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師、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先生美東時間八月一日晨間於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壽九十一歲。余先生師承國學大師錢穆，專研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常有獨到見解，並有多本史學專書。曾獲頒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首屆唐獎漢學獎等殊榮。尤要者，余英時悠遊於學術天地之餘，更經常針砭時政，批判中共獨裁專制，支持台港民主運動，堪稱華人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其之驟然辭世，令人深感不捨、惋惜。

余先生是典型的中國文化人，自然具有濃厚的中國情懷，卻有別於一般史學研究者容易掉入的民族主義陷阱；他是文化主義者，清楚分割代表政權的「政統」與文化傳承的「道統」，企盼以「道統」制約「政統」。因此他將中共跟中國分開，「中國文化是可愛的，但中共政權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批判中共的統治將中國文化壞的部分愈變愈大，好的部分都被丟掉了；對於毛澤東的歷史評價更是斷然否定：「毛澤東是自古到今沒有比他更壞的一個人」。尤有甚者，中共對文化的摧殘、對知識份子的迫害，使它走上了反文明的歧路。他早年發表的長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徹底批判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而否定學術專業與知識份子的「反智論」，正是所有獨裁者愚弄人民的共同武器。

余英時先生將政統與道統、中共與中國切割，因而能夠不為中共煽動的民族主義、中國夢所蒙蔽。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對台叫囂武統，對西方世界進行戰狼外交，乃是習近平及小粉紅們掩飾霸權惡行，對於中國人進行的民族主義邪靈的召喚。而這一切余英時先生早已洞悉，向世人提出警告：中國共產黨現在想借民族主義做為政治控制的最後手段，把國家往納粹式的「國家社會主義」上引，走一條中國式的納粹主義道路。對於余先生而言，在自由、民主、人道的價值前，民族利益、榮光等都沒有意義。因此，相對於習近平充滿強權、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國夢，他則指出自己只有人類的夢：「我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甚麼就做甚麼，想說甚麼就說甚麼。這樣的社會才是我的夢。」余先生顯然是以一個看似平淡無奇卻踏實的自由人的夢想，擊破獨裁者虛幻的霸權夢。

值得一提的是，余英時先生對華人世界民主運動的支持。在台灣方面，余先生曾投書「紐約時報」聲援因美麗島事件遭軍法審判的黃信介、陳菊、林義雄等台灣黨外人士；在中國發生八九民運時，他募資成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援助流亡海外的中國學生與知識份子，更在媒體刊登聲援廣告。近年他既支持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稱讚其「很了不得」；也力挺香港的佔中、反送中抗爭。余先生鼓勵香港人為自由和民主抗爭，「不能做乖孫子」，否則最後就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他肯定香港人的「公民抗命」，強調雖然要付出代價，但「坐牢是很光榮的事情」。而成功完成民主轉型的台灣，更是他讚嘆、寄予厚望的所在。從落後專制的中國到落腳於自由民主的美國，他認為民主是唯一可以保證不流血而改變政權的制度。由此觀之，余先生認為台灣雖然很小，其實它的意義大極了，並且可以做為中國的借鏡。因為愛護台灣民主，對於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統戰與併吞野心，他呼求一定要守住台灣這塊華人自由民主的最後淨土。更因此嚴厲批判馬英九時期的傾中政策：「畏共、沒出息到極點、很丟臉。」

中國的歷史學者一旦食古不化，或者貪戀榮華富貴，便容易淪為大中華霸權的魔鬼辯士，為中共的專制獨裁擦脂抹粉。多少學術權威向獨裁者低頭，曲學阿世，斯文掃地。但余英時先生卻展現剛毅不折的知識人風骨，從歷史文化中汲取養分，站在人民的角度，批判當權者，指出中國的出路在民主，而中共不等同於中國。難能可貴的，余先生在回憶錄裡自承亦跟當年標榜理想的左派青年一樣，年輕時曾染上一種宗教式的狂熱與「左傾幼稚病」，對中共抱持幻想。但在見識蘇聯紅軍與中共的暴行後便很快覺醒，卻「六十年每思及此就無地自容」。余英時先生大夢初醒，投入中國思想文化的大海，漸成一家之言、一代宗師，更成為以一支雄健之筆批判專制威權的知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