暴徒中竟然罵綠委是「賣國賊」！年金改革與「賣國」何干？看來第五縱隊正無孔不入，見縫插針！ （作者李筱峰為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中共呼喊「和平統一」台灣，已快三十年了。從叫囂「血洗台灣」到改口「和平統一」，口號雖改，作風沒變。中共若要讓台灣「回歸祖國」、「和平統一」，理當做出讓台灣人心悅誠服、百般嚮往的誘因，就像美國吸引許多中國富商權貴蜂擁而至一樣。然而中共的所作所為，令人懷疑他們真心要「統一」台灣？信手舉例如下，請問中共當局： 民主國家都有提審制，即人民因涉案被拘，應在法定期限內（通常是二十四小時）移送法院，且必須告知其親屬。你們無故抓走李明哲已經一個月，下落不明。請問，你們此舉能號召多少台灣人民心向「祖國統一」？ 去年六四前夕，四川一位民眾只因製作「銘記八酒六四」酒瓶，就被拘捕，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請問，你們此舉能號召多少台灣人民心向「祖國統一」？ 台灣的法輪功學員可以自由練功聚會，你們卻到處抓法輪功人員，下獄苦刑、「被自殺」、活體器官移植…。請問，你們此舉能號召多少台灣人想和你們「統一」？ 許多維權律師被你們下獄；草擬憲法的劉曉波，即使得諾貝爾和平獎，至今仍在黑牢。請問，你們這些舉措號召了多少台灣人民心向「祖國統一」？ 世界所有民主國家的網路、資訊通暢無阻，可是到了你們標榜的「祖國」就斷訊了。你們網民還要「翻牆」才能外探世界。請問，這樣能號召多少台灣人想和你們「統一」？ 香港書商擬出版你們不中意的書，就「被失蹤」；香港本土派民選議員竟然被取消資格…。你們「五十年舞照跳、馬照跑」的承諾已經粉碎多次！請問，你們此舉能號召多少台灣人想和你們「統一」？ 至於你們對圖博（西藏）、東突（新疆）的高壓殖民政策（罄竹難書），又號召了多少台灣人想與你們「統一」？ 你們在台灣的同路人「愛國同心會」，拿著五星旗在台北街頭到處打人叫囂，已經數年了，不知這幾年來號召了多少台灣人想和你們「統一」？ 同樣也是你們同路人的「中華統一促進黨」人，把造烏山頭水庫的工程師八田與一銅像斷頭，阿Ｑ地自以為抗日成功？請問，這種行徑發揮了多少「促進統一」的效果？號召了多少台灣人民心向「祖國統一」？ 世界人權組織「自由之家」評比各國自由度，名列「自由國家」的台灣今年高達九十三分，號稱「人民共和國」的你們卻年年名列「不自由國家」，降到只剩十三分。請問，這樣的自由度能號召多少台灣人想和你們「統一」？ 什麼？不許再問？再問就要請在台同路人也把我斷頭？請問，這樣真能號召台灣人想和你們統一嗎？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朱蒲青/台北報導 李筱峰：台灣要建立獨立新國家，必須透過「轉型正義」，若轉型正義只放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這樣還不夠？圖／郭文宏   台北教育大學教授李筱峰受邀擔任鄭南榕28週年追思會主講人，李筱峰說，台灣要建立獨立新國家，必須透過「轉型正義」，若轉型正義只放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這樣還是不夠。他主張反民主、不民主的，必須民主化；殖民性質、外來性質的，應該在地化；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必須公平化。如果不敢真正體認這三個原則，今天在這裡紀念鄭南榕是在紀念什麼？他期許台灣未來能成為自由、民主、平等的獨立國家。 李筱峰表示，今天台灣能夠政黨輪替，蔡英文能當上總統，是累積鄭南榕和多少前輩的犧牲，才有這樣的成果。「在威權的時代裡，鄭南榕沒有選擇服從，而選擇反抗」，才有今天的民主結果。 李筱峰在演講中引述馬丁路德金恩的談話「一個人不為某種目的而死，是不適宜生存的」，他認為鄭南榕為了高超的理想而死，這是非常高貴的情操，而台灣在他自焚後一、兩年邁向民主化，正是鄭南榕那把火所催化出來。 李筱峰說，他體認到鄭南榕精神的兩個重點，第一、言論自由，不能打折，若打九折、打八折後，也就可以變成零；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我雖不同意你的話，但至死也要擁護你說話的權利」，國民黨不能維護言論自由，卻讓鄭南榕用死來爭取言論自由。 他表示，台灣今天應該算自由了，自由之家每年為世界做評比，台灣每年都被列為完全自由的國家，今年被評93分還超過美國，對岸才13分，「13分的國家要來併吞我們，願意嗎？」鄭南榕另一個精神重點是，維護台灣獨立自主至為重要，這是鄭南榕精神的另一個重點。

在民主國家人人有權草擬他理想的憲法。但在專制國家，草擬憲法竟然要坐牢，像中國劉曉波，即使獲諾貝爾和平獎，依然身陷黑牢，還連坐妻子；像鄭南榕，只因刊登許世楷教授的新憲法草案，就遭國民黨統治集團控以「叛亂」，最後引火自焚，以死抗爭！ 南榕自焚時，統媒極力醜化，說他自殺是因精神症狀，這是以小人之心度烈士之腹。一般憂鬱症者自殺，是厭世不想活；但是烈士殉道，是基於理想的追求。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這句話正是極佳註解：「一個人不為某種目的而死，是不適宜生存的！」南榕為了他高超的理想而死，至情至性！ 曾經有一位我的長輩在談起鄭南榕時說：「鄭南榕太傻了，再等個一、兩年，台灣就民主化了，這麼等不及，竟然自焚，太傻了！」我回答：「中國黃花崗之役那些革命青年也太傻了，等隔年滿清就倒了，幹嘛這麼急去搞革命犧牲自己？」滿清王朝的終焉，是多少烈士犧牲的結果；台灣能在南榕自焚的一、兩年後民主化，南榕那把烈火絕對發揮催化的作用！ 一九八九年有兩件事件驚醒台灣人：一是四月七日的鄭南榕自焚（南榕出殯的五一九，又有詹益樺自焚）；二是兩個月後北京爆發屠殺民主運動青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這些事件激發了台灣人的民主與獨立主張的激增。因此該年底的立委選舉，卅名「新國家連線」候選人提出「建立東方瑞士國」的主張，當選了廿名，使得原本揚言要以法律制裁的國民黨不敢出手。鄭南榕的遺孀葉菊蘭也當選立委，顯示民眾對鄭南榕的肯定。於是李登輝順應「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的潮流，終有九○年代台灣的民主化。 在威權的時代，像鄭南榕這樣的先烈們，不但沒有選擇服從，而是選擇反抗，由於他們的犧牲，才有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終結，才有台灣的民主化。 今天我們必須體認鄭南榕精神的兩個重點： 其一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不能打折，言論自由若能打折只剩七十％、四十％，也就可變成○％。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的名言「我雖不同意你的話，但至死也要擁護你說話的權利」。兩百多年後的國民黨不但不能「至死維護言論自由」，卻讓鄭南榕用死來爭取言論自由。而今台灣已被「自由之家」列為自由國家，積分還超過美國。但是那個積分只有十五分的中國，卻想併吞九十三分的台灣。因此維護台灣獨立自主至為重要，這是南榕精神的另一重點。 建立獨立新國家，必須透過「轉型正義」來完成。從廣義而言：一、反民主、不民主的，必須民主化；二、殖民性質、外來性質的，應在地化；三、不公平的，必須公平化。以上轉型正義三原則，也是鄭南榕用生命要追求的。如果我們體認不到，不願面對，紀念鄭南榕也都枉然了！ （作者李筱峰為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本文原刊於2004.04.13 ） 假設孫文先生今天忽然活過來，魂遊台灣，他一定會非常訝異地發現台灣這裡的人怎麼把他叫做「國父」？ 其實，孫文與台灣的關係極淺。他來過台灣的時間很短，第一次來台灣是在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從日本來到台灣，為了籌措惠州起義的革命經費，試圖爭取台灣總督的支持，沒有結果，於十一月中旬離開台灣，回抵東京，停留台灣約一個半月。第二次是路過台灣，時間是在一九一三年八月初，當時民國已成立，袁世凱專政，引起「二次革命」；孫文偕胡漢民離開上海赴廣東、福建，經台北赴日本。第三次也只是路過台灣，時間是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下旬，孫文在廣州軍政府中受桂系軍人排擠，因此離粵，經汕頭取道台灣、日本，到上海。 由上可見，孫文真正停留過台灣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個月，而且他當年來台灣時，心中根本不可能把台灣看成中國的領土，因為當時的台灣早已被清國在馬關條約中永久割讓給日本。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假設孫文今天魂遊台灣，看到這個當年他只來過一個多月的地方的人，竟然都稱他叫「國父」，他必定非常訝異。而且，也只有這個他來過一個多月的地方的人，是唯一稱他為「國父」的地方，他不知道會作何感想？ 雖然孫文與台灣的因緣不深，不過並不表示他不關心台灣，只是，他對台灣的期待，恐怕要讓在台灣的「統派」大失所望了。根據戴季陶的回憶，孫文曾於一九一四年說過他想向日本提出三項主張，其中之一是「台灣與高麗兩民族至少限度也應該實施自治，各自設立自己的國會及自治政府」。孫文把台灣和朝鮮「兩民族」相提並論，並沒有主張要「收復台灣」。他萬萬沒有想到，當年被他拿來和朝鮮相提並論的台灣，竟然成為唯一稱他為「國父」的國家。 日前，為了法務部長陳定南建議若要將「國父」一詞放入法律中，就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對「國父」做出定義，結果引起泛藍軍政客的圍剿。綜觀這些泛藍軍政客的言談，我知道他們不僅沒有現代國家概念，也沒有台灣主體意識，更是對中國近代史無知。 其實，說穿了，現代國家是不需要「國父」的。十年前，我就發表過『現代國家不需要「國父」』一文，現在既然話題重現，我只好引一段我的「舊文」給泛藍軍政客們當「新知」： 「現代國家是國民意志的結合，而不是幾個草莽英雄、或幾個將門貴冑以武裝革命、發動政變的形式『打天下』打出來的。所以現代國家與過去的封建王朝迥然不同，舊王朝有開國的君主，現代國家是群策群力的結合體。因此，將某一特定人物尊為『國父』，實在是封建王朝的殘留意識在作祟。 孫文去世後，被國民黨奉為『國父』，意指為中華民國的開國之父，這種觀念，完全是封建意識，毫無國民主權的觀念，而且與歷史事實不符，在中華民國的建國史中，孫文的地位與貢獻固然不可磨滅，但是即使沒有孫文，一九○○年代中國的革命風潮，依然是風雲際會，風起雲湧。據歷史學者的統計，自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之間，出現有一百九十一個革命團體從事排滿倒清的運動，原來的『興中會』及改組後的『同盟會』，也不過是其中較大的團體而已。又據統計，自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之間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計有廿九次之多。國民黨歷史課本所吹噓的『國父領導革命，經過十次失敗，百折不撓，最後終於推翻滿清』，顯然不把其他十九次的革命放在眼裡。況且，一九一一年的武昌之役是『共進會』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同策劃的，事發時，孫文並不知情，當時他人在美國丹佛市，從報上才知道中國有武昌革命發生。所以，中華民國的出現，是投入相當多的人力、心力的。把整個開國功勳，歸於孫文一人，顯然不合情理。 再說，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是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在中華民國締造的過程中，並沒有台灣的影子（少數台人如翁俊明等參與其中，是零星的個人行為），直到一九四五年台灣才被中華民國接管，不幸一年四個月後，因為適應不良而爆發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扛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來到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締造過程的台灣。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開國的台灣，反而成為今天唯一掛牌『中華民國』的區域。這裡的人民，在國民黨的教育與宣傳下，也成為唯一稱孫文為『國父』的人民。 今天，台灣在面對政治的轉型、在處於時代的關鍵時刻、在細數歷史的真相、在揚棄傳統的包袱、在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戰威脅、在邁向國際社會、開創未來生機的此時，台灣必須建立一個新的、名副其實的現代國家。這個現代國家不應該再以英雄主義與封建意識去奉捧某一特定人物為『國父』。」 孫文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我不否定。但以他做為原來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已不無可議之處。若再以他做為台灣這個亟待正名的現代國家的國父，則更完全失去台灣的主體性意義。我們應該讓這位偉大的革命家以他的原貌回到他在中國史上應享有的地位，也讓台灣從他被蔣政權神格化的影像籠罩下解脫出來。畢竟，台灣人不稱孫文為「國父」，孫文一定不以為忤。只有那些在國民黨奴化教育下被制約而不自知的黨徒們，才會幼稚得跳腳。 幼稚的國民黨發言人吳清基拿出一張一九四○年（民國廿九年）國民政府的公報訓令，內容是「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在案」，來證實「國父」於法有據。這是何等幼稚可笑：其一，那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所謂「訓政時代」的玩意兒；其二，當時的台灣不在中國轄治下，那個訓令與台灣何干？有台灣主體意識的人，會去拿一個與台灣毫不相干的其他空間的舊訓令做法源依據嗎？像吳清基這樣一個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台灣子弟，必須淪落到替一個外來統治集團的遺緒搖旗吶喊，這真是國民黨奴化教育的成功，也是台灣人的悲哀！ 所以，當我看到吳清基批評陳定南「連小學公民課本都沒唸好」時，我忍不住大笑，與其說陳定南「連小學公民課本都沒唸好」，不如說是陳定南受國民黨奴化教育的影響比較淺，而吳清基腦中這套意識形態，正是國民黨在台灣實行奴化教育洗腦成功的典型案例。

彭明敏教授出書，是台灣人的喜訊。 十三年前我出版文集《李筱峰專欄》，彭明敏教授為我寫序，開頭就說：「李筱峰教授出書，是台灣人的喜訊。」我愧不敢當！現在我迫不及待地想借彭教授的句型，告訴大家：「彭明敏教授出書，才是台灣人的喜訊！」 彭教授最近出版一本文集《寫給台灣的備忘錄》，收錄彭教授自一九九二年結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台的首次演講、一九九六年他參選總統的電視政見發表會等數場演講內容，以及自一九九八年開始撰寫至今的八十九篇時評政論。 五十三年前彭教授與謝聰敏、魏廷朝兩位學生共同草擬〈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指出「一中一台」的事實，呼籲台灣人民應在左翼的中共政權與右翼的國民黨法西斯政權之間走出自己的路，他們的諤諤直言，換來牢獄之災。彭教授流亡海外的二十多年，依然為台灣疲於奔命。回台後，鬥志不減當年，繼續奔走呼號。我讀了《寫給台灣的備忘錄》，再回想當年的自救宣言，感受到彭教授理念一以貫之，意志持續不輟，精神始終如一，十足知識份子本色！這些語重心長的評論，不僅見證台灣的政治社會，更是提醒當下台灣人（尤其是主政者）把握方向的暮鼓晨鐘。 許多政壇大老的文章，往往都由秘書助理代筆。以彭教授的年代和輩份，我看到他的文章如此流暢洗練，以為是秘書執筆，問了他的秘書吳慧蘭小姐，始知每篇評論文章都是他親筆所寫，太令人驚嘆了！ 試舉一段他的文字來欣賞：「外交官常夾在真相、人情和外交之間，進退兩難，難以兼顧，只要絞盡腦汁，舞文弄墨，拐彎抹角，模稜兩可，若是若非…」讀來痛快淋漓！ 彭教授行文生動有趣，用字遣詞極富創造性。信手拈來列舉數句來欣賞：挖苦中國官員時，他說：「要聽中國高官講話，須有象腳一般大條且強韌的神經。」挖苦親中仇日的馬英九時，他說：「對日不惜一戰，對中不惜一縮」；對藍營諂媚中國的「貓熊統戰」，彭教授揶揄說：「貓熊運入台灣，沿路『國旗』都收藏起來，怕二隻國際寵物看了會不開心」。 彭教授亦善於譬喻，例如中國歇斯底里喊「一個中國」，彭教授說這絕非「野狗狂吼虛影」，而是「叫喊『一個中國』時，後面都有隱藏著或公然帶著一條尾巴，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條尾巴才是它真正要的。」 彭教授看到長者塞紅包捐錢支持小英，他這樣形容：「由老輩看來，好像愛女即將冒險遠行，以紅包祈願一路順風。」 彭教授對小英期待殷切，以下這句話原本是講給馬英九聽，我認為此時送給小英更適合：「我們需要的領導者是敢明確說出我們的國家在哪裡？是何種國家？並坦白說明我們處於何種困境，敢率直要求國民作何種奉獻和犧牲」！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今苗栗市有「嘉盛社區」，嘉盛舊稱「嘉志閣」，是平埔族（當然也是道卡斯族）「嘉志閣社」所在地。圖／李筱峰提供 處處可見南島先民的足跡 台灣原屬「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範圍最北境，遍佈着著我們的南島祖先，後來被漢語族祖先分成「高山族」與「平埔族」兩大系統，兩大系統之下又各分出許多族系。今日苗栗縣境內的南島民族，屬於平埔族系統的，有較靠海的道卡斯族，以及較靠內山的巴宰族；另外靠內山區域的，有屬於高山族系統的泰雅族、賽夏族。從地名來觀察，苗栗境內南島祖先的身影，和台灣其他各地一樣，清晰可見。 苗栗，源自導卡斯族語 「苗栗」這個名字，就是源自道卡斯族語，意思是平原地。也有寫成「麻里」、「貓裡」、「貓裏」。以前是道卡斯平埔族「貓裡」社所在地。1887年（清光緒13年）第一次設縣，採「苗栗」名。 今苗栗市有「嘉盛社區」，嘉盛舊稱「嘉志閣」，是平埔族（當然也是道卡斯族）「嘉志閣社」所在地。 「通霄」舊名「吞霄」，是因道卡斯平埔族「吞霄社」（或寫成「通消」、「通宵」）得名，該社原址在今天通霄鎮的通東、通西等里。約1860年頃遷至今天的平元里，後來的漢語族人稱之為「番社仔」。 「苑裡」，以前也寫成「宛里」、「宛裡」、「苑裏」、「苑里」，源自道卡斯平埔族「阿苑裡社」，後來簡稱「苑裡社」。社址在今苑裡鎮的苑東、苑西、苑南、苑北、西平等里。後遷至今苑坑里，漢語族人稱之為「番社」。郁永河《裨海紀遊》中即有夜宿「宛裡社」的記載。 苑裡鎮內有「房裡里」，是以前道卡斯族「華拉俄拉路(Warouwar)社」所在地，簡稱「拔里社」，後來寫成「房里」，在房裡溪下游南岸，為苑裡鎮開發最早的地區。 苑裡鎮內有「舊社里」，此舊社為昔日的「日北社」（但學者翁佳音有疑義）。 今天苑裡鎮的中正、客莊、苑坑、水波等里，以前有「貓盂社」（道卡斯族「蓬山八社」之一）。1731年(清雍正9年)年底﹐台灣中部的平埔族爆發了一場「大甲西社抗官民變」，「貓盂社」也參與，事件後貓盂社被滿清當局遷居到今通霄鎮福興里，改稱「興隆社」，後改稱「興隆莊」。 賽夏族即獅設族 「竹南」大約在1720年代起（清雍正年間）稱為「中港」，因為有道卡斯族的「馬卡留武社」（Makaruvu社）在此。此社位於淡水港與鹿港的中間，漢語族人稱之為「中港社」。1788（清乾隆53）年，中港庄的一位監生莊文榜在他的稟官呈文中，有「佃耕中港番田，係雍正年間墾闢之業」等字句。 「後龍」，也有一說是平埔族的名字，是道卡斯族「Auran社」(又稱yass)的譯音漢字。（但學者翁佳音不同意此說，詳後） 「卓蘭」，也曾寫成「塔連」、「罩蘭」、「塔仔林」。是巴宰族「Paiten社」自稱地名「Tarian」之音譯，意思是美麗的原野。 「大湖」，原為泰雅族聚居地，泰雅語稱「馬凸」（Masranmo），即大湖之意。 南庄鄉內有「北獅里興」、「南獅里興」的地名，前者為賽夏族利利安社所在地，後者是賽夏族巴卡沙斯社所在地。為何地名出現「獅」字？原來賽夏族（Say-siyat）以前被稱為「獅設族」，分為「北獅設族」和「南獅設族」。 三義鄉鯉魚村曾被稱為「番仔城」（在今天鯉魚潭西邊），那是1845年（清道光25年）原居住於台中的葫蘆墩社、岐仔社的平埔族（巴宰族）移來此地開墾，被漢語族人稱為「番仔城」。 這種「番」字輩的地名台灣到處可見，苗栗也不例外，例如南庄有「蕃婆石」，公館有「番仔埔」…。「番」字當然是優越感的漢語族對南島語族的輕蔑稱謂。此類地名的出現，除了可以知道該地曾有南島先民居住，也顯示「原漢」族群的交會。要知道，當年罵人「番」的閩粵移民，他們的後裔有幾人沒有「番」種？ 看見鄭氏的軍屯痕跡 1662年鄭成功攻佔台灣，驅逐荷蘭人。他將部隊分派駐各地從事屯田開墾，這種鄭氏軍隊開墾的田，稱為「營盤田」（「營盤」即「軍營盤紮」之意）。鄭家的軍隊駐紮屯田之地多在今天台南﹑高雄一帶，但也有來到苗栗境內。鄭經曾派部將劉國軒經略苗栗沿海地區。今天竹南有「營盤里」，據悉鄭氏一部份的左先鋒部隊曾駐於此。還有「營盤邊」的地名，即軍營駐紮地旁邊的聚落。 體會漢語族移民的開發 「後龍」除了前述的說法，學者翁佳音考證認為是十七世紀荷蘭時代有金門金湖鎮後壠（甌壠）人移民於此，以故鄉之名重現，再轉成「後龍」。即荷蘭文獻所紀錄的「Aulangh」。 移民開發土地時，合股持份共同開墾，1751年（清乾隆16年）廣東嘉應州鎮平來的客家移民林洪、吳永忠、溫殿王、黃日新、羅德達等人完成了拓墾的第一份的土地，稱為「頭份」（接下來又開墾二份、三份、四份、五份等地）。 開發土地時，在今天頭份和中港之間建有田寮，做為墾工棲憩之所，也是佃農居住的草寮。故今天頭份內有「田寮」、「老田寮」的地名。 頭份境內有「斗換坪」的地名，也曾稱「倒換坪」。1805年（清嘉慶10年）頃，有廣東客家人黃祈英來到此地與原住民交換物品，逐漸取得原住民信任，獲得土地，並娶原住民妻，進而倣效原住民風俗，改南島語名字叫「斗乃」。斗乃與原住民交易的斜坡地，被稱為「斗換坪」，也被寫成近音的「倒換坪」。 1730年代雍正年間，今天造橋國民學校內有一深坑與山外不能來往，居民甚感不便，乃自動捐款建橋，造了一座橋橫越南港溪，方便居民往來，鄉人便以「造橋」為鄉名，以資紀念。 土地開發後，遠距衙門，官廳於是在新開發地臨時設置事務所，做為辦公、抽稅、集會之用，稱為「公館」。「公館」也是地方人士共同為維持地方治安，處理隘務、墾務的事務所。 今天公館有「隘寮下」、「隘寮腳」 ，18世紀中葉因客籍先民在開墾之時與原住民爭鬥不休，設隘寮派丁勇守衛，在隘寮之下的聚落就稱「隘寮下」、「隘寮腳」。 公館有「石牆村」，舊稱「石圍牆」，1818年（清嘉慶23年），村人為抵禦平埔族人，採石築牆，經吳琳芳等共同出資開闢莊園，「石圍墻」因而得名（後來改為「石牆村」），但鄉民仍一直沿用「石圍墻」之名。 南庄，原為客家移民與原住民交換物品的交換所，後來逐漸向南方田尾發展，結成一庄，稱為「南庄」。 南庄有「田美」村，原名「田尾」，即墾田的末尾處。「田尾」以近音改為「田美」，這是地名的雅化。 竹南鎮內有「鹽館」的地名，還有「鹽館街」，可知以前這裡有鹽的批發店；竹南還有舊稱「三角店」的地名（在今天新南里），可以想見這是在開發過程中出現商店於此。 土地開發需要水利設施，開埤造圳。所以通霄有「圳頭里」，圳頭即水圳的源頭處。 通霄鎮內有「土城」地名，起源於1757年（清乾隆22年）客家移民詹望觀進入這一帶(今城南里、城北里之間)開闢，因當地原屬平埔族的道卡斯族，及高山族的泰雅族所有，入墾後的詹望觀建造土城防禦（怪哉！入侵者「防禦」被入侵者？），但後因不勝「番擾」（誰擾誰？）乃棄城、棄地而去。1806年（清嘉慶11年）有房裡社、貓盂社的道卡斯族再度入墾土城，漢人則有廣東黃舉英來墾，再次建造土城。 顯示地表自然景觀 地名的出現，常因人們以地形地勢、地表景觀來稱呼而得名。以苗栗的地名來看，例如： 「頭屋」，昔稱「崁頭屋」，崁，即小崖之意，因位於老田寮溪的南岸河階地崖頭頂之聚落故得稱。 「後龍」，曾稱「後壠」，除前述兩種說法之外，還有一說，是因在後方土地呈長條狀起伏之地。後龍的「崎頂」，可知是在山坡地上。 公館曾稱「蛤仔市」，後因位於後龍溪沖積而成的河谷平原，南北狹長，中間地勢低平，形似蛤仔。 西湖，舊稱「四湖」，因打那叭溪沿岸從下游而上有頭湖、二湖、三湖、四湖至九湖。四湖在此鄉中央。最早出現在《臺灣府輿圖纂要》的「四湖莊」。 銅鑼，舊稱「銅鑼灣」，因在打哪叭溪東方與後龍溪狹宰分水嶺處，形勢似銅鑼狀。 三義，舊稱「三汊河」，因西湖溪主流與支流水尾溪在今火車站南側的三興橋附近匯流，呈現三條水路而得名。 「三灣」，因在中港溪第三個曲流凸岸創建的聚落，即在三個河灣上的聚落。 「獅潭」，有一山勢型如獅子，河流臨其山前，結為一個深潭。取之獅頭山的「獅」，即獅潭溪的溪水碧綠為「潭」。 「大湖」，四面高山圍繞，廣闊平林，地形似湖，故命名大湖。 頭份鎮內的「蘆竹湳」，是盛產蘆竹的低窪沼澤地。 今天造橋的大西村一帶，傳統地名叫「赤崎子」，即紅土山坡地。 苑裡鎮靠山一帶有「山腳里」，即在山腳下的地方。 南庄蓬萊村，舊稱「紅毛館」，附近與獅潭鄉東側交接處，有所謂「仙山」，原名「紅毛館山」。據聞荷蘭人曾在此設館。但另有一說應該較可採信：1887年（清光緒13年）台灣巡撫劉銘傳為了籌措建設財源，將台灣盛產的樟腦專賣，派大批人員深入今桃竹苗地區山中開採樟樹，南庄便是這種樟腦事業基地之一。當時、已獲既得利益的英國人為了阻撓劉銘傳的計劃，也曾深入南庄搶購樟腦，當地人遂稱英國人聚居的地方為「紅毛館」。 南庄蓬萊村，舊稱「紅毛館」圖／李筱峰攝 日治時期改制順便改名 1920年日本在台實施地方改制，順此大改台灣各街庄地名。這一年苗栗的地名有如下的改易： 將「中港」（1901年，明治34年，屬新竹廳中港支廳）改稱「竹南」（隸屬新竹州竹南郡）。 將「後壠」去「土」改做「後龍」（閩南語發音都還保留後壠之音）。 通宵，以其虎頭山平地突起，聳入雲霄，故改稱近音雅字「通霄」。 「罩蘭」改稱「卓蘭」。 「崁頭屋」，簡化為「頭屋」， 「銅鑼灣」簡化為「銅鑼」。 「三汊河」，改名「三叉」。 國民黨時代的新地名 原稱「四湖」的西湖，因與雲林縣四湖鄉同名，1954年遂改以客家語「四湖」的同音字（同音不同調）的「西湖」為名。 三叉，前鄉長陳永財認為「叉」字不雅，以其形似義的簡體字，而改稱「三義」。 大安溪的發源地，泰雅族之故鄉於1950稱為「大安」。又因「大安」與台中縣大安鄉同名，乃以客語「大」與「泰」同音，於1954將「大安」改為「泰安」。又有一解釋，是「泰」雅族與大「安」溪之鄉。 苗栗還有很多小地名，每個地名都有它的身世，就讓讀者繼續去挖掘體會。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７期(３月號)

李筱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吳湯興與丘逢甲，乙未抗日中的兩種人物。圖／李筱峰 苗栗銅鑼出了很多名人，其中在乙未抗日史上有兩個人物好有一比，他們代表著兩種典型，也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一位叫丘逢甲，另一位叫吳湯興。前者常被國民黨的課本吹捧，說他是「抗日愛國詩人」；後者卻被冷落多時，少被提起。 丘逢甲於1864年出生在苗栗銅鑼。他文采飛揚，中過進士。1895年，滿清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丘逢甲率領紳民到巡撫官署﹐慷慨陳詞：「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如日酋來收臺灣，臺民惟有開仗」。不久官紳成立「台灣民主國」。唐景崧被推為總統﹐丘逢甲任副總統兼民兵司令官。 吳湯興比丘逢甲大四歲，1860年出生於苗栗銅鑼。他沒有丘逢甲那樣高的功名，只是一個生員，但是在1895年（乙未）的這場抗日行動中，兩人的格調品味高下立判。 吳湯興在台灣民主國成立後，求見丘逢甲，表達擬組抗日義軍之意。經丘逢甲引薦給總統唐景崧，獲唐授與義民統領的職位。吳湯興獲授統領職位後，隨即南下，回到家鄉開始招募義勇軍。憑藉著吳湯興的聲望，他很快地就有二千多個鄉民投入他的麾下，同時也募到不少兵器彈藥糧食。之後，吳湯興還為義軍製作制服、樹立旗號、編列營號，並加緊訓練義軍，成為一支軍容壯盛的軍隊。 不久，其他地方的客家領袖，如苗栗頭份的徐驤、新竹北埔的姜紹祖，也各自募集兵勇，前來與吳湯興會合，讓義軍的聲勢更為浩大。他們從新竹作戰到彰化。尖筆山之役大挫日軍攻勢！可惜，吳湯興最後在八卦山之役壯烈成仁。吳湯興雖犧牲生命，卻也讓日軍付出慘痛代價，日軍幾位將領如山根少將、緒方中佐，都在戰役中受傷而亡，據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也在此役受傷，最後不治。 1895年5月，日軍自澳底登陸，日軍從花不到十天，幾乎兵不血刃地進佔台北，到花了將近三個月才打到彰化，吳湯興等人率領的客家子弟兵的奮勇抵抗，是重要因素之ㄧ。 誓死守禦卻捲款浪撩的丘逢甲 反觀丘逢甲，當總統唐景崧準備開溜回清國之前，唐景崧曾電催丘逢甲率軍北上赴援，但電報從「千急急」打到「萬急急」，丘逢甲始終躊躇不前。唐景崧最後逃回清國，被譏為「十日總統」。而這位發誓要「誓死守禦」的丘逢甲，也始終未曾與日軍開戰過，最後是帶著軍餉逃走。連雅堂在《台灣通史》〈邱(丘)逢甲列傳〉中，提到他捲款而去的事，這樣說：「…文武多逃，逢甲亦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 丘逢甲未有具體抗日行動，留下著名的詩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詩句。丘逢甲後來死於廣東，死時有六位同鄉的舉人作弔聯諷刺他。一位美濃出身的舉人林金城，也寫下這樣諷刺對聯：「盜臺軍餉，盜粵軍裝，軍法總能逃，事變兩番成大盜 / 非清人物，非漢人材，人言終不息，心甘一死莫知非。」 真正投身抗日的，如吳湯興、徐驤、姜紹祖，率苗栗、新竹的客家子弟兵奮勇抗敵，捐軀成仁，卻因過去課本少提而鮮為人知；反而只會在紙上寫文章抗日，最後卻捲款而逃，毫無具體行動的丘逢甲，獨享歷史美名，現在還有一家紀念他的「逢甲大學」。我不禁想起連橫在《台灣通史》論丘逢甲時，將吳湯興拿來比對的一句話─「成敗論人，吾所不喜。獨惜其為吳湯興、徐驤所笑爾」。吳湯興於1895年8月28陣亡成仁，其妻聞訊不久投水自盡；丘逢甲則在17年後的1912年2月逝世於廣東。丘逢甲如果地下遇銅鑼同鄉吳湯興，不知道會是怎樣的表情？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7期(3月號)

《走入悲情》  七十年前﹐台灣人民在經過熱烈歡迎所謂「祖國」的狂熱之後﹐從歡欣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終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引來了一場腥風血雨的屠殺。 一批台灣的社會精英﹐在這一場政治整肅當中喪命。如果當年他們能假以一個正常的國度﹐他們之中足以組成一個堅強的內閣。可惜﹐他們卻為病態的中國政治文化做了註腳─「此物成材也﹐不得享天年」。 二二八的陰霾來不及揮袪﹐五○﹑六○年代的「白色恐怖」卻接踵而來。成材的精英﹐依然不得享天年。多少英靈消失﹐多少青春耽誤﹐多少家庭破滅﹐多少幸福斷送…。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高壓的政治致使精英殆盡﹐劫後餘生者也成驚弓之鳥﹐正直者多退隱迴避﹐不再與聞政治﹐於是一些投機政客﹑大商巨賈﹑地方角頭﹑地痞流氓紛紛上場﹐與政權當局掛勾。「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原來﹐黑金政治非一朝一夕之故。 七○年代以降﹐民主運動的浪潮衝激著外來統治者﹐然而在民主改革的路途上﹐依然血淚斑斑﹐…不死心的部份台灣人在政治黑夜中企盼黎明的曙光﹐可是有不少人卻已經在統治者的國家機器下接受洗腦﹐習慣統治者的價值標準﹐而忘卻了台灣過去的苦難﹔許多新生的一代﹐在以中國中原為座標的思考下﹐更是對台灣過去的辛酸血淚一無所知﹐無動於衷。 時序進入九○年代﹐台灣有了民主轉型的契機﹐起碼的自由人權已經有了成果﹐可是基本的公義是非卻仍混沌不清。台灣現在還矗立一座獨裁者（二二八屠殺者元兇）的紀念館，為民主國家絕無知僅有之荒誕怪象！ 與其說這個社會沒有「是非觀」﹐毋寧說是沒有「歷史感」。沒有歷史感﹐就沒有心要對歷史負責﹐只在乎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貪圖目前的安逸享樂。 時值二二八紀念日﹐又會聽到有人呼籲我們要「走出悲情」。在經過長年的中國國民黨統治機器的洗腦﹐今天還有許多人不知道什麼是228事件，228對他們只是一個無聊的數字而已，哪來悲情？還有許多人才不在乎前人的辛酸血淚﹐也不知道台灣的苦難歷史﹐他們欠缺的正是悲情﹐如何叫他們走出悲情。 在這個台灣苦難歷史的紀念日﹐我們不但不該走出悲情﹐我們要呼籲年輕人走入悲情﹐體會台灣歷史的辛酸血淚﹑奮進掙扎﹐因為悲情可以讓我們社會激發向上的動力。

好笑喔！聽說北京當局也要紀念二二八！ 他們這個專制政權經常對人民「二二八」，怎好意思也要紀念二二八？ 我以28年前（天安門事件發生時）的這篇拙作回應： (原載1989.6.26.自立早報) （前略） 二二八事件固然有與天安門事件相異之處，但兩事件相仿之點，倒也不少。今將兩事相提並論一下，看看天安門事件中所出現的二二八模式。 鎮壓前的開明假象 二二八事件之初，由各級民意代表組成的「事件處理委員會」每天開會，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行政長官陳儀不但派公署的官員參加，而且接見請願代表，並且應允代表提出的改革要求。等到三月八日以後，陳儀確定中央派來的援軍已出發來台之後，他立刻翻臉改口，宣稱「處理委員會」的耍求已幾近「叛亂」，是「非法組織」，乃採高壓手段。   這次中共當局處理北京的學生運動，初期官方也會見學生代表，李鵬並探視絕食的學生，並否認說過學生運動為「動亂」，可是等到「解放軍」齊集北京後，鎮壓「動亂」的行動就開始了。 大屠殺的美麗說詞 二二八事件中，陸軍第二十一師抵台後，陳儀廣播宣稱：「我此刻以十二萬分的誠意告訴最大多數的善良同胞，我的宣布戒嚴，完全為了保護你們，你們千萬勿聽奸人的謠言....，對於守法的同胞，決不稍加傷害。....:我的再宣布戒嚴，完全爲了對付絕少數的亂黨叛徒，他們一天不消減，善良的同胞一天不得安寧。」(見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台灣新生報》)。   這種句型，在天安門事件中，也重新拷貝了一次。試看中共戒嚴當局採取軍事鎮壓所宣佈的理由：「為了維護已經受到威脅的人民的生命財產，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執行戎嚴任務的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清況下，被迫依法採取了堅決的措施，嚴懲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黨和政府堅決保護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對於煽動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必須堅決子以揭露。」 對學生的集體屠殺 二二八事件中，有許多大學生和中學生出面參加會議，或組成治安維持隊，維持治安。因此，在大屠殺來臨後，許多學生慘遭集體殺害。例如三月八日到九日早上，許多在圓山附近維持治安的學生被屠殺，屍體投於圓山之下。基隆地區有青年學生二十人被軍隊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戳死。據台灣旅滬六團體的報告，當時被殺害之人民以青年學生為最多。   這次天安門前的大屠殺，也是學生死得最多。「解放軍」在消滅那些中了「西化思想毒素」的學生，與當年國民黨軍隊在消滅那些具有「日本思想遺毒」的學生，其心態與性質並沒有什麼不同。 槍斃人犯示眾的手法 二二八事件時，許多被認定為叛徒亂黨的人，動輒就當眾處決。例如，台南市的湯德章律師，在台南市的民生綠園遭槍斃示眾。畫家陳澄波、醫師參議員潘木枝、盧鈵欽、柯麟等人，被綁赴嘉義市火車站前槍決。南縣商會理事長黃媽典也在新營當眾槍決。   我們看這次天安門事件，槍決人犯也是在數千人圍觀下進行，這種「殺雞倣猴」的作法，是專制統治者的手段。 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陳儀當年借用軍事鎮壓的餘威，整肅了一批他視為眼中釘的知識菁英。像林茂生、施江南、陳炘、阮朝日、王育霖、宋斐如、張七郎、林連宗、吳鴻麒.，..:等高級知識分子，都在沒有參加任何暴動之下被捕遇難。  這次天安門事件後，中共當局也通緝許多沒有參加暴動的知識分子，像方勵之、嚴家其、湯一介、陳一諮、蘇曉康、包遵信....:。所不同的是，中國的知識分于比較了解中國的政治，因此有多人避難得及。而當年台灣的知識分子，不了解「祖國」的政情，因此也就在自以為沒犯錯的情況下，乖乖就逮遇害。 事件後的大逮捕 二二八事件經過軍事鎮壓後，陳儀隨即展開所謂「清鄉」行動，大肆逮捕「惡人」。三月三十日，陳儀發出「為實施清鄉告民眾書」，謂：「這次由亂黨叛徒所造成的暴動，使社會秩序一時陷於混亂，善良人民都蒙受有形無形的損失，回想起來，實在痛心。現幸國軍抵達以後，亂黨叛徒聞風匿散，社會秩序已經恢復。但政府為了保護善良人民維持全省治安，徹底肅清惡人起見，決定實施清鄉，使少數的亂黨叛徒，無法匿避......」。陳儀這份中日文對照的文告，要求民眾耍「交出武器」「交出惡人」，因此，台灣在事件後，又接著進入白色恐怖時代。   今天的中共，在天安門事件後，也一樣進行大逮埔，並且裝設檢舉專線電話，要民眾檢舉「惡人」。其手法及說詞與二二八時代完全一樣。 計算死亡人數的偏頗態度 二二八事件後，官方發佈的死傷人數，只計算軍警公務人員的死傷數目，或是把人數極力縮水，以致至今二二八的死亡人數仍是個謎。   中共當局發佈的這次事件的死傷人數，也一樣只計算軍方的死傷，「我們一家都是人」，別人死的都不算。 看過四十二年前的「歷史傷口」，再看看今天的「歷史傷口」，極其相似。不要以為摀上耳朵，矇上眼睛，就可以聽不到、看不見。喜歡耍槍桿的統治者，以及喜歡耍嘴皮的大官虎，不要摀耳朵和矇眼睛了!

  前行政院長游錫堃日前在美國參加僑民餐會中，吟唱了一段李白的〈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我在電視新聞中聽到游院長的一段話，大意是說，他雖然追求台灣成為正常的國家，但並非排斥中華文化。他喜歡吟唐詩，還下過工夫。 我也喜歡吟唐詩，從小受到擅長寫傳統詩的先祖父李步雲影響，我也會吟詩，尤其喜歡用「天籟調」吟唱。有一次我和一位大學國文老師聊天，因為她的博士論文研究唐代的題壁詩，又有開唐詩的課，於是我問她吟詩喜歡哪種調，不料她回答，她不會吟詩。我當時很白目，冒昧問她：「妳不會吟詩，怎麼教唐詩？」我心直口快得罪人了！她反問我：「你會吟嗎？」我說會呀，當下就吟了一段李白的「清平調」。她聽了很訝異的問我：「你不是台獨份子嗎？怎麼會吟唐詩？」啥！主張台獨就不能吟唐詩？！那美國獨立後就不可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嗎？ 我不僅吟唐詩，我還唱「平劇」。四十四年前，我在政大教育系因發表文章被勒令退學時，在同學為我舉辦的惜別會上，我就是唱了一段「四郎坐宮」和同學道別：「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淺水龍，久困沙灘…。」 我這個台獨份子吟唐詩、唱平劇，應該不輸給那些經常罵我「去中國化」、「皇民化」、「數典忘祖」的統派如蔡正元者之流。不信可以ＰＫ看看，恐怕「去中國化」的，是說我「去中國化」的蔡正元吧？ 台灣獨立的意義，是政治上的，意即台灣不願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下的一省或特區，而不是在文化上要完全排斥「中華文化」。當然如果要從文化的意義解釋台獨，那就是「自由台灣」，不願成為「專制中國」的一部分，自由與專制當然有其文化上的意涵，但仍屬政治文化的性質。 文化領域不等於政治領域，前者寬廣許多。「漢字文化圈」內的日本，還使用著兩千個漢字，他們也發揮書法藝術，京都是漢學研究的重鎮；日本人、韓國人也使用筷子，同屬「筷子文化圈」，但日本、韓國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同樣信仰阿拉、寫阿拉伯文、講阿拉伯語系的阿拉伯世界，就有廿幾國。 小林善紀在《台灣論》中指出，台灣保留了許多日本人已經消失的「日本精神」；有意思的是，許多中國網友來台灣旅遊後，也貼文指出台灣是保留中華文化最多的地方，這是台灣多元文化的可貴。 我曾呼籲建立「泛南島民族」意識，但不表示要排斥中華文化。我們要排斥的是中國的封建、專制、霸權、貪污文化，還有像「愛國同心會」那班中國人的暴力文化，但是中華文化中的精華，如唐詩宋詞的文學藝術，先秦思想家的智慧…，何嘗不是台灣國可以欣賞的文化精華！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焚燒紙錢絕對會嚴重破壞環境、為害國民健康。台灣每年大約燒掉廿八萬噸的紙錢，至少排放十八萬噸二氧化碳，需要一千五百萬棵喬木、一整年才能吸收完畢，其危害更勝於汽機車廢氣。   我經常自比一隻「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歡喜」的烏鴉，即使逢年過節、喜慶之日，還在呀呀啼叫。關於「過年」，近廿年來我提出許多意見，但人微言輕，狗吠火車，蚊子釘牛角，幾乎無人理會。但我仍不死心，趁《民報》發刊之便，將我廿幾年來與過年有關的呼籲，做一個總匯。 關於「中國新年」的稱呼 把陰曆新年(Lunar New Year)說成「中國新年」並不適當。因為過陰曆(或農曆)新年的國家，除了今天的中國和台灣之外，還有其他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國的華裔族群(他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台灣人，而是擁有該國國籍的國民)；此外，戰前的朝鮮人、越南人，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琉球…，也都過陰曆年。所以把陰曆新年說成「中國新年」實在不恰當。尤其強調台灣人過「中國新年」，無形中又掉入中國統戰陷阱。 更讓台灣人陷入中國統戰陷阱的是，所謂「兩岸三地」聯手過新年的一些活動節目。台灣有一些投機「藝人」，跑去中國參加這些所謂「兩岸三地」聯手過新年的活動，透過台灣和中國的電視轉播出來，明顯將台灣「香港化」，讓世人誤以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區。同樣過陰曆新年的國家還很多，為何台灣非選定和中國「聯手」過年不可？尤其去找一個對我們有領土野心的國家「聯手」過年，簡直荒唐！說穿了，想透過相同的歲時年節，以「文化認同」來促進「政治認同」，是中國及台灣內部「統」派份子的居心。 我們從來沒聽過美國人過耶誕節要找英國人「聯手」過節？同樣過耶誕節的國家難以計數，沒有人會因為相同的文化，就要把許多國家「統一」起來；同樣過回教年的阿拉伯世界，也有十幾個國家，不會因為過相同的年就要「統一」。 何不與國際社會同步過年? 我們台灣這個貿易國，隨著工商發展，在許多方面都已相當國際化。平日採行的曆法，也以一般國際社會所通行的陽曆為準。不論是公家機關、學校、公司行號，一概採行陽曆。可是一到「過年」卻又統統回到陰曆去了。「過年」期間，許多人在歡愉的氣氛，只意識到「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反而把陽曆的日期模糊掉了，直到度過了這段「過年」時節，才又漸漸恢復陽曆意識。這種現象，實在非常怪異。   過去一些同樣過陰曆(舊曆)新年的國家，如朝鮮、越南，在二次大戰之後，都紛紛改過陽曆(新曆)新年了。日本甚至在明治維新時，就改過陽曆新年。但是偏偏像台灣、中國、香港等華人社會，就是改不過來。華人社會的文化包袱之重，於此可見。   背負這種文化包袱，對於我們以經濟貿易起家的台灣來說，實在是相當不適宜的。試想，正當國際上大多數的國家都在忙著工作，忙著做生意的時候，台灣人卻閒在那邊「過年」，外國客戶找你做生意也找不到.，而正當國際上大多數的國家都在過正常的新曆年的年假時，我們台灣卻只意思意思地放兩天元旦假日，你要找人家做生意也接不上頭。這種現象，對我們這個外貿導向的國家來說，實在太不上道了！ 比起當今台灣這種不上道的過年，國民黨的總理孫文應該算是相當前進的一人。孫文早在七十年前(1922年)就極力主張過年應過新曆年。他說：「人民崇尚舊曆新年，而不注意新曆新年者，是尚未能脫離舊觀念，未能脫離舊思想者也。」又說：「新曆新年為民國的新年，為共和國家的新年。舊曆新年為君主時代的新年，為專制國家的新年。」想不到，宣稱要「實行總理遺教」的國民黨，他們過的新年是他們的總理所宣稱的「君主時代的新年」.，也想不到，宣稱台灣已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民進黨，過的新年也不是「共和國家的新年」。  有人說，過舊曆年比較有熱鬧氣氛，真是愚蠢！氣氛是人為的，只要我們調整心態、變通觀念，跟上國際腳步過新曆新年，保證每年的過年氣氛都會提早到來。                        而且與國際社會同步過年，不僅具世界觀，還可擺脫中國政治統戰！ 過年熱鬧日，環保災難時 一過起年來，舊社會的壞風俗、歹習慣，一一充斥社會。例如燒冥紙、放鞭炮，這種破壞資源、製造噪音、污染空氣的行徑，藉過年之便，讓人類與鬼神聯手破壞環境。 焚燒冥紙絕對會嚴重破壞環境、浪費資源，而且為害國民健康。台灣每年大約燒掉廿八萬噸的冥紙，大約浪費新台幣一百三十億元。每年燒掉的紙錢，至少排放十八萬噸二氧化碳，需要一千五百萬棵喬木、一整年才能吸收完畢，其危害更勝於汽機車廢氣。紙錢燃燒之後所產生的廢氣，釋放出許多一氧化碳、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苯、甲苯、乙苯、戴奧辛，與其他不完全燃燒之碳氫化合物等，很容易引發皮膚癌、腦腫瘤及鼻咽癌等，對人體健康產生嚴重的危害！臺灣人過年期間(從初一到十五元宵)，有一連串的祭祀活動，燒掉的冥紙、金紙，危害社會甚矣！ 同樣的，從初一到十五元宵這期間燃放的鞭炮，製造噪音、污染空氣、浪費資源，也難以估計。台南市長賴清有改革理想，想要在各廟宇節制燃放鞭炮，卻引來頑固守舊勢力的反撲。我期待各界能深明大義，支持賴市長的改革！ 迷信愚蠢的民俗 更糟糕的是，在所謂「民俗年節」的「本土」文化的圖騰中，舊社會中的一些風水占卜的迷信，卻彷彿得到「合理」的美化，也充斥著這個社會，更經由一些不敢負起社會教化責任的電視媒體的宣傳，藉著過年的氣氛，正腐蝕著號稱工商進步的台灣。 「大年初一」當天，打開電視一看，某廟宇門前擠滿一大堆信眾，大家手拿一柱香，正準備等著廟門一開，衝第一個進去搶得「頭香」，好得到神明的最先保佑。待會兒廟門一開，信眾們果然爭先恐後呼嘯著衝往香爐插香。真是悲哀，這種只顧自己先讓神明保佑而不惜爭先恐後的自私自利形象，透過電視鏡頭展現在全國觀眾面前，我不禁要問，台灣真的需要推廣這種「本土」文化嗎？如果真有這種神明，專門優先保佑自私自利的人，這種神明還值得我們敬拜嗎？我恨不得孫文再世，把這種神像給拆了吧﹗ 各種怪力亂神的新聞節目在過年期間也紛紛出籠﹗大部分電視台，不能讓台灣這個患有「集體失憶症」的社會培養一點歷史感，卻專找一些江湖術士上節目，談卜算命，講面相、談氣運、批流年。回想九十幾年前，「台灣文化協會」的前輩們致力於破除迷信，而今，各種神說鬼話還變本加厲透過電視節目大力宣傳，這樣的社會毋庸卜算，我也知道將要萬劫不復矣！ 過個有志氣的年 新年本該除舊佈新，不僅要過具有「國際觀」的年，過ㄧ個現代國家的年。如果能更具社會理想與國家關懷，尤佳。就以春聯來說，「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天賜平安福祿壽，地生金玉富貴春」之類的春聯固然吉祥喜樂，但總是俗套。試看日治時代台灣文化協會的抗日社會運動家的兩副春聯─ 其一： 權門壟斷無平等 法網牽纏不自由 其二：善化詩人蘇東岳，以「善化」二字冠首，做春聯如下─ 善政莫施壓迫策 化民當與自由權 連過年寫春聯都不忘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有夠氣魄！不過，這兩副春聯如果拿到國民黨威權時代，想必更為貼切。只是，在標榜「反共抗俄，消滅共匪」的威權時代，敢貼這種春聯恐怕會沒命。而今，國民黨已從反共變成媚共，開始聯共制台，因此以下這句當年的口號，拿來當春聯貼，也許更具意義： 反共必勝 建國必成 上面橫批則不妨書寫「台灣獨立」。 如果嫌以上對聯是老蔣口號太陳舊，我建議改用以下「對聯」─ 台灣 中國國民黨 讀者諸君一定會感到納悶，左聯「中國國民黨」五個字，如何對右聯「台灣」兩個字？沒錯，「中國國民黨」實在是對不起「台灣」！（原載於2014.01.31）

川普終於就任美國總統了！這位非典型政治奇人，在甫當選美國總統時，曾引起世界驚動，也讓台灣人瞠目。但是他演出的「川蔡電話」，比蔡英文更主動地宣示「台灣總統」，讓台灣人一陣暢快。繼而他對「一個中國」政策的質疑，更讓我們引發遐想--台、美、中關係是否將改變？ 不過，瞭解捭闔縱橫的國際政治，就別太一廂情願。試看五十六年前一段美台之間的往事： 一九六一年秋，聯合國舉行大會，蒙古正準備申請入會。當時蔣政權還代表中華民國，仍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勢必投否決票。美國總統甘迺迪想出一招，利用在日本的台獨運動來牽制蔣政權，乃邀請台獨運動領袖廖文毅赴白宮訪問。廖文毅於該年九月中先飛往瑞士，等待美國簽證。蔣介石得知此消息，態度立即軟化，表示願意棄權，不再杯葛蒙古入會。美國見目的已達，乃拖延廖文毅的入境，改口只許入境探親，廖不得已，訪問友人之後，於九月底返回日本。 這段往事是美國利用台獨的典型案例，五十六年後的今天，台灣是否還被當籌碼利用呢？這還有疑問嗎？川普與「台灣總統」的通電，是美方的安排，目的在於對付中國，特別要牽制中國在貨幣及貿易上的操控，以及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擴張。 川普日前重申，他「不會堅守美國長期以來對台灣實施的『一個中國』政策，除非北京在貨幣與貿易的操縱做法上有所改善」。這句話用最基本的邏輯就看懂，等於是說，「只要北京在貨幣與貿易的操縱上有所改善，我川普還是會對台灣繼續實施一個中國政策」。所以，台灣只是美國拿來和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 所以我們先別高興太早，但起碼可以安慰的是，台灣還有被當做籌碼的條件與價值。靠別人不是永久之計，但是保持自己的價值與條件，才能在合縱連橫的國際環境中因勢利導，生存發展。 我們不必和「中華民族主義」過不去，但是我們有更高的價值，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要保守這些價值，就必須確保台灣主體地位的安全。讓台灣「國際化」，或讓台灣「中國內政化」，何者對台灣安全？還有疑問嗎？ 台灣海峽每天有五、六百艘的國際船隻通過；美國現在還有「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的對台承諾。但是我們如果硬要使台灣走向「中國內政化」，讓台灣海峽成為中國內海，則籌碼盡失，誰也幫不了。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這句話不是太陽花學運才喊的，早在一九七○年代國民黨教唱的軍歌「莫等待」就在唱了--「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道路自己開。依賴一定死亡，苟安一定失敗」；還有一首「誰都不能欺侮他」，國民黨現在不敢唱了，我們應大聲唱出來：「我生在這裡，我長在這裡，這裡就是我的國家！」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是左撇子，小時候除了拿筆和筷子被大人強行改右手之外，其他須要動手時，我都用左手。小時候我曾因為被佔多數的右撇子同學嘲笑，而一度感到自卑。我成為左撇子不是我選擇的，而是天生使然，有研究認為左撇子與基因有關。 同性戀者和左撇子一樣，也不是自己選擇的。有些研究認為因染色體的緣故造成同性戀（同性戀基因可能坐落在Ｘ染色體及第八對染色體），所以這是天生使然；也有心理學家認為同性戀與生長過程環境有關。無論是基因染色體，或是生長環境之故，同性戀者都非自小能自己選擇。 因此去歧視、嘲笑、壓制，甚至去醜化那些身體條件非自己能決定的少數，不是人類應有的文明。現在大概沒有人會去歧視、嘲笑、醜化左撇子，若有這種人，只能說愚蠢；但是卻還有許多人會歧視、嘲笑、壓制、醜化同性戀，還自以為道德高人一等。那就不僅無知，而且無情又缺德！ 世上左撇子比例約十％左右，同志的比例更少（可能怕受歧視不願承認）。但少數不等於變態，更與道德無關。有一位網友罵同性戀「變態」，我反駁他，他竟然這樣回我：「既然你認同同性戀不是變態，我誠摯祝福你的家族會成為同性戀家庭！」看來不止無知使人無情，無情還會使人無知！ 我一向痛恨大欺小、強凌弱，厭惡多數壓制少數，討厭多數不能體恤少數。屬於少數者的同志，不僅無法享受一般異性戀者擁有法律認可的婚姻權利，還要忍受無知無情的異性戀者的道德譴責，許多人暗夜哭泣，甚至走上絕路，悲劇層出不窮。 話說回來，雖說少數不等於變態，但變態者總是少數，例如在同志遊行中出現一些標新立異者，故作猥褻、暴露。他們的出現（不知是否有心人的設計構陷）讓反同者逮到機會醜化同志。希望以後同志遊行能節制這些人，以免反效果。 在對同志的道德譴責當中，部分基督教牧師最積極。他們強調「一男一女的婚姻是上帝的旨意」，其實此話是在打臉上帝，蓋因染色體問題形成的同性戀恰是上帝的創造。難道「神愛世人」還要加一句「同志除外」？部分牧師又以「破壞家庭傳統倫理」為由來反同婚或反修法，甚至扯到羅馬帝國滅亡是因家庭倫常崩潰（西洋史這樣讀的？）殊不知，基督教傳入中國和台灣時，反基督教的守舊者也是以基督教破壞華人家庭倫理為由。事實上，今天通過同婚對原本異性戀家庭影響微乎其微，絕對比不上基督教倫理對華人傳統家庭倫常的衝擊大。 全球通過同婚的國家約十七國，皆先進國家，可供參考。修民法？或另立專法？基本上我贊成另立專法。至於同志團體擔心這也是歧視，未免過慮。試問，殘障福利法、兒童福利法會歧視殘障和兒童嗎？就是重視才要立專法。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一連三週在本專欄呼籲「免本錢」的改革，從鈔票、郵票，到駐外單位名稱，都該有所變革。本週容我繼續呼籲：軍歌也該換了！ 月前有關陸軍官校校歌的討論，引起守舊者的反動，儘管用「一命償一命」來威脅，還是無法讓一般有民主常識的國民理解，為何支領國家預算（不是國民黨預算）的國家軍校的校歌，必須歌頌「黨旗飛舞」？告訴他們現在是民主時代，「黨凌駕國」的時代早該結束，他們竟然抓狂！這和滿清結束時，一群太監哭嚎不能再侍候皇上，有何不同？ 更離譜的，還要在台灣土地上高唱「這是革命的黃埔」。這種仍停格在「黃埔」歷史的軍歌，無獨有偶，有三…，像陸軍軍歌也唱「黃埔建軍聲勢雄」。我們每個服役陸軍的台灣子弟不天天叫唱黃埔不行嗎？反動者說這是延續黃埔建軍的歷史傳統，所以不可改！嗚呼，民主時代必須延續「黨國不分」的歷史傳統，何來民主時代？ 不只陸軍，海軍軍歌也唱「為青天白日旗爭光榮」，青天白日旗就是國民黨黨旗，支領國家預算的海軍，是該為國爭光？還是為中國國民黨爭光？ 空軍軍歌呢？雖然沒說為黨，但卻高唱「遨遊崑崙上空…看五嶽三江雄關要塞…要用血汗永固中華魂…」，台灣人納稅支持的空軍要去遨遊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崑崙山、五嶽三江？不怕被打下來！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以武力威脅台灣，要併吞我們，我們台灣的空軍卻要「永固中華魂」？ 除了三軍軍歌之外，軍中還在教唱「我愛中華」之類的軍歌，但是就聽不到半聲「我愛台灣」。總之，除了歌頌「黨旗」，揮不去黨國幽靈之外，標舉「黃埔」、「崑崙山」等中華山川符號的軍歌，充斥著殖民性格，灌輸的是中國認同，毫無台灣主體意識，也無民主理念。全世界有這樣不標榜為自己而戰，卻認同外敵的軍隊嗎？ 過去國民黨要我們唱「反攻大陸」、「反共抗俄」、「消滅共匪」之類的軍歌，現在這些歌都不敢再唱了，可見軍歌是可以改的。我們期待趕快更換軍歌，應以認同台灣、崇尚民主為內容。 編寫新軍歌，權宜之便可試試先改編台灣過去流行的歌謠，以利教唱。二戰時，日本殖民統治當局為了鼓勵台灣人響應所謂「大東亞聖戰」，將許多三○年代台灣流行歌改為軍歌。例如名作曲家鄧雨賢的〈望春風〉，被改為〈大地は招く〉；〈月夜愁〉改為〈軍夫の妻〉；連原本三步節奏的〈雨夜花〉，也改成兩步的軍歌〈譽れの軍夫〉。日本帝國主義殖民者都知道利用我們流行歌做宣傳，我們自己改編自己的歌在軍中教唱，有何不可？我曾聽過〈四季紅〉曲調用軍樂演奏，雄壯昂揚，若能填上台灣意識的歌詞，讓台灣軍隊唱台灣軍歌，我們才會放心！安心！感心！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日月潭。圖／簡慶南攝 這期的《民報文化雜誌》要邀請大家一起到台灣唯一不臨海的縣—南投縣，來瞭解它的地名故事。 南島先民的身影 南投縣和其他各縣市一樣，原本都是南島語族的天地。南投縣境內的南島民族分佈，東區山地有泰雅族，其餘地區以前遍佈平埔族，包括洪雅族、巴宰族、拍瀑拉族，以及日月潭一帶的邵族。從今昔地名，可以看到我們南島先民的生活足跡。 今日的草屯一帶，以前有洪雅族阿里坤(Arikun)支族的「北投社」，北投社原稱Tausabata或Tansa Bata（荷蘭時代的戶口表即有此記錄），後來入墾的漢語族人摘其名稱的後半bata，音譯為「北投社」；並且將位置在其南邊的聚落相對稱為「南投社」，這是「南投」名稱的由來。不過，卻也有另一說法，「南投社」是早期洪雅族的Ramtau社，音譯為「南投社」，而在其北邊的聚落，則相對應稱為「北投社」（此北投社與台北的北投無關）。 今日的埔里，以前為邵族Poli社（埔里社）與泰雅族Vairi社（眉里社）的生活圈，清領時期曾稱「埔眉番」，1788年（清乾隆53年）「埔里社紀略」中即出現有埔里社之名。由於受到中國閩粵漢語族移民的壓力，台灣西部的許多平埔族（包括道卡斯族、巴則海族、巴布薩族、巴瀑拉族）紛紛於1820年（清道光元年）左右遷徙移入今天的埔里盆地。根據洪英聖的解釋，這是許多平「埔」各社最集中的鄉「里」。 平「埔」各社最集中的鄉「里」 現今埔里有「愛蘭里」，「愛蘭」舊稱「烏牛欄」，即平埔族巴宰族的「烏牛欄社」（原居於台中豐原）移居於此；埔里還有「房里」的地名，也是原本在苗栗苑里的道卡斯族的「房里社」族人遷居於此而得名。 埔里原本居住許多泰雅族祖先，由於西部平埔族人的移入，迫使部分泰雅族人往更山區遷移。今天埔里的「守城份」，是以前泰雅族人居住地稱Slna Lucos，是洗衣之意；埔里的「史港坑」，泰雅族稱Vare Valu，是芭蕉之意；還有「蜈蚣崙」，以前泰雅族叫Pocao Larot，是食雞之意，此地盛產雞。 去日月潭遊玩過的人，對「水沙連」之名一定不陌生。日月潭附近一帶的魚池鄉等地舊稱「水沙連」。17世紀末（清康熙年間）以來，此一地帶就有三十六社、三十五社、二十四社……等不同的說法。其中頭社、水社、貓蘭社、沈鹿社、埔裏（里）社、眉社，號稱「水沙連六社」，其中前四社在日月潭周邊，屬於邵族（伊達邵）系統。日月潭舊稱「水裡湖」或「水社湖」，因為旁邊有「水裏（里）社」。而水裏社又稱「水社」，所以又稱「水社湖」。現今去日月潭遊玩的人都可以看到「水社」之名。 日月潭內有一小島，原稱「拉魯島」，是邵族祖靈安息的聖地，也是邵族信仰的中心。拉魯即「祖靈聖島」的意思。 日月潭西南邊（緊鄰魚池鄉）則有「水里鄉」（原稱「水裡鄉」，成立於1950年，舊稱「水裡坑」），亦源自水里社之名。今日水里鄉有「社子」、「拔社埔」地名，皆可知原為南島先民（一說可能是拍瀑拉族）的聚落。 水里鄉西邊的集集鎮，原來也是屬水沙連「番界」，「集集」出自Chipu-chipu「集埔集埔」社之譯音漢字而來。（另有一說，詳後） 此外，中寮鄉內有「番子寮坑」、「番子塢」、「番子吧」，竹山鎮內有「社寮」，都可窺見南島族群的痕跡。不過，「番」字的出現，也顯示有優越感的漢語族人入此之後對原住民族的稱謂，顯示原、漢的族群交會互動。 從以上的地名，可以看到我們南島祖先的身影。 鄭氏政權的記錄 1662年國姓爺鄭成功率軍趕走荷蘭人，進佔台灣。他雖然不久就過世，但其部將勢力也來到南投。他的一位參軍叫林圯，在鄭經實施屯田制時，率領部屬來到今日的竹山一帶屯墾，墾成後稱此地為「林圯埔」(林既埔、林屺埔)。這就是竹山的舊稱。鄭氏部將入墾竹山時，侵墾原住民土地，與原住民議和，設置社商休憩的草寮，與原住民交易，因此竹山鎮內有「社寮」的地名。 鄭成功因為被南明皇帝賜姓「朱」，人稱「國姓爺」。現今南投縣有「國姓」鄉，即因鄭成功的部將劉國軒追擊大肚社的平埔族來到此地而得名。 清領時期移民拓墾的足跡 滿清政府於1684年併吞台灣，18世紀中葉開始有較多的閩粵移民陸續移民台灣，從事拓殖。進入南投的漢語族移民及其後裔，當然就出現了漢式地名，種類多樣。 因地勢地貌而稱呼的地名 潮溼浸水爛泥之地，閩南語叫「湳仔」，這是「名間」的舊稱。 山勢形狀像一隻睡眠中的牛，被稱為「牛眠山」；兩山相對峙，猶如兩頭牛的牛角相鬥對立，稱之為「牛相觸」（以上兩處都在埔里）。 有許多牛糞的山坡地，被稱為「牛屎崎」（在草屯）。 山坡上平坦之地，稱為「坪子頂」（在鹿谷）。 原稱「水裏社潭」的日月潭，是因為「水分丹碧二色，故名日月潭」（道光初年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遊水里社記》的記載）。 因土地開發、營生作業、街市形成，產生新的地名 一大片山丘的菜園或田園，稱為「大邱園」（在鹿谷）、「大丘園」（在中寮）。 廣植匏子（閩南語稱葫蘆為匏子）之地方，建草寮守匏子之處，稱為「匏子寮」（在草屯）。 燒木炭的工作地點，稱「炭寮」（在名間）。 有磚窯的地方，稱「磚仔窯」（在草屯）。 清初禁鐵，後來漸開放，打鐵業在多地出現，所以台灣很多地方都有叫做「打鐵店」的地名。南投中寮也有叫「打鐵坑」的地方，顧名思義，即有打鐵業的坑谷地。 墾地開發後，出現在田地中央的聚落，就直稱「田中央」（在草屯） 草屯舊稱「草鞋墩」，此地位居南投縣交通要衝，早年因盛產草鞋而聞名。有一說，此地為交通行經處挑夫行旅都在此換草鞋，丟棄的草鞋堆積如山，故稱「草鞋墩」。 日月潭在建水庫之前，原本就是漁產豐盛的天然湖，被入墾的漢語族人稱為「魚池仔」，這是魚池鄉的舊稱。 集集、中寮都有「半路店」的地名，移民開發過程中在某路段中間形成之店鋪街而得名。「集集」之名除前述者外，還有一說法，即將墾殖的收穫集中做相互交易生活必須物資的固定場所，故得稱「集集」或「聚集」。 土地開發過程，經常合股出資從事開墾，因此地名常以「股」為名。又墾成之後，將其股份分得之土地再細分，後來在該地形成聚落時，常以某墾首分得之「份」為地名。這種情形全台到處可見，在南投也不少，如「十八股寮」、「六股」、「十四股」、「二十份」（在中寮）、「五份仔」（在集集），不一而足。 在二重溪東岸的一大片土地上，墾民築寮形成許多聚落，有六寮、十八甲寮、後寮…，在諸多聚落居中者，稱為「中寮」。 因行政建制，興建防禦堡壘產生的地名 魚池曾稱「五城堡」，因漢語族人入墾此地後，於道光末年（1840年代）在新城、貓蘭、司馬垵、水社、銃櫃等五個集中聚落外築竹圍防衛，故稱「五城堡」。「銃櫃」即槍砲之堡壘地。 埔里曾有「大埔城」之稱，因1875年（光緒元年）設置「埔里社廳」，當時建土製城垣，稱「大埔城」。 日本殖民統治的影子 日本殖民統治產生的地名，以1920年（大正9年）因地方行政改制而順勢更改地名為最典型。例如： 「草鞋墩」，改為「草屯」。 「林圯埔」改名「竹山」，因這裡竹林密布，故得名。 「魚池仔」簡化為「魚池」。 「湳仔」以諧音改為「名間」，因為「名間」兩個漢字日本讀音為「なま」（NA-MA），與原來「湳仔」的閩南語讀音非常近似。 此外，因產業交通而產生地名，例如，1914年（大正2年）為了埔里糖廠的蔗糖的運輸，鋪設埔里對外的輕便鐵道，做為中繼站的「車埕」，即因為是許多台車的休息、修理站，經常有數百部輕便人力台車停置於此，因此稱此地為「車埕」，也成為木材業的運輸重鎮。 南投境內最具日本味道的地名，莫過於「川中島」。川中島不是真正的島，而是位於今南投仁愛鄉互助村，北港溪、眉原溪之間的台地，其中央地帶又有一條族人稱為「阿比斯溪」的小溪貫穿，因三條溪流形成「川」字，日人因此稱之為「川中島」。1931年霧社事件的遺族在日本當局的強制下移居至此，又發生第二次霧社事件。當地賽德克族人則自稱「谷路邦」（Alan-Gluban）部落。 國民黨統治的色彩 二次戰後中華民國接管台灣，國民黨政權擅長強調四維八德，德行教化，因此位於南投縣東部的兩個山地原住民鄉就出現「信義」鄉、「仁愛」鄉的名稱；在日月潭的邵族僅存的一支BARWBAW的部落，被改為「德化社」。 國民黨強調中華意識，所以在日月潭中原來代表「祖靈聖島」之意的「拉魯島」就被改稱「光華島」。直到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後，該島嚴重受損，經整頓之後恰逢民進黨陳水扁總統執政，才恢復「拉魯島」的正名。 戰後蔣政權搞個人英雄崇拜，全台到處出現以「中正」為名的村里及道路，南投的仁愛鄉也有「中正村」、名間鄉也有「中正村」、草屯有「中正里」．．．．。 中國國民黨敗逃來台後，發誓要「中興復國」，這種誓詞也出現台澎金馬各地的地名，所以南投有「中興新村」。 有些地名的改變不一定有政治意義，純粹是地名「雅化」，例如埔里的「烏牛欄」改為「愛蘭」。 至於「川中島」，因北港溪清澈的溪流，改稱「清流」部落。雖無政治意義，但或許有「去日本化」的用意。不過現在「川中島」與「清流部落」並用，也可見台灣社會的開放多元。 玉山名稱的沿革，看到台灣史的縮影 山名廣義而言也是地名。台灣的最高峰玉山，在南投縣境內。本文最後就以玉山名稱的嚴格來觀察： 早期西方人稱玉山為摩里遜山（Mt. Morrison）。 玉山是布農族與鄒族的共同聖山。原住民族各族對它有不同稱呼，布農族稱之為Tongku Saveq（意為高大的山）、卡那卡那富族稱它叫Tanungu'incu、鄒族稱其為Patungkuonʉ（意為發亮的山或石英之山），排灣族則稱為kanasi。漢語的「八通關」其實就是Patungkuonʉ的音譯，所以「八通關」原指玉山。 清領台灣後，開始出現「玉山」之稱，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已提到「玉山」，清康熙年間編篆的《台灣府志》記錄：「玉山在鳳山縣。山甚高，皆雲霧罩於其上，時或天氣光霽，遙望皆白石，因名為玉山。」 日本領台後，發現玉山比日本本土的最高山富士山還高，於是稱之為「新高山」。 二戰後，又恢復「玉山」之名。 從玉山名稱的沿革與變化，我們看到台灣的多元族群，也看到外來政權的嬗遞更迭。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6期(1月號)

  日本宣佈要將他們的對台機構「交流協會」自二○一七年起，正名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這當然是一項友台之舉。回想四十四年前日本在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的翌年（一九七二年九月），就急忙趕著與台灣當局斷交，但卻建立了「維持非官方的接觸，保持實質經貿關係」的「日本模式」，成為往後許多國家處理台灣關係的參考模式。日本當年趕著建立「日本模式」，是因為他們敏感的國際嗅覺，知道流亡在台的「中華民國」，將永遠不可能再代表真正的中國，但是與台灣的實質關係，卻又不能（也不該）斷絕。這次日本主動決定正名外館的舉動，同樣也是出於其靈敏的嗅覺，這個嗅覺，當然不是要和小英的「維持中華民國舊現狀」共鳴，而是對六八九萬選票否決國民黨傾中政策、選擇民主台灣為主體的肯定，所以繼安倍首相在小英勝選時的友善談話，日本這次又有友台之舉。當然此舉也可能是因日本已嗅出川普在「川蔡」電話中，直呼「台灣總統」的背後意涵（美中台關係可能改變），故乃順勢而為，亦未可知。 話說回來，川普主動稱「台灣總統」、日本主動以「台灣」正名外館，反倒顯示出小英「維持中華民國現狀」的保守與呆滯。現在期待小英推動制憲正名，也許是奢求，但在日本都主動對駐台機構加入「台灣」的此時，我們要求小英政府儘快將外館正名為「台灣」，應該不為過吧！ 在正常國家，其外館名稱當然是以國為名。但如果我們以外館的名稱來看，台灣變成全球國名最多的國家，破世界紀錄！我們的駐外機構名稱，除少數有TAIWAN或THE REPUBLIC OF CHINA之外，可說是千奇百怪，起碼有以下八種類型： 第一類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如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第二類用台北商務處，或叫台灣商務處，如駐挪威台北商務處、駐瑞典台北商務觀光暨新聞辦事處。 第三類叫遠東商務處，或遠東、亞東貿易中心，如駐泰國遠東商務辦事處、約旦遠東商務辦事處、駐哥倫比亞遠東商務辦事處、駐希臘遠東貿易中心，駐紐西蘭亞東貿易中心。 第四類出現貿易公司（國家代表處變成貿易公司，哀哉！）如駐美遠東貿易公司。 第五類以孫中山或孫逸仙為名，如駐西班牙孫中山中心。 第六類是自由中國中心，如自由中國中心在英國、駐愛爾蘭自由中國中心。 第七類冠上亞東關係協會，即駐日者。 第八類是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即駐美者。 其他還有多種，不再贅舉，以免有騙稿費之嫌。總之，這些不三不四的名稱應該走入歷史，趕快正名為「台灣」。容我再重複（和前兩週呼籲鈔票及郵票該改變一樣），這是免本錢的改革，也無副作用，就看小英政府有無真心。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