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肯德基」，有人只想到「肯德基炸雞」，但總該聽過一首流行全球的美國鄉村民歌〈我的肯德基老家〉（My Old Kentucky Home）吧！這是一首令人心碎的史詩，哀訴著生離死別的黑人對親人的思念與愛的呼喚。 肯德基州位於美國中部，是介於美國南方與北方之間的州，在黑奴解放以前，是許多南方無法忍受被蹂躪的黑奴逃往北方的過境。這裡發生過許多逃亡的黑奴被抓回去，或被賣走，以致骨肉親人生離死別的悲劇。有人道精神、慈悲心懷的文學家、作曲作詞家，必然會將這些悲劇抒發成為作品。像6月14日的壽星史杜伊夫人的小說《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就是一部為黑奴呼號的作品；而這首〈我的肯德基老家〉也正是描寫黑人悲劇的民歌（聽說此歌也是受《黑奴籲天錄》的影響而寫，所以此歌的原名就叫「可憐的湯姆叔叔，晚安」（Poor Uncle Tom,Good Night）。這首歌的歌詞內容：第一段是黑奴由原本過著快樂的家庭生活到得知要被賣掉的惡耗；第二段描寫由黑奴家庭從此陷入愁雲慘霧中到黑奴被賣時的訣別；第三段是敘述黑奴在新地做奴工的慘狀。 這首歌的作者就是被稱為「美國鄉村音樂之父」的史蒂芬．佛斯特（Stephen Collins Foster）。今天是他的冥誕。佛斯特於1826年7月4日出生於美國賓州匹茲堡。他出生當天正好是美國獨立日五十週年。 他還有一首〈老黑爵〉（Old Black Joe，又譯「老黑喬」或「老黑奴」），也是一首同情黑人的鄉村民歌，1853年在紐約發行，8年後，美國南北戰爭爆發，這首曲子也成了黑奴的精神支柱。今天則已是唱遍全世界的名曲。 同樣家喻戶曉，歷久彌新的〈噢！蘇珊娜〉，也是佛斯特的作品。在佛斯特那個年代，美國歌曲能夠賣出5000份已算暢銷，而〈噢！蘇珊娜〉則售出超過10萬份，幾乎是奇蹟。1850年代許多從阿拉巴馬到加利福尼亞去採金礦的淘金工人，唱著這首歌而來。之後傳遍全世界，各國幾乎都有這首歌的版本。 佛斯特以「客廳音樂」和「黑臉吟遊音樂」聞名，一生創作了200多首歌曲，其中代表作除前述者外，如〈故鄉的親人〉（Old Folks at Home）、〈艱難日子不再來〉（Hard Times Come Again No More）、〈金髮的珍娜姑娘〉（Jeanie With the Light Brown Hair）、〈美麗的夢神〉（Beautiful Dreamer），都成為世界名曲。 1864年佛斯特在紐約市一家旅館中不幸跌倒致死，得年僅37歲。這一年，正是南北戰爭結束，黑奴獲得解放。 佛斯特過世後，他的皮包中被發現一些尚未發表的作品手稿，當中這首〈美麗的夢神〉就是在他死後才被發表的。 我在中學時代，經常哼著這首歌入睡： Beautiful dreamer, wake unto me, Starlight and dewdrops are waiting for thee; Sounds of the rude world, heard in the day, Lull'd by the moonlight have all pass'd away.....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佈2022年的「全國城市人均GDP」排行，竟然將台灣的城市列入排行！ 不列入排行還好，一列入之後，前12名之中，台灣的縣市竟然佔了8個。而且台北市居冠！（詳見下表） 下面這個排行表，真有看頭，我們可以從中引發一些問題與議題。 1.把台灣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完全是昧於事實的阿Q心態。 2.台灣的成績很亮麗，超乎真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如此，你們要用「人民解放軍」來「武統」台灣，是要「解放」我們什麼？是嫌我們生活水準太差嗎？可是這個排行是你們自己公布的呀！ 3.香港和澳門分別名列第二和第六，他們之所以能名列前茅，不就是因為他們曾經是外國的殖民地打下的基礎嗎？ 4.第三名的鄂爾多斯市是「內蒙古」（其實應該稱「南蒙古」）的都市，這裡本來不是中國，是蒙古人的所在。現在已經有90 %的漢人「移民實邊」了。 5.第五名的克拉瑪依市，則是「新疆」維吾爾的都市。這裡本來也不屬中國，而是維吾爾的天地。現在也有70%以上的漢人移入。 總之，這份排行榜真有意思，發人深省。

「出生在這個國家便愛這個國家，生於此土地便愛此土地，此乃人之常情。雖然說藝術無國境之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創作，但終究還是懷念自己出生的土地。我們台灣是美麗之島更令人懷念。」 這是台灣雕刻藝術大師黃土水在1922年的話（〈出生於台灣〉，《東洋》），他起頭說的「出生在這個國家便愛這個國家」這也許是應付日本殖民統治者的話，之後的話應該才是黃土水內心真正的本意。 今天是黃土水的冥誕，他於1895年（日本明治28年）7月3日出生於台北艋舺祖師廟後街的一戶貧窮家庭。他出生的兩週前，6月16日，日本駐台總督樺山資紀才剛在台北舉行「始政」典禮。 黃土水進艋舺公學不久，當木工的父親去世。同樣當木匠的哥哥，讓黃土水自小就有機會接觸簡單的雕刻工夫。 1915年（日本大正4年）黃土水於總督府國語學校（後改名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任教延平公學校，但不到一年，他經由原本國語學校校長的推薦，爭取到獎學金，保送東京美術學校雕塑科，成為第一位前往東京美術學校學習西洋雕刻的台灣人。 求學期間，因生活費拮据，黃土水很少外遊，常常將自己關在教室裡練習與創作。為了省錢，常利用空罐頭煮地瓜，解決三餐。學校頒給他「在學品行方正，學業優等，堪為台灣留學生楷模」的榮譽。 1920年黃土水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直接進入該校研究科。不久，他找來宿舍廚師的兒子當模特兒，完成雕塑作品「山童吹笛」，參加第二回「帝國美術展」，即獲入選。當時能入選「帝展」是對藝術家至高的肯定。時年僅26歲的黃土水是第一位入選「帝展」的台灣人。當時台灣各大報紙都大篇幅報導此一消息。 此後，黃土水的作品，從第三回到第五回，連續三次都入選「帝展」。 1922年黃土水從東京美術學校研究科畢業，回到故鄉台灣，他希望回到自己出生的土地，尋找更新的創作生命。 他開始觀察台灣農村田野間常見的水牛，希望能以水牛作為題材，他甚至自己買來一頭牛養在工作室內，每天和牛朝夕相處，觀察牛的各種舉動及神情。1923年第五回「帝展」，黃土水入選的「郊外」作品，就是對於台灣水牛研究後，獲得靈感而完成的作品。 此後黃土水以牛、兔、鯉魚等動物做為雕塑的對象。但1925年黃土水應艋舺龍山寺之邀，進行釋迦佛像的雕刻，歷時兩年完成。之後又回到台灣鄉間水牛的雕刻上，他彷彿從台灣水牛身上找到生命的動力。一幅高9尺、長18尺的巨大浮雕，以五隻水牛、三個牧童在鄉間嬉戲的景象為內容。然而，1930年（日本昭和5年），在這幅名為「水牛群像」的作品即告完成之際，36歲的黃土水卻因盲腸炎併發腹膜炎而去世！ 這位台灣第一位受新式西洋美術教育的雕刻家，在短暫的生命中，以台灣的風土人情為主題，為台灣留下永恆的藝術。 （附圖為黃土水作品「水牛群像」及「甘露水」）

「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 這句話看似簡單，卻深富哲理。 是誰說的？我提示一下，他是發明（發現）微積分的人。 你猜牛頓嗎？不對喔！不是牛頓，也不是馬頓。 他幾乎與牛頓同時不約而同發明微積分，真可謂「英雄所見相同」。但是他與牛頓到底是誰先一步發明微積分？這問題成為18世紀熱門爭議的學術話題。 他就是德國大思想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說萊布尼茲是「大思想家」，可能還無法涵蓋他的學術內容，細分說，他廣博的學術內容包括：自然科學、數學、哲學、邏輯學、力學、地質學、法學、歷史學、語言學、神學...等等。他影響西方（乃至全人類）的文明，既深且鉅。 今天是萊布尼茲的冥誕，他於1646年7月1日出生於萊比錫。 我很懷疑他到底有沒有在睡覺，不過他善於利用時間是可想而知的，他許多公式都是在顛簸的馬車上完成的。他著述甚豐。他的手稿至今還未全部出版。而已出版者，卻已經讓一般人看得霧煞煞了！ 隨便舉一個他的《單子論》好了，他的唯理論的形而上學體系的基本要素是「單子論」，單子即終極的、單純的、不能擴展的精神實體，是萬物的基礎。（這樣臉友們看懂了嗎？看懂請舉手！我不敢舉手喔！） 除了紙上功夫，他還會製作水壓機、風車、燈具、潛水艇、時鐘以及各色各樣的機械裝置。他還設計改進馬車、用風車操縱水泵、用磷做實驗...。 他是歷史上少見的通才，有人稱他是「17世紀的亞里斯多德」。 萊布尼茲於1716年11月14日病逝，享年70歲。

1951年，一位波蘭駐法國的外交官（文化專員），唾棄了他的波蘭的共產政權，在法國尋求政治庇護。1961年他流亡美國加州，受聘於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擔任斯拉夫語文學系教授。他就是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 今天是這位追尋自由的波蘭著名詩人、翻譯家、散文家米沃什的冥誕，1911年6月30日他出生於鄰近立陶宛首都維爾諾的小鎮塞特伊涅。他直到大學都在維爾諾度過。 1934年波蘭與納粹德國簽訂為期十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但才過五年（1939年）德國就毀約入侵波蘭，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波蘭被納粹德國佔領期間，有超過100萬名猶太人以及大量的波蘭人和羅馬人在這裡遭到有計劃的謀殺。 那些殘酷的歷史場景，都讓米沃什歷歷在目。他在1944年的日誌體回憶錄《獵人的一年》中追憶：「華沙長達5年被納粹佔領，城市公寓的牆壁麻麻點點，人質在街角被處決；猶太人聚居區成了被德國人摧毀的廢墟。」；他的詩集《三個冬季》，多是描寫波蘭人在納粹控制下所受的苦難，預言波蘭將遭到災難，中歐文化將受浩劫；他還編選一部抗德詩集《無敵之歌》。他喟嘆：「良心的痛楚令我沮喪」！ 二戰後，波蘭成為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華沙成為與西方世界對立的「華沙公約」的總部。 故鄉和祖國波蘭先後被納粹佔領、被蘇聯軍隊控制，米沃什自我砥礪「我強迫自己以高尚的情緒自娛，我斬斷了往日束縛我的鉗制，於是我內心的自由湧現了。」。 這個自由人終於在1951年投奔自由，他這樣戲言自己：「我與文學圈的同行背道而馳，並逃往『沒落中的西方』，這需要有相當大的愚蠢」。 二戰後，米沃什發表近三十部作品，包括詩、散文、小說、論著。代表作有《權力的攫取》、《被禁錮的頭腦》、《站在人這邊》、《米沃什詞典》...。他注視著人的根本處境，解析人的存在。他觀察極權國家的制度，解析人類在極權制度下所受的痛楚和磨難。 在流亡寓居異國的時刻，米沃什經常處於邊緣化狀態，遭遇不同營壘的敵手攻擊、抵制。聽說他的《被禁錮的頭腦》一書出版後，從未上過書店的書架。 然而，終有慧眼識英雄，1980年，米沃什由於「在自己的全部創作中，以不妥協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滿劇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脅，表現了人道主義的態度和藝術」，而獲諾貝爾文學獎。 1990年代初，米沃什返回波蘭克拉科夫居住。2004年8月14日，米沃什在克拉科夫家中病逝，享年93歲。 用米沃什自己的話，總結其一生：「我一生的故事是我所知道的最為驚人的故事之一。」

今天的冥誕壽星是台灣的大恩人。他來自美國，但台灣醫療發展的許多「第一」，都是他促成的： 台灣第一個小兒麻痺重建中心（1966年）； 台灣第一個加護病房，有十二床（1967）； 台灣第一個燙傷中心（1968），以及台灣第一個燙傷病房（1971）； 東南亞第一處自殺防治中心（1969），隨後發展成「生命線」； 首度為台灣引進防治小兒麻痺症的沙克疫苗。 他的漢文名字叫羅慧夫，1927年的今天（6月29日）羅慧夫（Samuel Noordhoff）出生於美國愛荷華州橙鎮。 他半工半讀，最後獲愛荷華大學醫學博士。 1959年9月羅慧夫全家搭乘一艘挪威籍的貨船來到台灣，準備貢獻他的所學給台灣的醫療。 他初抵台灣，就勤學台語，所以他能講一口流利的台語（他如果知道台灣已被聯合國敎科文組織宣佈為「母語瀕絕區」，不知作何感想？）。 羅慧夫學了半年台語後，即正式接任馬偕醫院院長（1960年起至1975年底）。1976年起轉任長庚醫院院長，至1987年卸任。 羅慧夫要求醫師專勤看診，不要在外兼差。嚴禁醫師收紅包，病患送來各種謝禮給他，他一一退回。 羅慧夫向美國爭取更多的人員、器材、藥品支援；他也非常重視人才培育，常送屬下員工（醫師、護理人員、病理、檢驗人員）出國進修。甚至當院方經費不足時，羅慧夫還自掏腰包，提供獎學金。 1987年，羅慧夫卸任長庚院長後，一手創立顱顏中心、顯微重建中心、燙傷中心及美容醫學中心。1989年12月，羅慧夫捐款十萬美金，成立「顱顏基金會」，幫助並關懷唇顎裂暨顱顏患者，長期貢獻於唇顎裂整形修復。（羅慧夫為了顏面修復能更精進，曾於1964年回美國兩年專攻整形外科。） 羅慧夫在台灣生活簡樸，租房子，開台灣國產車，穿著簡單。中午從來不休息。他兩個孩子在台灣出生，都會講華語和台語。 1999年11月羅慧夫退休回美國，總共在台灣服務時間長達38年（扣除其間兩年回美進修不計）。他回美國後，仍然到落後地區從事唇顎裂義診與教學工作。 2013年9月，他曾經再回來台灣看看。 2018年12月3日在美去世。享年91歲。 羅慧夫得過非常多的獎項，其中包括1999年李登輝總統頒授紫色大綬景星勳章；2019年1月4日，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為他舉行追思會，總統蔡英文親自到場致意，並頒贈褒揚令。 一紙褒揚令應該不足以表達他對台灣醫療的貢獻。

1712年的今天（6月28日），有一位天才、通才、鬼才，無所不才的人物，誕生在日內瓦，他後來被界定為法國哲學家，是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我說他「無所不才」是因為他的思想、內涵，著作，跨越太多的領域與面向，包括政治哲學、教育學、美學、文學、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哲學、形上學、語言學、音樂....。 學教育的人，能不讀他的《愛彌兒》嗎？雖是小說，卻是教育哲學上的開創性著作。（期中考會考喔！–盧梭提出了哪三種教育，應該相對和諧而不衝突？） 他的《新愛洛伊斯》是如假包換的文學，還被形容為「超越了感傷的浪漫主義」。 盧梭的自傳體作品《懺悔錄》是現代自傳的開端。 他的論文《科學和藝術的進步對改良風俗是否有益》、《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論科學與藝術》...，是哲學、是倫理學，是社會學，也是藝術的材料。 連音樂他也涉足，他精通作曲和樂理，發明簡譜，還為《百科全書》撰寫音樂方面的內容。 最重要的是，他的《社會契約論》（或譯成《民約論》，全名《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原理》），提出主權在民的思想，是現代民主思想的基石，深深影響了逐步廢除歐洲君主絕對權力的運動，影響了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以及兩國的憲法，都是《社會契約論》的民主思想的體現。怪不得現在中共的學校內不准講述盧梭的學說。 然而盧梭一生起落沈浮，但也跌宕生姿。他曾在飯館端過盤子，也當過使館隨員。更曾歷經在外流亡的生活（1770年以前被禁止進入法國），最後隱姓埋名隱居於鄉村茅屋。他幾乎經歷每一個社會階層，孕育了他的思想。 在流亡中，他還可以幫忙寫《科西嘉島制憲意見書》；回法國後，又受邀為波蘭立陶宛的新憲法提供建議，寫了《論波蘭政府》。 1778年7月2日早晨，66歲的盧梭在巴黎散步時，因中風過世。 這位提倡主權在民，強調個體自由、本真自我，和主體性存在的大師，在他去世16年後（1794年），獲法國以國家英雄身份葬於巴黎的「先賢祠」。

「拍馬屁的，不是文學！」 具有客家硬頸精神的吳濁流，短短的一句話，道盡這位「鐵血詩人」的人格及其作品的風格。 1900年（日本明治33年）的今天（6月28日），吳濁流出生於新竹新埔。 1920年（日本大正9年）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吳濁流擔任過教員、記者。 他的作品，充滿著抗議精神–對不平等的日本殖民統治的抗議，對戰後國民政府腐敗官場文化的抗議！ 1945年（日本昭和20年）5月5日吳濁流完成《亞細亞的孤兒》，此時正是盟軍大舉空襲台灣之際，而「亞細亞的孤兒」─台灣，正在替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戰爭的罪行承擔苦難。 《亞細亞的孤兒》透過主角胡太明，反映了不滿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知識分子，到中國之後又不被認為是中國人而受到歧視的兩難心境與認同矛盾。（這是1941年吳濁流前往中國在汪精衛政府的南京任《大陸新報》記者的體驗，他說「南京的灰色比台灣更加暗淡」）。 吳濁流善寫傳統詩、新詩、散文，還有長篇及短篇小說，其中《無花果》、《台灣連翹》可說是他的小說體自傳，其史料價值勝過文學意義。反映了戰後來台官員的腐敗，對台灣人不信任與不平等的對待，點出了二二八事件的原因背景，也曝露戰爭前後政壇的祕辛。 1964年（民國53年）4月吳濁流獨資創辦《台灣文藝》，為了刊物名稱『台灣文藝』四個字，遭到情治單位約談，被要求不要使用「台灣」名稱，建議使用「中國」開頭。個性剛毅的吳濁流不為所動，他堅稱：「我們要推動的是台灣本土文藝，若非冠有『台灣』二字即失去辦雜誌的意義。」，所以堅持使用「台灣文藝」名稱。可知這本具有台灣本土意識的刊物，在中國國民黨「去台灣化」的政策下，勢必慘澹經營。而吳濁流的精神，更顯可貴！ 1976年10月7日，吳濁流因感冒引起併發症逝世。享年76歲。  

「敬愛的同胞諸君！我們島內兄弟，若是不謀社會的幸福，不知民眾的勞苦，只曉得侍候官僚，奔走權勢，足將進而趦趄，口欲言而嚅囁，患得患失，不惜敗節墮名，這輩人，豈不是士林蟊賊嗎？怎能夠算做什麽士呢？萬望諸君！記得勞工神聖、職業平等，人人總要確立根本方針，個個都要共同勉勵，絕不可顧目前而誤終身，求己榮而毒社會。」 以上這段語重心長的話語，是台灣民族運動、民主運動先驅林呈祿在《臺灣民報》第二期的一段文章，距今足足一百年了！今天台灣這種「顧目前而誤終身，求己榮而毒社會」的人，多不多呢？恐怕今天的冥誕壽星林呈祿要含淚九泉吧？ 林呈祿出生於1886年（清光緒12年）的今天（6月27日），台灣桃園大園人。 林呈祿9歲時，台灣被滿清割讓給日本。他的三伯父因參與抗日行動被日軍殺害；他的父親原本是板橋林本源家族的收租職員，為保釋鄉民，與日警交涉，因語言不通也遭殺害，當年林呈祿只有10歲。 1908年（明治41年）林呈祿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改名台北師範學校）；1910年，通過普通文官考試，被分發台北地方法院任職。 1914年（大正3年），前往日本明治大學就讀法科。 1917年畢業之後赴中國湖南省立政治研究所擔任教授，因適應不良，翌年1918年回日本東京，開始投入正在萌芽發展的台灣民族運動、自治運動。 1919年底林呈祿參加由蔡惠如、林獻堂結合旅日台灣留學生成立的「新民會」，是創會重要幹部。 新民會原本主張撤廢「六三法」（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的根本大法）。但林呈祿認為，六三法是建立在台灣與日本是異質社會的基礎上，因此我們倒不如在這個台灣特殊的地位上，爭取設置自己的議會。林呈祿的意見被接受，於是，新民會的政治運動，遂從廢除六三法，轉向成「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所以林呈祿是台灣議會運動的關鍵人物。「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請願書就是出自林呈祿之手。 新民會又創刊機關刊物《台灣青年》（後改名《台灣》），林呈祿擔任總編輯，雜誌發行於東京。 1921年10月蔣渭水、林獻堂等人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林呈祿為創會理事。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於1923年組織「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觸犯台灣總督府的「治安警察法」，引發「治警事件」，在台的成員受到日警的搜捕，總督府也委託東京警方逮捕人在東京的林呈祿，回台受審。在法庭上，林呈祿以「強權所在沒有正義公理」指斥台灣總督及各級官僚。林呈祿最後被判處三個月徒刑。 1923年4月《臺灣民報》創刊，由林呈祿擔任主筆，他在創刊詞中說：「...這個新刊本報，專用平易的漢文，滿載民眾的知識，宗旨不外欲啟發我島的文化，振起同胞的元氣，以謀臺灣的幸福，求東洋的和平而已。」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報》自詡是「台灣人唯一的喉舌」。 《臺灣民報》於1927年（昭和2年）8月獲准在台灣發行，後來發展成《臺灣新民報》，也從旬刊、週刊，到日報。林呈祿都擔任要角：常務董事、主筆、編輯、印刷局長、總主筆、總編輯等。 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新民報》如臨深淵，1941《台灣新民報》被迫改名《興南新聞》，最後被日本殖民當局強行與其他5家報紙合併為《台灣新報》。 戰爭期間，日本大肆推動「皇民化運動」，林呈祿被拉出來擔任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以及皇民奉公會文化部長。當時，誰敢不從？ 二戰結束，林呈祿被國民政府邀請為台灣人參加南京受降典禮的六名代表之一。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接收《台灣新報》改為《台灣新生報》，林呈祿被聘為董事，此外又被聘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顧問。 1946年（民國35年），林呈祿創辦「東方出版社」，希望從文化事業發展。翌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林呈祿逃過一劫，倖免於難。但此後他不再與聞政治。而「東方出版社」也被半山集團奪去經營權，林呈祿只掛董事長虛名，1967年改任顧問。隔年（1968年）6月16日，林呈祿逝世，享年83歲。

來自中國浙江省的雷震，對台灣的民主運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對台灣的獨立自主，也發揮暮鼓晨鐘的作用。 今天是雷震的冥誕，他出生於1897年的今天（6月26日）。中國浙江長興人。 雷震原本出身中國國民黨權力圈，但是因為他留學過日本京都大學，受過民主憲政思潮的薰陶，以致後來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觀念上，與蔣介石分道揚鑣，終而得罪當道而遭陷害。 1949年底﹐來自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雷震、胡適等人創刊《自由中國》雜誌，成為195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的主流機關刊物。這本以反共起家的知識份子刊物，到了1956年10月31日因推出「祝壽專號」，為文對總統蔣介石及國民黨提出檢討和建言，觸犯蔣介石，開始受到打壓。但是他們不改知識份子本色，對時政繼續提出系列批判。甚至公開反對蔣介石違背憲政原則要三連任總統。 1960年雷震更結合以地方選舉出身的台籍精英郭國基、郭雨新、吳三連、李萬居、許世賢...等人，準備籌組新的政黨「中國民主黨」，最後遭蔣介石逮捕下獄，判刑十年！ 雷震坐滿10年的牢獄，他在獄中所寫的400萬字的雷震回憶錄遭軍人監獄沒收焚毀！專制政權之蠻橫，可見一斑。 雷震出獄時﹐正值台灣的外交挫敗之際。1971年蔣介石政權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雷震雖甫出獄﹐但仍未死心，於1972年元月上了一份萬言書《救亡圖存獻議》給蔣介石總統，提出10項政治興革方案。其中首項建議─「從速宣布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以求自保自全，並安撫台灣人，開創一個新局面。」 雷震在建議書中說： 「我們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台灣』，今將『台灣』二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我們今天有一千四百萬人民﹝按當時人口﹞，我們以台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是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 這項建議當然不為主張「漢賊不兩立」的蔣介石所接受。 8年後，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於台北。此時正是美國與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斷交的兩個月零一週之後。 堅守民主法治，崇尚自由人權，又務實遠矚的雷震，是知識份子的典範！  

「The opinion that art shoul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is itself a political attitude.」這句話是寫過《動物農莊》、《一九八四》的著名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名言，意思是說，那些認為藝術應該與政治無關的觀念，其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這句話可以拿來回應那些動不動就叫人不要談政治的人。 今天是喬治．歐威爾的冥誕，他在1903年6月25日出生於英屬印度孟加拉管轄區Eric Arthur Blair（今屬印度）的一個底層公務員的家庭，歐威爾自稱出身「下層中產階級」。 他的家境無力讓他就讀貴族學校，1911年歐威爾只能進入一個二流的私立寄宿學校，那所學校威權色彩很濃，鞭子、等級制、規範化、恃強凌弱的學校環境，讓歐威爾自小就對極權主義感到不滿。 歐威爾11歲時（1914），首次在地方報紙上發表一篇詩作〈醒來吧，英國的小伙子們〉，就展現文學的天份。但是文學不是賣弄辭藻的功夫，而是顯現人生的價值、生命的意義，對弱勢者的關懷。 歐威爾的殖民地經驗（在印度，後來又在緬甸當殖民地警察五年），親眼目睹審判、笞刑、監禁和絞死囚犯，這些經歷讓他體認到人性殘暴的一面，讓他認識到殖民主義的罪惡，讓他寫出了《絞首刑》（1931）與《射象》（1936）等作品。 1917年歐威爾考取獎學金，進入英國著名的中學伊頓公學，但他窮學生的背景使他備受歧視。這樣的感受也令他同情受歧視、受壓迫者。 歐威爾曾過流浪生活，深入社會底層，做過酒店洗碗工、碼頭工人、採摘忽布（一種香料）工人、書店店員、家庭教師。雖然他的貴族口音使他很難被底層社會完全接納，但是他仍深切感受到社會整體對於個人的壓力，普遍的社會不公。他說，「貧困的生活和挫敗的感覺，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一方面他又痛恨集權主義，因此孕育了他自認為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後，歐威爾跑去西班牙支援反抗獨裁者佛朗哥的西班牙內戰。這有點像拜倫跑去希臘支援希臘獨立戰爭一樣。不過他不像拜倫最後死在希臘，歐威爾只被敵方狙擊手打穿喉嚨，不得不回國休養。他在撤退到巴塞隆納遭受共和軍追殺的過程，發現權力與支配無所不在，不容許任何個人意志存在的「史達林式極權主義」，使歐威爾更加堅定他的「民主社會主義」。歐威爾說，此後「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歐威爾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1937），揭露了共產國際一些關於西班牙內戰的謊言。 歐威爾一生創作許多文學作品，其中包含各類文學批評、詩歌、小說及諷刺新聞，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傳世之作《動物農莊》（1944）和《一九八四》（1948）。 「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原文：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這是歐威爾在《動物農莊》裡面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挖苦的話。 歐威爾以辛辣的筆觸諷刺泯滅人性的極權主義社會和追逐權力的獨裁者。歐威爾描繪了極權主義達到頂峰的可怕社會，思想自由是一種死罪，獨立自主的個人被消滅盡淨，每一個人的思想都受到嚴密的控制，掌握權力的人以追逐權力為終極目標。他的作品被視為反蘇俄和反共產的無形武器，因此曾在蘇聯、東歐、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共產國家遭到封殺！ 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是在1948年寫的。他說「我並不相信我在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必定會到來，但是，我相信某些與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現在1984已經過了近40年了，歐威爾如果再世，看到自由度只有9分的中國，政府監控無處不在，他應該會驚嘆，「我寫的一九八四怎麼還在？！」

「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的幸福」，他常用這句話勉勵自己。然而他卻無法保護自己擁有最基本的幸福，終就成為悲劇人物！ 他是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的省參議員王添灯。 今天是王添灯的冥誕，他在1901年的今天（6月24日）出生於台北廳文山郡新店庄（今新北市新店區）。 王添灯半工半讀畢業於日治時代的成淵中學。 日治時代即加入蔣渭水主導的「台灣文化協會」，後來加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他經營茶葉有成。戰後曾任台灣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台灣省茶業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他關心時局，參加「台灣政治建設協會」，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台北分團主任。1946年當選為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是當時30名省參議員之一，享有全島性的聲望。 他並發行《人民導報》，勇於批評當時的秕政。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王添灯被推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宣傳部長。3月7日向陳儀提出的「32條處理大綱」就是王添灯主導草擬的。誰料，3月8日國府軍隊抵台，王添灯卻被憲兵隊逮捕，全身被淋上汽油，裝入汽油桶焚燒而死，屍體被推入淡水河！ 淡水河的潺潺果若有情，可䭾負得了這台灣歷史的悲情？  

近月來台灣社會爆出一連串的「性騷擾」舊案，目不暇給。我不禁想起，如果「性學博士」金賽再世，不知他會如何評述？ 今天是這位以「性學博士」見稱的金賽（Alfred Charles Kinsey）的冥誕，他於1894年6月23日出生在新澤西州霍博肯（Hoboken)的一個清寒家庭。 由於金賽童年住在不衛生的環境下，得了佝僂症、風濕熱及傷寒。家中無法支付醫療費用，佝僂症導致他的脊椎彎曲。 金賽的父母都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而且是屬於比較保守的加爾文教派。父親管教非常嚴厲，星期天除了與宗教相關的活動外，其他娛樂活動都必須依照教義，不能在該天使用上帝沒有製造的東西。在生活上也有許多性的禁忌，金賽自己也曾經參加基督教青年會（YMCA），沒想到金賽後來成為突破禁忌的「性」議題的「性學博士」。 其實，除了以「性學博士」見稱之外，金賽是生物學家、昆蟲學和動物學教授。 金賽19歲進入了鮑登學院並選讀生物，特別喜歡研究昆蟲。他以優異成績完成了生物學和心理學的課程。 1919年，他完成了關於「五倍子蜂」的博士論文，獲哈佛大學自然科學博士。（金賽去世後，他的妻子將其一生收集的750萬昆蟲樣本全送給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生物學入門》（An Introduction to Biology）一書，是金賽在印第安納大學動物系任教的教科書。1938年他開設「婚姻課」講座，很受歡迎，激發他進行性研究的動機。在經過多年調查後，他分別於1948年及1953年出版《男性性行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和《女性性行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兩書，轟動一時，兩書被合稱為『金賽報告』，還以「金賽量表」而知名。金賽因此登上《時代》雜誌（1953年）的封面。 「婚姻課」講座中，第一堂「社會的生物學基礎」，金賽先討論人類以外的物種的性行為，並以此質疑宗教及社會對個人的約束，認為「社會對個人的約束已經過分到危及社會自身基礎的地步。」；接著他批評維多利亞道德對性的忽略，以致大多數新婚夫婦的性知識薄弱。他對學生說「我在這裡所上的生物學知識，如果在一個無禁忌的社會裡，12歲小孩就應知道了」；在最後的講課「個體變異」中，金賽利用「常態分佈曲線」去說明男女性器官的個體差異，並指出因為幾乎所有「性倒錯」很少有礙別人，故以生物學角度來看，不能稱為變態。 金賽的研究內容與教學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當時許多牧師認為金賽的課程根本是在教唆青年犯罪，遂聯署要求停辦課程。在各方壓力下，金賽放棄了婚姻課的教學。 1970年代的台灣，也有金賽報告的中譯本《性心理學》出版，當然出版之後，旋遭警備總部查禁！ 1956年8月25日，金賽因心臟病及肺炎去世，享年62歲。 其實，金賽是雙性戀者，他曾表示，以前在父親對性的禁錮之下，他受到相當的壓抑與折磨，他認為那些禁錮是多餘的。 金賽是人類性學研究的開創者，影響了美國乃至全球的社會和文化價值。在金賽的年代，即令美國社會也是談「性」色變（臉紅），金賽讓許多對「性」不便啟齒的人，可以開口。今天大家已談「性」自如了。 不過，性侵、性騷擾，應該不是金賽的本意吧！ （附記：我在政大教育系上吳靜吉老師的「教育心理學」時，有數節課探討性教育問題。平日避諱公開討論的性問題，當時初次接觸，頗有心得。詳見我的回憶錄《小瘋人生》第七章）

今天是端午節（台灣說「五日節」、「午日節」），是驅瘟疫的節日，與屈原並無直接關係。許多「漢字文化圈」的國家或地區，都有在過端午。屈原的傳說，是後來加入的。 而且屈原的作品，後來也被指出有些是後人藉屈原之名所作。 不論如何，這個理想中的屈原，倒是一個知識份子憂國憂民的典型（不含自殺）。就容許我拿屈原借題發揮吧！ 以下重貼9年前我在《民報》上的文章。當時是馬英九主政，雖時過境遷，但仍不失時效： 〈如果屈原活在當下的台灣〉 2014.6.2. 《民報》社論（執筆人：李筱峰） 時值端午，不論藍綠大家都在過節吃粽。不過，好笑的是，我們竟然聽到「統獨光譜」的兩邊，也藉著端午節而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述： 極端的中華民族主義者說：「你看！你看！台灣也和中國一樣過端午節，吃粽子，可見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還主張什麼台獨？」 極端獨派則說：「台灣要獨立自主，不該過中國人的節日！」 以上兩種敘述，其實都來自相同的邏輯，那就是將「文化」與「政治」完全看成同體。要回答以上兩種論述，只要看看新加坡共和國便可迎刃而解。佔有住民75%的新加坡的華人也過端午節，吃粽子，但新加坡不是中國的的一部分，新加坡人也不是中國人。同樣拿筷子的「筷子文化圈」就包含有中、台、日、韓、新加坡等國，並非用筷子吃飯的都要同一國；阿拉伯文化圈內有十幾國，他們也有很多相同的風俗節日；基督教文化圈亦然。瞭解這個道理，大家放心過端午，放心吃粽子，不必「一個端午，各自表述」。 端午節的由來，一說源自於兩千多年前楚國的屈原，因不滿當時的朝政而投江自殺的故事。不過今天大家在吃粽子的同時，大概很少人會想到屈原「哀生民之多艱」的心情吧？ 兩千多年前，這位楚國的知識份子，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不願「從俗富貴以偷生」；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不願「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圓滑得像脂肪軟皮去求媚）。然而，面對著「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價值觀念混濁不清的環境，他「心煩慮亂，不知所從」，終於鬱鬱不得志，投江而死。在「送往勞來」「咿唔求爵祿」的中國官場文化下，屈原的人格特質是少數中的少數。 上段文字出現引號的詞句，都是引自屈原的文章或詞作（楚辭）中的句子，也是屈原對當時政治環境的批評與感言。 如果以屈原當年這些批評與感言，拿來對照當今馬政府與中國國民黨政客集團的言行，簡直貼切到不行。 假使屈原活在當下的台灣，他會容忍馬英九身邊的親信如林益世、賴素如、李朝卿…這一大群腐敗的公職人員嗎？他會容忍這個政客集團出現一大堆掏空台灣數千億，逃亡在外（如劉松藩、王又曾、王玉雲、伍澤元、朱安雄、陳由豪、朱婉清⋯等等「族繁不及備載」）的經濟犯、貪污犯嗎？ 假使屈原活在當下的台灣，他會容忍教育界也出現一大串連午餐費都貪的校長嗎？ 假使屈原活在當下的台灣，他會容忍一大堆索賄、行賄、榜標、圍標、買票賄選等等官商勾結、圖利財團的金權政治嗎？ 假使屈原活在當下的台灣，他會容忍「辦綠，不辦藍」或「重辦綠，輕辦藍」的司法嗎？ 假使屈原活在當下的台灣，他會容忍軍中只為了士兵帶照相手機就將人凌虐至死嗎？ 假使屈原活在當下的台灣，他會容忍馬英九集團黑箱簽訂賣台的「服貿」嗎？ 假使屈原活在當下的台灣，他會容忍馬政府諸多媚中賣台的政策嗎？（要知道，當年屈原掛心的是楚國的朝政，認同的是楚國，可不是要追求「統一」六國的大秦帝國）。 假使屈原活在當下的台灣，以他的人格特質和人生觀，他可能又要投江自殺一次！但果真如此，保證馬英九及中國國民黨政客集團一定也照樣無感，因為中國官場文化裡面，是不太容易對死諫產生感動的。不但無感，說不定還要將屈原污名醜化為「暴民」哩！屈原只能再徒然喟嘆「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五日節（端午節）到了，我重貼《李筱峰政論文學選集》的序文〈屈原不投江〉，一來應景，二來打書，三來明志。 至於台灣的五日節（午日節）其實與屈原並無直接關係，這是另一個議題，這裡就略而不論。 〈屈原不投江〉 李筱峰 吾友張恆豪先生是研究台灣文學的著名作家，由他出馬編選我的政論文學選集，深感榮幸。恆豪兄肯定我的政論寫作也是廣義文學的一部分，我承蒙如此肯定與加持，真有說不出的忻然與感謝！ 我原本建議本書的書名叫《屈原不投江》，但本書除了有一篇〈如果屈原活在當下的台灣〉之外，全書與屈原無關。取這個書名怕會被誤會本書是在論述屈原，因此作罷。 倒是，我想借用屈原的人格特質及其精神，來表達我的心志。 兩千多年前，這位楚國的知識份子，為了反抗秦國的併吞，建議楚王聯齊抗秦，而遭流放，一生充滿挫折。「哀生民之多艱」的屈原，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不願「從俗富貴以偷生」；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不願「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圓滑得像脂肪軟皮去求媚）。然而，面對著「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價值觀念溷濁不清的環境，屈原喟嘆「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他忍不住「心煩慮亂，不知所從」，終於鬱鬱不得志，投江而死。在「送往勞來」「咿唔求爵祿」的中國官場文化下，屈原的人格特質是少數中的少數，實在太不像中國官場中的中國人。 對於屈原的挫折感，我頗能感同身受，但是我絕不學屈原尋短，我要用嬉笑、怒罵、嘲諷、挖苦、辣手、尖酸...來排遣自己，撻伐政客。張恆豪先生為我選編在本書的文章，大概都包含了我這些特性。寫作時間則橫跨數十年，我不怕有「過時」之譏，因為把他當文學看，無時效問題。把他當歷史看，那是見證時代的史料。 感謝恆豪兄容許我以「屈原不投江」自況；也多謝遠景出版社葉麗晴小姐願意出版我這種沒有市場利潤的書。萬一滯銷，可千萬別學屈原看不開喔！ （附記：《李筱峰政論文學選集》，由張恆豪主編，遠景出版社出版）

我無法原諒他首次選市長時欺騙我！ 他上任後我才看穿他的人格特質： 忘恩負義、 欠缺教養、 自我中心、 性別歧視、 言行輕浮、 物化部屬、 諂媚中共、 崇拜獨夫、 毫無誠信、 價值虛無、 立場搖擺、 推諉塞責！

在韓國首都首爾的「首爾林」公園內，有一座雕像（見下圖），這是韓國抗日烈士尹奉吉的雕像。 尹奉吉是誰？他是韓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流亡中國，在中國上海的虹口公園引爆炸彈，炸死多名日本將領，最後被日本處死的義士。連蔣介石都不得不讚嘆：「中國百萬大軍都做不到的事情，讓一名朝鮮的年輕人做到了，真令人感動！」 今天是這位韓國抗日烈士的冥誕。1908年的今天（6月21日），尹奉吉出生於今天韓國忠清南道禮山郡的一個富農家庭。 尹奉吉6歲開始在他伯父的私塾學習《童蒙先習》、《千字文》、《小學》；1918年進入日式德山公立普通學校學習。1919年朝鮮爆發大規模反日的「三一運動」後，尹奉吉主動從日式學校退學。此後，他在「烏峙書塾」受學，並開始閱讀《東亞日報》、《朝鮮日報》、《開闢》等報刊雜誌，接受新思想。 尹奉吉認為朝鮮要擺脫貧困、落後和日本統治，須要提高農民的教育水準。因此他在家鄉辦起了農民夜校，教授韓文、歷史、算數、科學、農業等知識。還撰寫《農民讀本》（共3卷）。尹奉吉還與當地青年創建了青年團體「復興院」，以及讀書會和秀岩體育會，並鼓吹女子讀書。 1929年4月23日，尹奉吉組織「月進會」。揭櫫三個目標：（1）鼓勵發展農副業，幫助農民發展養豬養雞等畜業。（2）綠化山林，種植果樹和經濟樹木。（3）舉辦學術研討會和學藝會，提高農民素質，加強團結。 尹奉吉的活動，受到日警懷疑、監視，決心投身韓國獨立運動的尹奉吉於1930年3月準備搭火車越境去滿洲，但車到宣川站後，日警將尹奉吉羈押調查，關押了半個多月後，因事證不足，最終予以釋放。 之後，尹奉吉流亡中國，投身金九組織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占領滿洲後開始進攻上海。2月28日，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白川義則親自帶兵來到。4月20日，尹奉吉得知日本人將於4月29日在虹口公園舉行「天長節」（天皇生日）慶祝活動。他以流利的日語通過警衛的盤問進入公園，躲入人群中，趁機引爆炸彈！白川義則大將、上海日本居留民團團長河端貞次被炸死，並有多人受傷。尹奉吉來不及引爆第二顆炸彈，即被日本憲兵拘捕，他高呼：「朝鮮獨立萬歲！朝鮮獨立萬歲！」在場目擊尹奉吉被捕的外國記者稱他像「憤怒的獅子」、「勇猛無敵，堂堂正正」。 尹奉吉最終被判死刑。12月18日被押往位於石川縣金澤市的植田謙吉第九師團法務部拘留所，於翌日被槍決！時年24歲。 後來韓、中、日三國都建有尹奉吉的紀念館或紀念碑。 特別令人瞠目的是，日本石川縣金澤市在尹奉吉「暗葬」之地，也為這位日本當年眼中的「叛亂暴徒」建有紀念墓園和紀念碑，並曾發行紀念書籍。    

專制獨裁政權往往容不下愛好自由的人才，不是置人才於死地，就是趕走許多一流的頭腦，希特勒納粹德國是最典型的例子。為了走避納粹的壓迫，大科學家愛因斯坦避往美國、心理分析大師佛洛伊德，亡走英國。今天的冥誕壽星德國的歷史學家彼得．蓋伊，也移民美國。 有意思的是，彼得．蓋伊是佛洛伊德的粉絲，寫過數本與佛洛伊德有關的著作：《佛洛伊德、猶太人和其他德國人》、《一個不敬神的猶太人：佛洛伊德、無神論與精神分析的製成》、《布爾喬亞經驗：從維多利亞到佛洛伊德》、《佛洛伊德讀本》，蓋伊探析佛洛伊德學說對德國文化的衝擊。 彼得．蓋伊（Peter Gay）在1923年的今天（6月20日）出生於德國柏林。 1941年希特勒納粹的氣焰正高張，彼得．蓋伊移民到美國。德國失去一位大歷史學家。 彼得．蓋伊先後在丹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他任教過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歷史系。專精於歐洲比較與思想史、文化史，甚至是心理史學。著作甚豐，超過25部，除前述之外，又如《伏爾泰的政治》、《啟蒙運動：一種解讀》、《威瑪文化》等，都是經典之作。 特別是被希特勒摧毀的威瑪共和那十幾年的時光，蓋伊於1968年回顧那段短暫卻璀璨的文化傳奇，寫下了《威瑪文化》。 彼得．蓋伊–這位從一位納粹德國的難民，最後在自由的美國成就為世界著名的歷史學家–曾獲頒很多世界著名的獎項，也獲頒許多大學的榮譽博士。 2015年5月12日彼得．蓋伊在紐約曼哈頓家中去世，享年91歲。

您知道嗎？菲律賓的國父會講閩南話。 因為他的父系祖先來自中國福建，他是柯姓閩南人的後裔，他叫黎薩。菲律賓的華人常稱他為柯黎薩。一般菲律賓人尊他為「菲律賓第一人」、「菲律賓民族英雄」、「馬來人的驕傲」、「馬來偉人」、「革命彌賽亞」、「菲律賓國父」。 今天是黎薩（José Rizal）的冥誕，他於1861年6月19日出生在菲律賓內湖省卡蘭巴，當時是在西班牙的殖民統治下。 黎薩的五代前父系祖先從中國泉州府晉江縣移民到菲律賓，並改用西班牙姓名，但閩南語還在家流傳使用。 除了會講閩南語，黎薩還精通英、法、德、拉丁等21種語言。他並且在文理各方多才多藝，除醫學外，還懂得繪畫、雕刻、哲學和歷史等。 14歲時，黎薩就獲得馬尼拉雅典耀大學文學士，隨後進入菲律賓聖道頓馬士皇家教會大學，主修哲學，兼修美術。後因母親患眼疾，改讀醫科。1882年，21歲的黎薩潛赴歐洲加入共濟會，並在西班牙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法國巴黎大學，以及德國海德堡大學深造。1885年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並留校執教。 黎薩18歲時（1879年）曾發表愛國詩篇《給菲律賓青年》，獲全國詩歌比賽一等獎，也因此被譽為「菲律賓青年詩人」。1887年，黎薩在執教期間，用西班牙文創作《社會毒瘤》一書，揭露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殘酷眞相。繼而發表《起義者》（1891），繼續披露西班牙統治的弊端。 黎薩從年輕時就開始從事西班牙統治下的改革工作，1892年6月，黎薩從歐洲返回菲律賓後，建立「菲律賓聯盟」。同年7月6日被捕，被流放到民答那峨島一個荒涼的小鎮Dapitan。被流放該地四年，他幫助小鎮建設學校、醫院，並且為當地建立了全菲第一個燈光系統。 黎薩獲釋後，準備到古巴當義醫，時逢菲律賓爆發Katipunan領導的祕密社團的革命事件（1896）。黎薩坐船前往西班牙，準備轉往古巴，然而船抵巴塞隆納，黎薩旋即又遭逮補，被押回馬尼拉。1896年12月30日凌晨，西班牙殖民政府以「非法結社和文字煽動叛亂」的罪名，將黎薩處決！ 35歲的黎薩被處決前，寫下絕命詩《永別了，我的祖國》。 他的壯烈犧牲激發了菲律賓人的民族意識，隨後爆發菲律賓革命，終而脫離西班牙的殖民統治。

驚聞原住民前輩歌手 萬沙浪過世！ 我想起48年前我還在讀大學時，以筆名「胡筱玉」在《台灣政論》第四期（1975.11）發表了一篇小文章〈可敬萬沙浪〉。重貼於此，以示悼念！ （此文是在戒嚴時代所寫，有些用詞如「山胞」、「本省籍」等用詞，為時代所限，今日觀之，不甚恰當，請諒！） 原文如下： 〈可敬 -- 萬沙浪〉 胡筱玉 崔苔菁的搔首弄姿偶而會令我神魂顛倒，白嘉莉的輕嗔淺笑亦難免叫我心動神搖。可是，那一幕扣人的鏡頭一過，却很難在我心獲深處留下什麼雪泥鴻爪來滋潤我的心田。儘管舞台上那些「星兒」們如何地璀璨奪目，如何地搖曳生姿，我都從來不敢妄想這些人間的「星星」會在我們的生活中投射出什麼光與熱。然而，唯獨例外的一個--萬沙浪--來自山地的男歌星，他的作風頗能給我們有所啓示。 萬沙浪是一位山地青年，由於他有一副引人的嗓子，使他步上了歌壇。在台灣，能夠混進歌壇在電視上亮相的，眞可說是平步青雲，身價自是不同了。依一般的作風，當起了男歌星，身分已是不同，穿著也應當「高尚」起來才是，沒有五花十色的西裝，也要有褲管大得像蚊帳的喇叭褲。然而，萬沙浪，這位山地的「生番」，屢次在電視上出現的姿態，竟是一身山地的穿著，頭上常常繫著一條帶子，縱使不著山地裝，頭上那條帶子也經常綁著，使人一望便知道他是山地人。 自從一批批漢人來到台灣，山地人漸漸地被趕到高山上去。平地漢人往往以「生番仔」來指稱山地人。直到今天還是這樣稱呼著，言下之意，頗有蔑視的味道。足見平地人對山胞的文化並沒有抱持正面欣賞的態度，可是，萬沙浪，這位「山地番」，却毫不在乎別人的眼光，依然穿起他的山地服出來亮相，絲毫沒有因爲躋身於榮華而忘掉了自己所從屬的文化，更絲毫沒有因爲自己的種族，自己的文化受到蔑視而自感羞辱甚至否定自己，相反的，他却屢次穿起他自己的服飾在大眾面前來自我肯定。這種不忘本的作風，真值得我們在聽完萬沙浪嘹亮的歌聲之後，做一番深省。 萬沙浪精神的啓示，使我們聯想起一些可恥的事。我在政大的時候，有幾位女性的客家朋友，我發現她們從來不講客家話，縱使他們客家同學私下在一起，也不願講半句客家話。我仔細考察她們的心態，發現她們對本身的母語有著極深的蔑視。同樣的，我也發現許多本省籍(所謂「福佬人」)的朋友，絕口不說台語(閩南語)，問其何以故?他竟回答說:「台語太難聽了，講起來不高尚文雅。」，語言竟有貴賤之分，怪哉！ 在某大學的一次音樂演奏會裡，演奏了台灣鄉土民謠「丟丟咚」和「駛犁歌」，台下一位來自鄉村的學生聽了之後，不滿地說:「怎麼奏這種粗俗的歌!」。自己純樸的鄉土民謠竟說成「粗俗的歌」，我們怎能不喟嘆「哀莫大於心死」?他對鄉土的愛心、感情已經僵死了！ 今天，社會上的風氣漸趨奢華虛榮。多少人，從培育他的疾苦的鄉土出來，躋身於榮華騰達之地，卻橫下心來，不願回顧一下他的鄉土，甚至反而以她爲恥，極力否定她，埋怨自己的出身。他們趨炎附勢唯恐不及，忘本唯恐不力，恨不得脫胎換骨，來世不當此鄉人。 我曾聽說過這麼一件事:國內一個即將出國深造的青年，正搭機出國，飛機甫離開松山機場盤旋在台北上空時，他的嘴巴說迸出了一句話:「從此再也不回到這個倒霉的土地上來!」，此事果真屬實，我要不客氣的說:這種冷血動物縱使得了千百個博士學位，也抵不上一個考不上大學的萬沙浪。 我並非在宣揚「我族中心主義」，只是希望不要失落了自己的根。「全盤西化」論者之所以受到非議，也就是在於過分否定本位文化，而認為文化是可以「取代」的。事實上，文化之「取代」與文化之「交流」，其意相去甚遠。前者是指甲文化屈服於乙文化而完全否定自己，接納別人(在心態上這雖可能，但在經驗上則不可能)；文化「交流」則是兩種以上文化處於平等地位，相互輝映，相得益彰，以造就出更新的文化。羅素主張建立地球文化(世界文化)，並不是要先消滅某些文化，而是要發揮各地本位文化使之融合交流以成世界文化。 因此，某些想當「霸王」的人，極力要消滅地方鄉土文化，我們該勸他立刻放下屠刀；一方面，許多自卑自辱的人，極力要否定本身的文化，我們要勸他-學學萬沙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