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敏教授在1963年當選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以當時彭明敏的地位與身分﹐若願奉迎蔣政權﹐想必飛黃騰達﹐但他耿介的個性﹐寧願忠於知識份子的本分。他以一介國際法權威﹐有感於台灣在國際社會上若不改弦更張，有朝一日將無法立足。就在彭明敏當選十大傑出青年的隔年（1964年），他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起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文長七千字（謝聰敏原本寫了三萬字），為了這七千字，他們師生三人卻必須坐牢受難！ 我為了方便大家快速了解宣言的內容，特將該文重點整理濃縮於此。 他們在宣言中指出蔣政權利用「反攻大陸」的神話蒙蔽人民﹑實施軍事戒嚴統治。他們呼籲台灣人民必須在「極右的國民黨」與「極左的共產黨」之間走出自己的道路。 宣言中 說: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論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與否，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團結一千二百萬人（按：當時人口）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主張，可以再簡單化約成以下15字： 制定新憲法， 建立新國家， 加入聯合國。 如果要再精簡，那就是6個字: 制憲 建國 入聯 這不就我們今天仍要努力的目標嗎？ 制憲是台灣民主化的工程。 建國是台灣在地化的工程。 入聯是台灣國際化的工程。 台灣人繼續團結努力！

  2010年中，有一天，彭明敏教授跟我開了一個玩笑，說要幫我開一場演唱會。我哈哈大笑說，我只是愛唱歌，又不是音樂家，開演唱會不是厚顏向天借膽嗎？ 聊天中，我想起我去美國曾經做過的演講，講述台灣歌曲與台灣歷史的關係，於是我向彭教授提出一個構想，如果要開演唱會，不如我來設計一個「講唱會」，我一邊講述台灣歷史，一邊穿插演唱台灣歌曲。歌曲的演唱，可以找愛唱歌又會唱歌的朋友來幫忙配合。 這個提議一出，彭教授以及秘書吳慧蘭、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辦公室主任李俊達等人都覺得很有意義。剛好那時候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正要募款，於是最後就決定舉辦《唱台灣歌．說台灣史》的募款音樂會。 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流行歌何嘗不然？流行歌謠觸及社會脈動，反映庶民生活，所以透過歌曲可以看到歷史。我負責策劃音樂會內容，將歌曲帶入台灣史，將台灣史搬上歌唱台。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終於在2010年10月23日及29日在台北及台中舉辦兩場音樂會。因彭教授的號召力，兩場都爆滿。 第一場活動結束時，反應就很熱烈。終場時，好友盧世祥衝到台前，以興奮的口氣對我說：「這樣的講唱會只辦兩場，太可惜，應該再繼續。」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內部開始考慮是否繼續巡迴各地舉辦？彭教授一向行事低調，認為此活動原以募款為目的，募兩場就足夠了，一直募款下去怎麼好意思？但若不募款，每場所費不貲，才剛募到的錢就要馬上花光。 就在此時，一向慷慨好施，長期奉獻文化事業的企業家陳宏正先生，提了現金60萬元來到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找彭教授，他把現金往彭教授桌上一擺，說：「你們的『唱台灣歌．說台灣史』太好了，請繼續辦下去，到全島去巡迴吧！」 應多方的建議與支持，我們果然繼續出發，結果前後一年多的時間，巡迴全島各重要市鎮共計舉辦16場。在16場巡迴講場會中，彭教授親自出席14場，他帶著我們全體團員巡迴台灣各大重要城市演出，幾乎場場爆滿，可見他的號召力！直到最後在花蓮那一場，我主講完畢之後，心臟不適，彭教授才喊停，要我休息。 這16場的巡迴講唱，讓我想起當年「台灣文化協會」舉辦的全島巡迴演講、放映電影、演文化劇，想起我的舅公林秋梧奔走於鄉村之間從事演講、放映電影，那種為啓蒙同胞的勇往豪情，激發我不少動力。 我真要感謝彭教授給我這樣的機會為台灣做事，這是我人生中永難忘懷的經歷。 （下圖是《唱台灣歌·說台灣史》講唱會在板橋文化中心的會場，觀眾熱烈。前排中坐者為彭明敏教授，其兩旁分別是總統府資政吳澧培伉儷、陳田稻伉儷；前排左一為Milo L.Thornberr，他就是曾經協助彭教授脫出台灣的唐培理牧師。）  

  （以下摘錄自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 我第一次聽到彭明敏教授的名字，是在初中時代從父親口中聽到。大學時代才偷偷讀到他被列為禁書的《自由的滋味》。 1992年他回到台灣後，我終於有機會見到他本人，回憶第一次和他的見面是一件興奮的事，記得那一天是在台灣教授協會舉辦的一個演講會上，彭教授出席參加，我趨前向他問候，並自我介紹。沒想到他聽了我的名字之後，立刻以歡喜的神情說：「喔！你就是在世專教書的李筱峰！」我當時任教的學校是世界新專，社會上都簡稱「世新」，彭教授則稱呼「世專」，不能說錯。我很驚訝又興奮，彭教授竟然對我有印象，而且還知道我在哪裡任教。可見他雖長年在海外，但是對國內輿論界、政論界很用心了解。彭教授還接著對我說：「你文章真好，我真欣賞。」這實在是天大的鼓勵！ 此後，我有很多機會和彭教授接觸來往，我常常被他列入邀宴聚餐的名單中。他常邀請年輕一輩的知識人、文化人、社運人士餐敘，主要是要聽聽大家的意見，獲得新知。 他是一個求知慾很強的人，每天看很多報紙。他雖只有一隻手，但每天坐在電腦前面上網看全球各大報，從台灣國內各報（包括紅媒）看到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再看New York Time、Washington Post....，連法國的媒體也看。有時候從吃早餐開始，邊吃邊看，看到變成午餐了。 他很喜歡讀書，有一次他大駕光臨我在林口家的書房（見下圖），瀏覽我的書架後，他取出一本厚達500頁的‟Austronesian Taiwan”借回家看，一週之後，他說看完了可以還我了，讓我驚訝不已！ 資深媒體人卜大中這樣形容彭教授： 「彭教授的身上有股神秘的氣質，是他們那一代受日本教育所推崇的『文藝復興人』，具有西化後的日本仕紳及貴族的氣概，相當迷人。」 彭教授還有許多異於一般政治人物的作風，我且舉幾樣來看。 他在報刊上面讀到精彩的文章時，常常會主動寫信給作者，或者請秘書吳慧蘭小姐設法聯絡對方，約請對方餐敘。就我所知，如莊萬壽、敏洪奎、范姜提昂等人，都是彭教授主動聯絡約見他們，後來都與彭教授成為忘年之交。政論作家范姜提昂曾回憶說，他那一陣子正陷入人生低潮，有輕生念頭，忽然接到彭明敏教授邀約吃飯，整個人振奮起來，沒想到一位大前輩會對素昧平生的後生晚輩如此厚愛。范姜說：「彭教授救了我一命！」。 （待續）  

（以下摘錄自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 2011年彭明敏教授決定回台定居。是年12月17日恰逢胡適120歲的冥誕，冥誕的前兩天，彭教授知道我深受胡適思想的影響，所以邀我一同前往南港胡適墓園追思。一位台獨運動的大老，怎麼會去追思來自中國的學者胡適呢？ 原來彭教授與胡適先生有一段感人的因緣。彭明敏留學時發表在國際學術雜誌上的論文被胡適看到了，胡適寫信給作者彭明敏，兩人因此建立起魚雁之交。胡適於書信中得知彭要攻讀博士的學費發生困難，於是寫信告訴彭說，他（胡適）已經幫他（彭）找到一位善心人士可以資助他的學費。從此這位善心人士每年都寄學費給彭明敏，讓彭明敏安心完成博士學位，並返台任教台大政治系，成為台大最年輕的教授。彭明敏一直想知道這位「為善不欲人知」的恩人到底是誰，但胡適絕口不透露。直到胡適過世，錢思亮校長才告訴彭明敏，這位資助他的恩人，就是胡適本人。讓彭教授至今仍感念不已。這段感人的往事，彭明敏在他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中，有動人的敘述，我初次讀到這段故事，熱淚盈眶！ 彭教授在胡適墓前獻上鮮花，深深行三鞠躬禮，然後佇立低頭沈思，嘴中喃喃默念，良久不已。他雖未出聲，但站在身旁的我已完全聽到他真摯感恩的心語。我也向胡適墳前默禱： 適之先生，年少時代讀您的著作，受您民主思想的啓蒙，得以擺脫中國國民黨的法西斯窠臼，走上追求民主自由的不歸路….您是我重要的啓蒙師。 儘管來自中國的胡適，沒有主張台灣獨立，其國家認同當然是大中國，但是受胡適恩惠的彭明敏，以及受胡適啓蒙的我，我們所追求的台灣獨立的根本立場，與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則毫無二致。 台灣獨立的路線很多，有以「台灣民族主義」為論述者，有以社會主義為論述者，我和彭明敏教授對台灣獨立的主張，則以自由主義、國民主權為基礎。這也是彭教授對我這位後生晚輩百般照顧關切，而能建立起忘年之交的契合之處。我們期待台灣能建立永保民主自由的獨立國家，我們當然也期待中國有朝一日能夠民主化。希望胡適的民主自由的精神，能夠成為台海雙邊的契合之處，到那一天，統獨已不再是爭議的問題。  

  （原載1999.4.7自由時報） 1989年﹐《自由時代》雜誌創辦人鄭南榕﹐只因為刊登旅日學者許世楷的<台灣新憲法草案>﹐而被國民黨政府當局控以「叛亂罪嫌」。對於這件以常識判斷都知道是嚴重侵犯言論自由的政治案件﹐鄭南榕拒絕出庭應訊﹐並拋出一句話─「他們不要想拘提到我的人﹐他們只能提到我的屍體！」許多人以為他只是在說氣話而已﹐沒想到﹐4月7日當天﹐在警察前來雜誌社拘提的時候﹐鄭南榕果真以他準備好的汽油﹐在雜誌社內引火自焚﹐震驚海內外！ 在南榕生前﹐我曾經與他有過意見之爭﹐對他也曾有過誤解﹐因此﹐他自焚的消息傳來的當天晚上﹐我在《首都早報》的主筆室內掩面痛哭﹐不能自已﹐總覺得對他有著永遠無法償還的虧欠。隔天﹐我揮淚寫下一篇紀念他的文章─〈韶華燦爛了！〉，文中我以中國同盟會的書記陳天華﹑清末維新人物譚嗣同﹐來和南榕並論﹐他們的政治立場雖然不一﹐但卻有著相同的血性豪情。對於南榕的死﹐我說﹐他「死得如此絢爛﹐如此豪壯﹐我會用我殘存的後半生來欣賞他。尤其以他這樣一位『外省第二代』的青年﹐能如此繫情於台灣﹐我由衷感激。馬丁路德金恩有一句話說─『一個人不為某種目的而死﹐是不適宜生存的。』南榕為了他高超的理想而死﹐這是非常高貴的情操。」 南榕自焚後的一個禮拜﹐蔣孝文也死了。這位權貴子弟因當年「酗酒」致病﹐經年臥床﹐終告不治死亡。當時我頗有感慨﹐也寫了一篇〈蔣孝文與鄭南榕之死〉的文章﹐文中我說﹐他們兩人的死﹐使我聯想起一句諺語─「死有輕如鴻毛﹐有重如泰山。」「鄭南榕沒有蔣孝文那樣偉大的父親與祖父﹐因此﹐他生前的努力與遭遇﹐顯然與蔣孝文迥然互異。蔣孝文『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酗酒』行為﹐台灣的媒體不敢稍置一詞(死後還有聯合報為他刊登肉麻的『行述』)﹔但鄭南榕『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努力，卻反而遭到蔣孝文的父祖所影響下的政權當局的箝制。」 南榕走後的隔年忌日﹐我以「陳水扁」的名義﹐發表〈為何要訂4月7日為言論自由日？〉一文﹐文中我提到：「兩百多年前﹐法國的大思想家伏爾泰(Voltire)就為言論自由下過極佳的註腳─『我雖不同意你的話﹐但是我至死也要維護你說話的權利』﹔沒想到﹐在伏爾泰講完這句名言的兩百多年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不但不能『至死維護人民說話的權利』﹐卻反而還要讓鄭南榕用死來爭取言論自由」。 事情一晃就是十年﹐回顧南榕死後這十年﹐台灣的言論自由有了長足的進步﹐「自由之家」甚至評論我們台灣已經進入一個完全自由的國家。不論誰如何公開主張左右統獨﹐都不必擔心會被拘提﹐也不必再用生命來抗爭。南榕在天有知﹐也該莞爾一笑吧？不過﹐南榕或許又會用如同當年他笑我的口吻說：「筱峰你太不夠衝了﹐這一點言論自由有什麼好滿足的﹐台灣還沒有真正獨立建國呢！」  

  我是在問：費鴻泰、洪秀柱、賴士葆、吳斯懷、葉毓蘭、曾銘宗、鄭麗文、羅智強、趙少康、高金素梅、韓國瑜、孫大千、唐湘龍、陳輝文、董智森、黃安、黃智賢…們，還有陳文茜、呂秀蓮。

  蔣萬安原本姓章，是他祖母的姓，不知道是為了什麼目的，後來改姓蔣。 傳統的姓，其實是男性中心父權社會的產物，在性別平權的時代，父系、母系都是祖先，從遺傳學看，更是如此。 原來從母系的姓，卻刻意要改成父系的姓（但是蔣經國日記中否認其血緣關係），分明是不把母系祖先看在眼裡，簡直數典忘祖！ 我在這裡做過示範給原來的章孝嚴、章萬安看： 以下的圖表，是我的「祖譜」（pedigree chart）（請注意，是「祖先譜系」，不是男性中心的「族譜」）。我追蹤我的五代祖先，男祖先、女祖先並列。任何一個格子，不論查不查得出姓名，都是祖先，缺少任何一個，就沒有我。我的眾祖先們有很多姓，豈只李姓才是我的祖先？ 我們應該建立兩性平權的祖先觀。 而且我的眾祖先中，也有在地平埔族，也是我的祖先。所以也要建立原漢並重的祖先觀。（詳參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 順便回應那些侮辱我們台獨人士是「數典忘祖」的人，我來和你們比賽看看誰能列出五代祖先的名字比較多，看看誰比較數典忘祖？  

清明時節，掃墓祭祖，慎終追遠，有情有義。但是，「非其祖而祭之，諂也」；或拿祖先炒作政治，甚至編造假祖先，那就荒唐了！ 新黨郁慕明將在清明節帶領原住民青年到中國去祭拜黃帝，荒唐至極！此舉正是「炎黃子孫」、「中華民族」政治迷思的發酵。 黃帝是遠古中國的神話人物，從人類學演進觀點看，神話中的炎帝和黃帝若真有其人，也只是遠古部落社會的共主，將其奉為單元傳承下來的中國人的共同祖先，只有蠢蛋才信。中國的文化、人民，是多元發展而非單元傳承，何來共祖？所謂「中華民族」也是後設建構（虛構）的產物，人類學、種族學無此玩意。黃帝做為中國人的共祖，已夠荒唐，還要屬於南島民族（Austronesian） 的台灣原住民去向黃帝認祖，才真讓我們原住民數典忘祖！ 這套炎黃子孫、中華民族的神話，目的是要透過共同的祖先、血緣來達到對中國的國家認同。然而，醫學與史學研究指出，約八十％台灣人具有南島民族的血統，「有唐山公，無唐山媽」。若用血統決定國家，則具有雙元 （甚至多元） 血源的台灣人，國家認同豈不錯亂？ 當然，台灣人不必否認有部分祖先來自中國，但是血源不是決定國家的要素。試舉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生前所言：「我不是中國人，就如甘迺迪總統不是愛爾蘭人。新加坡姓李、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上是中國人，說著華文，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我們有中國人的血統，我們不否認，但重要的是，我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我們台灣人不也是一樣嗎？ 記得吳伯雄到中國諂媚北京時說過「祖先不能選擇」，祖先當然不能選擇，但國家可以選擇！選擇建立新國家與祖先何干？一百多年前全球只有三十幾國，今天已增到一百九十二國，難道這些新獨立國都數典忘祖？英、美、加拿大等國多數人有盎格魯撒克遜的共同祖先；德國、奧地利、瑞士也有許多國民同屬日耳曼族；同文同種的阿拉伯世界，也有許多各自獨立的國家，沒有誰數典忘祖。再說，吳伯雄既知「祖先不能選擇」，為何只選擇唐山祖，而不在乎平埔祖？ 話說回來，有些台派朋友矯枉過正，無限上綱說台灣人並無唐山祖，全是漢化的南島民族，這樣反失去說服力。台灣自十七世紀起即有閩、粵移民進入。以台北盆地為例，在十七世紀末原本有三千多人（平埔族），此後漸多閩南人移入，到十八世紀中已增至十來萬人，怎麼不是移墾社會？若無閩、粵人移入，或者移入者極少，則原來的平埔語怎可能因漢化而消失？若無自然接觸，純粹靠清政府賜姓、移風、易裝政策，絕無此影響力。我們無須否定部分祖先來自中國，就如同不該否認大部分台灣人有南島民族血緣一樣。現代國家不是靠血緣建立的！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今天是二二八遇難的陳炘先生的千金陳雙適女士的告別式的日子。 我重貼為陳女士的回憶錄《靜待黎明》所寫的序文，也算是與她道別，忍著內心的哀傷…. 靜待黎明的二二八家族 序陳雙適《靜待黎明》 二次大戰結束之初，有一次蔣介石問來自台灣的蔡培火，台灣有無人才？蔡回答，有兩個人不能不知，一是林獻堂，一是陳炘，前者是台灣社會的象徵領袖，後者是金融人才。 這位金融人才陳炘先生，卻不幸於二二八事件中，死於陳儀手下。成為台灣社會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陳炘出生在日本領台的前兩年，卻死在日本人走後，他所迎接的「祖國」來臨的後兩年。他的生與死，都瀕臨台灣歷史的轉折點。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歷史悲劇的縮影。 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的陳炘先生，創辦了日治時代台灣人的本土金融機構大東信託，集資台灣人的本土資金，與日本殖民當局及日本財團抗衡。他並且參與林獻堂所領導的民族運動，是日本殖民政府眼中既想籠絡又不放心的人物。這位台灣金融業的先驅，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在全島各地進行歡迎「祖國」的活動。詎料，一年四個月之後，他卻喪命在他所迎接的「祖國」的槍下！這樣的悲劇英雄很值得我們借鏡理解。 陳炘先生的三女陳雙適女士完成了她的回憶錄《靜待黎明》，不言可諭，以陳炘先生的身份，和身為子女的角色，這本回憶錄的史料價值就毋庸贅言了。書中，陳女士對父親一生的描繪，深情感人，尤其對於陳炘被捕那一幕，她親臨其境，寫來令人唏噓動容。書中反映日治時代台灣士紳家庭的生活，反映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教育狀況、族群關係、貧富差別、台灣人的處境，以及戰後的政經社會，二二八事件及台灣人的遭遇…，都為歷史留下見證，極富史料價值。尤其做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陳雙適女士的回憶錄記錄了令人裂心低泣的心路歷程。 陳女士於事件後，嫁入醫師家庭。她的公公即是創辦台灣第一家民間開業的婦產科醫院的高敬遠醫師。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台大醫學院前身）畢業，後來又留學德國回來的高敬遠，在媳婦陳雙適的回憶錄中，也有扼要而生動的敘述，對瞭解此時期的台灣醫療史，也提供了「不無小補」的史料。 總之，誠如陳女士在回憶錄中所說：「我何其有幸，能在有限生命裡，同時遇到兩位對台灣近代史有影響力的長輩」。我也何其有幸，能在陳女士的回憶錄付梓之前，先睹為快拜讀原稿。感動之餘，特為文推薦，並致最高的敬意與謝忱！

由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舉辦，由我本人主持的【「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曾在2010年全島巡迴過16場。有朋友建議我們再繼續巡迴演出，但我已人老氣衰，無力而為。只好將當年音樂會的各重要段落的網址依序貼出，有興趣者可上網參考指教：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1 從南島民族出發 https://youtu.be/qUqiC-ch7Fs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2 荷蘭殖民統治 https://youtu.be/MDE972QQmi8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3 鄭氏東寧政權到清代移墾社會 https://youtu.be/kun0um7aJG8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4 台灣開港通商 https://youtu.be/I_rV0YkK7-E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5 日治時代 https://youtu.be/aeAOfs589g8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6 戰後初期的台灣 https://youtu.be/pkOhFzhjy8c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7 1950年代的悲情之音 https://youtu.be/VjhnBs502j4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8 逼走菁英 https://youtu.be/8Kb-bm6mzbw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9 禁歌的時代 https://youtu.be/jcI8_mYxkrg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10 1960年代的工商發展 https://youtu.be/-BinSg9soEA 【「唱台灣歌．說台灣史」音樂會】之11 北京語歌曲的崛起 和迎向未來祝福台灣 https://youtu.be/t00gtGk9yQw YOUTUBE.COM 文化語言霸凌的檢討和迎向未來祝福台灣 第十二單元文化語言霸凌的檢討第十三單元迎向未來祝福台灣  

  （2004.3.25華視新聞〈快語台灣〉講稿 ） 今天是美術節。台灣的美術節是怎麼來的？原來58年前， 1946年的今天，3月25日，在中國上海成立了一個上海美術協會，這個美術協會建議當局將這一天定為美術節。原來這就是今天我們在台灣的美術節的由來，這個節日的歷史背景不但平淡無奇，而且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以來﹐台灣人過的節日﹐其歷史典故大部分都起源於中國大陸﹐而與台灣歷史無關。今天的美術節又是一個例子。從這裡，我們又再一次看到台灣主體地位的欠缺。 非常諷刺的是﹐就在隔年(1947年)的美術節當天﹐國民黨政府槍斃了我們台灣的一位美術家。他就是台灣最著名﹑最有成就的畫家之一的陳澄波先生。 二次大戰後，陳澄波曾經出任嘉義地區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的副會長，並且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同時，又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可以說是用行動熱烈迎接他心目中的「祖國」政府。隔年，他又當選嘉義市的參議員。不幸，1947年228事件爆發，事件擴及嘉義地區，國府軍隊被民兵圍困在嘉義水上機場，嘉義市的「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接受和談要求，決定推派代表前往水上機場協商交涉，陳澄波被推為交涉的代表，於是和其他參議員及代表共12人前往機場。他們載著滿車的水果、物資準備送進機場給國局府軍，不料到了之後卻被拘捕起來。最後，他們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被綁到嘉義火車站前，公開槍斃。美術家陳澄波被處決的當天，正好是美術節。 拿彩筆的台灣畫家﹐卻被拿槍桿的中國軍人﹐奪走了他燦爛的生命﹐那是台灣歷史上最慘淡昏暗﹑最不具藝術氣質的歷史。可歎的是﹐經常以嘉義街頭做為畫畫題材的陳澄波﹐最後卻喪命於嘉義街頭。一代台灣畫家的身後﹐卻為台灣史留下淒冽的畫面！ 今天我們在過著與台灣沒有關係的美術節﹐想起台灣前輩畫家的悲劇﹐想起台灣歷史上的苦難﹐我們期待台灣的美術家﹑乃至台灣的每個國民﹐在培養藝術氣質的同時﹐都應該立足台灣﹐先找回台灣的主體地位。陳澄波先生的悲劇，告訴我們，除了我們腳踏實地的台灣，不要再去寄望虛幻的祖國。 （圖為陳澄波遺體，胸前的彈孔清晰可見。一代畫家的身後，卻為台灣留下淒洌的畫面！）

洪秀柱、吳斯懷、蘇永欽、趙少康…們，當年你們的主子踩了中共的紅線，你們怎麼不叫啊？還跟著搖旗吶喊！ 也請蔣萬安看看，你阿公開的空頭支票！ （圖為1978年頃國民黨軍中刊物《革命軍》的政治宣傳） 傅銀樵 給蔣萬安補上一節「反攻大陸」課！ 跟蘇貞昌院長同一年代當過兩年兵的人，全都嘶喊過：反攻大陸，殺朱拔毛，解救大陸同胞的口號。 當年，在退伍前三個月，我還奉命成為「狙擊手集訓隊」區隊長，帶領一隊士兵，每天作實彈射擊訓練。（別懷疑，當年我是彈無虛發的神射手。）當時盛傳老蔣（就是你阿祖啦！）欲經由越南反攻大陸。——區隊長任職首日晚，我就寫好遺書，準備慷慨赴義。 還好，感謝上帝(其實該感謝老美才對)，狙擊任務還沒開始就結束，我能全身而退，苟活迄今。 #椎間盤突出的蔣萬安先生，當兵14天之後，還是打打籃球就好 !  

  1952年3月6日，我出生在台灣台南麻豆。 歷史上，和我同樣在3月6日出生的人物，就我所知有：哥倫比亞文學家、記者和社會運動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百年孤寂》的作者賈西亞．馬奎斯，出生於1927年3月6日；英國維多利雅時代的著名詩人伊麗莎白．伯朗寧（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出生於1806年的3月6日；還有一位更精彩的人物，「文藝復興三傑」之一，集雕刻家、畫家、建築師、詩人…於一身的大天才米開蘭基羅，出生於1475年3月6日。 我有幸和這些天才們同一天生日。不過，套句李敖的話，他們的天才是天生的，而我的「天才」是媽媽生的。 然而，3月6日也有不幸的悲劇發生，那就是在我出生前5年（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中，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部隊於3月6日進行一場「高雄大屠殺」！有朋友說我是那場屠殺下的冤魂來投胎轉世的？我當然不相信這種鬼話。 不過，不論「天才」或是「屠夫」，都與我無關。我無從選擇地出生在那個時代。 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那是二次大戰終戰，日本結束在台殖民統治（所謂「台灣光復」）的7年後； 是二二八事件的5年後；是台灣開始軍事戒嚴的3年後； 也是中國國民黨政權從中國敗退來台的3年後； 是韓戰爆發的兩年後；也是中共入侵「西藏」（應稱「圖博」），屠殺藏人的兩年後； 是盟國與日本在舊金山簽訂和約的隔年；是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中日和約」（台北和約）簽字的52天前； 而且就在我出生的隔天，特務情報頭子的蔣經國，一夜逮捕近四百名無辜的人。 我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出生在那個難以言狀的時代。 （以上文字摘錄自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

  （以下文字摘錄自李筱峰《台灣史101問》第61問） 二二八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這個數字到目前尚無精確的答案，且隨著時間的久遠而越模糊，也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講法，從幾百人到十萬人的說法都有。 有號稱「大師」者，說二二八事件只死亡800人；郝柏村將軍甚至說只死亡500人。 事件當時被派來台灣進行調查的閩台監察使楊亮功，談到死亡人數時說：「地方各機關處決人犯，既不按照法定程序，且步驟甚亂，亦無從查考。」（詳見楊亮功，〈「二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經過〉，《楊亮功年譜》，頁374） 儘管死亡人數無法精確查考，不過如果回到當時事件剛發生不久的文獻去查尋，或許可以獲得蛛絲馬跡。 二二事件還未完全結束的當時，回台調查的台灣旅滬六團體提出的〈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4月12日提出），估計死亡人數說： 「自八日至十六日，台胞被屠殺之人數初步估計以高雄為最多，約三千人，基隆台北次之，各約二千餘人，嘉義一千餘人，淡水一千人，新竹、桃園、台中、台南、苗栗其他各地各一、二百人不等，總數在一萬以上，連重輕傷者計之，至少在三萬以上。」 在台北發行的《前鋒》雜誌，社論說：「三月八、九、十日以下一個多禮拜台省歷史空前的大屠殺，無罪的這班老百姓死在陳儀手下的，不下數萬人。」（詳見《前鋒》16期，1947.4.22，頁16） 事件發生的一、兩個月後，出現在中國大陸上的媒體評論中，已經隱約透露死亡人數的大約數目。以下試舉例來看： 1947年6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時與文》週刊第15期，有一篇題為「台灣政治運動的由來與內幕」的文章，作者余景文說：「在這次事件中，台灣犧牲了幾萬同胞，但台胞得到的教訓可說是很多。」根據此說，死亡人數在數萬人。 再者，1947年3月16日在香港的《青年知識》第20期，也有一篇題為「台灣的災難」的文章，作者「史堅」說：「台灣人民對祖國又一次大大的失望。二二八事變終於造成了，以反對陳儀承襲日寇的專賣制度為導火線，台灣人民在台北起了暴動，當局以武力彈壓，弄得死傷萬人以上。」 以上這篇文章刊登的時間是在3月16日，可以斷定他執筆的時間應更早，而此時正是大逮捕、大整肅的行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可知死亡人數在作者史堅執筆之後必然還在增加。因此，實際死傷人數，必定比「死傷萬人以上」更多。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在台的中國記者王思翔，目擊經過，事件後即發表《台變目擊記》一書（後改書名為「台灣二月革命記」），書中他認為上述台灣旅滬六團體的報告，認為8日到16日的死亡人數在一萬人以上「應算是謹慎的估計」。而這個數字，也才只是3月8日到16日的數目，之後的所謂「清鄉」行動中，每天都有人被捕殺，則死亡數目當再增加。 事件還在進行中的3月20日，《紐約時報》記者霍伯曼從南京專電稱：「據估計三月十四日止，有二千二百名台灣人在街上被槍殺或處決。」該報3月29日以「Formosa killings are put at 10,000」（福爾摩沙共有一萬人被殺）為標題，刊登特派員Tillman Durdin3月28日發自南京的電訊，稱：「從台灣回到中國的外國人們估計被殺的台灣人達一萬人。」 事件後不久，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的報告說：「台人的死者或行蹤不明者的正確數字雖然不詳，但『據說有一萬人至數萬人之多』。」（詳見《台灣の政治經濟的諸條件》，頁33） 由於以上文章發表時間距離事件發生不久，所以他們所透露的數字，正反映當時社會的印象，應該還是清晰可信的。 如果再佐以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委託人口學者陳寬政教授，根據事件前後十年的戶口資料估計，死亡人數應該在一萬八千人到二萬八千人之間。（詳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這樣的數字，與前引的史料，正可以相互印證，死亡人數應該可以約略掌握了。

到台灣各海邊的燈塔去參觀的人，可以發現以下這則佈告。這是一則耐人尋味的佈告，由國防部長和財政部長聯名公布，內容指出各地燈塔有部隊干擾情事，責令部隊不得干擾。時間是在民國卅六年，那一年就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的該年。 軍隊是在保衛國家的，竟然成為擾亂治安的人！一則公告，讓我們想見當時的軍紀之敗壞。 駐台軍紀敗壞，擾民傷民，讓原本迎接祖國軍隊的台灣人痛心疾首，這是二二八事件的導因之一，這則佈告是珍貴的史料。

  （以下摘錄自《宮前町九十番地》，張超英口述，陳柔縉採訪紀錄pp.95-98） 再一次目睹馬路上遍地有不名屍體，很遺憾是在家鄉台北。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爆發「二二八」事件時，我已是初中生。 先是看見外省人被本省人打，然後台灣人又被阿兵哥打死。家前中山北路上，每隔十公尺、二十公尺，就可以看見一個人死在那裡，有的已蓋草篇。 我家對面，有一個修理腳踏車的人「阿輝仔」，小時候，我的腳踏車都請他修理。他根本不是什麼流氓，阿兵哥去他家裡盤查，發現窗沿有用過的子彈，就被抓走。馬上被押到雙城街那邊的田地上槍斃。我親眼看見他雙手被綁、頭被砍的死狀。這種人間慘禍或許不該再說，但他的情況比很多人好，家人還知道屍首何在，可以收屍。 另外，教會一位會友的先生李瑞漢律師，戰後之初擔任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曾號召出資修復總督府，以歡迎國府接收。二二八以前，一位外省軍官的太太去著名的「迎」（mu-ca-i）婦產科就診開刀，這位軍官太太罹患癌症，對盤尼西林反應不良而死亡。這位軍官憤而告官，引起台灣第一樁醫療糾紛訴訟，沸騰一時。李瑞漢律師代理「迎」婦產科，結果法院判決醫生勝訴。二二八發生，突然就有憲兵和便衣到李家，把李瑞漢和弟弟李瑞峰，以及來家裡聊天的另一位律師林連宗全部帶走，去了哪裡，死在何處，家人都不知道。我們家裡人談起李家的遇難，都唏噓不已。 美國領事卡爾（George H. Kerr），事後曾記述二二八經過，寫成《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當時他就住在我家隔壁，向張鴻圖先生租借屋後的小房子住。二二八發生，他開了吉普車，想到街上看狀況。吉普車開到圓山臺灣神社那邊，被阿兵哥打了一槍，車玻璃碎了，趕緊又折回家。就是卡爾告訴張鴻圖，張鴻圖再轉告我家，家人才知道外頭不能去了。 當時氣氛好緊張。事發後好幾天，中山北路上靜得像被敵軍砲火鎮壓過，只有荷槍的阿兵哥來回巡邏，街上沒半個人。我記得要到對面雙連教會旁邊的麵攤吃麵，都先左右探望，確定沒有阿兵哥，再趕快跑過去、跑回來。 二二八爆發的原因，我想是經濟敗壞和官府貪污腐敗，衍生民怨。當時經濟情況惡劣，以我肉眼所見來說，差不多台北市的騎樓、走廊都有賣香煙的人，多半是老太婆，少數年輕人。他們沒有工作，沒有飯吃，賣香煙賺幾毛錢，貼補家用而已。一般合法的香煙裝在一個長方型木箱子裡，暗地也賣走私香煙，警察一來，他們把盒子一蓋就跑掉。壞就壞在，經常一查，走私煙和合法煙一併帶走，賣香煙人的錢也順便帶走了。 很多事情似乎隨便官府愛怎麼搞，就怎麼搞。例如，官方規定，騎腳踏車不能載人，遇有違規，就抓人進去，連腳踏車也一併充公。腳踏車也被要求要裝頭燈，燈沒裝，一樣是人被抓，腳踏車被沒收。警察局門口經常放著一大堆腳踏車。裝頭燈並非像現在這麼便宜、簡單，電池非常貴，可以想見每部車背後載有多少民怨。 日產接收也是民怨之一。戰爭結束當年十月，葛敬恩為首的前進指揮所來台進行接收。凡是日本人的房子剎那間都變成日產，官方封條一貼，又化為公產。問題是，有些日本人一戰敗，就把房子便宜賣給台灣人，已變成台灣人的財產。八月終戰，兩、三個月後，國民政府來接收，私產一夕間變公產，這些台灣人心裡也氣憤難平。 事件發生後的前面幾天，氣氛最恐怖、最紛亂。父親派我去六條通接幾位外省籍朋友來家裡躲避，我記憶較深的是趙鐵章，他和祖父同為華南銀行董事。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左右，就開始抓人。打聽起來，抓得相當有系統。我們陸陸續續聽到誰家的誰「沒有」了，好像禍真的會從天降，而且遮天蓋地，幾乎沒有一個台籍菁英要人能夠倖免，最後我父親也被抓走了。 父親當時是台灣省紡織公司協理，屬公營事業。二二八爆發之初，有一批台灣人闖進去打外省人，後來，台紡二十幾個員工連名密告我父親，指控他教唆這些本省人來台紡打人。 父親被抓進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臨時拘留所，也就是今天的西門町獅子林，但之前我們並不知道。所幸，當時的台北調查站站長胡寶山的弟弟胡品三與我家有來往，胡品三正在追求我祖母的養女愛治姑媽，祖母也蠻喜歡胡品三的老實忠厚。有一天，胡品三正要走出拘留所時，看見了父親，家祖父心急如焚，四處拜訪可能可以救父親的人，包括曾任駐日武官的楊宣誠少將，他是父親在東京認識的朋友;台灣省工礦處處長包可永因我家是煤商，彼此也熟識。祖父也去拜託財政廳長嚴家淦，甚至陳儀也拜訪過，還帶父親記述學生時代在大陸參加抗日運動的著作《台灣痛史》，但一時間仍救不出來。最後，還是省保安司令部參課長柯遠芬親自去牢裡把人提出來，才獲得釋放。中間究竟是人際關係或金錢產生作用，我並不知道。 我曾聽父親說，那麼多人被逮捕，據他瞭解，只有他和基隆煤礦豪族「基隆顏家」顏國年的兒子顏滄海被釋放而已。父親還說，他被關在今天西門町來來獅子林的長官公署的臨時拘留所時，曾遇見過台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和大東信託總經理陳炘。他們後來慘遭殺害，被視為台籍菁英在二二八受難的代表人物，至今仍舊不知道他們被屠殺的過程及屍骨何在。 二二八的影響確如一般所說，台灣的菁英階層頓時噤若寒蟬，心態上混合了恐懼、絕望和不屑，瞬間從公共事物的領域退縮，對政府工作不再感到興趣。 拿父親來說，祖父只有他一個兒子，日治時代為了抗日，參加中國革命運動，做了兩年牢獄。國民政府來，卻差一點喪命，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他對台灣回歸祖國的熱情一天天冷卻。當他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

  是誰說過「人類從歷史學到的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學到教訓」？這句挖苦的話，是不是也挖苦到台灣人？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紀念日。我們放了一天假，有沒有從歷史得到任何教訓？ 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國民政府代表盟軍接管台灣，台灣人民以全中國大陸罕見的熱情迎接心中的「祖國」，沒想到，這個祖國，「遠看一躲花，近看我的媽！」台灣人民馬上面對的局面是：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瘟疫流行...，民心日漸流失，台灣人從滿懷期望，變成失望，最後瀕臨絕望！ 以下，我們舉幾個數字，可以想見當時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 政治方面，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21名高層官員中﹐只有一名台籍人士。在長官公署的316名中層官員中﹐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餘299名都是大陸人士；台中地方法院的50名職員當中有一半的職員都是院長的親戚。 在經濟方面，以台北市零售米價上漲情形來看﹐一年四個月之間﹐台北市零售米價漲了400倍；失業人口有多少？六百萬人口的台灣，失業人數有60萬左右。 在社會方面，社會治安嚴重惡化﹐戰後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28倍。 以上數字，充分說明所謂「光復」後的台灣呈現大逆退的現象。經過一年多的蹂躪，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晚，台北市延平北路發生專賣局查緝員打傷女煙販並釀成槍擊民眾致死命案，28日台北市民向相關機關抗議未果，反遭行政長官公署機槍掃射，情勢一發難收，擴及全島，各地騷動。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菁英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善後事宜，進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情況漸趨穩定，然而，國府主席蔣介石聽信在台軍政特務人員一面之詞，貿然派兵來台。3月8日晚，國府軍隊登陸台灣，以「綏靖」之名，進行屠殺，民眾傷亡慘重！又以「清鄉」為名，進行全島性大捕殺，許多社會菁英紛紛被捕遇害。綜合事件死亡人數，經過人口學者的估計，大約一萬至兩萬人。 75年前，台灣人民不了解兩岸的差異，一廂情願地迎接心中的「祖國」，卻換來二二八的慘痛下場。75年來，我們台灣內部經過社會變遷、工商發展、文化融合，大家應該都已經結為命運共同體，除了腳踏實地的台灣，我們不必要再去追尋夢幻的「祖國」。否則，我很擔心二二八事件是否又會重演！

很多人不知道洪一峰在戰後曾經當過警察，時間雖短，他以下這段回憶卻道盡當時從中國帶來的警察作風： 「（攤販）一遭取締，東西被沒收，秤子當場被折斷，令人不忍」「人家在賣煙，一群人（警察）過去把煙架打翻，香煙、現金沒收，人帶回派出所來。結果，好的菸留下來（警察）自己抽，剩下來的便用腳踩爛。抓私宰時，把沒收的豬肉拿回警局，大家就分一分帶回家吃。」 這樣的警察作風，果然在翌年一次取締私菸的衝突中，引爆二二八事件。 洪一峰目睹了二二八事件的一幕，他回憶說： 「二二八，像我這年紀的人都看到、經歷到，也感受到了！」「那時街上槍聲『砰砰磅磅』，家人叫我躲在床下不許動，但是鄰居有人從床下貝拖出來，在門口就被槍殺了。崛江町那邊三、四個青年，只在屋前說說笑笑，沒做什麼壞事，三更半夜就一個個被抓上卡車載走，沒有回來。隔壁一位青年，清早被叫起來，走到大廳，就『砰』一聲，當著母親的面被打死，她是家裡的獨生子！祖師廟口幾棵樹，我親眼看見樹下伏著三、四具屍體，用草席蓋着。」 五〇、六〇年代兩蔣威權統治的政治輻射，也籠罩在洪一峰的演藝生活： 有一次，洪一峰成立的「小鳳歌唱團」在西門町大世界戲院對面的圓環表演，正在拉小提琴的洪一峰被一位氣沖沖的警察走上來拍他肩膀說：「政府要反攻大陸了，你還在這裡唱歌！」表演被迫中止；有一次在嘉義演出，台下一群高中生對洪一峰嚷著：「唱國語啦！唱國語啦！」；又有一次，一位退伍軍人跑到後台找洪一峰，盛氣凌人打他一個耳光，質問「為什麼不唱國語？」 （以上摘錄自李筱峰「序李瑞明著《寶島歌王洪一峰和他的時代》」）   

  三立電視台的董事長林崑海過世，刻正投奔專制中國的邱毅發文指責林崑海辦三立電視台鼓吹台灣本土立場是在沈淪！ 到底誰在沈淪？ 我們先回顧一下邱毅還在台灣當立委時的言論。先看他以前是怎麼反共。2003年4月邱毅在立法院說：「我們還被中共阻撓，無法加入WHO的組織，WHO的網站甚至將台灣列為中國大陸的一省（及SARS感染區）」，邱毅並呼籲「朝野必須共同重視台灣的主體性」、「我們要排除萬難，破解中共對我們加入WHO的阻撓」、「我們和中國大陸可以在經貿，甚至別的議題上合作，但無合併的可能」（詳見2003.4.4 立法院院會紀錄）；2004年時逢六四天安門事件15週年，邱毅發言：「六四已經過了15年，我們無法忘記15年前的今天，中共用殘暴手段對付他們人民、手無寸鐵的學生。我們嚴正的譴責中共暴力及反民主。可是我們更擔心的事六四的幽靈重現台灣。」（見立法院院會紀錄）；到了2009年邱毅在批評當時時任國策顧問身兼海基會副董事長的許勝雄出席中國國慶時，這樣開砲：「我是覺得媚共也不需要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參加了這個國慶就把你所享有的中華民國職務辭掉。」 曾幾何時，邱毅媚共媚成這樣： 2019年邱毅在中國的電視節目談話，用清帝國施琅收復台灣做比喻，說「統一是必然的，統一是必須的」、「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並反問「（台灣人）不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難道你要（武統）一國一制嗎？」；2020年10月1日中國國慶時，他在微博貼出如下的賀詞：「新中國70歲生日，我留台灣為祖國統一奮鬥。為閱兵典禮壯盛軍容 習近平振聾發聵感動不已」；2021年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在北京舉辦年會，由背叛台灣的黃智賢主持，問邱毅「兩岸是否有和平統一的機會」時，邱毅宣稱，台灣目前存在著包括法律、教育、選舉、民粹、國際、利益、政黨、文化等八個和平統一的障礙，因此，「無壓力下的和平統一已經沒有可能」；但如果把「以武逼和」視為另一形式的和平統一，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這就是他在三年前提出的「武統開始，和統結束」；2021年7月1日中共百年黨慶時，邱毅更說：「我堅信兩岸統一很快會到來，民族復興將使中國更加強大。」邱毅強調，他小時候常常念到一句話「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當時不以為意，覺得就是口號而已，但現在竟然真的見到了。邱毅認為，做為一個中國人，他「為祖國感到驕傲，也充滿著澎湃的情感摯愛。」看到現在邱毅為武統台灣而諂媚中共至此，我們真該用他以前的話來回應他：「我是覺得媚共也不需要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誰在沈淪？就是這位當年揚言反共，現在卻投共媚共的邱毅！自己沈淪，還罵人沈淪！

  我印象非常深刻，開學第一堂課就是「國父思想」，這是一門必修課，非選不可。但一看就知道這是一門政治宣傳的課，如同高中時代的「三民主義」課程的延伸。對於這種國民黨的政治宣傳課，我當然不會認真（但是我沒有鄭南榕的勇氣，拒絕修課），因此我選擇教室的最後一排位子坐下。 課一開始，任課的張姓教授開始吹噓這門課的重要性。想起高中時代的「三民主義」課程，可以將一個明白揭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孫文，說成「反共」思想家，我就不相信這位「國父思想」的先生敢將「國父」思想還原真貌？ 這位張教授講了十幾分鐘，了無新意。正當我有點昏昏欲睡之際，教室後門傳來腳步聲，原來是一位女同學姍姍來遲。但是聽得出她的腳步聲是急促的。 說也奇怪，明明遲到，就坐在後面座位就好，可是這位女同學卻偏偏走到最前面的位子。就在她從後門走到最前座的當下，我看到她的臉龐，剎那間，我忽然一陣訝然，這位女同學似曾相似，好像在哪裡見過？我再定神一看，啊！怎麼長得那麼像我媽媽年輕時的樣子！她名叫陳寶玉。 六年後，她成為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