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統治的一個必然的趨勢，就是官僚體系把大多數的時間精力，花費在欺上瞞下：對上揣摩意旨，摸順了上頭的脾氣比講實話重要。對下則利用上層與基層的資訊落差，掌握了篩選資訊的關鍵位置，就掌握了無限的權與錢。一旦所有的消息來源，包括格別烏、軍方、外交界、財經寡頭等，都因為害怕「元首的憤怒」而選擇隱瞞真相的話，那普丁就成了克里姆林宮裡面最狀況外的那個人了。

​這也是為什麼獨裁者到了晚年，其執政能力往往會嚴重下降：因為他的消息來源愈來愈封閉，但是又因為整個官僚體系都習慣了把責任往「慈父」身上推，使得獨裁者無法適度地把決策工作往下授權。像康熙晚年搞不定全國性的貪腐問題和九子奪嫡。慈禧晚年也只能對義和團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毛澤東晚年與其說是主導著文革，不如說是被四人幫牽著走。

​相對來說，民主國家的任期制，雖然變成每若干年要強迫政治洗牌一次，但也算是最能夠避免這種「獨裁者老化」問題的方式了。台灣有很多人，對於所謂的「開明專制」有著美好的幻想；但事實上集權統治必然會造成路徑依賴，而開明專制撐到最後很容易變成不開明的專制，路徑依賴會因為時空背景的變遷而崩壞。而這是台灣那些一廂情願嚮往開明專制的人，所不會去注意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