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最近新聞「帶職參選」立委及總統的議題鬧得沸沸揚揚，許多現任地方民代甚至某直轄市長，蠢蠢欲動躍躍欲試，大家的記性真的有這麼差？忘了罷韓雙殺的教訓嗎？ 為什麼誠信政治這麼重要 當時，韓國瑜在2018年12月25日就職高雄市長時宣示，要為高雄拋頭顱灑熱血，沒想到不到半年就喊出 yes I do落跑去選總統，罷韓團體在2019年3萬份罷免書送抵中選會，高雄人怒吼要「罷免韓國瑜」理由書所明列的第一條理由：「韓國瑜違背責任政治、誠信原則，當選高雄市長四個月內宣布被動選總統，因此唯有罷免韓國瑜，才能建立台灣責任政治的開始。」2020年1月11日，韓國瑜代表國民黨選總統敗選，2020年6月6日，韓國瑜被罷免，台灣民主史上第一次直轄市市長被罷免。短短的一年六個月，韓式旋風正式畫下句點，後續不再贅述。 當時高雄人用行動來表現，對於「落跑」的政治人物，有多麼的厭惡。罷免中間的過程，我們沒日沒夜，經歷了好長一段要錢沒錢要人沒人的辛酸，到後來才慢慢有人支持與凝聚力量，才把高雄從韓國瑜手中救回來。我們並沒有要讓大家覺得我們多偉大，也沒有任何私慾目的，一心只想著要把韓國瑜罷免掉讓高雄的發展回到正常軌道。很多長輩都勸我們別浪費力氣，不可能會成功，但最後高雄人真的辦到了！可見「吃碗內看碗外」是大家共同不認同的價值，只要你做不好，只要你對自己選區的選民不忠誠，就是得自己承擔後果，選民也有權利沒收賦予你的權力。 2020年1月11日，韓國瑜代表國民黨選總統敗選，2020年6月6日，韓國瑜被罷免，台灣民主史上第一次直轄市市長被罷免。（資料照） 國民黨「落跑議員」重蹈覆轍，選民理應收回權力 沒想到言猶在耳，才過了2年的時間，台北「松山、信義」的國民黨市議員王鴻薇才剛當選議員，都還沒就職就宣布落跑選立委，很可惜的居然當選了，該選區本屆就這樣硬生生少了一席議員。最近同樣選區的徐巧芯也有樣學樣，極有可能比照帶職參選立委，如果屆時不幸被她選上，當地就少了2席議員，但依據《地方制度法》第81條規定，要達同一選舉區缺額的一半以上時才能進行議員補選。松山信義9席議員，落跑2席不到1/2，這兩席議員活生生就沒了。當初投票給這兩位的選民有預料到自己的一票等於廢票嗎？ 這樣的結果猶如呼了我們一巴掌，我們堅持的價值就這樣被推翻，並且毫不留情的告訴大家這樣做是可以的，「落跑」是多數人認同的行為，而且可以不用考慮後果和當初支持你的選民！當時我與友人聽到時，很想再啟動罷免行動，其實可行度也極高，但因種種問題作罷。而且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樣落跑帶職參選，不僅「不會再辦理補選」，更是「無法遞補」，這事一定讓落選頭的吳崢（無黨籍）和楊寶楨（民眾黨）很不爽！這樣落跑的政治人物真的是為了服務更多的選民？還是只是會貫徹黨意或覬覦更高權位的高級詐騙者？ 作為一個長期關注公民權力的街頭運動者，我也曾經在高雄市市議員登記參選日當天，至現場請要參選的議員簽署「對選民負責」承諾書。民進黨的「誠信條款」，強調現任議員對選民的責任及誠信原則，不建議現任議員參與本次立委選舉，是為了導正已經被國民黨帶起的落跑歪風，雖無強制性，但我認為應該支持。也籲請國民黨市議員及侯友宜市長組成的落跑大隊，不要只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盤算，畢竟人民成功收回過大如直轄市長的權力，國民黨不要被淹死在民意的洶湧中。 （罷韓志工）

1961年，有個在萬里的家庭，父親因煤礦災變去世，留下妻子與六個孩子，遭逢巨變的母親只能四處奔波打零工，含辛茹苦地將六個孩子拉拔長大。 1979年，曾在懵懂中送走父親的孩子已然長成翩翩少年，他映雪囊螢不懈怠，終於成為萬里第一個考上建中的學生。 1986年，年輕的小夥子走出台南車站，他還不知道這是將改變他一生的城市，他只想著一拿到成大的醫學文憑，他就要回北部開業，完成自己與母親的夢想。 1994年，小夥子熬過艱苦的實習生涯，成為成大醫院總醫師，當時負責操盤台南選舉的「柱仙」找到這名年少有為的醫師，邀請他為陳定南助選，也開啟他的政治人生。 他就是 賴清德！ 一開始賴清德並不想從政，他認為自己的夢想就是當醫生，直到有天他轉念，「批評水溝臭，不如拿起掃把掃」，與其在診間罵國民黨，抱怨政治不好，不如付出行動！ 於是他擔任立委期間，連續四屆獲得公督盟評鑑「立法委員問政表現全國第一名」；擔任台南市長期間，曾在《天下雜誌》幸福城市調查的縣市長滿意度，排名全國第一，被譽為五星級市長，隔年帶領台南拿下最有價值城市。 擔任行政院長期間，全力推動年金改革、轉型正義、啟動能源轉型、擴大公共化幼托建置，引進準公共化機制等政策；擔任副總統期間，推動轉型正義、2030雙語國家、親自走訪地方產業。 一路走來，經歷立委、地方首長、中央行政院長、副總統，我相信賴清德主席的資歷將是所有總統候選人中最完整，而他也是最好的人選，讓我們一起信賴台灣！

台灣四週環海，中國要武力侵犯台灣，只有從天上跳下來，或從海上登陸。空降不能輸送大量軍隊，更無法提供重型武器，不可能做為侵略軍的主力，因此渡海上岸是唯一選擇。 但渡海登陸作戰難度極高，二戰之後，美軍只打過一場仁川登陸，和科威特沒有抵抗的登陸，中國唯一的登陸作戰經驗，就在金門古寧頭，結果全軍覆沒，沒死的就被俘。 台灣海灘雖多，卻都狹窄，淺灘短，深淺落差大，無法進行大規模登陸作戰，只有屏東恆春一帶海灘寬廣，蔣介石時代所謂「總統親校」的登陸演習，就固定在恆春。一九四四年，美軍考慮進軍台灣，也以恆春地區為目標。 中國不斷武嚇，登陸軍演，虛張聲勢，而紅統配合中國恐嚇，說青年學生會被迫上戰場，會被派去打巷戰，這種蠢話也敢說，台灣真是共產黨造謠混淆視聽的聖地。 圖為去年7月28日漢光演習國軍在台東知本海邊模擬敵軍登陸海灘，快速打擊阻斷攻勢。圖片來源：中央社檔案照片 登陸到打巷戰，要經過的劇本不只是過五關，那要假定中國軍隊、武器裝備能神不知鬼不覺的集結、上船、空戰勝利，海戰勝利，登陸成功，補給成功，重武器能上岸，美、日國際社會都袖手旁觀。在高科技偵察情報與遠程飛彈、精密武器作戰的時代，打巷戰的機會很低。紅統製造疑美論，指美軍不會來，的確，美軍不會派地面部隊來台灣打陸戰，打巷戰，但它會打情報戰，打海戰。 美軍要防衛台灣，第一線是外交、軍備、結盟以嚇阻戰爭，預防戰爭；如果中國蠻幹侵略，戰事爆發，美國與日本等盟國是利用台灣環海的優勢打海戰，消滅中國進犯台灣的工具與能力。 美國太平洋空軍總司令威斯巴（Kenneth Wilsbach）便坦言，如果中國犯台，擊沈中國軍艦不但是太平洋空軍的「首要目標」，實際上也是任何被捲入這場衝突者的「首要目標」。 中國要武力侵犯台灣，最大敵人是「海」，其次是長程精準武器，兩者都是有利於防衛，不利於攻擊；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美國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便豪語警告，如果中國動武，美軍在十五分鐘內消滅它的海軍艦隊。 也許現在 十五分鐘內無法消滅，但他們的訊息都是在海上先把中國艦隊殲滅。小紅粉替中國搞心戰恐嚇，卻也不看一看台灣自製及美國提供的地對艦、艦對艦飛彈，射程都涵蓋台海，解放軍一登船就在射擊範圍內。同樣的，台灣也都在中國飛彈攻擊範圍內，如果中國敢於攻擊城市，不怕台灣飛彈還擊，它用飛彈攻擊即可，何必打巷戰？中國軍隊能不能僥幸逃過海葬都不知道，就跳過來嚇唬台灣年輕人打巷戰，這樣沒有常識的話，就是把台灣年輕人當紅粉的「傻B」看！

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在立法院質詢，提出美國的學人計畫是要操控中華民國的政府，並舉烏克蘭的例子，認為就是因為受到美國的擺布才走向戰爭，所以希望政府要避戰不要備戰，因為台灣人需要和平。 高金素梅的親共在台灣人盡皆知，台灣人真正要擔心的不是跟美國有太多交流與合作，而是該慎防台灣的政治人物成為中共的代理人，為中共的統戰陰謀助陣附和。 高金立委身為台灣原住民本該最有立場大聲講出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並且應該捍衛台灣身為主權國家的尊嚴。但從她當上立委之後每一次涉及對中國的發言都是一廂情願，並且還每次代表台灣原住民自願成為中國的少數民族而自詡。 高金素梅的親共在台灣人盡皆知，台灣人真正要擔心的不是跟美國有太多交流與合作，而是該慎防台灣的政治人物成為中共的代理人，為中共的統戰陰謀助陣附和。（報社合成／資料照、中央社）     台灣如果能夠避戰，為何中共軍機繞台不斷，軍艦巡迴台海周圍。備戰才是真正能夠具備避戰的條件，再說中共如果講話算話，國民黨還會竄逃來到台灣嗎？ 當這些仗勢著自己是民意代表的身分在國會殿堂上顛倒是非，自甘充當中共的發聲筒，他們的目的只是要挑撥台灣人與美國、日本這些民主國家團結的情感，分化對抗中共的力量罷了。 （阿美族原住民女婿）

因線民事件退出民進黨，立委黃國書曾表達不連任，日前他再次向社會深深道歉，自己將遵守承諾，不再參選立委連任。當年，黃國書可能不由自主，也可能個性軟弱，不論如何想為他解釋的人，都必須面對其他拒絕屈從而被剝奪機會的人。正所謂，以德報怨，何以報德？國民黨威權時代，類似案例應該為數不少，升斗小民之間互相監視，乃是黨國鞏固權力之必要。升斗小民難免有之，黨外菁英就能免除嗎？現在的劇場，迫害者都沒有具體面目，被害人卻攤在陽光下，在暗處竊笑的是誰？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但，傷害已經造成，任何理由都不是藉口，知所進退反而映照出當年被犧牲的價值。而有人因為一時軟弱，威權時代淪為體制俘虜，到了民主時代又被揭底，如過街老鼠，當年的迫害體制及其傳人，面對轉型正義則毫無愧色，斥之為政治迫害，完全否定施害者的責任及自己優越地位從何而來，這才是當下最諷刺的畫面。至今，他們矢口否認，蔣氏父子乃迫害元凶，儘管史料證據班班可考。更難堪的是，蔣萬安直言，「蔣字對他來說是一個資產」，並在台北市長選舉勝出。台北市，固然有其選區特性，既經民主多數決，技術上應無疑義。但在價值上，如果他是靠姓蔣而獲得政治利基，不啻是對其先人血跡斑斑的洗白，對當年流血者的二次傷害。民主，因為遺忘而造成的時空弔詭，莫此為甚。 台灣社會，溫情敦厚，這是優點也是缺點。轉型正義，抓大放小，主要針對威權附隨組織，沒有追殺附隨人員。於是，擁有優越地位的附隨人員，民主競爭條件未受影響，至今盤踞在某些國家機器。偏偏，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選擇和解而非清算途徑，卻讓威權遺緒認定善而可欺，藉由民主時代的媒體、司法、選舉來負嵎頑抗。二○○○以來，本土政權兩度執政，轉型正義東倒西歪，癥結就出在，有了民主、法治、人權保護傘，反而讓那些若在其他轉型正義國家必受懲罰者有恃無恐，以及轉型正義執事者出現工具化偏私，遂令社會觀感每被有心人操弄。不要說一般民眾，若干二二八、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也被威權傳人所籠絡，轉型正義的焦點遂日益模糊。 姑且不論和解或清算的不同路徑，台灣轉型正義的起手式一開始便有不祥之兆。一九八八，李登輝繼任總統，朝民主化、本土化路線前進，走出台灣社會的主流大道。可惜，他也留下一些負資產。無論是基於政治鬥爭或基於個人感情，李登輝始終自認是「蔣經國學校」的學生。他為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道歉，卻未追究蔣氏父子責任。藉由威權體制的餘威推動寧靜革命，自己也在某種程度繼承了威權性格。李登輝，在台灣成為「情結」，包括民進黨的諒解與合作。黃國書之例顯示，民進黨被自己理論多於行動的轉型正義逼得別無選擇。這是，時代不同了，時代進步了。而從威權到民主，有些地方必須注意，如果總是絆倒反威權者、無可奈何反民主者，國人便當省思哪裡不對勁？ 轉型正義，在台灣有自己的故事，或可隨著民主演進，最後把故事講完。變數在於，對岸有另一個外來政權，躍躍欲試一九四九國民黨劇本，光復台灣，完成統一。這個新的插曲，令台灣的轉型正義之路，徒增更多荊棘。七十多年來，一黨專政的中國，無數不正義無法轉型，它本身的國家內部暴力，藉由兩岸交流時代的展開，意外銜接到失去政權的中國國民黨，令其在內戰終結、國共和解的想像下，悍然拒絕與台灣人民共生。李登輝當政的國民黨，輕忽轉型正義之深義；連胡會之後的國民黨，一直想用促統來迴避轉型正義的必修課，導致他們與台灣的關係又倒退到二二八當年。 有人認為，民主可以抹平過去的一切。其實，民主主要是處理當下的程序合法，未必賦予過去行為以正當性，轉型正義乃為必要之療程。而抗拒轉型正義者，只圖享受民主權利，不願從過去走向現在、迎向未來。台灣這個共同體，必須立基於價值共識，不能流於虛無主義，隨選舉結果而漂流。一九九二立委普選，一九九六總統直選，並未解決這個根本價值問題，兩岸的敵我界線也模糊至今，從憲法到兩岸法律架構都維持模糊空間，落實到通敵、叛國案例，經常令人看不清判準何在。所以說，黃國書此一個案，對他個人事小，對台灣則茲事體大。

為什麼今天宏都拉斯發聲明要跟中國尋求建立正式關係呢？ 除了中國有下功夫外，其實下面這張照片應該才是重點。 今天九點半，民進黨總統初選登記。 中國看起來是在表演「誰是老大」的劇碼。

張善政上任後，還看不出有什麼善政，卻開始出現惡政了！他開始拿桃園神社（今桃園忠烈祠）下手了！ 我重貼16年前的舊作，請赤藍集團的政客們好好理解： 〈史蹟不僅是記憶，也是證據〉 （原載2007.6.3.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 一座只蓋了廿七年的「中正紀念堂」，忽然被國民黨的地方官吏列為古蹟，還得到國民黨中常會的強力聲援。只要不是白痴，誰看不出來國民黨會忽然反常地重視古蹟起來，完全是針對扁政府將中正紀念堂改為民主紀念館而來。 國民黨真的那麼重視古蹟嗎？有一個最好不過的指標可供檢驗與比對，那就是，與中正紀念堂僅一路(信義路)之隔的原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歷史性建築，被國民黨硬生生地拆除掉。那一座莊嚴的建築物，落成於一九一四年頃，原本是日治時代「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的所在，後來成為日本總督和高官們宴客聚會的場所。國民黨撤退來台後，基於靠近總統府的地利，將它做為他們的中央黨部(接收日產為黨產，這又是一例)。一九九四年，國民黨無視於這座已經擁有八十年歷史的古蹟，決定將之拆除改建大樓繼續做為該黨中央黨部，引起學界、文化界的強烈反對，一度釀成黨部前的激烈示威抗爭。最後抗爭無效，還是給拆掉了。當時國民黨說那不是古蹟。 八十年歷史的建築不是古蹟，廿七年的中正紀念堂才是古蹟？國民黨為何會有這樣的邏輯？惟一能夠解釋的是，前者屬於日本時代，後者與「偉大的民族救星蔣公」有關。國民黨的仇日情結讓他們對於日治時代的史蹟產生「否定」的心理作用，這種「史例」很多，例如： 一八九五年年三月廿三日，日軍從澎湖的漁翁島登陸，後來日本當局在登陸地建了一座登陸紀念碑。國民黨來了之後將它敲掉，改建為「抗戰勝利紀念碑」。 同樣地，一八九五年五月日軍在澳底鹽寮登陸，後來日本人在登陸地也建了一座登陸紀念碑，一樣也被後來的國民黨政府毀掉，改建為「鹽寮抗日紀念碑」。 台北芝山巖上面有「芝山巖事件」六教師的墓碑，被仇日份子噴漆破壞；伊藤博文書寫的紀念碑，則被棄置在草叢中，任鳥禽拉屎，遊客踐踏。史蹟被拿來發洩抗日義憤。 一九三三年落成的本派本院寺，是日治時代規模最大的仿唐式日本建築，可是卻在一九七五年遭一把無名火焚毀。那把無名火，或許可以稱為「抗日聖火」吧？ 同樣用「抗日聖火」銷毀古蹟的範例，還可再舉日治時代所遺留的神社，例如嘉義神社，就是被仇日份子焚毀。日治時代台灣各地都有神社，戰後國民黨來後，除被燒毀者外，已拆除殆盡，有的在原地改建忠烈祠。今僅剩桃園神社，因為改為桃園縣忠烈祠，有了國民黨的「英烈千秋」在，所以仇日份子沒有再燒了。 馬英九台北市長任內破壞掉的日治時代的史蹟，最讓我們痛心的是坐落在圓山基隆河上的中山橋(日治時代叫明治橋)；擁有一百一十年歷史的大龍峒公學校的建築也險遭拆除，讓老校友們淚眼護校抗爭。 把不喜歡的歷史遺跡毀掉，以為這樣就是在表達民族精神，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實，從歷史學的角度看，日治時代的史蹟，是日本殖民台灣的證據。把日治時代的史蹟毀損掉，是在湮滅日本殖民統治的證據。 史蹟不只是記憶，不只是文化遺產，它更是一種證據，有時候也是一種警惕。例如，我很不喜歡傳統對女性的片面貞操要求，但是對於「貞節牌坊」的遺物，一定不可破壞，因為那是傳統男人欺負女人的證據。 同樣的，最近興起拆除及毀損蔣介石銅像之舉，我認為移走銅像，集中保管可也，但不該損毀，因為那是獨裁政權的證據。  

今天早上，我已經登記了民主進步黨第 16 任總統提名初選。 今年的 1 月 18 日，我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接下民主進步黨黨主席，希望團結黨內，擦亮民主進步黨「清廉、勤政、愛鄉土」的招牌，重新贏得人民的信賴與支持。 感謝中執會支持推動黨務革新，積極回應社會期待；更要感謝南投鄉親的支持，在 3 月 4 日南投第二選區的立委補選，既給了蔡培慧為南投爭一口氣的機會，也給了民主進步黨重新出發、承擔使命的力量。 今天，我則是以無比堅定的心，參與黨內總統初選，爭取黨員同志及台灣人民的支持，讓我站在第一線，率領團隊建設國家、升級產業，造福人民；並且打擊黑、金、槍、毒，建立和諧、安定、公益的社會，讓青年看見希望、壯年實現夢想、老年得到幸福、弱勢者得到照顧。 我們更要藉由成功因應淨零轉型、疫後經濟復甦、俄烏戰爭所引發的地緣政治變化，以及供應鏈重組等各種挑戰，讓未來的台灣更智慧、更永續，也更具有韌性。 特別是台灣位於印太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直接面對中國日益增強的文攻武嚇、外交封鎖，以及大玩和戰兩手策略，台灣正處於生存發展的關鍵時刻，我們一定要持續壯大台灣，堅守民主陣容，確保台灣的安全。 請給我機會帶領國家，團結國人，一起拚經濟、護民主、強國防、保和平，共同完成守護台灣，促進民主、和平、繁榮的新時代使命！ 此時此刻，我們都是台灣隊，Team Taiwan，挺台灣，一起讓台灣成為民主世界的 MVP！

看到有好幾位「德高望重」、有社會淸譽的學者提出反戰連署，其實頗令人難過，因為以前中國內戰，就是有這樣的學者出現，才會讓中國共產黨擊敗中國國民黨。悲劇發生第一次，叫做悲劇，發生第二次，就是鬧劇，而當這種鬧劇發生在自己身上，那就變成了慘劇。 毛澤東在奪取中國政權的時候，有兩條主要的路線，分別是「打仗」與「反戰」，打仗，交給人民解放軍，打輸了就要求和談，打贏了就繼續進攻。反戰，交給「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學者與學生，讓他們對政府要求刪減軍費、停止內戰、反飢餓、反美帝、要和平。但是，所謂的反戰，只限於國民黨統治的地區，而不是共產黨統治的地區，他們的地區，只能支持戰爭，推翻蔣匪政權，沒有反戰的餘地。 毛澤東與蔣介石剛簽署完雙十協定，雙方同意停戰，毛澤東立刻要求全面進攻，並且同時策劃昆明學運、上海一二一學運、1946年底開始，又利用地下黨員沈崇，與美國人的所謂「性侵案」，擴大學運規模，要求政府反美帝、反戰爭，1947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達到高潮，道德制高點幾乎都落在共產黨，國民黨的蔣介石被學界批評得一文不值，共產黨成為中國的新希望，國民黨則是腐敗的代表，毛澤東是人民的大救星，整個輿論、宣傳，透過學生純淨無瑕的形象，與教授學界的道德理念，把國民黨政府徹底打落地獄、摧毀殆盡。 這兩年，台灣似乎陷入了中國在1949年前夕的窘境。國民黨統治區的民眾、學生當時主張反飢餓，於是現在的民眾、教授主張，連雞蛋都買不到，反美豬，自己卻大啖美牛。國民黨統治區的民眾、學者反內戰，現在的民眾、教授、立法委員主張削減軍費、把預算用來振興經濟就好，罔顧中國解放軍無時無刻派遣軍機來台騷擾、不斷擴充軍備，威脅併吞台灣的現況。中國不反戰，台灣要反戰的下場是什麼，他們都很清楚，但是把挑釁方當作和平締造者，把投降當作不要備戰，這種主張剛好跟1947年以後的主張一模一樣。 當時的民眾、學生與教授，要求美國滾出中國，現在的立法委員與教授則是主張美國是兩岸和平的不穩定因素，卻絲毫不知道，許多中南美洲國家不斷交，其實是因為美國支持，中國不敢武力犯台，是因為美國捍衛自己的利益，沒有美國，台灣早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些人，能在這片土地上夸夸而談，是因為有民主自由的保障，但是他們現在卻想要用民主自由，想盡辦法污衊自己人是挑釁者，中國才是被迫攻擊台灣的另一方。他們不要為戰爭做準備，只是異想天開的以為，是美國，而不是中國，想要摧毀我們現在的生活。他們反戰，但是對於侵略者一言不發。 最後，我想提醒這些人，1989年間，當中國政府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對作家辛灝年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四菜一湯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著地下黨上街去『反飢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 這些這麼有理想、有理念的教授，在中國統治台灣以後，想必會一樣對中國台灣特別行政區政府發表諍言，但是當機關槍與坦克對著他們的時候，他們會怎麼想呢？ 但願不會有這一天。

疑美論認知戰果然是中國下令的 昨天高金素梅疑似拿中國給的簡報大搞疑美論。今天兩小報用完全相同的觀點，透過記者的特稿力挺高金素梅，譴責台灣政府拿疑美論來安罪名。看來這整套都是中國操的盤！

  　　2002年的時候，中國導演張藝謀曾經發表一部電影《英雄》。由於歷時超過二十年，年深日久，很多人或許沒看過這部作品。但我覺得，這部電影確實有代表性，體現了某些人對於「和平」的理解。 　　電影劇情說複雜很複雜，說簡單也很簡單：這是一個顛倒的刺秦故事。故事背景是中華戰國末期，秦軍四處攻城掠地。有幾位武術高手想要阻止秦國繼續侵略戰爭，決定挺身行刺秦王。 　　然而，刺秦大業進行到一半，有位高手卻突然改變了想法，覺得為什麼要刺秦？既然秦軍氣勢洶洶，那就讓大秦併滅六國嘛。只要六國不復存在，以後秦國就不會再跟六國發生戰爭了，從此天下太平，不是很好嗎？ 　　於是，這位高手背棄了愛侶的信任，在秦王殿前放棄掉行刺的機會。而且還把這種「追求和平」的思想傳染給另一位有機會行刺秦王的高手，要他為了「天下」放棄刺秦。 　　就這樣，隨著刺秦高手相繼棄劍，再沒有任何機會阻止秦王。秦滅六國，「統一」華夏。 　　當然，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作法其實也維持不了和平。秦滅六國之後，隨即大量汲取六國資源，繼續對外發動戰爭，北擊匈，南攻越。天下百姓死傷枕籍、痛苦不堪。隨後帝國在重負下崩解，楚漢交戰，大量人口死亡，勝利者又重建秦制，東亞大陸逐漸進入週期性的帝國崩塌。璀璨的先秦諸國文化，從此不復存在。 　　話說回來，沒有歸沒用，這部電影確實體現了許多人對於「天下太平」的理解。對於許多人而言，所謂的「和平」，就是叫被攻擊者不要抵抗的意思。讓攻擊者隨心所欲，自然也就「和平」了。這部電影裡面沒有「立意皎然，不欺其志」的荊軻或高漸離，而是讓先秦刺客也改弦易轍，轉向認同大秦的一統霸業。 　　對於這種思想的認同者而言，這叫作「反戰」、「追求和平」。張藝謀作為電影藝術家，確實有相當高的敏銳度，作品精準掌握某種核心思想，不負國師之名。 　　但在反對這種思想的人眼中，這種「和平」等於是自取滅亡的同義詞。《1984》開頭那句反映顛倒錯謬的名言「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 註；下圖為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詔，「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原文銘刻於臺北故宮館藏青銅器「秦廿六年詔橢量」，筆者攝於臺北故宮。

習近平十年，壓縮了封建時期的進程，一舉回到毛時代，這是中國的宿命。（法新社資料照）   中國兩會結束，針對第三任期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如何開展未來五年的中國治理，國際各大媒體分別從習的人大閉幕講話，提出了若干觀察與分析。若從台灣的角度，綜合對於中國帝制的理解，習近平表面上是「十年鬥爭、歸於一統」，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但是習近平內心更深層的部分，似乎也充滿著「不安」？這位中國近代權力最集中的領導人，此時恐怕並非從容信步於今後來自外部與內部的雙重挑戰。 三月十三日上午的閉幕講話，應是人大「全票」通過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後第一篇重要文件。在全部超過一八○○多字的致詞中，「人民」出現了高達二十二次，其次引人注意的是「安全」，也出現了至少九次之多。套用柏楊的「三作牌」理論，在威權體制之下，所謂的口號文化，經常是最缺什麼、最做不到什麼，就標榜什麼，戒嚴時代的台灣如此，今天的中國更有過之，習近平大量使用這些關鍵詞，當然反映了他的所思所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人民說話的份，早已眾所周知，而習近平把「安全」排在最上位，勢必會主導中國的施政路線與政策選擇。 其實從二十大二中全會通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所謂要統籌黨中央機構、全國人大機構、國務院機構、全國政協機構，還要統籌中央和地方，就能了解習近平沒有什麼是他不要「統籌」的。這條以「安全」為名的「統籌」之路，早在二○一三年習近平剛上位就已經開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當時也是說要解決各自為政，以統籌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兩個月後就通過習近平親自擔任主席，令外界驚覺他的起手式。果然，二○一八年，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進一步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這時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並推動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全由共產黨統一領導，有計畫地將國務院弱化。顯然，習近平認為這樣依舊不夠，於是今年又持續進行機構重構，即使第三任遂願，權力仍要更加徹底收攏，否則無法讓他心安。 習近平的心理狀態，如果要從中國的獨裁史上找答案，明代廣設特務、宦官當道，為皇帝服務的前例，走的正是不斷權力「升級」的類似道路。從明太祖的錦衣衛，典型是招攬親信偵防異己開始；到明成祖，轉由太監主持東廠，加大對反對派的鎮壓；再到明憲宗，新設超越錦衣衛與東廠之上的西廠，橫行全國。最後到明武宗，由劉瑾主持內廠，可以反過來監督錦衣衛、東廠與西廠。這種權力發展的軌跡，可謂一脈相承，說明帝制欲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永不滿足，很容易藉由改變組織、以無限擴權，來換取一時的危機緩解；問題是這種恐怖統治，累積人民反抗，終致明朝滅亡、難以善了，也是史有明鑑之事。 習近平十年，壓縮了封建時期的進程，一舉回到毛時代，這是中國的宿命。世界各國把習近平視為危險份子，其危險，來自於他的不安；而習近平的高度不安，其實也是中國自身的最大風險。

美國前國務卿龐皮歐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中國與納粹德國相比，對世界是個更大的威脅；中國已是習近平的中國，一個擁有十四億人口的龐大經濟體，不只有能力給美國、甚至是全世界造成問題；習近平是最危險的人，他的全球霸權已經嶄露無遺。龐皮歐點出了西方世界的盲點。 長期以來，西方世界認為納粹德國是全世界最壞的東西。這歸功於猶太人長期鍥而不捨的深究與宣傳，因此當中共創立並崛起，其罪惡遠超史達林與希特勒時，西方世界仍然懵然無知，繼續被其「中國通」所誤導，以為中國是禮儀之邦，中共對西方的敵意僅僅是對百年屈辱的發洩；對其盜竊惡行也抱諒解態度，因而擁抱流氓數十年。 龐皮歐指出了十四億人口的龐大經濟體足以構成全球性的問題，這從醫療用品的突然短缺就可以說明，所以西方世界必須建立自己的供應鏈；而十四億人口的市場也讓某些華爾街大亨匍匐在中共腳下。然而十四億人口造成的問題，絕不止是經濟，還有戰爭與更嚴重的DNA同化。 中共對美國強大武力的有恃無恐，就在於它綁架了十四億人做炮灰。一九五○年代中國才有六億人口時毛澤東就說不怕打核戰，死了三億還有三億。這種話連赫魯雪夫也受不了，因為當時蘇聯只有兩億人口。毛澤東以「全民皆兵」武力脅迫其他國家，人海戰術就是它的策略。毛澤東反對節制人口的「人口論」，在一九五八年鼓吹「人手論」，果然為改革開放年代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西方國家也忌憚中國的武力脅迫而容忍中國的為所欲為。 然而更嚴重的是，改革開放後中共有意放縱大量人口以合法與非法途徑移民他國，然後在其他國家建立中國人自己的小王國來脅迫當地政治。因為中共對海內外「炎黃子孫」的控制，這些小王國基本上效忠於中共在當地使領館。 近日與一位義大利台商共餐，我問他義大利警察與中國警察在米蘭街頭共同巡邏（有圖片為證）是怎麼回事？他說米蘭有六十萬中國人，米蘭警察已經無法應付他們。他特別對我說，六十萬啊，如果造反還得了！在美國步入政壇的「台灣之子」因為需要選票鈔票而逐漸向「中國之子」演變，也是一個教訓。在這個問題上頭腦最清醒的是普廷，他不許俄羅斯大城市裡有「中國城」的存在。 中共還意圖用中國人（中共出品變種漢人）的DNA來改造全球人口。目前中國人口約佔全球人口的十八％，漢族更佔全中國人口九成以上，中共的策略是先同化少數民族，鼓勵與強迫他們與漢人通婚（例如將維吾爾族年輕女性送到沿海漢人地區同化通婚），接著會在全球逐步蠶食其他民族。中國熱衷研究人類DNA或與此有關。 中共的種族滅絕政策不亞於希特勒，只是手法更加隱蔽。所幸中國人口的增長在走下坡，新興國家人口成長加速，可能緩解這個隱患。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惡之華》是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的詩集，以性及頹廢為主題，對現代主義文學影響很大。這個詞語也延伸許多意涵，台灣畫家劉耿一有一幅畫「惡之華」，隱含畫家的批評意識。畫面看出，一些人面對向被稱為中正廟、臭頭仔廟的中正紀念堂形影。畫家描繪這座建築物顯然並非頌讚，從主題來看是「惡」之「花」，花是形貌，惡是本質，帶有批評的視點，而且畫面黝暗而非明亮，充滿陰鬱。 台灣解嚴、民主化以後，蔣介石崇拜是有爭議的。轉型正義工程常觸及拆除蔣銅像，改變中正紀念堂的設置目的，轉換成其他文化象徵更是引發眾議。但是，威權崇拜仍然存在於黨國餘緒，獨裁者的幽靈仍盤據台灣上空，阻礙台灣發展之路。 劉耿一以畫家之眼直視矗立廣場的巨大幽靈，描繪出惡的象徵構造。他這幅作品隱含著藝術的批評精神，但未引起話題，也未被轉型正義工程視為借鑑。他也有系列社會風景，見證台灣民主化歷程。 戰後，長期戒嚴統治的台灣雖已進入民主化，但轉型正義的課題並不未完成。正如二二八的紀念只是片面的紀念，只是被害者的紀念；轉型正義只是民進黨等立足台灣的政黨關切，泛中國國民黨並不重視。 轉型正義是有文化內涵的，但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太局限於政治，而沒有形成文化運動，遑論在文化意義上成為國民共識。國家認同的混淆模糊了民主化以後的政治視野。 文化部對於中正廟嘗試進行相關的處理，徵求許多方案，但限於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仍缺乏共識性，巨大的惡之象徵構造仍然籠罩在公共視野，甚至讓音樂、歌劇兩廳院的藝術形貌蒙上陰影。 台灣的民主化依靠的力量大多是政治運動，文化運動不充分。權力形式大於意義內涵的政治改革缺乏穩定的奠基條件，這是黨國戒嚴長時期教育、文化、大眾傳播被壟控造成的，解決之途仍有賴文化條件。 劉耿一的「惡之華」，以藝術之眼呈現了批評視野，展現了一位台灣畫家的淑世精神。藝術可以介入社會，藝術家的批評彰顯社會責任，應該更受到共鳴。台灣要有更多的藝術家從文學、音樂、美術……在轉型正義形塑核心的內在條件或文化動力。 （作者是詩人）

賴清德「誠信條款」一出，打的國民黨昏頭轉向。 1/8的台北立委補選，朱立倫以為派出王鴻薇，可以跟戰鬥藍示好，更可以讓戰鬥藍議員們搶著選立委，創造亂局以冷處理侯友宜的徵召。 王鴻薇贏了，國民黨輸了。「沒就任議員，就跑去選立委」的落跑形象，加上徐巧芯、鍾沛君等議員紛紛爭搶藍營舒適區，產生了巨大的後座力。 此時綠營提出的「誠信條款」，並不是打高空唱高調的「現任議員絕不能選立委」，而是考量民眾權益與政治現實後，提出具體可行的方案，避免發生「剛選上就落跑」。 王鴻薇或是韓國瑜，都是任期做不到一年就落跑。侯友宜現在也在腳底抹油。 去年綠營也有立委選縣市長，或是賴清德自己也曾在台南市長任期剩1年3個月去當行政院長，但任期都已超過一半。 循序漸進的改革，已經讓社會氣氛產生改變。 以我戶籍所在的高雄鳳山為例，日前傳出有意競選立委的市議員林智鴻，為了團結，放棄跟現任立委許智傑競爭。綠營的定於一尊並不是口號，而是團結避免內耗，才能持續捍衛台灣的民主自由。 近日侯家軍朱家軍各自向媒體放話，朱立倫原本只是拿吳伯雄出來暗示要「藍白合」，卻被侯友宜陣營超譯成「像吳伯雄當年拱出馬英九一樣，朱也準備徵召侯」。連黨主席朱立倫一篇臉書都能翻譯大戰，藍營分裂的亂局，將會讓這個親中政黨原形畢露。

朋友與孤獨 上帝：人類的活力太容易萎靡，太貪求安逸，因此我願賜他以同伴來推動，來激發，來創造，一如魔鬼。 ~歌德 浮士德 真正朋友之間，有許多複雜的關係，有同質性，也有異質性的部分，有互相欣賞、支持、協助的部分，也有羨慕、嫉妒、自戀和驕傲的部分，歌德用魔鬼的角色，來形容朋友的關係，的確非常有智慧。 一個人做事很容易氣餒中挫而無法長久，同儕壓力往往是人生當中一個巨大驅動的力量，這是念最好的學校科系，或跟一群傑出的人共同一起工作或從事什麼運動，所能夠得到最棒的、當然也是最恐怖的東西。 朋友是必要的，孤獨也是必要的，有同伴一起跑步是必要的，一個人自己跑步也是必要的。孤獨是魔鬼最糟糕的武器，常常讓人恢復理智，傲慢是孤獨的姊妹，但孤獨是智慧的兄弟。 只有孤獨才有可能自由，如果您可以從人群中淡出，不追逐金錢、陪伴、愛情、榮耀或好奇心，那麼您將擁有自由，這些都無法在寂靜與孤獨中存在。 如果不能獨自一人，我們就是一個奴隸。 您可能擁有至高榮耀的思想和靈魂。但在這種情況下，您是高尚的奴隸或聰明的僕人，您沒有自由。 我們需要朋友，讓他們像魔鬼一般給我們同儕壓力。我們也需要孤獨，孤獨不是寂寞，是最偉大的冒險。 孤獨不會沒有朋友，有朋友也不見得不孤獨！

再貼一次舊文： 「對於英國當時的『左派知識份子』（『左派』兩字或許可以省略，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知識份子都是左派，p155），歐威爾是沒有多少好話的。在他看來，這些『善良』的人們就是一群純粹消極性的生物(purely negative creatures, p156) ，反帝反戰反特權，什麼都反，但要他們積極『支持』什麼事，卻是難上加難⋯甚至還高唱所謂『和平主義』，要讓英國人變得反戰(making their own countrymen unwarlike, p183)。歐威爾的評論是：『如果他們成功，我們現在就看著（納粹）黨衛軍在倫敦街頭巡邏了。』」 「還有一小部分『和平主義知識份子』，心中的真實動機則更為不堪：這些人根本就抱持著對於西方民主的仇恨，以及對於極權主義的崇拜(p312)。這種『和平主義』的核心思維就是站在更加殘暴的一方，要求另一方卑躬屈膝，彷彿暴力程度高就可以被原諒(violence is perhaps excusable if it is violent enough, p312)。這是『被害人屈服，就不會有強暴』的罪犯式思維。說到底，這種『和平主義』的根源就是崇拜力量，並崇拜『成功的殘酷』(admiration for power and successful cruelty, p312)。」 當年在歐威爾的國家，這些充滿腐蝕性的人沒有成功。 不過，此時此地，這種人卻真的有可能會成功。 https://www.facebook.com/107877510631518/posts/352939806125286/ 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喬治•歐威爾談二戰前的英國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Eric Arthur Blair）影響最大的作品，自然是《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不過，除了這兩部小說之外，他的散文也值得一看，其風格冷澈、直率、又帶著淡淡的黑色幽默。雖然歐威爾不是哲學家或史學家，也不具備理論建構所需的概念工具，但我卻覺得他對時局與歷史的若干洞見，比許多思想家更具參考價值，儘管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某些想法。 . 　　在歐威爾留下的散文當中，有一系列對於二戰前英國時局的評論。這些隨筆寫於二戰前期，大約在1940年前後。當時英國雖然勉強免於潰敗，戰局前景卻仍屬難言。在「一局收秤勝屬誰」混沌不明的情況下，歐威爾對於「英國何以至此」作了一番思索。我認為，歐威爾這些戰時隨筆，跟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在法國淪陷後寫下的《奇怪的戰敗》(L'Étrange Défaite)，堪稱相互對應之作。 . 　　在歐威爾看來，二戰的爆發早已無可避免。至少到了1936年之後，戰爭的到來對於傻瓜以外的任何人都已經是顯而易見 (p136)。然而，英國政府在戰前的政策，卻是既無法維持和平，也無助於準備戰爭。像哈里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1938至1940年擔任英國外務大臣）這些政治人物，除了繼續維持無法維持的現狀，試圖把時間撥回1933年之外(p166, p184)，別無其他因應措施。 . 　　問題是，凡爾賽條約所建構的脆弱和平早已不具備延續的條件，縱使不願意面對這個現實，繼續用徒勞無功的綏靖政策討好納粹，也不可能避免戰爭。哪怕是英國主動歸降（實際上等於是拱手把部分國民送進集中營），也只是讓納粹德國得以運用英國的資源，來構築對抗美國與蘇聯的霸業，戰爭終究還是會爆發。 . 　　不過，歐威爾無意把所有責任都歸咎於政治人物。他用冷澈銳利的筆調點出讓人不快的事實：當張伯倫推行綏靖政策的時候，大部分英國人無疑支持他。所以說，英國人不要逃避責任。說到底，大多數英國人就是既不願意支付和平的代價，也不願意支付戰爭的代價(did not want to pay the price either of peace or of war, p148)。最後才會弄出一個無法保障和平，又不能因應戰爭的局面。 . 　　於是乎，英國就在這樣「不戰不和不守」的狀況下，眼睜睜看著納粹的軍備不斷壯大。另一方面，英國陸軍的水平卻還是跟1918年一戰終結時相差無幾(p162)，最終釀成1940年的西線大敗。尤其荒謬的是：直到開戰已經迫在眉睫的1939年8月，英國商人們卻還在向德國出售錫、橡膠、銅等戰略物資，堪稱「經濟歸經濟」的先行者。「這就跟賣給別人用來割斷你喉嚨的剃刀一樣合理。不過這是『好生意』」(It was about as sensible as selling somebody a razor to cut your throat with. But it was “good business”, p162)，歐威爾如是說。 . 　　那麼，以英國人這副樣子，是如何撐過納粹橫掃歐洲的風暴？歐威爾認為，關鍵在於英國人的愛國情感仍然能在危機時刻起作用(p189)。這是一種宛如動物本能的心理機制，「就像面對狼的牛群一樣」(like a herd of cattle facing a wolf, p147)。就是這樣根深蒂固的情感，讓英國人突然在懸崖邊緣行動起來，救出困在敦克爾克的部隊，並積極防備德軍入侵(p148)，從而撐過了德軍開戰第一年的凌厲攻勢。不過諷刺的是：這種「愛國心」正好就是英國知識份子所鄙夷、並且極力想要消解的一種情感(p190)。 . 　　對於英國當時的「左派知識份子」（「左派」兩字或許可以省略，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知識份子都是左派，p155），歐威爾是沒有多少好話的。在他看來，這些「善良」的人們就是一群純粹消極性的生物(purely negative creatures, p156) ，反帝反戰反特權，什麼都反，但要他們積極「支持」什麼事，卻是難上加難。這是一群徹底喪失行動能力的人，儘管在口頭上反納粹，但又不肯正面支持對抗納粹的戰爭，甚至還高唱所謂「和平主義」，要讓英國人變得反戰(making their own countrymen unwarlike, p183)。歐威爾的評論是：「如果他們成功，我們現在就看著（納粹）黨衛軍在倫敦街頭巡邏了。」(p190) . 　　歐威爾進一步指出，許多所謂「和平主義者」心底始終有一個不甚光彩的念頭：「等時候到了，俄國人會來幫我們打仗」(when the time came the Russians would do our fighting for us, p183)。換言之，與其說這是「和平主義」，不如說是「和平外包主義」。「納粹好可怕，打仗好危險，還是讓外國人上吧」。 . 　　另外還有一小部分「和平主義知識份子」，心中的真實動機則更為不堪：這些人根本就抱持著對於西方民主的仇恨，以及對於極權主義的崇拜(p312)。這種「和平主義」的核心思維就是站在更加殘暴的一方，要求另一方卑躬屈膝，彷彿暴力程度高就可以被原諒(violence is perhaps excusable if it is violent enough, p312)。這是「被害人屈服，就不會有強暴」的罪犯式思維。說到底，這種「和平主義」的根源就是崇拜力量，並崇拜「成功的殘酷」(admiration for power and successful cruelty, p312)。 . 　　不要誤會，歐威爾的意思並不是每個人都應該從軍抗敵，他的標準沒那麼高。但至少，有一件事每個人都可以作到：你可以少說兩句動搖民心士氣的話，可以少說兩句助長敵人聲勢的話。社會氛圍就是每個人的言行積累而成，少說兩句，對於社會就已經是一種貢獻。不指望你積極付出，只要「不要作」會削弱抵抗意志的言行就好。要知道，在敵人是極權主義政權的情況下，一旦敵人勝利，就勢必會進行清洗人口的社會工程。換言之，國家放棄抵抗，就等於是置一部分的同胞於死地。而且，還會讓敵人得以攫取本國的國家機器，直接指揮本國軍警來搜捕自己的國民。 . 　　在歐威爾看來，如果納粹會認定英國已經趨於頹廢、從而可以安然發動戰爭，這些擁護和平主義的「知識份子」難辭其咎，最起碼也有部份責任(partly responsible, p156)。歐威爾在1940年更憂心忡忡地表示，希特勒可能在一年之內就會利用知識份子的空虛、和平主義傾向與受虐癖(masochism)，在英國帶動一場支持納粹的風向。帶風向的套路很簡單：強調英國資本主義腐敗墮落、不要讓英美的金權巨頭得勝、英國也沒有比德國更有言論自由，諸如此類。最終就是要讓英國人覺得：民主跟極權主義也沒有什麼不一樣，至少，兩邊「就是一樣爛」(“just as bad as”, p185)。 . 　　當然，具有後見之明的我們，知道歐威爾多慮了，英國最終安然度過了戰爭。納粹那種帶風向的手法，只對空虛的心靈以及缺乏精神免疫力的社會才有用。至於英國，畢竟還是英國。如果連英國都擋不住，歷史早就已經轉往另一個方向。那個方向走到盡頭，也許會是一個更加接近《一九八四》的世界。 （以上引註頁碼參George Orwell , “George Orwell: Essays”, Penguin Books 2000）

看到郭力昕，馮建三等學者發起的反戰聲明，我感想如下。 負責的台灣知識人，此時應該推動的不是反戰。因為台海的和平與戰爭，主動權並不在台灣。 如果真為戰爭氣氛感到焦慮，可以提出說帖，減低兩岸敵意。例如，他們可以對中國人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跟有沒拿下台灣沒有關係，強摘的水果不甜。 “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是鬼扯，中國古時“海內”與“神州”與“九州”不是同義詞嗎？台灣當然不是“海內”，不算“九州”或“神州”。 歷史事實是，中國或全世界所有國家，自古以來都沒有固定不變的國界或疆域。 如果中國不對台灣文攻武嚇，兩邊人民彼此根本就沒有敵意，完全可以友好相處。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成長，台灣也貢獻了大量人才與資金。 也可以請對岸好好珍惜兩岸目前人民彼此沒有敵意的狀態。一旦打起來，這狀態會馬上消失，可能百年都難以恢復。這樣，且不論一時生命財產損失，長遠來說不是反而把“統一”變不可能嗎？ 也就是說，負責的知識人應該是正面回應北京的武统論述，那套論述才是台海緊張的真正根源。那樣才是反戰。如果只是勸台灣這邊不要備戰，極可能只會誘戰，也就是誘使北京低估拿下台灣的難度，把“統一”時程推前，把台海變更緊張。 （圖擷自李忠憲臉書） ........................................................................ 二月底，中國學術界也有五位學者發出反戰聲明，他們明確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所以文章很快被下架。報導我貼留言版。 反觀台灣這幾位學者，反戰聲明完全沒譴責侵略者，只呼籲停止戰爭，好像烏克蘭不需要反抗侵略似的。 這是很諷刺的一點。中國因為言論封控，主張與官方立場不合的知識人很容易被消音。以致外界常誤以為中國是鐵板一塊。這些被消音的知識人也莫可奈何。 台灣擁有言論自由。主張跟中共一樣，在台灣亦享有言論自由。這種人在台灣當然是少數，所以就可以把自己包裝成很敢言的勇者。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6463392.html VOACANTONESE.COM 中國多位歷史學家反戰公開信遭封殺 海內外中國大學校友聯署反戰    

聯合報用3個版炒作中國觀點戒嚴式反智仇日 聯合報今天用小社論、投書、地方新聞，全面炒作40幾年前的外省反智仇日觀點；以國仇家恨的角度痛罵桃園神社不該拜日本神。 但明明一堆聯合報主管都爽玩日本，還上網炫耀呢！政府應該站在保護國民的立場，全面管制聯合報全體員工赴日才對。

  節日的訂定應有其紀念的意義，觀之台灣每年的節日，有民俗節慶，如元宵、端午、中秋等；有配合世界潮流，同步關心國際議題的節日，如世界母語日、國際勞工日、世界人權日等；而最需要慎重檢討的是，國民黨訓政時期在中國制定帶來台灣的節日，這些威權下產出的節日，和台灣沒有任何交集，值得商榷，應該慎重面對。 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訂孫文首次革命日九月九日為律師節，與律師界毫無關聯。而在台灣卻有三位傑出的律師李瑞漢、李瑞峰、林連宗，長期捍衛正義熱心公益，卻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自家剛準備吃魷魚粥時，被國民黨軍隊用吉普車載走，一去不回，屍骨無存，家屬每年此刻只能以吃魷魚粥來懷念先人，現已擴大至全國，以此日訂為台灣律師節更具歷史意義。 台灣傳統上都以孔子的生日為教師節，然而在台灣的教師中，會找不到一位身具土地、歷史、教育元素，值得紀念的人物來訂定台灣的教師節？成大蔣為文教授等人遍尋台灣的歷史，最為推崇林茂生教授。林茂生東京帝大畢業後，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胡適同為教育大師杜威的學生，以《日本統治台灣的學校教育》一文榮獲博士學位，返台任教成大、台大，後擔任台大文學院院長，一九四七年年三月十一日遭國民黨特務非法逮捕殺害。林茂生教授是倡議台灣教育本土化的第一人，堪稱台灣首席教育家，我們亦響應、推動其受難日為台灣教師節。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一群畫家表達美術對人心的影響，在三月廿五日申請成立美術協會，一九四三年訂為美術節。恰巧的是一九四七年這天，台灣重要的畫家陳澄波，被國民黨在嘉義車站前公開槍决，應重新詮釋陳澄波受難日為台灣美術節。 為紀念孫文生日訂十一月十二日為醫師節，問題是孫文雖然是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卻未當過一天醫師，對醫學也沒有貢獻。台灣的醫師素質高，人才輩出，整體醫療體系相當健全，以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的生日八月廿五日，定為台灣醫師節更有意義。 台灣是民主國家，民主成果深受世人稱羨及肯定，台灣人民應該慎重面對節日的意義，透過民主程序，從民間到政府共同推動，促成與土地歷史事件連結的節日，讓節日意義的張力貫穿人心，感動國人。 （作者是北社社員、台灣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