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蜚聲國際的生化家、海外台灣人運動領袖廖述宗的冥誕，他出生於1931年3月24日，父親是台灣著名畫家廖繼春。 廖述宗教授是男性荷爾蒙研究的先驅，在三十幾歲時，即發表一系列卓越的男性荷爾蒙研究論文，揚名國際生化界。他得過許多學術卓越獎，包括荷爾蒙研究的最高榮譽平卡斯(Pincus)獎，以及國人比較熟悉的台美基金會科技獎、杜聰明醫學獎、李卓皓生化獎等等。此外，他長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院士、台 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美國重要科學期刊與研究基金的審核委員...。 廖述宗除了學術研究享譽國際之外，他極關心台灣國內政情與民主發展，卻因此被列入「黑名單」，長達二、三十年不能回台灣。1976 年，他的父親廖繼春在台北病逝，他竟無法獲得簽證回台奔喪。廖教授曾說：「有許多年，我獨自一人時， 每當想起自己連人子的最後一份責任都無法盡到，就不禁淚流滿面。」 1979 年年底「美麗島」事件發生，國民黨雷厲風行對民運人士進行大逮捕， 海外關心的鄉親莫不憂心如焚。廖述宗終於決定秉持知識份子的良知，採取積極的救援行動。他和堪薩斯州立大學的黃金來教授、普渡大學的蔡嘉寅教授共同呼籲北美洲的台灣人教授們，聯合在華盛頓郵報刊登廣告，譴責中國國民黨政府濫捕異議人士的惡行，並且力主被捕人士應獲公平與公開的司法審判。他的呼籲立刻獲得熱烈的回應，數天內，137位台灣人教授參與連署。廖述宗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們因此決定進一步籌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關懷島內的民主運動。」 1980 年 2 月16 日，廖述宗與張錦哲、張旭成、陳炳杞、黃員成、黃金來、賴義雄、林靜竹、孫錦德、商文義、陳黃義敏、蔡嘉寅、吳得民、伍焜玉、楊勝亮和嚴文亮等共十六名教授聚集在芝大的國際學舍，召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籌備會。籌備會的 12 天後(2 月 28 日)，台灣發生林家滅門血案！讓大家更加痛心疾首。 4 月 24 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英文名稱叫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簡稱 NATPA）正式成立，廖述宗教授被推為創會會長。 身為蜚聲國際的生化學家，卻又是一位關懷家鄉、關懷自由人權的知識份子，廖述宗有其成長過程中的歷史背景。廖述宗就讀台中一中時，台灣發生「二 二八」事件，他親眼目睹血腥屠殺。 廖述宗曾回憶說: 「那時，被逮捕的人在槍決前，要遊街示眾。我親眼看見一個纏足的老媽媽，拼命想追一部載著人犯的囚車，卻又追不上，那種情景令人看了，忍不住會落淚。更令人難過的是台中一中旁，是個舉辦省運的大操場，當年即是國民黨軍人槍斃百姓的地方。 每次要進行集體槍決，就命令學校停課，強迫學生站在操場上觀看，實在非常殘酷。我每次回家後，都直想嘔吐，這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黑色的一頁。」

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愛的藝術》中說： 「我一直相信，真正的愛情可以在對方身上喚起某種有生命力的東西，而雙方都會因喚醒了內心的某種生命力而充滿快樂。」 佛洛姆認為，愛的本質有四大元素：關懷、責任、尊重和了解。 今天是佛洛姆的冥誕，他在1900年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身為猶太人，為了逃避納粹的迫害而前往瑞士，再到美國發展學術、任教。晚年又回到瑞士。 他的著作甚豐，尤以《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是分析專制獨裁政治形成的心理背景，最具啟發性。 我在高中時深受佛洛姆的啟發。以下是我在回憶錄《小瘋人生》中的一段受佛洛姆啟蒙的敘述： 〈佛洛姆教我不要「逃避自由」〉 在民主自由的理念上，高中時代讀到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的 《逃避自由》的理論，大受啟發。他比喻獨裁者的形成，像「虐待狂」跟「被虐待狂」的結合。 佛洛姆說: 「想要主宰他人的行為與想要被主宰的行為雖然正好相反，但實際是有密切關聯的。從心理學的觀點研究，兩者有一個共同的來源，你不能忍受自己的孤獨及懦 弱，這種現象為共生體，意即兩者必須共存。因此必須喪失其個別獨立的完整性， 而成為互相依賴的現象...，一為失去自己，使自己融化於外界的權力中；另一為 擴大自己，使他人變成自己的一部分。」 獨裁政治便是「虐待狂者」（統治者）與「被虐待狂者」（擁護獨裁者）的 密切合作而形成的。人民由於徬徨、無助、孤獨、不安全感等，而造成逃避的心 理機制（Mechanisms of Escape）。 佛洛姆說： 「逃避的心理機制在被虐待者方面而言，是指其個人有放棄其自己獨立自由的傾向，而希望去與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結合起來，以便獲得他所缺少的力量。」 「被虐待狂的景象，有依賴的特性，其一般的取向，很明顯的是一種病態及無理性的，但卻常常以合理的方式表現出來，他們總是認為其依賴特性是愛護與忠心。」「獨裁主義的勇氣是能承受他們的主宰所帶給他們的一切命運，能忍受而不抱怨是最高的美德...。獨裁的特性中，服從才能代表他們的英雄氣概。」 了解這種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對於歷史上人民擁護獨裁的心理背景，應該 可以更加了然。在帝王專制或極權獨裁的政治下，奴性的人民總自認為對獨裁統治者的一言一行表示無異議的馴從，是一種忠心愛國的表現。反之，若是對統治者表示異議，則是一種「叛國」、「叛亂」的罪行。 佛洛姆的分析，仿佛針對著三年前還在書桌上擺著蔣介石照片的我而發的。 我一路所受的教育–效忠領袖，報效國家–的教育，不就是這種培養廣大人民「逃避自由」的教育嗎？ 也差不多在此時（高中二年級），我讀到徐訏的《個人的覺醒與民主自由》。他是文藝作家（以《風蕭蕭》聞名），也在《自由中國》發表自由主義的文藝理論的文章。徐訏以下這段文字也把我打醒： 「個人崇拜乃是英雄主義的產物。當一個領袖，可以肅清壓抑一切異己的勢力之時，他就必須造成一種偶像性的個人崇拜，這時候，他必須被神化為萬能，變成一個祭師，代表了神，成為聖經教義的最正確的詮釋者，使無人可以變動其領導地位。」 佛洛姆和徐訏的理念，今天來看仍然很管用。今天的中國出現終身職的「習皇帝」，竟然還有很多人覺得沒有關係，說「國家」比較重要，個人無自由沒關係，這正是「逃避自由」的心理。台灣有部分人逃避自由，中國人更是比比皆在逃避自由。 （以上摘錄自拙著《小瘋人生》第6章「第一次覺醒」）

獄官指點到監門， 寢具安排日已昏； 莫笑書生受奇禍， 民權振起義堪尊。 此地同來數十人， 俱懷才略計維新； 相逢轉恨無言語， 但見頭顱暗點頻。 自料監門不易開， 讀書靜坐屏疑猜； 分明恍共諸賢語， 拜服干秋有俊才。 獄官指點到監門， 寢具安排日已昏； 莫笑書生受奇禍， 民權振起義堪尊。 此地同來數十人， 俱懷才略計維新； 相逢轉恨無言語， 但見頭顱暗點頻。 自料監門不易開， 讀書靜坐屏疑猜； 分明恍共諸賢語， 拜服干秋有俊才。 以上詩作，是日治時代因「治警事件」被拘的社會運動家王敏川在獄中的作品〈獄中雜詠〉。 今天是王敏川的冥誕，他於1889 年 3 月 22 日，出生於彰化。 王敏川在1919年留學早稻田大學，加入林獻堂領銜的台灣人的民族運動團體「新民會」。1920年擔任《台灣青年》雜誌的編輯工作，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繼而又參加「台灣文化協會」。 也擔任「台灣人的喉舌」《台灣民報》的編輯工作。 1927年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後，他主導新文協，發行《大眾時報》。為台灣文化協會末代委員長。 他後來因參加「赤色救援會」被日治當局判刑4年。出獄後隔年（1942）病逝。 如果他不早逝，以他的性格和言行，想必也難逃戰後的228或白色恐怖的更大劫難！

今天是馬偕（George L. MacKay）的冥誕，他於1844年的今天（3月21日）出生於加拿大。 他於1872年來台佈道，蓋教堂、偕醫館，建牛津學堂、淡水女學堂…..。馬偕一生替台灣人拔過兩萬多顆牙齒。「寧願燒盡，不願朽壞」的他，最後遺言要葬在淡水，留下感人的詩句： 「我衷心所愛的台灣啊！我把有生之年全獻給你﹐我的生趣在此；我衷心難分難捨的台灣啊！我把有生之年全獻給你。我望穿雲霧，...誠願在我奉獻生涯終了的時候，在那大浪拍岸的聲響中，在那竹林搖曳的陰影下，找到我的歸宿。」 他選擇台灣做他「最後的住家」。 以下短片，帶我們去馬偕的墓園巡禮（位置在淡水的淡江中學校園裡面）： https://www.facebook.com/1675883190/videos/925802102074057/ 圖片來源:文化部國家文化資產網

被稱為「現代戲劇之父」的挪威劇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出生於1828年的今天（3月20日）。 易卜生擅長以逼真的手法呈現當代社會問題，他的劇作尤以《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國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群鬼》（Ghosts）等三齣劇作最為有名，他和傳統倫理道德對抗，並揭櫫「個人（個體）主義」的理想，曾引起歐洲社會撼動。 自由主義學者胡適，特別推崇易卜生的《國民公敵》。該劇描寫的主角—小鎮上的一位醫師斯鐸曼，發現為全鎮帶來繁榮的溫泉浴場水質有毒，因而和鎮上官員政客、報紙媒體及居民產生衝突對抗，而獲「國民公敵」的稱號。雖遭受排擠，但他決定留下來繼續奮戰。這齣劇揭示易卜生對正義公理所抱持的「眾人皆睡我獨醒」、「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態度，呈現劇中人忠於自我、堅持理想的可貴與艱難。 「世上最強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易卜生借用劇中斯鐸曼醫師這句話，表達他的內心世界。 胡適透過對《國民公敵》的介紹，提出「易卜生主義」，說：「易卜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們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請出來教大家仔細看。」「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

鍾逸人先生走了！ 我們的情份，因追尋、維護台灣的民主自由而結緣。亦父亦師亦兄，四十年忘年之交，往事歷歷，訴說不盡。 貼兩張我們的照片，撫慰我的哀思。 左圖是約三十多年與鍾先生（左）、李喬大師（中）合影。 右圖是2006年5月我應邀去日本九州對台灣留學生演講，鍾先生（左）、魏淑貞（中）與我同行，演講後在旅途中合影。 鍾先生，您直到100歲才卸下對台灣的重擔，我才71，不忍放下肩擔，求您在天護我，護台灣。  

他的父親從挪威移民到美國，母親則是來自瑞典的移民，但是他出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他不會說他是挪威人或是瑞典人，而是落地生根，認同美國的美國人。沒有人會罵他數典忘祖，他後來還獲選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100人」（第29名），還差一點成為美國總統。 他就是曾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厄爾·華倫（Earl Warren）。曾任三屆的加州州長。 厄爾·華倫為何名列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百人名單中？ 在擔任首席大法官期間，華倫領導的最高法院成為了美國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堡壘，作出了確立美國「一人一票」民主普選制、禁止種族隔離、推廣權利法案、政教分離，以及逮捕程序改革的「米蘭達忠告」（Miranda Warning），而且還有回擊麥卡錫主義，保障言論自由、保障婚姻自由等眾多里程碑式的判決。他還領導廢除了美國的種族隔離法，如「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 總之，美國近代史上一場劃時代的自由主義「憲政革命」，厄爾·華倫闕功至偉！也堪為人類世界楷模！ 今天是厄爾·華倫的冥誕，他出生於1891年的3月19日。

今天是馬雅各的冥誕。馬雅各是誰？ 他是台灣第一座西式醫院的創設人，也是英國長老教會第一位駐台的宣教師。 1836年的今天（3月18日），馬雅各出生於英國蘇格蘭。 他來台傳教、設醫院，卻歷經無數的阻擾與危險。 他的教堂屢次被拆毀、信徒遭殺害！後來因為他在醫療上面的服務，及外交上的交涉，才得以在台灣南部立下長老教會的基礎。他翻山越嶺，深入平埔族各部落行醫傳道。歷經幾年，把長老教會的福音種子，散播到臺灣大甲溪以南的中南部地帶，設立了三個教區。 他在台灣創設的第一家西式醫院，發展成今天台南的新樓醫院。 然而行醫的過程，也是千辛萬苦，屢遭漢人的威脅攻擊。甚至還有漢醫傳播假訊息，說他會抓小孩挖眼睛製造西藥丸，許多人信以為真。可見台灣人容易接受假訊息，非今日始。 馬雅各在台灣服務期間，發現運鴉片的船隻多過運糧食的船隻， 每當看到吸食鴉片的台灣人瘦弱無神的面孔，他就十分心痛。後來他回英國後，寧受毀謗攻擊，也要反對英政府販售鴉片給清國。 他講了一口流利的福佬話（「台語」），絕對是今天一般的台灣年輕人所望塵莫及。他如果在天知道今天台灣已被聯合國列為「母語瀕絕區」，該會何等訝異而難過！

時間是1793年11月8日，場景在法國巴黎協和廣場的斷頭台前，一名聰慧美麗的39歲女性，被拉上斷頭台！她毫無恐懼，視死如歸，朝著廣場上的自由雕像鞠躬，行刑前對圍觀的群眾留下了警世名言： 「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她就是羅蘭夫人。 這位革命女英雄最後成為革命祭壇上的殉道者，今天是她的冥誕。她出生於1754年的3月17日。 她才華出眾，風姿綽約，是許多男性傾倒的對象。 重要的是，她熟知盧梭及其他18世紀法國哲學家的民主思想。在眾多男性中，她是能折服人的意見領袖。 1780年與羅蘭結婚後，羅蘭夫人的客廳很快成為革命人士、政治家們的聚會場所。她投身法國大革命的浪潮中。 她原先與雅各賓俱樂部的領袖，激進民主派的羅伯斯比有相當交情。 革命浪潮把法王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之後，羅伯斯比的雅各賓派像脫韁野馬走上瘋狂的恐怖路線。理性路線的羅蘭夫人終於與羅伯斯比絕交，成為政敵！ 羅蘭夫人的吉倫特派，想拉住這隻脫韁的野馬，卻被雅各賓派反噬，雙方已成水火不容。1793年5月31日，武裝市民衝擊國民公會，雅各賓派挾民眾之威通過決議，盡數驅逐吉倫特派議員並在全城搜捕政敵。羅蘭夫人就是在這一天深夜被捕。羅蘭夫人在5個月監禁期間，她寫下一部回憶錄《請子孫後代公斷》。 羅蘭夫人本可逃亡，但是她卻決心一死，很像清國末期的維新志士譚嗣同。 她被稱為「革命期間最高貴的女人」，也是法國第一女傑。中國清末的女革命家秋瑾可以媲美；台灣的謝雪紅，也類似這樣的女中豪傑（但是她臨陣脫逃）。 經過法國大革命的洗禮，人類逐漸有現代國家的啟蒙。羅蘭夫人行刑前的警語，告訴我們自由的概念，應有理性的拘束，不能無限上綱，而走火入魔。 其他一切政治的訴求何嘗不該如此？千萬不要讓什麼「民族」、「領土完整」、「和平」、「偉大復興」….造成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1920年代日本有一個小學生，養了一隻母狗叫Sero，Sero 有一次生了六隻小狗，這小學生把六隻小狗全藏了起來。 母狗Sero 哭得很傷心，到處尋找牠的小狗。 小學生先還牠一隻小狗，母狗就心滿意足，不再找其他小狗了。於是這小學生斷定狗沒有數的概念。 （事實上有了單隻小狗，母狗便能發揮母愛，心就定下來了。 依據動物生態學的研究報告，動物還有4的概念，5以上就沒了。） 這個藏狗的小孩，從小害羞、木訥。體育、作文等課程都不好，回答老師問題時，就口吃聲小，無法順利回答。但是他在數學方面卻有異於常人的優異。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他的數學讓他建立自信，發揮他的長才。最後成為世界著名的數學家。 他就是小平邦彥，今天是他的冥誕。他出生於1915年的今天（3月16日）。 他是20世紀數學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以代數幾何和緊複解析曲面理論方面的出色工作而著名。他也是代數幾何日本流派的奠基人。 他在1954年獲得菲爾茲獎，是獲此榮譽的首位日本人。他也是為數不多的同獲菲爾茲獎和沃爾夫獎的數學家之一。 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史丹佛大學教授。當選日本科學院院士。1967年返回日本，曾領導了日本數學教學改革。 晩年於學習院大學執教。 他的自傳書名很謙虛-「我就只會算術」。 我的回憶錄《小瘋人生》回憶小學時代，剛好相反，我就算術最糟糕！

張善政上任後，還看不出有什麼善政，卻開始出現惡政了！他開始拿桃園神社（今桃園忠烈祠）下手了！ 我重貼16年前的舊作，請赤藍集團的政客們好好理解： 〈史蹟不僅是記憶，也是證據〉 （原載2007.6.3.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 一座只蓋了廿七年的「中正紀念堂」，忽然被國民黨的地方官吏列為古蹟，還得到國民黨中常會的強力聲援。只要不是白痴，誰看不出來國民黨會忽然反常地重視古蹟起來，完全是針對扁政府將中正紀念堂改為民主紀念館而來。 國民黨真的那麼重視古蹟嗎？有一個最好不過的指標可供檢驗與比對，那就是，與中正紀念堂僅一路(信義路)之隔的原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歷史性建築，被國民黨硬生生地拆除掉。那一座莊嚴的建築物，落成於一九一四年頃，原本是日治時代「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的所在，後來成為日本總督和高官們宴客聚會的場所。國民黨撤退來台後，基於靠近總統府的地利，將它做為他們的中央黨部(接收日產為黨產，這又是一例)。一九九四年，國民黨無視於這座已經擁有八十年歷史的古蹟，決定將之拆除改建大樓繼續做為該黨中央黨部，引起學界、文化界的強烈反對，一度釀成黨部前的激烈示威抗爭。最後抗爭無效，還是給拆掉了。當時國民黨說那不是古蹟。 八十年歷史的建築不是古蹟，廿七年的中正紀念堂才是古蹟？國民黨為何會有這樣的邏輯？惟一能夠解釋的是，前者屬於日本時代，後者與「偉大的民族救星蔣公」有關。國民黨的仇日情結讓他們對於日治時代的史蹟產生「否定」的心理作用，這種「史例」很多，例如： 一八九五年年三月廿三日，日軍從澎湖的漁翁島登陸，後來日本當局在登陸地建了一座登陸紀念碑。國民黨來了之後將它敲掉，改建為「抗戰勝利紀念碑」。 同樣地，一八九五年五月日軍在澳底鹽寮登陸，後來日本人在登陸地也建了一座登陸紀念碑，一樣也被後來的國民黨政府毀掉，改建為「鹽寮抗日紀念碑」。 台北芝山巖上面有「芝山巖事件」六教師的墓碑，被仇日份子噴漆破壞；伊藤博文書寫的紀念碑，則被棄置在草叢中，任鳥禽拉屎，遊客踐踏。史蹟被拿來發洩抗日義憤。 一九三三年落成的本派本院寺，是日治時代規模最大的仿唐式日本建築，可是卻在一九七五年遭一把無名火焚毀。那把無名火，或許可以稱為「抗日聖火」吧？ 同樣用「抗日聖火」銷毀古蹟的範例，還可再舉日治時代所遺留的神社，例如嘉義神社，就是被仇日份子焚毀。日治時代台灣各地都有神社，戰後國民黨來後，除被燒毀者外，已拆除殆盡，有的在原地改建忠烈祠。今僅剩桃園神社，因為改為桃園縣忠烈祠，有了國民黨的「英烈千秋」在，所以仇日份子沒有再燒了。 馬英九台北市長任內破壞掉的日治時代的史蹟，最讓我們痛心的是坐落在圓山基隆河上的中山橋(日治時代叫明治橋)；擁有一百一十年歷史的大龍峒公學校的建築也險遭拆除，讓老校友們淚眼護校抗爭。 把不喜歡的歷史遺跡毀掉，以為這樣就是在表達民族精神，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實，從歷史學的角度看，日治時代的史蹟，是日本殖民台灣的證據。把日治時代的史蹟毀損掉，是在湮滅日本殖民統治的證據。 史蹟不只是記憶，不只是文化遺產，它更是一種證據，有時候也是一種警惕。例如，我很不喜歡傳統對女性的片面貞操要求，但是對於「貞節牌坊」的遺物，一定不可破壞，因為那是傳統男人欺負女人的證據。 同樣的，最近興起拆除及毀損蔣介石銅像之舉，我認為移走銅像，集中保管可也，但不該損毀，因為那是獨裁政權的證據。  

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看懂的人很少。愛因斯坦解釋說：「其實相對論很簡單，例如，當大熱天我坐在火爐旁，兩分鐘像兩小時；若坐在美女旁，兩小時像兩分鐘，這就是相對論。」 今天是愛因斯坦的冥誕，他在1879年的今天（3月14日）生於德國的小鎮烏姆(Ulm)。 這位愛好自由的科學家為了逃避納粹的迫害，離開德國移民到美國。 愛因斯坦很愛開玩笑，趣聞很多。 有一次他搭火車遇到列車長驗票，他一時找不到自己的票，列車長對他說：「愛因斯坦先生，您不用找了，我認得您，我相信您一定不會跑票。」愛因斯坦回答：「我知道您信任我，不過我還是要把車票找出來，因為我忘了我要在哪一站下車。」 愛因斯坦雖然愛開玩笑，但他有許多正經的智慧之語，發人深省。試舉數語如下： Peace cannot be kept by force；it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understanding.（和平無法透過武力來解決，唯有透過理解才能達成。）這句話，習近平和普丁一定看不懂！ The world will not be destroyed by those who do evil，but by those who watch them without doing anything. （這世界不是真正被那些為惡的人破壞的，而是被那些縱容惡人為惡而袖手旁觀的人破壞的人）。他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對世上任何不合理的現象表示自己的態度，否則就是幫兇。

我沒有拜拜的習慣，但是我喜歡到古廟參觀，除了了解其史蹟意義，有些廟更具有藝術價值，三峽的祖師廟便是一例。 三峽祖師廟於1947年經藝術大師李梅樹主導重修。李大師對其建築與設計頗下苦心。祖師廟因而名噪內外，被稱為「東方藝術殿堂」。（臉友有空不妨前去參觀，但不要燒紙錢喔！） 今天是著名畫家李梅樹的冥誕，他於1902年的今天（3月13日）出生於三角湧（今三峽）。 李梅樹的寫實畫風令人印象深刻，他曾說「或許天性使然，所以在日本求學期間，雖然正值野獸主義等繪畫思潮風行日本畫壇，造成極大的衝擊；卻始終不曾動搖自己的理想，仍然秉持一貫的自信與執著，堅決肯定自己所喜好的寫實創作風格。」。 李梅樹除熱衷美術，也從事政治，他說「人空著來，也空著去，所以要對社會、國家做有意義的事。」。 但是從政使得他在228事件時面臨險境，當時他擔任三峽鎮民代表會主席，曾一度遭調查，所幸最後倖免於難。但他的畫家好友陳澄波卻遭槍斃示眾！對他刺激很大。 228之後，他的畫風改變。如何改變？就留給藝評家和賞畫人自行觀察吧！

最近看到兩年前的一則假消息又出現了，說呂秀蓮又發表謬論，把維護民主自由、不願意接受中共專制統治的台灣人扣上「仇恨」的帽子？ 對於這則假消息，我原先信以為真，特別想請問她： 當年「黨外」民主運動時代追求民主自由的呂秀蓮走了嗎？怎麼不敢叫中共放棄專制極權？就像妳呂秀蓮當年向中國國民黨要求民主一樣。 現在知道這是假消息，雖然稍稍寬心，但感覺呂副為何容易被利用來放假消息，良有以也，那是她卸任副總統後的言行有以致之。 我忍不住想起我以前與呂副曾經有過一些互動，但最後卻又是如何分道揚鑣？ 我在回憶錄《小瘋人生》有如下交代： 我在政大讀書時，就知道呂秀蓮是當時女性運動的先驅。轉學淡江那一年， 讀到她的《新女性主義》一書，至為景仰。他的名言「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至今印像深刻，這是以「人權」為前提的思考。他創辦的「拓荒者出版社」的書， 我也購買過數本，其中她寫的《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給我印象最深刻。 「黨外」運動時期，我擔任《八十年代》雜誌編輯，才與呂秀蓮有一面之緣 （記得是司馬文武帶我和他餐敘）。 她在出版《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的三個月後，就因「美麗島事件」被捕 入獄，被軍法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1985 年假釋出獄。我才再有機會與她有過數面之緣。 2000 年呂秀蓮任副總統之後，於總統府成立「人權諮詢小組」（10 月 24 日正式成立），呂副總統任總召集人。聘請約廿多人擔任諮詢委員，我從 2002 年起也被聘為委員。記憶中曾經出現在會議中的其他委員還有：尤美女、李明峻、邱晃泉、洪貴三、柴松林、許世楷、焦興鎧、陳隆志、陳耀昌、 賀德芬、黃文雄、黃富源、黃爾璇、黃默、楊憲宏、廖福特、劉興欽、蔡明華、 蔡明殿、謝金河、簡錫堦、羅榮光、蘇友辰、蘇進強、釋淨耀...。 「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下分六個分組，我分屬在「人權思想教育分組」。［中略］ 前已述及，2006 年 8 月 12 日起「紅衫軍」之亂開始，來勢洶洶。有一天， 呂副總統召集我們人權小組的委員到總統府開會，我記得參加的人大約十多人。 呂副總統談話中暗示大家（其實說「明示」亦無妨），大意是說，這次外面紅衫軍運動澎湃洶湧，陳總統看來是很難抵擋，所以她（呂副總統）已有隨時準備（接班）的 打算。談話中，呂副總統還介紹我們可以去看一部影片叫「白宮女總統」。 全場靜默無語，只有我忍不住發難，我發言大意是說，「紅衫軍」假「反貪 腐」之名而起，藍營政客藉機進行政治鬥爭，副總統應該和陳總統站在一起，最好不要涉入政治鬥爭，以免外界誤會、揣測...。 呂副總統回了我一些話，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用詞是「我不怕！」。我心裡想，你不怕，我怕！但我沒有說出口，只再說了幾句話，我知道多言無效，就閉嘴了。其他委員仍沈默不語。 那一天，我終於體會到呂副總統自比「深宮怨婦」的心情。我離開總統府， 心中無限鬱悶。 此後，呂秀蓮沒有再通知我開會（雖然我知道人權小組仍有在聚會），我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的委員身份也就到此為止。 （附記：本則貼文原擬貼一張與呂副的合照，以活潑版面，但是貼上之後，越看越礙眼，只好拿掉！不貼了！）

1953年，一位來自中國的法師，寫了一本《佛法概論》，卻被國民黨指為「內容歪曲佛教意義，隱含共匪宣傳毒素，希各方嚴加注意取締。」台灣的「中國佛教會」也行文給各地佛教團體，稱《佛法概論》為中國共產黨宣傳，要求協助取締。 這位法師遭到警總與情治單位強迫寫出自白書，自承錯誤，才得以逃過一劫！ 他就是提倡「人間佛教」的印順法師。 在專制極權之下，印順只能委屈隱忍，這是留得青山在的方便法門。以後才能宣揚「佛在人間」「以人類為本」的佛法真諦。 今天是印順導師的冥誕。他在1906年的今天（3月12日）出生於中國浙江。  

〈走過228精英受難的地方〉 (原載2007.3.4.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刊登時改題為〈環島〉) 走過基隆海邊，這裡不只有成群驚慌的青年，手腳被用鐵絲貫穿成串，集體槍殺入海，這裡也是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等人遭槍殺後被棄屍的地方！ 據聞物理博士、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也在這裡遭雙腳綁石槍殺棄入海中！ 走過八堵車站，想起這裡不僅是個殺戮場，站長李丹修等十三人也是在此被抓，一去不回！ 走過南港橋，想起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專賣局專門委員林旭屏、醫師鄭聰遭殺害後都被棄屍在橋下！ 走過淡水河，想起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聽說他被殺害後，棄屍河中（筱峰按：現在已知，林茂生不是在淡水河邊遇害，是被押解到六張犁公墓處決）。 又聽說遭憲兵團長張慕陶下令淋汽油燒死的省參議員王添灯，也被棄屍在這裡！ 走過宜蘭頭城的慶元宮前，想起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以及蘇耀邦老師等七名地方人士在這裡被槍殺！ 走過蘇澳白米橋附近，想起這裡是張雲昌老師遇害的所在！ 走過南方澳海邊，想起疼愛台籍學生的外省老師趙桐，也被國民黨軍隊在這裡殺害！ 走過花蓮鳳林，想起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醫師，以及兩個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於同一晚無故被捕，當夜三人即被槍斃於鎮郊的公墓，身上衣物被剝洗一空！ 走過屏東市郵局前的三角公園，想起急公好義的屏東縣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人，在這裡被槍斃示眾。 走過高雄壽山，想起新生報印刷廠廠長林界、醫師范滄榕等人在這裡遭彭孟緝槍殺；走過高雄愛河，想起河旁市府禮堂內正在開會的人士遭軍隊集體掃射。 走過高雄岡山的火車平交道旁，想起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在受盡酷刑（耳、鼻都被割掉）之後被槍斃於此。他當時勸年輕人勿輕舉妄動，卻仍遭不測！ 走過台南市民生綠園，想起見義勇為的湯德章律師，在這裡被處決，圍觀的民眾飲泣心碎！ 走過嘉義火車站前，想起著名畫家陳澄波、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以及數名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鈵欽、柯麟等人，在這裡被槍決示眾！ 還有太多的台灣社會精英，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遇害？陳屍何處？ 例如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先驅陳炘；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李瑞峰兄弟；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省參議員兼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抗日運動社運家廖進平…等等。 我是否經常走過他們受難之處？我心痛如絞。他們如果能假以一個合理的國度，這些精英足可組一個堅強的內閣。他們無一人造反，卻遭殺害；但是，馬英九硬將這場屠殺說成「官逼民反」。 想起這些蒙冤受辱的精英，我淚眼朦朧。但是我們不可提，我們一提這些歷史，國民黨的郭素春者流就會罵我們「撕裂族群」；國民黨黨營電視台主播沈春華就會質問我們「是不是要殺光外省人、殺光國民黨？」不過，如果比起吳伯雄，他的二伯父（吳鴻麒，與乃父同卵雙生）遭國民黨殺害，他不僅不曾替二二八家屬伸冤講話，卻還能在國民黨陣營長期當官享俸，我就更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76年前的今天，3月11日，台灣社會菁英林茂生、陳炘等人紛紛被捕遇難⋯⋯！ 讀歷史是為了將來。 台灣人要防止悲劇重演！

地點在英國，一位政治人物在演講。忽然台下有個人對他高聲辱罵：「狗！垃圾！」 這位政治人不慌不忙不慍不火，立刻回答：「這位先生，請您稍安勿躁，我馬上就要講到你所提出的有關環保的問題。」全場大笑，鼓掌喝采。 這位機智的政治家，就是前英國首相威爾遜（H.Wilson）。他曾分別在1960、70年代兩度擔任英國首相。 今天是威爾遜的冥誕，他出生於1916年的今天（3月11日）。  

1947年3月10日，正值二二八事件中各地社會精英被捕遇難之日，一個嬰兒在嘉義誕生，長大後從事二二八的歷史研究，他就是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 張炎憲教授不同於象牙塔中的學者，他從事口述歷史採訪；策劃舉辦台灣史研習營；帶領本土社團如台灣教授協會、台灣歷史學會、台灣社；編輯《台灣風物》、《台灣史料研究》。在國史館館長任內，編出許多過去國民黨不削編撰的台灣史料，出版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口述歷史達二、三十冊。 他呼籲「台灣的歷史要台灣人自己寫」。 炎憲兄，永遠懷念您！

以下這張版畫是描寫二二八事件的著名版畫，作者是來自中國的美術家黃榮燦。 今天是黃榮燦的冥誕。1916 年的今天（3月9日）出生於重慶，戰後來台任教於師範學院（今台灣師大）。 黃榮燦親歷二二八事件，對受難者深表同情，作出了以下這張表現二二八大屠殺的著名版畫《恐怖的檢查》。 可惜，這位充滿正義感的美術家，在5年後（1952）因白色恐怖也遭國民黨政府處決！

76年前的今天（3月8日）蔣介石派來的軍隊在基隆登陸，展開屠殺。重貼舊作如下： 〈基隆二二八屠殺〉 （原載2016.4《民報》）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又被稱為「二二八大屠殺」。用「屠殺」（Massacre）來形容二二八事件是否合理？如果我們以死傷極為慘重的基隆地區發生的情況來看，答案就應該不言可諭了。 以下我們試舉當時人的見聞來瞭解，這些都是一手史料： 三月八日下午，國府軍整編二十一師的增援部隊抵達基隆；從福州運來的憲兵第四團的兩個大隊，亦乘「海平輪」登陸基隆港。同時，二十一師的另外三千名部隊，也在高雄登陸。從此展開了一場「血的大肅清」（《朝日新聞》調查報告用語）。 台灣史學者楊逸舟，根據一位基隆市民敘述軍隊登陸基隆後的情形，這樣描述： 「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號聲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的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詳見楊逸舟，《台灣と蔣介石》，頁一三○） 楊逸舟又記述著： 「數百名被認為暴徒的人們，足踝被貫穿鐵線，三五人一組被拋進海中。有時，十數人一組，用鐵線貫穿手掌，有的已氣絕，有的半氣絕，統統綑成一團，拋入海中。不數日，無數的無名屍像海綿似地吸飽海水，浮上海面，漂到海邊來。」 前引楊逸舟的敘述，與「台灣旅滬六團」的報告情節完全符合。旅居上海的六個台灣同鄉團體，於事件中組團回台進行了解調查，提出〈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例舉許多殘酷無倫的屠殺方法，其中關於基隆部分這樣記述： 「基隆軍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時有屍首。」 住在基隆的許曹德，當時年十歲。軍隊登陸當天，他躲在門縫邊，窺見殺戮的鏡頭，以下是他的片段回憶： 「我不知道什麼時間軍隊登陸，但聽到風聲，家裡準備緊閉店門、防止意外的下午，便聽到南榮市區方向傳來可怖的槍聲、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不斷的雙方向射擊聲。從店門的縫隙看出去，看到軍隊舉槍對任何起疑的人物，無論大人小孩一律射殺的恐怖鏡頭。我軟躺在門邊，趕快爬進後面臥房，一聲不響地掩臥在被褥中，母親、大哥也躲到後面天井的醬菜倉庫。直到黃昏，我們仍然不停地聽到外面恐怖的槍聲、機關槍聲、抓人的命令聲、喊冤枉的呼救聲，子彈甚至都打到店門，樓房外牆柱子也感到軍隊槍托的碰撞聲。直到深夜，整個市區戒嚴，平常晚上必然聽到的盲人按摩的幽怨吹笛聲、行人聲、馬路卡車聲，一下戛然而止，化為死城。第二天，恐怖加劇，街上任何人物移動、任何抗拒，當場射殺。我們聽到附近軍隊衝進巷子、民房，搜捕嫌疑人物。我們偷偷看到馬路上一批批青年在槍尖下押向市區，看到一輛輛軍用卡車載著面露恐懼的青年駛向市區。我們看到馬路邊從昨天躺臥到現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屍體。我看到比戰爭時期被轟炸、被飛機射殺的場面，更驚怖百倍的鏡頭：射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知這些野蠻軍隊，會不會衝進我們店裡搜捕。我看到媽媽從未如此害怕過，只看她不斷唸大悲咒、唸阿彌陀佛。我們最怕大哥發生意外，他們鎮壓軍隊懷疑的對象。此時，任何二十幾歲的台灣人，只要踏出門口，休想活著回來。」（詳見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頁117） 當時奉派來台的整編二十一師的副官處長何聘儒，參與了這次來台的「平亂」之後，以其親身經歷，寫下〈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的回憶文章。先看看何聘儒描述部隊從基隆登陸後的情形，不僅濫殺無辜，而且有些部隊出現「官兵變成強盜」的情形： 「三月八日午前，四三八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時，即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按：實際並無反抗情事）。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腿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直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 「部隊登陸後，即派一個營佔領基隆周圍要地，並四出搜捕『亂民』。主力迅即向台北推進，沿途見到人多的地方，即瘋狂地進行掃射，真像瘋狗亂咬。…」（原載於《文史資料選緝》第十八輯，轉引自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輯》，板橋：稻鄉，1991） 中國記者王思翔，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人在台灣，親歷了這場悲劇。他在《台灣二月革命記》（原名「台變目擊記」，後改書名為「台灣二月革命記」，中國上海：動力社，1950）中，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以下是他對三月八日在基隆的大屠殺的見證： 「三月八日，血腥的日子，國民黨援軍從上海和福州奉秘密的緊急命令調來，軍官們沿途編造謊言鼓勵了士兵們的殺氣。八日下午，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著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 軍隊施行「報復」的情事，普遍發生，記者王思翔報導的以下這個個案，可見一斑： 「在基隆，有一位外省人曾對我慨嘆『報復』之可怕：軍隊上岸了，他們把所捕得的『俘虜』剝掉衣服，令其赤身跪在十字街口，然後用皮鞭和鐵絲、槍托去抽打，一邊用審判官的姿態拷問：『你為什麼造反？』『你們台灣人敢反叛中國？』……被拷打者既不懂得話，即使懂得也無法辯解；於是，在圍觀的外省流氓群拍手稱快之下，活活地打死了。那位敘述這故事的人說，他個人至少親見過兩起這樣的事。」 各種捕殺整肅在全島普遍進行，或未經審訊即公開處決，或秘密處決，真是罄竹難書。以下摘引記者王思翔的報導： 「配合著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秘密的恐怖手段。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尤其是基隆、台北，大逮捕隨軍事『佔領』而開始。首先是起義領袖、工人、學生、地方士紳，以及參加統治階層派系鬥爭的反對派，並及於不滿國民黨統治和不同為惡的外省籍人員，一經逮捕，多不加訊問，立即處死：或裝入麻袋，或用鐵絲綑縛手足，成串拋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則槍決後拋入海中；或則活埋；亦有先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劈死者……。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三月底，我在基隆候船十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則無人認殮，任其腐爛。」「據一個基隆市警察局小職員(後來開小差了)告訴我，就他目睹耳聞所及，單就基隆市警察局而言，在要塞司令部指揮下，投人入海者達二千餘人。」 看過這些歷歷史料，這不叫屠殺，什麼才是屠殺？只是，「港都夜雨」的基隆，曾經在那一年，駝負着台灣史上的腥風血雨…。基隆子弟，台灣子弟，不能忘記，不能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