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鼎獎今年進入第四十五屆，頒予作家及出版人。出版的社會構造是作者、出版者和閱讀者構成的，其間還包括印刷和書店，也就是製作和通路販賣。它一方面形成閱讀條件的文化性，一方面形成市場產值的經濟性。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指標，出版也是一種計量器。儘管受到網路、手機的影響，紙本閱讀減少，但並非像台灣習慣自以為是的：現在，大家都不看書，不買書了。

戰後台灣因國度轉換、語言轉換，二二八事件大量知識份子、文化人遇害，形成知識、文化帶來禍害、災難的影響，導致台灣人大多走向拼經濟、求賺錢的人生路。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文化人愛讀書的近代傳統喪失。像李登輝、彭明敏等日治時期養成的台灣菁英，中學時代就飽讀各種人文、藝術書籍，他倆的好友，早逝的台大法律系教授、知名憲法學者劉慶瑞，在台中一中時就譯介、評論德語詩人歌德，里爾克作品，遑論高等學校、東京帝大的閱讀經驗。以李、彭為背景的歷史小說《夢二途》（李敏勇著，九歌版）中，他們的夢即是經由閱讀的知識與教養形成的。

曾出版上坂冬子著李登輝傳記《虎口的總統》的講談社，一年營業額超過台灣出版社總合多多，在東京的出版社大樓，頂樓特別設置成瞭望夜景，尋覓文化之夢的空間。文化之夢是動力、是憧憬。戰後在廢墟中的日本，主要出版社老闆和報社老闆共同許下「今後日本的振興是我們的責任」的諾言，讓今天的日本報紙，前一落主要各版均為出版廣告。

台灣的出版，呈現的是下滑的趨勢。台灣人的文化志向反映在買書、讀書的行為，遠遠比不上逛夜市，許多夜市以冠以大學之名，反映的是吃、吃、吃，而不是買書看書。日本的文化生活總合調查，兩年一度了解國民生活費用的文化支配狀況，以了解文化志向的輪廓，作為政策調整。台灣是否也應該從國民文化志向的提升來強化閱讀，振興出版呢？

韓國不只影劇產業亮眼，藝術文化振興也很亮眼。曾和台灣一樣被日本殖民過的韓國，文化內容產業積極發展，書籍出版亮眼。百萬本的小說、暢銷詩集，反映了一個躍進國家的文化氣勢。屬於漢字文化圈，但不屬於中國的東亞三國：日本、韓國、台灣，在出版與閱讀的文化氛圍，有相互借鏡的地方。台灣應有問題意識，體認到一個國家出版與閱讀的重要性。

（作者是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