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轉型的開始

二十多年下來,哪個國家宣布與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的震盪效應愈來愈低,北京的「外交戰」從而對台殺傷力隨之遞減,一旦有事,「慢走不送」確實成為愈來愈多台灣國民的理性決定。圖為外交部大門。(法新社)

二十多年下來,哪個國家宣布與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的震盪效應愈來愈低,北京的「外交戰」從而對台殺傷力隨之遞減,一旦有事,「慢走不送」確實成為愈來愈多台灣國民的理性決定。圖為外交部大門。(法新社)

 

什麼才是符合台灣國家發展目標的外交內涵?其實是一個不難辨識的選擇,只要自問我們需要與立陶宛、斯洛伐克等等這樣的國家交朋友?還是比較適合尼加拉瓜奧蒂嘉這樣的政權?哪一種比較能夠累積集體利益?相信答案很快就會席捲台灣的民意市場。

這麼容易的題目,之所以靠直觀就能解決,其實反映了台灣追求生存與進步到這個階段,最實際的需求所在。外交工作是要為人民與國家服務,當然要與時俱進,服膺在我們最新與最大的獲利之上,因此當前各界都在談轉型正義之際,外交的政策思維與方向同樣需要大幅轉型。

中華民國政府自一九四九年流亡到台灣來時,起初為台灣帶來了四十七個邦交國,最高時候上升到七十個邦交國,那是一九六九年;然而維持不到一年,就開始走下坡。一九七一年受到被退出聯合國的影響,邦交數暴跌到五十六國;此後每年重挫,一九七五年蔣介石死的那年,邦交國剩下二十七國。換言之,他於台灣在位二十五年,有加法有減法,最高與最低丟掉了四十三個邦交國。蔣經國在一九七八年接任總統,到一九八八年死在任上,從未以元首身分出國,手上的邦交國則在二十二到二十五間游移,與其父親相比,只有少,沒有多過,而且失去了最關鍵的美國正式外交關係。

李登輝執政的十二年,邦交國一舉衝到三十國,算是交出了不錯的成績單。這時候台灣民主化工程逐步啟動,在「務實外交」的旗幟下,邦交國數量的重要性,已經在台灣外交圈展開反省與思辨;因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國代表權之後的主權之爭過程中,戒嚴時代的中華民國在國際現實下,無法維持大國關係,被迫要與亟待經援的不發達國家打交道,打開地圖尋找我們的邦交國,絕對一目瞭然;甚至基於達成交易的可及性,相當比例的對象通常是獨裁者,中飽私囊的事例屢見不鮮,此種特殊處境的權宜措施,固然有其階段性的功能,但是當民智已成,國人參與公共討論愈來愈開放,這種傳統做法的投資效益必然受到挑戰。

於是歷經陳水扁「多元外交」、馬英九「活路外交」、到今天蔡英文總統的「踏實外交」,二十多年下來,哪個國家宣布與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的震盪效應愈來愈低,北京的「外交戰」從而對台殺傷力隨之遞減,一旦有事,「慢走不送」確實成為愈來愈多台灣國民的理性決定。這也是為什麼昨天尼加拉瓜宣告轉向中國,台灣不過就是白天幾則新聞交代,點閱與討論度毫無深刻之處的原因。

中國安排在十二月十日美國召集民主峰會的時間,讓台灣面臨斷交之局,拆台的惡性意圖明顯,看到中國外交部自認勝利的阿Q面容,不惜提醒習近平與奧蒂嘉的相提並論,還有什麼比形塑這個概念更自毀自殘的呢?到現在都沒有向奧蒂嘉致送當選賀電的台灣,可以說老早就在等待這一天,雖然是被動,但是促成轉型,自須正面表列。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焦點評論》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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