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日回顧政治犯救援史

今天(十日)是國際人權日,你我想像如果在中正紀念堂、二二八及白恐紀念地展示人權日起源和世界的關係,能夠彰顯跨國人權史的意義嗎?

總統府一份「外國人士函請赦免我國刑犯」檔案,記錄七十七位政治犯為主的名單,從一九七○年二月至一九八五年六月,超過十國的救援人士來函,檔案預示一九七○年代的變局。綠島政治監獄的口述採訪紀錄,透露一九七○年代之後,偶爾傳來國際特赦組織(AI)的關懷訊息。

援力無國界!海內外人權救援特展於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開展

 

距今五十年,一九七○年一月一日台獨聯盟於美國宣布成立全球性組織;一月三日彭明敏被軟禁中,神秘地離開台灣;二月八日台東發生泰源事件;四月二十四日紐約發生「刺蔣」事件。一九七九年國際人權日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海外台灣人權組織透過越洋電話,同步知道島內情況嚴重,各方發出救援聲音和行動。

為什麼一九七○年代初,像彭明敏「出脫」和許多救援者有如地下情報員般暗地傳送訊息,包括政治犯名單經由地下管道,從獄中輾轉傳遞至國外?十年前後,何以發生國內外地下組織救援方式的重大變化呢?通訊帶來社會變革是答案之一。我們在紀念地如何理解一九七○年代的人權變革呢?

梅心怡三宅清子是許多救援台灣政治犯的網絡之一,他們移回台灣的資料,呈現海外救援多樣視角。梅心怡生前寫道:「當我們談論到『當代社會的啟發』,我想,指的是社會更意識到自由、民主與人權議題值得打拚的運動。這種啟發是全球性的,到底台灣的國內背景如何,幾乎無法說出明確的起點。這是涵蓋許多世代的集體之事。」

另外,如現代人權史學者莫恩於《最後的烏托邦》書中寫道:「一九七○年代,西方人的道德世界發生變化,為空想主義的發展開闢了空間,這種空想主義在國際人權運動中凝聚在一起,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我們或能理解:為什麼刺蔣案的黃文雄能夠在海外「逃亡」二十五年。

二十多年來,許多受難者和人權救援者程度輕重地參與台灣民主化過程重建綠島紀念地。台灣自我詮釋世代經歷的人權行動,連結人權日的意義,將帶來當代維護人權的歷史啟示。

(作者曾規劃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鄭南榕紀念館、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自由廣場〉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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