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一年來，反共保台最扣人心弦的演出的無非是立陶宛力抗中國的打壓，讓台灣駐立陶宛代表處掛牌辦公了。一個人口300萬不到的北歐小國，為人所不敢為，居然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國中，舉世唯一設置了以「台灣」為名的外交機構，而中國也憤怒地加以制裁，相對的，歐盟、美等未設有台灣代表處的國家也大力聲援立陶宛，就在除夕前夕，歐盟宣布正向世界貿易組織 （WTO）發起針對中國的訴訟。

中國歇斯底里地在國際上封鎖台灣成為駐各國代表處名稱的理由，是中國認為那就是搞台獨。在這樣的認定下近幾年來，所有和中國有邦交的國家已經都不存在以台灣為名的代表處了。既然舉世國家不論大大小小都這樣做，偏偏小小的立陶宛不買單，因此中國怒不可遏。

不過，中國做到沒有一個邦交國設有台灣代表處，其實一點都不困難，並不是因爲「中國偉大復興」了，各國非買單不可，而是在「中國偉大復興」之前。早在今天堂堂大中國GDP只有小日本9分之1，只有台灣1倍，而中國又爆發天安門事件，遭遇西方世界全面制裁的1980年代末，我國駐外代表處以台灣為名的己經被消滅殆盡了。

當時中國國力那麼弱，為什麼能在國際上那麼成功地封殺「台灣」？

當時台灣在國際外交上被封殺，並不是因為中國努力有成，而是在國際上封殺台灣有兩蔣為中國代勞，而兩蔣的理由也和今天的中南海一模一樣：反對台獨。

台灣駐立陶宛代表處掛牌辦公。一個人口300萬不到的北歐小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國中，舉世唯一設置了以「台灣」為名的外交機構。（REUTERS）

今天國民黨強調台獨害台灣，所以兩蔣反共反台獨目的是保台灣，然而，在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之前，國際「友中華民國」的政學界人士的主流看法，先是認為台獨才能救台灣，繼而了解蔣中正抵死反對台獨，便退而求其次，希望蔣接受兩個中國的安排。當時相應於國際主流，國內改革派的外省人士如雷震、殷海光都認為必須放棄統一妄想，雷震主張建立「中華台灣民主國」，甚至連國民黨許多眾多傑出的核心外交官如蔣廷黻、葉公超，許紹昌、錢復等都認為應該運用國際上這個友好的機會保住聯合國席位，例如楊西崑就建議建立中華台灣共和國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然而無論是台獨或者兩個中國，都將如當年中華民國最傑出的外交官顧維鈞等向美國方面説明的，將會威脅到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正當性」。其實所謂威脅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正當性」，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威脅蔣家父子相傳，終生統治台灣的「正當性」罷了。

於是蔣中正敲鑼打鼓地以「漢賊不兩立」做理由，花20年漫長歲月在聯合國阻擋國際友人不管是台獨或兩個中國以保台灣席位的善意和努力，最後聯合國終於通過2758號決議，中國合法政府在聯合國的地位從此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繼承，而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地合法並存國際社會的空間不再存在。然而由於2758號決議並沒有處理台灣的歸屬問題，就讓台灣可以模糊地不隸屬於中國而存在，並在法理邏輯上存在了台獨的空間，這一點又激起了反台獨以保護自己權力的兩蔣終生致力於在國際社會瘋狂「封殺台灣」的行為。

一旦中華民國政府不再是全中國的合法政府，國際政界固然認為台灣是最合適取代中華民國的稱呼，國際非政府組織也是一樣，所以國際奧委會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就一再通過決議把中華民國奧委員會改名為台灣，但兩蔣堅決反對，一旦被改名，時而「在抗議中參加」、時而拒絕參加，一直鬧到1979台美斷交那一年，國際奧委會通過了蔣經國要的名稱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才罷休，對這一個既沒有了Taiwan又有了Chinese的稱呼，國民黨人士沾沾自喜，說這可以廣泛用在外交場合，叫Chinese Taipei 「奧會模式」，是台灣參與國際社會最好的典範。

兩蔣居然以30年歲月的努力爭來了中國叫Chinese Olympic Committii - 中國的奧委會，而台灣叫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 中國的台北奧委會的安排！這豈不是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隊是中國正牌代表隊，而台灣成了中國的地方代表隊？居然反台灣反到寧願當「中國的台北」真是可驚！

1979年，國際奧委會通過蔣經國要的名稱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才罷休，對這一個既沒有了Taiwan又有了Chinese的稱呼，國民黨人士沾沾自喜，說這可以廣泛用在外交場合，叫Chinese Taipei 「奧會模式」，是台灣參與國際社會最好的典範。（REUTERS）

 

1971年10月被逼退出聯合國後，接著而來的是斷交大雪崩，在蔣中正因健康而「實質退休」，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的1972年，1年斷交15國，從1970到1975年，5年間邦交國由68國掉到剩27國，到他去世時剩23國，一直到李登輝當總統的1992年才又增加到30國。

一旦斷交，和非邦交國來往不能再用中華民國的名義時，以台灣為名義是最自然、最合理合情，像美國就通過《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規範他們和台灣的關係，並且把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改名為「美國在台灣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美國以台灣稱呼台灣，蔣經國很無奈，但是駐美機關怎麼命名，主動權在他，他就一點也不客氣地搞去台灣化，名稱叫「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國辦事處」，國家名字叫「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怪！但這還不是駐外機構中是最怪的，怪到不行的還多得不得了。

兩蔣時代，中華民國幾十個非邦交國的駐外機關，為了閃避台灣之名，「國家的名字」亂掰一氣，掰得幾乎都不一樣，「國號」有中山、孫中山、孫逸仙、遠東、台北、太平洋……不一而足。「國名」這樣變來變去，雖怪，到底還該放國名的地方還算擺了些中山、遠東等等權充，有的連名都不擺了，成為無名無姓，這一種還偏偏還最多，例如「駐新加坡共和國商務代表團」...等等，到底是誰駐新加坡？大搞猜謎遊戲。至於大使館改名，有叫協調會的、有叫協會的、有辦事處、文化中心、衛生中心、商會、公司、文化研究所、旅行社、商務代表團⋯⋯洋洋灑灑，令人眼花頭暈。這些古怪的「國名」，機關稱呼，肯定連資深外交官到現在也沒有一個能記得住幾個，現在盡力蒐集一番以見其亂：駐新加坡共和國商務代表團、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北美事務協調會駐美國辦事處、駐耶加達中華商會、法華經濟貿易觀光促進會、大華貿易公司駐倫敦辦事處、駐智利新聞處、駐挪威台北商務處、駐厄瓜多商務處、中華旅行社、遠東新聞社、亞東貿易中心、自由中國中心、駐瑞士孫逸仙中心、駐盧森堡孫中山中心、比利時中山文化中心、駐西班牙孫中山中心、遠東貿易旅遊中心、駐希臘遠東貿易中心、中華文化研究所、駐美爾鉢貿易公司，還有中華航空公司駐泰代表辦事處⋯。

兩蔣因爲去「台灣化」政策，搞出駐外機關名稱的這一大的怪名，等到民主化之後，不感到羞恥的人實在很少，但是要改回原先各國主動稱呼的台灣時，整個國際情勢已經時不我予了，最後，只好統一自稱「台北」。至於零星幾個改成台灣的，後來也依蔣經國創的「通例」輕易地被再改成台北。

 

兩蔣的悲哀是一來到台灣就感受到台灣人並不看得起國民黨，也因此一生對台灣人疑神疑鬼，尤其是美國一直施壓蔣中正放棄反攻大陸狂想，還要他接受兩個中國，還持續關心台灣的人權，因此更加把對美國的疑神疑鬼和對台灣人的疑神疑鬼凑在一起。

在疑台又疑美的心情下，他忐忑不定地時而對台灣人的打壓鬆於外省人，如雷震案時所為；時而對台灣打壓嚴酷有加，如美麗島、林宅血案、陳文成案的處理^１。

在這樣的心態下，去台灣化的瘋狂措施就不只是在國際外交上努力打壓台灣；在國內，例如校園禁台語、全國性社團禁用台灣名稱等等去台灣化也是國家政策重大的一環。這個大政方針始於蔣中正，到了蔣經國時代更加雷厲風行，透過宋楚瑜等官員全面緊縮廣電節目台語節目。此外，還有凍結國會全國改選，阻擋台灣人大批進入國會專技人員資格以檢核為主，緊縮考試名額等等不一而足⋯。

兩蔣各式各樣綿密的反台獨，防範台灣人的措施，有的像黨禁、報禁隨解嚴而消失，如過去高考律師名額一年少則一兩名，多也只二、三十名，到解嚴之後也打開到百名以上；但是有的防台措施是在蔣經國死後才被推翻的，例如他一手解嚴，一手頒布《國安法》，繼續把台獨主張列為違法，繼續捉台獨人士去關，這等到民主化後才被透過「廢除刑法100條」運動解決；更有的，後遺症很大，到現在都還持續發作，例如為了防範台灣人政治力量上升，蔣介石先把日據時代的五州三廳體制細零化成21縣市，避免「地方坐大」，再以一縣二黑金派系為原則分而治之，並嚴禁他們有跨縣際的政治關係，然後操控派系對付黨外民主運動。接著把台北市從台灣省切割出來，「升格」成為直轄市讓市長由選舉改為官派，以利控制。蔣中正之後蔣經國持續蔣中正的工程，繼續切割新竹市嘉義市為省轄市，升高雄為直轄市。現在朝野會為縣市合併升格鬥得沒完沒了，以及地方黑金迄今不斷，其亂源正是兩蔣防範台灣人的措施。

經濟體制也成為他防範台灣人的工具。一方面維持非社會主義國家中最龐大而無效率的國營企業；另一方面，以特許行業做為分贓籠絡地方派系打壓強烈台灣意識的民主運動。這都使國家的經濟發展蒙受重大的不利。

美化蔣經國的人最愛嗆聲的就是「他重用台灣人」。他們最愛舉的例子無非是他1972年組閣時「大開」台灣人入閣之門。沒錯，直到1972年，國民黨統治台灣都已經20多年了，每當政府組閣，台灣人都只有一兩個閣員樣版一下，這樣防台灣人防得太難看了。等到蔣經國組閣，內閣就有了6個台灣人，但是這就叫「門大開」了？既然門大開了，為什麼從1972年他當權到1987年他去世，時間長達16年，內閣部、會、署長台灣人還控制在個位數？而且國防、外交、財、經、和掌控意識形態的教育等重要位置都是台灣人的「禁區」？台灣人仍不改其被當樣版的安排？至於李登輝成為副總統，一個無人不知的秘密是，李不只對蔣畢恭畢敬，更重要的他盡其所能地讓蔣相信他是一個毫無政治企圖心，甚至對政治毫無興趣的技術官僚。

李登輝之所以成為副總統，一個無人不知的秘密是，李不只對蔣畢恭畢敬，更重要的他盡其所能地讓讓蔣相信他是一個毫無政治企圖心，甚至對政治毫無興趣的技術官僚。（記者黃其豪翻攝）

 

最重要的觀察角度是，蔣經國一生，他所謂改革、所謂啟用台灣人，都是政權遇到險惡得不得了的外在壓力下才找台灣人擺一擺以強化政權的正當性的。例如1972年組閣時，正緊接在中華民國被趕出聯合國，外交有如雪崩之時，但是他放了幾個台灣人進內閣的同時，一點也沒有忘了在國際上厲行去台灣化的努力。

1979年台美斷交，蔣示意李登輝邀宴台籍菁英以示親台，日後並提名李為副總統候選人。但是也同時宣布中止當年底的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五項選。1985年江南命案爆發，不只美國政府憤怒有加，這時偏偏鄧小平改革開放倍受國際肯定，於是1986年，美國民意調查竟出現美國人對中國好感超越台灣的荒謬現象。

1986年，美國民意調查出現美國人對中國好感超越台灣的現象。（圖：作者提供）

 

 

與此同時，還有第三波民主化潮流襲擊東亞。韓國光州事件餘波持續蕩漾、菲律賓馬可仕更被群眾運動推翻，而其後美國的影子都揮之不去，這時民進黨創黨人士又紛紛向家人交代後事，然後毅然組黨，如此情勢逼使準備進一步保守化的蔣經國只好解除戒嚴。

歸結蔣經國一生，說他反共當然是沒有問題，這很有貢獻，也沒有問題；但是假如不是蔣經國反台獨反到拚命在國際上搞去台灣化，那麼今天台灣外交部駐外機構肯定都是叫台灣。既然是這樣，那麼當東歐的小國在地球另一邊不顧中國打壓而奮力捍衛台灣為名義的駐立陶宛代表處時，台灣的總統卻大力稱讚後半輩子在國際上拚命去台灣化的蔣經國保台愛台，真是不可思議的價值大錯亂。

歸結蔣經國一生，說他反共當然是沒有問題，這很有貢獻，也沒有問題；但是假如不是蔣經國反台獨反到拚命在國際上搞去台灣化，那麼今天台灣外交部駐外機構肯定都是叫台灣。（圖：行政院）

 

不只是這樣，蔣經國一生嫌惡民主，聯手父親建立戕害台灣人權的特務體系，針對這特務體系造成的人權傷害，蔡總統競選時開出轉型正義的支票，而後促轉會也成立了。不幸運作到現在，轉型正義的成果是追殺特務體系外圍的、最末端的，被威脅以致於雖也是迫害者卻同時是被害者的線民；但是一方面總統卻對特務頭子不只沒有追究，反而大有稱讚並美其名為和解，又是同樣的一個價值的大顛倒。無論如何，不管是轉型正義還是真相和解，真相的呈現都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前提，而和解又必須坦白其罪，再加赦免，才得完成，如今說尊蔣經國以求和解，這些必不可少的過程何在？

馬英九美化蔣經國，說他「生於威權，但是終於推動民主」。蔣經國生於威權？他哪裡是生於威權，台灣的威權體制根本是他和他父親一樣在疑台疑美的共同心態下共同締造的。又說蔣經國解嚴，所以大家要感謝他。這奇怪了，難道他威權統治台灣是上帝賦予他的，戒不戒嚴是不容挑戰的？他搶走了人民的權利，直到解嚴只不過還了一部份，解嚴的同時他又頒佈了《國安法》，使解嚴形同鳥籠解嚴，大家還得對他感激涕零，難道強盜搶了人的四合院，幾十年後還了左邊的廂房，主人就得回頭向他叩頭致謝？

這樣，馬就是個根本否定真相的典型，在這樣的條件下如何奢談和解？

那麼用心打壓台灣的蔣經國被總統譽為保台，是非太顛倒了，然而一面主張轉型正義，一面大大肯定不義的加害者，這已經不是總統的第一次了。若回顧2016年當選後，蔡英文居然提名在美麗島案件起訴王拓的檢察官謝文定為司法院長。又如執行蔣經國文化上去台灣化最著名的官員是宋楚瑜，然而2016年蔡英文當選後，居然就向宋「請益」轉型正義，然後敦請這位堅持兩岸一中，反台獨，打壓台灣文化的打手為資政，派他去和習近平拉關係演出一幕又一幕的蹭習戲。

無論如何，要轉型正義，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條件都很嚴酷，進行不是那麼容易，但是如果這些都做不到的話，不是也必須坦白承認，等搞好條件來進行？如果她主觀認定國家情勢走向到「和解」比什麼都重要，必須以和解為優先價值，那也應該宣布促轉會馬上關門不再運作，否則既要轉型正義之美名，又逆轉型正義的原則而行，一面讚美不義的特務頭子、一面追殺末端的線民；一面有促轉會嗆聲「經國七海文化園區」及「蔣經國總統圖書館」是屬於「命名空間」類的威權象徵，將發函北市府建議改名、一面總統又去共襄開館盛舉，亂成一團還其次，正義更因政權而蒙塵。

註：

1、兩命案發生時，林家和陳都在蔣家特務嚴密監控下，根本沒有不破案的可能。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自由評論網〉｜ 引用網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