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政治，權力之我執我要更為鮮明。政治人物在所屬政黨爭取脫穎而出，競逐政治公職。政治的我「要」怎樣！不同於經濟的「會」如何？也不同於文化的「應該」怎樣？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本質不同。

台灣人習慣於經濟領域發展，取其合理性。一加一等於二，明確無疑。台灣的經濟發展得力於台灣人民胼手胝足、儉錢揑肚的結果。只有「錢」才真正摸得到，靠得住。文化，是什麼？政治，曾經碰不得！

戒嚴長時期，台灣經濟成果鞏固統治體制。重經濟、輕文化，放棄了人文、思想、價值、意義的探討，多數台灣人形同扮演脖子以下「肉體」的角色，支撐脖子以上「心靈」的地位。肉體與心靈，反映的是「物質」與「精神」，台灣是重物質輕精神的社會。

民主化以後，台灣參政的人多了。原先屈附的於中國國民黨，仰仗黨國提攜的台灣人，大多把參政當做分享特權。「共犯結構，分贓體系」說的就是。當年，把「要不要入黨」當「要不要吃糖」的笑話，是真的！學校教官，軍隊輔導長都拉黨員，其實許多是機會主義耆。

救國團是仿共青團的組織，是三民主義青年團，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是對抗共青團的國青團。其實，繡花枕頭對刀槍棍棒，吃糖對吃銅吃鐵的。戒嚴後期，中國國民黨引入政壇的青年才俊，大多是吃中國國民黨的糖長大，為戒嚴體制貢獻良多。戒嚴體制結束後，這些黨國之子仍為中國國民黨協力者，在台灣國家重建之路形成負面角色。

帝國轉型的民主國家或一般國民國家，人民是主人，政治人物受託定期執行治理國家。但在台灣，公民意識或公民權不盡形成，政治人物常成特權買辦，並傳襲封建性，成為世襲階級。把政治當做生意，而且是無本生意，形成另一套邏輯，反映台灣重經濟輕文化的社會病理。

民主化的台灣，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問題重重。若政治只是權力的爭奪而不是責任的承擔，只會是政客的利益盤算，不合是共同體建構的追尋。什麼超越藍綠？初嚐權力即成自己口中的垃圾！韋伯說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只會是文明社會政治家的寫照，不會是世俗社會大多奪權趨利政客的追尋。台灣人作為國家的主人，承擔了政治的權利，也承擔相對的的責任。

（作者是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