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二二八最驚悚的第一手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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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美館一樓的「海外存珍──順天美術館藏品歸鄉展」，除了畫作，也有很多藝術家與收藏家們之間的信件往來，其中一封信，是1985年6月7日郭雪湖寫信給謝里法的：二二八期間，槍聲不絕，郭雪湖只能將塌塌米放在窗旁擋子彈。當時他有一個一歲半的女兒，怕哭泣時吸引街上國府軍的注意，鄰居婦人竟然建議他將女兒壓死，避免哭聲讓士兵知道屋內有人。之後他出門查看，發現下水溝都是死屍和血水。

「當時我的畫室設在羅斯福路美國新聞處(教育會館)鄰邊，分二處居住，兒子都住在太原路本宅，近日新、蓬萊國校。…二二八，大稻埕方面鬧的利(厲)害，每天槍聲不絕，我看情形不對，趕快將孩子帶到畫室來，途中也遇到幾次的危險，幸而無事到達。我的畫室是日式房屋，恐有萬一，將塌塌米弄起來排在玻璃窗後面可以防彈，夜間大家睡在塌塌米下面，日夜都消燈，假裝無人居住的空屋，當時我們有一歲半的女孩，也恐她泣起來。鄰居的太太建議我們將這個一歲半的女孩壓死，恐她泣起來被阿兵哥聽到，事就大了，當然我們是不能接受。內人一直照顧她不能出聲就是，我家對面是一家外省人住的，他們因在上海生長的，有一段的經驗知道國民黨的作風，勸我們不可飲水道水，恐國民黨官員在水源放毒，一直勸我們掘井，我們台灣人一直在泰平天下成長的，不知道這套利害關係，有一朝我忍不住跑出外面看看情形，行到喫茶店時，老太婆舉手做信號叫我回去，過幾天出來，看到下水溝滿滿的死體和血水，很x(驚)恐人，同時要感謝這個老太婆的救命。這般黑暗的生活，是我一生最緊張艱苦的時期，也學了很多的學問。」

這封信讓我恍然大悟，為什麼，在日治時期，即使台灣人被殖民、感覺是二等公民，但是，這些前輩藝術家們的畫作，卻有一種近乎純真的美感，和全心投入的靜謐，一方面是，他們被鼓勵去寫生，去描繪這塊土地上的一切，去認識台灣，認識自己，另一方面，殖民政府的現代化治理，的確帶來某個程度的法治和人權保障，讓心態上較為安穩。

相形之下，戰後的作品，總感覺畫家跟他們內在的感受，隔了一層灰灰濛濛、說不清楚的東西，就像林之助1966的那幅「望鄉」帶給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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