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事件爆發後，接續而來的血腥鎮壓，也正是鄭州事件和昆明事件的合理延續，所以兩岸實可視為228的前奏曲。論者若能就此一點切入，應可更精確掌握老蔣總統應負罪責，而獨派激進青年等輩年輕世代，也可對這一深具爭議性歷史議題，建立更不容反駁認識。圖為政大蔣中正銅像。圖／程士華

本月11日我在民報網站發表「是否可以不護短」一文，論及獨派激進青年在蔣棺潑漆，曾慨歎該等青年徒知重複反蔣仇蔣人士慣用論調，而「未掌握到老蔣總統無可否認的真正罪責」。有朋友閱後即質問我，略謂你既認為指控罪名難以成立，也意指他另有不容推卸罪責，則你又以為「什麼才是他面對228事件，真正該受譴責理由？」

本文即以當年發生在中國本土兩樁事件作為佐證，以闡明至少以我的認知，何者才是他真正罪責所在。這也是我對該朋友的答覆。

第一樁案例是1941年底，發生在河南鄭州。當地一位軍統局主管奉命他調，某李姓副主管因未得真除，竟含恨糾結同夥將新任主管慘殺。不久又因內訌引發又一次血案，前後共有7人喪命，且有一人是未滿月嬰兒，因母親被滅口同時遇害。

上述這一鄭州慘案未見載諸史書文獻，原是即冷門史料，我也是偶然讀到一位情特人員回憶錄才知。但第二樁發生於1946年7月雲南昆明，李公樸和聞一多兩教授被刺殺事件，則是曾轟動全國重大史實。事由先是李發表激烈演說抨擊政府，即被當街狙擊殺害，不出數日聞也因痛批李遇害事件遭逢同一命運。而根據事後調查，兩人的死因，應是衛戍當地軍事將領不能忍受反政府言論，為洩憤或邀寵將兩人殺害。

鄭州事件和昆明事件，雖不是死傷千百人重大慘案，卻都具有極不尋常象徵意義，顯現出當年中國本土的無法無天的黑幫風尚。蓋以無論情特人員結果擅殺主管，或駐軍將領口族令刺殺知名文化人，都不是現代文明法治社會能有現象，而中國在戰時和戰後發生這兩起駭人醜聞，顯示其距離文明法治尚遠。所以其後之發生228事件也不足為異。鄭州事件和昆明事件，應也可視為228的前奏曲。

然而當時以及其後軍方以及情特人員所表現目無法紀，任意殺人作風，又是在誰人領導統轄下形成，是受到誰人「身教」影響？這也應該是老蔣總統不僅對228事件，也該對中國本土歷史應負的罪責。可惜論者多未發掘到，或至少是忽視掉這一層面。

國人談論228事件，論及老蔣總統應負罪責，所舉理由多是想當然耳的推論，而欠缺真正一針見血直接證據，說來恐不能令公正史家信服。

例如論者常提及一樁事實，是明顯應為事變負責的陳儀和彭孟緝、柯遠芬等人，事後並未受到懲處，彭孟緝且一路高升幹到參謀總長，所以老蔣總統顯然必是指使鎮壓屠殺台民元凶。

但必須注意的是，包庇袒護犯有重大過失部屬，原是他老先生一貫作風。如二次大戰初期，湖南軍政當局曲解所謂焦土抗戰，自行放火燒掉長沙城，結果應負主要責任省主席未被槍斃，其後反被任命為所謂西北行轅主任，總管西北各省軍政。又如國軍在東北先盛後衰，最後以喪師40餘萬失敗結束，先後主持作戰的熊式輝、陳誠捍衛立煌，也均未受到懲處，陳誠且一路高升到副總統職位。凡此應皆具其苟且姑息風格。

所以老蔣總統放過陳彭柯等人，所顯示是他的昏庸，但並不足以證明他是主謀元凶或認可各該人的犯行。

再如國人時常提起當時派遣陸軍21師增援一事，論者常因該師部隊以機槍掃射碼頭良民，指稱蔣是派軍屠殺人民。但應注意的是，他決定派兵增援，是應陳儀請求，協助鎮壓「奸匪」，而非要來屠殺人民。

老蔣總統一生，確有不少殺人紀錄，初出道即策畫暗殺掉革命領袖陶成章，但終其一生並無縱兵屠殺平民案例。他相信陳儀所說「奸匪」作亂，明顯是未加深思細查，而他對其後發生種種暴行，也可能是同樣輕信報告受到矇蔽。然而若真有這一現象，應也不是意外，他在指揮剿共各戰役，也是不時受到不實報告愚弄誤導。所謂英明領袖也非事實英明，甚至不英明案例更多過英明，否則也不致敗退到台灣。

然而就228而言，所謂老蔣總統是元兇血腥屠夫之說，確實很難令人信服。反蔣、仇蔣人士不斷強調，反而易使國人而尤其是年輕世代，忽略掉他真正該負的歷史責任。

前文所提鄭州事件和昆明事件，前者是情特人員自相殘殺，當然不是老蔣總統指使，後者發生時正是他竭力爭取美國好感，協助他對抗共產黨關鍵時刻，他再愚蠢也不致唆使殺害知名文化人，激起美國社會反感。所以兩起案件他都並無法律責任可言。

然而他雖無須負法律責任，卻有無可推卸的道德責任和政治責任。兩起事件之所以發生，歸根究柢都是起源於他奪得政權後，即「以身作則」樹立起目無法紀無法無天風氣，也因而孕育出軍特幹部肆意胡為現象，以致才有軍統人員自相殘殺，以及軍頭刺殺文化人事件。

228事件爆發後，接續而來的血腥鎮壓，也正是鄭州事件和昆明事件的合理延續，所以兩案實可視為228的前奏曲。論者若能就此一點切入，應可更精確掌握老蔣總統應負罪責，而獨派激進青年等輩年輕世代，也可對這一深具爭議性歷史議題，建立更不容反駁認識。