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票」和「買票」之兩票制，的確是過去國民黨長期控制各級民選公職人員的不二法寶，但1977年底中壢事件因懷疑作票而爆發228以來，首次群眾暴動，國民黨首次感覺作票風險性，可能危及政權，很划不來。圖／邱萬興提供

說起選舉作票，並不是自有選舉以來就有的，二戰後早期的選舉是仕紳式意見領袖的選舉，沒有什麼作票和買票，而是國民黨全面掌控台灣黨政軍以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化後的事，最早只是零星的賄選而已。

而所謂賄選，和用鈔票「以票易票」是大不相同的，筆者出生1950年代，小時初懂事，只知選舉時候，候選人有送味素、香皂之類的生活用品，但是接觸不了「作票」這回事，及稍長，才聽到繪聲繪影有關選舉作票這回事，但由於作票是相當隱諱的一回事，老實說，最多只是聽聞而已，但空穴不來風，筆者根據蒐集資料和訊息，確知「作票」長期在台灣大小選舉中，的確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在以往國民黨一黨獨大能呼風喚雨時代，「作票」和「買票」之兩票制，的確是國民黨長期控制各級民選公職人員的不二法寶，但隨著社會形態的改變，「作票」客觀環境愈形困難，風險日益增大，所以也就日益衰微。

從2004總統大選全國大驗票來看，在全部實際投票近1300萬票中，連宋只差陳水扁3萬票，但人仰馬翻的大驗票，就是改變不了些微差距結果。再從2018年台北市長選舉，丁守中只差柯文哲3千多票，驗票結果，丁反而再多輸3百多票，可見，台灣選舉在計票方面，已漸趨完善制度，「作票」這回事，已是昨日黃花，除非有個別特殊個案，否則已不再跟選舉有不可分割的關聯了。

戒嚴提供作票者最佳環境

作票，這是扭曲民主政治最惡劣的行徑，比起買票，還有一人願打、一人願挨的陋規，而作票則是根本拒絕承認民主政治「數人頭」的制度規則，也就是用盜賊的拳頭，代替一切，選舉只是形式而已。「作票」多存在有黨政軍、司法掩護的專制威權社會制度上，台灣當然也是不謀而合，更確切的說，台灣長達卅八年的戒嚴時期，正好提供想以作票者贏得選舉的良好環境，也是執政國民黨用之對付「黨外」人士有力工具之一，但隨著社會條件改變，作票變得風險大，「期望值」低，也就漸被時代所淘汰了。

説起作票，傳統的説法有一、臥底法：早期選票箱為木製箱，如投票前就有若干已圈蓋選票臥於其中，又已加以封箱，的確不易查覺，也難怪外界持懷疑態度，後來為釋疑，改為半透明亞克力箱，並規定在封箱前需打開示衆再貼封條封箱，已可消除此方面疑慮。

二、停電法：因往昔投票選舉期多在冬季，截止時間又在下午五時，時天色已昏暗，就傳出有開票中間停電的說法，一可換置票箱，狸貓換太子，二可趁暗塞入非選民圈投之選票，影響結果，此説塵囂日上，在1972年縣市長及省議員選舉時，成功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徴求大學生代為監票時，「手電筒」即為必備工具之一，其實並沒有遇上有「停電」之意外。若有，可能是更早在較偏僻選區之鄙陋作法。

三、灌票法：即時屆投票將屆期之時，查看投票名冊有誰尚未領投票，即迅以別人身份證蓋指模方式詐領其選票，投其所欲支持之人，或選務人員乾脆以十指輪流在選舉人名刪空白處，按指紋領票，投入票箱，以致傳出有人欲領選票，卻發現自己選票已被按指紋領走，有明顯弊端，但有弊卻無處訴，選務主管單位欲糾正歪風，就規定以蓋印章領選票為原則，未帶印章欲以蓋指印者，需主任管理員和監察員簽名旁證，才遏止了此所謂「Do、Re、Me」的彈鋼琴冒領法，此法的確較為常見，曾有作者為文謂其持家人身份證、印章冒領而得逞，筆者長輩為教員，亦親見選務人員在灌票，但孤掌難鳴，只好裝作沒看到。

證之以筆者後來到省議會跑新聞，參閲省選委會所提供全省三百多個鄉鎮市之投票率，居然很多達到百分之九十多的，甚至有99.8%的，諸君信或不信？斯時曾有省議員質詢要求選舉投票後，可公布選舉人名冊若干天，供選民查閲是否有被盜領選票？但時任省民政廳長劉裕猷認為不妥，因事關選舉人有無投票之個資問題，規定一律公布供查閲，有損選民權益，此說不無道理，但也可解釋成作弊盜領唯恐被發現，為此，選務主管機關增加規定，以指印領票者，需由主任管理員及監察員在旁簽名以示負責，就大大減少冒蓋指印領票的可能，因有人簽名負責，出了問題，唯其是問，以往亂蓋指紋冒領票者，只好望而興嘆！

四、虛報法：即票照開選票照計，然報往上級選務中心盡時，卻虛報其統計結果。早期並無手機，照相機亦少，常有現場開票結果，和後來在選務中心所呈現結果，並不相同，糾紛迭生，選務主管機關遂規定投開票所開完票後，須將開票結果張貼於門口，並允許自由照相存證，且通報選舉結果，一律添購傳真機簽名後傳真，才杜絕這種旋乾轉坤的手法，也平息所謂開票統計作票的懷疑。

五、抹紅法：即選務人員手沾蓋選票的紅色印泥，遇對方之選票，則予塗汙毀損，時生爭議，另有偷龍轉鳳法，將甲票唱成乙票，選務機關近年放寬所謂「汙損票」之認定，只要客觀上能認定該選票意欲投給何人者，不論是否有對摺造成小骯髒、蓋到邊框或名字上，皆算有效票，避免錙銖之必較容易衍生之争議，而為防杜將甲唱記成乙，選務人員將選票逐張向觀眾選民明示並唱票，記票員並複誦後記之，已成選務開票之標準動作，且唱票後將某人得票數堆疊一起，最後再小計其得票，再與計票條上正字統計相對照，如此多方交叉複計，要出差錯也難，更不用說大規模「作弊」，應該無機會。何況，現投開票所之人員，多方人馬均存在，誰也不知道誰是何方傾向，明顯作票，豈非自投羅網？

司法掩護黨國「集體作票」

綜上而言，台灣各種選務經幾十年針對可能舞弊缺失的改進，而社會也出現政黨輪替制衡力量，早期一面倒的威權勢力不再，「集體作票」的可能性已經失去，另有一主觀因素，以往會出現集體作弊，是因為黨國威權「所罩」，出了事，司法方面有檢察官和法官䕶著，票箱一經開票結束選票封箱，非法官下令不得打開驗票，於是司法成了作票護身符，不准驗票即可阻止一切懷疑或非法，但1977年底中壢事件因懷疑作票而爆發228以來，首次群眾暴動，國民黨首次感覺作票風險性，可能危及政權，很划不來。

其實，當年選舉，在桃園的一個偏遠地區，有發生一件四百多人「共同居住戶」的選舉舞弊事件，事情是該共同居住戶，其實是某部隊未成家資深士官兵的共同戶籍戶，投開票當天，該部隊戍守外島，並未返台投票，但該投開票所居然開出四百多票、投票率百分之百的「完美投票」，許信良當選縣長後，檢視該年投開票統計，居然發現有投票率百分之百之投開票所，追查之下，才發現這個原投票數是零，卻變成投票率是一百的「幽靈投票所」弊案，移送地檢署偵辦，檢察官一度不予理會，許信良威脅要召開記者會揭發之，檢察官才勉強辦之，後法院將該投票所主任管理員和監察員輕判結案，是台灣第一個大規模有計劃性的作票事件，其實比引發中壢事件之范姜校長引導老人投票情形嚴重多了，但當日並無人發現，事後也少人聽聞，不過，確實是台灣地方自治史上及司法上有明白記錄的事實，值得研究者將之挖掘，詡載史錄，以為存證。

其次，1992年黃信介「元帥東征」花蓮縣選立委，其中國民黨所提名花蓮市長魏木村及其弟魏東河，指示鄉公所員工及清潔隊員共二十幾人，於中午吃飯時間，趁人少而將空白選票帶往廁所蓋上魏木村之票，再藏於報紙中假裝戮壓票箱之選票，而順勢將假選票灌入票箱中，後在開票後，黃信介以63票居於魏木村之後，未能當選，其助選員發現有投開票所，所開出票數多於選舉人名冊之領票人數，群起而包圍縣政府，經縣府、法院和黃信介連夜磋商，以「政治解決」，直接宣告黃信介取代魏木村當選，群眾方才散去，否則可能演出第二個中壢事件。

而翌日起法官依黃信介申請，查驗全花蓮市選票箱，發現魏木村及其弟魏東河縣議員，指示公所員工「灌水」七百多票，遂將主事者四人判刑，未再重選。判刑者如具公務員身分者，當然喪失其公務員身分，未來退休時，不再具領一、二千萬元年金退休俸之資格，此亦為近二十年來，身具公教人員身份者，不願再盲從黨部指示而參與作票矢嚆。

「日頭赤炎炎，隨人顧生命」，故而，花蓮立委選舉作票事件成了壓垮「作票駱駝」最後一根稻草，時任縣長的吳國棟（當過省議員）因負起政治責任而請辭，頗有風骨，而作票之歪風，至此戛然而止，雖不能説百分之百杜絕，但已是無任何誘因、風險特大的作弊法。

時至今日，尚有一些候選人還停留在「窠臼」，認為選舉之作票還存在，仍然在「監票」方面，大下功夫，其實是徒浪費精神，因為現在擔任選務工作的公教人員，多有一、二千萬元退休年金可領，誰也不願再拿鉅額退休金「開玩笑」，所以放心啦！候選人大可放心從事競選，而不必浪費精神於防止結構性的作票發生，而像直轄市選舉，差距超過1％的，則全面驗票（每票繳3元）大可不必，因翻盤機會少於萬分之一也。（現行選罷法規定正副總統，縣市長及區域立委首二名得票差距在千分之三以內者，得繳保證金申請行政驗票，但複數選制的縣市議員或鄉鎮民代表則無行政驗票規定，須走選舉訴訟之途處理）

總結而言，台灣選舉以往是「作票」和「買票」兩票制並軌而行，經過長期鬪爭演化，作票已告式微，萬者不餘其一，可比喻天花之在台灣絕跡一樣，現在出生嬰兒，好像可以免去種牛痘留疤之苦，但「買票」猶如各式各樣流感，在號稱民主制度已臻於成熟國家，買票對於選舉，還猶如過年過節之放鞭炮一樣，難以免俗，成為台灣見怪不怪的奇風異俗，如民主先進國家，知台灣買票歪風猶存，且是普遍還會發生一定作用，而非厭惡排斥，定會深覺台灣民情之不可思議，這與台灣長期受黨國專制思想壓制，買票成為某種「必要之惡」循環之一，至今猶未能自根部拔除，不但外國先進民主國家難以理解，就是本國專研選舉制度之專家學者，亦少有著墨於此，或謂以往台灣受執政黨鼓吹而分派系而治，然現各縣市派系，多已式微零散，那依附派系而存在的買票制度，究竟還有何可所本？司法制度的顔色囿限，或中國自古「刑不上士大夫」的司法傳統，或許是台灣買票劣習依舊根深蒂固的重要因素吧！

君不見本屆立委選舉，有當選人及其太太重涉，但本屆立委任期已過2/3，還未見有審定，説不定四年任期當完了，賄選訴訟猶未審定，這樣的司法，不啻為紙老虎，要拿來匡正選風，緣木而求魚，當買票仍存在各種選舉中，金錢可以公然介入選舉，也難怪「選賢與能」只是理想口號，用錢買來的政權，豈有正當性？今為此文，一方面為台灣選舉在作票方面已近絕跡，而可欣慰告於國人，另方面對於買票仍然猖獗，且不知何解，甚為困惑，假設可賴司法之改革有成，而有所改變，則吾人尚有以待之，否則台灣豈非要永遠受買票荼毒，永難翻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