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是社會的肉體，文化則是社會的心靈。一為下層或說物質構造，一為上層或說精神構造。政治扮演的是結構的建置作為，是程序性的條件，並非價值本身。政治起造「國家」這種社會的房子，住在房子裡的人才是重要的。近代的民有、民治、民享，扼要地闡述了民主國家的文明指標。

歐洲國家經歷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洗禮，大多把社會主義的精神含納在政黨的實踐，左右路線都可得到人民授權執政。蘇維埃革命，左路線絕對化，所謂的民主集中制，失敗了。但政府大多有文化部。美國，崇尚自由，政府並沒有文化部，而是由社會在自由資本主義邏輯，展開文化形貌，這是相對選擇。近鄰的日本，教科文含納在內閣的文部科學省，教育、科學、文化都是廳級編制。台灣，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相對龐大建置。

戰後，台灣長期的黨國專政，帶有類殖民性。教育為培養黨國順民；科學帶有功利、實用性；文化則為黨國教化人民的裝飾作為。戰前，受明治維新後日本、其實是歐洲文化影響，閱讀風氣高。戰後，二二八事件，精英份子因知識、文化而受害，影響所及，實用主義、技術主義取代精神論的價值。戰後經濟成長的某種原因，是重肉體、輕心靈的病理所致，也是自力救濟所成。

台灣走過戒嚴長時期，脫黨國，走向民主化。但近現代國民意識不盡形成，對做為國家主人的權利和責任，不盡認知。對於「國家」的有限性，不盡了解。台灣的國家，中國的國家，仍糾葛在未真正結算的歷史裡。民主化的泥沼現象，政治人物在污泥打混仗。台灣的國家發展之路須面對文化體質的缺失。

戰後，法國在戴高樂時代首創文化部，詩人、作家、並曾為反納粹地下軍的安德烈‧馬羅為文化部長，以「重振法國文化聲望於世界」開創文化部門榮光。日本，則受惠於明治維新的成果。台灣民主化以後，文化部門相對經濟部門，仍是邊緣化、裝飾性的。台灣把文化產業和創意產業合而為一的「文化創意產業」思維偏向，導向經濟部門的側翼功能，對建構一個新興國家，未必能提供充分條件。台灣有更重要的文化課題。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