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蔣在台灣實施一黨專政，但他們堅定反共。蔣經國死後未幾，國民黨內反共立場紛紛動搖。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網路，民報合成   兩蔣在台灣的統治雖然是一黨專政、個人獨裁，但畢竟他們是堅定反共的。試看蔣經國的一段話： 「我將近50年來之政治生活，深切認識共產黨乃是邪惡魔鬼，殺人兇手，所有威脅、利誘、欺騙、分化之伎倆，無所不用其極；尤其血氣方剛之青年人以及苟且偷生之徒最容易上當，一入圈套即無法自拔。」（見蔣經國，《守父靈一月記》） 蔣經國直到去世之前，仍堅持「三不政策」，與中國共產黨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 然而1988年1月蔣經國死後未幾，國民黨內就開始紛紛動搖了！在蔣經國去世數月後，總統府資政陳立夫在國民黨的「十三大」提案，建議以100億美元的低利貸款給中共，以謀求國共「第三次合作」。接著，國民黨籍的終身職立委胡秋原，於9月赴中國與中國領導人討論「統一」問題，請求中共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此後，開始赴北京朝「共」的國民黨等藍營政客，絡繹於途。特別到了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開始媚共、舔共已成藍營的時尚。 「國青團」到北京朝「共」 連戰、宋楚瑜在敗選總統後爭相赴中國輸誠。中國國民黨權貴子弟連勝文、林益世等人也在2006年底組了「國青團」到北京朝「共」！他們與中共唱和，要與「台獨分裂勢力」作堅決的鬥爭！林益世還說：「兩岸青年沒有歷史包袱，也較能跳脫老舊的邏輯思考，是未來兩岸關係的新契機。」原來他們的新契機就是要聯手制台獨（林益世後來因貪污索賄案入獄）。他們完全忘記他們在效忠兩蔣的時代，是如何地跟著呼喊口號「消滅共匪」、「反攻大陸」。 我們再回顧幾個例子來看： 被藍營稱為「許老爹」的許歷農，當年擔任政治作戰學校的校長時，每次朝會或大集會時，許歷農都帶領著全體士官兵呼喊口號：「反共復國！」、「消滅共匪」、「光復大陸國土！」、「愛國必須反共，反共必須團結」、「反共絕無妥協，奮鬥才能自由」、「反共必勝，建國必成」....，當時大家都跟他喊得煞有介事。 「許老爹」成媚共急先鋒 誰能料到，蔣經國死後，這個曾經發誓要「消滅共匪」、「反共復國」的將軍，搖身一變，成為媚共急先鋒的「許老爹」，跑去中國和中共唱和「統一」。2014年9月26日，許歷農和新黨主席郁慕明等人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民大會堂會受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接見，他向習近平表達希望看到中國「統一」；2016年11月許歷農再赴北京；2017年9月2日許歷農發表公開信，明言「不再反共」。 中共放棄集權專制了嗎？不但沒有，反而變本加厲，習近平還修憲讓自己可以變成終身職，而許歷農反而對中共政權吹捧有加。撫今追昔，我有一種被政治騙徒戲弄的感覺！ 當年有「蔣經國的乾兒子」之稱的馮滬祥，也是反共的急先鋒，蔣經國出殯時他還跪地痛哭，如喪考妣。曾幾何時，卻跑北京去呼應「一國兩制」了！更令人訝異的，1974年在「台大哲學系事件」中被解聘的王曉波，與這位極右派的國民黨學生馮滬祥是站在對立面的，卻能再2000年以後攜手為藍營助選，對抗台灣本土政黨。 反共青年郁慕明投靠「共匪」政權 接著來看看趙少康的歷史，1971年10月，趙少康出任台大「畢聯會」主席，出刊了一份《畢聯會訊》的刊物。在社論上說：「我們的共同志向是什麼?就是『反攻大陸』!」「我們互信的基礎是什麼?就是『信仰領袖』『信任政府』」「效忠領袖」「拯救大陸同胞」「反共復國」。趙少康現在已忘記他當年要反攻大陸、反共復國了，反而幫「大陸」推銷疫苗，配合統戰，與台灣的本土政府唱反調，詆毀台灣政府！ 再舉「新黨」郁慕明的過去來對比，在兩蔣時代，他是最反共的國民黨青年。請看這則剪報： 1971.12.29.《聯合報》3版報導。圖／作者提供 這是1971年12月27日一群在美國的國民黨青年組成的所謂「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聯盟」，郁慕明是其中的創始會員，叫囂著要「推翻共匪暴政」；1993年新黨成立時，還是標榜「反共」。政黨輪替後，他卻投靠他當年發誓要消滅的「共匪」政權去了！ 接著來看看邱毅，也是一個抽樣代表。先看他以前怎麼反共。2003年4月邱毅在立法院說：「我們還被中共阻撓，無法加入WHO的組織，WHO的網站甚至將台灣列為中國大陸的一省（及SARS感染區）」，邱毅並呼籲「朝野必須共同重視台灣的主體性」、「我們要排除萬難，破解中共對我們加入WHO的阻撓」、「我們和中國大陸可以在經貿，甚至別的議題上合作，但無合併的可能」（詳見2003.4.4 立法院院會紀錄）；2004年時逢六四天安門事件15週年，邱毅發言：「六四已經過了15年，我們無法忘記15年前的今天，中共用殘暴手段對付他們人民、手無寸鐵的學生。我們嚴正的譴責中共暴力及反民主。可是我們更擔心的事六四的幽靈重現台灣。」（見立法院院會紀錄）；到了2009年邱毅在批評當時時任國策顧問身兼海基會副董事長的許勝雄出席中國國慶時，這樣開砲：「我是覺得媚共也不需要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參加了這個國慶就把你所享有的中華民國職務辭掉。」 邱毅鼓吹武統諂媚中共 曾幾何時，邱毅媚共媚成這樣：2019年邱毅在中國的電視節目談話，用清帝國施琅收復台灣做比喻，說「統一是必然的，統一是必須的」、「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並反問「（台灣人）不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難道你要（武統）一國一制嗎？」；2020年10月1日中國國慶時，他在微博貼出如下的賀詞：「新中國70歲生日，我留台灣為祖國統一奮鬥。為閱兵典禮壯盛軍容 習近平振聾發聵感動不已」；2021年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在北京舉辦年會，由背叛台灣的黃智賢主持，問邱毅「兩岸是否有和平統一的機會」時，邱毅宣稱，台灣目前存在著包括法律、教育、選舉、民粹、國際、利益、政黨、文化等八個和平統一的障礙，因此，「無壓力下的和平統一已經沒有可能」；但如果把「以武逼和」視為另一形式的和平統一，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這就是他在三年前提出的「武統開始，和統結束」；2021年7月1日中共百年黨慶時，邱毅更說：「我堅信兩岸統一很快會到來，民族復興將使中國更加強大。」邱毅強調，他小時候常常念到一句話「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當時不以為意，覺得就是口號而已，但現在竟然真的見到了。邱毅認為，做為一個中國人，他「為祖國感到驕傲，也充滿著澎湃的情感摯愛。」看到現在邱毅為武統台灣而諂媚中共至此，我們真該用他以前的話來回應他：「我是覺得媚共也不需要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一些退休將官，還跑去北京參加閱兵、聽習大大訓詞，肅立唱「義勇軍進行曲」（中共黨訂「國歌」）。 這群在兩蔣時代發誓要「消滅共匪」，在政黨輪替後紛紛投靠「共匪」的人，他們毫無羞赧與愧歉之心。 他們當年逃來台灣，，依附在蔣政權之下，靠著呼喊「消滅共匪，反攻大陸」的政治神話，統治台灣人，台灣人不可有任何懷疑，否則就用用子彈和黑牢伺候！ 這真是一群世界上最具優越感的政治難民！ 今天他們靠向當年發誓要消滅的「共匪」去了，成為「共匪」的依附族群，專門與中共裡應外合，在台灣挖牆腳！如果蔣介石地下有知，一定下令「速即槍決可也！」 歷史是一面照妖鏡！撫今追昔，台灣人民還不醒悟嗎？

  「光復台灣也應該光復我們的故鄉，否則光復祖國之喜何在？」 –樂信·瓦旦 樂信‧瓦旦（漢名林瑞昌）出生於1899年的今天，屬泰雅族賽考列克族原住民，是第一批接受日本新式高等教育的原住民，1921年自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今台大醫學院）畢業後，隨即回山區部落服務，先後在大溪郡控溪、高岡、角板山、象鼻、尖石等地擔任公醫，負責山地部落的醫衛工作。成為部落的領導階層和意見領袖，他經常出面協調化解部落間的衝突。 此外，他亦十分關注原住民與日本當局關係的轉變，他認知到日本統治台灣的根基已經非常穩固，一旦原住民再發動暴虎馮河的抗日行動，無異是以卵擊石，所以出面勸阻自己的部落千萬不要輕舉妄動。因此受到日本當局的倚重。 1945年，樂信‧瓦旦更被聘為台灣總督府評議員，是原住民族最具聲望的菁英。 二戰後，樂信‧瓦旦取了漢名「林瑞昌」。他憧憬著新來的國民黨政府能比日本人善待原住民。誠如前引的他那句話「光復台灣也應該光復我們的故鄉」。 然而台灣人在熱烈歡迎國民政府之後，由期望而失望，由失望而絕望，終於在一年四個月後爆發二二八事件，引來一場屠殺。阿里山的高一生、湯守仁也發動鄒族青年參與抗暴行動。但是樂信·瓦旦仍採穩健態度，勸他的泰雅族同胞要千萬隱忍，不要做無謂的犧牲。因此，他還得到國民黨當局的表揚。 二二八事件後，樂信‧瓦旦順勢向國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歸還日本政府侵占的原住民土地，但沒有得到當局正面回應。樂信‧瓦旦沒有氣餒，反而更積極地改走議會路線，1949年11月，樂信‧瓦旦當選省參議員，是當時唯一的一名原住民代表。兩年後，又再度當選第一屆省議員。在省議會裡，他大聲疾呼： 「確立山地行政的目標，在將山胞的經濟和文化進化到與平地同胞同樣的水準，為了達到此目標，政府必須有堅決的態度，組織一個山地行政設計委員會，樹立山地行政二十年計畫，若能施之以適當育，二十年後受國家新育的人才，便可掌握山地社會的樞紐。」 他希望政府能增加原住民參政的機會，多多培養原住民人才。這樣有罪嗎？ 他正視原住民經濟的困境，有效率地提高山地行政，這樣有罪嗎？ 1951年，樂信‧瓦旦與鄒族領袖高一生、湯守仁等人突遭國民黨當局誘捕，他們被誣指欲籌組「高砂民族自治會」，鼓吹原住民爭取自治，被處以「叛亂罪」。 1954年4月17日，55歲的樂信‧瓦旦，與高一生、湯守仁等6名原住民菁英被槍決！ 敗逃來台才兩年的外來政權，指控居住台灣千年以上的原住民族的領袖「叛亂」，這是何等荒謬、無理？今天號稱泰雅族而心向中國的原民立委高金素梅，妳可曾體會過這段令人裂心泣血的歷史？ 2000年，卸下總統職務的李登輝，親自登門拜訪了樂信‧瓦旦的家屬，對這一位在五十幾年前為原住民權益奮鬥而犧牲的原住民精英，表達崇高的敬意與肯定。 【照片說明】 左：總督府醫專畢業的樂信瓦旦 右上：擔任公醫的樂信瓦旦 右中：正在替族人診療的樂信瓦旦 右下：省參議會參議員合影（第3排右2為樂信瓦旦）  

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鬥強權。 –證峰法師 林秋梧 現代人看電影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可是電影對以前的人來說﹐是相當稀罕的。在1926年中﹐台灣中南部鄉下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太多的機會看電影﹐有一個叫做「活動寫真班」（後來稱「美台團」）的社運組織﹐在台灣的中南部鄉下巡迴放映電影﹐轟動鄉間的各個村落。原來﹐這個「活動寫真班」的組織﹐是隸屬於當時台灣民族運動的大本營─「台灣文化協會」下面的一個組織﹐他們以放映具有社會教育意義的影片﹐在台灣的鄉間從事文化啟蒙工作，提高台灣民眾的知識水準。參與這個團體的人﹐都是一些知識青年﹐他們以三人為一組﹐一人操作機器﹐兩人擔任「辯士」(解說員)﹐當時的電影是默片﹐需要有人從旁解說。這幾位辯士透過解說電影內容﹐來傳播新知識﹐同時也激發台灣人的民族意識。 「活動寫真班」的辯士中﹐有一位青年名叫林秋梧﹐在巡迴放映電影時﹐很受鄉間觀眾的歡迎。他就是後來致力於台灣宗教改革的「證峰法師」林秋梧。 1903年，林秋梧出生於台南市的一個貧寒之家。1918年﹐林秋梧考入了當時少年學子人人歆羨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隔年改名「台北師範學校」)。 進入台北師範後，林秋梧不滿當時日本的不平等統治，於課餘時間經常與在大稻埕開設醫院的蔣渭水醫師交遊。蔣渭水和這群青年學生為台灣社會探病投藥，認為台灣人患了「知識的營養不良症」，為了提昇台灣人的文化水準，因此，必須從事文化啟蒙工作。這就是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誕生的由來。文化協會成立，林秋梧立即加入。 林秋梧平日在校就經常有批評日本殖民統治的言論，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之後，更引起當局的注意。校方終於利用發生在1922年的一次學潮事件，指控林秋梧為學潮首腦之一，將他勒令退學！距離畢業只剩一個月。 輟學後，林秋梧潛赴中國，進入廈門大學哲學系旁聽，並於廈門附近的集美中學任教。不幸因為母親病逝，又回到台南丁憂。此時正是1925年。 1925年正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演講活動熱烈展開的時候，抗日的民族精神日漸高張。林秋梧在辦完母親後事，又立即投入歷史的洪流中，參與文協的演講活動，在鄉間奔走呼號。這一年秋天，文化協會成立「活動寫真班」，在各鄉間小鎮巡迴放映社教電影，啟迪民智。 林秋梧原本對於佛學素有鑽研，對於當時身陷於迷信、腐化的台灣佛教早已萌生改革意圖，1927年，林秋梧結緣開元寺住持「得圓法師」，深獲得圓法師激賞，林秋梧入佛門，法號「證峰」。 1927年春夏之間，林秋梧以開元寺派遣留學生的身分赴日本東京駒澤大學深造。投入當時日本的禪學大師忽滑谷快天的門下鑽研禪學。深造期間，為了籌湊學費，每日只吃兩餐，清早還要送報紙、送牛奶工讀。此時他並開始從事寫作，在《台灣民報》《南瀛佛教》《中道》等雜誌發表有關文化、社會及佛學的評論。 1930年，林秋梧自駒澤大學畢業，回到台南開元寺，並任南部臨濟宗佛教講習會講師，兼南瀛佛教會教師。 「證峰法師」林秋梧雖入禪門，但他並非出世之徒，以前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情並未稍減。相反的，「普渡眾生」的感召，使他積極地從事佛教改革，掃除迷信，在1930年前後的台灣佛教界中，投下酵素，激起漣漪。 更重要的是，透過宗教運動，又回到社會運動的路上，他參加「台灣民眾黨」及其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等團體，關切工農運動。 為了破除迷信，他在1930年在台南地區與同志們發起了一個「反對普渡運動」，同年10月，並與同志創刊一份旬刊—《赤道報》，收載社會思想評論及文藝作品，由林秋梧擔任總編輯兼發行人。可惜發刊六期，卻遭日本當局查禁。於此可見證峰法師的入世思想。 和許多「看破紅塵」的「出家」和尚不同，林秋梧表現出一種解放的宗教觀，前引那首題為〈贈青年僧伽〉的七言絕句，說明了他這種入世的、解放的宗教態度。 這種「願同弱少鬥強權」的精神，才是林秋梧心目中「普渡眾生」的精神，才是真正「菩薩行」的極至表現。林秋梧解釋這種「菩薩行」說： 「菩薩行，就是以活於正信的自己為基底，而圖謀社會人群的幸福，無有所恐怖的行為吧！『自利利他』就是表示這樣行動的話。所以修菩薩行的，便是社會改革的前衛份子。他們的根本目標，在於建設地上的天堂、此土的西方，使一切人類（再而及於一切生物）無有眾苦，但受諸樂。佛所謂極樂世界，就是描寫著這個快活的社會。」 為了建立這個快活的社會，林秋梧鼓勵大家： 「省識時潮，順應天人，鼓起四大弘願的大勇氣，站在四百萬大眾（當時的台灣人口）的前隊，把台灣島內有形無形一切的魑魅魍魎，消除盡淨的光明大路。…怎能偏重來世的淨土，而忽略現實的台灣？」 1933年，林秋梧手著《真心直說白話註解》一書問世。他以洗鍊的白話文，闡釋朝鮮古禪師知訥的作品，以科學的觀點，為「苦於鬼神久矣」的台灣人，重新註釋此書；1934年，他的另一部著作《佛說堅固女經講話》問世。此書旨在提升婦女的地位，是難得的一部婦女解放的解經的書。可惜這卻是他最後的一部著作。 1934年10月10日，正值32歲的黃金年華，然而這一年的秋風，卻吹得異常蕭瑟，挺拔的梧桐，竟飄滿一地的落葉。林秋梧在一場結核病中，匆匆走完他短暫卻多彩的一生。

  「阿龍實在高興的不得了，一想起世界上還有比他更貧窮的人，或像自己這樣貧窮的人也能讓別人得到快樂，的確是值得慶幸的事情。」–張彥勳〈烏鴉和阿龍〉 以上這段文字，是擅寫兒童文學的張彥勳的作品〈烏鴉和阿龍〉文中的一句話。 張彥勳筆下的阿龍，是一個失去雙親的窮小孩，和阿公住在山上的破屋。貧窮讓他自卑，甚至認為連樹上烏鴉的叫聲都在譏笑他：「阿龍貧窮，阿龍貧窮」。他決心辛苦做工賺錢去買枝獵槍，要把譏笑他的烏鴉全部打死！阿龍去買槍的路上，先遇到一位衣著破爛的飢餓的乞丐，向他行乞，阿龍心生憐憫，從口袋裡摸出一些錢給他；接著，又遇到三位托缽的和尚，臉色蒼白，阿龍又從口袋裡掏出錢捐給三位和尚；之後，阿龍經過一家鳥店，結果如何？請看以下張彥勳生動的原文： 他看見兩隻小鳥在鳥籠裡悲哀地一邊叫一邊振動著翅膀。牠們也許還不習慣籠子裡的生活吧，拚命用嘴尖啄著鐵絲網。 阿龍覺得那兩隻小鳥實在太可憐，就走進店裡。 鳥店的老闆是個禿頭的老人，他用輕視的眼光看著一身破爛的阿龍。 「伯伯，這兩隻鳥兒賣給我好不好？」阿龍問。 「好啊！只要肯出錢，就賣給你呀。」老闆用傲慢的態度對待他，心裡似乎是說：哼！像你這樣窮的孩子怎麼會有錢呢！ 「兩隻多少錢？」 「二十五元，你有這麼多錢嗎？」 「好吧，這是二十五元。」阿龍拿出錢交給禿頭的老闆。 「嘻嘻，太好啦，嘻嘻嘻，籠子免費。」主人的態度馬上變得很溫和，笑容滿面的說。 「不要籠子。」 「為甚麼？」 「因為我要放走它。」阿龍說著，就隨手打開籠門把鳥兒放走了。 「嗨……有趣的孩子。」鳥店的老闆把眼睛瞪得圓圓的。覺得這件事很奇怪，他不了解阿龍為什麼這麼做。 阿龍愉快地走出鳥店，終於到了賣槍的店，可是那時候身上已經沒有錢了。 獵槍買不成，阿龍只好回家去了，但是他心裡覺得無比的快樂，邊走邊唱，有時候還像兔子一樣蹦蹦跳跳地一路跑著。 回到家裡，阿龍把乞丐、托缽和尚和小鳥的事情都告訴爺爺。爺爺摸著阿龍的頭，很為他高興。 然後，爺孫倆和往常一樣在油燈下吃飯，吃得津津有味。 爺爺拿出酒來，邊喝邊唱，阿龍也興奮起來了。 「阿龍，聽聽！烏鴉又在叫了。」 「啊，真的耶！」 「怎麼叫的？」爺爺問他。 「咦──奇怪！今天晚上的叫聲可不一樣！」 「怎樣叫的？阿龍。」 「牠呀，拚命地叫著『阿龍好漢，阿龍好漢』哪！」阿龍笑嘻嘻地說。 「嗯，對！確實在叫著『阿龍好漢』哩，哈哈哈。」 阿龍從窗口仰望天空，看見橡樹上那隻被月光給照得好亮、好亮的烏鴉，正在拚命地叫著『阿龍好漢，阿龍好漢』，他心中充滿了無比的幸福，於是，他離開窗睡覺去了。 以上張彥勳這篇〈烏鴉和阿龍〉，是1978年兒童文學創作獎首獎的作品。 張彥勳出生於1925年（日本大正14年），台中后里人。他的父親就是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十分活躍的台灣社會文化運動家張信義。 張彥勳就讀台中一中時，志趣文學。1942年他和台中一中同學朱實等人共同發起組織文學團體「銀鈴會」，並主編 同人雜誌《緣草》，提倡新詩創作。1943年，18歲的他就出版了日文詩集《幻》，2年後又出版了《桐葉落》。 「銀鈴會」後來發展成一百多人的團體，是中部地區唯一存在並活躍的台籍青年文學團體。 二戰後，由於語文的隔閡，有些「銀鈴會」同仁放棄了寫作，《緣草》一度停刊。張彥勳努力學習中文，準備重新出發。1948年，《緣草》改名為《潮流》復刊。 1949年，發生「四六事件」，白色恐怖開始降臨，，同日楊逵也因 （和平宣言）一文被捕，「銀鈴會」成員被牽連而受拘捕、通緝者不少。張彥勳也多次遭約談和拘捕，七天至三個月不等。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張彥勳將「銀鈴會」相關資料和他自己的兩冊日文詩集一起焚毀。專制政權必然摧殘文化，可見一斑。 跨越語言障礙之後，1958年張彥勳以中文在文壇上重新出發，以創作小說為主，反映台灣人民的生活，描寫台灣社會的現實。 到了1971年，他因為眼疾導致一隻眼睛失明， 另一隻眼睛視力僅0.3。失明對一位作家，猶如失聰對樂聖貝多芬一樣，是莫大打擊！張彥勳因此開始從事不必寫長文的兒童文學、少年小說和翻譯。他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品有《兩根草》、《阿民的雨鞋》等。張彥勳說他的兒童文學創作題材，大多來自實際的教學經驗和生活觀察。從事兒童文學創作，是他眼力喪失之後最溫馨的生活慰藉。 張彥勳任教國民小學30多年，生活淡泊簡約、憨厚樸質的他，寄情於寫作。他的寫實的文筆，寫出世間的困苦與歡樂，也為兒童帶來激勵、進取與同情的慈悲、向上的意志。 他寫作不輟，直到1995年辭世。 （圖為張彥勳與夫人陳桂葉及女兒張千黛。）

今日壽星：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 「永遠都不要怕被人懷疑，除非他們能證明。」–希區考克   在英格蘭的一列火車上面，兩位旅客互相交談。 其中一位問：「對不起，先生，請問在您頭上的奇怪包包是什麼東西？」 『喔，這個呀，這個是『麥高分』。』 「做甚麼用的呢？」 「是用來設陷阱捕抓蘇格蘭高原的獅子。』 「喔？但是蘇格蘭高原沒有獅子呀！」 「喔，那就沒有麥高芬了。」 以上是「緊張大師」大導演希區考克用來解釋「麥高分」（MacGuffin）的例子，是電影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指一些在劇情中有極大重要性，卻是子虛烏有的東西，「一個麥高芬，即什麼都不是。」 這是不是太虛無了？再看一個鏡頭： 在一間擠滿了人的房間裏，鏡頭從高高的天花板一路俯拍下來，直到拍成女主人握拳的特寫，手裏捏著一把重要的鑰匙....。 這是希區考克作品《美人計〉(1946)中的鏡頭，以令人目眩的純熟技巧製造懸疑。 希區考克後期最成熟的影片則幾乎都使用「蒙太奇」手法。蒙太奇到底怎麼奇？讀者若好奇，就請自行估狗了。 這位有「懸疑電影大師」之稱的大導演、電影製片人，於1899年的今天出生於英國。 希區考克從1920年代的默片開始，在長達六十年的藝術生涯中，共拍攝了逾五十部電影，其中《蝴蝶夢》（1940）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 有許多影評家說他的電影有著深遠的寓意與哲理內涵，但是希區考克卻說他的電影沒有超出娛樂之外的用意。他說“What is drama but life with the dull bits cut out. ”（戲劇就是切除無聊部分的生活）。 緊張大師有時也很幽默，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因為過度肥胖，沒有被徵召入伍，所以他曾開玩笑說「復仇是甜蜜的，而且不會發胖。」。 希區考克後來前往美國好萊塢發展，在美國拍了很多電影。並且於1956年入美國籍，但仍同時保留英國籍。 由於他在影藝上的成就，英國女王頒給他爵位，但是他沒有來得及參加女王正式的封爵儀式，在受封四個月之後因腎功能衰竭在洛杉磯去世，享年80歲  

「金玉非寶，藝術乃是至寶； 心靈無形，藝術即其象形。」–倪蔣懷 今天是台灣第一位水彩畫家倪蔣懷的冥誕。他於日本領台的前一年，1894年，出生於瑞芳。 瑞芳公學校畢業後，於1909年考入當時菁英薈萃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改名台北師範學校）師範部。受到日籍美術老師石川欽一郎的啟蒙，是石川在台灣的第一位學生。他以水彩寫生的方式，描繪他周遭的台灣土地，開啟了台灣的新一次美術時期。 1913年，倪蔣懷擔任暖暖公學校的訓導，做了四年的老師之後，由於他的岳家就是基隆顏氏礦業，因此他改業從事礦產事業。但他仍不忘執筆作畫，並積極推動台灣的美術活動，及扶植台灣的美術人才。 1924年他出資與陳澄波、藍蔭鼎、陳植棋、陳英聲、陳銀用、陳承藩等人創立「七星畫壇」，這是台灣最早推廣美術的團體，又成立「台灣水彩畫會」。1927年「七星畫壇」解散，擴大成立廣納更多台灣畫家的「赤島社」，倪蔣懷出資全力支持。他並獨資創辦「台灣美術研究所」，培植許多著名的台灣畫家。倪蔣懷平日生活節儉，但是在推動台灣美術運動、贊助美術團體、支持台灣美術家的畫展，則慷慨資助。 我的好友美術家李欽賢老師這樣敘述倪蔣懷：「倪蔣懷可以說是台灣近代史上，最早帶動贊助藝術風氣的先驅。他是第一位台灣水彩畫家，也是第一位有眼光、肯犧牲，又有能力推展台灣美術運動的先覺者。台灣新美術的草創，他一馬當先；支援畫壇，出錢又出力。倪蔣懷既是畫家，又是後援者的雙重性，已不是附庸風雅而已，在台灣的藝術運動的功勞上，確實佔有舉足輕重的份量。」 倪蔣懷本身的畫作多為寫生的水彩畫，現存台灣第一張水彩畫，正是倪蔣懷的作品。倪蔣懷的水彩畫作〈山間之街〉（1927）入選第一屆「台灣美術展」。之後又以〈雙溪夕照〉、〈裡通〉連續兩年入選「台展」。從他的作品，可以看到他身邊周遭的景觀，包括基隆雨港、淡水教堂原貌、瑞芳礦區、大稻埕老街風光...。倪蔣懷是台灣畫家中畫最多台灣近代都市風景及台灣近代建築的畫家。 1943年倪蔣懷因尿毒症病逝，享年50歲。  

  「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膻，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我很怕讀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因為字字血淚，又會讓我泫然欲泣，痛徹心扉！ 然而，今天是林覺民的冥誕，我既然寫此【燦爛的星辰】專欄，就不能不再淚讀他的〈與妻訣別書〉。 林覺民出生在1887年，是中國福建福州人。1902年考入福州全閩大學堂文科； 18歲與陳意映結婚，林覺民字「意洞」。「意洞」與「意映」可謂同心一意！ 1907年林覺民赴日本進入慶應義塾大學（今慶應大學）文科攻讀哲學，參加同盟會，1911年回中國參加黃花崗起義，與方聲洞領先襲擊總督轅門，受傷被捕，於4月27日被斬首就義！得年24歲。他就是所謂「黄花崗72烈士」（其實不只72人）之中的一人。 他在參加革命之前，留下一封寫給妻子意映的信，就是這篇至情至性的至文〈與妻訣別書〉。 他告訴意映「...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傍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淒惻感人。 林覺民留學日本，妻子意映又是福州女子初級師範學堂畢業，他們只要獨善其身，不管天下蒼生，當可安享福份。然而林覺民不能容忍「遍地腥膻，滿街狼犬」，因此慨然投身革命！ 一些泛藍人士的刻板印象可能會認為像我這種台獨份子一定不喜歡(或不清楚)像林覺民這樣的早期國民黨的革命先烈。其實錯了！清朝末年的許多中國革命人士，像林覺民、陸皓東、方聲洞、秋瑾、黃興、宋教仁…都是我很欣賞景仰的人物。對於任何一個國家，基於正義感，起來抗爭不義、反抗強權的革命烈士，都讓我景仰感動！因為「勇士當為義鬥爭」、「願同弱少鬪強權」的人格特質，不分國籍、種族，都是偉大的人格。 再說，像當年林覺民這種嫉惡如仇的人格特質，與後來殺人無數、專制集權、侵占國產、貪污腐敗...的國民黨人，簡直天壤之別。如果林覺民在天有知，發現國民黨（當時叫同盟會）的人，已經從林覺民墮落成林益世了！他一定會和我們站在一起，起來反抗！ 〔圖片說明〕革命失敗被捕的烈士，右二為林覺民。  

今日壽星：胡佛（Herbert C. Hoover） 「到處都可孕育新的作家，但絕不可能出現在駭人教條的陰影下。」 「如果我們的政府官員只選擇他們贊成的法律去執行，如果我們的人民只選擇他們所贊成的法律去遵守，我們的憲政體制將趨於崩潰！」–胡佛 苦學成功的美國第31任總統胡佛，出生於1874年的今天。 他9歲時成為孤兒，先後與祖母、叔叔和舅舅一起生活。他從未上過高中，但辛苦上夜校。1891年，史丹佛大學建校，胡佛以第一批免學費的學生入學。他是宿舍樓中第一班的第一個學生，所以胡佛自稱他是史丹佛大學史上的第一個學生。 現在史丹佛大學裡面有一個「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就是因他而來的。 胡佛修習地質學。在校時擔任棒球和橄欖球的學生經理。有一次在一場比賽之後，他發現球票收入的帳目短缺25分的票錢。原來有一個人沒有付錢，他發現了，追上這位觀眾要錢，才發現這個人正是一年前剛剛卸任的前總統班傑明哈瑞森，胡佛照樣向他索回票錢。後來胡佛回憶說，那是他第一次和偉人邂逅。34年後（1928），胡佛也當上了美國總統。 胡佛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從事負責救援和糧食管理的重任。1921年胡佛為蘇俄鬧饑荒的紅軍控制區提供糧食救濟，遭參議院許多議員反對。胡佛駁斥說：「兩千萬人在挨餓。不管他們是什麼政治，他們總得吃飯！」戰爭結束時，紐約時報稱他是「最重要的十位活著的美國人」之一。胡佛當年救濟蘇俄之舉是否得當？這問題值得我們現在的台灣人討論，中共控制下的中國，有汶川地震、鄭州水災，台灣人該不該捐款救災？爭議的論點是：中國用軍機、軍艦、飛彈擾台的費用，就足夠救災，我們該不該「資敵」？ 胡佛曾經考慮過要加入民主黨，但後來作罷，沒加入民主黨的理由之一是，「他小時候鎮上唯一的民主黨人是個醉鬼」。他後來由共和黨提名，當選總統。 有趣的是，1928年的總統大選中，胡佛與對手民主黨的史密斯，兩個人最大的理念差異，就是對「禁酒法」的態度。史密斯反對禁酒，要求撤銷禁酒法；而胡佛則明確支持禁酒法。 胡佛於1932年尋求連任失敗，敗給了富蘭克林．羅斯福。 胡佛有多本著作，其中《美國的個人主義》（1922）影響極大。而他的《胡佛回憶錄》（1952）極具史料價值。 胡佛於1964年過世。  

今日壽星之一：皮亞傑（Jean Piaget） 1906年，瑞士有一個10歲的小孩，在公園裡面觀察白麻雀，他記下他的觀察筆記，竟然提出他人生的第一篇科學論文。這個天才兒童後來成為著名的發展心理學家，也是個哲學家，他就是皮亞傑。 心理學界有一句話說： 「佛洛依德發現人類的*潛意識*（Unconsciousness）；而皮亞傑則發現人類的*意識*（Consciousness）。」 1896 年的今天，這位心理學家出生於瑞士的紐沙特。 傳統的認識論只問「知識的性質如何？」；而皮亞傑則探討「知識如何發展？」。皮亞傑從兒童認知功能發展，剖析知識的形成，他的認知發展理論成為這個學科的典範。 所謂的認知過程，就是一個人接受到外來的刺激、訊息之後，如何將訊息傳達給自己的大腦，大腦如何解釋並且做適當回應的歷程。 我有時候常想，像馬英九、費鴻泰、洪秀柱、趙少康、賴士葆...這些人至今為何仍有那樣的言行，是不是他們自幼兒生長的環境中一直只在單元的「黨國」教條的制約與操控之下，以致於此？他們的認知發展的歷程是發展心理學很好的研究個案。 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提出之後，有助於幫助孩子主動進行思考，培養他們建立認知的主體性。老師們必須依據兒童的認知發展階段，提供適合的教材與說明，讓他們能夠消化吸收，然後應用。 皮亞傑於1980年9月逝世於瑞士日內瓦。   今日壽星之二：顧茲姆斯（Johann C. F. Guts Muths） 「身體欠缺鍛鍊，是虛弱、膽小，而又容易衝動的最大原因。」–顧茲姆斯 德國人顧茲姆斯，在擔任體育教師期間，完成一系列著作，將體育的教育與方法系統化，（其中以《青年體操》和《游戰》兩書為最著名）。他被稱為「世界體育之父」。 顧茲姆斯出生於1758年的今天。1839年 5月過世。

  今日壽星：保羅·狄拉克（Paul A. M. Dirac） 「在還不知道如何結束一個句子之前，不要動筆。」–保羅·狄拉克 以上這個句子，乍看之下會讓人誤以為是一位作家的經驗談。其實，說這句話的人，是一位理論物理學家，他是出生在1902年的今天的保羅·狄拉克。 他是英國理論物理理學家，量子力學的奠基者之一。 1933年，因為「發現了在原子理論裡很有用的新形式」（即量子力學的基本方程式—「薛丁格方程式」與「狄拉克方程式」），狄拉克和薛丁格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是當時史上最年輕獲獎的物理學家。 狄拉克在物理學上有諸多開創性的貢獻。但是因為太專業，我沒有能力介紹，臉友也沒有耐性看，就不多談。只談一下這位物理學家這個「人」的趣事。 狄拉克講求精確，而又沉默寡言。他的劍橋大學的同事曾經開玩笑，定義「一個小時說一個字」叫做「狄拉克」單位。 這位只重視學術研究，毫無物質生活享受，不喝酒、不抽菸、只喝水的物理學家，偶爾也會比較詩與科學的差異。他說：「科學的目標是以較簡單明瞭的方式去理解困難的事物；詩則是將單純的事物，以無法理解的方式來表達。這兩者是不能相容的。」對於科學的形容我們不敢貶一詞，但是「詩」果真如他說的嗎？留給我的好朋友大詩人李魁賢、李敏勇、鄭炯明、曾貴海、莫渝...去回應吧！ 1929年8月狄拉克和夥伴海森堡一起去日本參加學術會議。當時兩人都是未婚的年輕人。在一個晚會上，海森堡喜歡參與社交活動並與人跳舞，狄拉克不喜愛跳舞，只好坐在一旁觀看。海森堡跳完一段舞之後回到狄拉克旁的椅子坐下，狄拉克問道：「海森堡，為何你喜歡跳舞？」海森堡回答：「當有許多好女孩時，跳舞是一件快樂的事。」狄拉克想了幾分鐘後繼續追問：「海森堡，為何你有辦法在一開始就知道她們是好女孩呢？」 果然是一個講求「精確」的科學家。

【燦爛的星辰】8月7日 李筱峰/ 輯撰 今日壽星：亨利·赫斯（俄語名Герман Иванович Гесс） 「化學反應所吸收或放出的熱量，僅決定於反應的始態和終態，而跟反應完成所經歷的步數無關。」這是熱化學的「赫斯定律」的主要理論。 1802年的今天，是醫師也是化學家的亨利．赫斯，誕生於瑞士日內瓦，他的父親是個藝術家，4歲那年，他們一家移居俄國。1822年，赫斯入讀塔爾圖大學學習醫學。又去斯德哥爾摩學習化學。1825年，赫斯取得行醫資格。回到俄國之後，曾加入一支烏拉山脈地質探險隊，之後，在伊爾庫茨克行醫。 1830年赫斯開始全職從事化學的研究與教學工作，成為聖彼得國立工藝學院的教授。1840年，他發表了後來被稱為「赫斯定律」的著名論文，可以說是熱力學定義定律的最早的版本。赫斯定律（英語：Hess's law），又名反應熱加成性定律（英語：the law of additivity of reaction heat）。 赫斯出生在瑞士，移居俄國，又在瑞典讀書，又回俄國行醫。 除了習醫，又攻讀化學，又參加地質探險。真是多樣的人生，多元的學習。 只可惜， 1850年11月在聖彼得堡過世，僅享年48歲。

  「國內醫療環境、醫療品質變得這樣差，我應該切腹！」 「做自己愛做、能做的事，全力投入，做到最深、最徹底。」–宋瑞樓 有一次宋瑞樓醫師考問他的學生：「病人只有200元，坐慢車回家還要留30塊，只有170元可以看病，你怎麼決定病人要做哪些檢查？」宋瑞樓要讓學生體會照顧病人，不只了解病情，還有他的經濟狀況，替病人想。 這位宅心仁厚的人道精神醫師宋瑞樓，誕生於1917年（日本大正6年）的今天。 台灣是世界上第一個全面施打B肝疫苗的國家，台灣的肝癌、肝硬化、肝癌的發生率從原本五分之一人口感染率、自母體垂直感染每年約四萬名的肝炎新生兒降低到現今的每年僅數千名。這是誰的功勞？這是被譽為「台灣的肝病之父」、「消化系內視鏡之父」的中研院院士宋瑞樓醫師大力提倡的成果。 宋瑞樓是竹東出身的客家菁英，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他的研究論文「肝病檢驗方法」，經由他的日本教授推薦，送到九州大學審議，獲得博士學位。 1952年，宋瑞樓赴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進修消化系醫學，後再轉往杜克大學研究。 1954年他完成台灣第一例人體胃部檢查。 傳統社會將肝病歸咎於勞累，宋瑞樓醫師的肝炎血清研究，界定B型肝炎體液傳染途徑，將「勞累」與「肝病」的必然關係脫鉤。他同時也將分食概念帶進肝病預防領域，現在我們盛行的衛生筷與公筷母匙，可以說來自宋瑞樓的提倡。 宋瑞樓的學生陳定信醫師回憶說：「宋教授喜歡啟發學生，一旦犯錯或答案不適當，也不罵人，反而會怪自己，有位女同學曾被問哭了，老師就說不好意思，不是故意弄哭，但下次照樣問。」 宋瑞樓教授對台灣醫療的貢獻至深且鉅，2001年他獲頒第一屆總統科學獎；2011年，更獲第廿一屆醫療奉獻獎特殊醫療貢獻獎，那是國內醫學界最高榮譽。 宋瑞樓院士於2013年5月辭世，享年96歲。 像我這樣的「東亞病夫」，必然蒙受宋院士貢獻台灣醫療的恩惠；此外，我從事歷史教育，也從宋院士身上得到教學的靈感。宋瑞樓訓練學生強調「問病史」，他說問病史可以免掉不必要的高科技檢查，不會浪費病人的錢。「問病史」不正是解說「歷史學意義」的極佳教材嗎？ 再附記幾句：宋瑞樓的大哥宋枝發（齒科醫師）於二戰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竹東分團團長。二二八事件時，他被指為3月1日圍攻警署的首謀，遭逮捕，後經家人輸財救回。所幸，沒有繼續牽連到弟弟宋瑞樓，否則往後台灣的醫療發展必大打折扣了。

  「現在莊稼漢是鑑定人，所以我必須表現他們的利害關係。」–伊利亞·列賓 俄國傑出的批判現實主義畫家伊利亞．列賓（Ilya Y. Repin ）出生於1884年的今天。 列賓的父親是一個屯墾軍的軍官，列賓小時候全家人在屯墾地辛勤勞作，孩童時代他就親身體會到了生活的貧困和艱難。他曾數次目睹囚犯如何被驅趕著從他面前經過，這些世間苦難的印象，成為他日後創作的靈感。 著名的《伏爾加河上的縴夫》一畫，表現了人民的貧窮苦難及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又例如表現農民主題的《在鄉政府》，表現當時農民被徵兵參加俄土戰爭，如《歸來》、《回去，過去了的戰爭英雄》、《送新兵入伍》。 列賓曾留學法國及義大利。回國後，堅持在鄉村和民間寫生，他並且與革命民主主義知識分子密切往來。他的《宣傳者的被捕》、《拒絕懺悔》、《意外歸來》都是以革命者的鬥爭生活為題材的優秀作品。而對俄羅斯歷史事件的關注更引起他對歷史畫強烈的創作欲望，《伊凡雷帝和被他殺死的兒子》、《索菲亞公主》以及《扎波羅什人給土耳其蘇丹覆信》等，都是這類作品。 列賓參加了一個由俄羅斯一些具有進步民主思想的寫實派畫家和雕刻家組成的「巡迴展覽畫派」，主張真實地描繪人民的歷史、社會、生活和大自然，揭露沙俄專制制度。從他們身上看到的不僅是沙俄專制下普通民眾奴役般的生活，更體會到了他們的智慧、善良和力量。列賓的作品，被視為「巡迴展覽畫派」的重要代表。但是他的許多描寫革命者的作品，常常通不過沙皇政府的檢查，而從展覽會上被拿下。例如《在沙皇的絞架附近》、《驅散示威遊行》...。 台灣的社會常常聽到「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的幼稚言論，那是對社會缺乏關愛、對公共政治議題麻木不仁的人的說詞。台灣的藝術界非常缺乏台灣歷史與政治題材的作品。列賓如果再世來台，一定很訝異！

  「如果你過分珍愛自己的羽毛,不使它受一點損傷，那麼你將失去兩隻翅膀，永遠不再能凌空飛翔。」—雪萊 英國浪漫主義的自由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出生於 1792 年的今天。 他有很好的家世，祖父是男爵，父親是輝格黨議員，但他顯然不守成規。18歲入學牛津大學的雪萊，深受英國自由思想家休謨等人的影響，發表了一本小冊子《無神論的必要性》，提出對上帝、政治與社會的己見。結果大一沒讀完，就被牛津大學開除。父親要他悔過道歉，他卻拒絕，因此被逐出家門。 由於同情被英國強行合併的愛爾蘭，並支持愛爾蘭天主教徒的解放事業，雪萊偕著第一任妻子，前往都柏林。在都柏林發表《告愛爾蘭人民書》以及《成立博愛主義者協會倡議書》。此後由於政治熱情的驅使，雪萊旅行於英國各地，散發其自由思想的小冊。他擅長寫敘事長詩如《仙后麥布》，富於哲理，抨擊宗教的偽善、封建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間的不平等。 雪萊不只是詩人、文學家，他的作品充滿哲學與政治批判。他的最長的詩《伊斯蘭的反叛》，描寫詩人的夭折，對人類的愛，和對自由理想的嚮往。此詩的主要目的，在勸當代人不應該為法國大革命的失敗而失望。 由於第一次婚姻的失敗，以及他不拘泥於社會成規，他帶著第二任妻子離開英國，遷居義大利，創作出更多作品。《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是他最偉大的抒情詩劇。他還創作更多哲學以及政治的散文，如《改革的哲學觀》表達對實際改革的一種現實態度。 1822年7月雪萊乘坐自己建造的小船，遇暴風翻船溺斃，好友拜倫等人以希臘儀式幫他遺體火化，骨灰安葬於羅馬。 *附記* 雪萊大一沒讀完就因為發表文章被退學；我起碼讀到大三才被退學（也是因為發表文章）。是我比較厲害？還是他厲害？哈哈！  

  歷史上的今天，有兩位壽星雖出生於不同年代，卻可以同日而語，他們是： 克羅埃西亞作曲家伊凡·札伊茨（Ivan Zajc），誕生於1832年的今天。 曾任澳洲第二任總理的迪金（Alfred Deakin）於1856年的今天出生。 克羅埃西亞的伊凡·札伊茨，曾經到米蘭學習音樂，又移居音樂之都維也納，但是他卻創作出具有克羅埃西亞精神的音樂與劇作。1870年他回到克羅埃西雅的札格瑞布，擔任指揮並創作了一批克羅埃西亞民族歌劇。這位多產作曲家、劇作家，為克羅埃西亞民族音樂的發展貢獻良多。其知名作品有歌劇《米斯拉夫》、《尼古拉·蘇比克·齊林斯基》等。 澳大利亞的政治家迪金，他的雙親都是英國移民。用台灣習慣的思考，迪金算是所謂「外省第二代」，但是他不像許多台灣的「外省第二代」拒絕認同本土，迪金不僅落地生根，在19世紀晚期，他領導維多利亞殖民地的自由化改革，而且他在澳洲總理任內推行澳洲聯邦化。《聯邦的故事》是其名著。 這兩位人物好有一比，前者札伊茨，年輕時到異鄉習樂，不忘其本，最後落葉歸根，仍創作出具有祖國精神的音樂；後者迪金是移民的後代，落地生根，腳踏實地，為在地的政治立下根基。

  1928年，有一名台灣少年周金耀摔傷右膝蓋，細菌感染以致傷口潰爛長達一尺多，有截肢之虞。他來到彰化基督教醫院找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醫師看診，蘭醫師認為，植皮手術或許是唯一希望。但植皮手術目前僅是書上的理論，還未真正成功過。正當蘭醫師絞盡腦汁之際，他的夫人連瑪玉（Marjorie Landsborough同樣也是英國籍傳教師）說：「假使割我的皮膚，補到金耀的患部，可以嗎？」蘭醫師最後接受了蘭夫人的意見，進行了台灣史上第一次植皮手術。這段動人的故事，被稱為「切膚之愛」，成為台灣外科醫生自我砥礪的標竿。 蘭大衛是一位出身蘇格蘭的醫師，也是基督長老教會的傳教士。1899年蘭大衛醫師在彰化開設大社長老教醫院（今彰化基督教醫院前身）。他長年在彰化地區行醫，醫人無數，因此彰化地區出現一句俗諺：「南門媽祖宮，西門蘭醫生」。 蘭大衛出生於1870年的今天。 其子蘭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Ⅳ）醫師也在台灣行醫，貢獻台灣醫療事業良多。 看了這個家庭，從老遠的西方跑來台灣，為台灣人奉獻犧牲；再看看台灣內部有另外一種所謂「高級外省人」，吃住於台灣，卻罵台灣為「鬼島」，罵台灣人是「倭寇」，還要中共武統台灣。人性之善良與邪惡，真是天淵之別！ （照片左：蘭大衛醫師，右上：蘭大衛 、連瑪玉夫婦，右下：蘭醫師和學生及患者）

  「生物可以從影響它們的環境中獲得新的性狀，且不同物種間的差異是由中間性狀消失導致的。」 這是法國的動物學家拉馬克(Chevalier de Lamarck)於1809年發表的《動物哲學》(Philosophie zoologique，亦譯作《動物學哲學》)一書中提出的要旨，他有系統地闡述進化的理論。拉馬克‘認為這既是生物產生變異的原因，亦即是適應環境的過程。「用進廢退」與「獲得性遺傳」可以說是「拉馬克學說」的兩個法則，奠定了進化論的基礎。後來達爾文在《物種原始》一書中曾多次引用拉馬克的學說。 這位進化論的奠基人拉馬克，出生於1744年的今天。他於1829年12月18日過世。 拉馬克的學說，讓我聯想到，國家的發展生存，是否也該在「用進廢退」中，求新求變？只是，生物的進化，非出於其本身的自由意志；而國家的發展，則可以凝聚國民的意志共同奮進！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曾經是贊成台獨的，以下史證歷歷可查： 一九二八年在中共的建議下，謝雪紅、林木順等台籍左翼人士籌組台灣共產黨，四月十五日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法國租界成立。揭櫫的政治大綱第二、三條就表明「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建立台灣共和國」。當時的中共不但沒有反對，還派代表彭榮參加台共的成立大會。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美國學者斯諾（Edgar Snow）到延安訪問毛澤東。斯諾問：「中國人民是否要從日本帝國主義者手中收復所有失地？」毛回答：「不僅要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要收復我國全部的失地。這就是說滿洲必須收復。但我們並不把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包括在內。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將熱烈支援他們爭取獨立的戰鬥。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詳見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紅星照耀中國》）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報告，鼓勵「朝鮮、台灣等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他呼籲「中、日兩大民族的人民大眾及朝鮮﹑台灣等被壓迫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統一戰線」。很明顯，毛澤東認為中國人和台灣人應該以平等的國際友誼來合作。 一九四一年六月，周恩來在〈民族至上與國家至上〉一文中，明白表示中國除了要追求自己的獨立自主，也要支持其他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運動。這些運動包括：朝鮮、台灣的反日運動，巴爾幹與非洲民族國家的反德、義侵略，以及印度、南洋等地的民族獨立運動。 二戰即將結束前，中共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六月十二日），曾刊載一份有台灣名號的文件〈台灣等國留延黨員致中共七大大會祝賀詞〉，簽發賀詞的「台灣等國」包括台灣、菲律賓、越南、泰國、馬來亞、荷印、緬甸；賀詞中明確提到中共長期支持東方各民族（包括台灣）的獨立運動。（詳見《解放日報》，一九四五．五．一） 更有意思的是，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一九四七年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中共的《解放日報》還在三月八日發表「支持台灣獨立」的言論。毛澤東在延安的廣播講話就說：「我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完全支援台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我們贊成台灣獨立，我們贊成台灣自己成立一個自己所要求的國家。」 習近平先生，你們的前輩領導同志們既然都明白贊成過台灣獨立，你們何必那麼看不開呢？台灣做為一個獨立國家，可以與中國經濟互惠、文化交流，共存共榮，有何不好？何必相煎太急呢？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副外長謝鋒，與美國副國務卿雪蔓（Wendy R. Sherman）日前於天津會談。中國重申台灣議題是「重中之重」。 謝鋒警告美國，千萬不要低估十四億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王毅說，追求統一是人民的選擇。 中國官員對民主國家官員大談「人民的意志」、「人民的選擇」確實好笑！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把『人民』放進國號，但始終沒有放在心中。一個沒有選舉、沒有民調、沒有公投的國家，其「人民的意志」、「人民的選擇」是怎麼形成的？當然是共產黨說了算。反倒是台灣的民意非常清楚，不僅有定期改選的國會及總統大選的選票可以展現民意，還經常有民調可以了解。目前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民調已達六、七成，而不贊成「統一」的民意高達八成多，希望「統一」的人不到一成。這樣的「人民的選擇」、「人民的意志」，王毅怎麼視而不見？ 中國又老調重彈「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要美國「不可干涉中國內政」。 中國耀武揚威要武力侵犯台灣，全世界會把它看成中國內政問題嗎？只要看看台灣海峽每天有五、六百艘國際船隻來來往往，他們會認為台海發生戰爭是單純中國內政嗎？記不記得1996年台灣開始民選總統時，中國在台海試射飛彈，結果歐洲會議立刻向中國嚴正表示「國際貿易的秩序不容破壞」！ 對一個擁有民選總統、民選國會，擁有自己的貨幣、獨立自主的海關的國家，進行軍事侵略，又造成國際秩序的破壞，這是中國內政嗎？ 台灣如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何必出兵侵犯他的領土？何其矛盾！ 記得加拿大與中國建交時，中國要求加拿大承認台灣是其領土的一部分，加拿大回答，「我加拿大承認台灣是你的領土，毫無意義，因為加拿大的人民要去台灣的話，跑去你們中國大使館簽證也一樣進不去。」這個回答現在依然有效。 台灣問題已受國際矚目，台灣的安全當然是建立在「國際化」的脈絡中。 台灣走向「國際化」，或走向「中國內政化」，何者對台灣才安全？其理至明。台灣如果「中國內政化」，勢必讓台灣失去國際支持。現在我們應該知道赤藍政客為何連美、日等國贈送我們疫苗都要辱罵的道理了，因為赤藍集團無法忍受國際社會奧援台灣，破壞他們要把台灣「中國內政化」的企圖。 我們一定要徹底拒絕一心一意要把台灣「中國內政化」的赤藍政客！

  台灣參加奧會的名稱是Chinese Taipei，如果認真計較，Chinese Taipei正確的翻譯應該是「支那台北」。因為China和「支那」本是同一來源的名詞。起源於「秦帝國」的「秦」字，秦滅六國建立大帝國後，「秦」的名稱傳到中亞、歐洲，用拉丁字寫為Chin或Chine，讀音是原來的「秦」的音。後來Chine被讀成兩個音節chi-ne，之後再轉音成chi-na。已經脫離「秦」的原音，Chi-na再傳回東方，再音譯成漢字之後，便出現「支那」、「震旦」（用閩南音讀，音即近似）。所以，China和「支那」是同一來源。 「支那」本無蔑視之意，像清末革命家宋教仁在日本時就辦了一份刊物叫《廿世紀之支那》；一九○七年日本早稻田大學「清國留學生部」的一本畢業題名簿中，來自清國的六十二名留學生填寫的國籍，寫「支那」的有十八人，寫「清國」的十二人，寫「中國」或「中華」只七人，其餘廿五人不知道如何寫。可見用「支那」的人最多，也可見當時並沒有歧視的意義，而許多人還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中國」、「中國人」一詞，是在近半世紀內才被政治力神聖化，成為民族主義者的圖騰。 滿清倒台後，當時革命人士討論新的共和國名稱，「支那共和國」、「震旦共和國」都有人提，最後採用章太炎的意見，稱「中華民國」，英文則使用The Republic of China。如果回到原始意義，The Republic of China就是「支那共和國」之意。 二次大戰前，日本稱中國還是沿用「支那」的稱呼，直到二次大戰後，才改稱「中國」；而西方國家見中華民國自己對外都用The Republic of China，只好繼續叫China。今天很多中華民族主義者很喜歡被稱China、Chinese，但是聽到「支那」則不高興。其實，China就是支那，支那就是China。 至於「中國」、「中華」的名辭漸漸成為國家名稱，是在清末及民國以後逐漸形成（古代雖有「中國」之稱，指的是京師所在或中原之地，意義與今不同）。但「中國」、「中華」譯為China，不論從語譯或音譯看，顯然牛頭不對馬嘴，可能是西方世界已習慣稱之為China，中國只好沿用接受，也自稱China了。 我說了這些歷史背景，沒有讚貶之意，純粹是史實的理解。重點是：不論是China、支那、中國、中華，硬要套在台灣身上，都很不貼切；台灣就是台灣，最自然。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