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死去的男人

【當代小說特區】李紀/渴望死去的男人


渴望死去的男人。(圖/阿尼默)

 

 

暑夏八月,有一天午後,突然想起他的一篇小說〈渴死者〉。

在走道的書架上,找到一本過期已發黃的文藝雜誌,從一九八○年代初保存到現在,三十年了。


小說寫的是一位隨蔣介石軍隊,與中華民國政府一起流亡台灣的青年軍,退伍後在宜蘭一所高中擔任教官,因為在台北火車站前高呼反動口號,被以叛亂犯治罪,判了八年,拘押在台北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看守所的事。

敘述者是一位也被處以叛亂罪的本省青年,他看同樣被治罪的這位外省人,不言不語,常蹲在牢房角落。有時,猛然抱頭衝撞鐵柵門,想自絕生命。移監台東泰源監獄後,獄方為防範他尋死,安排了一位外役同房,在外役外出時,他脫下長褲,褲管套頭,綁在鐵門欄柵,兩腳伸直,竟吊死自己。

這是小說,還是……

再讀一遍這篇小說,冷不防一身寒顫。

一九八○年之前一年的十二月十日,在高雄,以國際人權日之名遊行的黨外人士,在先鎮後暴或先暴後鎮,不同說法的衝突事件後,主導遊行的美麗島雜誌社,許多關係人被逮捕,分別交軍法和司法審判。

甚至,連沒有參加遊行的一位擔任省議員的人權律師,也在其中,他母親和雙胞胎女兒,二二八這一天近中午時,在家中被殺害。

交織的審判在新聞報導中呈現,台灣社會像集體上了一堂又一堂的政治課。

憲兵押解叛亂犯嫌上審判庭時,有一個人常轉過頭來,露出笑臉,一副慷慨就義的神情,面對法庭時,也一樣自若。他就是寫了〈渴死者〉這篇小說作者的弟弟,當時被說是美麗島戰神──在高雄發生的大遊行,擔任總指揮,人稱NORI。

美麗島事件發生這一年,他在台北忠孝東路開設一家推拿中心。

這可是他的家學,從父親闊嘴師就相傳的這門技藝,曾讓他們家蓄積家產,也是家裡多位兒子謀生之道。

硬骨的闊嘴師日治時期就以習得的推拿術,不馴服於被殖民,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傳授給幾位孩子也是因為可以獨立謀生,不屈外力。

一面從事推拿,他一面重拾小說之筆,也畫畫、寫詩。

十九歲時,就從高雄跑到台北,跟廖繼春學畫。若說詩,他在高雄的年輕時期就與在左營創辦詩刊的一些軍中詩人交往,第一次婚姻的兩個女兒,詩意夢幻的名字據他說還是其中一位詩人取名的。曾在海軍服役,擔任報務通信兵,但執迷於詩、畫的他,有一次在馬祖海域,被共軍襲擊,因怕被誤解通聯敵方,面對密碼簿和發報機,一直發抖。

〈渴死者〉應該寫於在台北忠孝東路的推拿中心開設後,這並非他第一次在這本雜誌發表小說。

一九六四年,他三十歲時,在台東泰源監獄服政治犯刑期時,就開始了。當年,一位小說家創辦本刊物,一群台灣詩人也創辦一份詩誌。台灣大學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也同年發生。

他從監獄向這份文藝雜誌投稿,並因此認識編輯雜誌的小說家。

在獄中,他發表多篇作品,並與小說家成為朋友,常去桃園龍潭找他。

有一段時間,他還在龍潭投資興建販厝,也就是通稱的公寓住宅。

都市化、工業化,人口流動,家戶住居形態也轉而共構,他覺得可以做做看。不是生意人的他,正逢時機,也有獲利,但畢竟不是熱中之事,並沒有持續 。

那時,第二段婚姻開始,也有了一個兒子。但停止蓋房子的生意,這段婚姻也結束了。

我是在文藝活動場合認識他的。

他會出席活動場合,帶著一瓶加水稀釋的威士忌,靜靜坐在會場後方,速寫作家的頭像。

那時候,我兼在執行詩誌的編務與社務,兩份雙月刊正好每月出刊,妻子和我一起寄書。

見面時,他都會要我去推拿中心保養筋骨。

有時候,趙、李兩位兄長輩詩人會找我一起去看他。

有時,我路過時會進去坐坐。若他正在進行推拿,他會要我坐在一旁,看他作活,一面談天。一瓶對水的威士忌就放在旁邊,他當飲料喝。微醺的臉,滔滔不絕的話語,不停地在躺於診療床上男女背肌或手肘移動的手。

他的推拿中心,牆面掛著一幅蔣經國像,有時,他會舉手向那幅肖像敬禮,並露出神祕的微笑示人。特別是有陌生的求診人進來時,常見這個動作。

求診的人,或說客人,甚至有些認識的藝文界人士,但他常懷疑混雜著來探察他的線民,抓耙仔。言談中,有時會流露惶恐疑惑。

這也難怪,一九六○年代初,二十八歲的他,就因為政治事件牽連,涉叛亂罪,與一群人一起被捕判刑。弟弟NORI被處無期徒刑,他與另一位弟弟則判處五年刑期。

以他的性格,辯稱因是戶長和長子,才在自己家開的旅社,與弟弟帶來的朋友一起飲酒,其實是略盡待客之禮,他並沒有參與討論任何事情,他不是熱中政治的人。被判五年刑的另一位弟弟,當時在國防醫學院讀書,也不在場。十多個青年人,分別被判了徒刑,罪名是串連組織、籌謀台灣獨立。

這樣的罪名是可以錯殺無辜,株連眾多的。可誤殺一百不能錯放一人的時代,冤錯又能怎樣?他的人生就這樣烙下傷痕,療癒不了。

他被捕時,羈押的地方就是〈渴死者〉小說中的台北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看守所。

笫一任妻子因此請求離婚,家庭也破裂了。

美麗島事件後發表的這篇小說,回敘了他一九六○年代經驗。驚悚的情節,渴求死去的男人鍥而不捨尋求一死,反映了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狀況。他凝視,捕捉了這樣的狀況。

這篇小說讓他得到文學獎佳作。兩年後,再以〈喝尿者〉獲正獎。不過,這份文藝刊物的主持人卻被有關單位警告。他在前衛出版的小說集《島上愛與死》被警備總部查禁。

在惶恐中,他以小說記述時代體驗,在酒水中微醺地過活。但一隻看不見的手,始終沒有離開。

拗不過他一再要我去讓他推拿,有時候,我也躺在他診療的床上讓他有力的手按壓,一面聽他談文學談美術。

推拿中心的牆面掛著他完成的許多油畫,有一次,他拿一幅島嶼南端南灣岬角,遠方是巴士海峽的畫作,說是我家鄉形影,堅持送給我。後來,又送一幅玫瑰靜物。他還說,也許日後我可以收受他全部畫作。他說他不是賣畫的畫家,他的畫要送給想送的人。他還要我帶妻子和兩個小女兒去讓他素描。

他發願素描台灣作家、詩人頭像,要捐給在高雄美濃的鍾理和紀念館。一些文藝活動,他會特別出席,為作家素描頭像。

他喜歡海,常在午後租車去北海岸游泳。有一位欣賞他的王姓女友,陪伴著他,就如同家人,也照顧他和第二任妻子所生,十多歲,上學中的男孩。去海邊游泳,有時也寫生,看起來還滿愜意的。他的王姓女友像小婦人一樣照拂他。

身材高䠷的他,有些耽美傾向,在家中兄弟間最為突出,有時會思慕希臘神話的阿波羅,在豔陽下的海灘流露類似太陽神的神采。

他在獄中的弟弟,被喻為美麗島戰神的那個,神采不若他。

表面上,他優遊自在地生活,推拿中心的生意不錯,家傳技藝的確有一套,好幾個兄弟都靠這絕活維生。和他一樣坐五年牢的弟弟移民加拿大,也從事這一行。弟弟NORI則不改本性,熱中政治。

一些美麗島事件在獄中的受刑人,司法審判的兩位小說家,都出獄了。台灣的政治形勢不盡像白色恐怖時代,國內外情勢變化,鬆動了不少。

他弟弟NORI一直不承認有罪,幾次特赦都沒有他。

感覺上,他並不太以NORI這個弟弟為榮。

以他的個性,他的說法,參與密謀叛亂應該不是真有其事,是那個荒謬時代被羅織罪名,也因為這個弟弟的緣故,人生走了不是他的路。應該是藝術家的他,被以政治受難者視之,管區警察三不五時也來察訪,加上他弟弟是美麗島戰神,糾葛著一位飽受被害感的政治受難者心靈。

他試著在小說留下生之經驗,以一種特殊的見證方式為自己的人生譜寫幽微的歌。

一九八五年初,他發表短篇小說〈指導官與我〉,以左營服海軍通信兵役期,被軍中政戰人員扣陰謀分子們迫害事歷,以及終生被監視的人生為經緯。

小說中的一位同袍,是美麗島事件掩護NORI的許姓電影片商,交織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閱讀心得,以及革命的想法。又延伸到被逮捕,關在台北青島東路軍法處置看守所,一位軍官的偵訊。不斷被逼迫寫自白書的偵訊讓敘述者的「我」完全喪失勇敢的性格。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有一雙瘋狗眼的政戰人員又出現,刺探他們兄弟消息,小說中的同袍,掩護NORI的許姓電影片商,在敘述者的我不知情下,還答應安排和政戰人員見面。敏感的他,以南無阿彌陀佛,畫十字祈禱,其實生活在顫慄之中的他是天主教徒。

像是對心理諮商師的傾訴,也像對神父的告解,他藉由寫成小說撫慰自己的心。

出版以自己之名的《短篇小說精選集》,小說家之名更著了,藝術秉性比起推拿師更屬於他。

這時際,爆發情報頭子授意黑幫在美國殺害出書危及蔣經國名聲的作家,引起美國不滿的江南事件。他還在獄中的弟弟開始絕食,抗議政府對人權的迫害。

一九六○年代,兄弟三人被以叛亂犯治罪、服刑的往事,一幕一幕浮現。

黑暗中,似乎有人拿著匕首追擊著他。

好幾天深夜,我家電話響了,我從臥房匆匆跑到客廳接聽,另一頭先是沉默不語,後來男人的哭泣聲,是他。

按怎?發生什麼代誌?

泣聲稍低下來,他提到王姓女友,說她離開了,說沒有人照顧他了。

我告訴他隔天去看他,勸他冷靜下來,也許她只是小別,他聽了,安靜下來。

第二天中午,我帶鰻魚飯便當去看他。一起用餐,一邊交談,看他食而無味,感覺到他的不安。

有一天,在他的推拿中心,他突然問起我為何不寫小說。

我告訴他大學時期在報紙副刊和雜誌發表過十多篇小說,他眼睛亮了起來,要我改天帶去讓他看看。

我把剪貼留存的青春過敏性煩惱篇章帶給他過目,並相約聽取他的意見。

他寫了以〈一位詩人、評論家、文藝運動家,小說家青年期小說及其他印象〉為標題的論介,成了我一本小說《情事》的跋,對我頗多溢美。

在那之後,我重拾小說之筆。

面對政治衝撞,台灣的黨外已組成政黨爭取更多的民主條件,社會也從被宰制逐步掙脫牢籠。一些台灣作家組成「TAIPEN PEN」,意思是詩人(poet)、劇作家(playwriter),編輯人(editor)和小說家(novist)的團體,追求一種高於統治權力的精神政府,在話語和文字的另一種權力和社會對話。

美麗島事件受難的工人小說家被推舉為會長,我襄贊其事。活動中,他經常出席,但NORI在獄中常絕食,呼應外部的抗爭聲息。

宣布解除實施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我和妻子正受邀美國的各地台灣人社團演講,同行的還有一位詩友,一位民謠歌手。

一個月行程,遍及東南西北各州,並去加拿大的愛蒙頓,參加台灣文學研究會年會。

回台不久,NORI在獄中宣布無限期絕食,他也跟著在推拿中心絕食。

似乎回到一九六○年代,他們兄弟入獄前的氛圍。

這一回,他是有意參與,不是自外其事。

王姓女友不在了,上小學的男孩落寞的表情,令人心疼。

許多朋友到推拿中心看他。在野黨主席,朋友們以他名字諧音稱他椪柑,也是他的朋友。我們都是為救援政治犯的人權團體成員,去看他,也勸他多少進食。我妻子還燉了雞湯,要我帶去慰問他。

NORI的絕食成為重大新聞事件,他被移到三軍總醫院強制灌食,避免因他死亡引發政治風暴。

許多美麗島事件受刑人,陸續出獄了。被判無期徒刑的他不願認罪配合,蔣經國有意減刑,假釋,不得其門。

蔣經國突然去世,李登輝接任,絕食情勢未改。

一在監禁中,一在自己的推拿中心,兄弟兩人都在絕食狀態。

NORI被強制灌食,他在自己的禁錮之域無法被強制進食。只進水酒的他,四個月之後,肝臟衰竭,呼吸困難,被送到附近的中心診所急救,但發生感染,又併發敗血症,幾天後過世了。

在三軍總醫院的NORI,原先都以懦弱看他哥哥。對他的死,以「他是勇者,不是懦夫」稱之,新聞報導的記事為他的人生留下註解。

(上)

圖/阿尼默

 

渴望死去的男人並沒有死去,

〈渴死者〉活著、他的許多小說活著。

我望著客廳一角落架上,

他為我捏塑的陶土頭像正與我對視著,

是我看著我,是他心目中的我看著我……

我接到NORI自三軍總醫院的來信,要我去見面,信中並請我全責處理治喪事宜,堅持治喪人員名單要以文學界友人為主,政治人物一概免了。

去見面時,NORI在洗手間打扮了一會兒,出來時身上還有香水味。


他先謝我,談了一些兄弟之間的事,言談間似乎對我有些了解,知道我曾參與聲援過他。我請一位他相知的前輩小說家出任治喪主委,一些文學界朋友為委員,我自己擔任總幹事,請已出獄在人權救援組織任職的菊姊為副總幹事。

一些文學界朋友的悼念文章在報紙副刊為一位受難小說家的人生,譜現懷念之歌。報紙名稱排列出來,台灣、民眾、自立、自由……有一種特別況味。聯合、中時也都有報導。

天主教徒的他,被台北的教會以太政治而不介入他的祭式,所幸高雄教區出面,在告別式後,他的遺體安葬在高雄的天主教墓園。

我常看著他一幅玫瑰油畫,就掛在家裡房間。工作室則掛著他的島嶼南端岬風景,那是我來自的家鄉。

他是與NORI不一樣的人,他愛藝術,弟弟則熱中於政治。不過,兩人都有耽美的傾向。哥哥比弟弟俊秀多了,英挺的身材有鬱鬱的神情,很突出。而弟弟則有某種政治衝擊力量,對某些人顯現魅力。

是一種表演吧,政治也需要的身體語言,帶有一些矯情,這讓他在美麗島事件受刑人中,別具一格。政治對NORI而言,是一種舞台,燈光來自新聞記者。在戒嚴走向解嚴的時代,一個政治明星準備登場,還在舞台後的NORI在前奏的樂音中,等待著出現。

與弟弟自以為是的個性相比,他也有執拗的一面。弟弟是渴望注目的男人,哥哥卻像渴望死亡的男人。以叛亂犯被判刑五年的經歷,鬼魅之影一樣,附隨著他。

〈渴死者〉這篇小說,其實在演練一種特殊的死亡方式,他的許多小說也都演繹他政治受難的行止。他在記憶中折磨自己,小說是他流淚淌血的形跡,畫作則是解脫,也是尋求連帶的形式。至於,文學界人物的人像速寫則是某種致意。

死去的他,一些小說被放在歷史與政治境域,在學界、評論家的研究中,對照台灣的現實。渴求死去的實存哲學被引述來分析他的小說,政治小說政治詩的論見,他的作品成為視點。

台灣作家,不是被社會羨慕的行業,甚至不能算是一種行業,常常只是兼事的工作,沒有帶來榮耀、財富不說,甚至有風險。鍾理和的倒下血泊的筆耕者,葉石濤的遭受天譴的人,對照他因思想問題繫獄,小學教職被從南發配宜蘭鄉間的際遇,都是例子。

戰前,秀異分子追尋成為文學家、藝術家的文化人之路,知識人的教養脫離不了文學,儘管異國統治,要在國語政策下,學習異國語文,但是五十年的異和同化,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人藝術家曾被社會以菁英視之。

戰後,台灣的國語轉為中文,老一輩有漢文修養,但白話中文書寫對多數台灣人是新的技藝。有些跨語作家以抄寫《紅樓夢》學白話中文,也有跨語詩人抄寫《三民主義》再出發。因同姓婚不見容於保守客家社會,遠走北平的一位小說家,熟習中文書寫,也一樣落魄,倒在筆耕的血泊。

他能夠寫小說,畫畫,除了藝術秉性,也因為家庭條件。父親闊嘴師在高雄建國路,火車站前留下旅社產業,也留給兒子推拿的功夫,不虞生活問題。浪漫心性反映在他和弟弟NORI身上,一是藝術,一是政治,本質不同,一樣狂熱。

我常常會不經意地想起他。他的詩〈候鳥〉彷彿他自己的寫照,我曾用在他訃聞的封底,也裝置在他的告別式場。讀著他以候鳥自喻,或為候鳥發言的詩,想像他的心境:

「……

我們沒有牢獄,沒有密告、誣告

沒有死刑、勞役、剝削

我們自找、自吃,頂多是在兒時剝削過雙親的口糧

當然我們也沒有暗殺

因此我們也沒有線民與警察

更沒有冒充特務的流氓

我們雖有人類羨慕的自由,可是布著陷阱

把我們烤成一串鳥仔疤的,竟是高呼自由和平的人」

想像他青年時代在高雄和一群在左營的海軍詩人群,談詩論藝,年少輕狂。在台北的推拿中心,有時也會談起現在已有名聲的他們。

從前,大家純真,在時間的沖刷下,務實的歷練變得世故了。

鄉土文學論戰時,互為異己的政治芥蒂出現在一些火花裡。美麗島事件後,壁壘的砌築更鮮明。

從前,肆無忌憚的反動言論,在清談中繪聲繪影的反抗哲學,不見了。

身分變了,不復純粹的權力依附心,向左向右排列歸隊,從左營到台北,不只是地域的改變,而是位置的改變。高談闊論,目中無人的昔日,現在是眼睛看著上方,迎合權力目光。

某種流亡心境加上莫名的危機因被綁架在黨國,不盡服膺民主的價值,自由成為一種恐懼,不是當年口口聲聲讚美的詞語。

弟弟是叛亂犯,他也曾是。

其實,他從來不是政治,他狂熱的不是政治。

政治,讓他恐懼。政治牢,成為他心中拭不去的恐怖烙印。他的小說是他為自己人生留下的自白書,也是備忘錄。喜歡舊俄文學,戰後在高雄的書店販售翻印中國生活書店的一系列俄國小說,形成他的文學視野。

權力傾軋的齒輪傾軋一切,傾軋了弟弟NORI,連帶也傾軋了他們兄弟,一家三人受難。

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如何能彌補呢?政治的是非常常是相對的,文化的是非講求絕對,人沒有權力殺害人,即使是敵國的人。但時代讓他處於不幸,陰影始終籠罩著他,他是我在一位東歐詩人作品中「被時代窒息的名字」。

他死亡之年,蔣經國死了。

繼任的台灣人總統撤消美麗島事件的罪刑判決,堅不認罪的NORI風光出獄。像一位英雄出場,他微揚嘴角的笑意有一種自負感。

相對於死去的小說家哥哥,弟弟有一種英雄主義。

不同的兩人,一個不畏絕食,在獄中一再被強制灌食,其實無法死亡;一個以摻水的威士忌為食,沒有權力強制灌食的救濟手段,終於死去。

活下來的弟弟,在哥哥死去後,說哥哥是勇者。

之前,他常以哥哥懦弱而鄙之。一群青少年因叛亂罪株連入獄,哥哥一再辯稱自己未參與,NORI則求仁得仁,一副慷慨就義走上刑場的樣子。

美麗島事件後,NORI是鎂光燈追逐的對象,哥哥是在陰影裡借酒澆愁的人,唯一的復仇手段,是寫下一篇一篇小說,一首一首詩。畫不是他復仇的手段,是撫慰自己的光影。

NORI出獄後,一九九○年代的政治運動風起雲湧,他成了鋒頭人物,展現一種浪漫性。當選國會立法委員,代表改革意識的在野黨主席,也常在社交圈穿梭,一舉一動的八卦新聞也多。

政治確是舞台,演藝化時代取代了戒嚴宰制,表演成為政治訓練的一部分,具有英雄主義的性格也不免風風雨雨,正反評價都出現了。相形之下,哥哥的小說在他死後長存,成為解嚴後研究台灣文學的重要見證,原本只傳頌於台灣文學界,更為人所知。

政治人物擁有權力,也承擔責任,動見觀瞻,權力的爭奪也形於動向。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在獄中時,辯護律師群在組黨後先馳得點,有些受刑人家屬代夫出征,進入政壇但並不都成為政治人物。一些幕僚襄贊有功,也想自己登場,左右意識各具,在反抗黨國體制和奪權自立的雙重目標競合。

政局在改變,從在野到執政,矛盾也形成。

小說家哥哥在我心目中更重要。

我想起NORI擔任在野黨主席時,多次要請我出掌文宣部,並對記者透露消息。還在其位的是從美國回來,在海外也參與改革運動的文學界朋友。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舊金山機場入境美國,迎接我的就是他,見面時相擁而泣。他在前任黨主席手下擔任文宣部主任時,我常應邀參與文化議題的諮詢。

我不會取代他的職務,怎麼可能?

他打聽消息時,我明確告訴他。

雖參與政治改革,也介入社會運動,但我自始就無意從政。投身企業界當經理人是為了不願以寫作為營生手段,擔心無法堅持信念。四十歲之年應邀赴美演講時,聽到台灣解嚴,徵得妻子同意,想把寫作擺在首位,就是初衷,出任文學、文化界職務,是為了某種淑世心。

我的文學之業,在解嚴後進入新時期。那也是他過世之後,進入的狀況。

一個台灣小說家和一個渴望死去的男人,似乎敦促著我。

在許多報紙、雜誌寫專欄文章,進行我自己所謂的文明批評,是我詩與文學評論之外,與社會更頻密的對話。詩人之外,文學、文化、社會評論家之譽也加諸於我。

小說,是他死前一直期望我不要放棄的文類,我記在心裡。我再出版小說時,已是他死後近三十年的事。

兩個念小學時的女兒,在他筆觸的速寫畫紙已變黃,現在都已是兒女的母親了。妻子看起來,還年輕,已六十多歲進入被敬老的年紀,我常說他協助我參與了許多公共事務,默默付出許多,得到上天的恩寵。

渴望死去的男人並沒有死去,〈渴死者〉活著、他的許多小說活著。我望著客廳一角落架上,他為我捏塑的陶土頭像正與我對視著,是我看著我,是他心目中的我看著我。

他在我前一本短篇小說集留下的跋記:「當時我邊繪他冷銳的眼神,和雕像似的輪廓……鼻、唇,下巴與高額頭時,我在心裡想著有一天要雕塑這張很難雕塑的臉。」彷彿他又在對我敘說。

死去的他,仍以文學與我相繫。NORI在政治圈活躍,但毀譽參半,也退隱了。

多年之前,他堅持要在一家我們都熟識的西餐廳請吃晚餐,席間,他告訴我,說他絕不會出賣台灣。這句話成了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留存的話語。

在我們的土地上,在我們的國度裡,政治人物要這樣表態,真令人感傷。

想起那個時代,從綠島回來的一些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從海外突破黑名單回來的一些異議分子,在我們家共進晚餐,妻子在上完菜後也加入把酒言歡的時光。

那個困厄的時代,大家努力突破,追尋憧憬的光。留下一些記憶,記憶裡有許多臉,有眼淚也有歡笑。

不知為什麼,記憶裡他最明晰。

三十年後,暑夏八月的一個午後,在〈渴死者〉在雜誌泛黃的書頁,在進展的時間與流失的時間交織的光影,當年那個男孩,已經比我那時的年齡大了,記得是姑姑帶去照顧,不知怎樣了?

想著想著,禁不住流下淚來。(下)

< 資料來源:《聯合報》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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