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母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幼時父母早故，靠著二兄二姊帶大，小小年紀就幫做許多家事；後來發現她最不喜歡吃「豇豆」（菜豆仔），原來因為家裡種了太多，吃怕了。岳母個子高挑，將近170，直到27歲才嫁給復旦大學會計系畢業的岳父，他們的「羅曼史」我只知道最初是媒妁之言，後來是一個美滿的婚姻。婚後不久，岳父奉「上海福特汽車公司」調派到台灣分公司，隻身來台；1949年8月我的牽手出生，岳母開始積極準備攜女來台團聚。當時上海早已落入中共手中，唯一來台途徑是先「跑」到香港再設法去台，所以岳母在1952年以金條買通一位廣東婦人，謊稱內人是她女兒，先帶進香港，自己則搭舢舨偷渡成功，再領回女兒。我們曾問岳母，難道不耽心女兒被婦人拐去賣掉，她說不會的，因為費用分為「前金」與「後謝」，不是事先付清，何況婦人也是做偷渡生意，不是販賣人口。「那如果妳自己偷渡失敗呢？」「那妳就成了香港人的孩子，也比留在共產黨的上海好吧。」雖然這話多少有些「後見之明」，但岳母豪邁決斷、遇事毫不猶豫，讓我們十分咋舌。

直到我二十啷噹歲第一次見到康媽媽，她還是滿口上海鄉音，在她耳中，「國語」也好、「台語」也罷，似乎同款是變了調的上海話啦，沒什麽了不得的。所以老共也好、老蔣也好，當初都想要消滅方言、統一語言，對我岳母這種人，只以不變應萬變。至於我的牽手，小學時在幸安國小、三興國小、西門國小的六年間，有沒有因為說「上海方言」被罰一塊錢，等我問清楚再說。
 

 

 

岳母費盡千辛萬苦，把我未來的老婆從萬惡的共匪手中拯救出來，固然沒齒難忘，但她在我心目中真正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形象，是在尖尾40歲開始參加街頭抗爭運動、又加入民進黨之後的事。之前，尖尾在求學、留學、教學階段，可以說都屬於「人生勝利組」，做了她的「乘龍快婿」，讓她分享尖尾得到的成就與榮譽。但這一切在尖尾踏入政治圈─尤其是加入反對陣營，幾乎一夕變天。她曾向內人「訴苦」，岳父公司那一批來自「大陸」的員工眷屬們，本來是無話不談的「姐妹淘」，也都很羡慕她有個在台大任教的女婿，但自從知道尖尾棄藍投綠之後，立時態度丕變，質問她難道不知道「民進黨想把外省人趕下太平洋？」她起先辯稱：「我女婿和他們不一樣」，但對方日漸升高挑釁：「民進黨是叛亂份子，想推翻政府」，她也不再示弱：「妳們聽別人亂講，民進黨才沒有。」講這些話現在不算什麽，但在三十年前，當然得罪了一大票傳統黨國思想下的朋友。

 

尖尾參與反對運動以來，最大的痛苦就是連累到家人，包括內人與兩個女兒都受到親友和同學的「杯葛」，但是連岳母也遭到波及，則是始料未及的事。好在她不僅沒有要求尖尾「低調一點」，免得她不好做人，反而拒絕被別人無理霸凌。我承認，一開始岳母可能只是出於對我本能的偏愛與信任，對政治議題沒有很多的思考，但是她有強烈的動機、也勤於學習，想要瞭解她的女婿為什麽會有被視為「大逆不道」的主張。記得有一年尖尾在美國進修，七十好幾的她也來美一遊，凡是台美人社團舉辦的活動，即使有語言障礙，她仍然熱心參加，目的不外要多知道這些「台獨份子」對台灣前途的嚮往；有一回甚至和大家一起到紐約的聯合國廣場，戴著斗笠高呼「台灣進入聯合國」的口號，我相信她是有史以來第一位這樣做的「外省阿嬤」。

 

康媽媽的壓克力畫作（二）

岳母為尖尾抗拒同儕壓力之外，私下也關心我的身體安危。有一次尖尾在風雨中靜坐街頭，她突然出現，尖尾以為她來勸我回家，想不到她是耽心尖尾著涼生病，竟去買了一雙運動襪要我把因雨淋溼的那雙換掉，絲毫沒有勸尖尾離去的意思，只是在一旁默默關心，現在想起，仍然覺得意外。其後尖尾被阿扁市長找去擔任台北市副市長，幾年下來、頗有口碑，岳母或許有揚眉吐氣的感覺，不但沒有低調一點、反而逢人就說我是她女婿，遇到選舉，我投票給誰，她就添上一票。

 

尖尾這一輩子沒有打算做「網紅」，如果有的話，岳母大人會是頭號粉絲吧。尖尾不把岳母的姓名寫出來，因為重要的是人世間曾經有過這樣一位「不離不棄」的長輩，尖尾對她的「平凡中的不凡」充滿追思，至於姓什名誰，倒是次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