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時是推動傳統史學研究現代化的重要推手。（圖︰唐獎教育基金會提供）

林保華／時事評論員

余英時為林保華著作寫序。 （作者提供）

余英時先生安詳的辭世，在悄悄下葬後消息才傳出來，對我是非常突然，也非常自責。突然是因為在感覺上，他一直在不懈的關心華人社會的民主運動，並且對重大事件發表他的看法。自責是他的回憶錄的出版好像也只是昨天的事情，我買來以後還沒有好好的看，可是我出版的回憶錄寄給他以後，余先生不但馬上看了，而且立即給我寫回信，如此的「不平等」，身為晚輩，我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因此我花了幾天把余先生的回憶錄看完，對這位史學大師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如同以前寫信用的字語「先生如晤」。

我長期關注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問題，但是越來越覺得中國的問題更主要是文化問題，否則難以解釋同樣發生的事情，中國人與西人反應可以完全不同的文明衝突，如此暴虐的中共能夠在中國生根，難道不是文化的原因？不過余先生也有中國文化與西學相同之處的論述。我把余先生這本書，與李劼的《中國文化冷風景》、莊萬壽的《史通通論》、劉紀蕙的《一分為二 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等放在一起，作為晚年的補課，如果視力還允許的話。日本黃文雄先生也有多本有關中國文化思想的論著，我也瀏覽過。即使他們觀點有不同，但都是我補課的老師。

一九九七年我離開香港前夕，當時身在香港的中國學者金觀濤就致電余先生介紹我會去找他。到了紐約不到一個月，正好中國學社在普林斯頓召開紀念反右四十週年的研討會，在會上第一次見到了余先生。後來又到余先生府上拜訪，余先生也欣然同意作為我以特殊人才身分移民美國的推薦人之一。由於我們分居兩地，我又不會開車，因此平時就沒有什麼來往。二○○一年中共建黨八十年，不忿中共的囂張，我蒐集若干自己的相關文章出書，請余先生為我寫序，他也很爽快答應了。余先生還建議我書名要中性，才能吸引更多讀者而擴大影響，因此後來我取名《中共風雨八十年》，第一篇就是回應李登輝總統把中國分為七大塊的文章「毛澤東主張把中國分成二十七塊」。有人認為余先生是大中華思想者，然而他是民主主義者更為恰當。

余先生在為我寫的序言中特別點出：「保華所挑選的二十萬字，恰好兼收了『跡史』與『心史』，其價值將隨著時代的推移而越來越顯現。」正是這句話，鼓勵我在三年前最後完成了我的回憶錄《我的雜種人生》。

《余英時回憶錄》對五四運動的性質有詳細論述，既非中國的文藝復興，也不是中共所強調的，僅僅是五四那天的愛國運動，而是宣揚民主與科學的文化思想運動。而當時中國的知識人如此容易接受共產主義，余先生認為是因為儒家太強調「公」善「私」惡的勢不兩立，實際上他們連什麼是資本主義都不懂。李劼也為被儒家全面否定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之」的楊朱鳴不平，曾點醒過我。

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余先生的寬容。我特別注意到，他在提到普世價值時，把民主放在第一位，第二位就是寬容。熟悉余先生的朋友曾經對我說，有兩個議題是余先生不願意同人家討論的，一個是民族，一個是宗教，因為不同觀點容易產生激情而失去理性。他的回憶錄中談到他的老朋友、擔任中研院副院長時的張光直「心向祖國」的改革失敗而怪罪於他，余先生因為完全沒有介入而大感冤枉並且做了解釋，也理解張光直一廂情願的「心向祖國」而「祖國」還是拒絕他的心情。余先生表示：「我一向尊重個人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因此從來不想用論辯來說服異己者。」

余先生提及費正清，批評他一直在幫中共，但也指他晚年有所轉變。對六四後余先生煞費苦心籌款建立起來收留中國流亡菁英的中國學社，他竟無一字提及，與他花了許多筆墨介紹當年流亡香港的民國學人所創立的友聯研究所完全不同態度，當可猜測到他內心的相當失望，但是沒有一字非難。

寬容應該是民主的一個內容，但是特別提出來也是很必要的。在我的直覺意識中，正是中國的小農意識，才孕育出心胸狹隘、眼光短淺的人格出來。中國人的勇於內鬥、唯我獨尊該是來源於此。而安於現狀、苟且偷生則是中國社會難以進步的原因。這些對台灣也有影響。

《余英時回憶錄》的扉頁有他在錢穆大師九十壽辰時寫的祝壽詩手跡，是他在三年前八十八歲時因「回憶舊事」、應該就是為此書出版而重新書寫的，內有一句是「避地難求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他應該是感嘆不但是當時，至今仍是「難求三戶楚」，中國民主之路是多麼的艱難。而他回信給我的鼓勵也是要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努力不懈」。台灣民主自由的初步是中國改革的典範，而雜種（多元）文化則是重要的一環。然而目前台灣的民主自由也面臨國共不擇手段的嚴重威脅，台灣人必須以大團結與大無畏來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