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森房屋董座王應傑(圖左)昨稱，「台灣很多沒到過中國大陸的愚民、賤民，根本不知道中國大陸有多進步」，言論引發爭議。圖／翻攝台北市商業會臉書   有一種人，只要吃飽穿好，經濟優渥，就一切滿足。至於無自由、無人權、不民主、沒尊嚴，毫不在乎。尤其為了在中國的生意，可以吹捧專制中國，詆毀民主台灣，這種人謂之「賤民」，實不為過！ 最近有一個賤民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台灣有很多沒到過中國大陸的愚民、賤民，根本不知道中國大陸有多進步。」賤民竟然還罵人賤民！ 我們被這位賤民罵「賤民」，是因為我們不知道中國有多進步。說的也是，我們確實不知道中國有多進步，例如：「政府的權力由人民同意而產生」的觀念早在兩、三百年前從洛克、盧梭的啓蒙到美國獨立時就產生，現在中共一黨專政的權力仍不需經人民同意產生。我們真的不知中國有多進步？ 世界人權組織「自由之家」去年評比中國的自由度只有15分，與查德、盧安達、卡麥隆等國同列為「不自由國家」。比起自由度92分的台灣（與英、美、德、法、日…並列為「自由國家」），我們真的不知中國有多進步！ 多少維權律師、作家、學者、出版商，因異議而下獄，我們真的不知中國有多進步！劉曉波只因草擬憲法就關到癌逝，中國政府全然無視諾貝爾和平奬對他的肯定，我們真的不知中國有多進步！ 逾十萬網站遭封殺；連劍橋大學出版社在中國網站上涉及天安門、文革、西藏、新疆、香港及台灣的三百多篇文章都遭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要求刪除。如此一個新聞管制、網路圍錮、文字成獄、結社有禁、講學設限…的國家，我們真的不知道中國有多進步！ 抓台灣記者李明哲可以數月下落不明，完全無視民主國家應有的「提審制」，我們真的不知中國有多進步？近年中國政府致力生物辨識技術，蒐集個人聲紋資料，加強對人民的監控效力，人權備受威脅。我們真的不知中國有多進步？澳洲人權組織Walk Free Foundation報告，中國約有295萬奴隸（債奴、人口販賣、童工、性剝削），僅次印度。我們真的不知中國有多進步？ 什麼？賤民又說「民主人權能當飯吃嗎？」那麼我們就回到經濟面來說吧！1%的家庭占有全國33％財產；底端25%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1%左右；基尼係數（判斷年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超過0.6，接近社會動亂。貧富差距如此嚴重，我們真的不知道中國有多進步？ 至於中國順口溜所呈現的政治社會文化——「十億人口九億騙，還有一億在訓練」、「十億人口九億假，誰要不假誰就傻；十億人口九億吹，誰要不吹誰吃虧」、「找清官，上舞台；要當官，靠後台；抓住權，喝茅台」、「酒杯一端，政策放寬；筷子一提，可以可以。」，我們真的不知道中國有多進步？ 再舉中國來台旅遊的網民的反應來看，有一位王冉先生貼文〈善良需要GDP嗎？〉讚揚台灣人善良文明有禮，一位臉友更回應說，接觸台灣人再回到中國「會覺得中國到處都是『刁民』」（見《世界日報》2009.1.11）我們真的不知道中國有多進步？ 這些現象，賤民到底是視若無睹，抑或全然無知？若全然無知，那更是愚民。好笑的是，愚民還罵人愚民！賤民罵我們要當民主公民的人是「賤民」，愚民罵我們熱愛自由人權的人是「愚民」。賤民不自知其賤，愚民不自知其愚，我的電腦鍵盤就打不出適合他的形容詞了！

  自從蔡英文就職上任總統至今，每逢唱「國歌」的場合，媒體所關心的焦點都是蔡英文有沒有開口唱。全世界大概沒有像台灣這樣，「總統有沒有開口唱國歌？」成為新聞話題。在正常民主國家，總統當然要唱自己國家的國歌，不唱才奇怪，新聞必定挖掘追究。但是台灣現行的所謂「中華民國國歌」，根本不是真正的國歌，而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歌。媒體只在乎蔡總統有沒有開口唱「國歌」（尤其在乎有沒有唱那句「吾黨所宗」），卻不在乎這是不是真正的「中華民國國歌」。如果不是，那不唱又怎樣？要求民進黨籍的總統唱中國國民黨的黨歌，才奇怪哩！ 小英為了平息媒體的議論，她是妥協開口唱了「國歌」。其實她可以閉嘴拒唱，然後理直氣壯告訴國人：「這不是國歌，這是中國國民黨黨歌。」當然，要求蔡總統如此反應，不符合小英的人格特質。 我不知道已經講過幾百遍了，按現行的所謂國歌歌詞，原係一九二四年孫文對黃埔軍校（中國國民黨訓練黨軍的學校）的訓詞。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二九年將這段訓詞譜曲，訂為該黨的黨歌。中國國民黨中央繼而於一九三○年三月十三日決議，在正式國歌未制定前，暫時以該黨黨歌代用，這一代用，就一直「代」到台灣來，「代」到現在還沒完沒了。至於其歌詞的深奧晦澀，就甭說了。更無奈的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歌在僭越變成「國歌」的過程中，台灣當時是日本的殖民地，並不屬於中華民國，現在這首中國國民黨黨歌，卻只能拿來原本沒有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的台灣強行要求台灣住民當作國歌來唱；台灣人所唱的國歌，原來是在台灣以外的地方產生的，而且是一個黨的黨歌，這是世界級的政治笑話！這種黨國不分、是非不明的世界級政治笑話，媒體不去在乎，卻只在乎小英有沒有開口唱，更是混淆視聽，是非錯亂。 記得歌手張惠妹在二○○○年陳水扁總統就職典禮上應邀演唱「國歌」，結果被中國北京當局列入「台獨藝人」的名單，封殺她在中國的演出。這也是天大笑話！唱黃埔軍校的校訓變成台獨份子？ 如果我們真要推動轉型正義，這種由中國國民黨黨歌所代理的「國歌」，應該早日停止代理。小英既然表明尊重中華民國體制，乾脆就為中華民國制訂一首正式的國歌，公開向全國（當然是台澎金馬）廣徵詞曲，也藉此凝聚全民共識。有了正式國歌，可免得每次唱「國歌」時，非國民黨人因拒唱國民黨黨歌而引起爭端。此舉不像更改國號那麼敏感，而且也可測試看看中國國民黨黨員、藍營民眾們，到底是真愛中華民國，還是愛中國國民黨？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行政院長賴清德稱中國為中國，體現台灣主權的立場。圖／張家銘   賴清德院長稱中國為「中國」，不稱「大陸」，這是台灣主權國家立場清楚的表現。希望原本也稱中國為「中國」，但當了總統之後就改用「中國大陸」的蔡英文，能見賢思齊。 我在20年前就曾為文指出「有損台灣地位的語言」（1997.5.17《民眾日報》「輿情」），其中包括「大陸」的稱謂。20年後的今天，這些有損台灣地位的語言依然存在。我重新整理如下： 所謂「大陸」之不當：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可是台灣有許多人硬把中國稱為「大陸」，然而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國名叫做「大陸」，台灣卻用「大陸」來代稱中國，表面上雖不承認人家、不尊重人家，實則卻貶低了自己，因為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大陸」，無異是承認台灣是大中國的一部分，意即這個大中國有「台灣」地區，有「大陸」地區。如果我們承認咱台灣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的話，相對地也必然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相對等的獨立國家，而不該稱之為「大陸」。把中國稱為「大陸」的結果，發生一個很好笑的現象：每次我們台灣有運動隊出國比賽而碰到中國隊時，台灣的媒體經常會將中國隊叫做「大陸隊」，而把台灣隊叫做「中華隊」，結果造成真正的中華隊不叫中華隊，不是中華隊卻叫中華隊，而自己的台灣隊卻不見了，全世界要找到這麼弄不清楚自己身份的國家還真不容易。更好笑的是，我們自己名不正言不順，卻還責怪國際社會不尊重我們的國格。我們不能自尊尊人，如何要求別人尊重我們？ 所謂「全省」之不當： 台灣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因此在敘述屬於這個國家的全體事物時，應該稱『全國』，而不該稱『全省』。如果稱『全省』，無異承認台灣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況且，台灣省已經在1999年凍省了。還在「全省」？ 所謂「光復」之不當： 此問題涉及台灣戰後的地位問題，戰後台灣雖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管，實則是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受聯合國盟軍之命，暫行軍事接管台灣。如果說台灣為中華民國所「光復」，則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九年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之後，被中華民國「光復」的台灣，是否可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這將置台灣的獨立地位於何處？況且，以實際情況來看，戰後的台灣，一切都呈現逆退現象，何「光復」之有？所以，以後請不要用『光復』一詞，最好用『戰後』、『二次戰後』等中性用語。 所謂「我們中國人」之不當： 常聽許多台灣人開口閉口就自稱「我們中國人」，可是他口袋裡的鈔票明明是新台幣，他也不曾向北京政府繳過稅、當過兵，也沒有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卻自稱是「中國人」，真是怪矣哉！全世界指稱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的華人（就血緣論）老是自稱是中國人（就國籍論），等於承認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這不把中國人習近平樂死才怪。新加坡的百分之七十幾的華人不會自稱「中國人」，台灣人卻老是自稱「中國人」，這正是有無獨立國格的區別所在。 所謂「國樂」「國術」……之不當： 華人的傳統音樂在台灣被稱為「國樂」，其實應叫「華樂」才合理，因為華樂不只台灣本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加坡共和國也都有，其他國家的華人社區也有，它豈只是台灣本國的「國」樂而已？同理，華人的傳統武術被稱為「國術」也一樣不合理。台灣的國家定位模糊不清，可是「國」字號的名詞卻不少，「國樂」、「國術」之外，還有「國劇」、「國語」、「國粹」……。面對這麼多的「國」字號的名詞，我們在確定台灣的國家定位之時，也應該同時檢討這些用詞的適當性。 所謂「中醫」「中藥」之不當： 與前項同理，華人傳統的醫藥，被稱為「中醫」、「中藥」，也不適當，因為它不只通用於中國、台灣、新加坡及其他華人社區也有，甚至韓國、日本也有。日本人就不稱之為「中醫」、「中藥」，而稱為『漢方藥』，在台灣也許稱之為「漢醫」、「漢藥」比較合理。 以上用語，代表著使用者有無以台灣為主體的國家意識的覺醒，表面上像是枝微細節，實則關乎全台灣人民的覺醒。

   2006-09-24 本文刊載於自由時報 做為台灣政治中心的台北市，是一個特殊的城市，她雖然動見觀瞻，但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台灣的象徵。 拿最近在台北泛起的倒扁紅潮來看，這群紅衫族的成分，有外省掛的道上人物、演藝人員、長期支持蔣政權的眷村子弟、公教子弟，以及習慣受媒體與教育制約的中產階級市民。這股紅潮盛氣凌人，偶有綠色市民敢在旁回應，立刻遭到追打。 然而，下了南部，情況就大大改觀。前幾天在台南、高雄，也有紅衫族想就地開花，結果不僅不成氣象，還遭當地綠營民眾反制。固然不論誰打誰，都屬不該，不過，在台北市是「紅打綠」，在南部是「綠打紅」，這種差異正凸顯台北市的特殊性格。 回顧歷史，台灣政治中心原本在台南。從十七世紀的荷蘭人和鄭氏東寧政權，即以台南為政經中心；一六八四年滿清併吞台灣後，設台灣府隸屬福建，府治所在地仍在台南。台南做為台灣政治中心達兩個世紀半。 清法戰爭後（一八八五），台灣設省，原擬以彰化縣橋孜圖（在今台中市區）為省會，但因為還在建設中，巡撫劉銘傳乃暫駐台北。由於趕建鐵路絀於經費，劉銘傳將建省城的經費挪用於鐵路，致使台中省城遲遲無法完成。一八九四年繼任的巡撫邵友濂奏請改台北為省會，才確立台北成為政治中心的地位。此後日本總督府，和戰後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政府，都繼續以台北為政治中心。 近代台灣的政治中心由南北移的原因，除了由於茶葉、樟腦油等經濟產品帶動北部經濟之外，也因為其後的殖民統治者係來自北方。台灣近百多年來歷經兩個外來政權統治，前者是日本的典型殖民政權，後者是被學者稱為「遷佔者」（settler）政權的中國國民黨。這兩個外來政權，都讓台北市充滿了殖民性格。從基隆河上的明治橋，變成中山橋；台灣神社變成圓山大飯店；宮前町變成中山北路、榮町變成衡陽路；明治町、大正町統統改以中國大陸的地名來取代，這些符號，都充滿外來統治者的標記。 在這樣充滿殖民氣氛的都市裡面，聚集著一群充滿優越感的統治者的依附族群（日本時代的日本人自認為一等國民，直到最近馬市府編印的「台北導覽」也承認這裡的「外省人」被稱為台灣人會uncomfortable）。此外，這個都市的本地人，也有不少人係以外來統治者的價值觀做為思維的標準，他們講著統治者規定給他們，自以為高尚的「國語」（日本時代是日語，國民黨時代是北京語），看著「聯合中國」的報紙，自閉在這個「去台灣化」的都市，卻享有得天獨厚的國家預算。 我們是否應該考慮遷都了？這個問題，過去曾被提起，最近由於紅潮搞亂台北的交通和市民生活，因此遷都之議又再出現（見本月十三日自由廣場劉善弘「遷都」）。 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不一定要和經濟中心重疊，美國的政治中心在華盛頓，但經濟中心在紐約。台北是台灣的經濟中心，但不一定非做為政治中心不可。如果首都遷離台北，可以舒緩不少台北的人口壓力與交通壓力。 台灣的首都最好遷到中部，這樣有助於南北平衡。遷哪裡好？例如中興新村就是一個好地點。一九九八年底台灣開始凍省，在制度上，省已經虛級化；九二一地震後，在硬體上，省府各廳處的建築幾乎成為廢墟。我們就在這個過去的「省」府所在地，起造台灣的「國都」如何？

   2007-10-07 本文刊載於自由時報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滿清帝國統治下的湖北省武昌，爆發革命，革命軍佔領武漢。數天後，約有廿省份也紛紛宣布獨立，滿清政府窮於應付，終告退位，中華民國於焉誕生。這段從小讀到大的「辛亥革命」歷史，許多人已經可以倒背如流，但是有許多人卻從未意識到，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台灣並不是中國的領土，而是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儘管有零星的極少數台灣人（如翁俊銘等）參加同盟會，但是實際上辛亥革命與台灣的因緣極淺，易言之，台灣並沒有參與中華民國的建國。國民黨徒如果不服氣，可以試想：日本怎麼可能容許其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去參加隔壁國家的建國？如果再不服氣，可以再試想：如果台灣有參加中華民國的建國，為何中華民國憲法的前身─「五五憲草」（一九三六）所列出的中華民國領土沒有台灣？  那個原本沒有包括台灣的中華民國，到了一九四九年底，面臨一場共產革命而崩潰，其流亡政府逃退到原本沒有參加其建國的台灣來。原本沒有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的台灣，卻成為掛名中華民國的領域。怪不得一九五○年三月十三日蔣介石在陽明山莊演講〈復職的使命與目的〉時會坦白說：「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  一個已經結束的國家的國號、國旗、憲法、體制，拿到一個沒有參與其建國的領域來使用，這無論就台灣或就中華民國來說，都是不正常。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要討論「正常國家決議文」的道理。  然而面對著民進黨提出「正常國家決議文」時，馬英九不敢面對現實，卻回應說「我看中華民國沒有什麼不正常」。一個已經結束的國家的國號、國旗、憲法，拿到一個沒有參與其建國的領域來使用，這種「國家」乃地球上罕見，還認為「沒有什麼不正常」，這種頭腦也真是「不正常」。  歷史發展至今，讓我們台灣人感到矛盾又尷尬的是，我們所慶祝的國慶，原來是一個已經結束的國家的國慶。這如同替一個已經過世的人慶祝生日一樣好笑。  更好笑的是，馬英九們既然認為中華民國很正常，那麼認為中華民國不正常的民進黨政府還在替中華民國慶祝國慶，國民黨理應高興才對，沒想到，去年藍營政客們卻改穿紅衫在國慶典禮上鬧場出醜，聽說今年他們又要出來鬧一次。人家在供奉他們的神主牌，他們不知感謝，卻起來杯葛鬧場。政客之無恥與無理，莫此為甚；而盲目的民眾，還跟著政客亦步亦趨，也真是可憐又可悲。於此看來，他們說多麼認同中華民國，只有白痴和蠢蛋才相信。  藍營還有一種邏輯，他們常會質問綠營：「不認同中華民國，為何要選中華民國總統和立委？」我的回答很簡單：綠營還願意在舊體制內來改革體制，藍營卻不高興，難道要他們採激烈的革命手段來推翻舊體制他們才高興？這會不會有點喪心病狂？  （作者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

  上週我的專欄文章〈中國審判李明哲給了我們台獨的理由〉一文中說到：「這次李明哲入中國的遭遇，讓七成台灣的民主公民警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讀者質問：中國已是經濟崛起的大國，豈可說成「危邦」、「亂邦」？ 這種觀念認為國家的價值在於經濟發展，而且是「大國」，他們心目中完全無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價值。這種觀點，國共兩黨皆然。過去國民黨就是以復興基地的經濟建設為由，來鎮制民主運動，實行一黨專政。這種心態也成為今天「許歷農們」背叛民主台灣，諂媚專制中國的心理因素（當然還有中華民族主義作祟）。要論建設，世界第一條高速公路是希特勒建的，但納粹德國對人類絕對是危邦、亂邦！ 中國要李明哲認罪的聲明，也反映這種觀念。李明哲說他在看守所中「認識到中國的發展進步」、「認識到過去我的思想跟接受到的資訊是錯誤的」。異哉！來到新聞管制、資訊單元的中國，才發現過去在資訊自由社會所接受的資訊是「錯誤」的？這不是笑話嗎？中國要求李明哲念這種稿子，猶謂之「文明審判」，也未免太不文明了！殊不知民主人權才是文明國家的根基。在尊重人權的民主國家，人民即使對事情認識錯誤、講錯話，也不會有罪。 百年前孫文在《民權初步》自序就曾這樣說：「在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淨盡，至兩百六十餘年之久，種族不至滅絕，亦云幸矣！豈復能期其人心固結，群力發揚耶？」可知沒有自由人權，就不能成其大國。看看今天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比滿清進步多少？連草擬憲法的劉曉波都要關到癌逝，全然無視於「諾貝爾和平獎」的尊榮。誠如陳芳明教授所言：「中國現在號稱經濟大國，但如果就人權來看，是侏儒！」這種「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淨盡」的國家，不是「危邦」，是什麼？ 再說所謂「經濟大國」，現在中國內部的貧富懸殊已居世界之冠。北京大學一份調查報告指出，一％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十三％的財產；底端二十五％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一％左右。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在美國之音節目中警告，中國貧富差距過大的現象嚴重，基尼係數（判斷年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超過○．六，接近社會動亂。 中國社會不平等趨勢擴大，因此上訪、抗爭事件迭起，一年上萬起，甚至遭武警開槍射殺。但新聞遭封鎖，社會自然就「不亂」了？哪有「危邦」？至於上萬台商被他們羅織關在獄中，台商受害的官司無一件勝訴，只要國共兩黨視若無睹、置若罔聞，又何「危邦」之有？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中文有成語「心悅誠服」、「近悅遠來」，但中國的實際政治卻與之完全背道而馳。 什麼！中國共產黨吆喝我閉嘴，否則就要像李明哲一樣抓起來！中共這樣吆喝，不就證明我說得對嗎？他們始終不知道「以德（可以解釋為民主）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卻只知「以力假仁者霸」，李明哲案又是一例。 中國抓我們台灣記者李明哲近三個月下落不明，完全不在乎民主國家應有的「提審制」（人民因涉案被拘，應在法定期限內（通常為二十四小時）移送法院，且須告知家屬）。 李明哲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是啥碗糕？「國家」（state或nation）與「政權」（英文還真難譯：authority？Administration？government？rule？reign？不一而足），兩者指謂不同，語意不同。把兩者合稱「國家政權」是啥玩意？在民主國家，政權的改變是依據人民的選票，個人想改變也改變不來，何「顛覆」之可言？至於「國家」，除非外敵入侵造成國家滅亡，否則如何顛覆？一個人除非通敵犯了「外患罪」，或是「內亂罪」（已有法學者討論除罪化），又何「顛覆」之可言？ 原來李明哲「被承認」他「顛覆國家政權」，是因為他在網路上批評中國共產黨，他聯手中國網民要促進中國的民主化。李明哲妻子李凈瑜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的論述習慣，在中國就是叛亂行為。」原來中共的政權這麼脆弱？「強國」是玻璃做的？這麼容易被正常民主國家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所顛覆？奉勸中國還是別「統一」台灣好，否則台灣人民習慣的言論自由會讓你們天天被顛覆。 從李明哲被拘捕、被審判到「被認罪」，中國這「一貫作業」無異擺明：「我中國是一黨專政的專制國家，才不理會西方的什麼自由人權。」偏偏中國當局又強調他們「依法治國」，原來他們的法治不是民主國家的Rule of law的法治，而是Rule by law，法律是用來控制人民的工具。「自由之家」評比中國的自由度只有十五分（台灣九十三分），果然真有信度和效度。 中國共產黨成立於強調「科學」與「民主」的五四時代，但至今他們的司法卻反民主、不科學。他們透過李明哲「被認罪」的文稿，自以為「文明審判」，卻將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扣上「西方思想的毒素」。殊不知，東方的日本是實行民主的成功範例，而西方曾經多的是專制思想、專制政權。 這次李明哲入中國的遭遇，讓七成台灣的民主公民警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李明哲雖然「被認罪」，但「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孟子語）。而這種「以力假仁者霸」的大國，反而讓台灣人更不敢和他們「統一」，除非是「逃避自由」的奴才和被虐待狂。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近年來台灣出現「公民覺醒」的名詞，實際上，台灣的「公民覺醒」早在九十年前的一九二○年代就開始了！ 知識精英組成的「新民會」，啟動台灣議會運動、創辦「台灣人的喉舌」《台灣青年》、《台灣民報》等；蔣渭水糾集社會精英與青年學生創立「台灣文化協會」，推動文化啟蒙運動；繼而「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風起雲湧的政治、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展開。有人以「狂飆的年代」形容當年前輩們的奮進。撫今追昔，他們「狂飆」的腳步，連我們今天都跟不上。例如： 台灣文化協會鼓吹「打破妄從迷信、挑除守舊陋習」，呼籲破除「燒金紙、祈安建醮、補運謝神」的惡習；台灣民眾黨更標舉「普及科學智識，撲滅迷信惡習」，進而甚至掀起「反對中元普度」運動。而今，這些屬於「中國封建式」的「前近代」（pre-modern）宗教、巫術宗教（Magical-Religion），不僅基於尊重「信仰自由」、選票考量及民粹主義作祟，以至香火更加鼎盛了！即使因環保問題趨於嚴重而希望在儀式上減香、少燒紙錢的呼籲，都還要引起宮廟經營者及學者的抵制。如果再看看六合彩賭徒利用神明簽賭；地方角頭、政客利用宮廟斂財、賄選，文協時代的前輩們若在天有知，能不痛心疾首！ 臺灣文化協會第一回理事會。（維基共享） 至於政治權利意識的覺醒上，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台灣民眾黨黨綱大要之一「確立民本政治，期實現立憲政治」，就揭櫫「要求制定台灣憲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前輩們都還敢主張制定「台灣憲法」，而今，我們號稱本土政權全面執政，卻連修訂「鳥籠公投法」都卻步，遑論要制定「台灣基本法」或「台灣憲法」。 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台灣民眾黨修改綱領與政策，更提出許多前瞻性的主張，其中包括「十八歲以上男女皆應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我們今天還停留在二十歲門檻，還不敢讓更年輕的人參政，尤其中國國民黨更怕投票年齡降低。號稱尊崇蔣渭水的馬英九們，落後蔣渭水的腳步太遠了！ 更精采的是，台灣民眾黨更明確要求「實施陪審制度」。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出版的《台灣民報》，更以全版介紹陪審制，著名律師蔡式穀長文呼籲要求在台灣設立陪審制，因措辭強烈以致其中數段遭日本當局的新聞檢查挖空。將近九十年前的前輩們對台灣民眾有信心，敢主張陪審制，反而今天我們還不敢設立陪審制，還在「陪審」、「參審」、「觀審」的迷障中猶疑躊躇。 比起九十年前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前輩，我們今天的腳步竟然跟不上！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名譽教授）

習近平這種黑道老大的口吻，其威脅的對象除了東突（所謂「新疆」）與圖博（所謂「西藏」）之外，當然更針對台灣。   習近平最近又叫嚷：「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 這種「我們絕對不允許…」的句型，除了中共歷任頭目都慣用之外，也很像黑道老大的口吻。黑道老大對部下成員說：「我們絕對不允許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以任何形式，背離組織！」黑道老大也用同樣的口氣對外說，「我們絕對不允許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向本堂口挑戰」、「我們絕對不允許任何人在我討債時，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拖欠債款」、「我們絕對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欠交保護費」…。 習慣使用這種流氓口吻的人，通常是不用講道理的。你如果問他︰「你這種『絕對不允許別人如何如何』的權力是怎麼來的？」他一定又吼叫：「絕不允許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對我們提出任何質疑！」他沒有揮拳已經很文明了。 習近平這種黑道老大的口吻，其威脅的對象除了東突（所謂「新疆」）與圖博（所謂「西藏」）之外，當然更針對台灣。 東突與圖博是中國殖民統治（請注意，是「殖民」統治）下的殖民地，他們本來就不是中國，今天他們不願意被中國繼續殖民統治，他們要獨立，是「復國」運動，不是「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 至於台灣，沒有一分一秒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過，台灣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台灣要維持獨立自主，也沒有「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 但這種最基本的道理，流氓老大不懂，他們只懂得一種政治神話說，台灣與他們是「同文同種」，血緣文化相近，所以必須和他們「統一」。說也奇怪，他們這種神話，卻不拿來「新疆」和「西藏」思考。東突和圖博有自己的種族、語言、宗教、歷史文化，與中國不同文也不同種，怎麼也強制他們當中國的「新疆」和「西藏」？ 不知道習老大這樣的恫嚇口氣，感召了多少台灣人民心向北京？這種恫嚇除了表現「反民主」的霸權主義之外，根本觸及不到問題的核心。「台灣獨立」的問題，不在「民族主義」，不在是否「同文同種」，而在於「民主自由」的選擇，在於「國民主權」的意義。台灣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之後，台灣人就必須成為專制國家的國民。大部份台灣人會想當自由度九十三分的台灣國民，還是當自由度只有十三分的中國人？這才是習近平們該瞭解的。 有一個以前在台派的《首都早報》任要職，現在見風轉舵去「中國」時報寫專欄的媒體人說，台海問題「小英政府才是真正的解鈴人」，錯得離譜！真正的解鈴之計，在於中國願不願意民主化。如果真想化解台獨的疑慮，趕快促進中國的民主化，才是根本之計。否則，台灣當然要獨立！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台灣的民間信仰，與移民有著密切關係清帝國統治台灣期間，中國閩粵移民陸續移入台灣，帶進了在各地原鄉供奉的神明，台灣的民間信仰遂在清代逐漸定型。圖／郭文宏攝   台灣人很喜歡焚燒紙錢。台灣每年大約燒掉28萬噸的金銀冥紙，大約浪費新台幣130億元。每年燒掉的紙錢，至少排放18萬噸二氧化碳，需要1,500萬棵喬木，一整年才能吸收完畢，其危害更勝於汽、機車廢氣。紙錢燃燒之後所產生的廢氣，釋放出許多一氧化碳、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苯、甲苯、乙苯、戴奧辛，與其他不完全燃燒之碳氫化合物等，很容易引發皮膚癌、腦腫瘤及鼻咽癌等，對人體健康產生嚴重的危害！（資料來源：台灣環境資訊協會TEIA ；〈追求心靈喜樂 宗教及環團籲少焚香燒紙錢〉，中央社，2008／05／30） 燒香焚紙錢的行為，造成的負面影響已經引起環保議題的討論，希望能減香、少燒紙錢。卻引起許多靠宮廟營生牟利的宗教人士與學者的反撲，對台灣這套宮廟文化極盡美化與辯護。 台灣的民間信仰是怎麼形成的？對台灣社會產生何等影響？我採訪了對台灣民間信仰有深入研究的董芳苑教授，並補充參考他的研究著作，加以整理，借供參考。 台灣的民間信的定型 台灣的民間信仰，與移民有著密切關係。清帝國統治台灣211年期間，中國閩粵移民陸續移入台灣，帶進了在各地原鄉供奉的神明，台灣的民間信仰遂在清代逐漸定型。 從清代時期留下來的古廟，可以了解移民群落的分布。 看到開漳聖王的廟，便可以斷定這附近是來自中國福建漳州的人群聚落。「開漳聖王」是開拓漳州的陳元光將軍，為漳州籍移民的守護神。 至於「清水祖師」（中國宋朝人，法號普足，據云道行高深），是福建安溪縣移民的守護神。台灣北部有三間清水祖師廟，分別在淡水、三峽、萬華，可知清代這三個地方有安溪移民聚落。 所謂「保儀尊王」，是中國福建安溪縣新康里大坪一帶，擅長種茶的人們所供奉的神明。台灣供奉保儀尊王的廟宇，多半分布於台北盆地內，如木柵、坪林或新店，可知這是清代安溪縣新康里移民的聚落，剛好又與茶區有密切關係。 「保生大帝」（俗稱大道公、吳真人，以醫神著稱），為福建泉州同安縣移民的守護神象徵。此外，還有「廣澤尊王」、「靈安尊王」等，都是福建泉州人的守護神。 「三山國王」（自然山嶽之崇拜，或謂抵抗蒙古人的宋朝三傑），為早期客家移民的守護神（但並非全為客家聚落崇拜）。 這些古廟，都在清代移民群來到時就建立了。當這些移民群數量逐漸增多，超過了原來台灣的南島民族，再加上南島民族受到漢語族的同化與通婚，原始信仰逐漸式微，因此來自中國閩粵的地方神明，遂成為台灣民間信仰的重心。 除了分類信仰的地方神明之外，清代台灣各族群普遍祭拜的神明還有媽祖、關公、王爺、土地公、太子爺……五花八門，也在台灣民間信仰中佔著重要位置。就神觀而論，民間宗教是十足的多神崇拜（polytheism）。 「天公」是人人所膜拜的至高神，因為「人是天生地養」的，生死禍福以至姻緣也是天所注定的。「土地公」是生產五穀、興旺六畜、賞賜財富，以至看守墓地萬能祈祇，因此「田頭田尾土地公」，其神格雖小卻人人喜愛。「媽祖婆」這位救苦救難的聖母與海神，在民間的香火極盛。「王爺」這類與海洋有關的代天巡狩血食四方之瘟神，在今日也變為香火鼎盛的萬能神了，並已固定的住了下來，已不再是「遊縣吃縣、遊府吃府」的神類。「關公」被奉為商業的守護神，或被奉為恩主。「磐古」、「伏羲」、「女娼」、「神農」、「西王母」這些古代的神話人物，民間也奉為大神。古典小說西遊記裡面的「齊天大聖」孫悟空，因會七十二變而為賭博郎中所喜愛。台灣的農村到處可見「有應公」、「萬善爺」、「大眾爺」、「義民爺」這些亡靈成為膜拜的對象。「大樹公」與「石頭公」也到處被人膜拜。有「王爺廟」的地方都有「東、南、西、北」的「營頭廟仔」，其中王爺近侍「中壇元帥」太子爺則住在王爺廟裏。有「城隍廟」的地方，則有「文制」、「武制」、「枷爺」、「鎖爺」、「牛爺」、「馬爺」、「七爺」、「八爺」、「日遊」、「夜遊」、「廿四司官」、「卅六官將」與「七十二地煞」，其警備之森嚴如同警備總部與司法行政部。各個民家都置有「公媽牌」來崇拜祖先，對於「家神」、「地基主」與「床母」也不敢疏忽。民間百業也都有自己的守護神，就像航海人家敬拜「北極玄天上帝」與「水仙尊王」。做宰業者拜「上帝公」（玄天上帝），南管北管的樂師拜「西秦王爺」（唐明皇）。婦女求子則拜「註生娘娘」，求女藝要拜「七娘媽」。每逢眾神生日，也必須給他們祝壽，大事拜拜一番。一般民眾是相當怕鬼的，因相信孤魂野鬼是人間苦難的來源。為此，民間要以農曆7月整整一個月時間，來對付這些「好兄弟仔」，排大筵來「普渡陰光」、「慶讚中元」，以餵飽餓鬼的手段來逃避現世的災害。（詳見董芳苑〈現代人與宗教〉） 以上這些多神崇拜的神明，都在清代從中國移入台灣，而在台灣交融錯雜，三教混淆，成為台灣的民間信仰，流傳至今。對台灣有著既深且鉅的影響。 民間信仰對台灣社會造成何等影響？ 問題就出在漢語族的「原鄉情結」根深蒂固，從原鄉來，就由原鄉搬一尊神明來祭拜，這種「分類信仰」，致使多神信仰的台灣人不能團結；這種分類信仰，最大的缺點是強化族群的分類對立。清代社會分類械鬥又很嚴重，一旦族群和族群之間衝突，都各自會利用這種分類信仰的廟作為中心來操縱，大打群架，械鬥火拚，死傷慘重。 台灣民間信仰的本質，是一種巫術宗教（Magical-Religion），這種巫術宗教的特色，就是人利用神明，求取財富、福壽，極富功利主義色彩，以能否完成這種功利，來檢驗神明的「靈驗」與否。台灣民間的善男信女追求「靈驗」的結果，就是媽祖不靈驗便改拜大道公，大道公不靈驗拜王爺公，王爺公不靈驗拜玄天上帝，玄天上帝不靈驗拜土地公。一旦土地公又不靈驗，就大眾爺、義民爺、有應公、大樹公、石頭公、十八王公、王母娘娘……等，都可以隨心交替膜拜，以求達到目的。這樣的敬神態度，用宗教學家的術語，就是「交替神主義」（Kat henotheism）。這類信仰態度，是以求取個人之利益為目的，只要崇拜之對象靈驗，則任何神明都可以換來換去、互相交替膜拜。人的信仰對象既然可以隨便選擇，任意取捨，神明自然就被當做利用與驅使的對象。因此，人就變成了主人，神明就變成奴僕。（詳見董芳苑〈現代人與宗教〉） 對於這種「人變成主人，而神明變成奴僕」的信仰，董芳苑教授曾經以挖苦的口吻檢討道：「最糟糕的是自從六合彩出現後，一些階級較低的神明被求明牌，若中獎了，就有酬戲可看、有牲禮可吃。明牌若『摃龜』，一次原諒祂，第二次去臭罵一頓，第三次不放祂甘休，把神明抓出來清算，砍頭、剁手腳，這種情形讓人覺得在台灣當神明若沒靈驗，還真悲哀！人在利用神明，暴露了台灣人的劣根性，投機取巧，只准贏不認輸！」 筱峰按：功利主義信仰的負面影響，至今仍隨處可見：例如，每逢農曆大年初一各廟宇門前的「搶頭香」行動，擠滿一大堆信眾，各拿一炷香，準備廟門一開要衝第一個進去搶插「頭香」，以便得到神明的最先保佑。這種只顧自己被保佑而不惜爭先恐後的自私自利形象，充分顯現這種信仰的功利色彩。 再舉媽祖遶境發生的現象來看，也充分暴露這種信仰的功利主義。媽祖的鑾轎在遶境時，經常發生兩個陣頭為了搶轎爆發衝突，兩個分別穿紅衣和白衣的陣頭，雙方拉扯，「紅白對抗」，醜態盡出。這種搶轎的衝突，至今幾乎年年上演。再者，媽祖遶境時，隨行的信眾不斷出現為了搶「壓轎金」而衝突的場面。據云，拿到媽祖鑾轎駐駕使用過的壓轎金，焚燒祭禱就能得到媽祖的庇佑。許多民眾看到路旁綁著金紙的板凳，上前就搶。這些爭先恐後要爭取媽祖庇佑的信眾，所表現的自私自利行為，豈止功利主義所能形容？ 「交替神主義」與功利主義的信仰，影響或投射到政治層面，則更嚴重。揆諸台灣各大廟宇，背後往往有政客操控或掛勾。平常透過信眾掌握人脈，選舉一到，廟宇竟成為綁樁賄選的樁腳基地。台灣的政治大都和金錢與黑道掛勾，許多選民看到候選人有勢力，能夠有利自己就選他，不管他是國民黨或他黨，也不在乎其人品好壞。誰給我好處就選他，與哪個神明能給我好處就拜祂，本質完全一樣。而當政客與神棍結合，其害更甚！ 猶有甚者，這些自清代移民帶進台灣形成至今的民間信仰，由於其神明都來自中國，使得原本就缺乏「現代國家」觀念的台灣人，更容易受神明的「原鄉」意識左右。由於鄉原情結的緣故，到現在台灣人民還動不動就要去神明的原鄉進香謁祖，拿新台幣去幫中國造廟，像去湄州蓋媽祖廟，結果被無神主義的共產黨統戰了還不自知。這就是台灣人的悲哀！ 【參考資料及推薦閱讀】 董芳苑《台灣民間宗教信仰》，台北：長青，1984。 董芳苑《台灣民間信仰之認識》，台北：永望，1983。 董芳苑《探討台灣民間信仰》，台北：常民，1996。 董芳苑《認識台灣民間信仰》，台北：長青，1986。 董芳苑〈台灣民間信仰之認識—— 論其勃興現象、神觀，及其敬神態度〉，《使者》二卷4期，1981.2。 董芳苑，〈現代人與宗教〉

針對七月三十一日溫宗翰老師〈底層社會絕非知識菁英的從屬者：駁李筱峰教授〉一文，回應如下： 七月三十日《自由時報》社論不是我寫的。讓溫老師抓狂的拙文〈眾神出巡，人鬼交鋒〉是「李筱峰專欄」文章，不是社論。大學老師分不清社論和個人評論，驚訝！ 溫老師扣我「仇恨民俗」的帽子，敬謝不戴，蓋此帽尺寸不合我頭。端午食粽、中秋賞月、重陽登高…，這些民俗我都很欣賞，哪有仇恨？我只厭惡民俗中具有封建殘餘、不人道、破壞環境、危害健康、虐待動物者。 我也不反宗教，亦非無神論者。但我不相信神會要求信徒焚香燒紙錢，破壞環境、危害國民健康。若非燒紙錢不可，改燒信用卡一張，或空白支票一張，我們受害者還稍可容忍。 溫老師說我拿蔣渭水、林秋梧為例「實在落伍且誤導視聽」，又說對於蔣渭水當時「囿限於『除魅』情境，再加上身處殖民困局，對民間信仰的批判與攻擊，我們都能理解。但今時今日，知識份子不應識而不察，毫無思考地全然移植」。我不是「移植」，而是承接蔣渭水等人精神。兩個不同社會才有移植可言。 當年蔣渭水在其〈臨床講義〉中，指出台灣人「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他更藉著雙親喪禮以身作則，廢除金銀紙燭、花車牲禮、燒紙錢、放銀紙等舊禮俗，改發「打破妄從迷信、挑除守舊陋習」。他領導的台灣民眾黨，繼續進行文化啟蒙運動，黨綱中標舉「革除社會陋習」。一九二九年十月的全國代表大會中，也揭示「打倒迷信、打倒惡習」。證峰法師林秋梧於一九二九年起，連續兩年在台南發動「反對中元普度」，他們舉辦演講，印行《反普特刊》，呼籲「打倒一切的迷信」。 蔣渭水等人如果在世，會對他們當年反對的現象依然存在而欣慰嗎？比起蔣渭水，我還保守多多，不敢反對信仰內容（迷信），只認為宗教儀式不該違背公德。如果他們發現今天不少宮廟被地方角頭及政客操控，綁樁、斂財，腐蝕人心，他們會像我這樣「無良知」繼續反對，還是像溫老師的「良知」視若無睹？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名譽教授）

日前我去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國旅遊，旅途中從網路得知，台灣凱道正上演一齣「眾神出巡」的鬧劇。當然，鬧劇的演出者不是真正的神，而是人。這些人除了有真正信徒（連「減香」被故意講成「滅香」的謠言也相信的人），還包括神棍、經營廟宇的角頭與政客。更見怪不怪的是，還有專門呼應北京對台統戰的新黨、中華統一促進黨等弟兄也上場。最滑稽的是，他們除了扣上「迫害宗教自由」大帽子之外，還說「滅香」是在「去中國化」。 捍衛信仰守護香火大聯盟舉行「眾神上凱道」活動，全台各大小廟宇和信眾上萬人參加，用遊行方式從自由廣場出發繞行到凱道上。（資料照，記者王藝菘攝） 原來這些中國在台代言人認為，媽祖、關公等神明都來自中國，所以有這些信仰就必須和中國同一國。如果滅了這些信仰香火，就是搞「文化台獨」，就是要「去中國化」。這齣鬧劇上演時，我正好參觀過中歐四國的許多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奇怪！同樣信仰基督教（其中屬羅馬天主教比例最高），他們怎麼沒有統一成一個國家？ 最幼稚可笑的是，這些王炳忠們、白狼們，竟然不知道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他們心目中根本沒有什麼媽祖、關公等神明，莫非他們也都「去中國化」？再者，同樣也有許多人祭拜媽祖、關公的新加坡共和國，難道他們都「中國化」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原本基於環保考量的「減香」，被污衊成「干預宗教自由」，竟然還有一群學者出來幫腔。他們聲明中最讓我不齒的是，竟然說信仰改革不能過急。嗚呼！九十多年前，蔣渭水、林秋梧等台灣文化協會的志士們，早就大聲疾呼「破除迷信」、革除燒紙錢燒香的陋習。已經九十幾年了，這些陋習反而變本加厲，竟有學者無感，還覺得改革過急！ 當然「迷信」的認定很主觀，各宗教都自認為真理，異教者為「迷信」。信仰的內容無須爭辯，認為媽祖、關公可以保佑你、佛陀會接引你往生極樂、耶穌是你的牧者、耶和華是救主…就各信其是，這是信仰自由。但在現代國家，宗教儀式不許違背公德。泰雅族以前為了傳統祭典出草獵人頭，現在已不許有這種「信仰自由」。焚香燒紙錢造成的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危害國民健康，雖無出草嚴重，但也是違背公德。台灣每年燒掉二十八萬噸紙錢，至少排放十八萬噸二氧化碳！這是啥宗教自由？ 兩千多年前，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回他「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然而禮不能改嗎？況且愛羊是基於慈悲；至於「始作俑者」，孔子忍心罵他「其無後乎」？用木偶代替真人陪葬，更是人道精神，儀式不該變嗎？只要朝向公德、人道，宗教儀式當然可變。世上真有要求信徒破壞環境、危害國民健康的神嗎？那不是神，是撒旦！平日燒三支香，現在改燒一支，神就會生氣嗎？那不是神，那是雞腸鳥肚！ （作者李筱峰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7月4日是美國獨立日，我想起這個發人深省的小故事： 有一位參加美國獨立戰爭的老兵﹐在美國獨立的數十年後﹐接受一位歷史學者的採訪。 「您們當年拿起武器參加革命﹐一定是為了反抗不能忍受的壓榨？」 老兵驟著眉頭回答：「壓榨？我並沒有這麼感覺。」 歷史學者有點詫異：「什麼？您沒有感覺到印花稅法的壓榨嗎？」 「我從未看到過那些印花啊…老實說﹐我並未在這上面付過一文錢。」 「那您一定是不滿當時的茶稅？」 「我從來不喝茶﹐茶稅於我何有哉？」 「那麼﹐我想﹐您一定是讀過洛克(Locke)﹑雪奈(Sidney)等人有關自由的永恆原理了?」 「我不知道您在說誰。」 歷史學者有點不耐煩了：「究竟是為了什麼﹐您去打獨立戰爭？」 老兵不急不徐說：「年輕人，我們去打那些穿紅制服的人﹐是為了這個：我們一向是自己管理自己﹐我們就是要這樣﹐但他們不認為我們應當是這樣。」 這套「自己管理自己」的哲學﹐不僅是美國獨立建國的立國精神﹐也成為近代以來人類建立現代國家的普世價值。 台灣不願意被專制中國併吞﹐而希望獨立建國﹐說穿了﹐這不正是想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一點起碼心願而已嗎？

為了慶祝香港回歸二十週年，中國又開出「遼寧號」航空母艦來耀武揚威，當然繞過台灣，最後開到香港。 香港人、台灣人所期待於中國的，並非這套「武功蓋世，聲威遠播」的傳統霸權哲學，而是民主制度、自由價值、人權保障。如果中國非用航母無以慶祝香港回歸，我寧可期待這艘航母不叫「遼寧號」，而叫「民主號」、「自由號」、「人權號」。 中國哪有可能標榜民主自由人權？在得知「遼寧號」又要耀武揚威的同時，我也聽到劉曉波在獄中罹患癌症的消息。這位只因草擬憲法就被下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當年無法出獄領獎，（夫人長期受監控），直到癌末才得勉強保外就醫。這種人權淪喪的專制國家，用軍備來慶祝香港回歸、用武力來威脅台灣統一，只是讓人更加疑懼而離心離德而已！ 中國霸權主義有其悠久歷史，試看深研中國傳統文化的莊萬壽教授在臉書上的生動敘述：「中國的政治版圖，兩、三千年來併吞了數以千計的國家和民族。遠的不說，明代真正統治區很小，中國西南的山區還有幾十個獨立原住民族的國家。明王朝用大軍侵略，所謂「討伐」。各民族艱苦的抗戰，最後被屠殺征服、同化。《明史》記錄殺人以人頭計功，人頭都是成千上萬。在廣西大藤峽瑤族國家，抗戰一百多年到滅亡，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歷史，大多被統治者淹沒。一四六五年四川敘永的都掌民族，被明軍十四萬包圍，光是跳懸崖自殺的有幾萬人，這個民族國家，從此消滅在地球，只留他們的祖先懸棺葬孤苦地插在高山峭岩上。被中國人所歌頌的偉人王陽明，在十六世紀初屠殺畲族、瑤族、壯族（原稱獞，中國最大的所謂少數民族人口有兩、三千萬人）數十萬人。他認為不接受禮義教化，不存天理，就是禽獸，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我稱之為屠殺哲學。」中國這種傳統霸權主義，一直延續至今難改。 除了吹噓「武功蓋世」之外，今天中國還以經濟崛起利誘，如近年的「一帶一路」。試與戰後美國對亞、歐等地的援助一比：美援固然讓戰後的受援國經濟復甦，但終其目的是要培養親美勢力。中國的一帶一路何嘗不然？所不同者，美國是民主國家，美援的同時，多少還能輸出民主價值（當然法西斯如蔣政權，吸收不來）；但中國是專制國家，用一帶一路利誘的同時，無助於民主人權普世價值的推廣，卻可能讓鄰邦背書他的專制與霸權。 回歸後的香港，不僅民生物資遭「蝗蟲過境」般搜刮，不僅公共秩序與衛生被破壞，司法、人權開始受到染指，書商失蹤、律師被捕…「一國兩制」諾言破產！於是「回歸」反使「港獨」興起。 香港回歸二十週年該展示什麼？不是「遼寧號」，而是中國民主化！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巴拿馬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後，許多人想，既然「中華民國」已山窮水盡，何不以「台灣」之名制憲建國重新出發？這當然是典型的台獨主張。民進黨原有「台獨黨綱」，後來演變論述成「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她的國號叫『中華民國』」。這種論述，近年來被稱為「華獨」。 「華獨」與「台獨」同樣都不為中國接受，自不待言。然而，「華獨」與「台獨」勢必敵對嗎？「華獨」與「台獨」之間沒有兩全其美、兼容並蓄的途徑嗎？ 據悉早在一九六一年，駐美大使葉公超就曾向美國駐台大使馬康衛表示「中華民國政府應發表聲明，主張它有權繼續存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管轄權之外」（詳見姚嘉文《十句話影響台灣》頁一五六）。研究台灣政治史的日本學者若林正丈也看出「中華民國」的「台灣化」（詳見氏著《台灣の政治—中華民國台灣化の戰後史》）。 既然中華民國已有某程度「台灣化」，但「中華民國」名號卻又已山窮水盡，則公投制憲以期柳暗花明的同時，國號該如何才能讓各族群接受，以減少內部阻力，值得共商溝通。 「台灣」、「台灣共和國」當然是最名副其實的第一志願國號，但是我極擔心「我那眷村的弟兄們」一旦沒了「中華」，有人會做出不堪設想的反彈。 於是我想起一九七一年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時，外交部次長楊西崑私下向馬康衛表示，台灣政府退出聯合國後應成立「中華台灣共和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並透過公投和普選決定台灣前途（見王景弘《慣看秋月春風》頁一八八）。 無獨有偶，大約此時，被蔣介石下獄十年甫出獄的雷震，也上書〈救亡圖存獻議〉給蔣，開頭就建議「從速宣布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以求自保自全」。雷震認為，保留「中華」，「仍可以對得住創造中華的祖先」；但是將「台灣」加入國號則是務實，雷震說：「我們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台灣』，今將『台灣』二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我們今天有一千四百萬人民（當時人口），我們以台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是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雷震將此國名英譯為The Democratic State of China-Taiwan，彭明敏教授則另外試譯為Sino-Democratic Republic of Taiwan或Democratic Republic of Sino-Taiwan。 請問，「中華台灣共和國」和「中華台灣民主國」到底是「華獨」還是「台獨」？如果獨派能夠接納保留「中華」的話，「我那眷村的弟兄們」不該再有理由反對「台灣」之名。 至於保留「中華」，也不致影響台灣獨立自主。像阿拉伯世界的國家多冠有「阿拉伯」之名：沙烏地阿拉伯（Kingdom of Saudi Arabia）、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埃及全名「埃及阿拉伯共和國」（Arab R.O.Egypt）等，他們都是獨立國家。 「華獨」與「台獨」，勿執己見，各讓一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何？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部分獨派朋友聽到賴清德說「親中愛台」、陳菊說「和中」、鄭文燦說「友中」，竟然非常不悅！吾不知其所以。 試作語意分析如下：「親中」、「和中」、「友中」的「親」、「和」、「友」是動詞，「中」（中國）則是接在這些動詞後面的受詞，那麼主詞是甚麼？當然是台灣。進一步說，做為主詞的台灣是主體，做為受詞的中國是客體。主體與客體有了區隔，其前提就是台灣不屬於中國。獨派為何不悅？ 莫非這些不悅的獨派朋友認為，獨立的台灣對中國不應該「親」、「和」、「友」嗎？難道台灣獨立自主的目的，是要和中國敵對結仇嗎？非也！絕大部分台獨人士應該都不是這樣想。我們要追求台灣的獨立自主，固然是要維護我們民主自由的生活，但對於雙邊的關係，當然希望建立經濟互惠、文化交流的兄弟之邦的關係，就像英、美兩國的關係一樣。所以我們不但不是如藍營政客與媒體所污衊的「逢中必反」，更不是要和中國結仇敵對。那麼，賴清德說「親中愛台」、陳菊說「和中」、鄭文燦說「友中」，不對嗎？ 吾友陳茂雄教授說，所謂「親中」、「和中」、「友中」都是無法實踐的口號，因為並非台灣不與中國和平相處，而是中國要消滅「中華民國」，要併吞台灣。茂雄兄所說沒錯，不過這是就中國的態度與現狀而言，但賴清德等人的「親中」、「和中」、「友中」之說，是我們意願理想的表述，也是我們釋出的善意。我們釋出善意，但能否實踐，非我一廂情願，必得中國一起來實踐。 當年美國要從英國獨立時，英國大怒，出兵討伐，但最後打不下去，改而承認美國的獨立存在，之後發展成在國際上互相提攜的親密關係。英美的關係史，難道不能給中、台關係一點參考與反省嗎？更何況，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曾統治過台灣一分一秒，台灣實際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國為何不能體察實況，領會台灣的善意，攜手共創雙贏呢？ 幾年前曾有北京及香港的研究生來訪問我，我表達上述的觀點，並進一步說，如果中國能承認台灣的獨立自主，台灣甚至還可以和中國軍事結盟，如此一來，保證嚇壞美國人。那兩位研究生都回應說，可惜中共沒有這種眼光與胸襟。中國的國家觀仍停留在「前近代」的「天朝聖國」觀念，不懂United的觀念，只知Unified。中國如果能與台灣United，可共創雙贏，造福雙方人民；可惜中國只知一味要把台灣Unified進入中國，反而鑿枘不入，徒增衝突。 數年前，彭明敏教授曾邀集我們幾位朋友討論「中華聯盟」的構想，為了圓滿解決雙方關係，中國協助台灣加入聯合國，台灣則加入「中華聯盟」。這個構想，難乎？易乎？就在一念之間。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全國文化會議正在分區進行，今天（六月四日）在基隆文化中心的場次是以「文化生命力」為議題，討論「文化保存與扎根、連結土地與人民歷史記憶」。我無緣與會，但獻芻議一則。 文化生命力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必有其真積力久的歷史蘊含，所以，「連結土地與人民歷史記憶」是正確途徑。台灣史常識告訴我們，台灣文化與歷史是「多元」且「多源」的，正如台灣人的血統也是「多源」的。其中，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的成分不容忽略。 在荷蘭人、西班牙人及漢語族人移入之前，台灣早就居住有長達數千年、數萬年的原住民族，皆屬「南島語族」。台灣是南島語族分佈範圍最北的地方，有學者認為台灣是整個南島語族的原鄉。 台灣的南島民族因地緣關係被分為「高山族」與「平埔族」。由於近代閩粵漢語族移民夾其優勢文化入台，平埔族首當其衝，社會逐漸解組。再經清帝國的「設社學」、「改服易俗」及「賜姓」等政策，平埔族徹底漢化。尤其一七五八年起，乾隆對台灣平埔族大肆「賜姓」（所賜漢姓有：潘、蠻、陳、劉、李、王、戴、林、黃、錢、江、廖、三、張、斛、穆、莊、鄂、來、印、力、利、鍾、蕭、爐、楊、朱、趙、孫、金、賴、羅、東、余、巫、莫、文、米、葉、衛、吳、黎、兵、蟹…），徹底改變了平埔族的身分認同。再歷經日本與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洗腦教育，至今平埔族祖先已從一般台灣人的記憶中消失，南島語族的文化與意識也被邊緣化。 台灣平埔族。（維基共享）   雖然平埔族已在台灣大眾的認知中消失，但平埔族的痕跡仍處處可尋。以地名來看，今天台灣全島各鄉鎮區地名一半以上是由南島語族的社名而來。僅此即可印證林媽利教授的醫學報告：台灣人有八十％以上具有平埔族血統。可惜，今天大部分台灣人只知有唐山祖，而不知有南島祖先，未免數典忘祖！ 一六五○年荷蘭統轄下的四個地方會議區，共計就有三一五個部落。《荷蘭戶口表》更留下珍貴史料；十八世紀初的「康熙台灣輿圖」，西部從北到南遍佈各社的平埔族聚落就有一二○個社（漢語族聚落只有六十五個莊）。可見南島語族和台灣歷史關係密切。 所以，在討論「文化保存與扎根、連結土地與人民歷史記憶」的此刻，我鄭重向文化部及原民會提出一項建議：請全面找尋各鄉鎮區過去平埔族各社的原址，並在各社原址立碑紀念。 紀念碑不必多雄偉，不需龐大經費，但能發揮社會教育，可以喚回台灣人民對南島先民的歷史記憶，培養南島文化意識，增進多元文化生命力！ 中國客常讚賞台灣保留最多中華文化，我們樂於接受此項讚賞；但我們更希望展現南島文化特色，以彰顯台灣的主體性。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澎湖位在台灣海峽中央，在歷史上，經常是外來勢力進入台灣的前哨站，澎湖因此受台灣之累而遭殃。圖／李筱峰提供   十六、十七世紀的航行，必須藉由洋流與風向來控制航道。澎湖海域一年四季剛好有三種洋流出現：除了整年都在流動的北太平洋暖流黑潮的支流經過澎湖海域北上之外，冬天隨著東北季風南下的中國沿岸流，也直達澎湖海域；夏天隨著西南季風北上的吹送流，也來到澎湖海域。此乃澎湖海域會形成重要的航行結點的地理因素。 洋流交會，海戰不斷 在這三個洋流交會點的澎湖，剛好也有十七世紀的國際三大勢力交會於此：西方勢力經由對南洋的控制，繼續北上；日本的「御朱印船」的海商勢力南下；以及中國閩南海商勢力（其中包括一些武裝化的私人海商集團，即俗稱的海盜）向東發展。這三股國際勢力交會於澎湖，必然有很多海戰發生於此：荷蘭與明帝國的戰爭、施琅與東寧王國的戰爭、清法戰爭、清日甲午戰爭，都在此發生戰役。 法籍學者高格孚（Stephane Corcuff）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觀察指出：「台灣海峽直到十七世紀時才成為地緣政治主體；也就是當李旦、顏思齊、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以及後來的鄭氏王朝將台灣視為根據地時，台灣海峽才是地緣政治主體」，「台灣海峽是在1620年代才從地理實體轉變成為地緣政治主體。」（詳見高格孚，《中華鄰國──  台灣閾境性》）因此，這個具有地緣政治主體的台灣海峽內的主要群島──澎湖，當然就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澎湖比台灣本島更早具有地緣政治主體的地位，所以澎湖在歷史上，經常是外來勢力進入台灣之前的前哨，澎湖因此受台灣之累而遭殃。過去，幾乎每一個外來統治者或外來勢力，要進入台灣之前，都會先佔領澎湖—— 荷蘭人進入台灣之前，先佔領澎湖；鄭成功攻打台灣之前，也是先攻佔澎湖；施琅替滿清帝國打台灣時，也是先攻佔澎湖；甲午戰爭馬關議和時，日本也急著在接收台灣之前，先派兵進入澎湖。 過去，擋路前哨 現今，命運同體 所以，自十六世紀迄十九世紀，澎湖一直是國際軍事與貿易的必爭之地，也因此替台灣做了擋路前哨。 順著這個歷史議題，我們不妨讓歷史與現實對話—— 問：萬一當今中國北京當局要出兵攻打台灣的話，是否也會重演歷史先攻佔澎湖？ 答：今天台灣的離島，除澎湖之外，還有金門、馬祖等地，他們必然比澎湖更具前哨作用。況且，現代的武器與戰爭型態已經完全改觀，根本無須先佔領任何外島……。但最根本的問題，已非軍事，而是政治，尤其是國家認同。因此，中國要併吞台灣，已無須採取軍事行動。中國哪裡都不必先攻佔，只要先「攻佔」台灣的立法院即可。當呼應北京的「一個中國」的聲音充斥在立法院時，北京根本無須出兵，台灣就盡入其彀矣！再從近幾年台灣媒體來看，北京當局透過親北京的商人收購台灣媒體，壟斷言論，亦成攻台先遣部隊！ 但無論形勢如何變化，澎湖與台灣從歷史到現實，已結成一體，已是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   澎湖西嶼西台。圖／李筱峰提供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8期(五月號)

  二○一四年三月，我參加由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舉辦的文化之旅去南部，參加的團員搭高鐵南下。我們購買團體票的團員先上車，集中坐滿半個車廂。大約在發車十分鐘前，看到一群人蜂擁而進入我們的車廂，定神一看，原來是副總統吳敦義及其隨行人員來到我們同一車廂。真是有緣！我抓住機會，站起來面對著進入車廂迎面而來的吳敦義打招呼：「副總統！」吳敦義可能以為他遇到粉絲了，對我伸出手，用他慣有的笑臉回應：「你們好！」我當然也禮貌地和他握手，但我同時不假思索地對他冒出一句話︰「副總統，你毋通忘記你是台灣人！」（這個句型我也曾對王金平當面嗆過）顯然吳敦義被我這句突如其來的話愣住了！他的笑臉頓然收斂許多，但見他以僅存的一絲微笑回應我：「放心啦！」我隨即回他：「你放心，但我不放心！」吳敦義的微笑全收斂了，轉身坐到他的座位，不發一語。我想，他轉身回座後或許心想：「這個刁民是誰？竟敢如此嗆我！」而我心裡也在想：「憑你長期的角色，還敢叫我放心？」 吳敦義是甚麼角色？回顧台灣歷史，自荷蘭時代以降的歷代外來政權統治下的台灣，都有這類的角色。歷代外來統治集團皆屬「少數統治」，除了「槍桿子出政權」之外，這些外來政權之所以能在台灣耀武揚威，順利統治，都因為有一群本地的奴才與投機政客效忠他們，幫他們「搬道具、跑龍套」，類似「恩庇—侍從」的關係。 吳敦義是甚麼角色？（資料照，記者李容萍攝） 歷史系出身的吳敦義，會不了解國民黨的歷史與本質嗎？但他不在乎長期的黨國一體，不在乎長期國庫通黨庫，不在乎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血腥屠殺，不在乎長期的威權專制，不在乎腐敗的黑金政治…。和以前日本殖民統治下那班「統治功勞者」一樣，當忠誠的侍從者，接受外來統治者的恩庇。在台灣辛酸血淚的民主運動史上，沒有吳敦義的位置；倒是在中國國民黨的「統治功勞簿」上，他絕對佔一席之地。 有人說，吳敦義會不會像李登輝那樣，在國民黨陣營中委屈隱忍，猶如耐心等待鸚鵡啼叫的德川家康，最後李登輝配合民主運動潮流，促成台灣的民主化。吳敦義也會這樣嗎？我看不出有這個跡象，看看他好不容易和那些「高級外省人」經過一番纏鬥，當選黨主席之後，旋即向北京送秋波，表示要尊重所謂「九二共識」，我們會放心他嗎？ 不過我仍願寄予一絲希望，看看以前對同婚無知、保守，聽到同婚就「毛骨悚然」的他，經這次大法官釋憲後，開始轉而尊重同婚，「愛是平等」，可見他有可塑性。我期待他領導下的國民黨能開始落地生根，為民主台灣一起奮鬥！讓我們真正放心！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今天是5/19，重貼14年前的舊作《519學》： 原載2003/05/19「新台灣週刊」   今天是五月十九日，五一九在台灣的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讓我們在對抗ＳＡＲＳ的同時，沉潛一下心情來體會它的歷史意義。  一九四九年的今天，台灣省主席陳誠發布戒嚴令，實施戒嚴法，於隔天凌晨正式生效。台灣開始進入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 這是世界上實施最長的戒嚴令。戒嚴法英文叫Martial law，意思是軍事的法。所以實施戒嚴，就是實施軍事統治。蔣氏政權的軍事戒嚴，不僅將一般人民的言論、思想、出版、通訊、集會結社、出國旅行等基本人權，剝奪殆盡，而且配合著凌駕憲法之上的所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隨之而來的嚴刑峻法，例如「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等，使得人民動輒得咎。人民言行稍有不慎（不合統治者之意），各類帽子立刻灌頂加冕，什麼「叛亂」「匪諜」「為匪宣傳」「詆毀領導中心」「破壞政府威信」「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等小帽子，不一而足。在那個「匪諜輪流做」的時代裡，一般人民照樣用軍法伺候。僅一九五○年代，就處決了二、三千人，另外有八千多人判重刑。當年為了「反共抗俄，消滅共匪」的政治神話所製造的白色恐怖，百倍於今天的ＳＡＲＳ。 在漫長的戒嚴統治下，海內外有志之士奮起推動民主運動。犧牲了多少寶貴生命，埋葬了多少青春歲月，斷送了多少家庭幸福，才爭取到今天舉世肯定（中國除外）的民主成果。 在坎坷的民主運動路途上，有一位青年烈士我們不能忘記，他就是點燃自由火焰的鄭南榕。一九八六年的今天，鄭南榕等人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解除戒嚴是行動中的主要訴求。「黨外」民運人士在台北龍山寺前靜坐示威到晚上。這項「五一九綠色行動」掀開黨外人士為時半年的街頭運動，向實施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挑戰。終於在這年的九月廿八日，突破戒嚴令，成立「民主進步黨」，為台灣政治史邁入新里程。在民主運動的激盪之下，終於促使蔣經國於翌年解除戒嚴。戒嚴雖解除，但外來政權的舊勢力依舊根深柢固。箝制言論自由的刑法100條有關「預備叛亂」的高帽子，以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大包袱，仍舊壓頂。因此民主運動仍前仆後繼。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因為在他主辦的《自由時代》雜誌刊登許世楷教授的台灣新憲法草案，遭統治當局控以「叛亂」，鄭於警察前來拘提時，引火自焚，震驚全國！五月十九日鄭南榕出殯，出殯行列長達兩公里多，這是繼五十八年前抗日領袖蔣渭水的「大眾葬」之後，再出現的一次盛大葬禮。正當出殯行列受阻於總統府前的路上時，又一位民運基層義工詹益樺，也在現場引火自焚。鄭、詹兩烈士的死諫，以絢爛奪目的火焰，向國民黨統治集團做嚴厲的抗議，向台灣人民做最莊嚴的告白！台灣民氣，幾達沸點。 時序進入九○年代，在李登輝與民主運動的配合下，台灣逐漸民主轉型。 撫今追昔，五一九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它是外來政權高壓統治的符號，也是台灣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象徵。在高壓與抗爭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今天的「國親（連宋）」陣營，沒有一個人參加過當年的民主運動。因為，他們正是當年那個高壓統治集團的遺形體，其勢力至今仍在各領域盤纏糾葛。有趣的是，今天他們都扮演著當年指摘別人「為匪宣傳」「詆毀領導中心」「破壞政府威信」「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的角色。只是他們今天不用擔心會被扣上「叛亂」「匪諜」的罪名，不必擔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台灣的民主自由就在這裡，五一九的意義也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