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曾經是戒嚴時期的禁忌歷史，民間社會在事件四十年後的一九八七年，才發動「公義和平運動」，這一年解除戒嚴。在事件發生後近半世紀，一九九五年，台北新公園的二二八紀念碑才落成，訂為紀念日，陳水扁在台北市政府時代並訂為二二八和平公園。一九九七年，李登輝以台灣人總統，向人民進行替代的道歉，立法院明訂這一天為國定假日。今（二○二三）年二二八，事件已發生七十六年。

二二八事件被視為戰後台灣悲劇性開端，當年曾歡迎祖國的台灣人，因二二八事件的屠殺，種下對國民黨中國不信任的根源。期待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盼望民主，卻面對國民黨中國的類殖民統治，而且貪污腐敗，大失所望。有些人曾因此期待當時正在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以及後來的共產黨中國，但更多的是逃離台灣，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因此萌芽。

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以「反共」之名的思想肅清，藉戒嚴的宰制，延續二二八的清鄉。蔣氏黨國以台制台，利用一些半山台灣人進入統治體制。吳伯雄的伯父吳鴻麟，以法官身分得罪軍警高層，死於二二八，但父親吳鴻祺一門三代在黨國官場扶搖直上，是硬頸客家人反差極大的例子。

一九九七年二二八，我編集的《傷口的花》（玉山社），封面上「以詩為花紀念二二八，在受傷的島國種下希望的樹。」有關二二八的歷史研究相繼出版，也有《二二八小說選》。但記憶和紀念似乎是片面的，甚至重疊在元宵節，混淆了「紀念」和「慶祝」的意義。當年，在馬英九時代台北市府擔任文化局長的龍應台，就因口誤「慶祝二二八」而掀不少風波。

其實，不必怪龍應台，除了受難家屬，大多台灣人自己也眩惑於元宵節時際的花燈魅影之中。二二八常因連假成為休閒日，模糊了紀念的意義。大眾消費社會的傳播條件只看到假日，忽視藏在歷史暗夜的哭泣聲。不只一九四七年，一九八○年二二八，林宅血案也烙印蔣氏黨國戒嚴時期的血腥，在已成為「義光教會」的場址，這一天的紀念儀式傳達永遠的哀悼。

因為轉型正義工程不盡成功，台灣成為國家共同體仍有認同的難題。奉蔣之名，儘管是經由選舉坐上台北市長位子，違背蔣經國死前「蔣家不再從政」之囑，反映在二二八受難家屬拒絕參與台北市府的官方紀念。二二八事件是政治的，影響了文化；要經由文化療癒，才能真正在政治和解。但台灣的轉型正義並未真正完成，陰影仍在，昔日的反共轉而傾附中共。傷口的花在陰影中搖曳。

（作者是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