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整理魏晉南北朝史料時，我忽然有種感受：大一統，絕對是一種把風險最大化的做法。

曹興誠 八不居士近日也在文章提到，司馬遷在史記裡記載的春秋戰國時代，價值觀是重義、多元、豐富而且奔放的。

我常常在思考秦漢帝國的建立-所謂華夏第一帝國時代的到來，對帝王與專制獨裁者而言當然是豐功偉業，但對文化或百姓來說會不會反而是浩劫。

很多人會講，戰國的結束建構在百姓渴望統一結束戰爭之上，如果可以結束七國分裂的局面，和平就能夠降臨。

可如果我們真正將眼光放在秦、漢身上，秦帝國統一戰爭的推進過程，折損的將士就在數十萬以上，光滅楚的一次失敗，李信的主力部隊變折損了整整二十萬。更不用說在史書當中沒有提到的平民百姓。戰爭結束之後，國家統一的紅利卻僅有皇室貴冑可以分享，帝國統治者像是一隻吸血蟲一樣瘋狂從國土各地將錢糧布帛進行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徵收。這導致帝國有（錢）實（人）力可以蓋長城、阿房宮、驪山陵、馳道等大型建設。

那百姓生活如呢？

從史書上來看，百姓在秦國治下生活卻始終被商君書留下的法條綑綁，人被當成動物一般勞役。光是他們征服韓國、在秦軍銳士天下無敵的狀態下，新鄭居然就已經有人受不了而起事，試想正規軍隊都打不贏、國家都被滅亡了，起來造反根本毫無勝算可言，為什麼新鄭的韓人會反抗到底，說穿了，被秦國這台沒有人性的戰爭機器統治，還不如捨生取義。在大澤鄉的陳勝吳廣前，就已經有無數人像飛蛾撲火一樣反對秦國統治。

剝削天下的秦在始皇帝倒下前，就已經陷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困境。如同後來勸諫漢武帝減少戰爭的嚴安描述的，當時的秦帝國「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後來在秦末亂世戰爭當中，人口減少的速度更是驚人，根據葛劍雄的中國人口史，在秦統一天下時帝國所能掌握的人口約為4000萬左右，到了西漢建國以後，全國人口僅僅剩不到1500萬，這裡就很能說明問題了，大一統時代跟人民安居樂業並不存在正相關。

在小國寡民的狀況之下，人與人之間的紐帶緊，誠信、真心是可以維持體系運作的重要元素，唯有誠懇才是在接下來的每一次合作賽局裡最好的決策。所以春秋時代可以出現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的道德價值，以德報德是質樸卻也聰明的選擇。但是到了帝國時代，過於複雜的人際網絡與超過當時統治技術可以控管的國土，就讓這個原本單純的社會價值產生扭曲，殘害他人性命的被當作是英雄、用國家機器進行暴虐統治的被當作能吏、透過公權力擴大自己財富的被視為成功商人，背叛與投機被當作計謀、不講武德是兵不厭詐，中華文明的尚武精神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混亂的厚黑學。而保家衛國的士兵變成了獨裁者擴將拓土的工具，北征匈奴、南伐百越數十萬人葬身沙場，統一帶來的傷害甚至比戰國更甚。

在下一個建立的帝國漢的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痕跡；漢帝國從文景之治開始，就以輕徭薄賦的假象，繼續透過地方官員層層剝削百姓，史書上很少看見對漢文帝的批評，可是他葬身的灞陵卻成為日後所有盜墓賊最喜歡的標的，原因就是墓主人真的帶下去太巨大的財富，這再再說明所謂道德只是統治者的遮羞布，貪婪慾望才是本質。漢武帝時代透過均輸平準法掏空天下民財，國庫空虛就掠之於民、民窮財盡就掠之於商，然後透過這些積累再來進行對外戰爭。表面上是創造了對匈作戰的大勝利，結果卻是使得自家帝國十室九空。另外，在意識形態上還不准與自己不相同的概念存在，外儒內法的實施更是壟斷了話語權、扼殺了創造力。

另一方面也因為定於一尊的權力結構實在對於野心家來講太過迷人，只要能夠坐在至尊之位，則可號令天下莫敢不從，於是太多的權力愛好者們便以追求皇座作為最大目標，諸侯宗室跟外戚，甚至連後來也想在這裡參一腳的宦官，先後在兩漢的政治舞台上輪番上演。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華夏第一國時代結束在西晉時，可以說是累積到五毒俱全的地步，宗室造反、權臣傾軋、外戚亂政、少數民族入侵、清談誤國者眾的局面，這正是大一統政權所帶來的問題：只剩下一種聲音、一種方向、一個目標、一個領袖時，天下不但不會太平，反而會更加混亂。唯有百家爭鳴的時代，才能再發生危機的時候，有人能發出煞車的警告，統一才是把風險極大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