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尾自從上任以來，每天下班回家累得半死，以往平均一個月讀完一本，現在半年「拼」一本就會偷笑。這星期趁著雙十連假，結束掉枕邊的一本，書名是《使者》(The Envoy)，講的是二戰後期的1944年下半，納粹劊子手艾克曼 (Adolf Eichmann) 在執行所謂「最終解決方案」，打算用集中營的焚化爐滅絕猶太族群時，一位瑞典外交官華倫堡 (Raoul Wallenburg) 如何利用中立國外交使節的身份，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救援猶太人，然而在1945年1月當蘇聯軍隊擊敗納粹而「解放」布達佩斯，姦殺擄掠的情況比納粹軍人還嚴重，華倫堡與一位秘書前往蘇聯軍隊前進指揮所，想要為解放區人民陳情，卻遭懷疑是納粹間諜，被送到莫斯科的 KGB總部黑牢，「和平使者」從此人間消失。根據一份統計資料，1941年戰前匈牙利全境的猶太人共有825,007，住在首都的有246,803人，到1945年5月蘇聯軍隊解放匈牙利時，全境猶太人口僅剩139,000，是原先的16.85%，但被艾克曼列為「族群清洗」重點的首都，反而奇跡似的留有124,000人，存活率50.24%。1981年10月5日雷根總統頒發「榮譽公民証」給生死不明的華倫堡，這是繼羅斯福總統頒發給英國首相邱吉爾之後的第二張。雷根指出：有10萬名匈牙利的猶太人是華倫堡所救；這個成就遠遠超過另一位更著名的辛得勒 (Oskar Shindler)，後者本身是德國納粹黨員，卻掩護自己工廠的1,100名猶太裔工人，免於被送人集中營。
 

 

這本書是尖尾自就任以來讀完的第四本，今天找出前三本，分別是：《大屠殺：世界與猶太人，1933-1945》(The Holocaust: The World and the Jews, 1933-1945)、《太陽花：寬恕的可能與限制》（The Sunflower: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Forgiveness）、《偷書賊》(The Book Thief) 等。其實連同這次的《使者》，不知不覺中竟然全部都與二戰期間納粹暴行有關：《大屠殺》顧名思義是描述希特勒的崛起與敗亡，書中有許多珍貴的照片，包括紐倫堡大審的場景等；《太陽花》的作者衛森滔 (Simon Wiesenthal) 是死亡集中營的倖存者，餘生都在追捕戰後逃亡海外的納粹禁衛軍，這本書記載他親身經歷的一個遭遇，一位身受重傷的德國士兵在臨終前，要求他這個猶太囚犯聽他贖罪、給他寬恕，因為他自知納粹是對猶太人犯下滔天大罪，只有猶太人有資格原諒他；《偷書賊》的背景也是納粹統治時期，由第一人稱的「死神」敘述一個小女孩在慕尼黑的成長故事，那時的德國就像文革時候的中國，「領袖」的少年棕衫隊在全國各地搜捕猶太人之外，還要找出「不良書籍」予以焚毀，偏偏這個小女孩就是嗜書如命，成了「偷書賊」。她的結局？不能說。

 

每一本書除了使尖尾對「極權法西斯」再次燃起怒火，也讓尖尾深切體認到人性的軟弱，若非一般人對猶太人有族群優越感，對納粹施加的暴行袖手旁觀或甚至落井下石，「第三帝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造成500萬猶太人在五年不到的時間喪生。所以尖尾認為漢納．鄂蘭 (Hanna Arendt) 所說的「平庸的邪惡」，應該不只是形容像艾克曼之流的希特勒追隨者，應該也包括許多在「第三帝國」統治下的非猶太人，就是因為他們的無感或縱容，「極度的邪惡」才能一呼百諾、勢不可擋。

 

這些書中不約而同提到，有些猶太人好不容易逃過集中營的焚化爐，卻在回到原來住所時，發現已經被非猶太人的鄰居霸佔，連當初不及帶出的畫作、傢俱、餐具等值錢物品，都成了別人所有，而且一口否認侵占；更有猶太人因此被謀害。

 

這讓尖尾想起兩件「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陳情案，都是受害者的後人發現原先家族所有的地產「被消失」或被登記在他人名下，如今雖然有「促轉條例」，卻苦無具體証據可以要求返還。尖尾在想是否「天下烏鴉一般黑」，70年前中國國民黨政權自中國潰逃到台灣，是不是也有人利用「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的氛圍，出於覬覦別人家產而誣陷檢舉無辜者？思之令人不寒而慄。

 

至於華倫堡的悲慘命運，更是值得台灣人警惕。當他被懷疑是納粹間諜，關在莫斯科黑牢中，瑞典駐俄大使早已得到消息，只是他害怕史大林個性陰晴難測、權勢如日中天，對他興師問罪，會不會一言不合揮軍攻進瑞典，豈不是「因小失大」，所以極力阻止華倫堡的同事於史大林當面詢問華倫堡下落，讓營救行動無疾而終。同時華倫堡的父母不斷向有關單位求援，卻都吃了閉門羹，其中一位哈瑪紹 (Dag HHammarskjold) 1953年官拜聯合國秘書長，卻私下表示：「我可不想為了一個失蹤人口，讓第三次世界大戰開打。」這些政治高官在亮麗的外表下不過是些道德侏儒，必須要為華倫堡之死負起最大責任，因為根據蘇聯解體後流出的資訊，在獄中審問他的一位情治官員有如下的記錄：

「說你有罪，最簡單的証據就是瑞典政府和大使館從來沒有為你做些什麽。」 

「我已經好幾次請求和大使館聯繫，現在再一次請求；不然讓我和紅十字會聯絡也好。」 

「沒人對你有任何興趣了，如果瑞典政府或是大使館還關心你，他們幾世紀前就聯絡你了。」 

1947年2月華倫堡用拳頭敲擊牆壁，傳信號給他隔壁牢友的最後一句話：「他們要把我帶走了。」

 

不少台灣人想到中國就不由自主產生同樣的「恐共」心態，尤其是那些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明知中國政府對周遭國家任意霸凌，卻連一句話都不敢吭，不要說「幹話」、就算只是對習大大的一句「酸話」都怕被報復，這和當年瑞典政府不敢招惹史大林、害死華倫堡，如出一轍。難怪李明哲回不來、難怪熱比婭進不來、難怪聲援維族、藏族爭取獨立自主的台灣人少之又少。這次香港「反送中」抗暴運動，在台灣總算引起相當義憤，希望這是一個新的開始，台灣人再也不要走回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